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人文学与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年以前，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现阶段北京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理工传统培养出来的人才），而参加会谈的美国的十位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Neil Rudenstein）是研究英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学的，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Richard Levin）是研究经济的，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George Rupp）却是一位神学家。」1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有可能影响大学社会批判功能的强弱，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就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杜维明，2002）。尽管人们认识到建设一流大学最关键的是学校的运作机制。但是，在「机制」一时无法改变之前，人们同样清楚，而且「几乎所有领导都强调，选好领导班子是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中的关键」（朱清时，2003）2。可见，选择甚么「背景」的人担任大学校长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大学校长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Thwing Charles Franklin所著《高校校长》（1926）描述了高校校长必须培育的各种内外关系，校长作为个人和专家必须培养和展现的各种素质和特征，分析了校长岗位的风险和收获，以及如何实行有效的领导等问题3。Schmidt, G. P.在《旧时的大学校长》（1930）一书则讨论了1760年至1860年间的美国学院院长们，讨论了他们的职务，考察了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爱国者、管理者、改革者、学生招募者、筹资者、反动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 W. Stoke所著《美国大学校长》（1959）一书详细论述了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变化。他认为，大学校长已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成为「经理型」的校长5。Cohen Michael D.与 March, James G.合著有《领导与模糊：美国大学校长》（1974，1986）。在该书中他们论证说，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是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因此大学校长很少能做成甚么事情6。Kell, Clark 和Garion L.合著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时间、地点、性格》（1986）通过对对若干大学校长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800次访谈，揭示了大学校长的经验与期望，探讨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长们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决策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鉴于大学校长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对美国高校校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了美国大学校长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1988）8。其最近的调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学」，这些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 Corrigan，2004）9。当然也未见国外的校长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间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