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洋钟表走向现代

标题：明清时期广东钟表工艺与艺术价值 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其中，广东作为中国南方的重要经济腹地，更是吸引了大量的西洋物品和艺术元素。 广州地区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了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力图进入内陆传教的活动，他们在广东等地寓所陈列自鸣钟等西洋奇器。自鸣钟集报时、音乐和机械运作于一体，精思神巧，富有情趣，将之赠送给中国官员并进而献给皇帝，实现传教目的，最为合适。 清朝时期，清朝皇帝对西式钟表表现出了喜爱之情。康熙对西方科学有特别的兴趣，喜爱收集西洋钟表，在清宫造办处自鸣钟处下设制钟作坊，聘请西洋“有技艺之人”专门仿制、维修西洋钟表。雍正似乎更强调西式钟表的用途，钟表作为计时工具在宫中被普遍应用，皇帝居住、办公以及常出入的宫殿都有钟表的陈设，雍正出巡时还会有太监携带钟表服侍皇帝。 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对钟表的喜爱超越了实用价值，从而作为奇巧珍玩来观赏。他命广东官员不惜重金从海外搜罗，并在宫中亲自指挥制作，使钟表的收藏和制作在此时均达到了清代的高潮。 嘉庆年间钟表与其它珍玩被列入禁献名目。此后的皇帝虽依旧对钟表表现出兴趣，但外国势力侵扰，国力不济，宫中钟表的进贡、制造、收藏锐减。 在传教渠道之外，随着中西贸易在广州常规性地展开，尤其乾隆年间“一口通商”制度确定，西洋钟表贸易在广州也日渐繁荣。宫廷对钟表的喜爱超出对实用价值的追求，将之视为高雅奇巧的珍玩，直接促使沿海地方官员不惜重金从海外搜罗，乾隆四十九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共130件。官宦显贵之家对西洋钟表的追捧，不仅吸引西方钟表商直接来广州贸易，还催生了广州本地钟表业，出现了以融合中西文化、使用烧珐琅为特色的精致“广钟”。广州不仅是西洋钟表贸易之地，也成为中国少数几个钟表制作中心之一。广州本地钟表制作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早年本地技师的技术水平一般。 乾隆年间编撰的《广州府志》称：“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不过，富有创新精神的广州钟表匠，努力学习新技术，到乾隆时代，他们创造了既有浓厚中国色彩又带有西方艺术风格的广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钟表制造业，成为达官贵人喜爱的陈设收藏，为国内钟表制作之翘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