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军事史之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

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
战国时期，战争频仍。争城争地之战，往往历时久，用兵多，又有步、车、骑兵协同作战，采取奇袭、包围、伏击、强攻等各种灵活的战略战术。因此，在丰富的战争实践中，产生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思想家和军事将领，如魏国的吴起、庞涓、尉缭，赵国的廉颇、赵奢、李牧，秦国的商鞅、白起、王翦、王贲，燕国的乐毅，齐国的孙膑、田忌、田单，楚国的庄蹻等。而在这些优秀的军事人才中，吴起、孙膑、尉缭等，则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他们善于总结战争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他们传世的军事著作，如《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和不知作者的《六韬》等，则是战国时期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代表。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一）吴起和《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著名军事家，原为卫国左氏人，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学生。
　　后来弃儒学军事，在鲁国做过将军，并统兵大破齐军。魏文侯时，吴起入魏，文侯委任为将，率军击秦，夺得五座城邑。吴起做将军，与士卒同甘共苦，清廉公平，深得军心，又善用兵，文侯遂任命他为西河守，抗拒秦、韩。吴起治军任事很有名声，秦兵畏惧，不敢东侵。
　　魏武侯时，吴起与魏相公叔痤发生矛盾，公叔痤用计逼走吴起。
　　公元前３９０年前后，吴起由魏入楚，受到楚悼王赏识，一年以后，被任为令尹。他实行改革，打击旧贵族，培养战斗之士，使楚国国势振作，" 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公元前３８１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攻杀吴起。
　　《吴子兵法》是吴起留给后人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在战国末期，《吴起兵法》已经流行。《韩非子？五蠹》说：" 境内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 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说明在汉代《吴起兵法》与《孙子兵法》一样，流传也很普遍。《汉书？艺文志》说：" 《吴起》四十八篇" ，可见它的内容很丰富。
　　但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吴起兵法》仅剩一卷，证明它在流传过程中，内容多有亡佚。在《宋史？艺文志》中，有《吴子》三卷，即今本《吴子兵法》三卷六篇。
　　至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以《吴子兵法》中有" 笳笛" 二字，认为这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从而断定《吴子兵法》为伪作。其后，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从之。郭老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一文中说：《吴子兵法》" 辞义浅屑" ，有多处袭用《孙子兵法》，还有的袭用《曲礼》和《淮南子？兵略训》。并以"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四兽为例，说四兽出现在战国末年，非吴起所宜用，" 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但是，这些怀疑的说法，像当年有人判断《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为伪书一样，都没有确实的根据。近年，王式金、李硕之两同志著《吴子浅说》。在" 吴子的作者和成书" 一节中，分别从：史料著录《吴子》的沿革考察；考证《吴子》一书中所提到的器物；今本《吴子》中有些内容与吴起有关的史料记载相吻合；今本《吴子》中的有些内容，在汉以前的其它兵书中又有反映；今本《吴子》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等五个方面论说今本《吴子兵法》不伪，是战国前期吴起所著，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的润色加工而已 .其说很公允，符合历史实际　　 ①。
　　《吴子兵法》虽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军事并重，而以政治为先的战争观念。
　　《吴子兵法？图国》说，要富国强兵，必须"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它强调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并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备，结果灭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众好战，不修文德，也灭亡了。这种战争观是正确的。
　　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子》更重视政治教化。它说：" 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教化的结果要做到四和：国家和睦，军队团结，上阵统一，战斗协调，这样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 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 ，国家才能够出兵出战。教化百姓的内容，主要是" 道、义、礼、仁" 四德。这四德关系国家兴衰，" 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子》还试图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来探索战争的实质。它说："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战争起因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战国初期，《吴子》能注意到战争因" 争利" 等经济原因而引起，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把它区分为" 义兵" 、" 强兵" 、" 刚兵" 、" 暴兵" 、" 逆兵" 五类，并指出" 义兵" 是" 禁暴救乱" 的，" 暴兵" 是" 弃礼贪利" 的。这表明《吴子》试图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类，以探求正义性的战争。虽然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这无疑较《孙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吴子》在战争观上的另一贡献是它提出了" 战胜易，守胜难" 的问题。因为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所以要取得胜利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保守胜利成果，则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手段，相对来说是困难的。何况胜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为代价，所以他认为：战争胜利的次数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发，提出国家应该慎战。这种观点无疑也是进步的。
　　其次，吴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强战备，然后依据敌情，"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施行" 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的战略战术原则。
　　他在《料敌》篇对魏武侯说：" 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让武侯把加强战备放在第一位。他简要地分析了齐、秦、楚、燕、韩、赵、魏七国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要武侯依据这些特点，制定对付列国的不同军事策略。
　　《吴子》主张战前一定要察明敌情。依调查，如遇到以下情况，即：敌人不顾严寒酷暑，昼夜长途行军，不管士卒劳苦；或长期滞留在外，粮食、物资耗尽，薪草、饲料缺乏，气候不利，将士怨怒；或人数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长途跋涉，疲劳饥困，解甲休息；或敌将吏德薄望轻，军心不稳，缺乏援助；或阵势没摆好，扎营没完毕等，都应立刻" 击之勿疑".相反，在察明敌情后，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即：敌地广人富；将领爱护士卒，施恩普遍；赏罚严明，处置适当，以战功论爵秩等列，任用贤才；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有四邻的帮助，大国的支援等，就应该避开敌人，不与接战。这就是著名的"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的战术原则。
　　观察敌人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 ，然后确定我方的作战方略。
　　《吴子》强调用兵之道在于" 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也就是乘敌人的间隙，突然攻击它的薄弱之点。如敌人远来新到，战斗队形未排定；正在吃饭而不防备；正在奔走；疲劳困苦；没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时；旌旗紊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过河，刚渡过一半；道路险峻狭长；阵势频繁移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惧动摇。就应选派精锐作先锋，勇敢攻击，大兵跟进，" 急击勿疑".这种建筑在对敌情详尽分析上的攻击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中，敌我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吴起提出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我方的作战方针。如：依据" 敌众我寡" 的形势，在平坦地形上，就避开敌人；在险要地形上，就截击敌人。依据敌" 师甚众，既武且勇" 的形势，就分为五军，各军占据一通衢大道，迷惑敌人。交战时佯装败退，一军在前，一军在后，两军在左、右击敌，五军结合起来，就可击败强敌。如果" 敌近而薄我" ，我" 欲去无路" ，则依据敌我情况：我众敌寡，就分兵包围敌人；如敌众我寡，就集中兵力袭击敌人。
　　不停地袭击，敌人虽多也可以制服。如在" 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 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遭遇敌军，就要动作迅速，首先发动攻击，乘势冲击敌人，并调动弓弩手到前敌。边战斗，边观察，一旦形势对我有利，即全面发起攻势。
　　他还总结了在狭谷、在水上、阴雨天以及围城战的战法，认为都要根据敌情，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
　　其三，《吴子兵法》在论将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吴子指出，将领要文武全才、刚柔兼备，具有" 理、备、果、戒、约" 五种才能。" 理" 是能" 治众如治寡"；" 备" 是能" 出门如见敌" ；" 果" 是能" 临敌不怀生" ；" 戒" 是能" 虽克如始战" ；" 约" 是能" 法令省而不烦".将领还要掌握用兵的四机：①气机，能鼓舞士气；②地机，能运用各种地形；③事机，临事能运用计谋；④力机，善于保持和充实军事力量。
　　这样的将领才是合格的将领。而" 良将" 在此之外还要具备" 威、德、仁、勇" 四种品质。良将是国家的栋梁，国家得之则强盛，失去会衰亡。
　　所以，选拔良将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吴子提出作战时还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这是" 不劳而功举" 的便宜事。他把敌将分为" 愚而信" 、" 贪而忽名" 、" 轻变无谋" 、" 富而骄" 、" 进退多疑" 等各种类型，而分别制定了" 诈而诱、货而赂、离而间、震而走、邀而取" 的作战方针等。在" 两军相望，不知其将" 的情况下，可以选派轻兵挑战，务败不务胜，来探知敌将是" 智将"还是" 愚将".如为" 智将" ，则" 勿与战" ；如为" 愚将" ，则虽众可俘获。这些作战原则都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提出过的。
　　其四，提出了" 以教戒为先" 的治军原则和" 颁赐有功者" 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 以治为胜".所谓" 治" ，就是" 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 天下莫当，名曰' 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 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 治" 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部队缺乏教练，就会" 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
　　教练的方法是：" 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 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 （《论将》）
　　号令严明，" 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 ，（《应变》）
　　" 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 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中实行" 什伍相保".如此，则" 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 严刑明罚" 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 赏" 来激励士气。
　　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 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 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 杀" 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 仁本" 思想。
　　（二）孙膑和《孙膑兵法》孙膑，齐国人，是" 孙武之后世子孙".《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他生在" 阿、鄄之间" ，这个阿、鄄之间应在山东郓城县古廪丘（今称水堡镇）①。孙膑少年时曾与庞涓一起从师" 学兵法".庞涓出师后在魏国做了将军，自感才能不如孙膑，就把孙膑诱骗到魏国，设计处以膑刑（去膝盖骨），然后软禁起来。后来，有位齐国使者出使魏国，孙膑以刑徒身份私下去会见，说动了使者。使者认为他是一位奇人，就偷偷用车载他回国。齐国将军田忌以客礼接待了他。
　　田忌经常与齐国的诸公子赛马，用重金赌输赢。孙膑见状，说你尽管和他们赌，我能保证你获胜。田忌遂与齐王和公子们约好赛马场次，赌注为千金。临赛前，孙膑对田忌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同他们的中等马赛；用您的中等马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赛后，田忌二胜一负，赢了王的千金。
　　田忌乘机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询问孙膑用兵事宜，孙膑回顾历史，从军事理论到用兵方法，回答得头头是道。威王对他很佩服，赞叹他" 言兵势不穷" ，于是命他为军师。
　　孙膑辅佐田忌打过几场胜仗，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３５４年的桂陵之战和公元前３４３年的马陵之战。经过桂陵、马陵二次战役，魏国势力衰落，齐国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马陵之战后，齐相田忌与成侯邹忌发生了争权斗争。孙膑支持田忌发动兵变，企图赶走邹忌，结果没有成功。便随田忌一道逃亡到了楚国，在楚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生活。所以，《吕氏春秋？不二篇》高诱注和王符《潜夫论》都说他是楚人。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孟尝君列传》，齐宣王即位后，了解田忌被成侯邹忌所卖，又召回田忌、孙膑，复用田忌为将军。孙膑后来即终老于齐，有兵法留传于世。
　　《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说："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有" 《齐孙子》八十九篇".但这部书在东汉以后就亡佚了。所以，至宋代学界开始怀疑孙膑和《孙膑兵法》的存在，并一直持续到现代。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一人；有人说孙武、孙膑虽为两人，但《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两人，《孙子兵法》则一部，是由孙武撰写、孙膑修订而成的，等等。直到１９７２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膑兵法》残简，这个历史的遗案才告终结。
　　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经发掘者整理，于１９７５年出版，分为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但经过学术界十几年来的研究，文物出版社于１９８５年重编《孙膑兵法》时，将原上编十五篇补入《五教法》，更改为新编十六篇。原下编十五篇，因无法确认为《孙膑兵法》而未被编入。
　　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
　　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 道" ，即政治的工具。
　　先王不是不想要" 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 ，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 举兵绳之" ，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 存亡国，继绝世" ，而一旦战败，则会" 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 不可不察" ，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 以战止战" 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 道" 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 义" ，" 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 富国" ，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 因粮于敌，取用于国" 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 任势" 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 因势而利导之" ①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 孙膑贵势" ，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 任势" ，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 任势" 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 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 ，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 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 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 势" ，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
　　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 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 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 居生击死" ①。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 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所谓" 人和" ，就是得众、得人心。" 得众者，胜" ，" 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 仁本" 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 三阵" 、" 五阵" 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孙膑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
　　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 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是经典式的说明，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
　　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
　　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 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 ，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
　　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
　　孙膑还发挥了孙武" 攻其所必救" 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 批亢■虚" 、" 示之疑" 、" 示之不知事" 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 我专而敌分" 、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 我卒并而击之".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 知道者" ，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认为，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家才会" 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见威王》）
　　当然，《孙膑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
　　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尉缭和《尉缭子》战国时有两个尉缭。一个是魏惠王时人。另一个是秦王政时人，曾做秦的国尉。而《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则是魏惠王时的尉缭。其生平事迹，因为史简有阙，已不可详考①。
　　《尉缭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已有记载。其杂家类说：" 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 兵形势家说：" 尉缭三十一篇。" 可见，《尉缭子》在汉代不但已经流行，而且还有两种传本。但是，唐代官修的《隋书？经籍志》只收录了杂家《尉缭子》。魏征所著《群书治要》收录的《尉缭子》四篇与今本相同。新、旧两《唐书》的《艺文志》、《经籍志》也把《尉缭子》列入杂家。但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时，则把《尉缭子》列为兵家。后来北宋元丰年间编《武经七书》，也把《尉缭子》收入。由此，杂家《尉缭子》变成了兵家《尉缭子》，相沿至今，尚存二十四篇②。但明胡应麟认为亡佚的是杂家《尉缭》，清修《四库全书提要》肯定这一说法，范老从之，恐与史实不符。
　　南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怀疑《尉缭子》为伪书。此后，学术界即斥《尉缭子》为伪书。直到１９７２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尉缭子》，这段历史疑案始告白于天下。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 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　　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 王国富民" ，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 诛暴乱，禁不义" ①，其最终目的在于使" 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 ，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 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 "②，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 专一则胜，离散则败" （《兵令上》），" 兵以静固，以专胜" （《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 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 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 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 主张运用" 有者无之，无者有之" （《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 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 ，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 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 ③。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１）　" 有城无守" 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２）" 有人无人" 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３）" 虽有资而无资" 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４）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 .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决不手软①。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 进不郭圉，退不亭障" ②，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 池深而广，城坚而厚" ，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 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 ③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 审法制，明赏罚" 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 修号令，明赏罚" ，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 赏禄不厚，则民不劝"①，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 ②，做到" 赏功养劳".《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 内畏重刑，则外轻敌" ，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 国贼" 、" 军贼" ，不仅处以" 身戮家残" 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 战诛之法" 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 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 "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③。《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 杀之贵大，赏之贵小" 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 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 分营居阵" 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 为将忘家，踰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 ，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四）《六韬》《六韬》是产生于战国中晚期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托名太公吕望撰，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讲论治国平天下的军事问题。其真正的作者已不可考。
　　" 《六韬》" 一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载女商说：" 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 郭象注引司马崔说：" 《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或曰秘谶（ｃｈèｎ，音衬）也。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龙虎豹犬也。" 《汉书？艺文志》将《六韬》收录在儒家类，说：" 《周史六韬》，六篇。" 班固自注：" 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
　　或曰孔子问焉。" 唐颜师古注：" 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 至唐修《隋书？经籍志》，将《六韬》列入兵家类，以后各代相沿不改。
　　至宋代，辨伪学兴起，学者始怀疑《六韬》非周初吕望所撰。如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就说，《六韬》为伪书。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 武王、太公问答，其辞俚鄙，伪托何疑？" 其后，明胡应麟撰《四部正■》、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都从语言学的角度判断它为伪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说的最为明白：" 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 避正■'乃战国以后之事，' 将军' 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 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六韬》绝对不是周初吕望所撰，甚至也不是春秋惠王、襄王时代的东西。
　　但是，宋代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说：《六韬》为" 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 ；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是" 秦汉间人之所伪撰" ；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说是" 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等等，也都没有确切根据。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武经七书注译》，依据《汉书？艺文志》载《六韬》" 或曰周显王时（公元前３６８- 前３２１年）" ，又依据１９７２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六韬》，判定《六韬》成书年代：" 上限不早于周显王时，下限不晚于秦末汉初 . "　　 ①这个结论应是可信的。虽然《六韬》文字" 鄙陋" ，" 辞意浅近" ，内容也多有与孙、吴兵法和《尉缭子》相重复之处，但在古代军事学领域仍有独到的贡献，宋代把它编入《武经七书》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对它有足够的重视。
　　《六韬》一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总共六十篇。
　　《文韬》，计十二篇，主要讲夺取天下的战略准备。它继承了《司马法》的" 仁本" 思想，认为治国取天下，应先政治而后军事。在政治当中，国之大务在于" 爱民而已".要做到" 爱民" ，统治者必须以" 仁、德、义、道" 治理天下，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使国家经济的三大支柱大农、大工、大商三宝" 各安其处" ，奠定战争的雄厚经济基础。君主所举贤才能" 实当其名，名当其实" ，各依其才而授官位，同心辅国。
　　建立" 赏信罚必" 的奖罚制度，" 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 ，统一全国全军的意志，使全军随人主和将军的意志任意行动，做到" 用兵之道，莫过于一".（《兵道》）治国、治军能达到这种程度，才称得上是" 仁、德、义、道" ，才能" 同天下之利" ，使" 天下归之" ，才能" 守土" 、" 守国" ，也才能夺取天下。
　　《武韬》计五篇，主要谈论夺取天下的政治战略，是" 与天下共其生".它指出政治战略是" 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即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取胜的战略。这种战略，要求统治者要与人民" 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 ，所以能" 无甲兵而胜" （《发启》）。这种胜利，就是政治上的胜利。它说："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 （《顺启》）谁要想夺取天下，谁必须首先做" 有道者".而有道者" 行其道" ，也要有策略：当敌国" 天道无殃" 时，不可以行启兵端；当敌国" 人道无灾" 时，不可以先策划兴师。而要" 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 ，等待" 必见天殃，又见人灾" 的大好时机，才能相机而动，兴兵征伐。
　　它提出" 文伐" 十二策，要点是：（１）投敌所好，使之骄傲；（２）
　　拉拢敌人近臣，削弱敌人力量；（３）贿赂敌国近臣，了解敌人情况；（４）
　　助长敌人荒淫享乐；（５）敬其忠臣，贿以薄礼，离间他与君主的关系；（６）收买敌国君主的左右大臣；（７）用重礼贿赂敌君，使其不了解我方意图；（８）用宝器贿赂敌君，与他同谋别国，使他为我所用；（９）
　　用尊名颂扬敌君，使他狂傲而懈怠国事；（１０）对敌君佯装谦诚，取得他的信任，以便控制他；（１１）闭塞敌君的视听；（１２）扶植敌君乱臣，迷乱其君主心智；选送美女，惑乱其君意志，等等。这十二策是加速敌人" 天殃、人灾" 的策略原则，是贯彻" 与天下共其生" 的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策略如能奏效，就可以兴兵讨伐敌人。" 文伐" 十二策以生动具体的内容，丰富了《孙子兵法》" 伐谋" 、" 伐交" 的政治外交战略原则。
　　在文、武两《韬》中，的确贯穿着儒家的" 仁义德礼" 、" 爱民" 等思想原则，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归为" 儒家类" 是有道理的。
　　但值得提出的是，它还积极吸收法家的" 刑罚" 思想，道家的" 自然无为"思想，墨家的" 尚贤" 思想和兵阴谋家的" 权变诈谋" 思想和兵阴阳家的五行思想等。这种杂揉战国百家之长的情况，使《六韬》在战国诸兵家学说中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也是它的特有的时代特色。
　　龙、虎、豹、犬四《韬》，着重阐述具体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治军原则。
　　《龙韬》十四篇，主要阐述选将、通讯和临机制敌的战术等三个问题。其一，选任将军，包括组织军中统帅部问题。《龙韬》认为，" 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奇兵》），所以对将军要严格选拔，标准是具有" 五材" ，即勇、智、仁、信、忠。它把" 勇" 放在" 五材" 之首，又列入" 忠" 字，显示了与其它军事著作所论将才不同的特色。它还指出将军要避免" 勇而轻死" ，" 急而心速" ，" 贪而好利" ，" 仁而不忍人" ，" 智而心怯" ，" 喜而信人" ，" 廉洁而不爱人" ，" 智而心缓" ，" 刚毅而自用" ，" 懦而喜任人" 等十种缺点。选拔将领不仅要看外表，还要看内在素质。考察将领要通过" 八征" 来观察他的言辞、应变力、忠诚、德行、廉洁、操守、勇气和仪态。八者都具备，才是贤将。国家任命将军要举行隆重仪式，国君亲将斧钺援予将军，" 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 将军在军中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 ，"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 ，" 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 （《励军》）。在■中令行禁止，" 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 （《将威》），做到信赏必罚。
　　将军统帅军队，还要有" 股肱羽翼" ，计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伐鼓旗、股肱、勇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各种专门人才七十二名，协助将军处理军中各种事务。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组建军中统帅部。
　　其二，规定将军与君主的秘密通信方法。一为阴符，以符节的长短来规定各种暗号。二为阴书，将军与君主有机密大事，用阴书而不用符。
　　书要" 一合而再离" ，即把一封书信分为三部分，而采用" 三发而一知" 的方法，即差遣三个人各送信的一部分，他们互相参差，谁也不知信的内容。敌人再聪明，也不会识破秘密。这种秘密通讯方法，仅见于《六韬》，而不见于其它先秦军事著作。它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通讯的宝贵资料。
　　其三，论述了" 因于敌之动" 而决定我军的行动方向，在" 两阵之间" 临机应变，随着形势的无穷变化而运用奇正谋略等一系列进攻战的作战原则。指出：" 善战者，居之不扰，见胜则起，不胜则止" （《军势》）。指出将军在战术上造成" 神势" 的二十六种战术原则（《奇兵》）。
　　提出了运用五音和五行来判断敌情的各种办法，论述了运用敌军士气盛衰、阵势治乱、军纪严弛等预见胜负的各种征兆。最后，论述了战时的兵器装备应与平时的生产工具结合起来，可以农具为兵器。如：耒耜可为" 行马蒺藜" ，锄耰可为" 矛戟" ，蓑薛、簦笠可为" 甲胄、干楯" 等。这在古代强调兵农相结合的兵家中，也别具一格。
　　《虎韬》十二篇，主要讲部队兵器装备、野战和围城战的各种战术等三个问题。
　　其一，它详尽论列了一万人的部队所配备的各种武器装备。这是其它兵书所没有的。据《军用》篇，一军可配各类战车九种：（１）武冲大扶胥，３６乘。这是一种大型战车，上面设有大盾为掩蔽；（２）武翼大橹矛戟扶胥，７２乘。这是一种装有大盾牌和矛戟的战车；（３）提翼小扶胥，１４４乘。这是装备有小盾牌的小型战车；（４）大黄参连弩大扶胥，３６乘。
　　这是装有" 大黄参连弩" 的大战车；（５）大扶胥冲车，３６乘。这是一种攻城的临冲战车；（６）辎车骑寇，是一种轻快的战车；（７）矛戟扶胥轻车，１６０乘。这也是一种轻便的战车；（８）木螳螂剑刃扶胥，２０乘。
　　这是一种装有剑刃像螳螂臂式的战车；（９）轴旋短冲矛戟扶胥，１２０乘。
　　这是一种装有矛戟而可以旋转的战车，计有兵车六、七百乘。
　　军中攻守之器：大头铁棒１２００枚，大柯斧１２００把，方头铁槌１２００把，飞钩１２００枚，木蒺藜２０具，铁蒺藜１２００具，各种相连接的铁蒺藜１２０００具，方胸鋋矛１２００具，矛戟小橹１２具，附有绞车连弩。渡沟堑的飞桥，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带转关轳辘，八具。渡江河的飞江，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天浮（浮游器材）、铁螳螂（铁锚之类），圆形，外径四尺以上，用铁环连结，３２具。在天浮上架浮桥叫天船。各种铁链１２００条，四丈以上长绳６００条，带铁环的中等绳３００条，小号绳１２０００条。天下雨时，辎重车还要盖上车顶板，再盖上用麻编织成的篷布。
　　各种军用工具：伐木大斧３００把，大锄３００把，铜杵３００把，铁耙３００把，铁叉３００把，方胸两枝铁叉３００把，大镰３００把，大橹刃３００把，带环的铁橛子３００把，铁榔头１２０把。
　　军中各类武器：强弩６０００，戟楯２０００，矛楯２０００。据《军略》篇，军中还配备有飞楼（望楼）、云梯。在渡江、河时，还有浮囊、皮舡等。
　　此外，军中还有各类能工巧匠３００人，以备修治工具、磨砺武器。
　　这些详尽的记载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装备、军队的攻击能力、军事科技和军事生产水平的重要材料。
　　其二，它论述了野战中的伏击、迂回、防御、追击、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也论述了攻城战中的包围、阻击援军、防止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着重强调了攻城围邑要准备好轒辒（ｆéｎ　ｗēｎ，音坟温）、临冲、云梯、飞楼等器材。在行军时要准备武冲、大橹、强弩、天罗、武器行马等防卫器材。在江湖河沼作战时，要准备好飞桥、转关、浮海、绝江等渡河器材。一旦攻克城邑，要采取"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社丛勿伐，降者勿杀" 等各种" 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 的政策。
　　其三，论述了斥候兵（侦察兵）在行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及运用斥候兵的原则。斥候兵是军中耳目。在深入敌国作战时，" 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 在深草及丛林中行军作战，要以云梯、飞楼观察敌情，尤其要防止敌人火攻。如敌人发动火攻，我军要在敌人火攻阵地前也放火烧出一块黑地，还要在我军后方也烧出一块黑地。一则可以迟滞敌人进攻，二则我军可以退到黑地上防守。对于敌人的营垒，将军要善于观察，以敌营中的各种征侯，判断敌人的动态，是空营，还是乱营。如为乱营，要坚决进攻。
　　《豹韬》八篇，主要讲三个问题。其一，论述在森林、山地、江河、险隘等地形条件下作战的战术原则。如林战之法是：战车居前，骑兵为辅，" 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 ，利用林中地形，疾攻敌人。" 更战更息，各按其部".在山地作战的原则是：组成乌云之阵，就是对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要进行戒备。要道、谷地，用战车防守；可攀登之地，派兵防守。构成坚固的防御阵地，曰" 山城".确定奇正方略，部队组成冲阵，当敌人来攻时，全军急速战斗。敌军虽众，也可打败。
　　在敌国的江河地段作战，我军又处于弱者地位，则寻找机会欺骗敌人，迅速转移，在后面设下伏兵。如敌人已知我有伏兵，大军不肯渡河，而以小部队渡河牵制我军，我军则在便于作战地形结成" 四冲武阵" ，待敌小部队渡河后，发动伏兵，击其侧后，用强弩射其两翼。车兵、骑兵结成乌云之阵，待敌大军渡河来援救小部队，我军车骑冲其左右，伏兵击其后翼，可获胜利。
　　在依山傍水的险隘地形作战时，原则也是抢占有利地形。用武冲大车掩护前、后军，配置强弩，结成四武冲阵。以冲车为前导，以大盾牌为防卫，材士强弩保护左右，步军三千人为一屯，左、右、中三军齐进，轮番作战，轮番休息，可以击败强敌。
　　其二，讲抗击敌军突袭的作战原则。敌军远来突袭，牛马必无饲料，士卒必无粮食。我以远方军队的精锐士卒约在暗夜，前后夹击敌军，可以获胜。如敌军攻城，我则事先在城外埋伏一军，在城上佯作守备。待敌大军攻至城下，我守、伏兵齐发，前后夹击敌军，敌军必败。
　　其三，论述抗击强敌夜间袭击的作战原则。如果敌人乘夜攻击我左右，则应挑选我方材士强弩，以车、骑兵为左、右翼，迅速攻击敌人的前、后，既攻敌人阵外，又要攻入敌人阵内。敌军将被打乱，敌将必然因惊惶而失败。如果敌军乘夜阻截我前方，又攻击我后方，造成我三军混乱时，我则明审号令，出动勇猛斗士，使每人携带一支火炬，二人同击一鼓，探明敌人位置。部署我军或攻其外，或攻其内，佩戴暗号，互相识别，然后灭掉火炬，按约定信号，猛攻敌人。敌人必败。
　　在虎、豹两《韬》所讲的作战原则中，始终贯穿一个" 勇" 字，即" 勇斗为首".可见，《六韬》讲选将标准，把" 勇" 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
　　《犬韬》十篇，分别论述了各路大军约期集中、约期会战的原则，在战场上选择打击敌人的各种时机，挑选士卒、训练军队和编制特殊战斗队伍的方法等。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它论述了车、骑、步三个兵种的特点、战力、编制和选拔车、骑战士的标准等。这也是其它先秦军事著作所没有的。它谈到三兵种的特点说：" 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 （《战车》）。战车适于在平原作战，而切忌在山地、丘陵、草泽、沟渠、毁塌积水、粘泥地带作战，那是战车的" 死地".骑兵适于配合步、车兵攻击敌先头部队，夹击敌两翼，长途奔袭，截断敌人粮道，而切忌陷入" 天井" 、" 地穴" 、大涧深谷、林木茂盛、沼泽或低湿泥泞等各种险阻地形，也不要陷入敌车、骑兵的埋伏圈，这是骑兵的"死地".步兵与车、骑兵作战，原则是" 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 ，可以战胜强敌。如无险阻可依，则用行马、蒺藜和牛马布成" 四武冲阵" ，在营垒外挖掘宽、深各五尺的环形壕沟，名曰" 命笼".步兵带行马前进，用车辆组成营垒，以材士强弩戒备左右。
　　车兵的战斗力很强，是军中的羽翼，善于攻陷坚阵，截击强敌，切断敌败兵退路。在平地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卒八十人，骑兵十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兵四十人，骑兵六人。
　　骑兵是军中的" 伺候" ①，机动性强，善于追击敌人败兵，切断敌人粮道，袭击敌人机动部队。在平地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八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四人。车、骑兵是军中的勇武之兵。十辆战车可以战胜千人，百辆战车可以战胜万人。
　　十名骑兵可以击败百人，百名骑兵可以击败千人。
　　选拔车战之士的标准：年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起来追得上战马，可以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善于前、后、左、右周旋，能擎住战旗，拉满八石弩，向前、后、左、右射击，名曰" 武车士".选拔骑兵的标准：年在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健壮矫捷，超过常人，能在战马奔驰中射箭，善于前、后、左、右周旋，可以乘马跨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河，驰强敌，乱大众，名曰" 武骑士".车兵、骑兵属于当时的技术兵种，选拔较严格，待遇优厚，是当时列国军队中的强大打击力量。
　　当然，《六韬》与其它先秦兵书一样，也有把地形等自然物质条件理解得过于片面而看不到人的作用等缺欠，它所讲的利用" 五音" 、" 六律" 、" 望气"来侦察敌情、判断打法及城邑可否攻取等，也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则是它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