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对元好问的个性化解读

《遗山与诗道》：元代文学家徐世隆评说遗山先生之诗文品格——其法度、文体及格调皆为一代宗师。徐世隆以“大较遗山”四字为笔，勾勒出遗山诗文的独特风貌：李杜、韩欧、乐府等派各具特色，又互鉴兼收，体裁各异而格调高远；其风格清丽中带沉郁，如赵秉文、王若虚之作。此观既非对东坡或稼轩的简单模仿，也非后人仿效元代之弊。遗山先生在诗歌创作中虽不乏奇崛与巧思，但更以“出新意”著称，如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晚年尤以著作自娱，以文章独步数百年。 徐世隆进一步指出：文为韩愈之排（阙），而诗得杜甫之沉郁，逊其渊永；东坡之后，继之以元子，非东坡之流亚也。遗山先生虽不拘泥于“奇字新意”，但以“沉痛快”著称，与赵秉文、王若虚并为一派清高。如此才雄学赡的遗山，其诗文史学萃于一身，非元明之后无与之颉颃者也。 近代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则指出：遗山先生之诗文风格独特而深远，不作晦事、新奇字，而是“巧缛而不斧凿”，以平实见长句；其乐府之调虽略用古题，然非拘泥于形式，而是“杂弄金碧，糅饰丹素”。如此才雄学赡的遗山，其诗文史学在当代仍具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