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vs章炳麟:国之大器对决!

日本友人得知村田式快枪，即转告章炳麟和宋教仁，并由章炳麟径用明码电报打到香港中国日报，说械劣难用，要求停止另外购。孙中山认为他泄露了军事机密，非常恼火，便由胡汉民写信至本部谴责章炳麟，声言要执行纪律。继而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再干预军事问题。孙中山并致函宫崎寅藏，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辉、和田等，日本方面的工作要宫崎一人“力任其难”，同盟会本部、民报社中人，均不必与之商议。刘揆一因而函告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警语，要冯、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孙中山复函：“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并表示，辞去总理一职可以，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炳麟承认错之时。黄兴写复函则谓：“革命力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黄兴的态度平息了同盟会的内讧。但孙中山从此不愿再过问同盟会本部工作，同盟会组织遂日益涣散。 孙中山虽然对日本友人之言深感不满，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和主张，通过自身的行动影响和支持革命运动。孙中山的这些行为体现了他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他在革命战争中的一种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