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独立思考，信仰自由的典范

标题：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简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学术研究涵盖了各个领域，并且对宗教也有过深入的研究。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梁启超与佛教的不解之缘始于1890年春，在陈千秋的引荐下，他访问康有为，当时的梁启超已经中举，年少有为。两人见面后，相聊甚欢，康有为忽而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对梁启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震动了沉醉于科名之喜中的梁启超。 在梁启超的早期生活中，他受好友们的熏陶，从佛学里安心立命，用佛学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通过佛教救国救民、世界大同的远大政治抱负，他在《复友人论保教书》中指出：“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国受范于教，肉食听命于匹夫。”这充分说明了他对佛教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信仰。 梁启超在1895年北上进行维新变法时，与谭嗣同、江孝通、曾刚甫等人结交。他们之中不乏好佛之士，他们在文酒之会不辍，更喜谈佛学。这些人的影响对梁启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佛教信仰不仅从未动摇，而且逐步加深。他以佛教慈悲普度的精神、博大精深的内涵实现救国救民、世界大同的远大政治抱负。他的《内典》中也明确表达了他对佛教的信仰，并且认为佛教是已。 1902年，梁启超认为佛教“广大深微”，并推崇佛教为中国立国之宗教。“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人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至此，梁启超肯定了佛教在救国救民中的巨大功能与价值。“谓孔不如佛之备也可”从梁启超留下的文字来看，1902年后他的佛教信仰不仅从未动摇，而且逐步加深。 1904年，梁启超发布《余之生死观》，这也是他的信仰宣言。“人死而有不死者存”、“谓凡造一业，必食其报，无所逃避”、“一则以善业之不死者遗传方来，而使大我食其幸福；一则以恶业之不死者遗传诸方来，而使大我受其苦痛”。这充分说明了他对佛教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信仰。 逃亡日本时，梁启超也未曾中断与佛教挚友的交往。“昨因心事烦扰之极，偶一读《内典》，以收摄之，故有感触，忽起念托购经论，函想已收。不如意事，纷沓并接，心如辘炉，并文字亦不能成一称意者。治心之学真荒落，奈何奈何。”佛教的苦空无常思想，给仕途失意、漂泊在外的梁启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慰藉。“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自1918年起，梁启超师从林宰平修习净土宗，对佛教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1918年至1920年的欧洲之行，让他重新审视佛教文化的价值，欧洲之行结束后写下代表着作《佛学研究二十篇》。 梁启超编着的《中国佛教史》，对佛教文化作出全面系统的论述。此外，他还前往金陵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竞无讲解唯识等大乘经典，即使病中也按期前往，“方知有真佛学”。他在《清代学术概论》就自认：“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生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 晚年的梁启超闭门谢客，专心研习《圆觉》、《楞严经》、《成唯识论》等，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也说“我现在把病杜门谢客，号称静养，却是静而不养，每日读极其深奥的《成唯识论》，用尽心思”，“我笃信佛教”，“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梁启超还时常将佛教理论向青年介绍，并且妻子也深受其感染，“病中忽皈依佛法，陨前几日，命儿辈为诵法华”。。“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此“内发的心力”对梁启超而言即是佛教。他也正是通过佛学来实现救世、救心与救学理想。 梁启超的一生，为佛教史研究以及佛教经典考证作出巨大贡献。同样，佛教中无常无我的认识论也对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