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经济史之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

五代十国时期的经济
　　（一）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分裂
　　公元 ９０７ 年，朱全忠（即朱温）灭唐，建立梁朝（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分裂时期。这个大分裂的形成，和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它的分裂又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形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盛唐，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当时国际贸易达到空前程度，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旧的土地制度，均田制遭到破坏，庄园制经济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也都起了变化，因而导致了社会的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形成了五代十国分立的形势。首先，我们来说说当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变化和矛盾是如何激化的。唐末农民起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农民起义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农民起义又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唐代的地主有三大势力，一为掌握大量土地的皇室贵族；一为士族地主；一为庶族地主。这三种势力在唐末起了根本性变化，庶族势力增长，贵族、士族势力削弱。庶族地主由于经济上的得势在政治上也要求有一席之地，进而争取更大的权力。唐代的朋党之争，王叔文短暂的改革即反映了庶族势力与士族官僚之间的争权。因为庶族出身下层，能反映平民百姓的愿望，所以他们反抗暴政和腐朽的贵族，五代十国的统治者都不是士族地主。比如后梁朱全忠（朱温）出身私塾老师，祖父朱信，父亲朱诚都是塾师。朱温父死后他无以为生，曾为萧县刘家地主作佣工放猪。而后唐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后汉的刘知远都是西夷沙陀人。沙陀是西北少数民族，他们迁居中原，逐渐汉化，当然也不是士族阶层。后周的郭威则是个茶商，其他如十国的南唐徐温是个私盐贩子，吴越国钱镠原是地道的农民。可见，五代十国分裂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力量起了变化的结果。新兴势力兴起，旧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双方必然要斗争、分化、分裂、重新改组、重新结合，然后又走向统一，这就是五代十国所以形成的原因。其次，我们说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民族关系也起了变化。唐代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周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关系也有了变化。唐初全国统一，国力强盛，对外关系取得巨大成就。中唐以后，国内动乱，外族乘机侵入，北、西、南三边沦陷，朝廷无力恢复，甚至借外族兵力从事内战，以求取胜自保苟安。如沙陀李克用，黄巢起义时被召入关镇压起义军，起义军战败后，他即据有河东，积极参加割据战争。唐初外族以娶唐公主为荣，不惜竭尽财力充聘礼。中唐以后，以公主屈嫁外族，称“和藩”，需要送礼五百万缗才能嫁出去，汉夷力量对比，由此可边疆少数民族势力增长和入侵是造成分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五代的统治者们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异族相勾结，或者本身就是异族，无所谓民族气节可言。如后晋、后汉统治者争相割地给契丹族，自称儿皇帝，把今北京、河北、山西一带燕云 １６ 州拱手送给契丹（辽），自此以后，塞外金、元相继以北京（燕京）为首都直到明朝才收回，前后达 ４００ 年。在异族支持下，中原自然统一不起来。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五代十国局面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尤其是长江、珠江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都有适当的人力、财力、物力供军阀们利用，因而造成了若干分割独立的小国。唐末北方人避难，多是关中人逃到四川，两淮人逃亡江南，因为那里战祸轻微，所以吸引了大批北方人。除了吴越国钱镠是用乡兵（本乡人）之外，其余各国都招募外乡人当兵，他们之中有些人掌权后又大量吸引原来家乡人投奔他，造成南方人口猛增，生产也很快发展起来，如盐、茶、手工业、纺织业都相应发展，十个小国相对比较稳定。分裂便成定局。上述经济发展的情况只是造成暂时分裂的原因，它同时也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因为经济发展最终必然要求更大的统一的市场，进而要求政治上的统一。统一是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只能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页。
　　（二）北方地区经济的破坏
　　五代时，在北方地区战争不断，加之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大军阀，既无治国之才，又无治国之策，所以北方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少有发展。被破坏的情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１．生产力的直接破坏由于五代时统治者都是方镇军阀，他们为了互争地盘，抢夺政权，就需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作为争夺权力的工具。但军士都是农民，他们要求的是安居乐业，绝不愿意成为战争的工具，所以军士的逃亡成为重要问题。军阀们为了保持足够数量的军队，就想尽办法，限制兵士逃亡。如梁太祖朱全忠采用黥面，即在士兵脸上刻字的办法，使兵士不敢逃亡，逃亡后也容易被认出。用这办法把大批农民束缚于军中。这个办法各地军阀都先后采用，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征集北方 １５ 岁到 ７０ 岁男子当兵“并黥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结果当时北京地区农民除少数逃亡者外，都为征用，搞得“闾里为之一空”。又如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在襄阳拦劫商旅，皆黥面，以充军，逼得农民大批逃亡，脱离生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脸上刻字的军士不能返乡，他们便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为寇，成为破坏生产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生产力的破坏，还表现在人民遭到大屠杀。五代时，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野蛮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屠杀、抡掠、搜括，其余一概不知。每次战争军民死伤无算。朱全忠在黄河南北作战 ３０ 年，李存勖与梁相争 １０ 年，大小战百余次，军民死伤严重。契丹入寇仅相州城就被屠杀死 １０ 余万人。公元 ９４８ 年后汉派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风翔三镇，这次战争在五代并不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但打扫战场时已有僧人埋了 ２０ 万尸体，还有不少未埋的。按此推算，每次战争都要死伤几十万人。军阀们还以杀人为乐。公元 ８９３ 年，朱全忠在巨野击败米瑄部，俘虏士兵 ３０００ 余人。恰巧这时狂风大作，朱全忠兽性大发，竟说这是杀人不足的原因，下令将 ３０００ 士兵全部杀死。朱全忠之侄朱友宁攻博昌县不下，俘民众 １０ 余万，合人畜木石筑工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后来城攻破尽屠邑人，清河为之不流，真是惨绝人寰的大凶杀。生产力被破坏的程度可见一斑。战争不但杀人而且毁坏田产，使生产无法进行。朱全忠进攻东方四镇，“人丧十六七”，“人不得耕织，民为俘者十五六”。除了战争凶杀外，还有残酷的刑罚。石敬瑭是五代最凶恶的皇帝，他制定法律，凡偷盗一钱以上，一律处死；盗本家及四邻一概处死；男女不论强奸通奸一概处死。官吏杀人愈多奖赏愈厚。山东郓城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 １７ 个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恰巧十几个村民协助捕盗，也被捉去斩断脚筋，陈列示众。中书侍郎苏蓬吉，奉石敬瑭之令清理囚犯，苏逢吉不问是非一律问斩。有一次太白星白天出现，人民仰观，都指挥使史宏肇对观看的人，一律腰斩。以上例子说明五代时统治者杀害人民破坏生产力之罪恶是多么深重。２．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加重五代的统治者都是出身流氓兵痞，一旦掌权，横征暴敛，不一而足。后唐庄宗和其妻刘皇后是最大的两个搜刮民财的民贼。为了搜刮民财，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六亲不认。皇后刘氏本魏州成安人，出身甚微，五、六岁时为李克用所得，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长成后，“姿色绝众，声伎其所长”，赐于庄宗为侍妾，后庄宗为帝，她为皇后，其父曾来认亲，她耻为穷人女，把亲生父亲在宫门前痛打一顿，赶了出去。进洛阳后，却硬认洛阳首富张全义为父。张全义为保住富贵，献了大批财富认了女儿，以后又时常贡献，保住了荣华富贵。这位皇后可说是“有钱便是父”。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她贪婪极甚，早在魏州时就令人“设法稗贩”，作生意，所得以皇后为名。正位后凡贡奉先入后宫。皇后皇帝争相　　财，听信宦官主意，分天下财富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外府（库），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一部分为内府，方镇贡献者入内府专供皇帝、皇后作为游乐之用，于是“外府常虚竭而无余，而内府山积。”庄宗荒淫而荒唐，他用人只用两部分人，一是庄宗喜欢唱戏，用大批唱戏艺人为大臣，如艺人杨婆儿为郡守刺史，伶人周迎恃宠怙势能依势推荐人任郡守。一是庄宗喜欢贪官，贪官能为其敛财，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税目繁多。公元 ９２９ 年，户部奏疏中列举的税项有粮食（大小麦、■麦、豌豆等）、正税匹帛钱、鞋钱、地头钱、榷曲钱、蚕盐钱，诸色折科①。除此外还加征秆草每束一文，绢、絁、布、绫、罗、每疋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线、麻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称为雀鼠耗）。除了加征以外，中央库还分列加征现钱每贯二文，丝棉等每百两加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一束，后汉时改为雀鼠耗再加二斗。甚至牛皮也是一种税，周太祖规定每十顷田税为一张牛皮。周以前，牛皮要全数卖给官府，后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苛捐杂税扰民最厉害的要算盐、曲两项。生产盐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盐要官卖，按户配食，按田多少纳盐税，一亩五文，民间交纳盐税却往往分不到盐，即使分配到盐，也往往质量恶劣，内含土质，不能食用，于是贩私盐的日多（十国皇帝中不少是私盐贩子出身）。朝廷为了禁止私自贩盐，就施严刑峻法，滥行杀戮。后梁、后唐规定私贩盐一两至一斤者，买卖双方各打 ６０ 杖；一斤至三斤者，各杖 ７０；１０ 斤以上处死。曲就是酒，酒也是专卖。后唐孔循因为人报洛阳一家私造酒，而枉杀其全家。五代时，政策多变，忽而这个专卖，忽而那个民间不许买，更易无常，扰民极甚。农民纳税本来极重，而纳税又有“折纳”、“■配”等名目，即以实物折钱，而辗转相折，实际征收就多出数倍。再加上货币混乱，好钱多被富豪之家贮存，钱币流通量减少，形成钱贵物贱的畸形现象。农民贱卖所有来纳税，其结果是凶年固不免死亡，丰年亦难免流离失所。户口流亡，田园荒芜，日甚一日。为了敛财，各级官吏层层剥削，大小官职都要对皇帝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 ４０ 千，太傅、太保纳 ３０ 千，司徒、司空纳 ２０ 千，仆射、尚书纳 １５ 千，员外、郎中纳 １０ 千。藩镇见皇帝要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除送礼外，官员还要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出钱为 ３００ 千，潘镇带平章事号者纳 ５００ 千），御史出光台钱，国子监生也要出束修钱 ２ 千，及第后再出 １ 千。这是交给皇帝的。此外，小官还要送给大官，最后当然都要百姓出。五代时对下级官不重视，县官多是由大官府中最无用、昏庸不堪的杂役充当。县官被作为玩笑的材料。这些人来管理百姓，百姓多么悲惨，可想而知。
　　①　参见《五代会要》卷二十五《租税》。
　　３．人为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本是常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灾害后果可以减轻一些。五代时，政治最黑暗，自然灾害就更加重了人民痛苦。但更有甚者就是人造自然灾害。据《通鉴纲目》记载，黄河决口历史上有 １６次，五代竟占九次。据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公元 ９１０ 年至 ９５３年，４３ 年中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 ２４ 次，其中有的竟是统治者故意制造的，如梁、唐对垒，朱全忠为了用黄河水阻止李存勖进攻，前后掘黄河三次决口。公元 ８９６ 年，黄河水涨，河南滑县危机，朱全忠命人决河堤，分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里，“为害弥甚”。公元 ９１８ 年，后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勖进攻，在杨柳城决黄河堤，大水弥漫，山东、河南曹、濮两州被大水淹没，损失惨重。公元 ９２３ 年，（后唐同光元年）后梁灭亡前夕，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堤，曹、濮两州之间及汶阳大水弥漫。后梁企图用黄河灭敌，结果敌未灭而把自己灭掉了。《资治通鉴》记载，黄河自杨柳至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成二支，汇成大泽，涨数百里，又向东北决右堤而出，淹齐、捸、淄诸州一直到海，漂没民田庐不可数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自给食。公元 ９２４ 年（后唐同光二年），发、汴、渭兵士修酸枣堤，修而复坏。公元 ９３２ 年（后唐长兴三年）诸州大水，宋、亳、颖诸州尤甚。公元 ９４１ 年（后晋天福六年）黄河决堤于滑、邢，兖州、濮州皆为水淹，河水宽七十里，水势又南流入沓河及扬州河。公元 ９４３、９４４ 年（后晋开运三年四年）黄河多次决口，流入营州、单州、濮州、郓州等地，环梁山合于汶、济，由此形成梁山泊（泺）。黄河不断在人为破坏下决口，使山东、河南、安徽、两淮等地广大地区被淹没，中原地区整个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除了水灾以外还有其他灾害，如旱灾、虫灾、风灾等。公元 ９４３ 年（晋出帝天福 １８ 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还有蝗灾。遇蝗灾时，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反而因国用不足下令搜括民间谷物，逼民献谷，百姓饿死数十万人，流亡更不可数计。恒、定等州灾情尤其严重，朝廷知道搜括也无用，下令停止。但顺国节度使（治恒州）杜威却奏请照样搜括，结果他搜括了 １００ 万斛谷物，送给朝廷 ３０ 万斛，其余 ７０ 万斛全部为杜威私自占有。他又加征 ３０ 万斛凑够 １００ 万斛，第二年春高价卖给老百姓，得钱 ２００ 万缗。他个人横征暴敛得钱 ２００ 万缗，老百姓却饿死者不计其数。４．钱滥税苛，商旅困扰，正常贸易停顿，生产严重停滞处于大分裂、大割据下的中国，各地关卡林立，任意截掠商旅，贸易无法正常进行。而货币滥恶，商税苛繁，则尤为商旅之患。钱币之滥表现在经济严重萧条，钱币数量少而质量差，唐末以来，官定以 ８０ 文为一“陌”（百），不用足陌（１００ 文为足陌），因为钱币缺。五代时，８０ 文也顶不了一陌。造成钱币危机的原因有三，一是富户奸商屯积铜钱，销熔以铸器物，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二是南方各地铅、锡钱、铁钱源源不断流入中原，无法扼制。三是偷铸货币有利可图，人们趋之若鹜，禁止不了。真货币越来越少，假货币越来越多，禁令等于空文。农民手中无钱，备受盘剥，受害最深，因为国家收税要现钱，用粮折钱要打折扣。经济萎缩造成货币短缺，质量恶滥，而货币少，质量劣又加重了经济萎缩。钱币滥恶，固然影响商业发展，而各地关卡林立，商税苛杂，甚至掠夺货物，杀害商旅，为患更甚。梁建国前，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派人押茶计万斤到河南汴京贸易，朱全忠尽夺其茶。割剧一方的藩镇的茶叶尚被掠夺，何况平民百姓？后梁、后唐为了多敛商人钱财，不仅多设关卡，而且故意阻塞道路。后唐同光年间，孔谦（租庸使）奏称，现在商人为了逃避商税，多不走大路而走小路，一方面要严加捉拿，另一方面要阻塞小路、山谷，让他不能通行。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不仅阻碍商业发展，而且阻挡过往百姓。公元９２６ 年（天成之年）皇帝的诏书中也承认，自湖南至汴京茶叶要纳六、七次税，以至商旅不通。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皇室贵族却乘机发财。后唐李嗣昭妻杨氏“善积聚”，设法贩卖，家财百万。庄宗的刘皇后“好兴利聚财”尤其著名。她们不仅不纳税，而且凭特权强买强卖，使买卖成为一种强制掠夺的手段。五代时期北方经济的破坏后果是很严重的。它使北方各国没有实力对抗异族侵入。自五代以后，中国北方门户大开，先是辽、金、元，后又有清长期统治近千年，其中只有明是汉族统治，但也常被外族欺扰，甚至皇帝也被俘去。经过长期共同生息，汉族与少数民族反而融和成一体，造成今后永久统一的基础。
　　（三）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古代从八世纪开始，经济中心即逐渐南移。隋、唐时，朝廷的财政已经主要依靠南方，所以才有隋炀帝修运河之举。唐末农民起义和藩镇之乱，波及南方，也曾出现短期混乱局面，但很快即被少数政治集团割据成九个小国，造成地区性局部统一。这些小国建立后，大多推行保境安民之策，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因而使南方能在北方战乱频仍时，出现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情况。１．南方经济恢复和发展概况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劳动力的增长唐末五代长期战乱，加上异族入侵，北方人民大批南迁，有隋黄巢起义军南下留居各地的，有避秦宗权等游寇杀掠而逃亡南方的，有避契丹入侵铁骑蹂躏而逃亡南方的，他们分别迁到江浙、闽粤、蜀、楚等地，而闽、粤增加劳动力最多，那时起南方人口一直高过北方。据《旧五代史》不完全记载，南方人口远远多于北方。情况如下：
　　

  

  

  

  

  

　　宋人记载，宋初南方诸国未入宋时，宋户数只有 ９６７，３５３，宋太祖平定南方后户数增加到 ３，５７４，２５７。就是说南方户数占全国户数的 ７０％，南方户口增加当然不全是北方移民，更主要的还是南方经济发展，生活稳定，人口才能迅速增加。人口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可以促进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也只有生产发展，才能养活较多的人口。（２）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外部条件即水肥等；一是内部条件，即人的积极性。是否具备这两个条件，就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南方诸国建国后，都重视水利建设，吴和南唐曾于楚州境内修筑白水塘溉田，又修寿州安丰塘，可灌田万顷。楚于潭州东 ２０ 里筑堤储水，号称龟塘，可溉田万顷。又在衡州西修百亩大堰，于辰州西北凿莲花塘以灌农田。闽王王审知在位时，“大浚侯官（福州）西湖，广至 ４０ 里，灌溉农田无数”。“又于长乐县建海堤，置斗门十，以御海潮，旱则积水，涝则排水，堤旁尽成良田，连江县东湖方园 ２０ 里，溉田 ４３ 余顷”①。前蜀邛州节度使张琳，在盾州修通济堰，灌田一万五千顷。后蜀山南节度使武漳，修水利灌田千顷，人受其利。就是地处一隅的荆南小国，也在监利县南修堤防水患，又自安运镇北禄麻山南至汶步渊，筑 １３０ 里堤，以障襄汉之水。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最为有名的是修钱塘江堰的吴越王钱镠，钱镠对水利有创造性的发明，他用铁幢、竹笼等建成坚固的塘基，然后再筑成海塘。这项工程至今仍然使用，成为我国工程学上的优秀遗产。钱镠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设置长年专职维修水利的队伍名叫撩浅军。《十国春秋》载，“置都水营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他还兴修绍兴鉴湖、杭州西湖、武义县长安堰、鄞县东钱湖等。对江南农田水利建功甚巨。水利事业发展促进了农业发展，宋代政治家范仲淹是苏州人，他曾对当时水利情况作过如下描写：“江南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有利。”可见，当时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确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①　《福建通志》卷三十三。
　　除了兴修水利外，要发展农业生产就须推行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正确的政策主要是减少农民负担。南方诸国都很重视这一点。吴国占据江淮地区，杨行密既定江淮，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租税，“其田上上者，每顷税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顷税一贯八百；下等田一顷税一贯五百文。且可折合交绢、绵、?。当时绢、?、绵便宜，有人说这样不合算，皇帝却认为这是弃小利而致大利，排除众议，毅然推行，推动了江淮之间的农桑发展。吴国农业发展，政府仓库“金帛委积”。杨行密大将秦裴，在武昌推行便民政策，七年当中“积军储 ２０ 万”。陶雅在池州推行这个政策，老百姓拥戴他，生儿子多起名叫陶。南唐继承吴国事业，南唐主李升（原名徐知诰，称帝后改姓李）“御众以宽，约身以俭”，减轻农民负担，取消逋租，并且接受谋士宋齐丘建议，租税不收钱改收谷帛，于是江淮间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还实行屯田政策，军队、政府都召徕农民为其佃作。南唐初年，十分富足，所以才有可能东灭福建闽国，西攻湖南楚国，占地 ３０ 余州，广数千里，在分裂的诸小国中最富强。吴越国，钱镠子孙嗣位者都按照钱镠的政策，减免赋税，奖 励开荒种田，荒地开垦免征，“由是境内无弃田”。为了取信于民，对诸加税的人“命杖之国门，民皆大悦”。《十国春秋》称吴越时开垦田土，修理水利，米一石不过数十文。闽、楚两国政治最为腐败，所以最后为南唐所灭。但这两国最初一段时期中，农业仍有很大发展。闽（福建）在唐亡之际，收容了大批北方逃亡的劳动力。王潮“甫得泉州，便招怀流散，均赋缮兵”①。既定全闽又“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王审知继兄位后，也执行休养生息政策，让农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因为“轻徭薄敛，与民休息”形成了“三十年间，一境宴然”，“公私富实，境内以安”的局面。楚国据湖南，国王马殷用高郁为谋主。因为湖南人不善耘桑养蚕，就采用以帛代钱的办法“未几，民间机杼大盛”，养蚕织帛成风。楚大宗生产是茶叶，马殷奖励种茶，种甘蔗，后来楚的旧将周行逢代马姓为王统治湖南之地，他也能“躬履俭约，以率群工”。他的女婿来见他求官作，周给以耒耜（种地工具）叫他回去种地，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得的。
　　①　《十国春秋》。
　　前蜀、后蜀占有四川富庶之地，农业生产很发达。王建称帝时即下诏劝农，所以史书上说“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前视刘备，可以无愧”②。因为农业发展，所以蜀国财政收入增加，“仓禀充溢”。后蜀孟昶即位后，仍然采用劝农政策，奖励农业生产，“国内富安，百姓富庶，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史载当时成都城市繁荣“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颂，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成都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如锦绣，昶（孟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四川经济繁荣可见一斑。（３）手工业的发展五代十国时南方的纺织、制茶、制盐、冶炼、陶瓷手工业都有很大进步。纺织业。吴国素来以丝织品著名，吴国为奖励发展丝织业，又规定以丝织品代钱币纳税，这一措施大大刺激了丝织业的发展。当时南唐宫人创造了一种号称“天水碧”的绿色染色技术，建康（南京）城内染肆之榜多题为“天水碧”，于是“天水碧”成了盛行一时的招牌。可见随着丝织业的发展，染织业也发展了起来。丝织和染织业的发展，都和官方政策鼓励分不开。南唐李升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 ５０ 匹，丁垦田八十■者赐钱二万，皆五年不收租税”。吴越也是绫罗绸缎的产区，吴越丝织品质量精美，有许多著名产品。吴越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纺织品有“越绫”、“吴绫”、盘龙凤锦织成红罗殻■、袄衫缎，“锦绮五百连”，吴越异纹绫，金条纱等名目。当时，杭州城内丝织工人很多，有一次徐绾发动叛乱，因徐绾是润州人，当时丝织工人也多是润州人。钱镠长子钱元瑛，怕工人响应徐绾，便宣布工人放假一天不上工，可见当时工人之多及其力量的强大。蜀中自古是织锦盛地，成都素称锦官城。每年三月蜀中有蚕市，市面极为繁荣。前蜀后主王衍，结彩楼山，用缯彩数万段。又作锦障，从宫内伸至街市。每年秋天，成都四十里尽铺锦绣，这也反映了蜀锦的生产繁荣。湖南的丝麻也很出名，如潭州产丝布、葛布、纻布，道州彬州产白纻布，永州产细葛，沣州产龟甲绫、五纹绫、纻练纱、光明纱等。楚国王马希范造宫殿，“地上铺角簟（春夏用）（竹制），秋冬用木棉（绵布）。当时，棉布是一种奢侈品。闽国的丝、棉、麻织品也很发展。从其贡品中即可见一斑。制茶业，是南方主要产品。唐代时茶叶即大量出口日本、朝鲜、大食等国。五代时产茶和制茶技术都有很大发展。江淮素为主要产茶区。杨行密建吴国，以用度不足而作茶叶生意，换取民间布帛。而杨行密与朱全忠交恶，导火线也是因为杨行密派人到汴京贩卖茶万斤，被朱全忠抢夺。江淮茶以阳羡茶为珍品。公元 ９４６ 年（南唐保大四年）命建州制的乳茶，号曰京廷腊茶之贡，始罢阳羡茶。这种茶用茶的乳汁作片，也可以作妇女化妆修饰之用。据史记载“南唐进建阳茶油花子，大小形制各别，宫嫔缕金于面，皆淡妆以花饼施额上，时号北苑妆”。其花色、香味可以想见。建州属福建，反映了福建茶在质量上超过了江淮。当时茶叶制造规模宏大，南唐境内官焙（茶）３８ 处，官私制茶场共 １３３６ 处之多。其规模之大和产量之多可想而知。
　　②　《蜀梼抚》卷上。
　　吴越国（今浙江）也是产茶区，其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贡品中，有“茶 ２７，０００ 斤”，“大茶，脂沅茶 ２４，０００ 斤”，“茶 ２５，０００ 斤，脂沅茶 ３４，０００斤”等记载。而通过贸易销于中原的茶当十倍数十倍于此数。前后蜀也盛产茶叶。公元 ９０３ 年，唐昭宗从风翔回长安，唐廷财力困难，占据四川的王建就曾贡茶布等 １０ 万以解其急，可见茶叶在四川已是财富的重要部份。蜀中当时茶园甚多，规模也很大。湖南的楚国茶的产量也很大，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就有 ２５ 万斤。“于中原卖茶之利，岁百万计”。钢铁金属冶炼加工。南方九国矿藏开发也有发展，吴国（后南唐）有铜、铁、铅矿，宣州盛产铜铁，所开采的大冶矿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大冶矿开采于公元 ９５５ 年，到现在已开采一千多年，此外，兴国的铜、铁、银，潭州的丹砂（水银）都有一定产量。楚国马希范用丹砂涂壁“凡用数十万斤”，丹砂就是“汞”，水银的原料，衡州、邵州、永州、彬州皆产朱砂（丹砂），衡州，永州皆产水银。邵州还产银，辰州则产铜。南汉国也产金银。国王刘?建昭阳殿，“用金为仰阳，银为地面”。刘鋹建万政殿“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以银为殿衣”。说明这些国王的奢侈，也说明当时的金银已有相当的产量。南方诸国献出的贡品中，也有金银，如吴越贡品有“金器 ５００ 两”、“白金一万两、铤银 ５０００ 两”。闽国的贡品中有白金 ４０００ 两，等记载。制盐业。吴国据江淮，以盐茶为主要财源。吴定民田赋，每正苗一斛，加收三斗，官给盐一升，谓之“盐米”。蜀国四川的井盐也是重要财政来源。陵州（今四川仁寿）“岁炼八十万斤”是产量较多的。后周曾一度报废，后又恢复。制瓷业。以越窑（绍兴）、西山窑（温州）、岳州窑（湖南湘阴）、潮州窑（广东潮州埠韩山）、琉璃厂窑（四川华阳）五处和江西景德镇胜梅窑为最。造纸和印刷业。杭州、衡州、宣州、益州等地，从唐以来就是造纸业发达的地方。当时广州特别生产一种谷纸，北方人称为谷桑，是用桑皮造的桑皮纸（今叫牛皮纸）。造纸业引起了印刷业发展，五代时，冯道印九经就是用木板印刷。造船方面。吴越、南唐、南汉都很发达。只要看当时打仗用的战舰之多，就可证明造船技术已发展。南唐与后周作战，用军舰数百艘。南汉与楚国交战，俘虏战舰百艘。史籍记载，当时钱塘江舟楫辐辏望之不见首尾，可见船舶之多。当时广州能生产一种不用铁钉的船，非常结实。其他手工艺如漆器、刺绣等，也有很大发展。（４）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南方手工业发达，所以商业也随之发展。由于商业获利巨大，有些官僚便自己经商。吴国徐知谔为润州团练使，“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吴越都城杭州，当时“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东南的大都会。吴越不但由海路通青州（今山东）与中原贸易，而且东至新罗（朝鲜）、日本，西至占城、大食（今印度伊朗一带），都有商船往来。闽国主要从事海外贸易。王氏占据福建后，修福州城，为了发展海上贸易，又修复甘棠港。唐代已成海外贸易主要港口的泉州，这时更为繁荣。王审知的侄子王延彬，在泉州 ５０ 年，以善于招徕海南商贾，智取宝货，时人称为“招宝郎”。商业发达，商人就要掌权，商人察仲兴官为牙将，并向周世宗提出“设邸”通商。广东南汉国商业更发达。南汉国王刘隐的祖父就是商人，“因商贾南海”才家住广州。所以，他鼓励经商，而且各地商人到广东后，都受到南汉皇室礼遇。岭北商人至南海者，也“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宝之富”①。楚国在湖南，主要是经营茶叶，派人于襄、唐、郢等州直到开封等地，设专门机构经营茶业买卖，获利十倍。又从高郁建议铸铅钱，以十个当铜钱一个，流行境内，商人出境即不能使用，只好换成货物带走。这样，以境内货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马氏朝廷重视商人，“富商大贾，位在列位”，成为大官。可见商人的地位很高。荆南小国，财政收入大部分靠商业税。从东边的吴国到西边蜀国，对来往商旅一方面要收税，一方面还要进行抢掠。他们对周围国家都称臣，靠赏赐；同时也打劫各国过境使节，故人称国王为“高赖子”。五代最后一个皇帝周世宗柴荣，就曾在荆南经商。可见当时商业之盛。前后蜀的商业当时也很发达。王建在成都建三月蚕市，当时人称“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盐也是商业的大宗商品。孟知祥在汉州设置场院，重征盐税，每年可得 ７ 万缗。蜀国的皇室贵族也经商，如徐太后、徐太妃都在通都大邑起店以夺民利。当是，南方贸易比北方发达。而发达的商贸活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废除封建割据对商品贸易的阻碍。所以，当宋朝统一全国的行动开始后，南方诸国基本上并未抵抗（南唐例外），这也是顺应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２．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南方诸国统治者都经历过唐末农民起义的洗礼，他们都体验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如闽国的王审知原来就是农民，参加过黄巢起义军。吴国的杨行密也是农民，后曾“以盗见获”。蜀国王建“世为饼师”，卖大饼出身。南唐李升“世本微贱，又流落而死”；死在何处都不知道。楚国与殷则“少为木工”。这些人出身下层，“知人疾苦”，一旦掌权，自然会减少一些剥削，减轻一些农民负担。另外，这些人掌权还得到新兴地主商人的支持。他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要求建立安定的地方环境和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条件。这些因素决定了南方统治者能执行安民、便民、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其次，五代时南中国战乱比较少，战争破坏就相对少。当时，北方和中原一带连年战争，无日不战。除了战争还有人为灾害，如后梁挖黄河三次，使北方人民大量向南逃亡，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南方统治者也深知战争之危害，如南唐李升“少长军旅”，当士兵出身，深知打仗的危害。他说“兵之为民害深矣”①，这是切身体会之言。所以，南汉约他出兵灭楚，他就不干。因此，他的大臣冯延巳笑他是“田舍翁”，就是说他是乡巴佬，没有大志。这些情况，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次，南方经济的发展，是在隋唐时为南方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白居易在杭州修浚西湖，溉田千顷。王昕在升州句容县修复绛岩湖，溉田万顷。孟简在常州修浚孟渎，溉田四千顷等。都对当时和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至于修江南运河便利交通，发展城市，利于贸易等，也都有利南方经济发展。所以，五代十国经济的发展和前一代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①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三》。
　　３．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和向统一发展的必然性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有些发展，但并不证明像有些人认为的，分割有利于竞争，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由于分割成小块区域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才盼望全国统一，而且很快地就出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南方经济当时虽然有发展，但分裂阻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却随处可见。一是分割局面造成关卡林立，工商税收苛繁。如前所述，有的为了收商旅税不惜堵塞道路，甚至官方派兵抢劫客商，如朱全忠因为扣押吴国的茶叶引起两国交战。荆南“高赖子”（无赖汉之谓）更是靠抢掠为业，对建立正常经济秩序起着破坏作用。二是南方诸小国都自立为王，其后继者，多是荒淫昏君，只知横征暴敛，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如前蜀王衍荒淫昏騃，喜欢踢球，天天踢球为戏，四周设活动绵幛，一路踢去，从官中踢到街市，他在绵幛中也不知道。后蜀孟昶更荒唐，尿壶都装上珠宝。南汉皇帝非常残忍，以杀人为戏，每见杀人，喜不自胜，颐（两颊）抖动，口流涎，作食肉状。这些祸国殃民的统治者，怎能有利于经济发展？实际上，在他们的横征暴敛、残酷的剥削下，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据史载当时吴越人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①。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好好生产，所以五代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只是相对北方而言。总起来说还是限制、阻碍了生产发展的。因此，分割的状态从政治上加强了封建经济自给自足状态，妨碍了经济交流。同时，剥削严重也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和再生产，这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是在客观上促使人民要求统一，争取统一的根本原因。全国统一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①　《资治通鉴?后晋纪四》。
　　（四）契丹南侵对中原经济的影响及后周二主恢复经济的措施
　　契丹（辽）本是在我国东北辽河流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当时，尚处在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契丹分八部，每部有酋长（大人），每三年选一“大人”为八部领导。唐末，耶律（姓）阿保机被选为八部长。当时，中原战乱，汉人多逃亡契丹。阿保机乘机寇边，攻陷城邑，抢夺财物，俘虏汉民，势力渐强。阿保机为长九年，恃强不肯接受新的选举后受七部大人责难，被迫交权，不久后又用计尽杀诸部大人，从此不再受代，逐步向建立统一的政权过渡。阿保机俘虏汉民后，曾建了不少汉城（今河北承德即其一），这些汉城产盐、铁，土地宜耕作，阿保机用幽州安次人（河北安次县）韩延徽为谋主（参谋），兴农垦，定配偶，通商贾，铸钱币，筑城郭街市，造契丹文字，用汉人治汉人，势力日盛。终于由氏族社会一下子飞跃到封建社会。阿保机杀尽其它契丹部落大人，并吞其部落后，北攻女真（金），西取突厥；力强土广，有兵三十万，滋长了南侵中原的野心。公元 ９１７ 年他发兵围攻幽州（今北京），被李存勖击败。公元 ９２６ 年（辽天显元年）阿保机死，二子耶律德光即位。此后，契丹贵族集团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越来越猖狂。公元 ９２６年，李存勖死，其子即位，是为明宗。明宗曾向契丹求和，阿保机留后唐使者，要挟说“若与我大河（黄河）以北，吾不复南侵矣！”遭拒绝后又说，“得真定、幽州亦可”。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想篡夺后唐政权，勾 结契丹，许割燕云 １６ 州于契丹，并约为“父子之国”，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契丹允诺，立石敬瑭为“儿皇帝”，得今河北、山西等广大地区和石敬瑭的大批贡物，但其侵略野心并不满足，仍以北京为中心不断南侵，妄图统治整个中国。契丹南侵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对中国北方及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据《旧五代史》记载，当时，北方的经济情况是：公元 ９４２ 年（天福七年）七月，十七个州郡有蝗虫；八月，河中、河东、河西、徐、晋、商、汝等州蝗虫为灾。公元 ９４３ 年（天福八年）河南府上言，逃户凡 ５３８７ 户，饿死者兼之、时州郡蝗、旱，百姓逃亡，饿死者千万计；河中逃户凡 ７７５９ 户，时天下饥，人多饿殍；四月，河南，河北，关西诸州旱蝗；五月，贝州奏逃户 ３７００ 户；开封府奏，飞蝗大下，遍满山野，草苗木叶，食之皆尽，人多饿死；六月，陕州奏蝗飞入界，伤食五稼及竹木之叶，逃户凡 ８１００ 户；六月辛未，遣内外臣僚二十八，分往诸道借粟麦……民间碓硙泯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九月，州邵 ２７ 皆有蝗虫之灾，饿死 １０３；冬，河南大饥，饿死 ２６０００ 余口；从这些不完全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当时灾情严重，民不聊生，十室九空，军粮无着落。造成这样悲惨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契丹族的频繁入侵。后晋、后汉时，中原经济的破坏达到极点。五代十国时期也是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北方是契丹入侵，南方是闽楚战乱。但是，物极必反，此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南北方的社会经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公元 ９５０ 年，郭威建立后周，年号广顺，仍都汴梁。郭威出身下层，家境贫寒，自幼当兵，是我国历史第一个黥面（脸上刻字）的天子。他当政后，力图恢复经济，积极改革。其继位者柴荣是茶商出身，善于计算，懂得经济。继续坚持改革，实行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果。１．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后周太祖即位后，为了恢复生产，他首先奉行节约政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①，他把宫内珠宝玉器以及金银缕装床几，饮食之具等数十体，当众砸碎于廷殿，下诏凡过去进贡之宫中衣服、用具、酒，海味、麝香、羚羊角、熊胆、獭肝等百余种，禁止再贡。其次，整顿庄田，奖励耕种，平均赋役。公元 ９５３ 年（广顺三年），下诏将天下官田万计，全部分给佃户，永远归其私有。并将牛犊等牲畜分给农民，永不收回。还免去租税。佃户拿到官方发给的田产证后“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一年余竟增加新户口三万余。五代时，扰民弊病之一是耕牛收牛租。后周免去牛租，使农民养牛有了积极性，而耕牛增多，才利于耕种。后周世宗柴荣，也是政治头脑清晰的皇帝。他大力招集流亡农民，奖励开荒。当时因为契丹南侵，农民逃亡甚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世宗奖励耕种，田主不在，便招人耕种，三年内户主回来，交还产量的一半；五年内交１／３，过五年后再不回归，土地就归耕种者所有。北方农民被契丹俘虏去者，其田地五年内交还 ２／３，十年交还 １／２，１５ 年内还 １／３。这些政策对被契丹俘去的农民予优待，正符合人民愿望，也鼓励了他们抗拒契丹入侵的意志。对人民收取赋税的办法，采取均定赋的政策，即针对当时社会上豪富之家不纳税或少纳税的现象制定的。世宗在诏书中盛赞唐元稹“均田图”，派艾颖等 ３４ 人至诸州检查民租，总计检到 ２３０９８１３ 户，定垦田 １０８５８３４ 顷（淮南郡县不在此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后周均田赋，打击了豪门大户，如后汉宰相窦贞固，入周任司徒，致仕洛阳，“府县以民视之，课税皆不免”，曲阜孔子后代亦不假借“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周世宗还采取了其它几项便民措施：一是规定纳税有固定时间，不能随便随时征收，规定每年夏税 ６ 月 １ 日起征，秋税 １０ 月 １ 日起征。二是贩卖牲畜所经过的路上不可设关卡收税，只收一次税。三是限制寺院，因为寺院僧尼都不事生产，当然也不交税，所以“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他下令减少寺院，仅保留寺院 ２６９４ 所，僧尼 ６１３００ 人，废寺院３０３３６ 座。化消费人口为生产人口，对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提倡植林，规定上户每年种树百株，依户等递减。这些措施对农民生产起了很好作用。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一》。
　　２．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后周建国不足 １０ 年，而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却成绩斐然。当时，黄河决口是一大患。后梁朱全忠为防御李存勖的进攻，挖开黄河大堤三次，致使河南、山东水灾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河自杨刘至于博州百二十里，连年东溃，分为二派，汇为大泽，弥漫数百里，又东北，坏左堤而出，灌齐、棣、淄诸州，至于海涯，淹没民田庐，不可胜计，流民采菰稗，捕鱼以给食”①。后唐以来屡治屡坏，水患日烈。后周二个皇帝都重视治河。世宗派宰相李谷亲自赴澶、浑、齐等州观察现场，督察治河，主持工程，“役丁夫六万人，三十日而罢”。这次治河“自山东阳谷至张秋口，筑长堤以御洪水”。但是，这次治河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水患少息，然决河不复故道，离而为赤河”②。公元 ９５９ 年，黄河又在原武决口，发动二万民工进行治理。经过两次治理，黄河水灾稍弭。虽然到北宋还有决口事，但比以前有所改善。后周世宗又修河北胡芦河，收到御敌（契丹兵）、通漕运、灌溉农田三种效果。辽（契丹）兵自此被阻在胡芦河北。在堤上筑堡垒以为防御工事，把国防与生产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创造。公元 ９５８ 年，周世宗遣使赴关西（今关中），于雍、耀之间疏泾水以溉稻田。后周世宗还着手修浚已诸塞的运河漕运路线，使大运河重新通航。公元９５７ 年，把汴水打通入五丈河，又东北到达济河，使齐鲁之舟楫可以直通京师（开封）。又在公元 ９５８ 年南征，发楚州丁壮开灌河以通航运，把江淮水运沟通，数百艘战舰也通过淮河到达长江，使南唐使者陈觉“睹楼船战棹已泊江岸，以为自天而降，愕然大骇”①。公元 ９５９ 年，“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壮数万浚汴河”，“发渭、毫二州丁夫浚五丈河，使东流于定陶，入于齐，以通青，浑水路”②。“又疏导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于是汴梁水运四通八达，成为各地商旅货物集散之地。显示北宋繁荣景象的“清明上河图”中所绘汴河水运情况，就有后周世宗柴荣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之功劳。３．免去苛捐杂税，以苏民困当时，国家施行的两税法，弊端很多，各地道、州、府、县都于正税外巧立名目，多征财物。以“羡余”为名，将额外多收之百分之十供朝廷，余皆中饱。“羡余”是公开的合法剥削，后周规定原来所进贡的“羡余”物色今后一切停罢，这是很得民心的举措。当时国家除收田赋外，实行盐、酒专卖，对人民私自贩运者“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①。到后汉时，“青盐一石，抽钱一千，盐一斗”，税收之重可见一般。后周减少盐税，青盐一石，减为抽钱八百；白盐一石（担），抽钱五百；对于酒，后周以前是私造私运“涓滴皆死”，一点一滴都不行。后周放开，虽有处罚也不如过去之酷。五代苛税之烈，无如对牛皮之严。五代时，牛皮专卖。后汉规定私卖牛皮一寸处死。因连年作战，牛皮作为战衣、战马不可缺少之物。所需多，生产少，故强迫交纳。后周世宗减少征要，减免三分之二。所有牛与驴皮可以自相买卖，只要不供给敌人即可。这也是一大改革。后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占领一地即首先减免苛税，以安民心。如收复南唐、后蜀后，先废除其苛税，“取秦、风、成、阶四州，诏四州之民，二税征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诸色科条，悉罢亡”②。过去这些州规定茶、盐配给，令每户交缣、帛、稻换茶、盐，后周世宗下令全免除。这些都是很得民心的事，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三》。②　《宋史?河渠志一》。①　《资治通鉴?后周纪五》。②　《旧五代史，后宗世宗纪》。①　《旧五代史?食货志》。
　　４．整顿货币，发展工商当时钱币滥恶，货币混乱，私铸黑钱很多。后周禁止私铸，不许个人藏铜，藏 ５ 斤以上者处死。当时个人私藏铜币，致使钱币短缺。严禁的措施，有利于货币流通。为了发展工商业，后周对手工业生产进行了整顿。当时，战争频繁，战争中所用的盔甲、武器、刀枪等军用品，都是手工业产品。过去，是经过各道、州、府逐级交纳办法获得这些物品，于是各州府集结了大量手工业者，生产这些物品，然后把生产的劣质品送京师，交给国家；优质品则留在地方。这样，实际上削弱了中央，侵吞了国家收入。后周改革了这个办法，选精工巧匠到京城开设作坊（手工工厂），发展了官营手工业。对私家丝织品则确定规格，禁止滥造。当时规定絁、?、绢、布、绫、罗、绵、绮、纱，每幅必须宽 ２．５ 尺，每匹必须重 １２ 两，纳官?、绢必须４２ 尺长。这对防止粗制滥造起到了积极作用。对瓷器生产也作了整顿。当时，郑州柴窑生产一种瓷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腻，有细纹，制精色异，为后来诸窑之冠”①。相传当时主管官员请瓷器式，后周世宗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要求以此为标准生产瓷器。５．扩建城市，发展市场后周世宗是商人出身，很重视商业发展。发展商业就必须发展市场，发展城市经济，所以后周很重视城市建设。大梁（今开封）是首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要扩建首都又要增加人民负担。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便采取冬闲施工，分期完成的办法。先令主管部门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供搬迁户住），立标志，待到冬末春初农闲时施工，春忙停工。规划整齐，街道宽 ５０步，两旁每 ５ 步植一树，并挖井修盖凉棚。街道宽 ３０ 步的，则每三步植一树。这样，有利于城市绿化和清洁卫生。城市发展了，市场贸易也会相应发展。当时，浙淮（江浙）巨商大贾都到汴梁作生意，店铺林立，百货山积，岁入以万计。除了经济改革外，后周也进行了政治改革，以保证经济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惩治贪污，澄清吏治。如“方城县令陈守愚尅留民户蚕盐 １５００ 斤处斩”①。“供奉官武怀赞盗马价入己，处斩”②。“莱州刺史叶仁鲁贪浊暴虐，滥杀无辜，为民所讼，赐死”③。特别是对大臣、内侍处理特别严。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监纳厚取耗余，赐死。有司奏不当死，世宗说“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内供奉官（太监）在重修永福殿时，尅扣工人伙食，“立斩之”。由于皇帝自己励行节俭，以身作则，又严惩贪污官吏，所以政治比较清明。后周还在改革机构，提拔青年方面进行了尝试。如重用李谷、范质、王涛等。后周太祖郭威临终时说，“我有王涛为相，吾无恨矣！”因为善于用人所以能够做到与宰相范质、李谷等君臣合力，革除弊政，发展经济，推动历史前进。后周两个皇帝时间很短，但对中原统一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周存在的十年，是五代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关键时期。后周太祖和世宗作了很多统一全国的工作。几次亲自率兵北伐，三次亲自南征江南，使南唐乞和，又攻西蜀、南汉，可惜世宗死得早，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他却开辟了统一全国的道路，为赵匡胤统一全国，建立宋朝奠定了基础。
　　②　《册府元龟》卷一六。①　《陶录》卷上。①　《旧五代史?周太祖纪》。②　同上。③　同上。
　　（五）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和外国的经济交流
　　秦汉以来，中外、中原和周边各族经济交流逐步发展。秦人、汉人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唐代更盛，两条丝绸之路（一是西北旱路，一是海路）的开通，便利交流和贸易，使商旅云集，交往频繁。一时“唐人”名扬海外，直到现在还是中国人的代称。五代时，国内和周边民族、海外关系处于低潮时期。由于各地割据，道路阻塞，交往困难。但有些地区仍然有一定发展。如西南阻于西蜀不能通于中原，但却加速了海上贸易，通过南汉、闽国向中原交流。１．五代时期对周边各族的经济交流居于我国周边的各民族，在五代时主要是东北的契丹族（现辽宁一带），靺鞨（现黑龙江一带）、室韦、奚，契丹最强，其余臣服。靺鞨曾建勃海国。后来也被契丹灭亡。东北各氏族与内地的贸易交往，主要是毛皮、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因为这些民族还处在游猎畜牧阶段，交易多是兽皮和药材。只有室韦人多工巧，钢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用这些物品和内地贸易。西北的党项诸部，主要交易是马匹等。后唐明宗时，党项人来卖马除按正常马价付给外，还有赏赐。皇帝还亲自接见，因此，“番部羊马，不绝于路”。党项族各部落不统一，因此常互相掠夺。回鹘族分布最广，由河西走廊到天山，再过葱岭，都有他们的活动。有一部分回鹘人，西迁形成维吾尔族。居于河西走廊的回鹘称河西回鹘，汉回杂居，自称是中原皇帝的外甥。与中原贸易，主要是葡萄、西瓜、马匹、香料、药品、衣饰、毛皮、玉石等。史料记载最多的有白毡布 １３２９ 段，白貂皮 ２６３３ 张，玉石最多，“玉价由此倍贱”。西南主要是吐番（现在藏族）族最强，南诏次之，还有云南大理的白族，以及彝、瑶、傣等族。他们和内地交易也很多。五代时前后蜀割断了他们与中原的贸易，他们便向南通过南汉、闽等南方诸国与中原贸易。２．五代时中外经济交流情况五代时，由于割据与战乱，与外国的交往和贸易不如唐朝。但相互之间的交易仍然不断。东北与高丽、新罗（今朝鲜）、日本仍然来往不断。从公元 ９２５ 年至 ９５９年，高丽使者经常来洛阳、汴梁，携来物品有“银香狮子银炉、金装钑镂云星刀剑、马匹、金银鹰绦■、白纻、白毡、头发、人参、香油、银镂剪刀、钳钹、松子等，还有铜 ５００００ 斤，紫白水晶各二千颗。后周时铸币需铜，用绢帛数千匹易铜。新罗除与中原交易外，还通过海上与南方诸国来往频繁。公元 ９３８ 年，高丽、新罗使者到南唐的金陵（南京）。南唐烈祖宴使臣于崇英殿，演奏龟兹乐。高丽新罗与内地交易甚盛。日本曾两次派使者入辽（契丹），又与中原诸国通商。海南诸国（东南亚）通过南汉、闽向内地通商。口岸有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当时，南汉国王的兄弟人称“招宝侍郎”，就是靠善于与南海诸国通商而致富。“招来蛮商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吴越通过大食国（哈利发帝国，据今中亚，北非）输入猛火油，也就是石油。南唐输入海外的香料、珠宝。有一次，南唐主招待群臣，设“内香宴”，以待诸将。“凡国外名香以至合燕饮，佩带粉囊凡 ９２ 种，皆江南所无也”。还从南海进口龙涎香，吴和南唐还把“猛火油”（石油）从占城转输入到契丹。当时，香料是大宗货物。公元 ９５８ 年，占城王因德曼派使者甫阿散等来汴梁贡地方产物，有洒衣蔷薇水 １５ 瓶，言出自西域（泛指西方诸国），凡水沾衣，香面不踠，又猛火油 ８４ 琉璃瓶。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客商多来自大食、波斯、印度，所带的货物也很多。海外贸易交流的同时，也传播交流了我国与外国的文化，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很多工艺品如铜、银器制造、地毡、毛皮以及农产品西瓜、葡萄等，都成了中国人也能生产的产品。同样，中国的丝绸、茶、瓷器等生产技术也传到了海外诸国。中外交流促进了各界经济发展。总之，五代十国仅有短短的五十三年，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它却是中国古代大分裂大分割的一个时期，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１）他的分裂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必然的产物，是走向大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阶段。２）五代十国其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大分裂的时期，也是最短的一次分裂，应该很好的总结。当时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今天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３）后周二帝短短十年取得的成就，所采取的政策，是我国文明史上一个光彩的篇章，也值得好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