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古州苗民起义：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

清军与苗民起义：从抗争到覆灭的波澜 古州苗民起义是清代末期清廷为反抗剥削压迫而发起的武装反叛活动，它不仅是一场历史性的革命，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捍卫尊严的重要象征。从康熙年间起，该地区便成为维系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要战场。

起义前的激战：对抗的烽火 清代末年，朝廷腐败无能，大量清军驻扎于古州苗疆腹地。此时，包利率大军南下，在雍正四年（1726

年）至九年（1731

年），剿抚兼施，收复黔省苗族4

万户，辟地二三千里，几乎使贵州全省三分之一沦陷。此举看似是一场胜利，实则深藏着动荡与危机。官军驻扎后，修城、建署、筑碉、开驿等举措，大量无偿役使苗民，且以繁重的赋税和名目的摊派为重，使得苗民不堪负担。他们开始反抗剥削压迫，对清政府的暴政、苛捐杂税和镇压不力深感愤恨。

起义浪潮的兴起：黎平人倡议 包利等人发动起义后，迅速聚集2万余苗众。二十六日，他围攻古州城北之王岭汛地，一举将官军全歼。古州总兵研勋率兵前来镇压，苗民溃散。包利收复了失地的八妹、高表等寨苗民后，于二十六日再次发起攻击，大造反清舆论。此时，黎平人包利又以“苗王出世”相号召，号召各地反抗清军，掀起大规模起义浪潮。

起义的残酷：官兵与民力的激烈冲突 雍正十二年七月，包利带着苗疆地区和古州地区近2万苗众，率其部众于古州城北之王岭汛地大造反清舆论。十三年二月，官吏滥征钱粮后，八妹、高表等寨苗民蜂起反抗。包利乘机聚集了2万余苗众，于二十六日在古州城北王岭汛地围攻，迅速使清朝军队陷入困境。

起义军的溃败：苗民的怒吼 与此同时，官吏们又通过其他方式来筹措兵力，加重苗民的负担。包利等将大量无偿役使苗民的官员调离古州，向清江、台拱地区调动兵力。他们还以频繁征召军粮为名，不断骚扰苗民的生活。

起义军的覆灭与收复：一场血的教训 起义军最终失败于五月至六月中旬。苗众先后攻占凯里、重安堡等地，逼近镇远、思州等府。雍正帝谕令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组成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会议，筹划用兵事宜。此时，清军已移戍西北，各城守备空虚。

起义军的退却与再起：民心的消沉 雍正帝听闻消息后，下令将张昭等十余人调集到贵州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处弹压苗疆事务。七月，包利率众包围台拱番招坉汛城，清军大破起义军。平叛失利五月初至六月中旬，苗众先后攻占凯里、重安堡等地，逼近镇远、思州等府。

起义军的结局：覆灭与反思 乾隆帝继位后，为扭转战局，下令将张昭、元展成、董芳等人召回。张广泗则继续部署围剿苗众，增调古州总兵韩勋、广东高州总兵谭行义、四川川北总兵王廷诏等部，分兵进剿各地苗寨。清军攻破近200座苗寨后，包利不得不率众退入牛皮大箐，企图据守此地以图再举。

起义的启示：民族觉醒与社会变革 这场起义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深刻的民族觉醒和政治变革。它促使苗民认识到了国家对他们的压迫和对自身反抗的权利，也深刻反映了清末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尖锐矛盾——人民与君主之间的对立。通过这场起义，苗民逐渐认识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反抗剥削压迫的旧制度。

总结 古州苗民起义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反叛运动，它反映了清末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尖锐矛盾和民族觉醒。这场起义不仅推动了贵州、云南等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斗争和变革在民族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也提醒我们珍惜和平来之不易的成果，积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