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科技史之隋唐五代的医药学

隋唐五代的医药学
　　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医药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这主要表现在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对古医籍的整理较过去有了进步，尤其是对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把我国古代药物学知识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候学的研究，对中医病理学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思邈等一批优秀的医药学家，全面地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医学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医学巨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藏医学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外医学交流也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受道教、佛教的影响，医学发展也出现一些逆流，如服石、炼丹等，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医药学全面发展的主流。
　　（一）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
　　隋唐时期，医事制度日趋完善，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医药机构是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的医政事务及医学教育。尚药局设有典御、侍御师、尚药监、侍御医、直长、医师等。太医署中设有太医令２人、太医丞２人、太医府２人、太医史４人、主药８人、药园师２人、医监４人、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等。隋时，太医署有２００余人，唐时增至３００余人，而且成为政教合一的医学机构，既负责医务行政，又从事医学教育，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医科学校。早在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４４３年），太医令秦承祖曾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即开办医学校，但没有一直办下去，到元嘉三十年即罢去。隋代太医署虽设有医博士、医助教等，但采用分头教授医学，沿袭南北朝旧制。真正官方大规模置办医学校，应当是唐代的太医署，它比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公元８８４年），还要早２００多年，而且在组织结构、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更加完备和进步。更有意义的是，唐代在完善医事制度的同时，对医科设置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 太医令掌医疗之法，次为丞。下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医科设医博士１人、助教１人、医师２０人、医工１００人，学生４０人，典药２人。学习课目分为基础医学和应用医学两部分，基础医学包括学习《本草》、《脉经》、《甲乙经》等；应用医学则是分别学习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等）。
　　学习期限分别是体疗７年，疮肿、少小５年，耳目口齿４年，角法２年。
　　针科设针博士１人、助教２人、针师１０人、针工２０人、学生２０人。主要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当时常用的针法有镵（ｃｈáｎ音馋）针、圆针、鍉（ｃｈí音迟）针、铎针、剑针、圆利针、毫针、长针、火针等９针补泻之法。
　　按摩科设按摩博士１人、按摩师４人、按摩工１６人、学生１５人。主要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等 八疾 ，并且能够对损伤折跌等伤科作正骨处理。
　　咒禁科，设咒禁博士１人、咒禁师２人、咒禁工８人、学生１０人。主要学习用祈祷咒禁的方法驱除邪魅，显然这是封建医学教育的局限性。
　　除此而外，太医署还设有药学部，有药园三顷，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唐代虽然设立太医署从事医学教育，但这种培养人才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广大人民的疾苦，仍然靠民间医生，而民间医生的成长，主要靠师徒相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医药发展的主要源泉。
　　除太医署外，唐代在各州府还多设医学，设医学博士掌其事，但规模和数量都远不及太医署。及至五代，因为军阀割据，他们的典章制度多未创设而沿袭旧制，值得提出的是后唐清泰年间（公元９３４- ９３５年），除置药博士、医博士之外，并设有 翰林医官 之职。宋以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
　　唐代对公共医药也比较重视，朝廷每年给药以防民疾。如开元十一年（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５卷，颁示天下。天宗五年（公元７４６年）又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７９６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５卷，５８６方，颁于州府，题于通衢，以疗民疾。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 悲田坊 和 养病坊 ，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者，收养治病。所谓 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后来因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同时，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 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铖（ｃｈéｎｇ音成）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 ， 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二）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
　　隋唐时期，医药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医药学家开展对古医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黄帝内经》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文字古奥，其中错讹较多。齐梁时期的全元起，曾对《内经？素问》作过校注，但其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是扬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３０卷。扬上善（约公元６- ７世纪），隋大业中（公元６０５- ６１６年）
　　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为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当时他有感于《内经》之繁杂，读之茫于津涯，从事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的整理工作。在校注的基础上，他把《素问》、《灵枢》的１６２篇全部拆散，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１９个大类，并于每一大类下分若干小类。编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这种对《内经》的分类研究，扬上善是第一人。经扬上善的努力，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太素》一书，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不仅因为它保存了《素问》、《灵枢》的内容，而且因为他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太素》一书著成后，到宋代就已残缺不全，后来便散失不见了。清代藏书家扬惺吾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的抄本，使该书得以留存。日本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曾引述了扬上善的注释，可见该书在日本曾产生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整理注释《内经》贡献最大的是王冰。王冰，唐代医学家，自号启玄子，曾任太仆令。约生活于唐景云、贞元年间（公元７１０- ８０４年），早年笃好养生，酷嗜医学，精勤博访，曾师事于郭子斋堂。当时他有感于传至唐代的《内经？素问》一书，篇目不全，纰漏甚多，而且内容混乱，影响研究和使用。遂决定对《素问》一书整理注释。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收集参考了当时许多注释《内经》的著作，进行反复的校对，加以重新编排，注释，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先后费时１２年，撰注了《注黄帝素问》一书。这是继全元起（齐梁时期）之后又一次整理和注释《素问》，世称《次注》，对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注黄帝素问》一书合计２４卷，８１篇。王冰在书中序言中说明自己校注的方法：一是分类别目，所谓 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名目以冠篇首.二是迁移补缺，所谓 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加字明文，所谓 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文。 四是删繁存要，所谓 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 在此基础上，他对篇卷作了全面调整，重新编次，将原有的９卷编排成２４卷，大体分为养生、阴阳五行、脏象、治法、脉法、经脉、疾病、刺法、运气、医德及杂论等，较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前进了一大步。
　　王冰的注释不仅深入浅出，注文精当，而且对《内经》的理论多有发挥。
　　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注： 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二气常存，盖由根固.说明阴阳互为共根，欲阳气旺盛，便须保全阴气，欲阴气充沛，也得保全阳气。只有固其根本，使二气常存，才能强身延年。又如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明人体五脏性质各有不同，注说 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认识五脏的本气，对探讨病理十分重要。
　　王冰对《内经？素问》的整理注释，对祖国的医学作出重要贡献。他在注释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古医籍的整理，还有唐初医学家扬玄操对《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研究，他以吕广（吴时）所注的《难经》为依据，凡吕广未解者，给予注解；吕广注释不尽的地方，给予详解，并且把《难经》的８１篇复杂文字，归并为１３个大类，使之更加条理化，便于学习和研究。经过１０年的努力，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５卷。这一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唐代的孙思邈。孙思邈在晚年著《千金翼方》的时候，见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叹为神功，用 方证同条，比类相附 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分别按方证比类归附，单独构成两卷归于《千金翼方》中，是唐代仅有研究《伤寒论》的著作。
　　（三）本草著作的整理和充实
　　隋唐时期，在对古医籍整理研究的同时，本草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草著作大量涌现，药物品种的增多，反映了当时药物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有本草书目３１部９３卷，《新唐书？经籍志》的记载便增加到３６部２８３卷。其中还不包括散失的大量著作。陶宏景的《本草经集注》著录的药物品种有７００多种，到唐《新修本草》时候增加到８５０种。本草书的种类也很多，有《神农本草经》的整理本，如《神农本草经》８卷、《神农本草经》３卷、《本草经》４卷（蔡英撰）、《神农本草》４卷（雷公集注）等。有本草图谱本，如原平仲的《灵秀本草图》６卷、《芝草图》１卷等；有食疗本草本，如孟诜的《食疗本草》和陈士良的《食性本草》等；有海外本草本，如郑虔的《胡本草》、李询的《海药本草》等；增订本草本，除著名的《唐本草》和《新修本草》外，还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１Ｏ卷、韩保升的《蜀本草》２０卷、王方庆的《新本草》４Ｏ卷、扬损之的《删繁本草》５卷、徐大山的《本草》２卷等；药性本草书有甄权的《药性本草》４卷、杜善方的《本草性事类》、《依本草录药性》３卷（录一卷）、《诸药要性》２卷等。其它本草书还有《甄氏本草》３卷、《本草集录》２卷、《本草钞》４卷、《本草杂要诀》１卷、《药录》２卷、《本草药方》３卷、《诸药异名》８卷等等。随着本草著作的大量出现，本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本草音义的工具书，如甄立言的《本草音义》３卷，姚最的《本草音义》３卷、李含光的《本草音义》２０卷、萧炳的《四声本草》５卷等。
　　《新修本草》是唐代的官修本草，它是继《唐本草》之后编纂的。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６５７年），左监门府长史苏敬鉴于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流传１００多年后，其中多有错误，并且本草新品种增多，因此，向唐政府提出编修本草建议，唐政府遂命长孙无忌、李勣等领衔，包括由苏敬实际负责的２３人参加修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显庆四年（公元６５９年）８月修编完毕，名曰《新修本草》。这部巨著共５４卷，包括正经２０卷、药图２５卷、图经７卷、目录２卷，收载药物约８５０种。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分为９部，新增药物１１４种。可惜这部巨著后来亡佚，有幸的是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中保存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从这部书的编纂过程和主要内容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在编写过程中，曾通令全国选送各地道地药材，作为实物标本进行描绘。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具有广泛性，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它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努力，最后由国家颁行，因此是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１４９４年）和著名的《纽纶堡药典》（１５４２年）要早８００多年。二是对过去的本草经籍进行了全面考订，纠正有差错的药物４００余种，增加新药１００余种，并且详细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和主治疾病等。对统一全国的用药，起了很大作用。该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唐政府曾把它列为医学生的必修课，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也曾传入日本，据日本律令《延喜式》记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 又说： 凡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一十日。 可见该书对日本医学影响的深远。三是广泛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和民间的用药经验。如密陀僧、硇砂、郁金、安息香、龙脑香、诃黎勒、胡椒、薄荷等的治疗作用，都是《新修本草》开始收载的。
　　《新修本草》的编修和颁行，标志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药物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它的直接影响长达３００年之久，直到宋《开宝本草》问世后，才逐渐被替代。
　　在《新修本草》以后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私人本草著作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和韩保升的《蜀本草》。
　　陈藏器，约生活于８世纪，生卒年代不详。在《新修本草》问世数１０年后，为了对《新修本草》进行补充，他专门收集《新修本草》遗编的药物，于公元７３８年著成《本草拾遗》１０卷。书中增加了不少新的药物品种，仅矿物药就有１００多种。该书的特点是广收博取，但有些庞杂，也有人认为有些怪僻，实用价值不大。但不管怎样，它起到丰富药物品种和扩大用药范围的作用。尤其是书中提出的 十剂 分类，丰富了方剂学的基本法则，一直到今天还广为中医药界所应用。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卷一的 序例上 中对他大加称道，说 其所著述，博及群书……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韩保升，约生活于９世纪，五代时的本草学家。他在后蜀的统治者孟昶的倡导之下，以唐代《新修本草》为蓝本，依据新增加的内容，重新删定注释，编著了《蜀重广英公本草》２０卷，后人称为《蜀本草》。书中，除增加一些新内容外，所绘图形十分精细，后人编纂本草时常加引用，实际上是一部简本药典，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另外，由于唐代对外交流的扩大，外来药物大量增加，出现了收藏这方面药物的专著，如李勣的《海药本草》，全书共６卷，载药１２４种，书中有关香药和烧炼的内容比较突出，对介绍国外输入的药物知识和补遗国内本草品种作出了贡献。
　　有关饮食疗法，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医药发展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先秦时的《周礼》，就曾把医学分为 食医、疾医、疡医、兽医 等，历代都有关于食疗的著述。到了唐代，饮食疗法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在众多的食疗本草著作中，以孟诜的《食疗本草》最为著名。孟诜（公元６２１- ７１３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人。少时好学，曾师事于孙思邈，长于食疗和养生，他在唐以前饮食疗法的基础上，搜集当时有补益作用的药物，参考有关文献，编成《补养方》１３８条，后经其徒张鼎增补８９条，共２２７条，成书３卷，易名为《食疗本草》。该书早已亡佚，清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其残卷，记载药物２６条，使该书又重见于世。《食疗本草》的出现，把我国古代的饮食疗法又向前推进一步。
　　（四）病源症候学的成就
　　由于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一时期对疾病的认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代都有很大进步。其突出表现在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著作中。
　　巢元方，约生于公元６世纪后半期。隋大业中（公元６０５- ６１６年）曾任太医博士，在此期间，主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病因学的专著《诸病源候论》。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该书５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则记载为５０卷。《宋书？艺文志》记载该书为５０卷，只有巢元方而无吴氏。据后人考证，应为５０卷，由巢元方、吴景贤主持集体编写。
　　《诸病源候论》，通常简称为《巢氏病源》，成书于大业六年（公元６１０年）。全书分为６７门，１７２０论。其主要内容是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病变等。对于治疗方法，或者原则提一下，或者根本不谈。 但论病源，不载方药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医家类》）。据书中自言是因为 汤熨针石，别有正方.也就是有其它方书记载，用不着重复列举。但在叙述每一种疾病后面，大都附有 补养宣导 的具体方法，可见对 补养宣导 的重视。
　　该书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和成就，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尤其在病因学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许多新的论点，把对病源症候学的探讨和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祖国的医学作出宝贵的贡献。
　　该书突出的成就，一是对各科疾病的症候作了广泛、详细而准确的记载。
　　全书详细地记载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在内的１３００多种疾病的症候。其中内科占了绝大多数。其它各科如眼科病３８种，妇科１４０多种，皮肤科４０多种，外科仅金创一类就有２３种。而且对每类疾病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关于风病类就达５９种，虚劳类达７５种。如此丰富和详尽是前所未有的。在描写的准确度方面，也比过去有较大进步。如对每种疾病的症候，从发生到演变过程都有比较准确的描述，使我们一看就能够大致确定它是什么病。如描写中风： 风邪之气，若先中于阴，病发于五脏者，其状奄忽不知人，喉里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 描写伤寒斑疮： 热毒乘虚，出于皮肤，所以发斑疮隐轸如锦纹，重者，喉口身体皆成疮也。 描写瘫痪： 其状半身不随，肌肉偏枯，言不变，智不乱。遍客于身一边，其状或不知痛处，或缓纵。 等等。以上这些描述，如果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是难于办到的。二是对各种病源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该书对各种疾病症候，大都根据《内经》的基本理论，从病因、病机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解释。
　　如对 时气食复候 的解释， 夫病新瘥（ｃｈàｉ，久病初愈）者，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即食肥肉鱼脍，饼饵枣栗之属，则未能消化，停积在于肠胃，使胀满结实，因更发热，复为病者，名曰食复收。 又如对 虚劳咳嗽 的解释： 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 等等。通过作者的阐发，使《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形成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对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本书对疾病的分类较之以前更为科学，除按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分类外，在内科疾病中，首先把属于全身性的大病列在最前面，如风病、虚劳病、热性病，包括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其次再根据症候特征，脏腑系统，把其它疾病分门别类的叙述，如把消渴、脚气、黄疸等作为独立疾病，专章论述；把脾胃病、呕哕病、食不消等病列在一起。特别是把妇科疾病分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等五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
　　另外，该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描述，如 妊娠欲去胎候 ， 此谓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妇，故去之。 还有 金疮肠断候 、 拔齿损候 等，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已能进行人工流产、做肠吻合和拔齿等手术，但是它们的具体方法没有流传下来，使我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外科手术水平达到怎样一个程度。
　　总之，《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古代继《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之后，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在隋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现代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该书在唐代以后备受重视，许多医家都大量引用它的原文和论点。宋代并且将它定为医科学生的考试科目之一。朝鲜和日本也将其视为必读的医学经典，可见，它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旧唐书》记载，他７岁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岁，即能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早年隐居于太白山，攻读医学，为百姓治病，由于学识渊博，医术高明，隋唐统治者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坚辞不受。隋文帝时请他当国子博士，他称疾不起；唐太宗即位，召他到京都，将授以爵位，他因辞不受；显庆四年，唐高宗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公元６７４年），他以有病为名，乞归乡里。终生不脱离人民群众，致力于祖国医学事业，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孙思邈对医学的研究，勤奋诚笃，甚至 白首之年，未尝释卷 （《备急千金要方？序》）。一生扶危救困，品德高尚，临终前还嘱要薄葬。积毕生的精力，写下了《备急千金要方》（公元６５２年）和《千金翼方》（公元６８２年）两部巨著，全面地总结了唐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使他成为继张仲景之后又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医药学家。
　　他说： 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备急千金要方？序》）。这是他将书命名为 千金 的想法。《备急千金要方》全书３０卷，分２３２门，合方论５３００首。虽然名为 方书 ，但实际上差不多包括了一个医生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理论和实践知识。卷一为总论性质，包括习业、精诚、理病、诊候、处方、用药等一般性论述；卷二- 四为妇科病；卷五为儿科病；卷六为五官科病；卷七- 二十一为内科病；卷二十二- 二十三为外科病；卷二十四-二十五为解毒与急救；卷二十六- 二十七分别为食疗与养生；卷二十八为脉诊；卷二十九- 三十为明堂、孔穴等针灸疗法等。其内容之广泛，规模之宏伟，是前代各种医书所无法比拟的，堪称我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千金翼方》为孙思邈晚年著作，全书３０卷，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涉及本草及临床各科，尤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痈疽等的论述为突出。对祖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怀念敬仰他，称他为 药王 ，对他的庙碑不断地修葺，并多次刻印他的著作，在他诞生５００周年的时候（１０８１年），宋朝曾下诏为他刻立石碑，详载他的生平事迹，并绘制塑像。１９６１年，我国邮电部还发行他的纪念邮票，以示对他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
　　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５８１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６８２年）。
　　但据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为其立的墓碑上记载： 生于周宣帝（公元５７８- ５７９年）时 和《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 周宣帝时，隐居于太白 ，则他的生日当在公元５７８年以前。不过多数学者考证为生于公元５８１年，当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孙思邈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方面：（１）提倡高尚的医疗道德他在《千金要方》里首列了 大医习业 和 大医精诚 两个专篇，全面地论述了作为医生应恪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文章中他认为： 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ｃｈī音吃，痴愚），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求医生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救人不分贵贱贫富，不论怨者、亲者、善人还是朋友，华人还是夷人，愚人还是智人，都要同等对待，都要看似自己亲人一般，在我们今天仍是从医的基本道德标准。他还说： 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ｍｉàｎ音面，斜着眼看）；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 提出了一身清廉，只为解救痛苦的高尚道德规范，在今天仍有实际意义。并且要求医生在治病过程中 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要有一股献身精神。在治病过程中 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ｚǐ音紫，说别人坏话）毁诸医，自矜己德 ，要有一股谦虚谨慎、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如若不然， 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 孙思邈还严肃地提出：医学是一门 至精至微 的学问，不能以 至粗至浅之思 而草率从事。那种认为 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 的浅薄行为，必然会陷入 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 的窘境。因此 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 ，否则将 深自误哉.这些极为珍贵的经验之谈，对后世都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重视医德，是祖国医学的优秀传统。孙思邈将这一传统加以总结，以昭后人，对推动我国的医风医德建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自己一生也身体力行，因而赢得了人民的世代尊敬和爱戴。
　　（２）全面地总结了历代和当时医药学的成果和经验自汉迄隋，数百年间，由于战乱，书籍大多散失。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尚有医方书百余部，但到了唐代，则所剩无几。收集和整理古代丰富的医学遗产，对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事业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孙思邈当之无愧地开展了这项工作，他不辞辛苦，四处走访，仅《千金要方》中就搜集整理了５０００多首医方，《千金翼方》又搜集了２０００多首。这些医方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其中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有民间征集来的，还有从西域、印度等处输入的。正如宋代保衡、林亿在对该书校本作序中指出： 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ｚｈī音职，摘取），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 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古代医学宝库。
　　孙思邈不仅仅是单录采辑，而且对其医方进行了研究整理。例如，当时医生对《伤寒论》不加研究，治疗伤寒唯大青、知母等苦寒之品，结果百无一效。他感到十分痛切，于是便着手《伤寒论》的整理工作，他认为《伤寒论》的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 （《千金翼方？伤寒》）。说明了桂枝、麻黄、青龙是伤寒太阳病的治疗主方。
　　经过孙思邈的研究整理，《千金方》中许多方剂至今仍是医学常用的名方。如犀角地黄汤、大小续命汤、孔子枕中丹、贤沥汤等。也有许多方剂，被后人化裁而发展成新方，还有许多尚未被人们重视利用的方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３）医学多学科的贡献孙思邈的学术成就非常广泛，在医学许多学科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例如在药物学方面，对本草学有深入的研究。《千金翼方》卷一一四专门研究了药物学的知识。他按《新修本草》的分类，记载了１１０５种（其中附药２７２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别名、产地及采集的炮制方法。并且重视外来药物的吸收；重视药物的采集时节、炮制和贮藏；重视道地药材的应用，并且发现了许多新的有效药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药学家。在妇幼保健学方面，他认为人类要繁衍昌盛，则必须重视保护妇人与小儿，因此他对妇科和小儿科特别重视，将他们列在全书之首，详细地论述了妇科病的特殊性和小儿护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简便易行、切实有效的治疗护理方法。又如对老年医学，他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形成了养生和养老的老年医学保健体系。他认为对老年病的治疗，应为饮食疗法和药物补益两大类，他强调 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认为 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 ，而 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 因此他记载了丰富多彩的食疗药方。他还提出了药物补益疗法，认为４０岁以下体质多健， 有病可服泻药，不甚须服补药 ；４０岁以上，体质多衰，则 不可服泻药，须服补药 ；５０岁以上，肾气大衰，脏腑机能减退，五劳、七伤、六极等虚损病蜂起，宜 四时勿缺补药.同时提倡老年人养性，要抑情节欲，如不 深思妄想 、 慎语言 、 节饮食.还要 常欲小劳，但莫大劳，及强所不能堪耳.主张导引、按摩，如 小有不好，即按摩按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如果 饱食即卧，乃生百病 等等，对祖国的养生学、老年医学作出了贡献。
　　隋唐时期，祖国的医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除孙思邈之外，还有王焘、扬玄操、张文仲、韦慈藏、许智藏、甄权、崔知梯等。其中贡献较大的要数王焘和他的《外台秘要》。
　　王焘，陕西郡县人，约生于公元６７０年，卒于公元７５５年。系唐宰相王旻之孙。他编著的《外台秘要》一书，奠定了他在祖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外台秘要》是继《千金方》之后，又一部大规模的综合性医学著作，约成书于天宝十一年（公元７５２年）。全书４０卷，分１１０４门，载方６８００余首。据王焘自序介绍，他少年多病，喜好医术，后任职弘文馆，也就是在国家藏书馆，在其中任职２０年，使他能接触大量医学经典，从中摘抄。后被贬官，四处游医。手中有医方，又加上自己实践和广泛收集，从而使他能写出这部宏篇巨著。
　　该书的主要功绩：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从古代到唐初的大量医学典籍。初唐以前的医学著作，除《伤寒论》、《甲乙经》、《巢氏病源》、《千金方》及《鬼遗方》我们今天尚能看到外，其它均已散失。而在《外台秘要》一书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已散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如《范氏方》８３条、《集验方》１７６条、《小品方》１１１条、《删繁方》１０８条、《深师方》３０条、《经心方》２２条、《古今录验方》２６４条、《广济方》２１６条、《崔氏方》１６５条、《张文仲方》１３４条、《必效方》１２１条、《许仁则方》１５条、《刘氏方》２４条、《近效方》７２条、《救急方》８３条、《延年秘录》９６条、《备急方》１３９条等等。正如清代徐大椿评价 《外台》一书，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历代之方于焉大备 ； 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 千金外台论 ）。其二，《外台秘要》所论疾病范围很广，许多也有创造性的成就。如在《天行温病》中描写天花（斑疮、登豆疮），从发疹、起浆到化脓、结痂，对其发病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的色泽、分布来诊断预后的吉凶。在内科方面，特别重视急性传染病，虽历时千余年，许多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这些急性传染病的诊断、防治达到较高的水平。又如，该书卷十一引李郎中消渴方云： 消渴者…，每发即小便至甜 ，这是世界上关于糖尿病人小便发甜的最早记载。
　　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医学家，王焘也有他的局限性，例如他的书中不录针法，只录灸法。他说： 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 （《外台秘要》卷三十九）。可见他对针法存有一定偏见。尽管如此，他也是这一时期继孙思邈之后对祖国医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医药学家，他的《外台秘要》一书，至今仍是我国医药学界的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六）藏医
　　藏医即西藏地区的医学。它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本民族的特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藏医学具有完整独特的学术体系。
　　藏医历史悠久，西藏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步积累起丰富的医药经验。早在公元年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认识到一些动、植、矿物能解除人身疾病的痛苦。认为 有毒必有药 （《仑布加汤》木刻板，第七页）。其后，又有酥油止血和青稞酒治疗外伤的经验。由于藏族有天葬的风俗，经常解剖尸体，在人体解剖学方面比汉族有更清楚的认识。吐蕃王朝的建立（公元６２９年），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藏医学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６４１年），唐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随带物品中有 治四百零四种病的病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曾由汉医僧圣天及藏族译师达玛郭卡将其中部分译成第一部藏文医书《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随后，藏王又聘了内地医生韩文海和印度医生巴热达札，大食医生嘎林，共同编写了一部综合性的医书《无畏的武器》（藏名《敏吉村长》），松赞干布曾明令藏医生传习。唐龙景四年（公元７１０年），唐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了大批医书，当时，汉藏医师根据这批医书的内容，结合藏医的实际经验，共同编写了藏医名著《月王药诊》（藏名《门杰代维加布》）。因为《医学大全》和《无畏武器》已经失传，所以《月王药诊》成为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医著。这部书记载了人体解剖知识，各种病源病理和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载各种药物３００余种，除一部分与祖国内地相同外，不少均为西藏高原所特产。书中介绍的灌肠、放血、艾灸等治疗方法，至今仍被藏医所沿用。唐代汉藏关系联系密切，吐蕃王朝不断用重金聘请内地及各国名医入藏传授医术，编写医学著作，促进了藏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编译和出版的藏医著作很多，如汉医僧善恕、王室侍医比吉、赞巴希拉与印度医生达玛热扎合作编写《汉地脉诊妙诀》、《消肿神方》、《放血铁莲》、《穿刺巧技》等３０余部医著。赤松嘎瓦、僧能和敬虚编写的《杂病治疗》、《艾灸明灯》、《配方玉珠》等。贤狄嘎尔巴编写的《甘露药钵全书》，古雅班兹阿编写的《外治九则》等等。这一时期，最为著名，并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宇妥？元丹贡布和他编写的《四部医典》。
　　宇妥？元丹贡布，８世纪著名的藏族医学家。生于西藏堆龙德庆地区，家族世代为医，幼年即非常勤奋，到过内地、印度和尼泊尔等地学习医术，曾跟随东松嘎瓦学习医术，是吐蕃王朝中期九大名医之一。他精于内科、妇科，还应用精神疗法、针灸疗法治病，都有较好疗效。曾被赤松德赞任命为吐蕃王朝首席侍医。他结合藏医的特点，系统地总结了西藏各族人民丰富的医学经验，结合个人的临床实践，广泛吸收《医药大全》、《月王药诊》等书的精华，经过２０多年辛勤努力，主持编辑了举世闻名的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藏名《居希》）。
　　《四部医典》全书分为４部，共２４万余字，１５６章，另有７９幅色彩鲜明、描绘细致的人体解剖图、药物图、器械图、脉诊图和饮食卫生防病图等。
　　第一部《总则本集》，为医学总论。第二部《论述本集》，讲述解剖、生理、病因、病理、药物、饮食、器械和疾病的诊治原则。第三部《秘诀本集》，为临床各论，讲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
　　第四部《后续本集》，除补充脉诊和尿诊外，着重介绍各种药物的炮制和用法。
　　《四部医典》全面论述了藏医学的理论，记载了藏医学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从而为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藏医学是一个独立的医疗体系，它广泛地吸收汉民族以及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加之几千年来藏族同胞具有丰富的医疗实践，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于某些疑难病症，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四部医典》一出版，即受到藏族及西藏邻近国家的重视。长期以来，学习藏医的外国学者从未间断，它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广泛传播。最先发表关于《四部医典》研究文字的西方学者，为匈牙利人乔玛，他在１８３５年孟加拉出版的《亚洲学报》第３７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一部西藏医学著作的分析 的文章，介绍了他对《四部医典》的研究。１９０３年和１９０５年，俄国根据蒙文版分别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１９６１年日本学者将该书部分内容译作日文出版。１９７３年后，《四部医典》部分内容又被译为英文、德文，在英德两国出版。在国内，大约在１８世纪，就被全部译成蒙文在蒙古地区传播，对蒙医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内蒙古自治区重印了《四部医典》的蒙文版。１９５７年５月，上海文史馆馆员孙景风译出《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是我国见到的最早的汉文摘译本。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永年翻译的汉文《四部医典》全文。充分说明《四部医典》这部著作具有光辉的历史价值，经千年而不衰，这是祖国人民的骄傲。由于《四部医典》的特殊贡献，千百年来藏族人民把字妥？元丹贡布奉为 医圣 ，极为推崇，他在我国医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七）中外医药的交流
　　隋唐时期，由于医药学的迅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亚洲医学的中心。中外医药的交流，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这些相互交流，既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国与日本的医学交流起源很早，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曾派徐福东渡日本寻取长生药物，由于没有找到，徐福留在了日本。以后两国不断遣使来往，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公元５５２年，我国曾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５６２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它医书１６４卷渡日。公元６０８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得《四海类聚方》３００卷以归，同年又派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我国学医，经１５年学成归国，带去了《诸病源候论》等中国医书。公元７３３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留学，越１０年，于公元７４２至扬州，向唐僧鉴真学习，并延请鉴真东渡讲学，鉴真毅然应允。
　　鉴真俗名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博学多识，精通医药，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均未成功，在他６６岁高龄，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又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７５３年）东渡成功。鉴真不仅去为传戒，还带去了许多药材和药方，把祖国的医学传播给了日本，他曾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病，并在日本讲授医学，撰有《鉴上人秘方》一部，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日本人甚至奉其为医药始祖。在日本 明治维新 以前，日本医学基本上是以汉医为主。据日本《大宝律令》（公元７０１年）记载，当时日本沿用唐代医事制度，学习中国医书，形成所谓 汉方医学.可见中国医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朝鲜是我国的毗邻，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与我国有历史交往。我国的医书很早也就大量输入朝鲜。公元６９３年，朝鲜设医学博士教授中国医学，其医事制度也仿效中国。同时朝鲜的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在我国的医学著作中，曾记载有许多朝鲜医药。如唐《新修本草》和《海药本草》中记载有朝鲜的白附子、元胡素等药物。唐《外台秘要》卷１８ 脚气 条的方子，称出自 高丽老师方 等等。说明当时中朝医药交流情况。
　　印度古称 身毒 或 天竺 ，是世界文明古国，宗教和医学历史十分悠久，也很发达。我国和印度交往历史也很早，自汉代张骞赴西域后，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始密切交往。在两国来往中，我国一些医药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被印度人誉为 神州上药.公元７世纪时，唐代的义净和尚，在印度渡过了２０个春秋，不仅向印度学法，而且也向印度介绍中国医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技术。在他归来后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 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 说明我国当时的针灸、脉术远比印度高明。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大批医书也传了进来，据《隋书》和《唐书》记载，大约有１１种之多，如《龙树菩萨药方》４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２３卷、《西录波罗仙人方》３卷、《婆罗门诸仙药方》２０卷等等。在我国的医书中，也开始反映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千金要方》就有 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合，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外台秘要》中有 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这些明显受到印度医学理论的影响。印度的医药，如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质汗等在我国的医药书中多有记载。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还记载有印度的医方及按摩术等。说明当时印度医药的传入对我国的医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隋唐时期，还有不少印度医生来华行医，唐刘禹锡有 赠眼医婆罗门僧诗 ，可见印度眼医来我国治病的情况。当然他们也带回了我国的医疗经验和技术。中印两国的医药交流，不仅各自促进了本国医药的发展，对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中越医药交流历史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期，中国许多文化名人都去过越南，如沈佺期、刘禹锡等，我国医学也随之传入越南。当时位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曾多次遣使来中国，送上当地一些名贵药材，同时也将中国医药带回。在唐《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也载有不少越南药物，如丁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榈木等。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交往也比较早。阿拉伯帝国，古称大食。据记载：公元６５１- ７８９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计有３７次之多，每年经商来往的人就更多了。阿拉伯医学在８世纪初至１５世纪末相当兴盛，其特点就是融合了我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国的医学。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得到很大发展，对现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被誉为医学之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他写的《医典》，可以说是隋唐时代中阿医学交流的一次总结，其中记载了许多中国医学内容，如本草、脉学、炼丹等。美国人拉瓦尔在他著的《药学四千年》一书中认为阿拉伯的吸入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入的。
　　这一时期，我国和东南亚、欧洲以及非洲也有交往，据《唐会要》卷一○○记载：元和八年，诃陵（即今印尼的爪哇）遣使献 频加鸟并异药 等。
　　显庆元年（公元６５６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 （杜佑《通典》）。昆仑，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即东非一带国家。我国古代所称的大秦，即东罗马一带，又称 .据《旧唐书》记载，拂菻国于 乾封二年（公元６６７年）遣使献底也伽 ，底也伽为一种药物，在唐《新修本草》中有记载。在《新唐书》中记载：拂菻 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ｓｈěｎｇ音省，眼睛生病）
　　等。
　　隋唐时期，中外医药的广泛交流在我国医药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医药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