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评介

时间：2025-05-29访问：102来源：历史铺

本书是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最新编撰的一部论文集。
　　本书为台湾高明士教授策划并主编的《隋唐文化研究丛书·历史篇》之一种。高明士教授为本丛书所作《总序》，称：“由於时局及环境关系，经济史方面非为台港学者之所长。”为此，他特邀大陆学者赐稿。而我们知道，武汉大学为国内研究唐代经济史的重镇，陈国灿教授为国内研究唐代经济史的名家。因而，由陈国灿教授承担本书的编撰，自是众望所归。
　　本书共分八章，也就是八篇论文。其中：
　　第一章《武周圣历年间的勘检田亩运动》和第二章《武周长安年间的括户运动》，是根据《武周时期的勘田检籍活动——对吐鲁番所出两组敦煌经济文书的探讨》（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吐鲁番旧出武周勘检田籍簿考释》（同前）二文，重新组织并补充修改而成。我们知道：唐代实行均田制不久，由於种种原因，就出现了农民“受田不足”和官僚地主“占田过限”等两极分化问题。同时，逃户问题也日益严重。特别是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天下户口，亡逃过半”。为了维护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兵役、劳役来源，武周政权势必会采取某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武周政权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前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武周圣历年间敦煌、高昌二县勘检田亩案卷，在池田温先生研究的基础上[1]，进一步证明，在武周圣历二年（699年），确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勘检田亩运动。後文根据吐鲁番出土武周长安年间敦煌、交河等县检查户籍案卷，在唐长孺先生研究的基础上[2]，进一步证明，在武周长安二至四年（702～704年），确曾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括户运动。陈教授认为：这两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的成果，但从当时情况看，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均田制瓦解和户口逃亡的趋势。以至到了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还要奉旨进行更大规模的括地括户运动。就此而言，实际上已经预示均田制末日的到来。
　　第三章《唐代後期的请田制度》，小部分取材於《德藏吐鲁番出土端拱二年归义军都受田簿考释》（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大部分为重新改写。我们知道：唐代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为了不浪费“宽闲之处”的土地资源，还实行一种“计口受足”以外的所谓“请占田制”。这就是《唐律疏议》卷一三所说：“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这种制度，陈教授简称为“请田制度”。并认为：这种“请田制度”，由於所请之田最终都成为永业，故其本身具有私田的性质，属於土地私有制。这种土地制度，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国家法令首次承认，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全面认可，终於取代了均田制。但这种土地制度，如何实施，有何规章、程序，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本文根据敦煌所出归义军时期（唐代晚期至五代宋初）的一批“请地状”和“都受田簿”，认为：当时，只要是“不办承料”（即没有承担官府赋役）的土地，无论是无主还是有主，百姓均可请占并“办承料”。无田少地的百姓，只要向地方官府呈上有关“请地状”，说明自己的田亩状况，打算请占的土地的情况，地方官府根据该状进行调查核实，即可批准请占并允许入户。但在此之後，官府还须定案，也就是建立“都受田簿”。联系上述情况，该簿的制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百姓自行申报请受田的数额、方位，第二阶段由县署对民户请受田作出综合性的统计，第三阶段将请受田簿由县送到使衙，由使衙钤朱定案。还认为：归义军政权虽然割据西北一隅，但其推行的请田制，却应看作是唐代晚期至五代宋初，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的请田制的一个缩影。
　　第四章《唐代的租佃契与租佃关系》，由《中国古代租佃关系与租佃契约浅论》（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从敦煌吐鲁番所出租佃契看唐代租佃关系》（待刊）二文合并改写而成。关於我国古代的租佃契与租佃关系，中外学者曾经作过很多研究。陈教授的研究较为独特，是先从租佃关系着手。他将我国古代的租佃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一）国家与农民的租佃关系。即国家将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对国家承担赋役。这是一种带有超经济强制的租佃关系。（二）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关系。即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农民向地主缴纳租税。这也是一种带有超经济强制的租佃关系。（三）农民与农民的租佃关系。即农民由於土地零散，距离远近不一，为了追求效率，就近耕种，而产生的一种互佃类型。这是一种互利的不带超经济强制的租佃关系。然後，再根据吐鲁番及敦煌出土的众多租佃契，分析有唐一代复杂的租佃关系。本文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根据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分析唐代均田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认为：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大多都是均田农民之间的土地租佃契。租佃关系虽分小土地出租、富户赁租、换地佃种等三型，但实际上都属於前述第三种类型。第二部分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其它文书，分析唐前期官田与私田的租佃关系。认为：官田大致包括屯田、驿（馆）田、公廨田、职分田，农民可以租佃，但没有租佃契，租佃关系属於前述第一种类型；私田主要为大地主及寺观的田，农民亦可租佃，也应有租佃契，租佃关系属於前述第二种类型。第三部分根据敦煌出土的租佃契，分析唐後期请田制下的租佃关系。认为：在请田制实行之初，由於土地买卖不受限制，土地的租佃反而不如均田制实行时期那麽频繁。但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的加深，土地的租佃又会兴旺起来。
　　第五章《唐代的“地子”》，源於《略论唐五代的各类“地子”及其演变》（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 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关於唐代的“地子”,中外学者也曾作过很多研究，大致有地租、地税、户税、义仓税等多说。陈教授的见解与之不尽相同。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谈唐代诏敕中的地子。认为：所谓地子，实际指农作物的子实，亦即土地的收获物。又可称为苗子。在唐代诏敕中，有义仓地子、职田地子（百官苗子）、屯田地子（营田苗子）、两税地子之区分。义仓、两税地子均指地税，职田、屯田地子均指地租，含义也不一样。第二部分谈吐鲁番文书中的地子。认为：吐鲁番文书的绝大部分，时代都在两税法实行之前，因而前述各类地子，除两税地子外，均见於吐鲁番文书。不仅如此，还新见赐田地子、公廨地子等官田地子。含义与前相同。第三部分谈敦煌文书中的地子。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地子：时代在两税法实行之前者，内涵与前述吐鲁番文书所见地子相同；时代在两税法实行之後者，吐蕃占领期间指突税，归义军时期指地税。而同时，文书所见地税，实际是指户税。
　　第六章《唐代的民间借贷》，源於《唐代的民间借贷——吐鲁番敦煌等地所出唐代借贷契券初探》（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关於唐代的民间借贷，中外学者也曾作过很多研究，但分类互不相同，研究角度颇有差异。陈教授的分类与研究角度较具特色。本文根据吐鲁番、敦煌等地所出借贷契券，先分唐代的民间借贷为生息（举取）借贷、质押借贷、物力偿付借贷、无息借贷四种类型，然後主要从剥削及各种关系等角度对唐代的民间借贷进行探讨。认为：生息借贷的剥削率，政府规定每月为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民间则每月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甚至更高。质押借贷、物力偿付借贷的剥削也非常严重。便贷契与举取契不同，二者的区别，在於前者是限外生利，後者是限内生利。民间借贷常以土地作为物资保证，说明民间借贷与土地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债权者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债务者的整个家庭都承担偿债的义务，二者的关系很不平等。等等。
　　第七章《唐代的典当业——质库制度》，源於《从吐鲁番出土的“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我们知道：典当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行业。唐代的当铺称为“质库”，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生意兴隆。但如何经营，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本文则以吐鲁番出土的一件“质库帐”为中心，对唐代的质库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这件“质库帐”，时间大约在龙朔二年（662年）至永昌元年（689年）间，属於长安新昌坊内或邻近一带某质库的帐历。该质库的经营，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制度。大致而言：有人持物质举，要在帐上登记物品的色目、数量，质举人的姓名、年龄、住址，以及质举的时间，取钱的数目。质举人举钱数目较大，还得自己在帐上签名或画押。质库给质举人“质钱帖子”作为赎物凭证。质库收到质物，均分类存放，并按时清点。质举人持钱赎物，也要在帐上注明赎付的时间，并予勾销。逾期不赎，可以下架出卖。当时，政府规定质库营利率，每月不得超过百分之五。该帐披露的营利率，与此基本符合。质举人大多都是劳动群众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质物都是绢布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该帐再现了唐代长安贫穷百姓在困苦生活中挣扎的画面。
　　第八章《唐代的盐户》，源於同名论文（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本文主要根据传世文献，对唐代盐户的类别及盐业的生产，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认为：唐代对於盐户，也就是合法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户，因种类不同而称谓各异。从事海盐生产的人户主要称为“亭户”。从事池盐生产的人户主要称为“屯丁”、“池户”或“畦户”。从事井盐生产的人户主要称为“灶户”。他们中的大部分原是农民，或被差配，或被召募，来到盐场，从事盐业生产。大历末年，天下财赋之入，“盐利过半”，可见榷盐收入在唐朝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之大。而盐户受“盐法”的管制，“盐籍”的束缚，不仅对产品无权支配，所得报酬也极微薄。在此情况下，他们只好铤而走险，从事私盐生产。当时从事私盐生产的人户，被称为“盗煮者”、“私盐犯”、“刮硷煎贼”。唐代後期，盐法愈精密，刑律愈严急，盐户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就愈尖锐。当盐户将这种斗争由隐蔽转而为爆发性的反抗时，也就预示着唐朝财政基础的大崩溃。

　　综观本书八章，除最後一章《唐代的盐户》外，都是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进行研究的成果。陈教授作为《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重要成员，《敦煌学大辞典》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对吐鲁番、敦煌文书的熟悉和理解，自应较一般研究者更为全面和深刻。加上陈教授重视传统史学，传世文献功底亦甚深厚。讨论唐代经济问题，旁徵博引，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均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以此为基础，见解自然新颖，结论也容易为人接受。其中，关於“地子”和“质库帐”的考证，均属不刊之论。而关於武周圣历、长安年间勘田、括户运动的议论，以及唐代後期请田制度的描述，也都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一些解说，也是目前所见最为妥当的。譬如研究租佃契与租佃关系，曾引吐鲁番出土麴氏高昌《延昌二十八年（588年）王幼谦夏镇家麦田券》云:“夏镇家细中部麦田贰拾伍亩，亩与夏价麦贰斛柒斗，租在夏价中。”其中，既已“亩与夏价麦贰斛柒斗”，为何又称“租在夏价中”，确实令人难以理解。吴震先生曾根据高昌租佃契有“赀租百役，耕田人悉不知；渠破水谪，田主不知”或“赀租百役，仰田主了；渠破水谪，仰耕田人了”等惯语，释为：“田主为‘镇家’者，则云‘租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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