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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历史上的“万国宾客”免费招待计划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位皇帝杨坚以其无私和高超的决策而闻名。他规定，凡外来客人到来都要给皇家纳贡，但这些费用一旦皇家结不了账，就会落在店家头上。 利玛窦是中国著名的传教士，他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的理解。在利玛窦看来，中国并非西方中心论的妄自尊大和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而是一种向世界朝贡。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利玛窦在他的著述中写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外交官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 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 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利玛窦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优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 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中国札记》所说，“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利玛窦认为，中国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祖先的法制。”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 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