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炎反腐成效显著：廉政建设显真功实绩

为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措施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资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 在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李炎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是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资，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却断然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