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思想核心孕育期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一时期陷贼与为官的矛盾交织，国家岌岌可危。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彼时进行的战争乃关乎国家存亡的自卫之战。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再一味地反对，而是积极倡导抗战。 他哀悼着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告诫文武官吏应“戮力扫搀枪”。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他的忧患意识，更是对人民疾苦的高度关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感。同时，杜甫也借助于深入人民生活、投入实际斗争，写出了大量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哀江头”以悲切之情抒发对国破家亡的痛心；《三吏》则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战乱中的荒凉景象；《悲陈陶》《哀春望》、《羌村》、《北征》等作品更是展现了他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此外，杜甫在漂泊期间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其创作的最高峰——创作出一千多首诗。《登岳阳楼》中“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以景结情，抒发国家危难之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则通过听觉触发，描绘了官军收复蓟北的喜讯，展现了杜甫的爱国情怀；《又呈吴郎》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等作品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对国家的思念和对人民的关切。 在漂泊十一年中，杜甫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爱和劳动人民往来，憎厌官僚；但也经常忧心国家安危，不放松创作。他在生活上虽苦，但始终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满目悲生事”，七十五年代七月，杜甫弃官赴成都后，“生涯似众人”的生活延续了十余年，他对国家和人民怀有深深的眷恋与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