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的文学贡献与辉煌成就

“七子”：建安文学时期的重要代表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曹孟德三曹一起，共同构筑了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诗、赋、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取材范围更加广泛，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抒情色彩愈益浓厚。 这种时代风格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它们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体诗。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这一创作倾向和时代风格。其次，这些“七子”的优秀作品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作品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再者，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可贵的创新性。 作为建安文学时期的重要代表，“七子”的散文名篇颇具特色：孔融的《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的《移豫州檄》等，都具有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集有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诸多集部，这些作品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 此外，“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刘桖、陈琳等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七子》的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建安七子集》也收录了这些作品的书籍。 纵观“七子”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期作品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然而，“七子”的创作在积极、健康的内容占主导地位，不乏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