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思想史之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

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
　　在唐代思想学术领域中，有一部堪称划时代巨著《通典》的深邃的思想，尚未被充分认识。本章特作一番发掘，以揭示古代思想领域中 天人关系 之外另一重大议题 古今关系 研讨的进程和所达到的高度。
　　（一）杜佑纂《通典》的旨趣
　　《通典》问世迄今１１９０多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 颇详旨趣，而为之序 的李翰就曾为该书 知之者甚稀 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 习焉不察 ，皆 以类书目之 ①。
　　南宋的大目录学家陈振孙虽认为《通典》 非类书 ，却又以其 载古今制度沿革 而视之为 典故 ②。明清，又谓之 政书.近代以来，称为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但是，书中有 兵 与 边防 两大门类，并不记 古今制度沿革.这表明，对于《通典》迄今仍多有 习焉不察 者。
　　下面，让我们先从杜佑其人渐次展开分析。
　　１。杜佑生平
　　杜佑（公元７３５年- ８１２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家庭累世仕宦。起初，杜佑以门荫入仕，为郡、县辅佐官。后来，渐次升迁为剌史、观察使。代宗大历三年（７６８年），为淮南节度使韦元甫的幕僚， 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在此期间，《通典》一书初具规模。
　　这就是李翰在《通典序》中所说， 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在其为 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 时，即大历三年至六年间，《通典》一书 累年而成 ， 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 ①。韦元甫大历六年卒后，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又一度为地方长官。德宗即位，再入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充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等使。当时，朝廷对河北藩镇用兵， 餽运之务，悉委于（杜）佑.后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７８７年），征调入朝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 性嗜学 ， 手不释卷 ， 该涉古今.经修改、补充，于贞元十七年（８０１年）纂集完成《通典》２００卷， 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 ②。
　　在《献书表》中有 自顷缵修，年逾三纪 一句，正是指从代宗大历元年（７６６年）始纂，至德宗贞元十七年（８０１年）献书，前后经历了３６年（三纪）。
　　德宗见到献书， 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史言： 其书大传于时 ， 大为士君子所称 ①。两年后，杜佑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同时，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１０卷，上奏德宗。顺宗即位，以杜佑摄冢宰，充度支盐铁等使，旋加弘文馆大学士。宪宗即位，复摄冢宰，拜司徒，平章事如故，封岐国公。元和七年（８１２年），为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
　　当年，病卒。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通典跋》。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
　　①　李翰：《通典序》。
　　②　杜佑献书后，尚有补笔。如书中卷一八四有叙至永贞元年（８０５年）者，更有至元和初（８０６年以后）者。
　　至于杜佑去世后的某些记事，则系后人窜入，应当分辨开来。
　　杜佑的其它撰述，有杂传《宾佐记》１卷，子书《管氏指略》２卷，都已失传。《通典》２００卷，是杜佑著述中唯一流传至今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巨著。此外，今天可见的杜佑单篇的表、疏、序、论等文，尚有１０多篇，分见于《全唐文》、《玉海》等书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岁月中，杜佑从地方僚佐升任封疆大吏，再进至宰辅，兼理盐铁财政。丰富的政治阅历和长期的理财实践，加之 该涉古今 的学识，使得杜佑对于古今之变、施政的关键等，较之同时代的其他人，都认识得更清楚，看得更深、更远，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著。
　　２。从 体要 探 政理 的经世意识
　　前面一章已经说到，面对着社会的巨大变化，自代宗至宪宗，思想领域出现了 言理道者众 的情况。所谓 理道 ，即治道，指统治之道、施政之道。杜佑纂集完成《通典》之后，紧接着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以应社会变革、富国安民之需。
　　杜佑的政治阅历和理财实践，使他与众多的 文士 、 滞儒 探寻 理道 ，表现出了极大的异趣。
　　首先，他反对从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处 寻章摘句 ，空发议论。
　　贞元十七年（８０１年）纂成《通典》，在献书表中杜佑这样写道：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①这表明，杜佑十分清楚，儒家经典中的 君臣父子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 ，都是空洞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在那些 圣贤 书中，是找不到真正的 匡拯之方 的。如此犀利地批评儒家经典 多记空言 ， 阙匡拯之方 ，不只是在唐代思想领域不多见，就整个古代思想史而言，恐怕也可以打入 异端 行列了。清代学者王鸣盛考察了《通典》一书中杜佑所写论、说、评、议等文字，认为偶涉经处，每驳去古义，别创新说 ②，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反传统的精神。
　　当杜佑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一书之后，更清晰地道出他的思路：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③探寻 理道 ，必须注意实效，不取空洞的说教。因此，只能从上千年来施政的具体内容——礼法刑政入手，从中寻得 匡拯之方 、救弊之道。由此可以明白，考察上千年 礼法刑政 等制度沿革，并非杜佑纂集《通典》的目的，而是其探寻 理道 的手段。把握住这一点，判定《通典》一书的性质才不会本末倒置。由此，即可见《通典》的另一异趣之处。
　　①　上叙杜佑生平，均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③　《玉海》卷五十一引《进理道要诀表》。
　　杜佑在《理道要诀》一书自序中，直接表述了他与以往探寻 理道 者的重大区别：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
　　①李文博《理道集》原名《治道集》，后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而改，两《唐书》都著录在子部法家类。其书不存，但《隋书？李文博传》有记载，称其 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 ，且 性长议论.杜佑强调，自己探寻 理道（或 政理 ）不在议论、规谏，而在 体要 ，即以 体要 出发去 探政理.这里的 体要 二字，与《尚书？毕命》中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 ，与荀悦 通达体要，以述《汉纪》 的 体要 二字，内涵都不雷同，这里是指 治政得失 的关键在体制。所谓体制，无疑要包含 礼法刑政 等制度，但实质上又是体现在社会结构之中的。杜佑强调 颇探政理，窃究始终 ，表明他要从考察 体要 的 始终 ，深入地探寻施政的道理。
　　体要 的 始终 ，也就是施政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通典》不再把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当成规谏对象，而是从施政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为政之道，从而把 探政理 与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注重体制对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比起看重帝王个人作为对社会的影响，显然前者认识更深刻，也更接近本质！尤其是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变革之际，杜佑竟然要从现存体制变化中寻求施政救弊之道，这在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不失为一种创见！
　　颇详 《通典》 旨趣 的李翰，似乎看到这一点，因而在为《通典》所作序中特别指出，该书 警学者之群迷 处，正是 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杜佑去世后，权德舆为其作《墓志铭》，也充分肯定《通典》 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①。李翰、权德舆是杜佑同时代的人，都感受到了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的现实，因而最能悟出杜佑从已经变化了的体制中探寻施政救弊之道的用心，恰如其分地道出《通典》的旨趣在 致用 ，在 经世（ 经邦 ）。换句话说，《通典》从 体要 探 政理 ，表现出的 经世致用 的思想，是得到了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的！就经世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通典》一书是应当占据重要席位的。因为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何人的思想或哪本书的内容是以 经世致用 二词联用被评价过的。被誉为 经世致用 之作的巨著，第一部就是《通典》！
　　①　《玉海》卷五十一《理道要诀》引。
　　①　　详见《唐文粹》卷六十八。
　　３。全新的社会结构说
　　既然儒家经典 多记空言，罕存法制 ，历代众贤著论又少 匡拯之方 ，杜佑又是如何从 体制 出发来探 政理 的呢？
　　他也认为 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 ，但他的 行教化 并非 循圣人之道 ，而是提出一套从社会实际出发的主张：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这是从施政实际出发，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有机联系的第一次完整论述。《通典》全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分门别类的： 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 ①这样分门类，依照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次序，分别考察它们的沿革，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新的逻辑结构：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从文化教育到军兵刑罚，最后是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关系。
　　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说，可以认为是 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 ，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而且，杜佑按照这种逻辑关系编排全书是十分自觉的，为的是使 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 ，因而在历史编纂学也是一大创举！
　　在高度评价《通典》总体结构的同时，不少学者却对其用一半篇卷记述礼仪不能够理解，甚至指责为该书的最大缺陷。
　　其实，礼仪从其产生之日始，就是作为人们行为规范、法规和仪式而干预整个社会的。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一方面形成一朝一代的礼仪制度，另方面又因习成风，变为一家一姓的 良风美俗.从这一意义上讲，礼仪记载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轨迹，既包含有大量维护封建等级、强化封建统治的内容，又容纳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诸多基本方面。
　　《通典》中，《礼》１００卷，历代沿革６５卷、开元礼３５卷，都是依吉、嘉、宾、军、凶五礼进行记述的。在１００卷的开端，杜佑明确写道：礼者，事天、事地与人 ； 天、地唯吉礼也 ； 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所谓的天、地唯吉礼 ，是指吉礼主要为祭祀天、地之礼，也有部分祭祀祖先的内容。祭祀天、地，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山川草木，所反映的是我们民族古来对自然崇拜的形式。祭礼祖先，当然是对祖先崇拜的形式了。
　　从这中间，可以探得原始宗教的起源、社会作用及其演变。所谓 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 ，是指嘉、宾、军、凶四礼主要记录人事，反映人际关系。嘉礼，包括冠冕、婚嫁以及婚嫁派生出的宗族关系。宾礼，主要记朝聘之礼、宾主之仪。军礼，为命将出征等礼。凶礼，包括各类丧祭制度、各种亲族服制及其所反映的亲族关系。对于这些，杜佑并不是等同对待的。在历代沿革６５卷中，嘉礼１８卷、凶礼２７卷，共４５卷，占７０％。就是说，吃饭问题（已详述于《食货》）之外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衣着（冠冕）、婚嫁、宗族、丧葬等，是《通典》考察社会结构时系统记述的重点。
　　婚嫁、家庭、宗族关系，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家庭 作为社会经济单位 ，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在古代中国尤为明显。因此，考察婚姻、宗族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杜佑认识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因婚姻而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族服制，反映着 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 ，这正是 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 ①。透过嘉、凶二礼中大量的记述，不难揭示这种 亲属制度 是如何成为制约当时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
　　①　《通典》卷头语。
　　至于丧礼和葬礼，更能够反映人们的鬼魂崇拜观念。东晋元帝时，有过一场关于招魂葬的辩论。杜佑在卷一○三 招魂葬仪 条中着重记述了这场争论的起因，各家主要观点。借助这条记载，可知当时关于形神问题的一些片断认识。王裳以 形神本相依 ，人死 无形而依 为由，反对招魂葬。
　　这一 形神本相依 、人死 无形而依 的观点，虽然不能与１６０多年后关于神灭的系统论述相比，但毕竟揭示出古代中国更早的一次涉及形神问题的争论。
　　总之，透过礼仪沿革可以探得古代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整个社会风貌，是杜佑社会结构说的深入和补充，这点很值得引起普遍重视。把握住社会总体结构，再深入地探得种种社会表象的根源，才能够真正认识体制上的积弊，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杜佑所说的从体要 出发 探政理 、 思理道 的全部含义，也是《通典》全书旨趣之所在！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２４页。
　　（二）《通典》的非古是今
　　杜佑从 体要 的 始终 探究 政理 的旨趣，决定了《通典》是一部非古是今之书 ①。当我们细细品味全书各典时，便会深深感到贯穿其中的是杜佑这样的一段话：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②这显然是服从于 探政理 的需要的。下面，分三个方面侧重考察《通典》书中的 非古是今 的思想。
　　１。古今既异，形势亦殊
　　《通典》考察体制变化，是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开始的。
　　最初，上古人类 不施衣冠 ， 未有制度.其后，才渐为衣裳、作冠缨。即使丧葬，也是逐渐形成制度的： 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 至于选官、文教乃至疆域伸缩，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轨迹。杜佑在考察了人类初始阶段的基本状况之后，针对 昔贤 不满于现世 浇巧 ，大肆美化 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 ， 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 的种种说法，驳斥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昔朴质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古之中华 并非 黄金时代 ，与今之周边 夷狄 相类似，有着不少 鄙风弊俗.显然，这是用历史事实对 非今是古 者的一个有力批驳！
　　在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基础上，《通典》又对一些重大的体制 问题作出深入考察，看到古今的差异，得出 古今既异，形势亦殊 的结论。
　　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可谓汉唐之际关涉 体制 的头等大事之一。仅就唐代而言，杜佑之前有魏征、马周、李百药等专篇论辩，其后又有柳宗元《封建论》集大成。杜佑在总结中唐以前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首先表露出的便是 古今既异，形势亦殊 的思想。
　　《职官》十三《王侯总叙》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治）。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杜佑认为，不论 法古者 还是 是今者 ，对于分封与郡县的论辩都未能 究详 ，因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尝试论之.他指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万国，成则肇于轩后，方有可称。
　　不应创择万人，首令分宰。盖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或循旧政，简利不传；或坟籍散亡，建兹复祀。
　　分封制是 相因 而来，即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基础上确立的，并非什么古代圣贤主观创设的一种制度。然而，这种 天下列国 之制，到后来变成 更相征伐，未尝暂宁 了。其结果是：
　　①　详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
　　②　《通典》卷十二 论曰.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
　　陪臣制诸侯，诸侯陵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增于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也。①郡县制是为改变诸侯 更相征伐 、侵陵天子的局面而出现的一种新制度，自汉至唐 海内统一，人户滋殖 ，表明这是一种 适时的制度。
　　总括起来说，三代封国，是适应 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 的实际，因而叫做 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秦汉以后 罢侯置守 ，实行郡县制，是适应 海内统一 、 人既庶焉 的现状，比较而言： 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 古今的不同，形势的区别，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２。欲行古道，势莫能遵
　　既然古今形势不同，社会是在不断进化的，杜佑自然把目光集视于历史的前方，反对 因循而重改作 ，强调 行古道 是行不通的。
　　书中仍然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入手。杜佑先举了一个婚礼的实例，上古人食禽兽之肉而衣其皮毛，周代 尚文去质 ，所以 制婚礼纳征用元纁俪皮充，当时之所服耳.秦汉以后， 衣服制度与三代殊 ， 时俗用五色信，颇为得礼之变也.再以 元纁及俪皮为礼物 ，只能是 徒劳 ！接着，杜佑又问：三代行朝享礼之后， 诸侯皆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今亦须行此礼乎？ ①就此数例，已经表明 古道 不可再行。反映社会生活的礼仪制度如此，关涉 体要 的重大政治制度更当如此！
　　上面已经说到，杜佑对于分封与郡县这一重大体制的古今差异有着透彻的认识，因而他更加清楚恢复分封制的危害和必然受到历史惩罚的结局。西汉实行分封，出现了七国之乱。西晋实行分封，更引发了八王之乱。对此，书中专有论述。对于三代，特别是周之分封， 秦覩其弊，不述建侯.但秦却二世而亡， 汉祀矫枉 ，以为是实行郡县制，失去同姓王保卫皇室的结果，便又 并建勋、亲 ，恢复分封制。然而， 勋、亲 未必一心捍卫皇室，于是西汉初年连续出现祸乱， 彭，韩菹醢，续有吴、楚逆乱.至武帝、昭帝之后， 制许推恩，分人为差，但食租税 ，才算化解了因分封而带来的战乱。至于西晋八王之乱，杜佑特别加了一段注文：晋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迁，故委兵诸王。未几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谓矫枉过当，其败愈速也。
　　西晋完全重复西汉初年的想法、做法，结果比西汉受到的惩罚更为惨重！经过数百年的反复，南朝 改更旧制 ，不再行分封。杜佑总结道：自兹以还，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 欲行古道，势莫能遵 ，不只是对 法古者们的有力驳斥，而且指出 欲行古道 行不通的原因所在—— 势.前面曾经提到， 古今既异，形势亦殊.这都表明，杜佑是十分注意古今变异中 势 （形势 ）这个问题的。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注。
　　①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
　　①　《通典》卷三十《王侯总叙》。
　　势 （ 形势 ）的提出，仍然要从论分封与郡县说起。在唐初 贤郡县之理 的 是今者 当中，李百药著有《封建论》一篇，批评 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反对 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 的做法②。但他在分析秦二世而亡原因不在 废封建、置郡县 时，却表现出了杜佑所说 终莫究详 的问题：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杜佑却摒弃 冥数 之类的说法，从 法度 、 政理 出发，指出：昔汉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吴芮独卑弱而忠，韩、彭皆强大而悖。……向使制置得其适宜，诸侯孰不信顺，奸谋邪计，销于胸怀，岂复有干纪作乱之事乎？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历史上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进是 形势驱之 ，唐代社会的变异同样是 势 、 事理 使然。书中分析安史之乱的社会原因，最足以表明这一点。开元二十年以后，边将邀功， 务恢封略，以甘上（玄宗）心.因而，不断对奚、契丹、西南 蛮夷 、吐蕃用兵。兵败 失万而言一 ，得胜 获一而言万。恩宠赏赐不断，骄矜跋扈日增。哥舒翰统西北二镇，安禄山统东北三镇，骁将锐士、良马精兵集于二帅，京师空虚。针对这样的实际，杜佑分析说：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①不把重大历史事变的原因单纯归结于个人作为，而从社会当中去加以探寻，这正是《通典》旨趣的独特之处。 势 、 形势 、 事理 等等的提出，表明杜佑从古今 体制 变异中探寻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 理 来。
　　总之，杜佑所探 政理 中有这样一条：古今异制，是 形势驱之 ；欲行古道， 势 决定其行不通！
　　３。随时立制，既弊而变
　　鉴于杜佑充分认识到古今 体制 之变的不可抗拒，决定重大事变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形势 、 事理 ，因而提出最有成效的施政之道只能是 随时立制，遇事变通 ， 随时拯弊，因物利用 ②。
　　翻开《通典》一书，随处可见，凡历代重大制度变革，杜佑无一不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先略举几例。卷七《丁中》 论曰 写道： 三王以前，田井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 东晋的 土断之令 、隋朝的 输籍之法 ，都在其肯定之列。又如卷十九《职官》序，特别强调 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在高度评价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变革之外，《通典》对于另两项关系 利国富民 的划时代变革尤为瞩目。
　　②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③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②　《通典》卷四十引《省官议》、卷一八五《边防》序。
　　在考察历代田制变革时，杜佑看到先前孟子所谓的 仁政必自经界始 的制度早已遭到破坏， 经界不正，田地不均，谷禄不平.秦孝公任商鞅，商鞅革旧弊，废井田，开阡陌。 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①。尽管有以商鞅变法 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 的说法，杜佑仍将商鞅与 兴周 的姜太公、 成齐之霸 的管仲、 富魏 的李悝等相提并论，尊之为 六贤 之一，称其 富国强兵，立事可法 ②，是一个成功的变革者。
　　商鞅变法之后，杜佑最看重的便是当时的赋税制度的变革。本来，《通典》的卷头语交待得很清楚， 初纂止于天宝之末 ，只是 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通典》以 食货为先 ，共１２卷。其中，有杜佑长篇议论的仅两处，一处在卷七篇末，一处在卷十二篇末，而涉及天宝以后事的则只有卷七篇末的论曰.这篇议论以一半的文字论述了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旧制，改行两税之法。对于旧制的积弊，杜估作出深入考察：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完，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
　　同时，又分析了造成这种积弊的 体制 上的原因：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
　　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体制 上的、赋役制度的积弊，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否则，经费将会更加 困竭 ，名籍编户越来越少。于是，废弃旧制，实施新法。
　　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
　　减化税法，确定税额，既能避免 征敛多名 ，又可防止种种逃避，以保征赋税收入。经初步实施，便收到实际效益：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将建中初年实施两税法置于 要须议论者 之列，并以如此系统的论述写入《通典》书中，正是因为杜佑从当时 施政 实践中体会到了这一税制改革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着眼点仍然是放在 适时 、 拯弊 上的。
　　《通典》纂成之日，两税法已经实施了２０余年，杜佑并未回避它的缺陷。
　　其初， 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不一.后来，客观条件多所变化： 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 尽管如此，杜佑从古今对比之中仍然看到这一重大税制改革的历史意义，主张继续实施这一以敛括户口、土地为基础的税法：
　　①　《通典》卷一《田制上》。
　　②　《通典》卷十二 论曰.
　　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税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①今天，人们对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变革已不再有岐义了，关于两税法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转变中的历史意义也有充分认识了。但在当时，包括陆贽那样的大政治家都对两税法的实施持否定态度，甚至留恋过时的租庸调制。杜佑的认识何以最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关键在于他具有自觉的 非古是今 的思想，一切从 施政 实际出发，一切都是向前看，因而只要是革除旧制度积弊有成效的变革，有益于改变社会积弊的新制度，都加以 详究 ，给予充分肯定。
　　随时立制，既弊而变 ，不但体现了杜佑 非古是今 的思想，也表达出杜佑 经世致用 的思想。《通典》的问世，代表着中唐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的一个发展高峰。
　　①　　上引均见《通典》卷七 论曰.
　　（三）《通典》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开头已经提到，千余年来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性质认识尚且不一，因而评价它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受到局限。尽管朱熹看到了《通典》 非古是今的实质，却没有一家思想史涉及《通典》的思想内容。为此，特多费一点笔墨进行考察。
　　１。思想史上的地位
　　历来的思想史论著，对《通典》之前的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所谓 进步历史观 ）都有专篇论述，而于其后的柳宗元的历史观更有着高度的评价。下面，就以刘、柳的 进步历史观 为参照系，排比一下三人的见识，从而使读者看清《通典》应该占据的思想史位置。
　　关于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
　　所有肯定刘知几的论著，都引录他的这一观点： 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妄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 ①评价柳宗元，大都引用他的《贞符》中的观点： 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②。
　　至于杜佑，前面已经叙及他论分封与郡县时批评李百药 乃称冥数素定 的观点。在论述重大历史事变原因时，杜佑强调： 盖是人事，岂谓天时？ ③关于历史进化的问题。
　　刘知几从史体、史文等的发展出发，认识到 古今有殊，浇淳不等 ，主张 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 ④。
　　柳宗元则是从 生人有初 考察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变，表达出其历史发展进化的思想认识。
　　相比而言，从上面一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杜佑以《通典》全书，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古今变异的系统考察，论定 古今既异，形势亦殊 ， 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其视野的广阔，结构的严密，内容的翔实，议论的中肯，都是刘知几、柳宗元无法相比的！
　　再来看他们关于历史进化原因的认识。
　　刘知几在考察史文演变时说： 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①。
　　柳宗元在论述封建制产生、施行时说： 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②。
　　对于刘、柳关于 势 的认识，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这是 一般的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 刘知几对于复古主义者的批评指责，能中肯地指出他们的观点' 理不必然' ，而他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柳宗元论封建所依据的势之必然说 ， 也都是如此 ③。
　　①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②　《柳河东集》卷一。
　　③　《通典》卷十二 论曰.④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①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②　《柳河东集》卷四《封建论》。
　　但是，杜佑关于 势 的认识，虽然不能彻底摆脱刘、柳那样的局限性，却也不完全是 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杜佑是要从 体制 的古今变异中探 政理 ，不光是书生式的研究 学问 ，因而他的分析、认识不可能只 抽象 而不务实。例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 形势驱之 的说法。杜佑以汉祖封建王侯，卑弱而忠，强大而悖。贾谊献策， 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诛（晁）错之名 ④。 卑弱而忠，强大而悖 ， 末大本小，终为祸乱 ，这在古代社会显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不能称之 抽象 吧？再如讲到 安禄山称兵海内，未必素蓄凶谋 ，是 事理不得不然 时，杜佑也不是像刘、柳那样对 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出时代发展的' 理之必然'，而是既指出了当时的具体形势，边陲势强，朝廷势弱，又总结出带规律性的 事理 ： 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总之，杜佑关于 势 的认识，在不少地方都是接触到了历史真实的，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事物发展的真理，因而较比刘知几、柳宗元的认识要实际得多、深刻得多！
　　最后，对待历史进化的态度问题。
　　刘知几有言： 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 ①。这是在讲，历史事实发生变迁，记述历史的史书表达方式也应当随着变化。
　　杜佑所说 详观三代之制，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 ， 随时立制，既弊而变 等，则是考察古今社会 体制 变异后得出的结论。从上面一节的分析看，其出发点的高度，落脚点的实在，都是刘知几不能相比的。当然，刘知几早杜佑将近一个世纪，不能达到后者的思想高度自无可非议。但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能够在思想史中占据一定席位，杜佑 非古是今 的经世思想就更应当在思想史中占重要席位！
　　从上述几个基本方面的对照中，杜佑与《通典》在古代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再也不能够无视或被排斥了。
　　２。学术史上的地位
　　鉴于上千年来多以《通典》为制度史，由此出发评论其学术地位，看法很不一致。一种代表性的看法认为，《通典》 以刘秩书为蓝本 ， 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 ， 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 ①。相反的看法也颇具代表性，认为纪传史的志 断代为书 也有问题， 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
　　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 ②。这两种看法，都忽略了《旧唐书？杜佑传》中关于《通典》成书的一段记述，未能 寻味 出杜佑的旨趣所在。这段记述是： 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 紧接着的几句关键话是：
　　③　《老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２期。
　　④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史通》卷五《因习》。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杜）佑得其书，寻味阙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大为时贤称赏 的刘秩《政典》，杜佑 寻味 其旨趣，却发现不足，以其 条目未尽 ，即分门不尽完备。《政典》 取《周礼》六官所职 ，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分工记述政治制度，是一种传统的认识社会结构的观念。到中唐以后，尚书省六部的职掌与《周礼》 六官所职 已经出现很大差异，以杜佑的政治阅历是很容易看清这一点的。因此，他认为再以六部职掌来看待当时的社会，显然已经不能 适时 ，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典》 条目未尽.于是，《通典》变 六官所职 为 九门沿革 ，筑起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说。这对于按照设官分职认识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怎么可以仅仅以其所记具体内容有 因 ，《政典》者便武断地说是 以刘秩书为蓝本 呢？
　　另一方面，《通典》并非适应 统括史志之必要.唐代以前的各个史志中，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既不属于制度，也不反映社会结构或体制，《通典》根本不取。相反，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由于杜佑视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因而才将其与食货、职官、礼等并列。选举、兵，单独立为门类，是《通典》首创，而为后代史志仿效。
　　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归结为是《通典》 统括 史志呢？更何况，边防这一门类所记是周边政权，类似于纪传史中的 四夷传 、 外国传 ，与 史志更不相涉。
　　以上两种看法虽然相反，但都不能自圆其说。这一事实从反面印证，《通典》绝不仅仅是一部记载 古今制度沿革 的典志史！前面已详述，杜佑是从发生变化的体制寻 理道 ，从变动的社会结构探 政理 ，因而《通典》的首要贡献不在记载 古今制度沿革 方面，是在它的全新的社会结构认识上。
　　在认识《通典》的学术地位时，还有不少论著以杜佑《献书表》中有 周氏典礼，且用准绳 一句话，指责其 兴趣 在用传统礼仪束缚人们思想、行动上，因而用了１００卷篇幅记述古代的礼仪制度。
　　关于 礼仪 的作用，杜佑是这样说过： 圣人以礼示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①这无疑是把礼仪纳入 思理道 、 探政理 的范畴，显然是为了维护已经走下坡路的唐政权。然而，其具体叙述中却往往表现出完全相反的认识。最明显的一点是，《通典》记述礼仪沿革，与 滞儒 不同。杜佑认为， 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 滞儒 们 空事钻研 的都是些 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而他所主张的是 从宜之旨 ，记述的是 便俗适时 的有用内容②。这一说法，同他批评儒家经典多是 空言 ，历代著论缺少匡拯之方 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四库全书》的编选者注意到这一点，称《通典》 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 ①。
　　①　《通典》卷四十一《礼》序。
　　②　详见《通典》卷七十四《宾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杜佑考察礼仪沿革，着眼于 古今之异制 ，强调 皆贵适时 ，恰恰与 周氏典礼，且用准绳 的说法异趣。书中叙 嘉礼 的一则 议曰 ，可视为一个总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②这哪里是要以 三代制度 为 准绳 ，简直是在反对 循往古之仪 了！
　　从前面两节所叙 礼 的基本内容和上述杜佑对于礼仪的认识来看，《通典》中有关礼仪沿革的记述，多是其认识中唐以前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澄清千余年来诸多误解之后，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学术地位自然就会看得更加准确。它不单单是我国第一部完备的制度史，而首先是一部完整描述上古至中唐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演变之迹的社会史。
　　杜佑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刻，不拘于处在 独尊 地位的传统学说，以全新的社会结构说和非古是今意识，纂集成《通典》一书，回答了变革中提出的种种新问题。这与司马迁在封建社会刚刚建立不久，适应新兴社会需要而发愤作《史记》，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通典》所开考察 礼法刑政沿革以认识社会变革之风，为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学术发展辟出一条颇富新意的途径。
　　酌古通今，既弊而变，是千古不衰的定律！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政书类》。
　　②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