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起因：政策革新开篇

庆历新政是中国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所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期，官僚队伍庞大且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辽和西夏对北方边疆威胁严重，社会危机日益严峻。范仲淹、富弼等官员同时执政，欧阳修等人纷纷上奏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后施行新政，如增加中书、枢密院选派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并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需经过一定考试后才得补官。地方官职田之数也进行了一定调整。庆历四年（1044年），科举法更为完善。同时颁布了减徭役、废并县等诏令以进一步减轻百姓负担。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还通过大兴科举和采用恩荫制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官员的权力，使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员”问题突出。同时，这加剧了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得北宋政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危机。 内忧外患下，北宋王朝自建立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逐渐发展。宋代建国后虽不抑制兼并，但纵容功臣、大将们进行土地买卖与典卖。这一趋势加速了土地集中的现象，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不断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难以耕种，无力者可依赖他人种植。 宋代人民的负担沉重，全国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设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作为另一项沉重的负担，这使得财政开支不断增加。 993年，王小波发动四川起义，12月李顺建立“大蜀”政权，有力打击了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生存压力。然而，范仲淹改革是在北宋初的小康局面已经逆转恶化的时期中产生的。此时，冗官、冗兵、冗费严重，贫弱局面已经形成，统治危机日趋恶化。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现象更为严重，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尖锐，“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当时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忧虑，富弼就曾感慨：“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