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教育史之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原因

春秋战国教育变革的原因
　　西周是奴隶制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始终以维护和巩固奴隶主宗族制度为宗旨，以传授宣扬等级森严、尊贵卑贱的礼乐为中心。总之，是为培养奴隶主统治阶级各级管理人才服务的。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逐渐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诸侯之间不仅兼并争霸，而且对王室也越来越分庭抗礼。原来由周天子强行建立的一套唯天子独尊的礼乐制度，随着控制力量的削弱，也逐渐出现礼崩乐衰的局面，这也必然影响到西周的教育实施。最明显的是奴隶制官学的衰落。春秋初期，周室政权软弱，财力枯竭，与宗周时期已非同日而语。因此学校不易维持，造成学官四散，导致学术下移，而私学兴起。春秋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政权，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及至战国晚期，周代教育的种种措施，从制度到内容都作了彻底的变革，逐渐完成向封建制教育的过渡。这种变革，既与奴隶社会的解体有关，也同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教育提出新的相应的要求有关。
　　（一）　王室的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周代官学衰落的最直接原因，自然是王室的不支，造成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的局面。西周时期，天子控制着教育大权，也垄断着学术。宗室京畿，是各国贵族子弟游学的地方，集中了大量图籍和人才，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也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但自东周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四散，图籍流失，最高学府徒负其名，甚至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也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重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周平王迁都洛邑，表面上还维持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诸侯贵族并不顺从，还向王室争权夺利。如东周初，天子还占有土地约６００里。可是为了拉拢诸侯，维持摇摇欲坠的王位，往往要拿土地赐给立功诸侯，或封给王族、公卿、大夫作为采邑。有时，一些诸侯借着某种理由威胁王室，侵夺、强索王室土地，就连外方民族，如戎族也乘机占领王室土地。东周王室土地被侵占，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奴隶和庶民被一同转移，人口相应也减少了。这些，严重地影响了谷物农产品的收入和劳动力的征召，周天子的财源一再枯竭。
　　其次，各诸侯国既然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他们也就不再严格遵守朝聘的义务，这又是王室收入的另一重大损失。
　　朝 ，是指诸侯按规定的期限进京拜见天子的一种礼节。 聘 ，是指诸侯不能亲自朝见天子，派遣使者入朝。商代规定诸侯五年一朝。周代则根据各诸侯国都城距天子京都的远近，规定朝聘期限。凡距京都１５００里以内的国家，每年朝见一次；１５００里以外的，每远５００里，便延长一年期限。到了朝见的年限，如果诸侯不进京朝聘，便认为 大不敬 ，要受到天子和其他诸侯国的讨伐。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诸侯的不按期朝聘，是作为周天子对诸侯国征伐的一项重要理由。朝聘天子时，诸侯除了述职外，还要携带玉帛、兽皮、珍玩以及本地区的土特产等礼物，贡献给天子，称为 朝贡.春秋初期，诸侯逐渐强大，对于日见衰弱的周王室表现出藐视不敬和傲慢态度，最明显的就是经常不按期限朝见天子，甚至数年不进京一次。到后来，不但诸侯自己不愿去朝见天子，连派遣使节也不再敷衍了。鲁国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为亲近。在春秋时期，鲁君朝见天子也不过３次，鲁大夫聘周也不过４次，其他国家的朝贡就可想而知了。
　　周天子在土地和人口日益减少的同时，又严重地短少了 朝贡 ，因此国库匮乏，无力支撑庞大的政府机构，养不活大大小小众多的官员，不少人因此而丧失官职，只得离开王室分散到各诸侯国去谋生。天子因此失官，周官外流。
　　王室统治集团的内讧，也是失官的另一个原因。内讧主要是争夺王位。
　　如周景王死后，周敬王立，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起兵争夺王位。公元前５１６年，王子朝失败，带着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和一批丧失官职的人逃到了楚国。再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祖先司马氏，原是世代掌管国史的，因为周惠王与王子颓，周襄王与大叔带先后两次发生王位之争，为了逃避京城内的乱动，太史司马氏便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天子失官，为什么会连带出现 学在四夷 呢？
　　从周室逃离到各诸侯国的官员，以文官居多，其中多数是有知识、有技能的。他们的出走，也随身带走了自身学得的文化学术。如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失败后，他除了拉走一批旧宗族，还带走不少有专门知识技能的王官百工。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５１６年）记载，王子朝失败以后，一批人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也就是说，他们把周王室大量的文献典籍搬到了楚国，这是东周文化的一次最大迁移。仅此一举，便使原来的全国文化教育中心从东周王城转移到楚国，推动了楚国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再如司马迁的祖先太史司马氏，原是在周室掌握周史的。他到了晋国，必然将有关的周史资料、编史的经验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传授给晋人。何况，司马氏到晋国以后，他的子弟又再分散卫国、赵国和秦国，文化学术的传播就远远超出了晋国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子失官，就是周王室失去了人才。
　　《论语？微子》记录孔子的一段话，说明东周时期，天子连身边的乐师也留不住，而分散到各国。孔子曾说，周王室的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室走出了这么多的乐师，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音乐伴奏。天子一日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天子四饭的安排是：平旦食，在黎明时刻；昼食，在中午时刻；晡食，在傍晚时刻；暮食，在夜间。太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官。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东周期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连为天子演奏的乐官也纷纷出走。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迁居在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迁居到汉水之涯，少师（此处指乐师的助手）阳和击磬的襄迁居到海边。这些人的走出，同样会将周乐传到各诸侯国。１９７８年，湖北省随县（现改为随州市）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墓，出土全套大型的编钟编磬和多种乐器，其规模之大，铸造之精美，都能与周天子之乐相媲美。曾侯如此，其他大国更当过之了。
　　天子失官，文化学术随之下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从而使很多的人掌握了知识和技艺。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曾建议桓公利用民间通晓一些技艺的人，即所谓掌握 五官技 的人，请他们帮助齐国在治政和理财上出谋划策。①他说，懂诗的人，可请来记录事物；懂时的人，可请来记录年月；懂春秋的人，可请来记录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人，可请来指导外出道路的选择；懂易和懂卜的人，可请来预测事物发展的吉凶和成败，给他们土地、衣服和官职。有了这五种有技艺的官，便能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如懂 诗 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以免出现差错。懂 时 的官，提前说明情况，以免错过时机。懂 春秋 的官，远占得失，作为前车之鉴。懂 出行的官，指点道路，免得弄错方向。懂 易 的官，预测祸福吉凶，以免发生错乱。吕思勉认为管仲提出的建议，正是 东周以后，官失其守，民间顾有能通其技者，管子欲利田宅、美衣食以蓄之也 ②。这说明周代官学中的某些课程内容，春秋初期已经散传到民间了。
　　到了春秋中期（公元前５２５年），郯国的国君到鲁国访问。那年孔子２７岁，他曾向郯子请教郯国的历史，即为什么郯国的祖先称做 少皞氏 ？郯子回答得头头是道。事后，孔子对别人不胜感慨地道： 我早就听说周天子的官员已很难坚守自己的职责，文化学术也都流散到各地去了。古代官名的沿革，本只有王室的史官才清楚，如今连远方的小国郯国都知道自己祖上受封官名的历史，这使我确实相信'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了。 学已散在四夷，王室自然不能再垄断文化教育。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私学得以兴起。
　　（二）　各诸侯国不再维护王室官学
　　春秋开始，奴隶社会的体制逐渐向封建社会的体制转变，作为奴隶制国家基础的井田制和分封制逐步瓦解，陈旧的宗法制度失去了控制力量。各诸侯国之间，强侵弱，大欺小，兼并日益剧烈。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史记？太史公自序》），各国诸侯早置周天子的礼制于不顾，王室的那套官学教育，更不被他们所重视了。春秋以后的各诸侯国，真是各自为政，各自为教了。
　　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周代的学制体系。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天子京都和诸侯国都，乡学设在城郊六乡。到了春秋时期的楚国、秦国等，每占领扩大了新地区以后，他们不再依照西周原来行政建制管理，废除了国野、都鄙之制，不再分封子弟功臣，而是设县治理，以县为地方行政管理单位。这样，原奴隶主国家管理体制动摇了以后，必然影响到学校的设置。事实上，土地的大量兼并，原来划分的乡遂难以按照原样维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庶人和奴隶，摆脱了旧的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状况，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接受了新的受教育的方式方法。
　　春秋初期，管仲帮助齐桓公治政，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划定士农工商的住区，不允许他们随便迁徙和杂处，而要求他们教育好自己子弟。如对于士，则 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 ，能做到这样，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对于农、工、商的子弟，也都规定了相应的教育内容，由其父兄负责。这也是为了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使专业手艺后继有人，保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①　　 管仲的建议，见《管子？山权数》。
　　②　　 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六艺》。
　　其次，变更了人才需求的渠道。
　　西周时期，国学和乡学，是培养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吏的主要渠道。虽然当时执行的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官制，但是公卿大夫的子弟仍需要进官学学习，以取得官学考查认可，因为，在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都是维护和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需。这种培养方式，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来说，已不合乎时代潮流，他们不再需要只会依靠森严等级制度作为管理手段的旧式人才了，他们要求能适应新形式的新一代管理人才。这些人才自然不是周代官学中所能培养出来的。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家几乎都撇开了官学，而从社会实践中去寻求人才，这也迫使教育必须变革。
　　春秋时期，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霸主，正是他不拘泥于官学教育，不拘泥于世袭制度，善于启用人才。他重用管仲，不嫌管仲出身低微，曾替人家做过买卖，甚至不考虑管仲曾经与自己有过一箭之仇，而任命他为相。
　　齐桓公的做法，实质上也是对西周官学的一种否定，对西周传统教育的一次冲击。
　　据《国语？齐语》记载，齐襄公立，执政无常。齐国大夫鲍叔牙感到国家要乱，便怂恿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逃到莒国，管仲则跟着公子纠逃到鲁国。不久，鲁国的公孙无知杀死襄公，齐人又杀了无知。本来，准备迎接公子纠回国为君，可是鲁国不放。于是，公子小白从莒国抢先一步回到齐国，立为齐桓公。公元前６８５年，鲁国伐齐，与齐桓公战于乾时（今山东临淄东南）。管仲也参加了战斗，他射中了齐桓公的带钩。后来，齐国打胜了，公子纠被齐国押回杀死，管仲则被囚在鲁国。管仲小时候同鲍叔牙是好朋友，他家贫母老，常常得到鲍叔牙的济助。鲍叔牙为了振兴齐国，特意向齐桓公推荐管仲。开始，齐桓公忌恨管仲替公子纠出力，还险些要了自己的性命，但终因人才难得，被鲍叔牙说服。但是，当时管仲被囚禁在鲁国，鲁国大夫施伯是一位善谋家，如果他知道齐桓公要重用管仲，一定不肯交还。
　　鲍叔牙想出了一个办法，对齐桓公说： 我们可以派人向鲁庄公疏通。就说齐国国君的叛臣管仲现在囚在鲁国，齐桓公要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以为儆戒。讲明了原因，鲁国会把管仲交给我们的。 齐桓公便依鲍叔牙之计，派人到鲁国去，嘱咐他一定要按鲍叔牙所说的向鲁庄公交涉。使者到了鲁国，庄公把齐桓公要求押回管仲的事告诉施伯大夫。施伯说： 我想齐国不会这么傻，他们一定是要器用管仲的！管仲是天下最有才干的人，能治理好国家，也能逞强于天下。如果我们把管仲放回齐国，那么，鲁国便要长期受到威胁了。 庄公听完施伯的话，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施伯主张先将管仲杀了，再把管仲的尸体还给齐国。齐国的使者得知这一信息，赶忙向庄公要求说： 我国国君就是要把管仲亲自杀戮，以报一箭之仇。如果交还的是管仲的尸体，还要派我来干什么呢？无论如何，请把活的管仲交给我押回齐国。 结果，庄公没有坚持施伯杀死管仲的建议，却将管仲捆绑以后     交给使者带回。管仲一到齐国，齐桓公亲自赶到郊外迎接，以礼遇相待。齐桓公如此诚意纳贤，是因为他看中了管仲的五大才能：宽惠柔民；治国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执枹（ｆú音浮，鼓槌）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史记？管晏列传》所记管仲 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充分发挥了他的才能。这样的才能，西周官学是培养不出来的。
　　从齐桓公求得管仲的事例可以看出，诸侯们已放弃了西周时期培养人才的选士、俊士、造士等做法。随着旧的政治的变革，影响到新时代人才的需求；这类人才的谋求，必然要突破旧时代的教育传统，这就有春秋战国时期广纳贤才的风尚，推动了旧教育的改革和新教育的发展。
　　第三，摒弃了官学僵化的教材，采用实用学科。
　　西周官学的衰落，原因之一是官学中传授的学科内容已脱离实际，僵化无用。西周时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祀 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到了春秋时期，宗族制度已难以维持，宗法制度已毫无约束力。宗族也好，宗法也好，都要依靠种种 祭祀 繁杂的礼仪加以维系。西周宗室所利用的血缘关系，到了东周时期已逐渐松弛，甚至破坏。因此，用以维系宗族制度的教育和教学内容，就随之要加以改变，这也是促使教育变革的原因。
　　诸侯对西周传统的国学，已不感兴趣。原来公、卿的子弟都应该进国学学习。但是，从春秋初期起，一些国家的国君和贵族，不将自己的公子送进国学，而是聘请师傅，在宫廷中给公子传授知识。诸侯称王以后，便将公子改称太子。有时国君还要询问师傅们的教学情况。如春秋中期，楚庄王请士亹为太子箴傅，另外还向申叔时请教有关教学的内容。申叔时提出的科目内容，已与西周国学所教的三德三行，六仪三乐完全不同了。
　　申叔时提出的教学内容，应是经过了一定的选择，内容切合实际，共列为九门：《春秋》，当时各国都有本国的编年史。楚也有《楚国春秋》，记录楚国的历史，教之使人从善而厌恶，并懂得约束自己。
　　《世》，这是楚国先王的世系，教之使人知道哪些先祖明德，哪些先祖愚昧，使之明白应该精励图治，警惕昏乱废世。
　　《诗》，在孔子重订后和《诗经》里，没有明确标出楚国的诗篇，但这不等于说楚国没有 诗 ，没有民间歌谣。其实，《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都是南方的作品。《召南》所采集的诗的地域，南到武汉以上长江流域一带。这个地域内，就包括有楚国。楚国在春秋以后，文化迅速发展，应该有诗。《召南》中有歌颂功臣的诗，有讽刺国君的诗，有咒骂官吏残害人民的诗，也有民间欢舞娱乐的诗，教之使人导广显德，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人做事。当然，《诗》也包括西周时期人们歌颂成汤、文武功绩的一些赞美诗篇，以励其志。《礼》，这时的《礼》已不完全是周礼。春秋初期，各诸侯国逐渐都不服从周室的朝聘制度，再侈谈周礼，已失去了现实意义。
　　礼，当有楚国自己制订并遵守的礼，教之使人知道 上下之则.则，即是法，守礼与守法联系起来，有着强制性质。把守法的观念融合到守礼的行为中去，已不是西周那样单纯的 尊尊之礼 了。
　　《乐》，西周的乐，偏重于祭祀和国事。春秋时期，周乐渐衰。楚国之乐，已从内容和形式上注意到移风易俗，荡涤邪秽的作用。教之使人趋向风雅，避开邪秽，陶冶情操，行为谨慎。
　　《令》，令指先王颁布的法令，如同现时的法规条例。周有天子之法，各国也有根据本国情况制定的法令。教之《令》，使人掌握国家的法禁，监督百官的事业，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语》，指先王治国时讲过的精语警词。这些语词，总结了过去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是西周国学中所传授的 乐语.《故志》，记载西周包括其他诸侯国家的成败之书，不限于楚国历史上的成败。读这样的书，使人了解国家之所以兴废的原因，从中警醒自己，不犯错误。
　　《训典》，五帝先王之书，内容多为典章制度。《左传？文公三年》： 告之训典，教之防利.知道了国家的典章制度，能守本份，不贪多求。
　　这些就是楚国太子学习的内容。把《春秋》、《世》列于《诗》、《礼》之前，非常实用。既扩大视野，又能深知历史的演进，从前人那里吸取经验和教训，培养治国能力。春秋时期，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制度的痕迹还不可能完全清除，虽然诸侯各自为教，也不是完全创新，诸侯不再强调西周的立德立行教育，但是奴隶社会的思想意识仍在起着一定的影响，有时各诸侯还加以利用。如齐桓公称霸，就是打着 尊王攘夷 的旗号。所尊的是周天子，但却又连续灭掉了西周分封的谭、遂等小国。齐桓公的做法，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再如，鲁僖公（公元前６５９- 前６２７年）的 修泮宫 ；公元前５４２年，郑相子产的 不毁乡学 ，也是继续维持旧的学校教育制度。可见，旧的教育传统在较短的时期，是难以完全改变的。一直到战国时代，由于私学盛行，西周旧的学校教育残痕才得到彻底清除。
　　（三）　士的崛起增强了变革的实力
　　士在西周，虽然也列在贵族行列，但是属于下层，地位很低。所谓人有十等，为：王、公、大夫、士、皂、舆、僚、仆、台。士是贵族等级最低的一级，在士的下边，便是庶人和奴隶了。士作为一个固定的等级是无法变更的，可是，这个等级成员的来源却很复杂，陆续加入的人数愈来愈多，有些是从上层贵族子弟中 分离 出来下降为士。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辈的爵位，如王、诸侯、卿大夫的庶孳后裔，都没有资格继承父辈爵位，除非因为某种原因获得封赏晋升，否则，只能降到士这一等级。
　　士的嫡长子可以继承为士，其庶子别支则下降为庶人。而庶人中的优秀分子，又能通过选士和贡士，晋升为士，这是由庶人上升的士。
　　士的经济来源是依靠禄田的微薄收入。所谓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①士所赖以为生的小块禄田，不易维持生活，多数人以充当武士为业。即使在官府干点差使，无非是宫正、膳夫、庖人、医师、兽医、酒正、司书、司裘等一些职事官。春秋开始被齐桓王重用为相的管仲，原系姬姓贵族后裔。《史记？管晏列传》说他少时贫困，由于周室衰落，没落为士。孔子年轻时也是一个士，就曾经在季氏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会计）、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吏）。士的社会地位很低，往往要依附于比他高一级的大夫，作为大夫采邑的管理人员，有时还被人歧视。
　　①　　 《国语？晋语四》。
　　春秋时期，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变化中，王室土地一再被诸侯强索，小国相继被大国吞并，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一再遭到破坏。士所得到的一小块禄田越来越靠不住。他们所充当的职事官，也因局势变幻，常遭丧职，唯有依靠自己的知识技能另谋生路。士的本身因此不断分化，活动范围却越来越广，有的士交王侯，有的士结氓隶，在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成为最活跃的一股力量。养士之风渐起，社会上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士们也得到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特别是管仲帮助齐桓公治国取得成效后，诸侯各国从中认识到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的利害关系，争相养士用士，士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
　　西周青铜器中，几乎没有见到记载 士 的活动，更不见有 庶人 参与宴会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出现了 士 与 庶人 ，并且很得公卿的看重，足证士这一阶层的地位，确实有了提高。
　　《邾公钟》记： 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邾公■择厥吉金……
　　自作龢钟……以匽（宴）大夫，以喜诸士。…… 《邾公华钟》记： 佳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华择厥吉金……用铸龢钟。……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子……。 ①邾国的贵族选用最好的铜质铸造乐器，在宴会上演奏， 以喜诸士 ， 以宴士、庶子 ，这在西周铜器铭文上实难见到，而在春秋时期，竟也在礼器铭文中占一位置。这不能不承认，士们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里，起到了一定作用。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度的观念还没有被彻底冲破，即便养士用士，初起也还受到 举不失亲 传统影响。齐桓公开始用士，虽然公开宣称 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但是，他使用 三选法 所选中的 匹夫 ，只限于乡人，实际上仍是过去的国人，而国人原是属支系较远的贵族。如齐桓公所养游士８０人， 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其中有隰明、宾胥无、戚宁等，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后裔。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在西周时期，国人以上才有受教育权。而春秋初期，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来不及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只得从奴隶主贵族子弟中选用人才。
　　随着郡县制的推广，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各国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一般都不能世袭了。机构的改变，职务的更动，需要补充新的人员，除了使用旧日的士，还必须着手育士，培养新生力量。教育变革便应运而起。
　　官学制度的改革固然重要，但利用官学毕竟 育士 有限。私学的兴起，承担了这方面的历史任务。因此，当私学一经出现，立即得到支持并迅速发展。
　　这时四处寻求谋生之路的士们，成了促使教育制度变革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保证了创办私学的师资力量。
　　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人数总达三千。在这些弟子中，不少人 贫且贱 ，没有社会地位。如子思，住的是狭小的茅屋，门扇用蓬蒿编成，门枢用桑树的枝干做成，窗口用破瓮堵塞，屋内用挂着的粗布帘隔成两间；雨天，房屋漏，地下湿，简直不能住人。再如曾参，家里也很穷，冬天御寒的衣服破破烂烂，几乎十年不曾添制过新衣。他面色虚肿，常常三天两头掀不开锅盖。
　　也就是这些学生，学成以后，很多人被公室或私门所用所养，进入了新兴士人的行列。
　　①　　 郭沫若：《两周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私学兴起，在造就人才方面，确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担任私学的老师，也发表了种种尚贤、举贤的见解，推动了诸侯重视和选用人才，使教育直接为社会变革服务。因此，西周那一套过时的奴隶主贵族的教育制度，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孔子提出 举贤才 的主张，是对尚贤、举贤时仍不放弃 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 的旧传统的批判。因此，他在招收学生时，勇敢地坚持 有教无类 ，正是对旧教育传统的有力抨击。战国初期，墨子讲得更为透彻，即国家有了贤良之士，就能强国富民。在《墨子？尚贤上》中，他颇有说服力地分析了古者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能够富强。
　　可是，在一些国家中，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其原因就在于 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墨子说，能够召纳大量贤良之士的国家，政权必定巩固。贤良之士较少的国家，政权一定不稳。可见国家的强弱，与善于发挥贤良人士的才能有直接关系。墨子也同孔子一样，反对旧时的用人传统，主张对那些虽然处在农与工肆的人，只要他们真有才干，应当加以器用。
　　孔子和墨子，在私学兴起之时，是两门显学。他们的闻名，不仅仅在于学术和教学，也在于他们为当时社会的变革培养了有用的人才。
　　以后，孟子主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更加清楚地要求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不可忽视民众的力量，并要为士人开辟广阔的仕途。在客观上，也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发展道路。因为大量的人才，还得依靠私学的教育和培养。
　　需要指出的是，士最初分文士与武士。战国时期，文士情况复杂起来，有所谓 游说之士 、 法术之士 、 有方之士 、 智能之士 等等。
　　归结起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士是以做大官、取富贵为目的，如苏秦、张仪。他们替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却不兴教育，无助于学术下移，对教育改革没有起什么作用。另一类是有志于传道的文士，他们多数人也不免谋求仕途，但总的说来，这类文士是属于学者或教育家，如儒家、墨家。他们一方面将文化学术传播到民间，著书立说，培养了许多庶人学者；另一方面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封建社会教育学的基础。
　　士的崛起，增强了教育变革的实力。而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大批文士，成了这时期教育变革的主力。
　　（四）　社会生产发展推动了变革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密切联系着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的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应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根据考古学资料，铁已见于商代。西周时已能使用锻铁，但是数量很少，不能普遍应用，属于一种珍贵的金属。到了春秋时代，冶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已能大量生产铸铁，并且开始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上。《国语？齐语》记载管仲曾向齐桓公提出以甲兵赎罪的建议。他说，如果美金（铜）多了，铸剑戟， 试诸狗马 ，恶金（铁）多了，铸锄斧， 试诸壤土.当时，齐国也有了专门监制、推销铁器的官员，叫做铁官，他们讲解使用铁器的效益，推销由官家作坊制成的铁器，为国家增加收入。管仲又向齐桓公介绍了铁官十分精明的理财办法。他很有启发地列举了一段理财之道，从侧面说明了铁器使用确很普遍：每一女必须有一枚鍼（针）和一把剪刀，才能做她的妇功；每一个耕者总得有一张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才能完成他的耕作；每一个修造各类车辆的工匠总得有一把斧，一把锯，一把锥和一柄凿，才能完成他的作业。如果缺少这些工具而能完成各人要做的事情，天下决无此理。
　　铁官在推销这些工具的时候，把每根针的价格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把剪刀的价格增加六钱，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交纳的人口税；把每个铁铧的价格增加十钱，三个铁铧的加价就等于一个人交纳的人口税，别的铁器价格都照这样的标准加价，那么只要人们都能动手干活，增加的这点税收就没有负担不了的。①管仲所说的是理财之道，其中提到的耕者要备犁、备铧、备大锄，据此可以认为当时已广泛使用牛耕。牛耕的推广，使耕地面积加速扩大。私田的大量增加，意味着私人所有的财富不断增加。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井田制受到严重破坏，贵族地主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豪富起来。另外，由于生产资料的易于取得，民间出现了私营的铸造手工业和个体工匠。战国以后，铁器的使用更为广泛，在实用工具方面，几乎替代了铜器。从战国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铁制遗物来看，品种很多。 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器等，其中以生产工具为大宗。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鍤、铲、锸、镰、锄、耙和掐刀（爪镰）；手工业工具有斧、斤、锛、凿、刀、削、锉、锤、锥、钻、针；武器和装备有剑、戟、矛、镞、匕首、甲胄；生活和日用器具有鼎、盘、炭盆、杯、环、杖和带钩，此外，还有用作棺钉和刑具的，等等。铁器，到战国时期，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了②。生产工具的大量供应，促进了制作业的发展；产品的日益丰富，商品交换更加活跃，又带动了商业的蓬勃兴起。如郑国商人的足迹早就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越国的大夫范蠡，协助勾践复国后，不愿担任勾践加封的高官而去经商。他游于江湖，三致千金，成为殷富商人，号称 陶朱公.经商贸易范围迅速扩大，在物资交流的同时，人才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并且促成了城市的繁荣。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的国都方圆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城最大的才三百丈，小的仅百把丈。邑中居民，一般最多是千家上下，普遍是百家，最少才十家。战国时代，却出现了许多 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郡县制度逐渐确立，郡下设县，小郡十几县，大郡三十多县，集中了很可观的人口。当时最大的城市是齐国国都临淄，有７万户居民，可以出兵２１万。①城市拥挤热闹，街道上 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史记？苏秦列传》）这些都市既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贵族官僚和大地主聚居的地方。都市客观上也为官府、豪门、富商所好的养士之风，提供了生活和物质条件。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秦吕不韦等，都养士达数千人。著名学者也往往带着弟子到那里去著书立说，讲学辩论。如荀子曾带徒依附于春申君，公孙龙带门人依附于平原君。所以，养士之家，对于繁荣学术，发展教育也有所贡献。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发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正由于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才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变革。
　　①　　 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关于征收人口税的一段话，见《管子？海王》。
　　②　　 雷从云：《三十年来春秋战国铁器发现述略》，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 2期。
　　①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第一章第 46 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铜、铁之类的金属容易购得，使得一些小手工业发达起来。他们制作的日常用品中也包括一些文具用品，如刀削等，这对私学的兴办，也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学生所学习的教材不少是训典经籍，或由国家发给书册，或由教师口头传授，或命学生各自传抄记录。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用竹片木片制成的简牍。学生的传抄记录，都写在简牍上，然后编连成册。训典经籍，都收藏在官府，还设专门管理的官吏负责收藏，不能轻易流传，民间更难见到。加上当时制作简牍和书写工具都不易取得，即使有人口授，也无法记录。文具用品的不普及，也阻碍了文化教育的传播。
　　东周以后，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学术走出国门，图籍流散民间。
　　有意思的是，在战国墓葬中，多次出土 文具箱 ，箱内盛放着成套的制作简牍的文具。这些制简小型铜质文（工）具可能是墓主生前用物，足以说明制简文具已易备置。因而学习文化，书写传抄比起过去要方便多了。
　　不论官学或私学，在讲授知识时没有书籍而光凭口授，这样的教学活动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学生学习没有书籍，又不能传抄，光凭记忆也不容易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何况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记录老师的讲解，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呢？尤其是习字作文，更少不了书写材料。当时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简木牍，需要自己动手制作。制作工具也较复杂，有用于锯竹段、劈竹片、削光面等等用途的工具。过去我们对制作简版需要使用哪些工具，是不很清楚的。现在见到了战国墓葬中出土的文具箱内保存的铜锯、铜锛、铜刀、铜锥和铜削等，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地知道简牍制作的几道工序了。由于铁制的小型工具不易保存，目前所见的都是铜器。
　　竹简的制作过程是：先把竹子锯成一段段的竹筒，再破开劈成竹片，打磨光滑，便成了一根根简。字就写在篾青以里的部分，即篾黄，也叫篾白。
　　刚劈成的竹简很湿，无法写字，要用火烤干。烤制的过程称为 汗青 ，也叫 汗简 、 杀青.因为湿的竹片，受到火烤，要渗出水珠，像出汗一样。后来，人们便把 汗青 特指史册。著名抗元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的 汗青 正是指的史册。
　　简有长短之分，战国的竹简，一般长２３～２７厘米，即当时所谓尺简。１９６５年，在湖北江陵纪南城望山一号、二号墓出土了一批楚简。一号墓楚简的内容似为论述《祭仪》的文稿，二号墓楚简的内容为记录随葬器物的《遣策》。
　　整简长６４厘米左右，宽０。６厘米，厚０。２厘米，这可称为长简了。解放初长沙杨家湾所出竹简，仅长１３。５厘米，则是比较特殊的短简了。单独的一片竹片叫做简（或称牒），许多简编连起来叫做策（通册）。单独的一片木片叫做版（或称札），正方形的版叫做方，一尺长的版叫做牍，①比较狭的版也叫木简，许多版牍捆扎在一起叫做函，等等。
　　①　　 有人认为要在木片（版或札）上写了字以后才叫牍，还有人认为，单片方版叫方，单片长版叫牍，更有人以为数块版编成篇章始称牍。
　　上述简牍的这些名称，有的在春秋以前已经采用，有的则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古代它们的称法就不统一。比如，《礼记？中庸》中提到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怎样管理好国家，孔子回答： 文武之政，布于方策。 方，指的木版。策，指竹片编连的简册，合起来，指的典籍。孔子告诉哀公，周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经验，都写在典籍上。《庄子？列御寇》里则有 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 的话。古时赠人礼物需要包裹，苞苴指包裹礼物的材料，借用为馈赠礼物的别称。竿牍，就是简牍。这里指的是 苞苴以遗，竿牍以问.《墨子》里的《尚贤》、《兼爱》、《明鬼》、《非命》、《贵义》等篇，都说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便 书于竹帛 ，此处的 竹 ，就是经过加工的竹简。由上可知，古代著书立说，传抄经书典籍，都要使用竹简或木牍。春秋以后，文化下移，学术下移，因而读书写文章的人以及官府的文牍也多起来了，竹简的需要量增多，使制作竹牍的工具，便成为必备的日常用具。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中，多次发现书写用品，而且盛放在 文具箱 内。特别是竹牍的制作工具，门类多，也很完整。其中有的锯、锛、刀、锥，装有木柄，便于使用。这些工具虽然与鼎、簋、簠、壶等礼器同出，但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自难相比的。但是从文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则同样是较为珍贵的发现。
　　１９５７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一号楚墓左室内，随葬一只盛放文具的小木箱（发掘者称之为书写工具箱），长３５。９厘米，宽１６。１厘米，高１４。７厘米，大小与现在的鞋盒差不多。箱内放了１２件 文具 ，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制作简牍的，计有铜锯（截断竹片），铜锛（劈开竹筒，铲平竹片），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剃除茸毛，刮光简面，并在简边刻出固定简册编绳的缺口），铜锥（钻孔编册）；另一类用于书写的，有毛笔、笔管（装笔用）和铜削（刊削笔误。同墓出土多枚有字竹简，个别简上有刀削痕，被削去三、四字）。这些今天看来感到十分特殊的文具，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确是制作简牍经常使用的 文具.１９６５年，在湖北江陵发掘的望山一号楚墓的前室，也出土了一只小型文具木箱。箱内只放了制作简牍的工具，没有书写用的毛笔之类。除了铜锛、铜刻刀和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使用锛、刀刮削的时间长了，刃钝不利，需要砺石修磨。该砺石经过加工，方整见棱，比一般磨刀石精细小巧。
　　１９８１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西麓发掘的战国墓南壁壁龛土台上，发现一件长方形文具盒，外面涂漆，可惜已朽成碎片。盒内有铜刀、铜刻刀、铜削、砺石，还有陶线锤两件。线锤是编制长册（策）时用的。制作简册时，竹简按简文顺序编妥，然后用线（丝线或麻绳），将各枚简夹住编连，这时，两头要用线锤拉紧编绳，把简夹牢。在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盛放在精致的特制漆盒内，表明人们对这些用品的爱惜和珍视。
　　文具箱内所放的 文具 ，门类齐全，推知在战国时期，制作简牍和书写的用具已相当完备。这些用品既然可以作为随葬物埋入墓内，说明当时的文具用品已易于取得，可以满足墓主人的生前爱好。而在其死后随葬墓中，也反映文化、学术确已下移，开启了以文具入葬之习俗。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贵族显宦和殷实富商，他们所用的书写文具，并不必由自己动手制作，完全可以命侍臣家奴代劳。因此，这些人所使用的文具盒内，不需要再放置一套齐全的制作竹牍的工具。１９５４年，在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发掘的一座战国木椁墓的头箱内，出土一件放置文具的竹筐，内有毛笔一枝，套在小竹管内，另有铜削一把和小竹筒一个（推测是贮放墨块的）。此外，还放了表面光滑的竹片２５片，这是尚未使用的竹简，如同今天的空白纸张。长沙战国墓出土的笔墨和竹简，说明当时的书写用品基本上齐备了。
　　春秋战国使用的简牍制作工具，形制小巧，便于携带。直到两汉，其形制都没有多大变化，仅仅是铁制品越来越多。砚，则由石砚（磨成薄薄的石板，又称研石）改进为厚实的台砚，有石制也有砖制、陶制，形状也不限方形。墨由碎块改进为胶墨。变化较大的是毛笔的制作，经过秦时的改型，到汉代就已定型，一直保持到今天的样子。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早期的毛笔，距今已有２４００多年。１９５７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文具箱内，发现一支毛笔。
　　这支毛笔，杆为竹质，杆径０。９厘米，毛笔通长２３。４厘米，笔毫系用绳捆缚在杆的四周，笔锋长２。５厘米，出土时，笔头还套在一支竹管内。
　　１９７５年，湖北云梦睡虎地１１号秦墓内，出土了３支毛笔。笔杆都是竹质的，上端削光，下端略粗，并镂空而成毛腔，用以插入笔毛。其中一支较长，杆长２１。５厘米，径０。４厘米，毛腔里的笔毛长约２。５厘米。出土时，笔杆全部放在竹管制的笔套里。
　　很清楚，到了秦代，毛笔的笔毛已由原来围在笔杆四周改为插入杆腔。
　　这一改型，基本上与现代毛笔的制法相同了。也许，这就是秦笔专称的由来，以与过去的毛笔相区别。晋崔豹撰《古今注》说，自有书契，便应有笔。而蒙括所造之笔，实是秦笔。过去，人们对这句话，解释不甚清楚，有了战国墓和秦墓出土毛笔的实物比较，就十分明白了。原来秦笔是将笔毛插入杆腔，完全改变了将笔毛围在杆四周的旧型。
　　１９７５年，湖北江陵凤凰山１６８号汉墓内，出土一支毛笔。杆是竹质，上端削尖，径０。３厘米；下端略粗，径０。５厘米。下端有毛腔，笔毛已朽。毛笔通长２４。８厘米。出土时，笔杆插在笔套内。此墓是西汉初期的墓葬，这时的毛笔完全依照秦笔制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毛笔制作，在汉初已趋向定型。１９７３年，地处西陲的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代中期的毛笔，也与秦笔制法一样。说明我国的毛笔制作，就连边陲地区，在汉代也和中原地区一样趋向定型了。
　　毛笔的改型，适应了当时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将笔毛插入杆腔，能使笔头多贮墨汁，有效地提高了书写数量和速度，从而大大方便信息量的传递和知识量的积累。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文具用品的易于取得和文具本身的不断改进，为文化下移提供了物质条件，并有力地推动文化的传播和私学迅速发展。也可以说，书写工具的普及和改进也是教育大变革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