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开启乡村生活新篇章

乡约是邻里乡人与奉官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之间互相劝勉共同遵守的制度，旨在保障乡土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的理想。在历史发展中，“乡约”有多个起源，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周礼·地官·族师》和北宋学者吕大钧、吕大临制定的“蓝田公约”。这一规定具有四大宗旨：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它所包含的十四项内容，涵盖了诸多方面，为邻里乡人提供了良好的行为准则。 吕氏乡约最早可追溯到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制定的“蓝田公约”，这一制度在当时具有重要作用。在关中推行期间，该公约虽未久立不衰，但受到金人所灭，很快被遗忘，但在南宋后逐渐被朱熹重新发现并编纂出版。明代时期，朝廷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南赣乡约》应运而生，影响最为广泛。 明嘉靖年间（1522～1566），朝廷推广王阳明之法。《南赣乡约》与《吕氏乡约》在内容上虽有相似之处，却也有显著差异。王阳明于1518年颁布的《南赣乡约》，是一个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而吕氏乡约则由户部管理，主要职能为教养和缉盗安民，社学专门用于教养与救济，保甲、社仓也服务于教育。这种分权的模式破坏了乡治的整体性，各系统各自独立运作，形成了各自为政的秩序。 清朝时期，随着满清入关及农民起义的影响，部分乡约被重新审视和修订。清代乡治在明代的基础上进行了分割，主要表现为分保甲、社学与仓等功能，使乡规制成为宣讲圣谕的“讲政”而非单纯的政治教育。这种变化体现了明清以来汉人和满人推行的乡治和制定乡约大多明文化的特点，多数仍保留官主官治的传统色彩。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壮族地区历来流行的乡治乡约与汉族地区不同，主要体现在其历史背景、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定位上。壮族的聚居地多为穷乡僻壤的山区，这些地方因自然条件恶劣，“封建制”或“郡县制”等行政模式难以施展，故自古以来形成了如“都老制”、“村老制”、“寨老制”及头人制的传统社会组织，其职能与前述龙脊村十三寨头人制度大同小异。这种地域特色使得明清以来的乡治和制定乡约在结构上保持了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