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为什么讨厌白居易？

文章中提到唐代诗人之间相互推重的情况并不多。例如，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对他所敬仰比自己更有名的诗人白居易的情况也不多。杜牧并不是目空一切、妒贤嫉能、心胸狭隘的人，而是一个头脑清醒、喜扬人善、心胸宽阔的人。 在杜牧和张贺等人的诗歌中，杜牧都曾经得到过杜甫的高度赞扬。例如，对前辈诗人杜甫、韩愈的诗歌，他有“杜诗韩文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两句诗。对于稍早于自己的李贺，同龄人李商隐、张祜等诗人，他也曾经毫不吝啬加以赞美。 年轻的时候，杜牧专门学习过李贺的诗。关于张贺，他写过“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两句诗。但是，在《献诗启》一文中，表明自己创作诗歌的态度是：“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绮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 杜牧对元稹、白居易的诗歌是很不感冒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文章中提到，杜牧对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很不感冒。这样不客气地鄙视早于自己几十年、跟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前辈著名诗人，而且是跟自己一样都喜欢描写男女风情诗歌的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那么，原因何在呢？有论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元稹、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当时流传不广，杜牧没有看到。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以元稹、白居易当时的诗坛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诗歌作品应该是每一篇写出，都会立即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决不可能出现整整一大类作品没能得到传播的情况。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说的，自己的讽喻诗“固不敢陈露于人”。原因也并非“罪尤是惧”(害怕被朝廷怪罪)，而是自己觉得“词直气粗”，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是谦虚的说法。 众所周知，唐朝的文艺政策十分自由，文艺环境十分宽松，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的限制，不曾有一位诗人曾经因言获罪。再者，倘若元稹真的害怕这类诗歌会给自己惹出祸害，他也不会傻到要告诉宰相令狐楚自己写过这一类作品。另外，元熨其人，显然不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噤若寒蝉的性格。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的“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只能说明，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当时人应有的重视;而不能证明，这类作品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播。可以肯定，杜牧是看到过元熨、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作品的。 杜牧之所以这样极力排斥元熨、白居易的诗歌，除了不欣赏他们过于浅显、通俗的语言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元熨、白居易为人处事的强烈不满。具体地说，主要是元熨、白居易曾经压抑过杜牧所欣赏的诗人张祜。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时，张祜到杭州，希望他能贡举自己去参加进士考试。不料，白居易在经过一番考试之后，取另一个举子徐凝为解元，并没有取当时已经名满江南的张祜为解元，以至于张祜日后未能考中进士。令狐楚十分欣赏张祜的文才，曾经亲自起草奏章，竭力举荐张祜，称赞其诗歌为“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但是，当皇帝想要启用张祜，征询元熨意见时，他回答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并以录用张祜可能导致天下“风教”沦丧，加以阻挠。真实原因，当然是元熨故意压制政敌令狐楚赏识的人。因此，张祜一无所获，黯然离开京城，过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一生都以白衣身份四处漂泊。杜牧虽然直到做池州刺史时，才跟张祜第一次会面。但是，他对张祜的诗歌才华，早已心生敬佩。见面后，复意气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因此，杜牧对元熨、白居易非常不满，感情的天平始终向张祜一边倾斜。 文章中提到，杜牧对元熨、白居易的诗歌很不感冒。这种态度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文章中提到，杜牧对元稹、白居易的诗歌是很不感冒的。这样不客气地鄙视早于自己几十年、跟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前辈著名诗人，而且是跟自己一样都喜欢描写男女风情诗歌的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那么，原因何在呢？有论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元稹、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当时流传不广，杜牧没有看到。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以元熨、白居易当时的诗坛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诗歌作品应该是每一篇写出，都会立即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决不可能出现整整一大类作品没能得到传播的情况。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说的，自己的讽喻诗“固不敢陈露于人”。原因也并非“罪尤是惧”(害怕被朝廷怪罪)，而是自己觉得“词直气粗”，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是谦虚的说法。 众所周知，唐朝的文艺政策十分自由，文艺环境十分宽松，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的限制，不曾有一位诗人曾经因言获罪。再者，倘若元熨真的害怕这类诗歌会给自己惹出祸害，他也不会傻到要告诉宰相令狐楚自己写过这一类作品。另外，元熨其人，显然不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噤若寒蝉的性格。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的“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只能说明，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当时人应有的重视;而不能证明，这类作品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播。可以肯定，杜牧是看到过元熨、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作品的。 杜牧之所以这样极力排斥元熨、白居易的诗歌，除了不欣赏他们过于浅显、通俗的语言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元熨、白居易为人处事的强烈不满。具体地说，主要是元熨、白居易曾经压抑过杜牧所欣赏的诗人张祜。 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时，张祜到杭州，希望他能贡举自己去参加进士考试。不料，白居易在经过一番考试之后，取另一个举子徐凝为解元，并没有取当时已经名满江南的张祜为解元，以至于张祜日后未能考中进士。令狐楚十分欣赏张祜的文才，曾经亲自起草奏章，竭力举荐张祜，称赞其诗歌为“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但是，当皇帝想要启用张祜，征询元熨意见时，他回答说“张公约雕虫小巧，壮夫不为”，并以录用张祜可能导致天下“风教”沦丧，加以阻挠。真实原因，当然是元熨故意压制政敌令狐楚赏识的人。因此，张祜一无所获，黯然离开京城，过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一生都以白衣身份四处漂泊。杜牧虽然直到做池州刺史时，才跟张祜第一次会面。但是，他对张祜的诗歌才华，早已心生敬佩。见面后，复意气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因此，杜牧对元熨、白居易非常不满，感情的天平始终向张保修一方倾斜。 文章中提到，杜牧对元熨、白居易的诗歌很不感冒。这种态度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