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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虽然对佛教有一定规范和扶持,但对道教也有一定的排斥。当时道教流派主要是正一道和全真道。清朝统治者在笼络汉人的同时,也利用道教进行政治和文化上的打压。 顺治时期要求正一道“不得惑乱愚民”,对全真道在北京的阐教活动予以支持。康熙认为长生久视於世道无补,求方药是愚蠢的,对正一道首领照例行封赐。雍正提倡三教各有所长,缺一不可,故对道教的功用也给予肯定,优礼天师後嗣及龙虎山道士娄近垣。 乾隆时期认为正道的组织发展限制过于严格,道教的地位不断下降,组织发展基本停滞。教理教义毫无创新。乾隆将正一道的组织发展限制在龙虎山,禁止到其他地方传道授箓,又将正一真人上京朝觐,正一道与统治者的关系被隔绝。 然而,从乾隆开始,满清皇室对道教的贬抑越来越强。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他将正一真人的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对道教的活动限制不断加强,嘉庆、道光皇帝对张天师的地位继续贬降。 鸦片战争后,国家落后衰弱,道教更是江河日下。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地区原本昌盛的道教。娄近垣是清朝正一道中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著有《龙虎山志》等,他提倡三教合一,特别融合禅学,主张性命双修,从无心、无住、无为为要点的性功入手,继而炼化精气来得道成真。清朝正一道的地位很低,但在民间影响很大,乾隆废除度牒制度后,传播到东北、新疆、台湾等边远地区。 全真道在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呈复苏之势。北京白云观方丈王常月以振兴教门、光复祖风为己任,开始了振兴全真道的阐教活动,吸引了大批道士到北京求戒,并率弟子南下传教,在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建立支派。王常月是“龙门中兴”之祖,他的宗教思想体现《碧苑坛经》、《初真戒说》上,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无相法门,“戒行精严”是他的修道思想主体,又是他振兴龙门派的主要措施。全真道在内丹学上成绩斐然,闵一得、刘一明著书立说发展丹道,李西月著有《三车秘旨》、《三丰全书》等,建立了内丹西派;柳华阳继承了明末伍守阳的内丹思想,形成了伍柳派。清朝全真道也走向了世俗化和民间化,兼行斋醮祈谴,谋取香火收入。 鸦片战争后,清室加封了一些道教神仙,如吕祖、文昌、关帝、妈祖等,促进了民间信仰的盛行。各种民间宗教延续明末的热潮,虽然派系繁多、思想复杂,但都与道教思想和组织有很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变相的道教,如义和团、黄天教、红阳教、八卦教、混元教、天理教等。 总的来说,清朝统治者对道教有一定的规范和扶持,并在笼络汉人的同时利用道教进行政治和文化上的打压,导致道教的地位不断下降,组织发展基本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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