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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官员,他的直言敢谏深受唐太宗的赞赏和认可。他曾经多次向唐太宗上书,并且在奏疏中提出过对朝廷军国大事的一些建议。他的直言极谏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魏徵在位期间,为了纠正隋末战乱的错误,他规劝唐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同时,他也建议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他还提出过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 魏徵在上奏时常常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八月,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 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辩论,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 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 又说魏徵“每廷辱我”。 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 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 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喻,博约连类,皆前代的竞争臣之不至者。”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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