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艺术史之雕塑

雕塑
　　（一）　概况
　　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主要有如下特点：（１）人的形象大为丰富，数量猛增，出现了武士、侍从、伎乐、舞人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形象。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大大地进了一步。雕塑手法逐渐摆脱程式化，形象写实生动。
　　（２）雕塑使用的材料更加广泛，青铜、金、银、铅、陶、玉、石、牙、骨、木等不同质材各尽所能，而且出现综合利用的趋势。各种材料的制造工艺也有新的发展，如青铜器的分铸、焊接技术的发展，失蜡法的应用，错金银等镶嵌技艺的流行，使作品的制作竞相追求奇巧华美。因此，繁缛华美，成为该时代的主要审美倾向，在青铜、玉和漆木的雕塑中尤其突出。此时的雕塑尚未从工艺美术中脱离，所以仍然保留着很强的装饰性，大型而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塑用品还没有出现。
　　（３）各种工艺品的制造中心不再集中在周朝王室，各诸侯国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思想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力促进了各国雕塑的发展和地方风格的形成。位于南方的楚国漆木雕塑尤其精美。
　　（４）春秋战国时代雕塑的题材主要由人物和动物组成，但又首次出现俑和镇墓兽这两种特殊的题材，为前代所无，从而形成时代特色。俑，本来应属于人物雕塑；镇墓兽，本来应属于动物雕塑，但是由于它们当时作为特殊的随葬物开始大量使用，所以可以分别单独列为一个门类。
　　下面分俑、镇墓兽、人物雕塑、动物雕塑四个门类来考察春秋战国时代雕塑。
　　（二）　俑
　　１。俑的出现所谓俑，是以陶、木、青铜等材料制作的小型人像，目的在于代替活人随葬。俑大约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出现，它的前身是殉葬的活人。人殉极其残酷，在商和西周非常盛行，大量的活奴隶和活士兵被用作殉葬，比如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中排列着１５２具人骨，就是墓主生前的武士和奴隶。随着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兴起，用奴隶作为人殉的习俗也被迫改变，从而出现以茅草等扎束成人形来代替真人殉葬。这可能就是最早的俑，当时称刍灵 ①。
　　以后，这种以人形模拟物随葬的方法日益普遍，并开始用泥、陶、木来制作模拟人形，这就是俑。因此，俑的出现本身应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俑在制作上尽量如实地模仿真人的面貌，引起一些人士的强烈不满。于是，孔子在看到当时制作的俑太酷似真人时，仍认为采用作成人形的俑来殉葬是极不人道的行为，以为俑 不殆于用人乎哉 ，惯怒抨击道：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以后，人们常常用 始作俑者 来比喻第一个作某种坏事或兴某种歪风邪气的人。由此可见，以俑随葬至迟在春秋末期已经普遍流行。
　　由于俑是代替活人随葬的，最终目的是让它们在地下侍奉墓主，因而俑的身份包括了墓主生前的侍卫、仆从、厨夫、歌女、舞伎等各色人物，甚至还有衣饰华贵、有较高地位的属吏、宠姬、近侍等。俑的形象不追求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而比较侧重于表现代表各种人物不同身份的服饰特征。它们生前应当是善于察言观色、伶俐能干的，所以五官必须端正，四肢必须健全。
　　在制作上，往往穿衣戴帽，衣冠楚楚。俑的四肢加榫卯，可以装卸，甚至上下活动。为了便于识别，有的还用毛笔在身体上写明其身份。这一些，都主要是在于 有似于生人 ，而不是追求艺术表现。这样的观念对于中国雕塑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按照当时某些作品所反映出的表现能力来说，本来应该达到更高水平。
　　今天已发现的春秋战国俑主要为陶、木两种，陶俑大多见于北方，木俑大多见于南方（基本上是楚国）。一般而言，陶俑是塑造后再烧制的，烧后有意外的效果，形休小而壮实，制作粗糙；木俑是雕刻后再彩绘的，形体大而瘦长，制作精致，从而形成南北俑的美学差异。
　　２。陶俑春秋战国时代的陶俑基本上全部出土于中国北方。目前考古发掘中时代最早的陶俑，当属山东、山西、河南３省春秋战国墓葬所出土者，一般形体较小，仅高４- １０厘米。
　　山东省临淄郎家庄１号墓，在墓内主室周围有１７座陪葬坑，在陪葬坑的死者随葬有成组的小型陶俑，但该墓主室的填土中还埋有人殉。这种人殉和陶俑同出一墓的现象，说明当时还处于开始用俑的初期。该墓的年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出土的陶俑制作粗糙，火候很低，所以出土时多已残损。它们的形体很小，高仅１０厘米左右，只具有大概的轮廓，缺乏细部刻画。为了模拟真人，曾在俑头上用墨勾画眼眉，衣服上施彩绘，目前尚能分辨出男性披甲武士和女性婢仆伎乐等形象。
　　时间稍晚的作品，还有在山西省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陶俑。它们的形体更小些，身高仅５厘米左右。例如在１４号墓发现有１８件小陶俑，男女具备，造型极其简单，仅有轮廓。身体上制作时留下刀削痕，全身涂朱。它们也可能是奴婢形象，其中一人还背负着一个小孩，是一件特殊的作品。
　　河南省辉县琉璃阁１４０号墓有战国晚期陶俑两个，系捏制而成，面部丰满，涂朱色，冠涂黑色。
　　这些陶俑虽然制作粗糙，烧制火候低，易破碎，但它是中国早期陶俑的珍贵实物，对于雕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３。木俑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木俑始于战国，年代上晚于陶俑。战国木俑尤以南方的楚国最为盛行，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过大量的木俑，此外湖南省湘乡市牛形山、湖北省鄂城市、河南省信阳长台关的楚墓也有数量不等的木俑出土。北方仅在山西省的长子发现过少量木俑。
　　与上述仅具轮廓的小型陶俑相比，南方楚文化的木俑形体较大，制作较为精致，艺术水平也较高。
　　楚文化的木俑，所模拟的也都是奴婢伎乐和武士的形象。木俑的制作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雕刻成形后，以彩绘的方法来表现人的面貌和衣饰；第二类是雕刻成形后，给其穿上丝织品缝制的模拟衣服。因此在具体制作上又有所不同：前者需要雕刻出全身的形貌，所以精雕细刻有头有脑，手足俱全；后者主要雕刻头部，而躯干往往呈柱状，没有手足，仅起衣服的支架作用，所以相对粗略。
　　在第一类俑中，又有几种不同的雕刻方法。最简单的一种，形体扁平，只是刻出人的简单轮廓，常常仅在面部凸雕出鼻子和眉脊，眼部略凹下去而已，然而墨绘出眉目须发等细部，再彩绘出衣裙甲胄。湖南省长沙市许多战国楚墓出土的木俑，就是这种作法。它们或坐或站，有的还在躯干上另外安装手臂，手上再握持小木剑、小木戈等兵器，或者持乐器演奏。长沙杨家湾６号墓出土的一组伎乐坐俑，高３０- ３５厘米，姿态尚属生动。另一种采用了接近圆雕的手法，立体感更强，曲型作品可以举出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出土的木俑为例。它们体高在３８。５- ８１。４厘米之间，先雕出长衣拱手或双手前伸的形象，然后施加精细的彩绘，面容和双手涂肉红色，以墨绘眉、目、口、发，在脑后绘出椭圆形的发髻。俑体先髹黑漆，然后再施朱、黄、白等色，绘出交领右衽的宽袖长衣。腰束宽带，在体前悬垂由彩带系佩的各种珠玉佩饰，色彩鲜艳华美。
　　第二类外穿丝织衣物的木俑，在湖北省一些战国楚墓出土者保存情况较好。特别是江陵马山１号墓中出土的一组４件着衣女俑，面容雕刻精细，刻画出鼻、口、双耳，然后涂施肉红色，再墨绘头顶、鬓角和眉目，并以朱红点唇。头上安装了假发，梳在脑后。俑体则没有细部刻画，只雕成溜肩、挺胸、细腰等基本轮廓，体现了楚国尚细腰的审美追求。上体扁圆而下体呈圆形，肩部斜削而无臂膀。然后再在这些简略的躯体上披裹丝织的衣服。最外层是红棕绢绣地、绣凤鸾花卉纹的长袍，大襟和下摆饰塔形纹锦缘，极其华美。在江陵雨台山楚墓群出土的同类木俑，由于披裹的衣物已朽毁无存，反而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它们那简略修削的躯体的原貌。如３５４号墓出土女俑，虽然安装的头发还有保留，但衣物已无存。除女俑外，该墓群也有一些男性的武士俑是外面披裹衣物的，可惜已朽毁无迹。这类着衣武士的躯体与女俑不同，都是雕刻出双腿和双足，而且双臂也不省略，雕成手向前伸持兵器的姿态。信阳长台关楚墓也有这种木俑出土。
　　山西长子出土的木俑高６８厘米，在风格和造型上与楚文化的木俑有显著差别，实际上采用的是泥木结合的形式。俑的头部自耳前削成平面，然后用泥塑出面容。可惜泥塑皆已脱落。
　　（三）镇墓兽
　　春秋晚期的楚墓中经常发掘出一种这样的漆木雕塑：一个稳定的底座上，立着口吐长舌的兽头，头顶上插有两支长而高大的鹿角。它绝迹于其他诸侯国的墓中，而在楚墓中较为普遍，在湖北、湖南、河南的楚墓中都有发现，总数在２００件以上。然而分布极不均匀，湖南和河南的楚墓仅有数件，其余全在湖北楚墓，尤其以江陵出土最多。仅从湖北省江陵雨台山楚墓群的发掘情况看，在已发掘的５５４中小型墓中，有１５６座都有发现，几乎占该楚墓群的３０％，占该雕塑总数的７５％。由此可见，放置镇墓兽是楚国特有的葬俗。
　　１。文化内涵和名称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对于它的文化内涵及其名称，至今尚无定论。学术界业已提出的猜测有：１。镇墓兽，２。山神，３。土伯，４。死神，５。灵魂的化身，６。看管灵魂者，７。冥府守护者，８。生命之神，９。引魂升天的龙，１０。兵主。
　　其中，镇墓兽的呼声最高，几乎已作为定论而约定俗成。从它作为墓室的专用品看，可能确实起着镇墓的作用。但是它的放置又有特别的限制，并不是任何楚墓中都有的。从时代上看，它的上限在春秋晚期，下限在战国晚期，而以战国中期最为丰富，在秦人攻战楚都（公元前２７８年）后却突然消失，也就是盛行于楚国最强大的时代。从墓主情况看，首先，它仅见于男性的墓，女性者没有；其次，它仅见于男性中随葬兵器的墓，男性中不随葬兵器者没有；第三，它仅见于一棺一椁或一棺二椁以上的士大夫级墓，级别低于者没有，而在大型墓中甚至为双头。从放置的位置上看，它非常郑重其事地放在至尊的木椁头箱中。从数量上看，它只是一墓一件，而不像随葬的木俑或钟鼎那样数目可多可少。因此它的放置与楚国军事有直接关系，只能解释为楚国官方授予死亡有功将士的一种荣誉。总之，如果认为它是镇墓兽的话，那么它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镇墓兽，是一种具有兵主意义的镇墓兽。基余诸说均难以解释上述情况。①２。造型这种镇墓兽与尽力模拟真人形象的木俑显然不同，但也并非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 是完全凭人们那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出的奇特造型 ，而是根据严格的规范，即根据楚人的兵主——传说的蚩尤形象而成。双头镇墓兽，出自江陵天星观１号楚墓。
　　它的形态多变，又具有如下共同特征：下有方座，中有躯干，上有头部，顶插鹿角。最早的镇墓兽见于湖北省襄樊山湾春秋晚期的楚墓中，有木雕和鹿角，可惜已残，原貌不得全知。 战国早期的镇墓兽仅具雏形，形制简单，面部无器官，直颈直身，方座梯形面较高。战国中期的镇墓兽，形制复杂，分单头、双头两型，虎首，面部五官俱全，面目狰狞，屈颈屈身，大部直立无肢，个别跪式有肢。战国晚期的镇墓兽，形制也较复杂，有的直颈直身，面部较善，近人面，有的与战国中期近似。从镇墓兽的整个演变情况来看，最大的变化是由头面雏形变为虎首虎面，由直颈直身变为屈颈屈身，身由直立无肢变为跪式四肢俱全，座由梯形面较高变为梯形面较低 ①。
　　它的方座制作考究，其形状多为带斜顶的四方体，纹饰复杂。它并非匠人随手而作，而是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以江陵一带出土的为证，其器座的乌瞰图多为 亚 字形，象征着太庙、祖庙、明堂的平面图。
　　它的主体部分人兽合体， 发展演变规律大致是：面由兽面渐变为人面；由无舌变为长舌；颈由无颈变为曲颈，后发展为长颈；兽面由彩绘到雕刻。 ②仅从雨台山镇墓兽的实例看，多是将主体头、体分别雕制后，拼装成一个整体，先将鹿角插入头顶处的方孔内，再将主体插在底座的方孔内。主体布满繁缛的彩绘纹样。它们的形象又各有差别：向上伸展的鹿角有的还施加了彩绘纹饰；头和躯体的长短粗细也各不相同，大舌头或长或短。
　　（四）　人物雕塑
　　春秋战国时代独立的人物雕塑很少，主要与器皿尤其是青铜器合为一体，少数为玉器。
　　人形器座在许多地方均有发现，人或坐或立，手持套筒或箍形物，以连接承受器物的支架。作者在被限定的动态范围内，力求使人物形象得到生动的表现。如河南省洛阳金村出土的几件青铜人物器座，就突破了一般常见的呆板姿态，表现出人物活动的瞬间表情。有的席地而坐，神情恭谨；有的屈膝蹲坐，一手持套筒，一手上扬，动势豪放。其中一个侍女像，长辫，胡服，双手平持套筒，仰首，表现出在劳动中非常专注的神情。长治分水岭出土的战国早期铜牺立人擎盘，在周身饰满细密花纹的牺背上站立一个长发垂肩、着窄袖长袍、系腰带的女像。她双手捧一套筒，内承圆柱，柱端置镂空的圆盘，为此类器座应用的实例。
　　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的６个钟虞铜人，不仅是战国前期人物雕塑的代表作，而且为历史文献中关于钟蓔金人的记载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铜人形象写实，束带，配剑，着彩绘的褶裙，用头与上举的双手承托编钟的横梁。
　　梁为两列三层，呈曲尺形。中下层横梁各由三个铜人顶托。下层铜人均立于雕龙铜圆座上，连座高１１５厘米。这类武士装束的铜人被表现得肃穆、刚毅、有力。
　　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５号战国墓所出的跽坐人漆绘灯，人物温静的面容也显示出艺术表现的新水平。
　　云南省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葬出土的祭祀透雕铜扣饰等作品，表现了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滇国社会风景，奴隶们被捆绑，被屠杀，以及作为牺牲品，面临着悲惨的命运。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众多的圆雕、浮雕人物形象，多方面地反映了当地的宗教、居住环境和乐舞、战争等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在青铜人物雕塑中，１９８２年浙江省绍兴市坡塘乡３０６号越人墓出土的房屋乐人铜塑是一个特异的作品。将成组的人物群像放置于具体的建筑环境中，这个铜塑是最早的实例。房屋通高１７厘米，南向，正面无门，屋顶有鸟图腾柱。铜乐人共６人，４男２女形体较粗略，均为裸体，头顶有髻，分前后两排跽坐于地。他们大都面向屋外，大概受礼听乐者坐在屋外。前排左一人面向西，持槌击鼓，鼓悬于架上。右、中两人为女性，交手于腹，胸部乳房突出。后排３人为奏乐者，东１人吹笙，西１人抚四弦琴，居中者持小棒击一弦乐器。史书记载，越人好鬼神，祭祀时乐伎裸体，因此整个铜塑可能是表现越人的祭祀活动。
　　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上也有许多人物形象。洛阳金村出土的人形玉佩饰，造型优美，制作精巧，表现出贵族社会的妇女形象。
　　（五）　动物雕塑
　　春秋战国时代的动物雕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主要有青铜和漆木两种，前者分布全国各地，后者大多数见于楚国。
　　１。青铜动物雕塑１９２３年在河南省新郑县出土的立鹤方壶，为春秋中期青铜器，共有两件：一件藏故宫博物院，通高１１８厘米，宽５４厘米，重６４。２８公斤；一件藏河南省博物馆。壶的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有盖，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了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出春秋时期审美观念在青铜器艺术上的划时代变化。在壶盖上塑出扬首展翅的鹤，手法清新写实，完全摆脱了以往青铜器中神秘谲怪的气氛，被后世人视为要求从旧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心理反映。
　　山西省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牺尊，通体作牛形而不十分写实，周身以模印方法施加了华美的兽面纹饰，并在牛颈和牛背上的容器口沿部分饰以一圈造型很生动的牛、虎、豹等浮雕。背上开三穴以座锅来作为温酒器。
　　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之际审美观念的新变化。
　　战国青铜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陕西省兴平出土的犀尊、江苏省涟水出土的卧鹿、河北省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器座、曾侯乙墓的鹿角凤，等等。
　　犀尊１９６３年出土于兴平县的豆马村，高３４。４厘米，长５７。８厘米，重１３。３公斤。它为相当写实的犀牛形象，头部有双角，耳小，足为三瓣蹄，眼睛以黑宝石镶嵌，闪烁发光，尾夹于股间。头部右侧口边有细管状的流，器口开于背上，椭圆形，上覆素面活动铜盖，可以启闭。犀牛躯体不同部位施加各类花纹，以形成相异的质感。它的躯体结构准确，充分表现出巨大体量的动物在静止的内在力量。
　　卧鹿据考证原系青铜镜架，镜悬在鹿角上，但其造型的完整性，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雕塑作品看。它很好地表现了鹿在静卧中仍然保持高度警觉的神态。
　　错金银虎噬鹿器座高２１。５厘米，表现一头猛虎口衔小鹿向前奔驰，反映了兽类在激烈搏斗时迸发的冲击力量。作者选择了虎已将鹿抓住，鹿还在作临死前的最后搏击的瞬间，扣人心弦。虎腹弯曲贴地，尾平甩起，四肢有力地支撑着，预示着即将猛力一吞，将可怜的鹿收于腹中。
　　以上这些作品中，作者对于客观事物的敏锐观察和高超的表现技巧显而易见。错金银和镶嵌技艺的巧妙运用，也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如：犀尊以黑珠镶目，周身饰以精细流畅的云纹，与躯体骨骼筋肉的起伏变化相结合，表现了犀皮坚韧粗糙的质感。卧鹿的斑纹以绿松石镶嵌，效果美丽和谐。虎噬鹿器座结合鹿身的梅花斑、虎背的条斑的毛皮斑纹的变化，分别镶、错形状各异的金银纹饰，与强烈的动态相对应，产生闪烁不定、富有动感的色彩效果。此外，中山国墓出土的一批动物形器物，如错金银犀器座、错金银兽、错金银双翼兽等，也都突出了不同兽类的情态，并采取了互不雷同的装饰手法。
　　少数民族的动物雕塑更为自然古朴，尤其以南方的滇族、北方的匈奴族为杰出代表。云南省滇墓出土青铜器的动物题材，以牛为主，多装饰于器物顶部，造型坚实，虽不写环境，但表现出了动物活动于大自然中的天然野性。
　　一些表现动物搏斗的题材异常生动而富有力度。北方草原民族创作的动物题材为青铜扣饰、金银饰片上的动物纹浮雕，金银的虎，青铜的骆驼、鹿等战国的雕塑作品，形象生动，风格粗犷骠悍，表现了匈奴等游牧民族对生活的独特感受。
　　春秋战国时代禽鸟形象的青铜器也很注意不同鸟类神态特征的表现。例如流出美国的两件禽尊，颈部平伸，生动地表现出禽类觅食时颈项曲伸自如的动作。另一件鸟尊结构灵巧，有错金 子乍弄鸟 四字，被称为 子乍弄鸟尊.它的花纹精美，头可转动，喙可启闭，显示出制作技艺的精密。
　　春秋后期以来，由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精进和失蜡法的运用，出现了诸如河南省淅川下寺的楚国早期青铜、曾侯乙墓的尊、盘、建鼓等异常复杂精巧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龙和蟠虺组成多层次、穿插变化难以捉摸的装饰。但有时因过于炫耀技艺而流于繁琐和矫饰。
　　２。漆木动物雕塑战国漆木雕塑以楚墓出土者最有代表性，数量众多，美不胜收。主要有：鸳鸯形漆盒和漆豆、漆绘木鹿、凤虎鼓架、彩绘动物漆座屏、虎座立凤、木辟邪，等等。这些作品以木雕成，除了造型夸张，保留了木质的天然纹理，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外，还髹以绚丽的漆色。髹漆时，一般以红、黑两色为主，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在黑底色上绘以红、黄、蓝、绿、褐、金、银等色图案。这些器物更常常以真鹿角为饰，不但装置于鹿头，而且装饰于镇墓兽头上和凤凰的背上，赋予作品以神秘幻想色彩。
　　曾侯乙墓的鸳鸯形漆盒通高１６。３厘米，外形写实，颈下有圆柱榫头插入身中，头部可以转动。身内雕空，背上有一长方孔，置一长方盖，盖上浮雕夔龙。翅微翘，尾平伸，足双卷。通身以黑漆为底，彩绘羽毛纹饰。腹部两侧彩绘撞钟击磬、敲鼓舞蹈的图像。
　　漆绘木鹿在江陵一带出土较多，在长沙一带出土较少，其他地方的楚墓尚未发现。江陵雨台山有７座楚墓各出土漆绘木鹿一件，一般通高７７厘米，长４５厘米，伏卧侧首，敛足腹下，身首分雕合装，周身彩绘斑纹，头部插鹿角。有的木鹿在臀侧插接小鼓一个，应是乐器；有的木鹿蜷首入腰，四肢护腹，温顺可爱。
　　凤虎鼓架集中出土于江陵一带楚墓，湖北省以外仅见于信阳、长沙。信阳所出可能年代最早。伏虎鼓架出土于信阳长台关１号墓，作双虎相背伏卧状，黑漆朱绘鳞纹、云纹。漆绘木雕双凤鼓架出土长台关２号墓，长颈，昂首，有角，张口含珠，微振双翼，尾部相接，爪部接于连尾双伏虎，飞凤和虎座均漆绘羽纹和云纹。这两个鼓架纹饰精美，但木胎厚重，雕制粗犷，呈现漆绘木雕早期的特点。江陵所出最多最精，呈盛期风貌。雨台山有１５座楚墓各出一件，形制基本上相似。双虎、双凤皆背向，虎不甘心地踞伏于地，巨大的凤高扬立于虎背上，风度翩翩。鼓悬于双凤之间，系于凤冠之上。虎和凤通体涂墨，并用红、黄、蓝诸色粉彩绘虎的斑纹和凤的羽纹。３５４号墓所出的一件，鼓面用朱色描绘花瓣纹、蝶状卷云纹、凤首纹，鼓边绘斜三角云纹。长沙曾出土过一种凤龙鼓架，同样为凤在上，下面以相蟠的龙代替背向的虎。以上鼓架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凤形体巨大，飞腾在上，虎或龙短小，屈伏于地；凤气宇轩昂，虎或龙神情畏缩——总之表现出明显的崇凤抑虎或抑龙倾向，这可能与楚人的图腾崇拜和民族信仰有关，楚人崇凤，贬虎，贱龙。而虎是江陵一带土著巴人的图腾，龙是长沙一带土著越人的图腾。
　　楚人从汉水上游南下并跨越洞庭湖，先后征服了江陵的巴人和长沙的越人。
　　所以，飞凤在卧虎或卧龙之上的造型堪称是楚人开疆拓土的纪念碑。
　　彩绘动物漆座屏以１９６５年江陵望山１号楚墓所出的一件最为精工。座屏长５１。８厘米，高１５。Ｏ厘米，厚３。０厘米。屏身以镂空透雕的手法，左右对称、穿插重叠地雕刻出两组动物群，共５１个动物，计凤４只，雀４只，鹿４头，蛙２只，大蛇２０条，小蛇１７条，表现凤、雀、鹿、蛙与群蛇殊死搏斗的惊人场面。凤、雀、鹿为进攻一方，形体较大；蛙躲在凤的腹和尾下，属于凤一方阵营；蛇的形体较小，属于被驱逐的一方。它可能也反映了以楚人（凤）为中心、包括雀、鹿、蛙在内的图腾联盟对越人（蛇）的战争。所有动物都是分别雕刻之后，利用榫卯组装起来的，拆开是许多圆雕，合拢是一个透雕，刀法圆熟精细。座屏的髹漆以黑漆为底，外加朱、绿、黄等色彩装饰，光泽夺目。它的形象写实，运用雕刻和彩绘相结合的办法，巧夺天工。
　　在所有春秋战国时代的木雕中，没有比它更精美的了。江陵天星观１号墓也出土了座屏５件，同样是透雕。每件雕有连尾龙两条或四条，都是精品，但与前述座屏相比，就显得逊色。
　　虎座立凤，在有关考古发掘报告上常常称 虎座飞鸟 ，实际上定名过于宽泛而失之准确。它仅见于楚国中心地——湖北的楚墓，而以楚都（今江陵）出土的最多。追其本来意义，也与凤虎鼓架一样，是楚人征服巴人的纪念碑。在拜伏的虎背上，飞凤发扬蹈厉，腰插鹿角，昂首展翅。它的头、颈、身、足亦如凤虎鼓架的凤一样，分别雕刻，然后拼装而成。但是，它增添了一双翅膀、一对鹿角，越发威风凛凛。
　　江陵马山１号墓出土的木辟邪，堪称中国最早的根雕艺术品。它用整棵树根雕成，以树根的自然形态取其大势，作虎首龙身，根节作四肢。细部精雕细刻蛇、蛙、雀、蝉的各种小动物，外髹红漆。大体上同样的木辟邪也曾在长沙子弹库１号楚墓中出土（该墓称为 木雕龙 ），可惜系盗掘，今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