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史之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文学

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文学
　　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 七七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触犯了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威胁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敦促、民众抗日呼声的压力，使国民党政府赞同一致抗日，从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新的形势反映到文学领域，激起了广大作家空前的抗日热情。
　　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用自己的笔，将中国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抗战文学时期。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这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分成国统区和解放区。因为环境的不同，这两个地区的文学面貌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都对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统区文学
　　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大致以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一月的 皖南事变 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１。抗战文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七七 事变抗战的炮声，震动了整个文学界，上海戏剧界率先聚集起来，成立了中国剧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戏剧界救亡协会）。协会的第一个行动，是由章泯、尤兢、张季纯、崔嵬、马彦祥、姚时晓、姚莘农、石凌鹤、陈白尘、宋之的、阿英、夏衍、郑伯奇、塞克、张庚、孙师毅等１６人，集体创作了第一部抗战题材的三幕剧本《保卫芦沟桥》。上演后，盛况空前。
　　由于 动员民众最有效之手段，就是戏剧！ ①所以抗战文艺在戏剧界表现得十分活跃。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 八一三 战火中成立，随即组织了１３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前线、后方和敌后。九月，又有两个孩子剧团成立。这些剧团的成立，对宣传抗日，组织民众，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抗战爆发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冒死返回祖国，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担任了《救亡日报》社长（夏衍任主编）。从此，他和茅盾等人为抗战救亡工作奔走忙碌，成为继鲁迅之后又一面文化革命的伟大旗帜。不久，上海、南京沦陷，文化界的主力汇集到武汉。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三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亲自领导了国统区的抗日文艺运动。直接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担任厅长，阳翰笙任秘书，下设４个抗日宣传队；１０个抗战演剧队；２个漫画宣传队；４个电影放映队；３个孩子剧团。为了更好地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战，经阳翰笙等人的积极筹备，于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 文协 ）。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老舍、胡风、田汉、张道藩、叶楚伦、王平陵等４５人被选为理事。 文协 《发起旨趣》中指出： 抗战形势，日益坚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 是 五四 以来文艺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一、二年时间内，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上海、广州、延安、香港等地，都先后成立了 文协 分会。 文协 在发展组织的同时，提出了 文章入伍 、 文章下乡 的口号，组织各地作家深入前线、民间，举行各种演出，宣传抗日救亡；召开各种座谈会，激励人民的抗日意志；积累素材，描写抗战现实。为了便于宣传抗战， 文协 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该刊自当年 五四 创刊，一直出版到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 五四 ，是抗战时期出版最久的刊物之一。并以此刊物为中心，展开了较为广泛的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批判了文艺界内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和言论。 文协 的成立、巩固和发展，不仅在领导和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投身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抗战初期文艺运动中，表现最活跃的是戏剧运动。当时深入到各地的救亡演出队， 据抗战三周年的统计，连民间剧团计算在内，全国各战场的新演剧队伍，约有三万以上的戏剧兵之多 ①。为了适应宣传的需要，剧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独幕剧、街头剧、报告剧等，使话剧 从锦绣丛中到了十字街头；从上海深入到了内地；从都市到了农村；从社会的表面，渐向着社会的里层 ①。内容多为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歌颂士兵们英勇杀敌，人民团结抗战等。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 好一计鞭子 ，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尤其是《放下你的鞭子》，在街头演出时，演员杂于观众之中，在观众身边演出，增强了剧情的真实感，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除小型戏剧外，报告文学、短诗的创作也十分活跃。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在 左联 时期就曾得到大力提倡，抗战爆发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这种文学形式带有敏捷、及时和富有战斗性的特点，因而多被文学工作者所采用。反映比较多的是当时各战场的情况。在台儿庄战役的前后，一些前线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这次战役的报告文学：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舒强的《战后的台儿庄》等，描写了将士们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悲壮的战斗场面，揭露了敌人的残暴，歌颂了将士们的无畏和人民对战争必胜的信心。围绕着淞沪战役，也涌现出一批报告文学作品：如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徐迟的《大场之夜》，亦门的《闸北打了起来》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这次战役的风貌。
　　随着抗战的深入，报告文学的题材也更加多样化，揭露抗战阴暗面的内容受到了重视。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以巧妙的笔法刻画了汪精卫媚敌卖国的言行丑态。刘白羽、蹇先艾、李乔、于逢等作家，从不同侧面真实记叙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腐败现象，及由此造成的人民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张叶舟、田丁等广泛收集了当时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先后编选出版了报告通讯集《文艺通讯》、《在火线上》。梅益等在上海 孤岛 选编的《上海一日》，对上海失陷前后的社会状况作了广泛真实地记录， 从公务员、难民和士兵、农民、工人、学生……都或多或少的有了反映 ①，大致勾勒出抗战初期社会的动荡和变化。皖南事变前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国统区报告文学日趋衰落。
　　在诗歌创作上，也和短剧、报告文学一样，短诗的创作在抗战初期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由于诗便于直抒胸臆，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抗日激情，所以当时人们纷纷以诗的形式，表达情感，服务于抗日斗争。诗不仅是作者个人感表的抒发，而且时代还要求它必须接近民众，担负起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任务，于是出现了便于民众接受的朗诵诗的运动。诗朗诵运动战前首先由中国诗歌会提倡，但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抗战爆发后，受到了重视。在武汉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首先朗诵了柯仲平、高兰的诗，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接着，诗朗诵运动便以武汉为中心向四方迅速推广开来，以至 在各种广大的集会中，在广播电台中，在轮渡上，以及各种小型的聚会里，都有了朗诵的节目 ②。冯乃超、锡金、任钧、蒲风、高兰等是这场运动的推动者及主要撰稿者。朱自清在总结朗诵诗特点时说： 宣传是朗诵诗的任务，它讽刺、批评、鼓励行动或者工作。它有时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运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语言：这不是文绉绉的拖泥带水的语言，这是口语，是对话，是直接向听的人说的。 ③高兰、蒲风、任钧在朗诵诗创作中成绩突出。高兰出版有《朗诵诗集》，蒲风有《在我们的旗帜下》、《可怜虫》等，任钧有《为胜利而歌》、《战争颂》等。
　　２。抗战前期国统区的文学创作除抗战初期大量涌现的小型抗日作品外，在皖南事变之前，国统区的文学创作，在诗歌、小说、话剧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大。
　　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十月，抗战爆发不久，胡风主编的文艺半月刊《七月》问世，并以此刊为阵地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 七月 诗歌。鲁藜、亦门、邹荻帆、冀汸、孙钿、天蓝、杜谷、绿原等均属这一流派诗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艾青和田间。
　　艾青（１９１０- ），本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浙江金华县人。 左联 时期，他以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登上诗坛，并以此为基点决定了他以诗为纽带，把自己的苦难和命运与民族的苦难和命运紧紧联结起来。
　　全面抗战的爆发，给民众带来了希望，也使艾青的诗歌创作，步入了第二个高峰期。他 拂去往日的忧郁 ，迎着 明朗的天空 ①， 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到西北部——延安 ②。
　　祖国疮痍的土地，苦难的人民，以及人民为了振兴民族而付出的牺牲，激起了他极大地创作热情，在短短的几年内，写出大量的诗，分别收到《北方》、《旷野》、《他死在第二次》、《献给乡村的诗》、《黎明的通知》等诗集中，并发表了长诗《向太阳》和《火把》等。在这些诗中，作者把深沉的感情融于亲身的生活感受之中，描绘了祖国的苦难和不幸。《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诗中，那寒冷的雪夜，是 中国的苦难和灾难 真实写照。《旷野》中那 悲哀而旷达 ， 辛苦而又贫困的旷野 ，仍是苦难祖国的象征。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者不是嫌弃，而是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依恋与钟爱，因为正是 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这种族正遭受到一场新的劫难，而且在劫难中正在挣扎、奋起、抗争。作者诗中所描绘的农夫、船夫、补衣妇，正是这种性格的形象化体现。《他起来了》写出了全民族的觉醒和反抗；《吹号者》中用悲凉、庄严的号声唤醒别人而自己倒下的号兵；《他死在第二次》中那身负重伤而渴望战斗，痊愈后又上战场，最后光荣牺牲而未留姓名的战士，他们都是艾青笔下肯吃苦耐劳，勇于自我牺牲的民族精神的代表。艾青在描绘民族生活的同时，也注重自己感情的抒发。长诗《向太阳》是一首颂歌，它 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 ①，赞美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从痛苦、忧郁中觉醒，为消灭敌人，夺取抗战胜利而奋起战斗的精神。长篇叙事诗《火把》，可以说是《向太阳》的姊妹篇，也像《向太阳》一样，以火把样的热情，尽情讴歌了民主，讴歌了人民大众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诗中所迸发出的情感的火焰，点燃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正义之火，使他们奋起投身抗战。
　　散文化是艾青诗歌的主要特色。他认为 诗的散文美 ，主要是 以现代的日常所用的鲜活的口语，表达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②。他的诗不强调语言色彩，不重整齐、押韵，而是善于用时代的生活化的语言表达真挚、强烈的感情。所以他的诗和 五四 时新体诗比较，显得更自由、开放，表现形式也更为活泼多样。他的诗还善于捕捉意象，通过丰富的想象，新颖的比喻，使之形成形象。再通过这些形象， 理想着世界 ， 向人们解说世界 ①，描绘出时代生活，发出感人的呼唤。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之后又一位重要诗人。
　　田间是抗战前期又一重要诗人。田间（１９１６- １９８５年）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县人， 左联 后期诗人。抗战爆发后在不长的时间，他就写下了《中国底春天在号召着全人类》、《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等著名的诗篇。这些作品，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中国牧歌》的继续和发展。
　　尤其是长诗《给战斗者》，是作者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写成，目的是 召唤祖国和我自己，伴着民族的号角，一同行进 ②，所以全诗表达的是人民群众奋起抗日之情，抒发的是诗人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诗人发出：我们 血肉的行列，不能拆散，复仇的枪，不能扭断… 因为只有斗争，才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唯一出路。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是和我们民族生活、劳动和抗争的历史传统紧紧连在一起的。那 从村落底家里 飘散出来的 五月的麦酒，九月的米粉，十月的燃料，十二月的烟草 的香味，正是从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古老民族的 灵魂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出的 祖国的芬芳 ；那在长江、黄河上 摇起捕鱼的木船 ，在草原上 负起着狩猎的器具 ，正是我们民族世代 用筋骨，用脊背 所开拓的 粗鲁的生活 ；还有那长期生活、斗争在这 呼啸的河流 、 叛变的土地 上的人民所锤炼出来的顽强生命力和英勇的抗争精神，足以唤起我们对这古老民族的真挚的感情。而田间正是通过这强烈的民族感情，召唤人民去抗争，去战斗。《给战斗者》是田间的代表作，也是现代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之一。抗战中期，田间来到延安，致力于街头诗运动。他的诗作又有了新的发展。
　　除艾青、田间及 七月 诗派其他诗人的创作外，郭沫若、臧克家、任钧、蒲风、力扬、冯至、卞之琳等，也都以自己的创作加入了这股为抗战而呐喊的洪流。郭沫若出版了诗集《战声集》，表达了他归国投身抗战的热情。
　　臧克家也相继出版了诗集《从军行》、《泥淖集》，叙事诗《向祖国》、《古树的花朵》等。他们的创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面抗战的爆发，还促使一大批诗人转变了诗风。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颇有影响的 现代派 诗人戴望舒。民族的危难，激荡着他的心，使他走出了孤寂烦闷的 雨巷 ，投入到民族解放的行列，诗风有了明显的变化。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元旦，他写出了《元旦祝福》一诗，用自然质朴的语言向在祖国大地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人民祝愿自由、解放，也表达了他对光明未来的希望。从此，他的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抗战爆发后，反映抗战生活的小说创作也大量涌现出来。茅盾说： 我们的战时文艺，是把陆空军将士们英勇的勋业作为中心题材的 ①。丘东平写出了不少这样的作品。抗战前期，他连续发表了《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王凌岗的小战斗》等作品。其中《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描写了方叔洪上校率部在长江岸边与日寇背水决战，最后寡不敌众，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记述了连长林青史在士兵们高昂的战斗情绪鼓舞下主动作战，勇歼日军一个营，又协助友军击败一股日寇的英勇行为，及最后因违反了军令被自己的长官枪决的遭遇。草明、吴奚如、萧乾等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从草明的《秦垄的老妇人》中我们看到的是青年人勇敢地走上前线，从吴奚如的《萧连长》中看到的又是类似林青史的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在当时影响较大。作品描写了国民党空军少尉刘粹刚在对日作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１４架的光荣战绩，后又奉命率机掩护八路军反攻娘子关，夺回了失地。不幸，在返航途中，因协助友机降落而英勇献身的事迹。刘粹刚的形象十分感人。
　　而这类作品正是通过这些感人的形象，颂扬了一种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和这些作品相关联的是反映游击队抗日斗争的小说：端木蕻良的《螺蛳谷》，骆宾基的中篇《边陲线上》、短篇《大上海的一日》，碧野（黄潮洋）
　　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这类作品大致可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记述游击队的抗日斗争生活，像《边陲线上》，实际是作者参加东北义勇军抗日生活的实录。二是描写战时中国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差半车麦秸 是一个游击队员的外号，他带着 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 的朴素农民意识参加了游击队。他淳朴、勇敢，但农民的落后习气又常常表现出来。在一次战斗中，他顺手拿走了老百姓的一根牛绳，因为他还惦记着 俺家还少一根牛绳哩！ 然而，这支游击队终于用战斗的集体改造了他，使他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游击队员。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表现、歌颂抗日斗争的同时，也暴露了阻碍抗战、破坏抗战的行为。张天翼的《速写三篇》拉开了这方面题材的序幕。其中的《华威先生》影响比较大。作品借华威先生参加三次会议的场面，用略带夸张的手法，展现了他浮夸、伪善的性格，揭示出他想控制各级群众抗日组织，压制群众抗日情绪的真正企图。作品具有很强的讽刺性，直指统一战线内某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作品写新县长宣布整顿兵役，不明真相的联保主任方治国抽了当地土豪邢幺吵吵儿子的壮丁，因此引起双方在茶馆里的一场恶斗。而正是通过这场争斗，作品深刻地表现出方治国 软硬人 的特征和邢幺吵吵专横无理、飞扬跋扈的性格，及在县长、土豪、哥老会相互勾结统治下社会底层的黑暗。以写言情小说见长的张恨水，此时期也转变了作风，创作了小说《八十一梦》。《八十一梦》以 寓言十九，托之于梦 的手法，让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活动起来，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漫画，有力嘲讽了重庆那些不顾民族危亡，一味纸醉金迷的人中之妖。在《狗头国一瞥》中，作者写道：这个国度里的人走路都要分三等，穿黄（金）、穿白（银）的人到处耀武扬威。在《忠实分子》一篇中作者又写了一处 平常百姓，不得在此停留 的富公馆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虽然公馆里的人吃的用的都是用巨型飞机空运的各地特产，但山坡上用白石嵌的标语却是 俭以养廉.更令人奇怪的是那通往公馆的空中电车的站门，是由一块两亩地大小的铜钱构成，而且铜钱上的 顺治通宝 被改成了 孔道通天.矛头所指一清二楚。《八十一梦》因其强烈的讽刺性，被当局所禁，使作者不得不草草收尾，所以张恨水称这部书为 鼠齿下的剩余 ①。
　　反映往昔生活的作品，是抗战前期小说创作的另一倾向。这类作品充满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巴金在《家》之后，连续写出了《春》、《秋》两部长篇，构成《激流三部曲》。这两部小说在故事情节上与《家》保持着连贯性，所反映的也是相同的主题。《春》的情节从１９２２年春开始到１９２３年春结束。主题描写了两个青年女子的不同命运。蕙在父亲周伯涛的强迫下屈嫁给一个世家子弟，最后在公婆和丈夫的虐待下，抑郁而死。而克明的女儿淑英，在觉民和琴的鼓舞和协助下，反对包办婚姻，步觉慧之路，飞出了牢笼，走向了新生。《秋》的故事从１９２３年春起到秋结束。小说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写出了在时代的召唤下，以觉民、琴为代表的青年人不断开拓新的生活。另一方面描写出在克明死后，以高家为代表的封建家族 木叶黄落 走到了死亡的边缘。《春》、《秋》延续完善了《家》的故事情节，充实深化了《家》的主题，但对封建家庭内部关系的揭示不如《家》。所以《春》、《秋》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未超过《家》。萧红此时期在香港写出了长篇《马伯乐》、《呼兰河传》，出版了短篇集《旷野的呼唤》。《马伯乐》以 八一三 战役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如同行尸走肉的青年的生活，借以批判了在抗战中只发感慨，而无行动的自私、卑琐的知识分子。全书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灰沉的气氛，这种气氛也明显地表现在《呼兰河传》中。呼兰河是作者的故乡。作者在作品中为我们展现出的是二十年代东北小镇呼兰河的生活。作品所描写的 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 ①。他们活着劳作，死了完结，既善良又愚昧，既不好吃懒做，又极易满足。作品中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等均是这样的人物。这是被传统观念束缚尚未觉悟的一群，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不幸生涯，深刻揭示了封建制度的野蛮和残酷。作品的基调是低沉感伤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否定力量。
　　这时期，骆宾基、端木蕻良、齐同等也发表了一些同类题材的作品。骆宾基的《姜步畏家史》一、二部（后改名为《混沌》），写的是姜步畏幼年的曲折生活。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写的是从日俄战争至 九一八 间，东北地区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斗争。齐同的《新生代》反映的则是 一二九 学生运动。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是作家所熟悉所经历过的，有一定的审美和认识价值。
　　抗战前期的话剧创作，除大量涌现的独幕剧外，多幕剧的数量并不多，题材也基本上围绕着歌颂和暴露两方面。前者以夏衍和曹禺为代表。夏衍继《上海屋檐下》之后，连续写出了三部多幕剧：《一年间》（１９３８年）、《心防》、《愁城记》（１９４０年）。作品均取材于上海，主题虽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一年间》突出了空军飞行员刘瑞春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的行为。《心防》描写了刘皓如等一批爱国文化人在 孤岛 坚持斗争的事迹。《愁城记》主要对不顾民族危亡，乘机发国难财的奸商——赵福泉进行了揭露。《蜕变》是曹禺抗战爆发后创作的第一部多幕剧。写某伤兵医院的院长和庶务主任相勾结，不顾伤员死活，大搞囤积居奇，把医院办得一团糟。后视察专员梁公仰到来，处理了院长和庶务主任，使问题得到解决。作品的主题是蜕旧变新，但剧中只凭一官之力改变腐败现状的情节，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存在着过分乐观的情绪。
　　这时期，暴露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戏剧有宋之的（１９１４- １９５６年）的《雾重庆》。宋之的，河北丰润人， 左联 时期，开始话剧创作。抗战爆发后，写出了多部独幕剧和多幕剧，其中五幕话剧《雾重庆》（１９４０年）是他的代表作。剧作描写了一群从北京流亡到重庆的大学生，生活无着，报国无门，最后在重庆茫茫雾海的围困下，有的贫饥而死，有的变成了发国难财的奸商，也有的冲破雾围奔向光明。这是些普通青年的曲折生活。作品正是通过这些青年生活道路的变化，勾画出了重庆阴冷、污浊的政治气候图。同时暴露黑暗，陈白尘的《乱世男女》更重于讽刺。陈白尘（１９０８- ）生于江苏淮阴，左翼戏剧运动成员。抗战初，他创作的《乱世男女》是三幕讽刺喜剧。剧中，作者以辛辣的笔调，勾勒出一群从南京逃亡后方的 上等男女 ，并通过他们言行不一的表现，着力鞭挞了这群男女的丑行恶德。他的《未婚夫妻》、《禁止小便》等，也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除陈白尘外，写讽刺剧的丁西林、欧阳予倩等也都有新作，且取得了一定成绩。
　　３。国统区的小说创作
　　皖南事变前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日趋恶化，进步的文艺运动面临巨大压力。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九月，郭沫若愤然离开第三厅，以抗议当局强迫第三厅全体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同年十一月，在重庆另组成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此时， 文协 的各个分支机构虽仍在活动，但阻力重重。
　　皖南事变爆发不久，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统治。在文化领域，进步书刊遭到查禁，左翼人士受到迫害，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但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顶住了这股压力，为保证文艺工作沿着抗日民主运动的轨道正常发展，对国统区的种种黑暗现实，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揭露。
　　皖南事变后在这方面率先作出反映的是茅盾的《腐蚀》。《腐蚀》（１９４１年）以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九月至次年二月的重庆为背景，用日记体的形式，通过女特务赵惠明的一段经历，从广阔的社会角度对国统区政治的黑暗和腐败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作品首先触及到了当时国内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十一月十日的日记，记载了 消灭' 异党' 的武力 ，即国民党军队在苏北黄桥围攻新四军的事件。一月十五日的日记，记载了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而在一月十九日一则日记之下，作家又写出了重庆当局禁止《新华日报》报导皖南事变 真相之事。围绕着这些历史事件，作品又描绘了特务机关的密谋、布置：特务们 耸起了耳朵，睁圆了眼睛，伸长着鼻子，猎犬似的 盯梢、跟踪、追捕和谋杀，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浪潮。
　　其次，《腐蚀》对当时重庆存在着的一股政治逆流进行了揭露。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推行一种诱降反共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渗透。作品中关于汪派汉奸希强、松生舜英夫妇在重庆和国民党特务何参议、陈胖子、周总经理等人相互勾结，阴谋活动的描写，正是对这股逆流的披露。其三，小说在国民党特务机构这种特殊环境中，成功地塑造了赵惠明这一女特务形象，并通过她的亲身体验，剥开了特务机关满路狐鬼的阴冷内幕，暴露了国民党实行特务统治的客观现实。受《腐蚀》影响，陈残云于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写成了日记体中篇小说《风沙的城》。这部小说，也和《腐蚀》一样，以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赵惠明式的女子江瑶，在认清特务机构的腐败后，历尽艰险逃出魔窟的过程。对大后方的黑暗现实也作了深刻的揭露。
　　靳以的短篇《乱离》，萧蔓若的短篇《老刘的文章》、《祝先生》、《不是小问题》等，也都属这方面的作品。这些小说，虽采取的手法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特务统治，迫害青年，压制民主的行径。
　　除以上内容，此时期还出现了一批重点从经济角度剖析国统区黑暗和腐败的作品，这方面的作品有张恨水的《魍魉世界》（原名《牛马走》）和李劼人的《天魔舞》。张恨水（１８９５- １９６７年）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人，三十年代创作出大量的言情小说。抗战爆发后，创作风格有了很大的转变，写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魍魉世界》最初连载于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
　　至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的重庆《新民报》。小说以心理学博士西门德和教育家区庄正两家的变化为线索，随两家成员的所见、所闻、所为，为读者勾勒出一幅贪官当道、奸商横行的百丑图：有工业界首户蔺慕如，商界巨子温五爷，国民党官员西门恭，以及各色奸商钱尚富、郭寄从、柴自明等。他们官商勾结，垄断市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更可气的是他们一面干着害国害民的勾当，一面打着抗日爱国的旗号。作者借西门德之口，对他们的这种虚假面目作了揭露： 他们开公司，开钱庄，起的名字不是利民，就是抗建，其实他娘的扯淡，不过是借了名义，吸收游资，囤积居奇！ 在这股投机风气的腐蚀下，不少人弃业从商，就连心理学博士西门德也丧失了民族气节，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国难商人。真是利之所在，人人眼红。继张恨水之后，李劼人的《天魔舞》，也是从经济角度透视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作品。李劼人（１８９１- １９６２年）原名李家祥，四川华阳县人。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１９３５年）、《暴风雨前》（１９３６年）等。他的《天魔舞》初载于民国三十六至三十七年间（１９４７- １９４８年）的成都《新民报》。小说以抗战后期的成都为背景，勾画出以投机据点 八达号 为中心，各色投机商的丑态恶行。 八达号 的大老板能外连洋人，内结官府，囤积货物，控制运输，神通大得出奇。陈登云之流，集买办、奸商、特务为一身，上有靠山，下有通路，投机钻营，牟取暴利。还有那钻营黑市谋利的下层奸商白知时夫妇。他们上下勾结，左右缠绕，在国统区人民头上构成了一张无形的毒网，榨取民财，破坏经济，消弱了大后方的抗日力量。
　　如果说，以上作品暴露了战时城市生活的黑暗面，那么，另有一些作者把批判的笔端伸向了乡镇。这首先要说到沙汀。沙汀（１９０４- ）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是 左联 时期成长起来的小说作家。抗战爆发后，他的创作也进入了最旺盛时期，除写出了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随军散记》、短篇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在其香居茶馆里》等外，还完成了《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中写于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秋的《淘金记》最能代表沙汀的创作风格。故事围绕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川西北北斗镇上，开采烧箕背金矿的事件展开。此金矿蕴藏于地主何寡母的坟山之中，但她封建、守旧，宁保坟山 风水 ，也不破山挖金。流氓头子林幺长子和政治恶霸白酱丹，都想取得金矿的开采权，在遭到何家拒绝后，林幺长子背着何寡母率先破土挖金。无任何政治靠山的何家，被迫请出哥老会出面干涉。后来，白酱丹勾结联保主任龙哥，在国民党政府基层政权的支持下，先后击败了林幺长子，制服了何寡母，取得了矿山开采权。在他成立了 利国公司 ，准备发黄金财的时候，其他合伙人却因粮价上涨，抛开矿山搞囤粮去了。小说在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中，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来展现他们各自的性格，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反面人物：像傲慢自负、顽固守旧的何寡母，凶暴粗野、掠夺成性的林幺长子，老谋深算、工于心计的白酱丹等。通过这些人物的相互关系，深刻表现出国统区地方势力间的弱肉强食、相互倾轧，及国民党政府入川后，勾结地方势力进行统治的黑暗。以农村题材揭露国统区黑暗的另一作家是艾芜。艾芜（１９０４- １９９２年）原名汤道耕， 左联 时开始发表小说，先后出版了《南行记》、《芭蕉谷》等短篇小说集。抗战后，主要写有：短篇集《荒地》、《秋收》、《黄昏》、《冬夜》，中篇《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长篇《丰饶的原野》、《故乡》等。其中，有不少作品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国统区人民苦难的生活，表达了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谴责。他的长篇小说《故乡》（１９４２年）主要写上海某大学毕业的余峻廷，在抗战爆发后，返回位于江南某边远县份的故乡，想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但在家乡的２０多天里，他耳闻目睹了教育局长徐松一提倡新生活运动的虚伪，蓄婢纳妾、贪赃枉法的腐败，置民族危亡而不顾，办公司、开银行、发票子，一心想发国难财的倒行逆施，以及与土豪龙成恩、乡村民族资本家蔡兴和无休无止的争斗。他深深感到了家乡 真是黑暗，黑暗，第三个黑暗.最后无可奈何地出走了。小说笔法细腻，人物也颇有性格，但情节发展过于缓慢，读起来感到沉闷。
　　此时期还涌现出一批以知识分子为题材，揭露现实黑暗的小说。沙汀的《困兽记》、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沙汀的《困兽记》（１９４４年）是由短篇小说《小城风波》、《没有演出的戏》扩写而成。当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抗战初期民众的抗日热情一度低落下来。作品在这种背景下，描写了一群四川乡镇教师与周围黑暗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主要写在从前线归来的章桐影响下，教师们重新振作起来，准备筹备暑期演剧活动。但他们的计划遭到国民党县党部的蓄意破坏，最后终于被扼杀。这使本来沉闷的气氛更加沉闷，教师们的思想也陷入了深沉的愁苦之中。小说在这条主线之中，还穿插了田畴、孟瑜和吴媚的爱情纠葛，描写了他们的贫苦生活。这是一群在阴晦的环境下，想爆发出火花而不能的人物。他们 困兽犹斗 ，然而又无可奈何，只能发出 我们都是大时代的牺牲品呵！ 同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巴金的《寒夜》（１９４６年），写的则是抗战后期一对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庭悲剧。
　　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曾树生，大学毕业时都有过美好的理想，但战时的贫困、疾病、失业及这不公平的世道，击碎了他们的理想，也毁坏了他们的爱情和家庭。汪文宣忠厚善良，但又软弱无能。他患有肺病，在书局受到同事的歧视，回到家又有婆媳不和的烦恼。后病重失业，终于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悲惨地死去。他的妻子曾树生，本是个温厚善良的女子，但生活的煎熬，婆母的轻视，及本身具有的虚荣心，再加上银行陈经理的纠缠，终于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出走兰州。当她回来时，已是夫死家亡，留给她的还是一片阴冷的 寒夜.巴金说：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 因此，体现在作品中的是一片阴晦凄凉的社会景象。钱钟书的《围城》（１９４９年）与上述作品相比，在艺术上有其独特之处。钱钟书（１９１０- ）
　　江苏无锡人，是一位有才学的作者，曾发表散文、短篇集《写在人生上》、《人？兽？鬼》。他的长篇《围城》是以方鸿渐的恋爱婚姻为线索，描写了抗战前后从上海到西南的一批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其中有借国难之机高价倒卖药品的李梅亭，有凭借后台爬上文学系主任的汪处厚，有在国外买个博士头衔归国后招摇撞骗的韩学愈，还有不学无术以恋爱婚姻来填补精神空虚的方鸿渐等等。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是放在大后方社会环境中进行的。
　　围绕着这些人物，作者写出了落后的交通，腐败的邮政，横行的兵痞，活跃的娼妓，贫困的脚夫……展示出大后方，由于统治者的无能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人心不定，百业凋零的衰败景象。小说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十分成功。在全书中，讽刺之笔时时可见，在对人物可笑可卑言行的描述中，透视出了他们猥琐的灵魂。
　　巴金的抗战三部曲——《火》、夏衍的长篇《春寒》、郁茹的中篇《遥远的爱》等，也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但这些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知识青年投身抗战的生活。像《火》三部曲，写的是以冯文淑、田惠世为代表的一群爱国青年在抗战烽火中的经历。作品虽反映出了一些抗战现实，但因作者缺乏参加抗战的生活体验，致使作品内容显得空泛。而且受作者思想的制约，小说自始至终浸透着一种以暗杀复仇的无政府主义的盲目反抗情绪。
　　同样写参加抗战，这时期以农民游击队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像吴组缃的长篇《鸭嘴崂》（后改《山洪》）、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尤其是后者，给人一种清新刚健之感。小说成功塑造了两个农民游击队员的形象，一个叫牛全德，一个叫王春富，外号红萝卜。牛全德从１６岁当兵，沾染了一身不良习气，但为人爽朗，讲义气。红萝卜原是一个自耕农，胆小怕事，家庭观念重。两人自小就是冤家，在游击队中又狭路相逢，牛全德遇到不顺心的事，常拿红萝卜出气。后两人在游击队的教育下，认识都有了提高。在一次战斗中，牛全德为了救红萝卜而牺牲了自己。作品反映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和思想认识的提高。小说语言通俗，风格清新。
　　除上述作家作品外，此时期老舍、路翎等在小说创作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老舍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继《骆驼祥子》后，又发表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火葬》、《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其中最能代表他这时期创作成就的，是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洋洋百万言，写出了在北平沦陷后普通中国人所受到的屈辱，以及他们的觉醒和反抗。小说以祁家四代居住的北平西城小羊圈胡同为中心，写出了在日伪侵占北平后，各种人物的变化。他们有的面对形势的突变，思想处于惶惑 之中，有的在占领者的欺侮、残暴中 偷生 ，有的投敌当了汉奸，有的则走上反抗的道路。祁家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种情况的印证：父亲祁天佑，本是规规矩矩的商人，但无端遭敌伪污辱含愤而死。老二瑞丰当了汉奸，但仍未能逃出厄运。老大瑞宣虽多次动摇，但残酷的现实使他从动摇中清醒过来，与抗日组织取得了联系。老三瑞全则逃出了北平，参加了抗日队伍。就连最初对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都不理解的祁老爷子，经历了自家的变化，目睹了钱默吟的被捕、钱孟石的惨死、小文夫妇的被害，也觉醒起来，敢于横眉怒斥侵略者了。小说中，作者善于描写各色人物，并在对这些人物的刻画中，暴露了日本侵略者侵华所犯下的种种罪行，鞭挞了汉奸走狗的丑恶嘴脸，赞扬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所以，《四世同堂》发表后，影响虽不及《骆驼祥子》，但它在思想、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亚于老舍以前的任何作品。路翎（１９２３- ）也是一位有特色的小说作家。抗战后，他接连出版了短篇集《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其中不少作品描写了受压迫的工农群众，像被丈夫和流氓迫害而死的郭素娥，宁在石头撞死也不当壮丁的罗大斗（《罗大斗的一生》）等等。从这些人物身上，人们看到了阶级压迫的深重性，但因受作者思想所限，反映在这些人物身上的反抗性，都是自发盲目的。民国三十四至三十七年（１９４５- １９４８年），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上下部相继出版。上部描写了苏州蒋氏地主家庭没落过程。这种没落与《家》中描写的情况不同，因为蒋氏子女中，已出现了向资产者转变的新型人物。作品集中描写了蒋氏子女对家庭财产的激烈争夺，从中客观反映出江南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变的痛苦过程。下部主要写了年青一代的战争环境中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小说集中描写了蒋家少子蒋绍祖这一人物。他是蒋家更新的一代，追求的是一种 自由的、豪放的、健全的生活 ，虽经艰难的探求，但客观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失望了，感到这种生活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从而产生了一种孤独感，并在这种孤独和失望中死去。蒋绍祖的死，反映出脱离时代和现实的个性解放是没有出路的。
　　黄谷柳（１９０８- １９７７年）的《虾球传》，是民国时期文学史上较迟出现的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最初连载于民国三十五至三十七年（１９４６- １９４８年）
　　的香港《华商报》。小说主人公虾球原名夏球，自幼在香港打工，后因贫困离家出走，给流氓头子鳄鱼头当了爪牙。他做过小偷，会赌博，坐过牢，当过兵……历尽了人间的艰险和苦难。在事实的教训下，他逐渐觉醒了，投奔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并在消灭鳄鱼头的战斗中立了功。小说借鉴了章回体的形式，情节曲折，故事动人，语言朴素粗犷，又运用了一些广州、香港方言。但作者对游击区的描写显得力不从心，且在人物塑造上缺少发展变化。尽管如此，《虾球传》仍不失为一部 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 ①的小说。
　　在国统区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一些抗战加恋爱为题材的小说，像无名氏的《北极风景画》、《塔里的女人》；以抗战中国民党特工人员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像徐訏的《风萧萧》等。这类作品虽有一定的市场，但终成不了小说创作的主流。
　　４。国统区的话剧创作国统区的戏剧运动，也和小说创作一样，在皖南事变前后，受到了强大压力。为了压制进步的戏剧运动，国民党政府除了采用监视、迫害、解散等手段外，在政治上又建立了 双重审查制 （剧本和演出两次审查），使许多剧本尚未上演便遭厄运；在经济上加重征税，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又强征 娱乐税.这一系列高压手段给戏剧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戏剧工作者仍在两年的时间内，先后组织起中华剧艺社、新中国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创作和演出了一批质量很高的话剧。并于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在桂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把戏剧尤其是话剧运动推向了高潮。
　　国统区的话剧创作，以历史剧取得的成就最高。但这并不等于说 左派作家，在１９４１年以后，也纷纷抛离抗战的题材，转向了历史剧和讽刺 ①。
　　而是恶劣的创作环境，逼使作家们从历史中挖掘题材，古为今用，借古讽今。
　　在这方面，率先行动起来的是阳翰笙。阳翰笙（１９０２- １９９３年）原名欧阳继修，四川高县人。抗战爆发不久，他就写出了《李秀成之死》，以李秀成英勇抗击清军的事迹，来激励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皖南事变不久，他又写出了《天国春秋》（１９４１年）。此剧取材于导致太平天国走向失败的 杨韦事变.全剧六幕，主要写天国名将杨秀清，因建立了赫赫战功，又掌有重权而遭人嫉恨。钻入天国内部的投机分子韦昌辉，利用了杨秀清恃功自傲- 刚愎自用的弱点，多次谗言于实权女将洪宣娇，极力挑拨二人的关系。终使天国发生内乱，造成杨秀清及两万将士被害。面对悲惨的事实，剧本最后借洪宣娇之口喊出了 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剧本对杨秀清、洪宣娇、韦昌辉等人物的塑造鲜明生动，栩栩如生。剧情大跌大宕，激动人心。作者在谈到创作此剧的目的时说：为了控诉国民党政府发动的皖南事变， 现实题材既不能写，我便只好选取了这一历史题材来作为我们当时斗争的武器。 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九月，阳翰笙又写出了《草莽英雄》。此剧取材于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与清政府斗争的史实，成功地塑造了罗选青、陈三妹等人物形象。剧情主要写哥老会领导人罗选青在斗争取得一定胜利时，头脑发热，不听革命党人唐彬贤的忠告，对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失去警惕，结果被围牺牲。罗选青在牺牲前对唐彬贤说：请告诉孙文先生，那些扯起旗子反清廷的，还有许许多多是来混水摸鱼的一些狗杂种！请他千万当心！ 作者借此教育人们：在当前抗日统一战线中，也要警惕那些混水摸鱼的家伙，这样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１９４１年）、《屈原》（１９４２年）、《虎符》（１９４２年）、《高渐离》（１９４２年）、《孔雀胆》（１９４２年）、《南冠草》（１９４３年）６部历史剧，把历史剧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在这些剧作中，作者通过激烈、紧张的戏剧冲突，成功地塑造出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对聂政、聂嫈、信陵君、如姬、高渐离、阿盖、夏完淳等正面人物，作者歌颂了他们爱国爱民、刚正不屈、见义勇为、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精神。对侠累、魏王、秦始皇、洪承畴、车力特穆尔等反面人物，作者在揭露他们贪婪狡诈、凶狠残暴、卑鄙自私的丑恶灵魂的同时，对其中屈从变节、勾结外敌、卖国投降者，也进行了有力地鞭挞。所以，向黑暗势力进行不妥协的反抗，是贯穿这些剧本的主线；反对侵略、反对卖国、反对暴政，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敌，是这些剧本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来的共同主题。郭沫若创作历史剧，不是再现历史上的陈旧故事，而是 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 ①因此，剧中一幕幕的悲剧，能唤起人们对现实深刻的思考和认识。
　　郭沫若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和他以前的历史剧相比，在增加了现实成分的基础上，仍保留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他认为 优秀的史剧家必须是优秀的史学家.但史剧家和史学家的任务毕竟不同，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 ②。郭沫若是一个历史学家，又是一个史剧家。在历史剧的创作中，他特别重视有关史料的研究，但又不拘泥于史料，而是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遵照艺术规律，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失事求似 地大胆想象、构思，使全剧的人物刻划，情节发展，语言特色，结构形式混然一体，且富有浓郁地抒情气氛。郭沫若的这种剧作特色。在他的代表作《屈原》中的体现最为突出。
　　《屈原》取材于我国历史上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屈原生活在秦国吞并六国，统一中原的时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有着积极、进步的作用。但秦国的武装征战，确给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各国人民起来联合抗秦，也是十分必然的事。而且郭沫若从史学的角度认为：当时楚国也曾存在着统一中国的条件，如果中国由楚国、由屈原的主张来统一，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也可能比秦国统一更好些。基于这种观点，从现实反侵略、反分裂、反投降的需要出发，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创作力，写出了围绕着抗秦还是降秦展开激烈冲突的五幕剧《屈原》。
　　屈原是该剧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具有爱国爱民的思想，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的精神，他是作者思想的化身。
　　在他身上，凝聚着强大的感人至深的力量。在战乱的年代，他忧国忧民，力主联合抗秦，然而，他的主张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到南后、靳尚一伙主降派的陷害。面临危难，他想的不是自己的冤屈，而是国家的命运。为此，他怒斥南后： 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赤县神州呀！ 当昏庸的楚怀王拒绝了屈原的一再忠告，撕毁了楚齐盟约，踏上妥协投降之路后，面临将要降到祖国和人民头上的灾难，失去自由的屈原表现出极大地愤怒。这愤怒在东皇太一庙中，通过《雷电颂》形式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呼唤咆哮的狂风，轰隆隆的迅雷，耀眼的闪电，劈开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爆毁这阴惨惨的宇宙。这呼喊源自内心，喊出了大无畏、抗争到底的心声。
　　除屈原外，作者还塑造婢娟、钓者、渔夫等形象，尤其是婵娟，她的善良、纯洁、高尚的品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剧本中对反面人物南后郑袖的刻划也十分成功，通过她一系列的害人情节，揭示出了她的冷酷、毒辣、自私、狡诈的性格。
　　《屈原》在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夏，在重庆公演，轰动了整个山城。人们挥汗争相观看， 雷电颂 广泛流传。演出的效果，达到了作者要 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①的目的。
　　欧阳予倩和陈白尘也是这时期历史剧的重要作家。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１９４２年）写的是：在太平天国危难时刻，李秀成率兵抗敌，而洪氏家族却乘机发国难财。借史以影射现实。抗战爆发后，他把孔尚任的《桃花扇》改编成京剧，不久又改编成话剧。借李香君和侯朝宗的爱情故事，歌颂了李香君等下层人物高尚的民族气节，鞭挞了卖国求荣者和动摇的知识分子。陈白尘于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将他战前写的《石达开的末路》，改写成《大渡河》。内容由写石达开离开天京，因行 妇人之仁 走向灭亡，改写成了因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导致了石达开的最后失败。作品所影射的也是皖南事变。
　　除历史剧外，以现实为题材的话剧，收获也相当可观。皖南事变后，迫于环境的压力，有不少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国统区的现实生活，用他们的笔，揭示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夏衍这时期连续写出了多幕剧《水乡吟》（１９４２年）、《法西斯细菌》（１９４２年）、《离离草》（１９４４年）、《芳草天涯》（１９４５年）。其中《水乡吟》和《离离草》是描写抗战的作品。前身以浙西某偏僻水乡为背景，歌颂的是以俞颂平为代表的 被迫着用原始的武力来反抗强暴的游击战士 ①。后者着重表现东北人民不屈的抗击侵略者的精神。《法西斯细菌》是夏衍的代表作。作品中，作者着重刻画了俞实夫这一中心人物。这是一位 科学至上 、献身科研，不问政治的科学家。然而，从东京到上海到香港再到桂林的亲身经历，使他彻底醒悟了，他的科学成果不仅没有造福人类，反而成了日本侵略者屠杀人民的工具。于是俞实夫得出了 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 ， 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 的结论。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芳草天涯》是夏衍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剧作，问世后曾引起广泛争论。作品主要写４２岁的尚志恢因家庭不和，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孟小云。后在朋友的戏诫下，双方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投入了抗日工作。
　　全剧通过人物内心情感上的强烈冲突，给人们留下的是 理智的胜利 ，感情的遗憾 ①。对于如何解决这种婚姻与道德的问题，剧中并没有答案。写这种社会剧的还有陈白尘，这时期他写出了二部喜剧《结婚进行曲》和《岁寒图》。前者写近代自立的女青年黄瑛，冲破家庭阻力和小职员刘天野相爱，但她在租房和求职上遇到了麻烦。要租房就得结婚，而结了婚又找不到工作，结局是她结了婚，租了房，也就失了业。最后在梦中她还呼喊着 我有独立人格 ， 我只要一个职业呀！ 剧本尖锐地向社会提出了年轻妇女的地位问题。《岁寒图》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医科教授黎竹荪这一人物形象。黎竹荪对结核菌研究了２０年，准备１０年内在全国彻底消灭它。但政府的腐败统治，使他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最后连他女儿也得了肺结核。黎竹荪终于明白了 整个社会都在腐烂，整个社会都在患肺结核症，我的计划怎么能实行呢？ 反映出国统区腐败统治对科学、科学技术人材的残酷压制。继《雾重庆》后，宋之的又写出了《祖国在呼唤》，描写了夏宛辉及其丈夫陆原放从沦陷的香港返回国内参加抗战的经历。袁俊（１９１１- ）的《万世师表》赞扬了林桐等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在抗战中历尽艰辛、忠于教育工作的精神。此外，老舍写出了《面子问题》、《大地龙蛇》、《谁先到了重庆》等六部多幕剧。沈浮（１９０５- ）写出了《重庆二十四小时》、《小人物狂想曲》等，从不同侧面讽刺和鞭挞了国统区的黑暗，颂扬了民众的抗日爱国精神。
　　曹禺这时期在写完《蜕变》之后，又回到他所熟悉的封建家庭生活的题材中去了。创作出四幕话剧《北京人》。《北京人》写的是曾氏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反映出旧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是描写封建大家庭的灭亡，《北京人》中没有《雷雨》里所描写的那种命运的摆弄，也没有像小说《家》中封建礼教行将就木前的 威严 和残酷。而是在灰暗和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描绘出曾氏封建家庭将死前的苟延残喘。这些是通过剧中 一群能说会道的废物 表现出来的。家长曾皓的垂死之态，儿子文清的软弱无能，儿媳思懿的两面三刀，女婿江泰的能说不能干。在这群封建的寄生虫身上，遮羞的礼教外衣已不复存在，裸露出的是走向死亡前的痛苦挣扎。作者在揭示这个封建家庭没落的同时，也给这令人压抑、窒息的气氛中投下了一束光明：剧中北京人头像的出现，愫芳的出走。但光明在哪里，恐怕作者当时也不十分明确。尽管如此，《北京人》仍不失为曹禺的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
　　吴祖光此时创作的《风雪夜归人》也是他熟悉的题材。吴祖光（１９１７- ）江苏武进人，战后成长起来的剧作家。《风雪夜归人》是他的代表作。剧本主要写走红京剧旦角魏连生和法院院长苏弘基的四姨太、青楼出身的玉春，因同命相怜而倾心相爱。事发后，魏莲生被逐出京城，而玉春被苏院长送人作了佣人。２０年后，魏莲生逃回京城而死，而玉春不知所终。同类题材，在文学作品中已屡见不鲜，像周瘦鹃的《秋海棠》等，但《风雪夜归人》与上述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写出了人物的觉醒。作品在揭露黑暗社会的同时，歌颂了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这就使剧本表现出较高的思想性。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话剧创作现实色彩更加浓烈。主要作品有茅盾的《清明前后》（１９４５年）、洪深的《鸡鸣早看天》（１９４５年）、陈白尘的《升官图》（１９４５年）、吴祖光的《捉鬼传》（１９４６年）、田汉的《丽人行》（１９４７年）、宋之的的《群猴》（１９４８年）、瞿白音的《南下列车》（１９４８年）等。
　　《清明前后》是茅盾的唯一话剧创作。剧作取材于抗战胜利前夕， 哄动了山城的上中下社会的 黄金案。国民党政府因泄漏了黄金提价的消息，引起了社会上一股抢购黄金的浪潮。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政府出面追查，但追查结果，是大人物过关，小人物遭殃。作品的主人公是民族资本家林永清。他在妻子赵自芳的帮助下，将工厂自上海迁到重庆，虽经惨淡经营，但工厂前途仍然渺茫。当听到黄金提价的消息后，他借巨资投入抢购黄金的行列。后在国民党政府的追查中，财产全部被没收，工厂也面临倒闭的边缘。剧中小公务员李维勤，在别人的诱惑下，也卷入了这股风潮，结果被捕入狱，成了这桩巨案的牺牲品。作品情节紧张，结构严谨，通过剧中人物的遭遇，有力 暴露了我们不民主的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 ①。洪深的《鸡鸣早看天》主要写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川北某小镇上，以吉记旅店为中心的各种人物的反映，并通过这些人物的所见、所闻及其举止、言谈，深刻表现出抗战虽然胜利，但整个社会依然照旧的主题。这时期最有影响的是陈白尘的讽刺剧《升官图》。为了避免影剧检查官的刁难，作者把故事的发生定在 民国初年.剧中写两个在逃的强盗，在一个古宅中作了一场升官发财的美梦。梦中两个强盗借在群众暴动中知县伤、秘书长死的时机，冒充知县、秘书长，走马上任。在任职上，他们与警察局长、财政局长、教育局长、工务局长等人勾结，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无恶不作。后来省长来县检查工作，贪赃的手腕比下级又高出一筹。他 头痛 得用金条熏烟来治疗。当他收到足够的金条后，便宣布检查结束。两个强盗也在群众的怒吼声中惊醒。剧中写的是梦境，反映的却是现实。《升官图》在艺术上吸收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我国传统戏剧的讽刺手法，把 五四 以来的讽刺喜剧推向了一个新水平。继《升官图》之后，吴祖光写出了《捉鬼传》、《嫦娥奔月》。前者写钟馗千年后醒来，见鬼遍地皆是，捉不胜捉，只得败退。借此说明现在的鬼比过去多，讽刺矛头，不明则知。此时宋之的独幕剧《群猴》、瞿白音的独幕剧《南下列车》以及田汉的２１场话剧《丽人行》等，在创作上也都取得了成功。公演后，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５。国统区的诗歌、散文创作国统区的诗歌，也和小说、话剧一样，歌颂和暴露的作品占据了创作的主流。
　　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艾青、田间奔赴解放区，但其他诗人并未停止创作。就出版的诗集而言，冀汸（１９２０- ）有《跃动的夜》，杜谷（１９２０- ）有《泥土的歌》，亦门（１９０７- １９６７年）有《无弦琴》，绿原（１９２２- ）有《童话》、《又是一个起点》，邹荻帆（１９１７- ）有《意志的赌徒》、《跨过》等等。这些诗歌，多为政治抒情诗，且形式自由，不重词、句的修饰。从整体看，呈现出一种朴实、粗放的风格。其中有些诗，借歌颂祖国的壮丽山川，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冀汸《旷野》中的原野和土地，彭燕郊《雪天》中白雪覆盖下的高山和村落，杜谷《江》中的长江和旷野，在诗人笔下是那么的可亲、可爱和可敬。而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民族更是可爱而不可辱的。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她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不可征服的战斗精神。看！ 那坚凝而浑然一体的群，那群底坚凝成钢铁的集中力 （亦门《纤夫》），能克服任何艰险，用 火的跳跃 ， 血的奔流 （冀汸《跃动的夜》）去抗击日寇。 听，鸡声四野，已经唱出了黎明 ，胜利一定属于祖国。 七月诗派中，有些诗歌对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战、进行黑暗统治的罪行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孙钿在《行程》中，描写了一个从河中漂来的、双手被反缚着的浮尸，勾画出国民党政府屠杀革命者的罪行。亦门在《雾》中，把国统区比喻成是 不明不白的世界.邹荻帆在《大城》中，写出了当时大城市里一片末日的景象。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内隐藏着一种内战的阴谋，于是绿原在《终点》中提醒人民 我们的武器，不能放下 ，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诗坛上又涌现出一个 九叶诗人 ①流派。 九叶 即九人：杭约赫、辛笛、穆旦、陈敬容、郑敏、唐祈、唐弢、杜运燮和袁可嘉。
　　这九位诗人，因个人经历和工作的关系，在诗歌创作手法和技巧上，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象征派、现代派的影响。但进步的思想、黑暗的现实，又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以往现代派诗歌所拘泥的个人感情的小圈子，唱出了抨击丑恶现实，反映人民心声的歌。辛笛（１９１２- ）有诗集《手掌集》，在《回答》一诗中，对国统区压制思想、扼杀自由的现实发出控诉之声： 除了我对祖国对人类的热情绝灭，我有一分气力总还是要嚷要思想，向每一个天真的人说狐狸说豹狼。 陈敬容（１９１７- ）有诗集《交响集》、《盈盈集》。
　　在《抗辩》一诗中，对当局的专制主义统治也发出了抗议之声。唐祈（１９２０- ）有诗集《诗第一册》。在《时间与旗》一诗中，把当时的上海比作 都市的魔怪.而杭约赫（１９１７- ）有诗集《噩梦录》、《火烧的城》、《撷星草》。在政治抒情诗《复活的土地》中，则把这 魔怪 描绘成各色人物进行冒险和荒淫的乐园。反映出国统区都市的黑暗和衰败。九叶诗人在抨击现实黑暗和腐败的同时，也呼唤祖国的新生。唐祈在《最末的时辰》中写道， 当另一支军队 以不可阻挡之势开来之日，也就是这个污浊的世界 最末的时刻 到来之时。在大陆即将解放的时刻，杜运燮（１９１８- ）有诗集《诗四十首》。在《雷》一诗中，以十多个 他们来了 的排比句多，把解放大陆那种势不可挡气势真切地描写了出来。尽管如此，九叶诗人毕竟是受现代派影响较深的流派，在他们的作品中，仍有相当数量的诗歌表达的是个人心情的感受。在这些作品中，有些仍可寻觅到原现代派诗歌的痕迹，但诗意趋于明朗，文学也少些艰涩。像社运燮的《井》、郑敏的《寂寞》等。有些虽也在抒发自己的情怀，但已不是那样的感伤，烦闷，寂寞和颓唐，而是在哀婉中透出光明，寂寞中有追求。像陈敬容的《从灰尘中望出去》，开始诉说 脱不尽的枷锁，唱不完的歌 ，但在诗的最后，却透过厚厚的灰尘，望见 一角蓝天.在诗歌艺术上，九叶诗人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成功地运用了现代派诗歌中的象征手法。在创作中，注重意象的捕捉，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爱憎。像郑敏在《小漆匠》中，不重人物具体刻画，而是借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作者内心的感受。
　　除上述二个流派的创作之外，这时期，政治讽刺诗的创作形成了一股风气。其中以袁水拍、臧克家的作品影响最大。
　　袁水拍（１９１６- １９８２）原名袁光楣，江苏吴县人。抗战爆发后开始诗歌创作，有诗集《人民》、《向太阳》、《冬天冬天》、《沸腾的岁月》等。
　　抗战后期开始以马凡陀的笔名发表政治讽刺诗，后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的山歌续集》。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曾在当时国统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些诗歌多取材于国统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接近歌谣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描绘出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前的种种衰败景象。有些诗歌，以城市市民所关心的社会现象为题材，揭示出国统区社会的动乱，反映出市民的不安和愤怒。像《抓住这匹野马》、《关金票》、《大钞在否认发行声中出世》等篇，就是抓住了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事实，讽刺和鞭挞了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经济政策。在《抓住这匹野马》，中，作者把飞涨的物价形象地比喻成驾驭不住的野马，这匹野马横冲直撞， 撞倒了拉车的，挑担的 ，撞倒了工人、伙计、职员、孩子和先生，给城市下层市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所以在诗的最后，作者呼喊： 抓住这匹发疯的野马！抓住这飞涨的物价！ 有些诗歌，作者取材于国内的重大事件，讽刺了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像《毛巾选举》，揭露了伪国大选举的内幕。《活的对死的说》鞭挞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接收变成了 劫收.更多的诗歌，取材于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方方面面，对国统区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这个世界倒了颠》，讽刺了国民党当局 民主宪法 的虚伪。《万税》一诗，嘲讽了政府当局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警察巡查到府上》、《朱警察查户口》，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残酷统治。《珍馐逼人》暴露了统治者的穷奢极欲。
　　尤其是《发票贴在印花上》一诗，对统治者的种种颠倒黑白的行径进行了全面、生动的揭露： 吉普车开到人身上 、 房子造在金条上 、 工厂死在接收上 、 民主涂在嘴巴上，自由附在条件上 、 脑袋碰在枪弹上，和平挑在刀尖上.此外，也有些诗歌对城市小市民的不良习气进行了嘲讽。
　　《老王求婚记》就是对小市民那种走关系向上爬的卑微心理进行了讥讽。
　　《马凡陀的山歌》取材广泛，文字通俗，形式多变，且含讽刺于叙事、形象之中，是当时最受国统区人民欢迎的诗歌之一。
　　臧克家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讽刺诗作家。有诗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在前两个诗集中，共收政治讽刺诗２７首。这些诗，语句直朴，讽刺中带有强烈的愤怒，但缺少一点马凡陀诗歌中所具有的幽默和诙谐。像《枪筒子还在发烧》一诗写道： ……枪筒子还在发烧，他们又接上了火！和平，幸福，希望，什么都完结，人人不要它，它却来了——内战！ 语言率直，带有强烈地不满，喊出了人民反对内战的声音。从内容上，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也和袁诗一样，把讽刺和鞭挞的矛头指向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像《生命的零度》，以上海一夜间冻死８００多名流浪儿童的事实为题材，控诉了人间的不平。《胜利风》一诗中作者写道： 政治犯在狱里，自由在枷锁里，难民在街头上，飘飘摇摇的大减价旗子，飘飘摇摇的工商业，这一些，这一些点缀着胜利。 这是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标榜的 民主、繁荣、富强 的尖锐讽刺。
　　郭沫若这时期出版了《蜩螗集》，其中也有政治讽刺诗。像《进步赞》取材于昆明 一二一 流血事件，讽刺了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此时，黄婴宁在香港出版了诗集《民主短简》和长诗《溃退》。其中《民主短简》中收录的多是讽刺诗。这些诗歌从不同侧面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倒行逆施。
　　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长篇叙事诗，例如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玉杲的《大渡河支流》。除此以外，任钧、方敬、徐迟、冯至等也写出了不少诗篇，产生过一定影响。
　　杂文，自鲁迅以来，就是进步作家发表见解、针砭时弊、向黑暗势力宣战的武器。抗战胜利前后，不少作家仍以杂文为武器，抨击黑暗，迎接黎明。
　　主要作品有：郭沫若的《沸羹集》、《天地玄黄》；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以及《寓言三百篇》；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聂绀弩的《血书》上下辑；林默涵的《狮和龙》等文集。
　　在这众多作品中，除部分文艺评论、学术论文外，大部分都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杂文。这些杂文，虽风格各异，但或率直开朗、或迂回曲折，都洋溢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热情，反映了人民大众反侵略、反专制，强烈要求民主的呼声。有的杂文提出了对时局的见解，如冯雪峰的《外力》、《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等；有的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如郭沫若的《黑与白》、《天地玄黄》，冯雪峰的《法西斯的特性与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等；有的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如郭沫若的《悼闻一多》、《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等；有的讽刺了国统区种种的腐败现象，如聂绀弩的《血书》下辑中大部分文章。还有的批判了右翼文人的各种荒谬观点，如《血书》上辑及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这些杂文，取材多样，涉及面很广，像匕首，像投枪，刺向现实黑暗，迎接光明未来。可以说在这些杂文中，始终流动着奋进的血液，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这时期的散文，和别类文学体裁相比，显得单弱。专业作家少，创作量也不大。除杂文外，郭沫若出版了《苏联纪行》。茅盾有《苏联见闻录》。
　　这二部散文集，都是两人赴苏的日记和随笔，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两人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反映了苏联战后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不同的是《苏联纪行》以日记形式出现，而《苏联见闻录》除日记外，也有独立成篇的游记、采访录。前者文字流畅，且含诗意，后者则以文笔简洁清丽见长。除上述文集外，茅盾尚有《时间的纪录》，何其芳有《星火集续编》等。在这二部集子中，除抨击黑暗现实的短文外，有杂谈社会现象的文字，如茅盾的《风景谈》；有关心青年的文字，如茅盾的《关于遥远的爱》及何其芳的《谈读书》等；有缅怀逝者的文字，如纪念鲁迅、高尔基、王若飞、闻一多等人的文章。此外，《星火集续编》中还有反映解放区新人新事的随笔等。这些散文，有的隐晦，有的明朗，都是当时较好的作品。
　　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类型的散文，如李广田的《灌木集》、冯至的《山水》等。这两个集子的散文，都是作者精心为之的抒情、叙事之作。描写的是自然山水的美丽，故土乡情的怀念，乡村古老的传说。在艺术及风格上，这两位作家也各有长处。不少篇目，都是优秀之作。但对司马长风先生的 纵在朝不保夕的逃亡途中，也不失陶渊明的豁达，不忘一杯水酒，怡然自乐 的观点，却不敢苟同。
　　６。国统区文艺界的论争抗战的爆发，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国内自 五四 以来就已存在的不同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分歧得以暂时的统一。随着抗战的深入，国统区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些分歧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正当抗战文艺蓬勃发展之际，梁实秋于十二月一日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幅刊《平明》上发表了《编者的话》，他说：……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 抗战' 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个观点一出现，罗荪就发表了《 与抗战无关 》一文，对其进行了反驳。
　　同月六日，梁实秋又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当时的一些抗战文艺作品是 只知依附于某一种风气而摭拾一些名词敷凑成篇的抗战八股 ，再次强调了 与抗战无关 的观点，并公开征集这样的作品。梁实秋这种态度，引起了进步文艺界的极大关注，罗荪、宋之的、巴人、张天翼等人纷纷发表文章，从文艺与抗战的关系、抗战文艺是否是 抗战八股 这二个问题上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宋之的在《谈 抗战八股 》一文中指出，因为抗战文艺使人们 认识了抗战的一面，增强了抗战的决心 ，所以对读者是有益处的，而 感不到益处的怕只剩着两种人 ，一是 骑墙派 ；一是 梦想着所谓' 王道乐士' 的那些' 蠢奴才' ！ 巴人在《反个人主义斗争》一文中更尖锐地指出：那些 痛骂抗战文艺为' 抗战八股' 的人，他们要消灭的不是' 抗战八股' ，而是' 抗战'，其目的是 要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在批驳 与抗战无关论 的同时，进步文艺工作者也对抗战文艺中存在的不足作了反省。张天翼在《论 无关 抗战的题材》一文中指出：我们也反对文艺创作中 差不多 、 八股 的倾向，但反对的目的，不是使文艺创作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而是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在国民党政府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昆明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先后在昆明、上海创办了《战国策》杂志，并在重庆《大公报》另辟了《战国》副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像陈铨的《指环与正义》、《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林同济的《廿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寄语中国艺术人》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们狂热地宣扬 尚力政治 和尼采的 唯意志论.称当时的形势是 战国时代的重复 ，是 力的时代 ，力的世界.一个 科学发达的国家 就可凭着国力任意支配、摆布另一些 落后的国家.他们鼓吹 国家至上 ， 民族至上 ，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可以不要自由、民主，可以牺牲一切。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文艺上，他们主张创作上的 三道母题 ，即 恐怖 、 狂欢 和 虔诚. 恐怖 是 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阴暗的深渊 ； 狂欢 是征服 恐怖 后的 醉酒香，异性之美 ；而 虔诚 则是 神圣的绝对体面前严肃之屏息崇拜.根据这种文艺观点，陈铨创作出了话剧《野玫瑰》、《蓝蝴蝶》。在《野玫瑰》中，作者把暗中与日伪勾结，并委身事敌的国民党女特务描写成了一个从事 惊天动地的事业 的英雄。 战国策 派的这些理论和创作一出现，立即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文章被转载，《野玫瑰》也受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奖励。而进步的文艺界，则以《新华日报》、《群众》、《野草》杂志，以及解放区的《解放日报》等为阵地，发表文章，对 战国策 派的理论及其文艺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汉夫的《 战国策 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一文指出，在政治上，他们对内反民主，搞法西斯主义，对外鼓吹暴力，宣扬侵略扩张。 这种不顾正义 的理论是十足的法西斯的 应声虫.欧阳凡海在《什么是 战国 派的文艺》一文中，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 战国策 派的反动理论，实质上是 替法西斯侵略张目，是在散布中国必亡论.尔后针对他们提倡的创作 三母题 指出： 恐怖、狂欢与虔诚的理论实际上是反理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说法 ，是在文艺创作上 散布反理性的法西斯野蛮主义。 在批判这种文艺观的同时，颜翰彤（刘念渠）等也对陈铨的《野玫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驳。
　　在进步文艺界的批判下， 战国策 派作为一个文化团体不久便瓦解了。但由于他们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仍不断以民族主义文学形态在文坛上出现，所以和他们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前夕。
　　抗战爆发后，由于民族意识的提高，宣传抗战和发动群众的需要，文艺大众化，利用旧形式等问题，日益受到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在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的热潮中，涌现出一大批短小通俗，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但也有的作品，或照搬旧的形式，或极不协调地将旧形式与新内容扭和在一起。创作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决如何使文艺大众化和利用旧形式的问题。于是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相继在国统区、解放区文艺界展开了（１９３９- １９４０年）。这是３０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继续。其中心是探索解决如何使新文学和民族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郭沫若、茅盾、艾思奇、周扬、胡风、老舍等都发表了重要的见解。《新华日报》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许多作家认为 五四 以来在外来文化影响下诞生的新文学，应逐渐脱离 移植性 ，增强其民族性。艾思奇指出： 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 ①。那么，怎样将新文学与民族文化特点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形式呢？许多人围绕着对旧形式的利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旧形式的确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其中也包含着 合理的核心.所以， 要完成大众化，就不能把利用旧形式这一课一脚踢开完全不理 ②，应该 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 ③。在谈到新文学与旧形式的关系时，一些作家指出，它们不应该相互排斥，而应当相互渗透，合流，旧形式必须利用，新文学的新形式也必须运用。但如何在利用新、旧形式的基础上，创造出 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④来呢？郭沫若认为，作家必须 投入大众的当中，亲历大众的生活，学习大众的语言，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 ①。茅盾认为应从文学的不欧化以及表现方式的通俗化入手。老舍更通俗地解释为： 须用民间的语言，说民间自己的事情，在内容上以民间的生活，原有的感情，写成的事，而略加引导，使入于新 ，并要 有趣.他们的这些见解，比起３０年代把大众化主要理解为通俗化的认识要深入得多。
　　在讨论过程中，因向林冰提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论点，而引起了一场争论。向林冰在《论 民族形式 的中心源泉》、《再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章中，在肯定民间形式的同时，笼统抹杀了 五四 新文学，从而引起众多作家的反对。而葛一虹在反驳向林冰的观点时，认为旧形式是 没落文化的垂亡时的回光返照 ②，全盘否定了旧形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针对这两种错误观点，很多作家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见解，郭沫若指出：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 ③但在争论中，可以看出，仍有些人轻视民间文学，对向民间文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从这次讨论的整体情况看来，虽对正确认识和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从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上，都比不上解放区所取得的成就。
　　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一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并同期刊出舒芜的长篇文章《论主观》，从而引起了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内部关于现实主义和 主观论 的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重庆文艺界结合如何评价话剧《清明前后》、《芳草天涯》的问题，对胡风、舒芜文章中突出的关于主观的论点，表示了不同的见解，像何其芳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一文，邵荃麟（１９０６- １９７１年）
　　发表了《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一文，冯雪峰发表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等。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邵荃麟、胡绳、林默涵、乔冠华等，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接连发表文章，对胡风、舒芜的 主观论 作了一次集中的评判。邵荃麟的《论主观问题》、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林默涵的《略论个性解放》等文章，从哲学、文艺、创作思想几方面，对 主观论 进行了分析、评判。这次现实主义和 主观论 的争论，实际上是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讨论，争论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虽然在一些理论上仍未取得共识，但对提高作家们的认识、理论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解放军区文学
　　解放区文学源于苏区文学，诞生在炮火硝烟的抗日战场上。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和国统区文学相比，解放区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形成了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鲜明特点。尽管这有别于国统区文学，但它也和国统区文学一样，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苏区文学的诞生与发展苏区文学随红军的诞生而诞生。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战士就自编自演过一些文艺节目，歌颂红军，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促进了苏区文艺运动的发展。三十年代，李伯钊、沙可夫、成仿吾、朱光等先后来到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根据地，加强了对苏区文艺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使苏区文艺面貌焕然一新。
　　在苏区文艺运动中，戏剧和歌谣取得的成绩最大。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
　　冬，方志敏在赣东北根据地主演了话剧《年关斗争》，反映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这是苏区出现的第一部多幕话剧，演出后，受到了欢迎。次年，反映城市工人运动的多幕话剧《父与子》也在苏区上演。为了推动苏区戏剧活动的深入开展，在红军学校政治教员李伯钊的倡导和组织下，苏区成立了第一个戏剧团体——八一剧团。此后不久，工农剧社、火线剧社也相继成立。这些戏剧团体成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自编自演了大量的剧目。像沙可夫的《我——红军》、《武装起来》、《北宁路上的退兵》，李伯钊的《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胡底的《松鼠》、《沈阳号炮》，赵品三的《游击》，韩进的《牺牲》、《李保莲》等。这些话剧，都是以战争为题材的。其中《松鼠》（原名《红色间谍》）写一红军战士，奉命打入敌人内部，并取得信任而被提拔为班长，后在红军进攻时，率全班起义，投诚了红军。《沈阳号炮》写的是沈阳人民为响应抗日义勇军而举行起义的故事。除这些描写战斗生活的作品外，还出现了一些其他作品，像《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惰二嫂不努力耕田》，反映的是苏区人民从事生产斗争的生活。像《人肉贩子》，揭露的是白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随着戏剧运动的发展，中央苏区于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组建了工农剧社总社，创办了蓝衫训练班，组成了蓝衫剧团，并建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此时，瞿秋白已从上海来到瑞金，直接领导了苏区的文艺活动。在他的领导下，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戏剧运动的文件，像《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等。他还亲自编选了苏区唯一一本剧本集《号炮集》，从此，苏区的戏剧运动更加健康、有组织地发展起来。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了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继续发挥着战斗作用。
　　红色歌谣的大量涌现，是苏区文学所取得的另一成绩。这些歌谣，除部分是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外，大部分是群众的口头创作。其内容多是歌颂红军的，如迎红军、送红军、盼红军、送夫送子参加红军。因这些歌谣多是群众根据自己所熟悉所喜爱的民谣、山歌及地方小调改编而成，所以颇受人民的欢迎，流传较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红军长征前夕，由《青年实话》①编委会收集出版了《革命歌谣选集》。
　　苏区文学，以小型、通俗、和群众紧密联系见长，这种特色，也体现在红军长征途中，文艺工作者的宣传、演出中。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创建了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年十一月，丁玲到达陕北保安，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联络在陕北的文艺界人士，于同月二十二日成立了 中国文艺协会.丁玲被推举为主任，王盛荣、王亦民、成仿吾、李伯钊等被选为各部部长。成立大会上，毛泽东、洛甫、博古等到会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 中国文艺协会 成立的巨大意义，然后指出： 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全国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好转，来延安的知识青年不断增多，陕北的文艺运动也趋活跃。像 文协 戏剧组和人民抗日剧社编排演出的《炭矿夫》、《秘密》、《亡国恨》、《死亡线上》、《矿工》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２。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勃兴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敌后，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察鲁豫、晋绥、山东、华北等敌后根据地。文艺界也于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十一月，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这是抗战爆发后解放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文化组织。第二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战联合会在延安成立。不久改成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会议选举丁玲、田间、成仿吾、周扬等为执行委员。大会要求一切文化工作都要服从于抗战，号召作家们上前线去，到民间去，出版文艺刊物，宣传抗战。在 文协延安分会的推动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晋西、晋察冀边区等分会相继成立，所出版的文艺刊物只陕甘宁边区就有《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战线》、《部队文艺》、《诗刊》等十几种。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培养文艺干部，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倡议，于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
　　四月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沙可夫、周扬等先后主持过 鲁艺 的工作。 鲁艺 成立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文艺干部。正因为如此，使文化落后的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延安整风之前的文艺运动的勃兴和文学创作的初步繁荣。
　　最先显示出成绩的是农村剧团。在我国农村，很早就存在着自组剧团、自我娱乐的传统。抗战爆发后，在各根据地政府的支持、文艺社团的组织和推动下，这种农村剧团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有关材料统计，在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活跃在太行区的这种剧团就有１００多个。而冀中地区到延安整风之前就已发展到了１７００多个。这些农村剧团，运用自己所熟悉的地方戏曲，自编自演，起到了很好的娱乐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与这些农村剧团相映成辉的是各根据地的专业剧团，在抗战初期也表现得十分活跃。先后编写和演出了王震之的《兄弟们拉起手来》、李伯钊的《农村曲》、张季纯的《回关东》和《双投军》、马健翎的《一条路》和《十二把镰刀》等，有力地宣传了抗战，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七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及全面抗战一周年，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戏剧节，上演了三幕话剧《流寇队长》（王震之作）、新编京剧《松花江》（由平剧《打渔杀家》改编）、三幕歌剧《农村曲》等。不久，有些国统区优秀剧目也被搬上舞台，像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使解放区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
　　与戏剧相比，抗战前期解放区的诗歌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田间来到延安，为了用诗宣传抗战，激励民众的抗日情绪，他和柯仲平、史轮、邵子南等发起了一场街头诗运动。一时间，延安的大街小巷贴满了诗歌。这些诗短小易记，通俗顺口，且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战斗性。不久，这种诗歌形式随着战地服务团深入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在整个解放区内掀起了一个创作街头诗，朗诵街头诗的高潮。除田间、邵子南等发起者外，像晋察冀边区的陈陇、邢野、魏巍、丹辉、张克夫、商展思等人，都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给饲养员》、《我是庄稼汉》，季纯的《给我一枝枪》等，都是当时街头诗的精彩之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全诗仅六行；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 全诗简洁凝练，含蓄有力，洋溢着一种宁可战死、也不作亡国奴的强烈的民族意识。
　　何其芳到解放区后诗风有了显著的变化。这时期他的诗歌都收在《夜歌》（后改名《夜歌和白天的歌》）集中。他说： 抗战以后，我也的确有过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由于我有些根本问题在思想上尚未得到解决 ， 就写我自己这种新旧矛盾的情感也还是有意义的.①《夜歌》中的诗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写成的。像《夜歌（二）》及《叹息三章》集中反映了诗人进入解放区后在思想和创作上力求弃旧立新的强烈愿望。而在《垢瑁芳啊渡钍嵌嗝垂憷贰ⅰ段椅倌猩倥歉璩贰ⅰ犊炖值娜嗣恰返仁校嗽蚓∏槭阈戳俗约憾越夥徘氯恕⑿率碌男碌母惺芎吞逖椤Ｓ捎谑怂枷敫星橛斜浠从吃谑璐醋魃希骺臁貉锏慕谧啻媪斯ビ怯簟⒏猩说牡髯印５信坊渥庸啵跋炝诵率獾谋泶锛笆璧拇ァ?BR>　　柯仲平也是抗战初期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柯仲平（１９０２- １９６４年）云南广南县人。抗战爆发后，和田间等人共同发起了街头诗运动，并创作出两首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这是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工农斗争的最早的作品。前者描写的是边区人民抗敌锄奸的故事。诗中较成功地塑造了李排长和自卫队员韩娃这两个人物形象。后者描写的是平汉路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和日寇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首诗虽然只完成了第一章，但共产党员李阿根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柯仲平在这两首长诗的创作中，注意到了诗歌形式的大众化，努力吸取民歌、民谣中的精华。所以这两首长诗节奏明快，易于诵读。但也存在着有些地方过分散文化的弱点。
　　抗战前期解放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丁玲是最早以小说的形式反映解放区生活风貌的作者之一，从抗战爆发至延安整风之前，除部分散文外，她主要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连续写出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东村事件》、《压碎的心》、《秋收的一天》、《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夜》等作品。后三篇是丁玲这时期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中，作者 没有用廉价的欢乐来欺骗群众，投有把刚从旧社会母体分解出来的新世界，描写成没有困难，没有矛盾，没有痛苦的天国 ①。而是在讴歌新生活的同时，还要批判新世界中所存在的封建意识。《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一个农村少女贞贞，被日寇抓去作了随军妓女，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摧残。但她没有屈服，利用一切机会向革命军队提供情报。当她逃出魔掌，回到家乡后，得到的不是安慰和同情，反而是邻里的歧视，父母的冷遇。面对冷淡的环境，她没有沉沦，而是带着新的追求走向了延安。作品中，丁玲对贞贞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并赋于她永不屈服的反抗性格。而对于她周围所存在的封建观念，则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医院中时》写年轻女医生陆萍从上海来到延安，被分配到医院工作。但在工作中却无故受到工农出身的医院领导的排挤和中伤。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离开医院。这篇小说的力度在于揭露了小生产者愚昧、保守的思想对革命事业的损害。严家炎在评论这篇作品时说： 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第一次提出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问题。 尽管作品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 从作品的主要方面看，从整个文字发展史上看，《在医院中时》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 ①。孔厥也是这时期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作家。孔厥（１９２０- １９６６年）原名郑志万，江苏苏州市人。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后都收到《受苦人》集中。孔厥的小说取材比较广泛：有描写农村干部机智能干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作品，比如《农会会长》和《郝二虎》；有批评农民中自私观念的作品，比如《老人》；有讽刺知识分子贪享受闹待遇的作品，比如《过来人》；还有揭示农村中妇女命运的作品，比如《受苦人》和《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等等。在艺术上，孔厥的小说风格清新淳朴，但叙述平板，人物塑造欠典型。
　　这时期的散文创作，以报告文学取得的成绩最大。像肖向荣的《平型关战斗前后的日记》、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周立波的《徐海东将军》、刘白羽的《游击中间》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的记述的是具体的歼敌战役；有的描述八路军将领的英雄事迹；有的则写出了抗日根据地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总之，歌颂抗战，歌颂抗战英雄成了这些作品围绕的统一主题。由于报告文学具有新闻性，叙事性的特点，所以这些作品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３。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如前面所述，抗战以来，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部分来自大后方。他们怀着满腔热情，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奔赴各抗日根据地。有的深入前线，有的下到乡村，在实际工作中，初步实现了与工农大众的结合，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未得到彻底的转变。他们之中不少人对工农兵缺乏了解、缺乏感情，对自己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在他们的文艺主张、文学创作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错误和偏颇。
　　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解放区受到军事的包围和经济上的封锁，一时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当时的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及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在党内整风期间，解放区文艺界所存在的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爆发了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争论。有些人毫无区别地把当时的延安和各根据地中所存在的落后面、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国统区的黑暗等同起来，认为 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 ， 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于是他们提倡杂文，主张暴露黑暗。当时，延安大型墙报《轻骑队》和《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不少这样的杂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正在这时，王实味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在《政治家？艺术家》中认为政治家 必须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 ，并不可避免地利用它为自己谋取 名誉、地位、利益.因此，他认为根据地存在着黑暗，并挑动艺术家们去 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的黑暗.在《野百合花》中，王实味认为延安存在着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并利用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鼓动青年文艺工作者们去反对所谓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王实味的这些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加剧了当时文艺界思想的混乱。因此，为解决文艺界所存在的这些问题，以便更好地推动新文学运动向前健康发展，也急需一次文艺整风运动。
　　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五月，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在二日和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引言》和《结论》两次发言，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总结了 五四 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针对当时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对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作了深入、明确的阐述。《讲话》首先回答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中心问题。毛泽东指出： 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那么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我们的文学艺术就是为他们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为此，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长期深入工农兵，在感情上来一番转变，彻底把立足点移过来。在谈到普及和提高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对于工农兵， 第一步需要还不是' 锦上添花' ，而是' 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除此以外，《讲话》还回答了一系列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在谈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指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因此，人民的生活是 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号召一切 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 ，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态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 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带普遍性 的作品来。在谈到批判和继承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 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这种继承和借鉴 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作 ，否则就是最没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讲话》中，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也作了深入地论述，指出 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战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这种团结是在批评、斗争基础上形成的，如果 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 ，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对以上问题的阐述中，还对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如 人性论 、 写光明和黑暗并重 、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等，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解决了自五四 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许多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指明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但《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的阐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毛泽东的《讲话》直接推动了解放区的文艺整风运动。从五月底，以延安为中心展开了对王实味的批判。五月二十六日，金灿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对《政治家？艺术家》中的观点进行了逐一批评。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一日，王实味所在的单位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斗争全面展开。范文澜、罗迈等在座谈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从政治和思想上对王实味进行了揭发和批判。艾青在座谈会发言的基础上撰写了《现实不容许歪曲》的文章，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对王实味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等观点进行了驳斥，并针对王实味散布的艺术家等同、甚至高于政治家的说法指出，艺术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不是从天上降落人间，也是 从母胎里分娩出来的.因此，艺术家没有必要 认为自己的灵魂就像水晶做的那么透明.在现在的时代， 艺术家必须追随在伟大的政治家一起，好完成共同的事业，并肩作战。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一文，集中批驳了王实味的文艺观点。文章重点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所谓人性，现在的文艺作品应当写光明还是写黑暗这三个问题上，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指出： 我们和王实味在文艺问题上的一切分歧，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艺术应不应当为大众，这就是问题的中心。 在批判王实味错误观点的同时，解放区文艺界按照《讲话》精神，对知识分子内部所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及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作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其间，丁玲发表了《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周扬发表了《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张庚发表了《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何其芳发表了《论文学教育》等，从不同方面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总结。　　　经过整风，解放区文艺界实现了空前的思想大统一。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创作出一批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创作的繁荣。
　　４。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推动了解放区小说创作的繁荣，首先涌现出的是以赵树理、孙犁为代表的一批短篇小说作家。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且多以工农兵为描写对象，曾在各根据地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
　　赵树理（１９０６- １９７０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人，青年时期受过师范教育。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从事文化普及工作，写出了许多通俗的诗歌、小戏、曲艺作品。延安文艺整风后，在吸取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他创作出第一篇有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写于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五月，以武乡县一桩迫害青年自由恋爱的事件为素材，描写了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为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在作品中，作者精心塑造了三类人物：二诸葛、三仙姑，他们是落后农民的形象。二诸葛是小二黑的父亲，他愚昧，懦弱，但又善良。由于他相信命运，坚决反对小二黑和小芹的自主婚姻。三仙姑是小芹的母亲，她好逸恶劳，以装神弄鬼掩护自己的放荡行为，为了取得财礼，她不惜出卖自己的女儿。金旺、兴旺是混进村政权的恶霸分子形象，是迫害青年的凶手。最后受到了区政府的惩治。小二黑、小芹是作者成功塑造的农村新一代青年的形象。他们在新政权的教育下，思想解放，积极进取，坚决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自由恋爱，勇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最后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冲破了家庭的阻力，恶霸的拦截，取得了胜利。周扬在评价《小二黑结婚》时说： 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讴歌农民的胜利，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 ①为此，《小二黑结婚》发表后，受到解放区青年们的欢迎，多次再版，仍供不应求。如果说《小二黑结婚》从精神上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的思想上的巨大变化，那么赵树理的另一代表作《李有才板话》，则从政治上反映了这一变革。小说主要描写了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减租减息的过程，从而揭示出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地主阎恒元在八路军进村后，从幕后操纵着村里的权力。在和阎恒元的斗争中，村中的农民分为三种类型：不了解共产党、惧怕地主势力的人，如老秦；勇于斗争、但缺乏经验的人，如 小 字辈中的小顺、小明、小保等；第三种就是作者主要刻画的人物李有才。他贫困一身，对地主有着深刻的仇恨，常用快板的形式揭露和讽刺阎恒元的罪恶。他既不像前者那样软弱，也没有后者那样勇敢，头脑清醒，阅历丰富，是 小 字辈的贴心人。后在县会主任老杨的支持下，李有才组织群众，粉碎了地主势力的进攻，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继《小二黑结婚》后又一部成功的作品，它被人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 ②。此外，这时期赵树理还创作了《孟祥英翻身》、《福贵》、《催粮差》、《邪不压正》、《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作品，从不同生活面反映了农村的巨大变化。
　　在艺术上，赵树理吸收了民间、传统文学的精华，创造了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他的小说情节套情节，故事性很强。在人物塑造上，不重静止的描绘，而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来展现自己的性格，小说的语言是经过提纯、改造过的北方农民的口语，通俗质朴、生动活泼，且又幽默有趣。这些符合我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传统的欣赏习惯和审美特点。这是赵树理小说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因为如此，赵树理小说的艺术风格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到五十年代后，逐渐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人物的 山药蛋 派的小说艺术流派。
　　除赵树理外，康濯、孔厥、束为等也写出了一批以农村变革为题材的作品。像康濯（１９２０- １９９１年）的《我的两家房东》、《腊梅花》，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束为的《红契》等，从家庭、妇女、土改和减租减息等方面，反映出解放区农村社会改革的发展进程。
　　在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中，孙犁的创作也是比较突出的。孙犁（１９１３- ）
　　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工作，长期生活在晋察冀边区。主要作品有《荷花淀》、《蒿儿梁》、《嘱咐》、《芦花荡》、《钟》等。
　　孙犁的小说，受冀中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感染和熏陶，大多写的是这里人民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杀楼》、《村落战》反映的是八路军、民兵的战斗生活；《邢兰》、《芦花荡》写的是根据地农民顽强乐观的战斗精神；《黄敏儿》、《琴和萧》描写的是解放区少年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但在孙犁的小说中，描写最多也最成功的是根据地妇女的生活。《芦苇》中那个掩护 我 的十八、九岁的姑娘，《红棉袄》中那个脱下自己的红棉袄盖在伤员身上的小女孩，《蒿儿梁》中那个妇救会主任，《藏》中的浅花等等。这些妇女，在作者的笔下，显得是那样质朴、纯洁、可亲可爱。她们对待亲人温柔多情、体贴入微；对待敌人则是那样的英勇顽强。在这些妇女的群像中，《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嫂刻画得最为成功。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水生嫂和一群妇女毅然送夫参军。丈夫走后，她们又自己组织起来，保卫家园，承担起生活和斗争的重任。表现出一种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胸怀。她们虽然送走了丈夫，但心中却时常惦念他们，于是找机会又去看他们。在她们坚毅性格中又流露出一种作妻子的温顺和柔情。在小说《嘱咐》中，抗战八年的水生回家探亲了。但只在家中住了一夜，又被水生嫂用冰床送回了自卫战争的战场。再一次显示出水生嫂刚毅、顽强的性格。
　　孙犁在小说创作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不重故事情节的编织。创作中，他善于选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断、场景为素材，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裹进了一些浪漫主义的情调，再加上他那清新、优美的语言，这就使孙犁的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荷花淀》中那场伏击战，当水生嫂们在敌人追击下正处危险时刻，忽然 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 这段描写，把伏击战诗化了。而且在情节安排上，作者采取了峰回路转、出奇制胜的方法，使人读起来感到清新、优美、韵味无穷。
　　刘白羽的新闻体小说在这时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刘白羽（１９１６- ）北京通县人。抗日战争前后开始发表小说。有短篇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等。代表作品是《无敌三勇士》和《政治委员》（也是短篇集的名称）。
　　由于刘白羽抗战胜利后长期担任随军记者的工作，所以他的作品是一种小说和报告文学的综合体。描写的是部队的生活，塑造的是军人的形象，反映的是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步伐。但他的小说虽有较强的新闻性，但在艺术上缺少一种永久的生命力。
　　解放区的长篇小说出现较晚，但也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从题材上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描写武装斗争的抗日英雄传奇，二是描写解放区农村的巨大变革，三是描写了农村激烈复杂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解放区长篇小说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惊心动魂的抗日英雄传。代表作品是马峰、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和袁静、孔厥合著的《新儿女英雄传》。
　　《吕梁英雄传》（１９４５年）取材于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表扬的民兵英雄抗日斗争的事迹。小说以吕梁山桦林山支脉下的康家寨为背景，描写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民兵武装，同日寇和伪军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作品的中心是为农民立传，所以在作者的笔下，再现了松散的农民是如何在党组织的教育、战火的磨练下，成长为一个个机智勇敢的抗日英雄。小说描写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领导民兵大摆地雷阵的雷石柱，舍身跳崖的张忠老汉，被俘后坚贞不屈的康明理、孟二楞，以及弹尽粮绝、不甘被俘而英勇跳下山崖的民兵三勇士……这些无畏的英雄们，以他们的行动，再现了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昂扬、壮烈的历史画面。小说采用章回体的形式，把这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物连起来。所以结构显得松散。而且全书重情节的曲折生动，对人物的塑造缺乏精雕细刻。
　　《新儿女英雄传》（１９４８年）是比《吕梁英雄传》更为优秀的一部章回体小说。小说主要描写了冀中白洋淀地区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寇和伪军顽强斗争的事迹。作品双线并进，主线写共产党员黑老蔡来到白洋淀地区，发动起牛大水、高屯儿、刘双喜等农民积极分子，组织起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及何世雄、张金龙等汉奸展开的英勇的斗争。作品通过牛大水独闯申家庄、牛大水在扫荡中遇险得救、牛小水巧扮新娘、杨小梅只身进城等情节的描写，不仅揭示出敌人的凶残、斗争的艰险、英雄的无畏，而且也展现出牛大水等一些农民英雄的成长过程。小说的副线，主要写牛大水、杨小梅、张金龙的婚姻纠葛。杨小梅本钟情于牛大水，但其母贪人财礼，硬把她嫁给了张金龙。张金龙投敌后，杨小梅毅然离开了他，投入了革命斗争。后来，在艰险的对敌斗争中，她和牛大水虎口余生，终成眷属。小说双线交错，既有惊心动魄的对敌斗争，又有儿女情长的缠绵。这很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
　　因此，小说发表后，很受读者的欢迎。对人物内心刻画较粗疏，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缺点。
　　这时期，描写根据地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主要是欧阳山的《高干大》和柳青的《种谷记》。
　　欧阳山（１９０８- ）原名。杨风岐，湖北荆州人。 左联 作家。抗战中期到了延安，延安文艺整风后写成了长篇小说《高干大》。
　　《高干大》（１９４６年）是抗战时期第一部描写解放区农村合作社经济的长篇小说。作品的情节围绕着陕甘宁边区任家沟创办供销合作社的事件展开。任家沟合作社社长任常有，副社长兼推销员高生亮同在创办供销合作社，但这两人的思想、方法却截然不同。任常有的信条是唯上是从，而且官气十足，强行向群众摊派股金。群众出钱得不到利，就称合作社为 活捉社.而高生亮不但有处处为群众着想的思想，且通经营之道。他做买卖、开工厂、办银行、开药铺、搞运输……把合作社办得生气勃勃。对群众加入合作社，他采取入股自由、包交公粮、公债、公盐的办法，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他这种作法受到了区长程洁明及其支持下的任常有的反对。他们骂高生亮： 思想彻底腐化了！ 处处和他作对，不仅如此，高生亮还受到以郝四儿力首的巫神的反对，因为他开药铺影响了巫神们的利益。面对党内外的压力，高生亮没有屈服，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和这些反对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他的事业也更加发达。这部小说的主要缺欠是主题太散，前半部主要突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而后半部又转向了反对封建迷信。由此也带来了小说结构上的松懈。
　　柳青的《种谷记》是最早反映解放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长篇小说。柳青（１９１６- １９７８年），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县人。有短篇小说集《地雷》。
　　于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五月，完成了《种谷记》的创作。
　　《种谷记》以抗战时期陕北王家沟组织变工种谷为线索，揭示出各阶级人物对待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曲折的斗争。
　　村行政主任中农王克俭，由于自私的心理，对变工种谷不热心。在局势动荡之时，他在地主王国雄的拉拢下，显出动摇的本性，退出了变工互助组织。
　　村农会主席王加扶，则是个忘我、谦虚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带领下，全村群众冲破了种种阻力，取得了变工种谷的胜利。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尤其是对中农王克俭的刻画。作品通过他 儿要自养，谷要自种 的生活信守，以及提前种谷、退出变工组织、借驴等情节的描写，揭示出他胆小、自私、动摇的性格。小说的主要不足是缺乏曲折、生动的情节，使人读起来感到平淡和沉闷。除以上作品，这时期反映解放区发展生产的小说还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草明（１９１３- ）的《原动力》等，尤其后者，是解放区第一部以工业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在解放区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
　　描写农村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主要是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在参加农村土改实践基础上所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华北暖水屯这个小村子为背景，真实反映出自党中央公布《五四指示》（１９４６年）到《中国土地法大纲》（１９４７年）发布期间，农村土改运动的激烈和复杂性。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在描写这场运动中成功塑造出一群农民、农民干部的形象。作者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中说： 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根据这种观点，作者在塑造农民群像时，严格地从生活实际出发，既挖掘出他们身上渴望翻身、勇于变革的本质，又不能掩饰他们身上所存在的小生产者的弱点。所以小说中出现的正面形象，一开始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而是通过斗争的磨练，逐渐自我完善起来。暖水屯党支书张裕民，是个参加革命较早、立志 为穷人做事 的干部。在土改中，他虽有很高的热情，但仍 有很多的顾虑.他知道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打倒恶霸地主钱文贵，但心中又觉群众 糊涂.他眼看着工作组组长文采被地主欺骗，但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怕犯错误。在形势变化了的情况下，他才逐渐坚强起来，找村干部做工作，向工作组谈顾虑，并在党员大会上检查了自己的私心。于是一场反霸斗争的烈火才点燃起来。在作者笔下，张裕民就是这样一个有长处，也有短处，先清除自己思想上的灰尘，然后才能起模范作用的人物形象。小说对另一个主要人物——程仁的塑造也是如此。农会主任程仁，曾是钱文贵家中的长工，对钱文贵的罪恶有深入的了解。土改中，因他和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有着爱情关系，怕斗争钱文贵连扯上黑妮，所以斗争中一再动摇、犹豫。
　　党员大会的启发，钱文贵老婆的拉拢，才使他最后觉醒过来，成了运动的骨干。
　　解放区小说所塑造的地主形象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钱文贵的塑造是很有特色的。表面看，钱文贵只是一个只有几十亩地的地方，但他极其阴险、狡诈。为在土改中保护自己，他把女儿嫁给了治安委员张正典，送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搞假分家以减少土地，用黑妮去拉拢程仁，支使李子俊逃走以转移斗争方向等等，真是伪装用尽，阴谋使绝。正因为钱文贵是这样一个形象，使暖水屯的土改运动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描写了诸如区工会主任老董、妇联主任董桂花、村长赵得禄，以及工作组组长文采等人物。从整体上看，小说写的人物虽多，但成典型的少，而且对人物内心世界揭示的不够。尽管如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不愧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部描写农民翻身解放的优秀之作。
　　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几乎同时发表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是一部描写农村土改运动的宏伟之作。
　　周立波（１９０８- １９７９年）湖南益阳县人。 左联 时期开始文学创作。
　　抗战爆发后，他来到解放区。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他在参加东北土改的基础上，完成了《暴风骤雨》的创作。
　　《暴风骤雨》以东北松花江畔的元茂屯为背景，展现了解放区广大农村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的斗争。小说分上下两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映的是同一时间、同一领域内的社会变革。但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风骤雨》描写的土改斗争，规模较大，过程也较完整。全书不仅写出了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韩风岐，而且还写出了分土地、挖浮财、打土匪，直到青年踊跃参军，基本上包容了土改运动的全过程。这不能不说是《暴风骤雨》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暴风骤雨》所取得的另一个成就，就是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小说中，这些人物起点比较高。作者在展示他们诸多优秀品格的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心灵上的崇高和质朴。赵玉林是元茂屯首先觉醒的农民。解放前，他一家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因而有了 赵光腚 的绰号，受压迫越深，对敌人的仇恨就越大。因此，一经工作队的启发、教育，他很快觉醒起来，成了土改运动的骨干。斗争韩风岐，他带头向前；分配胜利果实，他主动向后。他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收留了郭全海，在与土匪的战斗中，他勇敢向前，不幸中弹牺牲。这是个感人的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既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又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高尚。白玉山、郭全海也是这样的人物。白玉山是赵玉林的战友。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他与赵玉林共同战斗；为了群众的利益，他把自己的近地换给了别人，内心深处也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郭全海是赵玉林未竟事业的继承人。作品通过控诉杜善人、捉拿韩老五、让马驹、参军等情节，表现出他勇敢精明、大胆卓识的才干和无私谦让的品格。
　　在老一代农民形象中，车把式老孙头是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一个。这是个胆小、自私、充能、诙谐的老头。土改之初，他缩手缩脚。当看到地主大势已去，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积极投身革命。走南闯北的赶车生涯，使他沾染了一些旧社会的坏习气，但也使他见多识广，性格开朗。在精彩的 分马 一章里，通过他选马、夸马、贬马、牵马的过程，把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表现得十分充分。这是一个在现代小说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人物形象。
　　在艺术上，《暴风骤雨》也显示出作者对小说民族化方面的探索。全书选用的是经过提炼的东北口语，这对小说所描写怕生活环境起了一种十分协调的作用。在结构上，作者借鉴了我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单线发展的写法。
　　这种边引入边刻画人物的方法，虽脉络清晰，但不利作品横向情节的展开、人物多方面性格的展现。在人物塑造上，《暴风骤雨》虽刻画出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对农民身上存在的不足揭示不够，而且对工作队肖队长、地主韩老六的描写，也有一些脸谱化的倾向。
　　同样以东北土改为题材的，还有马加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这部小说以江山村十天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土改运动的迅猛发展。
　　５。解放区的戏剧运动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的戏剧运动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新秧歌运动，对旧戏的改革，话剧的创作和演出三个方面。
　　秧歌是我国农村传统的民间艺术，古来有之。其特点是边歌边舞，以逗乐欢闹为目的。所以农民称扭秧歌为闹秧歌，闹红火。延安文艺整风之后，随着作家们深入生活，秧歌受到了重视。作家们开始利用这种艺术形式创作和演出新的秧歌剧。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春节，这种新秧歌运动在延安形成了热潮。当时只延安城里就出现了几十支秧歌队，不少党、政、军机关的人员也被卷入了这股热潮之中。在这股演出热潮中，以鲁艺秧歌队演出的《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由创作）最受群众欢迎。该剧剔除了旧秧歌中丑角及男女调情的成分，以活泼、欢快的曲调反映了兄妹在大生产中争当劳动模范的热情。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由于《兄妹开荒》的诞生，进一步推动了延安及各解放区的新秧歌剧运动，到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春节达到了高潮。据统计 从一九四三年农历春节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万人次 ①。这些秧歌剧，从多方面反映了解放区的生活。像《兄妹开荒》、《一朵红花》、《钟万财起家》、《二媳妇纺线》等，歌颂了生产劳动和劳动英雄；像《买卖婚姻》、《算卦》、《小姑贤》、《神虫》、《回娘家》等，批判了封建迷信及旧的婚姻制度；像《牛永贵挂彩》、《大家好》、《王德明赶猪》等，反映的是军民间的情谊。这众多作品的涌现，使秧歌剧运动迅速普及到各解放区。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秧歌剧运动也是如此，人民群众要求在普及的基础之上有所提高。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初，赴缓西地区的鲁艺师生，根据实际生活，创作并演出了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原名《惯匪周子山》，由水华、王大化、贺敬之等执笔）。《周子山》全剧五场，故事较完整，情节较生动。描写了周子山由叛变投敌到最后被擒获的全过程。剧中生动地刻画了与周子山坚决斗争的马红志这一形象，被称为当时秧歌剧最有光彩的人物之一。《周子山》的创作成功，推动了一批类似剧型的创作，相继出现的剧作还有《赵富贵自新》、《冯先琪锄奸》、《无敌民兵》等。由于这些作品的问世，为大型歌剧的产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
　　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由丁毅、贺敬之执笔的大型新歌剧《白毛女》问世。这是根据流传于河北北部 白毛仙姑 的传奇故事创作的。创作中，作者删除了传奇中的迷信成分，把主题提炼为 旧社会把人逼成' 鬼' ，新社会反' 鬼' 变成人.为了深刻地揭示这一主题，作者精心塑造了杨白劳、喜儿等人物形象。杨白劳是老一代农民的形象。他勤劳善良，在恶霸地主黄世仁的残酷压榨下，忍辱负重，最后被逼而死。他的女儿喜儿，原是个天真纯洁的少女。她父亲的死，激起了她对地主黄世仁的仇恨。当她在黄家受辱后，埋在心中的仇恨变成了复仇的怒火，在逃出黄家的路上她唱道： 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 正是这种复仇的意志，使她在荒山中生存下来。奶奶庙仇人相见一场戏，把喜儿的反抗性格推向了高峰，全剧也基本完成了对喜儿的塑造，揭示出了 旧社会把人逼成' 鬼'. 最后写八路军解救了喜儿，斗倒了黄世仁，喜儿翻身作了主人，由 鬼 变成了人。至此，该剧的主题全部被揭示了出来。
　　《白毛女》不仅有深刻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也创出了一种全新的表演形式。在音乐上，它吸收了民间音乐、地方戏曲调的长处，借鉴了西洋歌剧用音乐塑造人物性格的特点，编制出适合人物性格、剧情发展的新的乐曲。
　　同时，经过改造又引进了话剧的对话，传统戏曲的念白，并使之与全剧的音乐自然、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全新的新歌剧形式。从而使《白毛女》成为了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
　　正因为如此，《白毛女》公演后，引起轰动。毛泽东等同志观看了首演，肯定了《白毛女》的演出非常合乎时宜，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从此，《白毛女》迅速传遍了各根据地，对当时的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白毛女》的成功，推动了解放区新歌剧的合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像《赤叶河》（阮章竞作）、《王秀鸾》（傅铎作）、《刘胡兰》（魏风等作）
　　等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
　　在秧歌剧向歌剧发展的同时，解放区对旧戏的改革也先后展开。从 旧瓶装新酒 到后来的新编历史剧及现代戏的创作，基本上反映出解放区旧剧改革所取得的成绩。
　　抗战爆发后，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戏曲的形式来反映民众高涨的抗日情绪，已引起解放区不少文艺社团的重视。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运用 旧瓶装新酒 的方法编演了京剧现代戏《松花江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十月十日，延安平剧研究院在延安成立。该院 以扬弃批判的态度接受平剧（即京剧）遗产，培养平剧艺术干部，开展平剧的改造运动，以创造戏剧上新的民族形式 ①为宗旨，一边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一边从事改革实践。创作出揭露国统区黑暗的《难民曲》，反映解放区人民幸福生活的《上天堂》等新戏，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底，由中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创作的《逼上梁山》把京剧改革推向高潮。该剧３幕２７场，是根据《水浒传》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改编的。剧中的主要人物、情节脉络基本上和原著保持了一致，但也增加了一些人物和情节，如社会的动乱，李铁牛父子的逃难，店小二的被捕、得救等。这不仅为林冲被迫上梁山提供了大的社会背景，而且也揭示出农民起义的必然性，使《水浒传》中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的思想在剧本中得到了深化。该剧公演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称赞。
　　《逼上梁山》的编演成功，推动了京剧改革的步伐，像《三打祝家庄》、《史可法》、《恶虎村》等一批有影响的新编历史剧相继出现，为如何运用京剧这种艺术形式为现实生活服务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
　　在解放区地方戏的改革中，秦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秦腔所取得的成绩，又以现代戏为主。马健翎在这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马健翎（１９０７- １９６５年），陕北米脂县人。曾任民众剧团的编导主任、团长，是秦腔改革的积极实践者。他认为中国旧剧内容多是 封建、迷信、淫荡的 ，但也有不少 能够表现人民生活、情调、思想的东西.所以 抛弃坏的，采纳好的 用来表现新的内容， 是完全可能 的①。为此，他努力致力于秦腔的改革工作，接连写出了大型现代戏《大家欢喜》、《血泪仇》、《保卫和平》、《穷人恨》等。其中《血泪仇》是他的代表作。
　　《血泪仇》全剧３０场，写河南农民王仁厚全家逃难来到陕北，受到妥善安置。在逃难中被拉去当了国民党兵的儿子王友方，此时受命潜入解放区搞破坏活动，并险些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儿子，后父子相见，方才觉悟，于是回去杀了长官投降了八路军。作品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
　　话剧这种戏剧形式传入解放区后，开始并不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后经戏剧工作者多方的探索和实践，才使话剧逐步在解放区推广开来，并取得一定成绩。
　　话剧所取得的成绩，首先表现在对农村题材的开掘上。这类作品，集中描写了农民群众在对敌斗争中的表现和他们的思想矛盾，有的作品还揭示出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把眼光放远一点》（１９４２年，胡丹佛执笔），是较早出现的一部优秀独幕剧。作品以日寇发动的 五一大扫荡 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妯娌之间的矛盾。矛盾焦点表现在对待抗日的不同态度上。老大夫妇坚决抗日，送子参军。老二夫妇害怕战争，怕战争毁坏了他们的家庭。在关键时刻，老二夫妇发生了动摇，让参加八路军的儿子逃跑回家，并为此几乎葬送全家。全剧冲突集中，人物塑造得也较鲜明，在既紧张又轻松的气氛中，赞颂了老大夫妇抗日爱国的思想，讽刺了老二夫妇眼光短浅、自私狭隘的小农意识。这样的作品，还有贾霁、李夏执笔的《过关》。
　　除此以外，由洛丁等创作的《粮食》、成荫创作的《打得好》、崔嵬整理的《十六条枪》等，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农民群众的战斗生活，反映了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灵活、机智和勇敢。李之华的《反 翻把斗争》描写的是东北土改运动中，农民群众粉碎地主反攻倒算的斗争。作品虽显肤浅，但在同类作品中是比较成功的一部。
　　以部队为题材的作品，是解放区话剧创作中，数量较多，成绩最大的一类。其中以姚仲明等创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影响最大。该剧４幕６场，是一部从正面描写共产党、八路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作品。全剧情节围绕着如何对待国民党某纵队司令赵友臣的问题上展开。某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面临着赵友臣率领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如何处理和对待赵友臣问题上，八路军内部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政治部主任潘辉老练、成熟，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主线既要争取赵友臣，又要提高警惕，以斗争求团结；而上级派来的联络部主任吴志克主观武断、思想右倾，极力主张以退让求团结。作品集中描写了二人三场激烈的冲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由于潘辉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所以多次挫败了赵友臣所玩弄的阴谋诡计。而吴志克在送一批干部去军区开会的问题上，因没听取潘辉的正确意见，结果遭受了重大损失，自己也几乎丧命。全剧在描写八路军内部冲突的同时，又穿插了赵友臣所施展的种种阴谋诡计，使剧情发展紧张、激烈又复杂。但作品对人物内心世界挖掘不够，影响了人物塑造的深度。以部队为题材的代表作品还有，杜烽的《李国瑞》，鲁易、张捷的《团结立功》，胡可的《喜相逢》，林杨的《九股山的英雄》等。这些作品，从整风、团结、对待俘虏的政策、保卫延安等多方面，反映了军队和战士们的生活。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工业为题材的作品，像《红旗歌》、《不是蝉》等；以国统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像《抓壮丁》；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像《李闯王》等。这些作品虽然不多，但却使解放区的话剧创造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６。解放区的诗歌、散文创作抗战爆发后，随着街头诗、朗诵诗的兴起和传播，一个群众性的新民歌运动在解放区逐渐发展起来。在这场大众化的新民歌他们热潮中，不仅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歌作品，也促进了 民歌体 诗歌的诞生和发展。
　　民歌，历来是劳动人民描绘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解放区的民歌，继承了苏区红色歌谣的传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旧社会的憎恨，翻身解放后的喜悦，及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感激之情。《进了地主门》一诗写道： 进了地主门，饭汤一大盆，勺子搅三搅，浪头打死人。 用幽默夸张的手法讽刺了地主对长工的剥削。河北涿鹿一位叫 老梆子 （外号）的农民作了一首民歌，内容是 天公公，地公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救命星，给咱百姓当长工。好长工，救命星，有你我们不受穷。字里行间流露出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热爱之情。延安文艺整风后，一大批作家深入生活第一线。他们的搜集、整理、学习新民歌的同时，对群众的诗歌创作进行了组织和指导，这进一步推动了新民歌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在这场民歌创作的热潮中，不仅出现了一批像孙万福、汪庭有、毕革飞这样的群众诗人，而且涌现出不少像《东方红》、《十绣金匾》、《翻身道情》、《古树开花》、《高楼万丈平地起》、《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样的优秀民歌。
　　群众写民歌，民歌育诗人。在解放区这个民歌的海洋里，一些诗人吸收了民歌的营养，创作出一批颇有影响的 民歌体 长篇叙事诗。其中最著名的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阮章竞的《漳水河》。
　　李季（１９２２- １９８０年）河南唐河县人。抗战后到了延安。 抗大毕业后，开始收集民歌，于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运用陕北民歌 信天游 的形式，写出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王贵与李香香》共分３部１３章，描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对男女青年农民王贵和李香香在恋爱婚姻中的多难经历。长诗有机地把描写人物的爱情与表现农村的阶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展现出个人利益与革命事业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王贵是长诗中的男主人公。杀父之仇，牛马不如的雇工生活，使他对地主崔二爷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当 陕北起了共产党 ，他就 暗地里参加了赤卫军.革命的烈火，虽然激起了他的反抗意识，但要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还要经过斗争烈火的考验。当崔二爷知道王贵参加革命后，用酷刑拷打他， 连着打断了两根红柳棍，昏死过去又拿凉水喷.在这关键时刻，王贵没有屈服，他痛斥崔二爷： 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我一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闹革命成功我翻身，不闹革命我也活不长！ 表明了王贵对革命的认识，及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当 红旗插到死羊湾 后，王贵获救并和香香结了婚。这时的王贵已经认清了个人幸福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所以婚后３天，他就告别了香香，参加了游击队。在死羊湾重获解放，王贵与香香重新团圆时，王贵发自肺腑他说： 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 显示出王贵思想的高度提高，这也是长诗主题之所在。
　　李香香是长诗中的女主人公。这是一位勤劳、善良、美丽的农村女性。
　　她忠于爱情识大体，身处险境不屈服。她时刻盼望游击队快点打回来，把狗腿子白军一扫光 ， 公仇私仇一齐报。 在作者笔下，她是一位具有强烈反抗性格的新一代农村妇女形象。
　　是诗就离不开抒情，即使是有人物有故事的长篇叙事诗。如果诗人不能通过抒情来叙事，或通过叙事来抒情，那么，他写出的叙事诗，就缺少诗情，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李季在创作《王贵与李香香》时，采用了长于抒情又兼有叙事功能的陕北民歌 信天游 的形式，吸收了劳动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诗形象，这是该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功。
　　阮章竞的《漳河水》也是一部优秀的叙事长诗。阮章竞（１９１４- ）广东中山县人。抗战后，他来到太行山区，努力向当地的民歌学习，创作出《圈套》、《妇女自由歌》等著名诗篇。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他发表了长篇叙事诗《漳河水》。
　　《漳河水》描写了漳河边上三位农村妇女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及解放后翻身的经历。诗中塑造了荷荷、苓苓、紫金英三个农村妇女形象。她们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相同，但性格却各异。荷荷大胆泼辣，具有抗争精神。她选择爱人的标准是想想个 抓心丹.可以封建婚姻制度下，她被迫嫁给了４０岁的马螺锅。解放后，她首先冲出了 恶婆家门 ，和 黑心肝 的马螺锅离了婚，重新找了对象，结了婚，走向了新的生活。苓苓乐观开朗，遇事柔中有刚。在旧社会她没有找到 如意 郎君，却在父母包办下，嫁给了一个狠心郎，受尽了打骂。翻身后，她没有离婚，而是在互助组姐妹的帮助下，和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作斗争。她夜训丈夫二老怪，刚柔兼施，终使其夫有了转变。紫金英的婚姻最苦，婚后一年就死了丈夫，留下个 墓生孩.她性格善良、怯弱，终日伴着泪水生活。解放后，她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但缺乏站起来的勇气。最后在荷荷的启发帮助下，逐渐坚强起来，踏上了新的生活路程。
　　长诗不但描绘出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诗人广采流传于漳河两岸的《割青菜》、《漳河小曲》、《漳水谣》、《牧羊小曲》等民间小曲，经加工改造，编制成章，用来写景、抒情、叙事。
　　这不仅使全诗具有浓厚的民间歌谣的风味，而且又很恰当地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她们情绪上的变化，并使诗歌在叙述中显得自由和富于变化。
　　这和《王贵与李香香》只用 信天游 一种表现形式相比，不能不说是一大长处。
　　田间接《赶车传》和李冰（１９２５- ）的《赵巧儿》也是这时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叙事诗。它们分别描写了主人公蓝妮、赵巧儿在旧社会遭受地主的欺压、以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的故事。两诗也属 民歌体 ，但其艺术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比不上前者。
　　这时期解放区最有影响的抒情诗人是艾青和田间。艾青的《向世界宣布吧》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解放区的新生活。田间在这时期除了继续写短小精悍的鼓动诗外，还写出了一些小叙事诗，像《名将录》中的《偶题》、《山中》等作品，用凝练的诗句，或写一个故事；或描写一个人物，颇为生动感人。他的长诗《戎冠秀》，取材于 子弟兵母亲 戎冠秀的英雄事迹，描写了戎冠秀由一个受压迫的农村妇女接受革命教育后成长为一名英雄的全过程。该诗发表后，广泛流传，影响很大。除艾青、田间外，鲁藜、萧三、公木等也发表了不少抒情诗，产生了一定影响。总之，这时期抒情诗所取得的成就不及叙事诗突出。
　　这时期解放区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家们深入实际写出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解放区军民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歌颂了各条战线所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可以说，这时期的报告文学是伟大历史进程的记录。
　　其中，有许多作品记录了解放区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奋战的业绩。周游的《冀中宋庄之战》，记述了八路军以两个连的兵力，依据孤村宋庄，抗击２６００多武装精良的日军，在激战１４个小时以后，最后胜利突围。这次战斗，八路军以少胜多，共歼日军１１００多名，而自己仅伤亡７３人，沉重打击了日寇在 扫荡 中的嚣张气焰。冠西的《南北岱崮保卫战》也是这样一篇佳作。作品描写了八路军９３名战士，坚守在只有３００多平方米的南北岱崮山顶上，抗击了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达１５天的疯狂进攻。在完成任务后，乘夜胜利突出了重围。像这样记述八路军、游击队英勇善战的作品还有，华山的《窑洞阵地战》、郑笃的《英雄沟》、周而复执笔的《海上的遭遇》等。其中《英雄沟》一文，不仅反映了在一场悲壮的窑洞保卫战中武乡东南漆树坡村民兵所表现出的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而且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解放战争中，反映战争的进程也是许多报告文学所注重的题材。李立的《四十八天》、陈祖武的《八面山中》、周立波的报告文学集《南下记》，记述了王震所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的战斗经历。曾克的《挺进大别山》，是刘邓大军挥军南征的纪实。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记录了华东解放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的全过程。刘白羽的《红旗》、华山的《英雄十月》，写的是从打锦州开始的整个辽沈战役。韩希梁的《六十八天》写出了淮海战役的全进程。这些作品，虽然有的在艺术上存在着某些不足，但从整体上看，描绘出了解放战场上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记录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反映出解放战争向前快速推进的历史步伐。
　　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另一重大题材，是记录了一大批先进人物、民族英雄和革命的领袖。丁玲的《田保霖》、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描写了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先进人物。白朗的《一面光荣的旗帜》记述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战斗的一生。黄既的《关向英同志在病中》，展现了关向英同志公而忘私、忘我工作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真实报导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深入战线，救死扶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动人事迹。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是来自作者的艺术塑造，而是直接来源于生活，作者为他们的精神、事迹所感，就去写他们，而且写的是那样的鲜明、生动、感人，使读者读后，觉得更加真实、可信和激励人心。
　　总之，这时期的报告文学，数量很大，题材比较集中，作者们以充沛的感情，通俗化的语言、连贯、完整的故事，描绘出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取得了现代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
　　（三） 孤岛 、沦陷区、港台文学综述
　　除国统区、解放区文学外，在整个抗战期间， 孤岛 、沦陷区、香港、台湾的进步作家，也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写文章，办刊物，宣传抗战，宣传爱国，以各种形式和敌伪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１。 孤岛 文学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４年）十一月，上海沦陷，一度兴起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暂时处于停滞状态。大批作家奔赴后方、抗日前线和各抗日根据地。
　　但上海的抗日文艺运动并未停止。直到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 爆发前，在这长达４年多的时间内，留在上海的作家利用 租界这一特殊环境，继续坚持斗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孤岛文学.在整个 孤岛时期，留在 租界 的作家，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在４年的时间内，创办了１００多种文艺刊物，坚持了抗日爱国宣传及对敌人的斗争。他们驳斥了 与抗战无关 的言论，发表了《文化界反色情文化宣言》，批判了汉奸文人所鼓吹的 大东亚文学 、 和平文学.与此同时，他们创作出一批爱国的文艺作品，出版了《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和方志敏、瞿秋白的著译，翻译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在 孤岛 文艺运动中，以戏剧和杂文表现得最为活跃。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戏剧团体，而当时活动在 孤岛 的小型剧团还有几十个。这些大小剧团，编演了大量的现代剧、历史剧和民间曲艺等，宣传了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夜上海》、《花溅泪》、《大明英烈传》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品。阿英（１９００- １９７７年），原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著名剧作家。他创作的这三部新编历史剧，描写的都是明末反抗异族入侵的历史人物的故事，借以激励民众的抗战情绪。于伶的《夜上海》，主要通过开明绅士梅岭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揭示出抗战初期上海社会各种人物的面貌，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现实性的话剧。 孤岛 的杂文创作，也十分活跃。
　　当时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就有《杂文丛刊》、《鲁迅风》，以及不少报纸的副刊：像《译报》的《爝火》、《大家谈》，《文汇报》的《世纪风》等等。有不少作家为这些刊物撰搞。经常给《鲁迅风》投搞的就有巴金、柯灵、郑振铎、唐弢（化名风子）等许多有名学者。巴人、孔另境等还分别出版了多人合集的杂文选《边鼓集》、《横眉集》。这些杂文，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２。沦陷区文学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内，从北到南先后扶植起一些伪地方政权。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汪精卫公开卖国投敌，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为了配合日伪所发起的以反对抗战为目的的所谓 和平运动 ，汪精卫纠集了一批汉奸文人，吹起一股 和平文艺 、 和平文学之风。他们拿着日本侵略者的经费和津贴，在沦陷区的大城市中，办起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上，除了颂扬敌伪、玩弄掌故、传记的文学外，刊载的多是色情文学，像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苏青（冯和仪）的《结婚十年》、《鱼水欢》，公孙嬿的《流线型的嘴》等，企图以此麻痹青年的意志，软化沦陷区人民的反抗斗志。 据报载，陶行知给友人的信里，曾对敌伪这种统治手段，改古人的话，作为格言道：甲、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他加上' 达者不恋' 、'美人不能动' 这两句话，便是针对着沦陷区的' 色情文学' 来说的.①对此，孤岛 的进步作家们也给予了揭露和批判。
　　除上述汉奸文学外，因种种原因没有离开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像李健吾、夏丐尊、陆蠡、师陀等，仍在坚持斗争。但因环境险恶，进步文学难以取得较好成绩。此时身处上海的陆蠡（１９０３- １９４２年），出版了散文集《囚绿记》。
　　其中《囚绿记》一篇，通过对北平住所一棵长青藤的深切思念，歌颂了它向往光明、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品格，并由此引出作者对祖国山河沦陷的感叹，隐晦地表达出对忠贞不屈民族气节的赞扬。民国三十一年（１９４２年），陆蠡工作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被日本侵略者查封，他也由此被捕，惨死狱中。师陀（１９１０- １９８８年），原名王长简。抗战前，以芦焚为笔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谷》，受到赞誉。抗战期间住在上海，又出版了短篇集《果园城记》，内收作品１８篇。作者在该集序中说： 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我全放进去。 小说写出了生活在这里的各色家庭、各种人物，也写出了小城的衰落及人们生活的停滞。除短篇小说外，师陀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马兰》、《结婚》。后者主要通过一个叫胡去恶的青年，为了追求个人幸福，不择手段，最后堕落成为一名杀人犯的故事，再现了抗战时期上海的黑暗和混乱，揭露了一些人不顾民族危亡、醉生梦死、大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
　　３。香港、台湾文学抗战爆发后，随着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陷落，不少作家相继来到香港。
　　民国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年）三月二十七日， 文协 香港分会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作家多达７１人。然而，由于过路作家较多，直至国民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年）四月十四日才选出许地山、胡乔木、戴望舒、施蛰存等９位理事，并创办了会刊《文艺周刊》。此时，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数量不很多，有一定影响的主要有：茅盾主编的《笔谈》、《立报》副刊《言林》，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萧乾和杨刚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文艺》，吴景松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等。这些报刊的先后问世，推动了抗战文学的发展，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
　　七七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推行 皇民化 运动，汉文作品禁止出版，中文报刊被迫停刊，一些进步作家被捕入狱，使三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受到严重摧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许多作家并没有放下战斗的笔。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小说和诗歌、戏剧比较，所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龙瑛宗、周定山、吴浊流、杨逵等人的作品，在当时台湾都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影响。
　　《植有木瓜的小镇》，是龙瑛宗（１９１０- ）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小说描写了知识青年陈有三高校毕业后，考入镇公所当了一名助理会计。他怀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愿望和理想一个个化为泡影，心境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孤独和彷徨之中。作品通过陈有三的痛苦经历，暴露了日占下的台湾社会极度的黑暗。
　　周定山（１８９８- １９７６年）的《旋风》和《乳母》，取材于台湾底层人民的生活。前者描写了一农民因生活所迫，靠挖蕃薯根充饥，后被逼无奈，只得卖子求生。后者主要写一个妇女为了生计，扔下自己幼小的孩子，去给有钱人家作妈妈，结果自己的孩子因无奶可喂而活活饿死。作品通过这些社会下层人民悲惨遭遇的描写，有力控诉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１９００- １９７６年）的一部力作。
　　作品以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日本及祖国大陆为背景，通过知识青年胡太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从苦闷、摇摆到觉醒，最后回归大陆的坎坷经历，有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残酷压榨，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正因如此，这部作品被人们称为 一部雄壮的叙事诗.除以上作家作品外，张文环的《阉鸡》，林越峰的《最后的喊声》，廖汉臣的《母亲死掉了》等，也都在当时台湾产生过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