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思想史之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
　　我们民族有一种最富传统性，又极为普遍的思维方式，即从 往事 中为现世 寻找各式各样的依据或说法，通常叫做 以古鉴今.这一思维方式，伴随着一朝一代的盛衰兴亡，越来越加发展。在唐初，取鉴思想得以充分发挥，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将这一思维方式的政治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贞观君臣 以古鉴今 的意识
　　贞观年间，太宗君臣为求 致治 ，议政之隙，经常讨论历代治乱兴亡的得失， 以古为镜 ，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极大地推进了鉴戒思想的新发展。
　　１。太宗 以古为镜
　　唐太宗总结自己在位期间 勤行三事 ，说到的第一事便是 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 ①。他在临终的前一年，为皇太子留下一部 帝王之大纲 ——《帝范》，专门阐述帝王为政之道。其序强调： 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②史籍中关于太宗与大臣 共观经史 、同议历代兴亡的记载，大都有 终及日昃 或 乙夜忘疲，中宵不寐 的情形。若独自观经读史，更是 披览忘倦，每达宵分 了。概括而言，太宗与参预中枢决策的 侍臣 所论，多为 前王得失.其中，尤重汉文帝之 得 和秦、隋之 失.对于地方军事长官，太宗同样要求他们读史，但侧重点却不在 前王得失.贞观三年，太宗奖励凉州都督李大亮敢于直谏，赐荀悦《汉纪》一部，称此书 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 ，要其 宜加寻阅 ①。至于太宗为新修《晋书》帝纪撰写史论，谁都明白那是在告诫皇太子记取西晋 居治而忘危 ， 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 的教训，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亏 贞臣之体 ， 见嗤后代.从贞观年间勤政的实践看，唐太宗的确不愧为历史上最重视 以古为镜的帝王。 以古为镜 这一传统思维方式，适应着太宗君臣议政论史的需要，得到了充分展示其效用的机会。于是，朝廷上下、朝野内外，人们无不以这一方式观察、处理周围的事物。在这种思维带动下，贞观年间出现了两件影响久远的文化事业，一是大规模整理古籍，确定了古籍分类的基本门类；二是大规模修撰史书，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基本格局。
　　２。古籍皆 为治之具
　　以古为镜 的思维使贞观君臣对于古籍形成一个重要认识：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ｆǔｆú，音辅服），皆为治之具也。②
　　①　《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
　　①　《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
　　由此出发，为实现 致治 ，唐初花大力气，前后历时１０余年，对 为治之具 的历代图籍，进行了系统整理。
　　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攻占洛阳。隋朝在东都的藏书和目录，都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遗憾的是，在水运赴长安时，经黄河砥柱覆舟，图书损失十之八九，目录亦被河水 渐濡，时有残缺.这时，在长安嘉则殿的隋朝藏书有８万多卷，加上从东都水运残存的８０００多卷，就是唐朝所得隋皇室藏书的总数。至贞观三年（６２９年），太宗以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为副相。秘书监是秘书省长官，总管国家经籍、图书。用副相掌管国家经籍，足见太宗对前代图书的重视程度，反映着他 以古为镜 的思维特点。
　　魏征以 丧乱之后，典章纷杂 ，奏请学者校定。 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 ①。经过系统整理，形成颇具影响的《隋经籍志》４卷，时为贞观十年（６３６年）上半年。高宗时，录入《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始称《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４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依隋朝《大业正御书目录》为底本， 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 就是说，以隋朝的现实藏书为主要内容，其 删去附入 的标准是看有无 益教理者 ，带有鲜明的寻找借鉴的意识。至于隋朝已亡而南北朝尚存之书，则以 梁有……今亡 的小注标明，仍然可以了解隋朝以前图书传流的情况。其二，在编排上，采取 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 的办法， 各列本条之下 ，也即按类编制。内容 疏远 者则 离为不同的类别，内容 近密 者则 合 编在一起，然后对同一内容或同一体例的图书进行简要概括，叙其沿革、变化，指出每个部类与学术史的关系。其三，在分类上，将全部图书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每一部类之下又分若干类。这一分类法，基本上被沿袭了千年之久。其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迄今仍为我们编排古籍所遵循。
　　魏征主持古籍整理的另一成就，是《群书治要》的汇辑完成。太宗因 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 ，命魏征与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编选一部 有关政术、存乎劝戒 的选本。贞观五年（６３１年）九月，编辑完成，总共５０卷。太宗称赞说： 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①。同时，赐诸王各一部。史家多称： 古籍之精华，略尽于此。 所采录各书，皆为唐初善本，与后世刊本不同。如其所录桓谭《新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只能借此知其梗概。
　　３。修史以 览前王得失
　　唐太宗的另一个思路，鉴于秦始皇 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 ，而隋炀帝虽 好文儒，尤疾学者 ，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②。在这一思路引导下，贞观三年年底，太宗 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 ③，即唐朝以前５个朝代的历史。同时，组织起一个阵容极强的修撰班子，明确分工和职责：秘书丞令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与魏征 总监 诸史，令孤德棻 总知类会 诸史。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①　《全唐文》卷九唐太宗《答魏征上群书理要手诏》。
　　这次修史与以往情况大不一样，首先是有一个专设的修史机构——秘书内省；同时又有房玄龄、魏征正、副宰相 总监 ，并由魏征 总加撰定 ，对梁、陈、齐史 各为总论 ；其三，还有令孤德棻 总知类会 ，负责体例，协调各史内容；四是发挥有家学传统的姚思廉、李百药的作用，使其完成继承先志的续作。这是一个周密的实施方案，不仅保证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顺利修撰，而且为后世官修纪传体前代史树立了榜样。
　　其中，梁、陈二史，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旧作基础上续补而成；齐史，是李百药承其父李德林未竟之业续成；周史，始终其业的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主要撰写史论，崔仁师仅为 佐修.隋史，则由魏征主持，经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大手笔与修史学士敬播、李延寿、赵弘智等共同撰写，再由魏征 损益 、撰定 ，并为序１４篇、论５３则。
　　至贞观十年（６３６年），《梁书》５６卷、《陈书》３６卷、《北齐书》５０卷、《周书》５０卷、《隋书》５５卷全部修成上奏，统称 五代史. 废秘书内省 ，解散修史班子。过了５年，太宗又下诏修《五代史志》，即为上述五史补修典志方面的内容。历时１５年，到高宗时才完成。
　　如果说整理古籍、修五代史是太宗用来作 在身之龟镜 的话，那么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年）新修成《晋书》则不再是太宗为自己作鉴戒，而如前面所说，是在为皇太子和唐室功臣树起一面镜子。同样是 以古为镜 、 以古鉴今 ，但其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象，决定了其效应的巨大差异。自觉总结 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使太宗君臣开创出 贞观之治 的大好局面。用以告诫他人、为别人树立 镜子 ，多是出于担扰，其结果往往是 事与愿违.高宗初年的所谓 永徽之治 ，背后不正是 元舅弄权 吗？再后，更出现了武周革命，恰恰是太宗最担心的情景！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不能笼统地说源于贞观年间 以古为镜 、 以古鉴今 的思维方式，只能说是存在于自觉 以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 之中，这是一定要区分清楚的！
　　②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恩奖》。
　　③　《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
　　（二）注重 人事 的 取鉴于亡国
　　在太宗君臣观经读史、议政论古和贞观年间修撰史书、整理经籍的过程中，形成 取鉴于亡国 与 取鉴乎哲人 的系统思想，推进着鉴戒思想的更大发展。
　　１。 取鉴于亡国 思想的演进
　　取鉴于亡国 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春秋》虽存劝戒，并非 自镜.司马迁提出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①，但这不是《史记》的中心议题。
　　汉唐之际， 取鉴于亡国 的思想有着阶段性的发展。汉初，政论家大都注意秦朝的为政得失，尤为重视其二世而亡的教训，如陆贾曾 著秦所以失天下.贾谊的《过秦论》，更是传之后世的名篇。但是，这时的 取鉴于亡国 的思想尚未受到真正的重视，也还没有同系统编写历史结合在一起。
　　东汉末年，荀悦明确地提出： 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②同时，又著有《汉纪》一书记述西汉 明主贤臣 的 规模法则，得失之轨.鉴戒思想在这里被推进了一步。唐太宗赐《汉纪》给凉州都督李大亮，显然包含其对该书 取鉴 思想的认同。至于他在魏征去世后临朝对侍臣所讲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①，无疑是荀悦 君子有三鉴 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待到贞观十一年（６３７年），供太宗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自身之龟镜的《隋书》等五代史已经完成之后，主持修史的权威人物魏征作出系统总结：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
　　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②从前朝 危 、 乱 、 亡 的教训中，求得本朝的 安 、 治 、 存 ，这不仅高度概括了如何从亡国取鉴，以求致治的思想，还将修史、取鉴、求治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２。取 亡国之君 为戒
　　贞观君臣既已自觉将取鉴与求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着眼点必然在 人事而不信 天命 ，尤其注重亡国之君的作为。
　　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唐以前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贞观年间的大臣和史家中，认识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房玄龄在回答 帝王之兴有天命 的问题时，明确表示： 王者，必有天命。 ③李百药在《北齐书》中，则表现了较为明显的二元论看法。但是，在太宗尤其是魏征的意识中，考察前代治乱兴衰的原因，并不认为有什么 天命 可言。
　　①　《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　《申鉴》卷四《杂言上》。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
　　纵观太宗言论，很少涉及 天命 这个问题。贞观六年，臣下以祥瑞为美事，颇有表贺庆，太宗表示： 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 ①同时，对隋文帝命王劭在朝堂上读其《皇隋感瑞经》，表示实以为可笑.至于隋炀帝丧身灭国，太宗虽然也表示了 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 的意思，但他强调的却是 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 ②，仍然不忘君臣的作为。
　　魏征在 总加撰定 五代史时，则完全着眼于从 人事 上 取鉴于亡国.在《隋书》中，对于隋灭陈的分析，他这样写道： 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兴废；考诸人谋，实二臣之力。 ③这里的 天道 与 时相联，是指 天时 ，即客观形势。就是说，隋文帝统一南北，一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二是韩擒虎、贺若弼等人的主观努力。书中论述隋炀帝亡国，更是以大量事实来证明 吉凶由人.不信 天命 ，自然厌弃 鬼怪 ，反对 妖讹 、 符瑞 入史。书中《艺术传》叙 玄妙 、记 迂怪 ，目的在于 明乎劝戒 ，揭露 变乱阴阳 、 假托神怪 者的实质是要 曲成君欲 、 荧惑民心.针对李百药的二元论思想，魏征在《北齐书》帝纪最后加写了一段总论。其中特别指出： 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 最后断言：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①由于太宗是为 在身 寻找 龟镜 ，所以取鉴 的对象自然集中在 前王 身上。其所谓 人事 ，则主要指亡国之君的作为。
　　贞观六年，君臣议论 古之帝王，有兴有衰 的问题。太宗提出：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② 人推 与 人弃 ，显然是完全着眼于 人事 决定兴废。而关键在于天子是 有道 还是 无道 ，使其深感 可畏 的是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因此，在贞观君臣的鉴戒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颇具辩证特色的内容——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生怕做出 无道 之事，被人 弃而不用.一次，太宗论及秦朝兴衰，说： 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诫。 ③魏征在修史的过程中，着重分析、对照了秦、隋这两个二世而亡的典型：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并得出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④这是以历史长河进行对比，找出二世而亡的教训。进而，对比隋文帝前后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认为其晚年的作为已经产生出严重的后果，以致他刚刚一死就衰象毕露，即 坟土未干，子孙继蹱屠戮；松槚才列，天下已非隋有.最后，魏征这样总结隋朝的衰亡过程：迹其衰迨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这是一种 见盛观衰 的史笔，表现出辩证的思想方法和事物向反面转化的认识，目的自然是用以 戒 王者 居安忘危、处治忘乱 了。
　　①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
　　②　《贞观政要》卷十《行幸》。
　　③　《隋书》卷五十二 史臣曰.①　《北齐书》卷八 郑文贞公魏征总而论之曰.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③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④　《隋书》卷七十 史臣曰.
　　３。 取鉴 的基本特色
　　太宗君臣 取鉴于亡国 ，从典型的亡国之君的作为得失中，总结出以下一些颇具特色的基本认识。
　　其一，重视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影响。
　　太宗曾对侍臣说： 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 他看到天下百姓不为隋亡而哀，表明民众对于隋主的厌弃。而当自己即位后，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尽管饥馑， 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 ②。这又使太宗看到民心向唐的趋势。这样对照，较比 载舟覆舟 的说法，更富于时代感。
　　《隋书》中考察文帝开基、炀帝丧国的原因，与上述太宗的思路如出一辙，认为文帝、炀帝二人 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文帝虽然 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 ，但其出发点是， 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而炀帝却反其道而行之， 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比较而言，文帝 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炀帝之世，尽管土地、人口、甲兵、仓廪都盛于文帝之时，但其作为却 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 ①。
　　其二，注意民生枯荣与治乱兴亡的关系。
　　一次在读过周、齐史后，太宗对魏征说： 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
　　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 又有一次说到隋亡，太宗认为： 炀帝恃此富强，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②在《隋书》的编纂中，魏征等注意揭露炀帝 虐用其民 导致经济崩溃、政权覆亡的史实。书中不厌其详地实录了每次较大规模的徭役、兵役，对其动用的民力情况、死伤数字等，记述之详尽，在官修史书中并不多见。同时，反复披露 六军不息，百役繁兴所造成的恶果： 居者失业，人饥相食 ， 流离道路，转死沟壑 ，以至 相聚萑蒲，蝟毛而起 ， 人自为战，众怒难犯 ③。书修成之后，魏征专有一段总结性的言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这已成为当时论 守成之难 的共识。
　　①　《隋书》卷二 史臣曰.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①　《隋书》卷七十 史臣曰.②　《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
　　③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④其三，强调君臣共理，以成治道。
　　隋炀帝 性不欲人谏 ，终至 左右之人，皆为敌国 ，落得个 孤家寡人 的下场。这是太宗君臣耳闻目睹的事实，因此记忆犹新。贞观初的几年，太宗反复对侍臣论说此事： 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当说到隋朝滥刑时，炀帝命于士澄 捕盗 ，稍有怀疑，即 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 ，大理丞张元济虽已 究寻 得实情，但有司 不执奏 ，皆遭杀戮。太宗抓住此事，再次强调： 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
　　君臣如此，何得不败？ ①因此，太宗面对出现的 贞观之治 的成就，没有居功自傲，仅仅这样表示：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②在 朕即国家 的社会中，不把社稷之功仅归于一人，表明太宗是实实在在以亡国之君为 在身 树起一面历史的镜子。
　　魏征以政治家兼历史家的眼光，既看到了隋炀帝 无人君之量，恃才傲物，所以至于灭亡 ③的深刻教训，又从正面作以概括：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宜异，■棁栋梁，莫可弃也。④贞观年间 谏诤 成为 美谈 ，同太宗君臣的这种思想认识是直接相关的。
　　其四，注重亡国之君 无道 带给社会的巨大灾难。
　　取鉴于亡国 ，使太宗君臣将目光集中在亡国之君的 失德 、 失道方面。贞观前期，君臣们经常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隋朝之失，尤其是炀帝之失。虽说太宗、魏征往往将秦、隋之失加以对比，但对秦皇还有 英雄之主 的称赞，而于隋炀帝却无只言片语的肯定。太宗经常讲的是： 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 他本人讲，还要求群臣 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 ①。
　　《隋书》集中记述了炀帝方方面面的暴政及其造成的各式各样的灾难。
　　如 内怀险躁，外示凝简 ， 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 ，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 征税百端，猾吏侵渔 ，终至 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在数十篇史论中，魏征两次强调：一人失德，四海土崩。
　　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②针对专制社会中独裁暴君给生民百姓带来种种灾难，作这样的断语似不宜简单地目为 唯心史观 ，反倒应当肯定是对专制统治的某种抨击，而且在官修史书中是仅见的一例。
　　如果与上面的一项认识联系起来考察，社稷之功不归开国创业之君一人，江山土崩则深究亡国之君的 失道 ，不正表明贞观君臣 取鉴于亡国 的真实之所在。由此，更可见唐初鉴戒思想的高度和深度！
　　④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①　《贞观政要》卷六《君臣鉴戒》。
　　②　《贞观政要》卷十《慎终》。
　　③　《魏郑公谏录》卷四《对隋主博物有才》。
　　④　《隋书》卷六十六 史臣曰.①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②　《隋书》卷五、卷八十三 史臣曰.
　　（三）兼通众意的 取鉴乎哲人
　　唐初鉴戒思想的发展，另一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 兼通众意 的 取鉴乎哲人.就是说，在 前王得失 之外，还需融汇历代各家学说，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精华，确定更加适时的施政方略。
　　１。 取鉴乎哲人 的提出
　　贞观五年（６３１年），在委以魏征主持修撰前五代史的同时，魏征还在主持着皇家图书的整理工作。太宗深以 六籍纷论，百家踳（ｃｈｕǎｎ，音舛）
　　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便命魏征等 采摭群书，翦裁浮放 ， 存乎政术，缀述大略.魏征等人着手编选， 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古帝，下尽晋年.编辑中，感到再按《皇览》、《华林遍略》等类书编纂，难免又要出现 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 的情况。最终，魏征决定以新的编纂思想和编辑体例进行编选，提出：不察貌乎止水，将取鉴乎哲人。
　　今之所撰，异乎先作。总之新名，各全旧体。欲令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采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用之当今，足以殷鉴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
　　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①这样，从编纂宗旨、编选要求，乃至书名，完全被纳入 取鉴 求治的范畴。
　　为 网罗治体 ，书中十分重视 著为君之难 、 显为臣不易.至于 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 的 嘉言美事 ，虽然简略， 亦片善不遗.书成之后，称为《群书治要》。高宗之世始，为避其名讳，遂改 治为理，多为后世沿用。太宗在答魏征的手诏中，一面称赞该书 博而且要 ，一面则高度评价其 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 ②，充分表现出此书在 取鉴乎哲人 方面的实际效应。后世亦都十分重视《群书治要》提供哲人 鉴戒 的成就，《四库全书》编辑者们称其 凡有关乎政术，存乎劝戒者，莫不汇而辑之.日本学者细井德民特意刊刻该书，不仅注意到魏征 取鉴 哲人 唯主治要 的思想，更指出其另一特点： 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 ①
　　２。兼取 众家之意 的思想
　　魏征 取鉴乎哲人 思想中 非后世诸儒所及 之处，在于他把儒家思想仅仅当作 百家 中的一家，把儒家经典仅仅列为 群书 中的一书。换句话说，魏征在选择历代 哲人 提供的 鉴戒 时，眼光只盯在是否 有关政术、存乎劝戒 上，不管是什么人说的，也不问是哪家学说，传统的 儒术 并没有赋以 独尊 的地位。
　　①　《群书治要》序。
　　②　《全唐文》卷九。
　　①　《刊〈群书治要〉考例》。
　　以《群书治要》而言，它确实尽可能 无遗 地汇辑了有关 政术 、 治体 的历代 哲人 的论著。儒家经典作为 经 虽然列居首位，并选录其有关民本思想、君臣一体思想等方面的著述，但编选者却又以儒家学说并不尽善尽美，也有不适时宜、不重实务等弊病，因而必须 剪裁 ，达到 弃彼春华，采兹秋实 的要求。《群书治要》编于贞观五年，较比《经籍志》早成，是迄今所见最早按经、史、子、集四部编录的图书。除了图书编目方面的成就，还表明 博采 与 善择 是魏征的 取鉴乎哲人 的一个重要原则。
　　经、史、子、集四部的出现，使史籍终于脱离六经而独立。由此，对于儒家、其它各家学说、史部之间的种种关系，以及它们与 致治 的关系，都逐渐形成新的认识。《群书治要》编选过程中显露的这些新思想，在《经籍志》的大、小序文中则有了系统的表述。其中，对于 哲人 学说的比较，最为精彩：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①在这里，说得多么清楚， 圣人之教 的儒学是 有所偏 的，其它学说则又 所施各异.若要从中 取鉴求治，必须 总而不遗，折之中道 ，即于各家取长补短，相互完善，才可以收到 兴化致治 的效果。从上述内容，很容易看到魏征的思想特色：兼通众家，近于 杂者.他对 杂家 有一个定义，正可以作为印证。魏征这样写道：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
　　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
　　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初鉴戒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从 祸福存亡之道 中取鉴，二是兼取 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魏征将其统归于 杂者 ，表明了贞观君臣 取鉴 思想的兼容性、开放性。这正是唐朝前期思想领域时代特点的真实反映。
　　总括起来，唐初汲取历代 哲人 的思想，重视 兼通众意 而不独尊儒术；总结文化典籍，强调 史 的重要而使之独立于经之外，表现出其思想的积极进取、努力向上的趋势。 取鉴于亡国 与 取鉴乎哲人 两相结合，太宗君臣形成一套 致治 之道，开创出 贞观之治 的新局面，详见政治卷。
　　纵观贞观年间鉴戒思想的发展，有这样几点应当注意。
　　其一，不论是从 亡国 取鉴，还是向 哲人 取鉴，旨在寻找适合时宜的统治方略，以期达到 兴化致治 、长治久安的目的。
　　其二，因为是引以为 在身之龟镜 ，所以总结得失、成败大都向前看，关心的是现在与未来，而不是给古人当 裁判.其三，主要从帝王作为的得失中寻找鉴戒，在 朕即国家 的专制社会中不能过于苛求，更何况贞观君臣对亡国之君某些暴政的抨击还带有 闪光 的意味。但是，鉴戒思想无论如何发展，它也只能是 自鉴 或 劝戒 ，而不可能从社会演进中探寻 致治 之道或乱亡之源，这正是鉴戒思想自身的最大局限。直至中唐，杜佑纂集《通典》时，才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第八章详述。
　　①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子部后序。
　　②　《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杂者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