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场烽火连天：甲午战败原因分析探究

在晚清后期，由于党派争斗清廷内部清朝后期，以光绪帝恩师翁同敞为首的清流派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李鸿章虽有宰相尊称，但当时清政府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空有宰相的虚名，但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召见，不得擅自进京。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敞为首，掌管军机处和翰林院，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敞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敞，眷倚尤重”。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利润率就向翁同敞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前期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作为翁同敞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胜少负多，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并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立即慌了手脚。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海外围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为了攻举报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