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宗教史之政府三教并奖政策与民间三教并习风气

隋唐五代宗教史之政府三教并奖政策与民间三教并习风气
　　（一）三教并奖政策的确定
　　隋唐三教并奖政策，是在国家统一、府库充盈、文化宽松等大的社会背景下确立的。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宗教。他少时受尼智仙养育，生活于尼庙，故即位后 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①据传，隋文帝执政期间准予度僧５０余万，建寺３７９２所，前后立寺塔１１０座，造佛像大小１６５８０躯，缮写新经１３２０８６卷，修治故经３８５３部。
　　②这些数字出自僧家之口，恐有夸张不实之嫌，但据正史记载，文帝 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 ，致使 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从。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另据记载，文帝在位的２０年间，共 度僧尼２３万人，立寺３７９２所，写经４６藏，１３２８６卷，治故经３８５３部，造像１０６５６０躯.①这些数据与前者相比较，更为可信。隋文帝恢复和扶植佛教，除看到佛教的政治御用功效外，另有意图。佛教经南北朝的兴盛，在北方各地已深入民间，社会力量雄厚，北周武帝废佛后，大批信佛者心怀不满，不少教徒隐匿山林，是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正如宋人宋敏所说： 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 ②文帝给教徒以合法身份，大兴佛事，旨在收取民意，以利四方安定。
　　隋文帝佛道并重，对道教也大力提倡。隋文帝准备起兵灭周时，著名道士焦子顺向他密告受命之符，并占星问吉，帮助他夺取政权。文帝即位后，尊焦子顺为天师，经常与其商议军政要事，并在皇宫附近修建五通观，供天师修道。文帝定年号 开皇 ，就是取道经中天地开劫的名称。开皇年间大修道观，广度道士，使道士和宫观的数量都有一定的发展。他曾说： 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募释氏不二之门，贵老庄得一之义。 在兴佛扶道的同时，隋文帝更积极致力于传统儒学的复兴，用以网罗天下儒士，巩固皇权。或者说，隋代的佛道同兴政策，是在尊崇儒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开皇十一年（公元５９１年），文帝下诏称： 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 ③内圣外王乃儒学之根本，文帝以 人王 的身份复兴佛教，意在使教徒树立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 为国行道 的儒家忠君思想。文帝在给天台宗创始者智ｆ的一封敕书中再次申述了这一思想，要这位佛教界领袖 宜相劝励，以同朕心.④总之，隋文帝试图建立以儒家皇权思想为核心，以佛道辅之，儒、释、道三教并重的宗教政策。他宣称： 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 ①可以说，李士谦的三教鼎立说和王通的三教合一说是对隋朝三教并重政策的具体解释。李士谦认为，三教的关系犹如 三光在天，缺一不可 ；②王通认为，三教都有益于封建统治，故待 皇极之主 ，以 共叙九畴.③这种主张，逐步成为隋唐统治者处理三教关系的主流。文帝在后期沉湎于佛教，对道教却略有戒心，开皇十三年（公元５９３年）曾下令禁止私家暗藏纬侯图谶，对儒学更是不感兴趣。但从文帝执政时期的总体而言，调和三教仍为主流。
　　①　《广弘明集》卷十九《舍利感应记》。
　　②　《辩正论》卷三。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
　　①　《释迦方志》卷下。
　　②　《长安志》卷七。
　　③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④　《国清百录》卷二。
　　隋炀帝虽以残暴荒淫著称于史，但对佛道也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平陈时，杨广尚未称帝，时作晋王，请智ｆ为己授菩萨戒，尊智ｆ为 智者.称帝后曾亲制愿文，自称 菩萨戒弟子.５９２年，智ｆ请杨广作庐山东林、峰顶两寺的施主，杨广应允。平陈之后，杨广于扬州修补故经，并缮写新经，合６１２藏，２９１７３部，９０３５８０卷；修治故像１０１０００躯，重铸新像３８５０躯；度僧尼１６２００人。隋炀帝即位后，对道教同样支持，他曾拜茅山道士王远知为师。史载，炀帝外出巡游，陪同左右的四班人马即是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人称 四道场.在他崇尚佛道的同时，也对二教严加控制，使其绝对服从皇权的需要。大业三年（公元６０７年），他下令沙门致敬王者，又于大业五年（公元６０９年）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其余一概拆毁。大业元年（公元６０５年），隋炀帝下令禁止图谶，与谶纬有关的书一律烧毁，私藏禁书，被查出后处于极刑。继而又在东都洛阳置道术坊，将所有懂得五行占候卜筮医药的人，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检查，不许随便出入。道术坊中有佛教徒，但更多的却是道教徒。炀帝与文帝一样，要求宗教对王权负责，为名教效劳。他曾对智ｆ说： 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 ①，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维护国家的封建君臣秩序，其实就是说儒家的王权思想有至高无尚的地位，佛道绝对不可动摇这个核心。
　　隋朝由于佛道两教事务增加，正式设立了管理机构。开皇十二年（公元５９２年）设鸿胪寺，内设典客、司仪和崇元三署，由崇元署掌管佛道教事。
　　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置有很大影响。
　　另外，隋朝的制度规定，国子寺每年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儒家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二仲月祀。这种祭祀儒家先圣的现象，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性质，但也表现为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倾向。
　　唐时将儒家经典分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为由，敕令大儒士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成书后共１８０卷，名为《五经正义》。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定本》由唐太宗颁行，令习者以此为准，此后儒经文字完全统一，革除了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端。《正义》由唐高宗颁行天下，此后以科举为出路的士人，诵习儒经必以《正义》的解释为准，否则即为异端邪说。唐初以政府的名义颁定五经正本，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儒学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唐太宗贞观年中，封孔子为圣，以颜回配，并尊孔子为宣父，作宣父庙于兖州，又诏命各州县皆设孔子庙，以便供祭。之后，太宗又以左丘明、子夏等２２位先儒与颜回皆配孔子于太学。永徽年间改封周公为先圣，孔子被降为先师。显庆年间又复封孔子为先圣。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６６６年）东巡兖州，曾祭宣父庙。唐中宗于神龙初授褒圣侯孔崇阶为朝散大夫，并许子孙世袭。开元二十七年（公元７３９年），唐玄宗追赠谥孔子为文宣王，父庙孔子塑像面南而坐，先儒十哲东西从列侍侧，祭孔升为中祀。儒学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儒学在三教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唐太宗所说：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 失之必死，不可暂无.①他深刻地认识到儒家思想信仰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唐太宗的尊儒之风，基本上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态度。
　　①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②　（元）刘谧：《三教平心论》。
　　③　《中说？周公》。
　　①　《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智ｆ传》。
　　唐代诸帝真正信仰佛教者并不太多，但他们普遍崇佛兴法，大力支持佛教，这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唐高祖未做皇帝前就笃信佛教，称帝后建寺还愿，设斋行道。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舍通义宫为尼寺，自称是 菩萨戒弟子 ，表示要皈依三宝，并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为当年各战阵之所修建寺庙，以超度亡灵。他还专门下敕颁发《佛遗教经》，鼓励大臣出家为僧，还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高僧玄奘赞誉备至。唐高宗为其母祈福，曾下令修筑大慈恩寺，度僧三千，请玄奘任大慈恩寺住持，在寺内另设翻经院。武则天更是崇佛弘法，自称佛教虔诚弟子，自加尊号为 金轮圣神皇帝.她曾颁布《大云经》于天下，令各州皆建大云寺，度僧千人，并亲自主持《华严经》８０卷本的翻译。禅宗渐兴后，武则天请禅宗北派领袖神秀入宫，敬跪问道。又派人恭请禅宗南派领袖慧能进京，慧能假托年高多病而未成，武则天遂把慧能的得法袈裟弄到京都，供养于宫中道场之中，可见她对佛教推崇备至。唐玄宗在位时唐朝国力鼎盛，封建经济空前繁荣，佛教活动也异常活跃。密宗在唐玄宗时创立，玄宗曾请不空为其授灌顶仪式，成为菩萨戒弟子。唐朝的列位君王，除唐武宗大力灭佛外，其余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扶植和利用为主，尽管个别时期也有沙汰僧尼的举措，但对唐代佛教的兴盛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籍浩繁，这些都是唐代对佛教采取支持、保护政策的结果。
　　唐代道教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隋大业十三年（公元６１７年），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反隋，曾得到当时著名道士王远知、楼观道士岐晖的帮助。据《旧唐书？王远知传》记载： 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 就是说，李渊是真龙天子，王远知假托老君之名，称李渊起兵反隋是受天命。
　　楼观是当时供奉老子的主要宫观，《混元圣纪》载有道士岐晖称誉李渊 真主 ，并为李家反隋大军筹集粮资。李渊为关陇集团上层人员，李姓也算是北周贵姓，但改朝换代并非小事，需要神化李家的族系，提高门第，于是李渊便自称是道教教主李耳之后裔。李渊登位后，晋州（今山西临汾）道士吉善行假托老子，转告李渊李氏子孙可享国一千年，李渊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此后道观广修。第二年，他曾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号称祭祖。唐高祖曾下令沙汰僧尼，对佛教有所限制，暗中帮助道教抬高其地位。
　　唐太宗继位前，曾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太宗继位。太宗继位后，给王远知在茅山专修太平观，表示崇敬。太宗沿习高祖崇道政策，称自己是李老之后裔，由此下诏确定道士、道姑的地位列于僧尼之上。
　　①　《贞观政要》卷六。
　　唐高宗更是崇信道教，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在各州郡设道观奉祀，置道士７人。以《老子》为上经，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并令道士隶属于宗正寺，排在诸王之次。宗正寺是管理王室事务的机构，道士隶属过来，意思道士皆奉李耳为教主，于是成了王室的本家。《道德经》被列为科举课目之后，对天下士人必修老庄之学影响很大，也带动了民间信道之风的滋长。唐中宗更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的《道德经》，道教在武则天时期失势后又很快恢复起来。
　　唐玄宗时期，有抑佛崇道的举措，道教更是乘势大兴。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醒后画出真容，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供奉，令当时各州的道士、道姑隆重迎请画像，像列后行道七昼夜，玄宗赐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及兵士，下诏全国放假，设酒宴以示大庆。唐玄宗为显示自己推崇道教，一再给太上老君追加尊号： 大圣祖玄元皇帝 、 圣祖大道玄元皇帝 、 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并多次拜谒玄元皇帝庙。由于佛教有四大菩萨，为了使道教与其分庭抗礼，玄宗与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大真人来相对，改庄子、文子、列子和庚桑子之号为南华真人、通玄真人、冲虚真人、洞灵真人，他们的著作列为 真经 ，被纳入道教经典之内。老子的《道德经》被尊为《道德真经》，玄宗曾亲为《道德真经》作注，颁行天下。开元二十一年（公元７３１年），命文人学士及所有的贵族和知识阶层，每人家藏《道德经》一本，贡举人加试老子策，进而将四大真人的著作也列入开科取士之中。他经常召集道士，封号赐物设观，抬高道士的社会地位，并主持纂修３７４４卷的《三洞琼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道藏》。根据唐玄宗时期编纂的《唐六典》记载： 凡天下观总１６８７所。 其中道士观１１３７所，道姑观５５０所。可见玄宗时道教之隆盛。
　　唐后期国力渐衰，宗教活动已不像初唐和盛唐那样兴盛。在道教事务的管理方面，道士不再隶属宗正寺，改属吏部、祠部管理。唐贞元四年（公元７８８年），德宗设立左右衙功德史管理道教。元和二年（公元８０７年），宪宗在功德史下分设道录司和僧录司，其职官选自道士和僧侣，分别掌管全国宫观、寺院和道释簿籍及道官、僧官的补授等事务。
　　据唐末五代的道士杜光庭所著《历代崇道记》所载，唐代共有道教宫观１９００余所，道士１５０００余人。这个数字虽然不能和唐代佛教寺院和僧尼的数量相比，但相对于唐前各代而言，道教在唐代的发展确实是空前的。
　　五代时割据分裂，王朝更替很快，但仍有不少崇道的君王。后周世宗柴荣的宗教政策就是抑佛扬道。他限制佛教，禁止私自剃度出家，废除寺院３０３３６所，毁佛像而铸钱币。而道教则在五代多朝皇帝的扶持下，以此较盛行的势态延续至宋朝，为道教在宋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尽管隋唐两代有时重释道而轻儒、有时隆道儒而抑佛、有时扬儒佛而排道，但总体观之，隋唐的宗教政策仍不失为三教并重、三教并奖和三教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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