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习俗史之隋唐五代民族习俗

隋唐五代民族习俗
　　（一）民族大一统的新时期
　　隋唐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新时期，隋唐帝国的规模空前扩大。
　　唐高宗时，控制地区西达咸海，北及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玄宗开元之末，东边控制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远东地区。在隋唐王朝控制的范围内，生活着突厥、回纥、契丹、靺鞨和西域各族等许多民族。
　　与隋唐同时，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兴起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西南边疆到唐中期以后则有南诏国的崛起。
　　隋唐时期我国各族人民都对中华文明以至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突厥在公元６世纪兴起于今新疆东北部，至公元８世纪中叶，长达二百年之久，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兴起于８世纪的回纥，东极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势力日益强盛，并长期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在７世纪一跃而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王国。至于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由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号为 海东盛国 ，与各族文化交流极为频繁，是东北各族中文化最先进的民族之一。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同化与融合，正像民族学家所说，创造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 的繁盛文化局面。各族习俗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隋唐时期，我国各民族在习俗上则相互影响和互相融合。在唐朝大一统的社会里， 蕃风 、 汉俗 并行不悖。一方面，少数民族中人沿着汉化的基本方向迅跑；另一方面，传统的大汉族意识受到时代的冲击。唐代汉人习俗的 胡化 ，已经有许多专门论说，这里就不再赘述。至于胡人 汉化 ，则可举例证亦甚多。西北边疆地区不少 胡人 入居中原，许多蕃将入籍长安和死葬京郊，他们的后代也长期在内地长留下去，逐渐演化为地道的中原居民。比如，东突厥被唐朝击败后，其首领以下居长安的近万家，他们都在长安有唐政府赐给的美田宅第，死后就近葬在近郊。有的突厥首领在长安既居后再也不愿离开唐朝，阿史那忠被遣返突厥故地当右贤王时，他竟然 思慕中国，见使者必流涕求入侍.最有说服力的是契苾何力，这个草原铁勒部族的后代，在京师几年后，已经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有一段记载是很有意思的：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帅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 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植梧桐也 ①。契苾何力婉转地提出不同意见，对中国古诗如此熟悉，至于脱口成章，不能不使人惊服他高超的汉文化水平。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 胡人 、 蕃人 汉化的深度。契苾何力对中国古老的礼俗也数若家珍。有一次唐太宗想拒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的请婚，但又不便明言。这对契苾何力向唐太宗献计说： 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即真珠可汗）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名有矣 ①。看来契苾何力对中原古老的传统婚礼仪式之繁缛，是了如指掌的，所以才对唐太宗提出这样使婚期延长的主意。果然，夷男因为唐朝的婉然绝婚，内部矛盾纷起，不一二年，薛延陀便因内讧而亡了。玄宗时著名蕃将哥舒翰出自西突厥突骑施别部，但他的汉学根底却很深， 好读《春秋左氏传》及《汉书》，疏财仗义，士多归之.他的家族，不是 以儒闻 ，就是 茂才高第 ，俱俨然中原汉君子矣②。
　　从上述情况看，在统一的隋唐王朝生活的各族，汉族有许多习俗趋于胡化，少数民族不少人也渐习华风，这是民族融合的一大趋势。当我们分析到这一时期各边地各族的特殊民族习俗时，也不能忽略另一面。在这里，我国民族关系的核心——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 ，便更为明显了。
　　①　　 《隋唐嘉话》卷中。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纪十三》。
　　②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
　　（二）突厥习俗特点及与汉族的融合
　　突厥的尚武习俗　突厥是北朝和隋唐时期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突厥民族的习俗特点是尚武，有些习俗是在中原所罕见的。
　　突厥尚武习俗之一是对狼的崇拜， 以狼为图腾.《新唐书？突厥传（上）》记载着： 牙门树金狼头纛，坐常东向.说明北朝时和隋唐时的突厥都以狼为自己的标志。在古突厥文献和《北史》的记述中，突厥人把狼看成是勇敢和美德的化身。突厥人还崇尚鹰的横空飞掠的精神。古突厥文献有一则描写道： 我，带有黄金双翼的猛禽……我捕捉我合意的东西和我喜爱的东西，因而强有力。①这种对鹰的歌颂，对强者的歌颂，其用意和目的与对狼崇拜是一致的，正是游牧民族尚武习俗的特点。
　　突厥人的尚武习尚还表现在他们勇武好战，以杀敌为荣的民风。《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为逝者安葬的仪式： 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常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这里明白指出 剺面 是为了表现死者勇敢牺牲的气概，墓前立石也是为了表现他的战功。这些突厥民族的特殊丧葬习俗，都是突厥尚武风习的表现。
　　突厥习俗的原始性　突厥风俗的第二特点是它的原始性。由于突厥是一个在公元６世纪中叶才刚刚兴起的民族，也差不多在这一时期有了国家，所以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中还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社会习俗的残余。比如，突厥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精灵和祖窟的崇拜。《隋书？突厥传》载，他们每年的五月八日，都要 相聚祭神 ，以及每岁派重臣向 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突厥还有崇拜乌玛伊女神的习俗，据唐人段成式《西阳杂俎》记载，突厥人相信他们作战和狩猎都要受到海女神乌玛伊的保佑，著名的突厥阙特勤碑亦说： 托象ｏｕｍａｙ女神一样的我母可敦之福，我弟受成丁之名.乌玛伊女神作为生育之神，一直位居众神之上。这说明突厥社会的母权制时代的残余。人们所熟悉的突厥 烝母报嫂 婚俗现象，也即前面婚俗叙述中提到的所谓 收继婚 ，实质也是突厥社会中所残存的一种母系氏族残余现象。收继婚，用《隋书》上简单一句话说，即 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是原始群婚的遗风，二是氏族外婚制的反映，其目的为了保持本氏族的人口和力量，实质也是保持了女性在部落中的权力，仍是母系权力社会的一种残余。
　　突厥人风俗的原始性，还表现在他们敬天拜日的习俗。阴山岩画中的巨大的同心圆图案，为古代突厥人崇拜太阳光辉的写照。 一个亭亭玉立的人形，两腿开叉，双臂上举，两手在头上合十，……头顶之上有一圆圆的图形，以示高悬天际的太阳。很明显，这幅岩画，深刻表露了阴山先民对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崇拜心情 ①。崇拜太阳的习俗，说明了原始先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
　　而阴山岩画的本身，正说明突厥社会的原始状态。
　　突厥上层的汉化　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过将近一个多世纪的变化及和汉族的接触，突厥中的一些部众尤其是突厥上层人物，迅速受到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服饰和心理方面有了很大变化。
　　我们从隋炀帝时突厥启民可汗的上书请求改变服饰，可以看出这一过程。启民是突厥率先归附隋朝的一部，隋文帝末年， 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他对隋朝感恩戴德，竟向隋炀帝表示： 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这一请求虽未获准，但说明了此时突厥上层心理的变化。
　　①　　 马洛夫：《古突厥文献》，《占卜书》第三则，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第 753页。
　　①　　 盖山林：《从阴山岩画看内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明》，载《中亚学刊》第 1期。
　　到唐朝时候，突厥居唐者不仅生活习俗有许多汉化，他们的家庭还掺进了许多汉族的血统，通过联姻，不少原突厥贵族的子弟成为汉突的混血儿，最后一次本质性的变化是连姓和名全都汉化，从心理状态到表象全都失去原来突厥风貌了。比如，突厥的传统王族阿思那氏，在唐太宗时 诏姓独著史 ，以后史姓便代替了阿史那氏，他们家又几次与李姓皇族婚姻，经过几代，这一家族便基本汉化了。降唐的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的儿子，原名叠罗支，后来完全改为汉名史孝昌。另一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儿子改名为史元庆，孙子名史献，原西突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斛瑟罗，到儿子一代就名为史怀道，孙子名史听，曾孙史忠孝，完全改姓更名，俨然汉家子弟了①。他们死后也按照汉族葬制，葬在两京郊区。近年来在西安西郊枣园村发现了颉利可汗曾孙的墓地，在长安县龙首渠还有后突厥可汗默啜之女等的坟地，估计那里已是突厥贵族在长安的一个集中坟区。生前过着汉家贵族的生活，死后永眠唐都地下，他们的子孙逐渐同化和融合到汉族中去，在习俗方面自然也有很大转变②。
　　突厥上层的汉化，也影响到整个突厥人各方面的习俗，流行在突厥社会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明显是受传统汉族十二生肖习俗的影响。根据《突厥语大辞典》维吾尔本关于突厥人十二生肖的记载说： 突厥人取十二动物之名来给年代以称呼，举凡孩童的年龄、战争的历史之类，均以此轮流计算.突厥人的十二生肖记年法，共有鼠、牛、虎、兔、鳄鱼、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个动物，其中只有一个鳄鱼和汉族十二生肖的龙不同，前后安排次序也完全一样。根据如此的吻合，估计此一纪年法当是从中原引入的，鳄鱼和龙的不同，正说明龙为鳄鱼的演变，也正说明了中原风俗向突厥地区的 扩散.突厥习俗的汉化事例还有很多，比如他们的首领一改先前部落制的官号，代以汉族官制。《阙特勤碑》说： 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的诸官采用了唐朝的称号 ，这说明汉化的突厥上层把原先部落系统完全打乱了。这是一次巨大的自上层到普通部众从制度到习俗全面的改革。
　　中原习俗的 胡化 影响　融合与同化在各民族间从来是对等的，同化和融合从来都是相互交流学习的结果，在突厥人汉化的同时，也有大量的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流传到汉族地区的各阶层居民中来。开始时好像突厥风尚在唐朝上层社会比较风行，有些方面，用现在的话说，竟然形成了一股 潮.这在贞观年间太子承乾特好突厥住俗、丧葬风俗和服饰习俗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此点。《旧唐书？大宗诸子传》记道： （承乾）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翦綵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 …… 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　　 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忽复起曰：' 使我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设，顾不快邪！' 左右私相语，以为妖。又襞氈为铠，列丹帜，勒部阵，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击刺为乐.这段记载十分生动而具体地叙述了大唐王朝法定继承人的 胡化 作为。这位大唐太子全面接受了突厥习俗，从语言、服饰，到饮食习俗、丧葬习俗，以及尚武风气，全都效突厥做法，可以说是一个从心理到外观全部突厥化的贵族公子。由于他是皇帝的太子，在统治阶级层和全国都有重要影响，上行下效，也可以看出唐朝社会胡风盛行的情况。
　　到中唐以后，上述剺面的突厥特殊习俗，还时有流行，主要表现在军界。
　　代宗时，安禄山旧将田承嗣想兼领相、卫、磁、洺四镇节帅，曾指使部下搞过一次 割耳剺面 的大请愿。这就又把原来的丧俗转变为请愿、发誓的表示。在突厥风俗原意中，也不仅是丧葬仪式，有时也表示送行惜别和其他寓意。例如中宗时大将郭元振将离任安西大都护时，西域居住的突厥人 有剺面哭送者.有时剺面更作为抗议的表示，武则天时酷吏陷害蕃臣阿史那斛瑟罗，他的部下 诸酋长数十人 即 割耳剺面讼冤.至于认为突厥丧俗剺面或即汉族自周汉以来孝子 泣血 哭丧之礼的演变，虽为一家之言，但仍足见汉族和突厥之习俗互相转化的事实。
　　①　　 以上参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上《突厥传上》，卷二百一十五下《突厥传下》和《贞观政要》卷五《孝友十五》。
　　②　　 参阅《唐文拾遗》卷六十五《金城县君墓志铭》和卷六十六《昆伽公主墓志》和贺梓诚《唐长安城历史与唐人生活习俗》。
　　（三）回纥习俗及其汉化
　　牙帐和毡车　回纥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民族，《隋书》记载的 居无恒所，随水草迁移 的铁勒就是回纥之先祖。一直到北宋初年写的《旧五代史》，犹以 族帐 来称呼他们的部落，可见他们还在草原上迁徙不定，随草安帐而居。唯其如此，隋唐时期的回纥民族，就较多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比如，他们常常流动，住有帐篷，行有毡车，这是草原民族的特色。《新唐书？回鹘传上》说： 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 这种高轮车，又称 氊车 或 毡车 ，是用毛毡制成车篷的高车，可以避挡草原上的风雪。上自回纥的可汗王后，下至部落一般成员，在草原上行进时，妇女幼童大都乘坐这样的氊车。史籍记载了唐武宗会昌年间一次唐军与回纥骑兵的战斗，唐将石雄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城楼上，观察回纥军情时， 见氊车数十，从者皆衣碧，类华人服饰.据石雄分析，这是为嫁给回纥乌介可汗的唐朝太和公主，结果一问果然 为公主帐.这就证明无论战时或平时，氊车为回纥在草原上行途的主要交通工具。
　　回纥民族住有帐篷，则史上记载更多。他们可汗的居所和指挥部称为 牙帐.《旧唐书？回纥传》记载肃宗乾元元年（７５８年）一次唐朝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婚使李暠谒见回纥毗伽阙可汗时的情况： 及瑀至其牙帐，毗伽阙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上，仪卫甚盛，引瑀立于帐外……。 很明显，所谓牙帐 ，实即回纥可汗不固定的朝廷，也就是大帐篷里的可汗行宫。这个 牙 ，在史籍中多次见到。如回纥首领菩萨最初兴起，有 树牙独　　乐水上.唐肃宗至德年间，李承寀为使去和回纥联络共同对付安禄山时，史料亦记载： 及至其牙，可汗以女嫁于承寀.另外，还写到嫁到回纥去的太和公主亦 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 等等。此外，有关回纥的史籍中，还记着 牙官 、 牙中大将 等等，说明 牙帐 不同于一般的帐篷，相当于一个政府和颇具规模的衙门。史料中有时还用帐为单位计算回纥部众的多少，如唐文宗太和年间，回纥乌介可汗杀死其相赤心， 全占赤心下七千帐 等等，这里显然表明回纥的部众是以帐篷群为编制来组织的。
　　上述氊车的风俗和牙帐的制度，都表现了回纥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
　　回纥的尚武习俗　和突厥一样，回纥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具有着许多和突厥相似的崇尚勇敢和强大的特殊风习。比如，回纥也是一个以狼为标志的民族。《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唐肃宗派郭子仪和回纥合作共讨同罗部时，回纥可汗 与子仪会呼延谷，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纛而后见.史籍还记载回纥人骁勇好斗， 其人骁强 、 善骑射 ，他们有 众十万，胜兵半之 ，有一半人口是兵，几乎所有男子皆兵了。回纥还和突厥崇尚雄鹰一样，崇尚鹘，所以从唐宪宗元和年间起，向唐朝皇帝上书表示，以后不称回纥而改称 回鹘 了，义取回旋搏击，如鹘之迅捷也.自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回纥人还以 天之骄子 自诩。到五代时，族内仍以鹰鹘相尚，后唐明宗时，曾遣使者三十余人，向中原进献白鹘一对，表示敬意。以上都可以看出回纥所保有的草原民族的尚武之风。
　　婚丧习俗的原始残余　和突厥民族一样，回纥人也保存着许多原始氏族社会的残余，比如女权制的残余。回纥民族的首兴者菩萨，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乌罗浑，史称 性严明，能决平部事，回纥由是寖盛. 能平决部事 ，是说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能很公平地解决部落的诸事，这很像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一位老年女酋长的权威。后来，回纥的几位可敦（王后）如少可敦叶公主、唐朝下嫁的太和公主，在政治上也颇有权势，直接参与或决定朝廷大事。太和公主还和回纥可汗平权， 亦自建牙，以二相出入帐中 ①。这些都可以看出在回纥王庭女性的权力。
　　突厥民族的收继婚和丧俗中的剺面风俗，在回纥社会中亦同样存在。肃宗乾元时，宁国公主下嫁回纥毗伽可汗，可汗不幸早死，回纥诸臣请公主殉葬，为公主拒绝。《新唐书》记载这一事实说： 俄而可汗死，国人欲以公主殉，主曰：' 中国人婿死，朝夕临，丧期三年，此终礼也。回纥万里结婚，本慕中国，吾不可以殉'.乃止，然剺面哭，亦从其俗云.这里明显叙述在公元８世纪下半叶唐肃宗时回纥尚风行剺面的风俗。关于收继婚俗，史籍上也屡有反映。唐太宗时，回纥首领 吐迷度兄子乌纥烝吐迷度之妻 ，因而合伙杀死吐迷度，是 烝其诸母及嫂 的一种现象。唐宗室荣王李暠女 少宁国公主 前后 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 ，就是一例。英武可汗即磨延啜，英义可汗为移地健，是磨延啜之次子，继承父亲的汗位，因收继婚，继以少宁国公主为可敦。这是所谓 烝母 的典型现象。
　　回纥风俗的原始性，还表现在 从妻居 的习俗上。《隋书》卷八十四载： 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 这一习俗，是原始婚俗的残余，以往的婚俗仍长期保存。
　　回纥贵族婚礼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了一次回纥可汗的有趣婚礼，使我们在事过将近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仍能了解当时的回纥婚礼的许多饶有趣味的细节。这次婚礼举行在唐穆宗长庆二年（８２２年），穆宗皇帝将十妹太和公主嫁给回纥毗伽可汗为可敦。结婚时，唐王朝和回纥方面都很重视，婚礼十分隆重。唐方派出金吾大将军胡证、光禄卿李宪为送公主入回纥的正、副使，卫尉卿李锐为婚礼使，从长安一直护送到回纥牙帐，回纥方面也派出大臣伊难珠、思结等多人，并以上千匹的驼马礼物来迎。到了回纥以后， 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婚礼仪式是这样进行的： 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氊幄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妪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入氊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初礼。虏先设大舆曲扆，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纥九姓相与负其舆，随日右转于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自此臣下朝谒，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证（胡证）等将归，可敦宴之帐中，留连号啼者竟日，可汗因赠汉使以厚贶。 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这是一次回纥贵族阶层的典型婚礼，从婚礼前后项目看，首先要使中原来的唐女转为回纥女子，所以第一道换服仪式，是使太和公主先将汉服换为回纥装；第二次换装是一次身份的换装，从普通回纥女装换成可敦 茜色 的通裾大襦专用礼服。茜是鲜红色，看来是够鲜艳的。通裾大襦是回纥女装的特色；最后由回纥九姓的首领轮流在庭中肩抬新可敦的舆床，来回转圈九次，这大概是企图说明新可敦得到了回纥各部落的认可。这一婚礼习俗具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几次出入的氊幄，后来也为中原汉族婚姻所效仿，称为 转毡 、青庐 等等，前面叙述唐时婚俗时已经提到。回纥九姓的负舆风俗，则说明回纥社会中部落民主制尚有一定权威，可汗新娶可敦，也要从形式上征得各首领的首肯。有学者认为，这一婚俗，是为突厥可汗初立时由近侍重臣用毡为轿将可汗抬起随日右转九回习俗的脱胎。不管是那一种因素，都表明了婚俗的这一内容是原始氏族社会古老风俗的残留。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传》。
　　唐俗和回纥习俗的相互融合　回纥从８世纪中叶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有不少人留在了唐朝都城长安，他们在那里经商从政，势力很大。《新唐书？回鹘传》说：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 回纥之留京师者，曹辈掠女子于市，引骑犯含光门，皇城皆阖 ，成为唐朝京师治安的一个严重问题。
　　但是，大量的回纥人入迁中原，毕竟对唐朝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所接触的唐朝先进文化习俗，也必然会反过来冲击回纥的原有社会制度和风习。双方习俗之间的影响和同化、融合，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
　　回纥人的服饰在唐朝广大人民中产生深刻影响，有一段时期，回纥衣装成为社会的流行服。五代女诗人花蕊夫人有一首宫词曰： 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 花蕊夫人是五代时后蜀孟昶的宫妃，生活在１０世纪三十年代，说明在晚唐五代时期，回鹘的服装样式一直流行到了四川地区。另外，中唐诗人元稹的诗中有几句：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元稹为８世纪末至９世纪中期时人，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后，回纥人纷纷入居中原内地，他所见到的 毛毳腥羶满咸洛 ，应该也是回纥人，所谓的 胡妆 、 胡音 、 胡乐 也当是回纥服装和回纥音乐。这首诗和花蕊夫人的宫词互相印证，可以看到将近一个多世纪回鹘服饰在汉族地区的流行。
　　唐朝时汉族习俗受回纥影响的同时，回纥社会习俗产生更大的变化。他们受到先进唐风唐俗的影响更深更广，受唐俗同化的内容更多。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在长安吃着唐人的伙食供给，建造唐式房宅和在唐朝京师开店做买卖，交结的接触的大部分是唐人，久而久之，他们也将在日夜熏陶中融入其类。更重要的，是入居中原的一些回纥普通人民，在农业上和手工业方面，渐渐学会了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使他们从马上民族转变成出色的农业能手和手工巧匠。
　　至于回纥本部，随着与唐朝关系的日益紧密，在居住衣食条件和风俗习惯上也有很大变化。在中唐以后，回纥便由草原游牧生活进步到半定居的社会。葛勒可汗在色楞格河上建造了 富贵城 ，登里可汗又在鄂尔浑河建筑了城市和宫室，所谓 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 ，就是指此。晚唐李德裕在文章里总结了回纥自助唐平安史之乱后的变化说： 厥后饰宗女以配之，立宫室以居之。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碁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其翎侯贵种，则被我文缋，带我金犀，悦和音。 ①这一段，描写了回纥上层无论居入长安者，或留住草原者，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被唐朝生活方式所影响，社会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
　　至于细小的方面，尚可举出两例。一为《新唐书？陆羽传》所记： 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封氏闻见记》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说明茶叶已是回纥民族的日常饮料。另一例为回纥纪年亦采用相似于汉族十二属的十二支属纪年法，与突厥近似，亦有羊年、鸡年、猪年、虎年等，可参照回纥毗伽可汗碑文。②
　　①　　 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
　　②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见《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下册。
　　（四）吐蕃习俗及唐蕃相互影响
　　从《时世妆》看吐蕃服饰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叫《时世妆》的诗，典型地描绘了唐朝社会所流行的吐蕃妇女的梳妆打扮，诗里这样描写道：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成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白居易认为这不是汉人传统的打扮装束，但确是唐朝中叶在京师和各地风行一时，由城里传到四方，成为一种发型和化妆新潮。对这种时髦现象，《新唐书？五行志》亦有记载： 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唐末，京师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 唐初，吐蕃统一后，以颜色涂面的习俗仍然保留，所以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去， 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①至于唐时吐蕃的衣饰服装习俗，《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衣率氈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縈之.衣氈辫发的风俗，甚至一直保存在今天。至今，女式藏袍大多以氆氇、毛料、呢子作料，藏袍以氆氇为主要原料。氆氇就是一种以羊毛织成的毡料。而辫发之风，至今在西藏地区还常见到。《隋书》还记载那时藏区 以皮为帽，其形如钵，或带羃■.唐代诗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有云： 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 这里的 蕃帽 ，也是当时吐蕃妇女常戴之物。在敦煌莫高窟１５９窟壁画里，就有一位戴着这样蕃帽的吐蕃女子。从上可见，羃■和蕃帽，也是唐时吐蕃女子日常的妆束。后来，这些穿戴都在汉族地区风行一时，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到。吐蕃妇女还风行一种饰金花的风俗，《册府元龟》记载唐初的白兰国： 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 ②这个白兰，即后来吐蕃之一部。这种饰以金花的首饰，后来可能演变为金花帽，至今藏族妇女还常喜欢在细皮帽上绣上金丝、银丝，号称 金花帽.吐蕃的 拂庐 等风俗　吐蕃的居住习俗，《册府元龟》和新、旧《唐书》都有明确的记载，说吐蕃君长和贵族们，虽 有城郭庐舍不肯处 ，喜好 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册府元龟》解释这种拂庐为 连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坐数百人 ，实即把许多小帐篷联结起来的大帐篷，作为政府办公处所。所以又载君长 坐大毡帐 ， 部下处小拂庐.大拂庐周围 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吐蕃人也建有房屋，但 屋皆平上，高至数丈 ，是平顶式的屋子。这一建筑方式，在藏族地区早就如此。考古材料说，三千年前昌都卡若遗址有半地穴和地上的平底房屋。时至今日，藏族地区房屋犹有古风，一般 多为土石结构，平顶狭窗 ，许多西藏寺庙，也尚有平顶结构，唐朝初期，吐蕃的日常用品和食物都很简单： 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氈为槃，凝■为盌，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以饮.唐高宗时，吐蕃使者仲琮对高宗说： 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冬裘，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之一 ①。这话是实事求是的。吐蕃的发展，需要经过一段和周围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他们的真正强盛，是在和中原唐王朝频繁接触以后。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一《外臣部？土风三》。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吐蕃传上》。
　　吐蕃的葬俗和杀牲盟誓吐蕃的葬俗，新、旧《唐书》皆有记述，而以《旧唐书》记载较为详细。其记曰： 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
　　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 从这段记载看，最早，吐蕃时代，至少在统治阶级那里，藏族是实行墓葬的，而且这种墓葬仪式比较隆重，不仅要起一个大坟，而且还要把死者生前的衣服珍玩一起随葬，甚至还有人殉葬。我们从在吐蕃故都穷结现存的九座吐蕃时代的赞普王陵，可以明显看出古代的这种墓葬制。吐蕃名王松赞干布的陵墓里随葬了许多珍贵宝玩，有他出征时穿过的金盔甲，有达数十斤的珍珠，还有珊瑚神像、纯金骑士和战马等。他的玄孙赤德祖赞（也即金城公主的丈夫）的墓前还立有一块古碑，碑上刻着赤德祖赞一生的重要事迹，墓碑有冓和雕刻着蛟龙花纹，很明显和唐朝的贵族墓葬近似了。
　　所以，从上述文献和考古材料看来，吐蕃时期的赞普，既不实行天葬，也不实行火葬，而是和汉族传统一样的墓葬。至如后来葬制和葬礼的改变，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无论天葬、水葬、火葬习俗的兴起与盛行，都和佛教的渲染有关。之所以实行天葬，是因为佛教宣传 尸体作为供品，敬献诸神，祈祷赎去在生前的罪孽 ；天葬场周围来啄食人尸体的鹫鹰，就是上天派来的 神鸟.水葬则也是佛教的渲染，葬者多为穷途潦倒， 死后不能上高山喂鹰，扔到水中喂鱼，也是起到供施献佛的作用.吐蕃时期前后，藏族还有另外几种葬俗，这里也应略加介绍。一是吐蕃所属的东女国地区（今四川雅安西），有一种特殊葬俗为： 贵人死者，或剥皮而藏之，纳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 ①。另一种是苯教的葬制。据一位挪威学者研究，苯教的葬制十分繁琐，一位赞普死了，所随葬的需要一百匹马，或一百匹牦牛，一百只山羊和一百只绵羊，最后经过多次持续不断的诵经后火化②。
　　吐蕃杀牲盟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吐蕃传上》，记曰： 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瘞，起大屋冡颠，树众木为祠所。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 这种杀牲盟誓的仪式和习俗，具有很大的原始牲，但也是团结各部 共命 的一种约束手段，同时也说明吐蕃早期君臣等级尚不太严，所以才有 君臣自为友 的说法。不过这种盟誓确是够刺激和吓人的。到唐朝后期，吐蕃的盟誓就较此文明多了。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８２２年）唐朝大臣刘元鼎和吐蕃国师代表双方誓盟，其过程为 使者与虏大臣十余对位，酋长百余坐坛下，上设巨榻，钵制逋（国师）升，告盟，一人自旁译授于下。
　　已歃血，钵掣逋不歃。盟毕，以浮屠重为誓，引郁金水以饮，与使者交庆，乃降.
　　①　　 《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外臣部？土风二》。
　　②　　 （挪威）帕？克瓦尔耐：《西藏苯教徒的丧葬仪式》，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五辑。
　　吐蕃的尚武之风和突厥、回纥一样，吐蕃民族也有颇盛的尚武之风，他们的 重壮贱老 ，重战死，贱败退之风俗，皆可看出这是一个勇敢强悍的民族。《旧唐书？吐蕃传》专门描写了吐蕃人的尚武好战的特点： 弓剑不离身。重壮轻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 这真是对那些临阵惧死者最大的惩罚，在其他民族里是少有的。《新唐书？吐蕃传》还另记载了一段吐蕃表彰战死者的做法。当穆宗长庆二年唐朝盟会使刘元鼎一行途经往年唐蕃战场时，见到沿途全是吐蕃战死者的坟墓，气势庄严，非常受到吐蕃政府的优宠： 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夹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赪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施勇，徇死者瘞其旁。 都可看出吐蕃尚武之风。
　　崇拜龙、羊和猴的习俗吐蕃也和汉族一样，有崇拜龙的习俗，藏族的古老传说中认为西藏四大名湖中有四大龙王，本来经常兴风作浪，后来在赤松德赞时经佛法点化成为四大护法神，它们在海底守护着珊瑚、珍珠等等宝贝。
　　这个神话和汉族对龙王的传说颇有相近，也许是古代两大民族无形中的相互影响。吐蕃人也把羊作为图腾和吉祥物，认为羊为年神，所以有对年神的祭祀。对龙和对羊的崇拜与祭祀，都是古代民族对大自然力量的一种畏惧和敬仰。藏族的崇拜猕猴，也和图腾崇拜有关，他们族源神话中有《猕猴与岩罗刹女繁衍人类》的故事，讲的就是远古时期猕猴和岩罗刹女结合生下小猴成为藏族的神话。这是一种族源图腾的神话，和世界上各个民族一样，当人类还不了解某些自然现象时，都会产生如此的族源故事，如我国南方一些民族有槃瓠狗图腾的故事和东北一些民族的鸟图腾神话，都是同类现象。
　　吐蕃还有一些习俗是和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史书记载他们 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 ，就是一种和生产直接挂勾的纪年。
　　唐蕃习俗的互相同化融合随着汉藏两大民族经济文化的日益频繁，唐朝文化习俗不断传到吐蕃地区，吐蕃的民风习俗也传到中原，双方在习俗方面逐渐互相同化。这里，吐蕃的一些上层杰出人物，起了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比如，松赞干布在娶文成公主以后，就使吐蕃服饰等习俗有一重大变化。松赞干布 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 ，和文成公主归国后，他对部下说： 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 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①随后，布达拉宫开始在拉萨建造，它的主要宫殿都覆以汉式金顶，有金阁与金亭，飞檐饰兽，都和中原宫殿相似。松赞干布自己还改着唐装： 自亦释氈裘，袭纹绮，渐慕华风。 他还派了不少子弟到唐朝学习儒家经典，并从内地请不少文人到吐蕃去为他撰文写字。加之文成、金城公主从中原带去不少技术工匠，唐文化在吐蕃地区传播开来。到９世纪初的唐穆宗时，有一次唐蕃会盟，吐蕃赞普接待唐使时，赞普本人已经很有排场，同时待之以规范的 华礼 ： 中有高台，环以宝櫍，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 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録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 ①。可以明显看出，在吐蕃地区，唐朝文化已经很为盛行。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上《吐蕃传上》。
　　①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吐蕃传》。
　　唐朝的一些建筑技术，在吐蕃时期大量传到西藏，并成为藏族自己的居住建筑习俗，如大昭寺和文成公主主持建成的小昭寺，都是用多层出昂斗拱、转角斗拱和栏杆式样建成的，这都是汉式建筑的影响。吐蕃时期的藏王王陵墓前的石狮，无论是外形的刻凿，还是花纹的雕琢，还是摆设的位置，藏王墓都有些模仿唐陵。这也是双方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吐蕃时期，西藏地区的服饰也受到唐朝很大影响，相传文成公主不仅带去两万件 珍贵饰物衣服 ，而且还把内地先进的纺织技术传入吐蕃，使吐蕃人在穿着方面从此有了变化。藏族的饮茶习惯和使用甲子纪年法，也是吐蕃时期从唐朝传入的。
　　《唐国史补》有一段记载说：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 此为何物？' 鲁公曰：' 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 我此亦有。' 遂命出之，以手指曰：' 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祁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了几十年，饮茶习俗已在吐蕃流行开来。至于吐蕃人采用汉族的六十甲子纪年法，据匈牙利学者乌瑞考证，首次标注时间的最早记载为公元８２１至８２２年，明载在唐蕃会盟碑上，上面记有虎年、兔年、牛年等。而更早的十二生肖纪年则可能在唐高宗时（公元６５０年左右）①。这一例证也说明了吐蕃和唐朝之间风俗习惯的互相渗透。
　　此外，还有在丧俗 七七斋 和阴阳宅风水习俗方面，吐蕃也受到唐俗的影响。藏文著名文史古籍《巴协》记载，七七佛事超度的丧事习俗，是由金城公主于公元７１０年嫁到吐蕃后提倡施行的。而阴阳风水说，则自文成公主入藏时就已传人吐蕃，在藏地称为 汉地五行算 ，文成公主本人和金城公主，都精于此术，文成公主曾亲自勘定了大、小昭寺的寺址。
　　另一方面，唐朝社会也受到了吐蕃习俗的影响。前面我们提到了唐朝元和年后，在时装方面有吐蕃妆饰的流行，许多长安妇女，都乌膏涂唇，椎髻抱面，完全一副吐蕃妇女状态，失去了原来的 华风.此外，唐朝宫廷妇女还喜好在脸上化装着日月形膏痣，耳上戴着耳坠，这也是吐蕃妇女原有的风俗。还有，长袖服装在吐蕃穿着中由来已久，我们对照敦煌壁画中的《吐蕃赞普礼佛图》和第１５６窟的敦煌《营伎图》，则又可看出二者服装十分相似，可能这也是在服饰方面的互相影响所至。现在甘肃、青海一带汉族居住的平顶房屋，也系由藏族的碉房寨子脱胎而来的。
　　①　　 （匈）乌瑞：《藏人使用汉族六十甲子纪年法的早期例证》，见《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82-109 页。
　　（五）东北各族习俗
　　随水草畜牧 的奚、契丹、室韦　我国隋唐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生活着奚、契丹、室韦和靺鞨各族。这些民族，除后来靺鞨一部成立号为 海东盛国 的渤海外，大都还处在原始状态。《隋书》和新、旧《唐书》都记载他们 随水草畜牧 ，无恒居处。比如《旧唐书》载奚人 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唐时的契丹，也是 逐猎往来，居无常处.室韦则是 小或千户，大数千户，滨散川谷，逐水草而处 ，或者是 时聚弋猎，事毕而散 ，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的生活习俗各有特色，奚人 居有氊帐，兼用车为营 ；室韦则有牛车，有皮舟，甚至有皮蒙屋： 率乘牛车，蘧蒢为室，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 ， 所居或皮蒙室，或屈土以蘧蒢覆，徙则载而行.奚、契丹、室韦的婚丧习俗也很特殊而原始。史载契丹人有一种奇特的树葬： 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室韦人丧俗则为： 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 奚人死后， 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 ，三族都比较相近。这样简陋的丧俗，和当时这些东北民族尚处在经济极其落后的状态有关。奚、契丹、室韦的婚俗也相当原始。《新唐书》记室韦： 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 此条记载在《隋书》则记为： 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恃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恃为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以上各族饮食习俗极为简陋，奚族 断木为臼，瓦鼎为飦，杂寒水而食 ，室韦 有巨豕食之，韦其皮为服若席.总之，隋唐时期，我国东北各族大部分生活习俗是很原始的。
　　嚼米为酒 的黑水靺鞨　隋唐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最东边陲地区的是靺鞨族，其北部曰黑水靺鞨. 黑水靺鞨的饮食服饰习俗尤为落后，《隋书》记载其族 嚼米为酒 ， 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 俗编发，缀野豕牙，插雉尾为冠饰.《旧唐书》则记： 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 靺鞨人住在地穴或半地穴中， 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冡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靺鞨　人的婚俗和葬俗较为奇特。《隋书》记载， 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 这一习俗，说明了靺鞨已严格确立了夫权。他们的葬俗与上述诸族的树葬不同，已经用土埋，但仍是简单的。《旧唐书》记为： 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椁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靺鞨人还有 贵壮贱老 的风俗，这一点与契丹近似，契丹也为： 子孙死，父母且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 这种风俗说明他们尚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较低的状态，无力来敬老养老。
　　海东盛国 习俗及其唐化靺鞨南部的一支粟末靺鞨在唐代中叶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渤海国，因为其文化发展快并不断受到唐风的影响，当时被称为 海东盛国 ，成为唐朝文化向朝鲜和日本地区传播的桥梁。
　　渤海的习俗本来与黑水靺鞨相近，同为靺鞨的一支。但自从社会经济发展以后，文化习俗迅速向中原同化。《新唐书》载他们的服饰有了很大变化： 大抵宪象中国制度如此。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 以等级的高下来定服饰的颜色和所持朝笏的质地，这说明渤海社会习俗已比前 衣猪狗皮 时有本质的不同。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吉林发现的渤海贞惠公主墓，墓中的壁画人像穿戴和服饰样式，和中原发现的唐朝永泰公主墓等极为相似，说明公元８世纪中期渤海社会的风俗习惯确有较大的改变①。渤海的饮食习俗也比前大大改进了，由靺鞨时期单一的吃猪肉穿猪皮改变为食鱼肉，烹有蒸、炒，果有梨、李的多样化饮食了。《新唐书》载渤海的特产包括穿戴的布、绵、绸，食用的豉、豕、稻、鲫，等等。
　　渤海时代的婚俗、葬俗也都随社会的发展，有了不少新鲜的内容。宋人《松漠纪闻》记载，渤海的贵族妇女都 悍妒 ，常常互相结为姐妹，监督其夫不容有侧室，夫若有所犯，则姐妹群起而攻之。这一妒风，恐怕仅渤海所独有。这应该是渤海人一夫一妻制发展的结果，而不应是原始社会婚俗的残余。渤海贵族的葬俗也随社会发展而唐化。考古工作者根据渤海一座贵族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大量黄金制品，认为其工艺、花纹、风格与中原唐墓极为相似，生动他说明了渤海国文化已成为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从渤海遗址出土的若干佛像，也证明了唐朝佛教文化也已在渤海盛行，自然也会影响到整个渤海的社会习俗和风貌。
　　①　　 参阅《隋唐考古》第 469-470页。
　　（六）其他各族习俗
　　唐代云南地区各族唐朝我国云南地区，有白族和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国。南诏国是文化很昌盛的一个国家，其服饰和其他风俗 略与汉同.我们从南诏留下的文物《南诏图卷》和现存云南大理的《南诏德化碑》来看，他们的文化是相当高的。《南诏德化碑》的行文 辞令工巧，文字高雅 ，在唐大家中也不多见，其书法 苍劲秀整 ，也是唐代书法中少有的珍品。
　　绘于晚唐时期的《南诏画卷》和晚于此画的《张胜温画卷》，绘画艺术水平也很高，考古学家们认为简直是妙笔生花，可以和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相比美。
　　更可贵的是，这些绘画中保留了一千多年以前南诏地区许多服饰和生活习俗材料。《张胜温画卷》画了大理国五礼佛图像。国王身穿阔袖褶叠的礼服，头上戴着一顶红绫高冠。据考证，这就是史书《蛮书》里叙述到的 头囊 ，这是南诏的特殊服饰， 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 ①。这种头囊装束，至今仍在云南彝族中盛行，当地称为 天菩萨 ，不准随便触摸。《南诏图卷》绘画了南诏开国之祖细奴逻的画像，他头结高髻，赤足，身着圆领宽袖长袍，这种服饰习俗，和今天彝族男子赤足披毡是相同的。
　　史书上还记载了南诏一些习俗和今天白族同源的情况，比如《太平御览》等书记载当时昆明妇女 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 ，是说妇女辫发，由后绕额顶，一盘而成，这种发式，至今在云南白族妇女中尚流行。
　　唐时南诏统治的地区，有许多奇特的风俗。《蛮书》记载，在云南保山、临沧、思茅和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当时人们都 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皆衣青布裤，藤蔑缠腰，红缯布缠髻 ， 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所谓 金齿 、 漆齿 ，就是用金套牙齿，用漆漆牙齿。今天云南崩龙族、佤族仍有 藤蔑缠腰 和用布包头的习惯②。《新唐书？南蛮传》还记载了洱海地区 洱河蛮 的有趣风俗：有罪者，树一长木，击鼓集众其下。强盗，杀之；富者贳死，烧屋，夺其田。盗者，倍九而偿赃。奸淫，则强族输金银清和，而弃其妻；处女，釐妇不坐.这种法律，虽带有原始性，但明显表示了当时洱海地区私有制和男权制已相当发展。
　　我们从南诏的国俗中，还可以看到当时云南各族和中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事实。《太平御览》引《唐书》载，当时松外蛮地区 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国同 ，还种有葱韭蒜菁、桃梅李暠，女工有纺织，织有絁、绢、丝、布之属，生产相当繁荣，看出这一地区所受中原汉族的影响。南诏的佛教建筑，也向中原匠人学习了先进操作技术，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现存塔碑记明确记载是大唐派工匠恭韬、微义所造。从这建筑风格亦可看出唐时云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在文化和习俗方面的互相渗透和影响。
　　《岭表录异》中唐代两广风俗《岭表录异》是晚唐人刘恂所写的一本游记，刘恂于唐昭宗时任广州司马，把他在任职期间了解到的两广地区物产、风俗人情，写成此书。其中保留了唐朝时候两广地区和海外的一些民风习俗，今天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①　　 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第八。
　　②　　 《茫蛮及金齿族属试论》，《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第 120-132页。
　　《岭表录异》中记载了唐时两广地区各民族爱好音乐歌舞的良好民风。
　　当时在我国南方各地盛行铜鼓艺术，各民族首领有收藏铜鼓的习惯，死后还把铜鼓作随葬品葬入墓中。该书卷上记道：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铸炉之妙，实为奇巧。 还提到： 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书中还提到两广少数民族喜好的吹奏乐器芦笙， 多取无柄老瓠，割而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韵清响，雅合律吕.《岭表录异》介绍了唐时两广及越南北部的人们饮食风尚，说广西容州一带土风， 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 ，连肥猪肉都比不上，所以军中将领，每设宴席，必首先呈上此菜。一吃就是全牛，不饱不散。交趾人还爱吃一种 不乃 羹，用羊、鹿、鸡、猪各种肉煮浓汤，调以姜葱五味，然后以带嘴银杓进餐。交趾人常常用这种筵宴来打点那些官场人物， 无不谐者.还记载说： 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栽者，日有二三十辈。 喝酒时还有陪酒女郎： 生酒行郎，两面罗列皆是女人.《岭表录异》还提到廉州人饲养蚌珠和雷州半岛割蛇胆的巧妙手段。廉州就是今广西合浦，至今犹为南珠著名产地。唐朝每年该地刺史都要以珍珠向朝廷上贡。但当地有一种说法： 太守贪，珠即逃去 ，这实际上是惩罚贪官的一种诙谐。雷州的养蛇户，有很高明的割胆手术，被取胆的蛇仍以线缝合创口，放之归川，蛇竟然能复活，再有人来捕捉时，蛇自动侧身露腹疮，告之身已无胆。这些传说都是很风趣的，也说明了唐时两广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
　　隋唐台湾土著习俗隋唐时代，台湾主要还是当地土著的高山族人居住。
　　隋炀帝时，三次派海师何蛮、朱宽、陈稜到台湾，了解了台湾的风俗人情。
　　现存于《隋书？东夷传》中的 流求 一节，就是依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写出的。流求，就是今天的台湾。到唐朝时，又有诗人施肩吾去到台湾，他所写《岛夷行》已引起台湾学者的普遍重视，大都认为这首诗描写的就是唐时台湾的实景。诗曰： 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牛犀照咸水.台湾学者认为第一句系写台湾海边的海市蜃楼，岛夷即台湾土著（原诗有 题澎湖屿 标题）。第三句写当地男青年的海上捕捞生活。第四句牛犀指牛角灯，咸水即海水①。
　　《隋书？东夷传》里关于唐时台湾土著民族的习俗的描写，可以举出四方面：一、服饰的叙述，记曰： 男女皆以白綵绳缠发，从项后盘绕至额。
　　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门镂皮并杂色紵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珮。缀铛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这种头插鸟羽、串以颈饰的服饰，和今天台湾高山族民族服饰甚为相近。二、居住习俗。《隋书》记载隋时台湾土著多居山洞， 土多山洞 ， 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 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 等等。三、他们的婚俗简单而自由：嫁娶以酒肴珠贝为娉，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四、隋时台湾土著丧俗虽讲感情，但不复杂： 其死者气将绝，举至庭，亲宾哭泣相吊。浴其户；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亲土而殡，上不起坟.然而从史籍中亦可看出，隋时台湾土著民族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首领有了一定权威，所以他们的酋长渴剌兜住着大有十六间的雕刻的房子里。但是阶级还没有出现， 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他们是尚武的，以 善战者 主管一村之事， 国人好相攻击 ， 难死而耐创.他们还保留着若干原始社会的落后风习，比如在小屋前 悬髑髅于树上 ， 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 等等。《隋书》中虽也叙述到当时台湾土著已有薄刃的铁刀、矟、剑、铍等，但专家们认为这不会是当地所造，而 主要来自与大陆汉人的贸易中获得.
　　以上我们叙述隋唐五代时期我国民族习俗的概况，可以看出我国各民族的习俗是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发展的。习俗的同化与融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个民族走向大融合的重要内容，往往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最基础和与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研究我国民族习俗，便成为今后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一项至为重要的任务。
　　①　　 参见曹永和：《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第 78 页，蔡平立：《澎湖通史》第 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