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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教叙任权的程序上的争论,斗争的结果是一次妥协。国王放弃他们能够作为上帝的代表直接授予神职的神学主张,但实则继续任命主教。然而,对他们来说,要把品行丑恶、不胜任的候选人强加于教会也已是很困难的;即使他们强迫选举者选举这样一个人,上诉到教皇那里,常常可以阻止他取得主教职位。当然,任命主教的标准在12世纪得到了明显的改进。这场斗争的所有参与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后果至少在英格兰和法兰西是重要的,因为在这项关键时刻,英格兰的国王相当强大,足以令其贵族支持他;而法兰西的国王又相当衰弱,其贵族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反对亨利四世(12世纪初)起事的企图。日耳曼的情况显然不同,诸侯正崛起并急于抵制强大而有野心的君主权威,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正是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挑战。没有主教叙任权的问题,毫无疑问日耳曼也会发生叛乱;但若亨利四世不卷入与教廷的斗争,他一定能成功镇压叛乱,巩固强大的君主政体,而非让诸侯利用其统治的大混乱扩大自己的权力。 当亨利五世在1125年绝嗣而死时,当时诸侯们忽略了公爵中最强大的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家族的排特烈(Frederick),而选择了比隆家族的后代、萨克森公爵萨普林堡(Su

pplinburg)的洛泰尔为国王。 洛泰尔(Lothair,
1125—1137年在位)靠诸侯而不是任何世袭的权力取得王位,因此他在诸侯面前是无权的。诸侯们在王国的各地加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占有官职和采邑,并且代代相传。在大陆,50年战斗之后,一个类似妥协(但其长期结果却南辕北辙)于1122年达成,于9月23日签字,即沃姆斯协约(Concordat
of
Worms)。双方同意叙任权要被排除,并为世俗领袖对任命程序的非正式、但却重要的影响提供了余地。 君主在被卷入与教会的争端前,权力衰落并解体;领主对农民的地方权利增长,增强了农奴制(serfdom)并导致大众权利减少;地方税费增加,而皇家金库资金减少。正义之法权地方化,法院不必向皇家当局汇报。长期的帝国权力衰落将使德国四分五裂,直至19世纪。教皇则变得更强了。在叙任权斗争中,双方都力图引领公共舆论;结果是世俗人士开始从事宗教事务,而平信徒增加,为十字军以及12世纪巨大的宗教活力做了准备。这次争论并没有因为沃姆斯协约而结束,未来还会有教皇们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的争论,直至北意大利完全落入帝国之手为止。 在腓特烈二世任内,教会将调转十字军的枪头直指神圣罗马帝国。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的记述指出,“叙任权斗争颠覆了中世纪早期教会与世俗的平衡,并结束了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中世纪王权——过去主要是教会理想和人员的创造物——被迫发展新的制度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