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经济史之元代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的奠基者——忽必烈可汗

元代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的奠基者——忽必烈可汗
　　（一）忽必烈及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十大改革
　　忽必烈，蒙古族乞颜氏人。姓孛儿只斤，蒙古帝国太祖成吉思汗幼儿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次子。元帝国的开国皇帝。初号世祖。蒙语尊号薛禅可汗。生于１２１５年，卒于１２９４年。在位３５年。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元代统治阶级经济管理思想中的最重要内容，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研究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对深入了解元代经济是必不可少的。
　　据《蒙古秘史》和波斯古代史家拉施特的《史集》及《元史》等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生前，按蒙古古俗将汗国中心地区赐给了幼子拖雷。元太宗时拖雷征金北还，于途病逝。其妻抚育忽必烈诸兄弟成长。忽必烈之母在夫亡的艰难条件下，团结部众周旋于诸王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她终于以一个杰出女政治家的才能，于元定宗死后的１２５１年，在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金帐汗国之汗拔都支持下，使长子蒙哥登上了蒙古国大汗之位。从此，忽必烈也随长兄登上了政治舞台。是年，忽必烈以汗弟之亲总理漠南汉地（汉族和契丹族居住区）军国大事，驻于爪忽都地方。１２５６年于滦水北龙岗建开平城，设王府。元宪宗逝世后，忽必烈于１２６０年３月在部分宗王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中统五年八月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大都（今北京）为首都，建立了元王朝。
　　忽必烈一生中的经济改革活动对元代经济的影响至深且巨。其经济改革成就斐然。忽必烈的经济改革活动，其规模之宏阔、其气势之磅礴、其步骤之细密、其内容之新颖为之前历代帝王所不能比拟。他的改革主要包括了农业、牧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人口制度、赋税摇役、工商业、国际贸易、水利交通建设、纸币发行、经济人事等十个方面。其中以农、牧、工商业、纸币制度、人口制度、赋税徭役、经济人事为对象的管理改革内容更为丰富。他的改革言行为我们把握和认识其经济管理思想的特色、模式、贡献、影响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展现了这位于１３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杰出少数民族帝王在经济领域治国安邦、实现国富民强、雄据世界东方的非凡才气。了解忽必烈一生特色显明、范围宏阔的国民经济管理改革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今人研究其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出发点。详笔描述这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忽必烈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全貌是十分必要的。
　　１。农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在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他之前蒙古帝国诸汗的农业政策而言。但也针对他之前各朝同类管理。
　　忽必烈之前，除乃马真皇后（元太宗的妃子）、元定宗（贵由）外，成吉思汗、元太宗、元宪宗以及忽必烈的母亲都是重视农业的，只是程度不同。
　　他们还主要是从战时经济管理的角度去认识农业的重要。重农的程度远不如忽必烈。有关的言论也只是只言片语。忽必烈之前的诸帝不如忽必烈重农而更重牧自有其因。那是其时其地牧业为主。其俗 不待蚕而衣，不待农而食 （《元史？食货志》），这符合牧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经济的管理特征。同时，他们当时还处在与中原农业封建主战争的岁月。元以前各主要中原王朝对农业的重视自然深刻且有悠久传统，但也有不够完善之处。忽必烈入主中原后，最重视的莫属农业。他认识到农业是其封建政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发展它，可以使中原人民休养生息，恢复战后经济，进而可丰裕财政收入，是一箭双雕的好事。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１）亲祭先农，明宣农为国本忽必烈于即位之初，首诏天下：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元史？食货志》）。不仅如此，他于至元十五年春模仿汉族帝王亲自祭祀 先农 ，让 蒙古胄子代耕藉田 （《元史？世祖本纪》七）。
　　十六年春二月也进行过这种活动。这些做法，古已有之，本不足道。但它出自一个战后刚入主中原的北方牧业贵族年轻帝王之手，当然是不小的改革。
　　它是有利于汉族人民休养生息的。
　　（２）传播技术，设立劝农机构《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宣布农为国本后立即 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圣王无异，岂辽金之主所能比哉！ 这里说忽必烈 抑末 ，那是《元史》主编宋濂的胡诌，于事实不符。但说他于重农方面超迈辽金之主绝不是吹捧。中统二年，忽必烈在大都设立中央一级农业管理机构 劝农司 ，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元史？食货志》）。
　　至元七年立 司农司 ，以副丞相级干部张文谦兼任为卿（《元史？食货志》）。
　　（３）选拔专家，分赴各路劝农《元史？食货志》载，于中统元年，忽必烈亲命各路宣抚司访贤求能，寻找通晓农业事务的有专门技术的专家任命为 劝农官 ，于各路指导农业。
　　（４）考核农官，依据勤惰奖惩至元七年，忽必烈亲自规定对到各地劝农和抓水利建设官员工作进行巡行检查。目的是察举 其勤惰 ，并以此做为提拔惩奖的依据。
　　（５）打造农具，发至穷乡僻壤忽必烈在位时，曾多次下诏打造农具，数量很大。这些农具，有的被无偿地分发给贫民，有的则定价出售，做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手段。他还特别注意把这些农具运往冶铸业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分发出售。这类事情的记录在十四卷元史《世祖本纪》中经常见到。据《元史？世祖本纪》二记载，仅中统四年一年内，忽必烈就令马月合乃 领己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铸农器二十万.这些做法无疑大大推动了元初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元代兵器铸造业发达且技术高超。但到了和平时代，忽必烈将这些铸造业改为面向农业服务的行业。这是他将战时经济管理及时转变为平时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
　　（６）禁毁农田，限制诸王军旅据元史《世祖本纪》众多记载：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屡颁诏令，凡诸王、使臣、师旅若有恃势扰民者，令所在拘执以闻。如１２６３年，复申禁止蒙古军马扰民；禁野孤岭行营民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为扩大耕地，忽必烈严禁蒙古军强占农田为牧地（《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统四年七月寅）。中统二年七月，令河南驻军城市，除于近城量存牧地外，余听民耕种（《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七月癸亥）。
　　（７）选择耆老，教督村社农事忽必烈于至元七年，亲自下诏颁行农桑之制时规定： 具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于村之中，立社长以教督农事 （《元史？食货志》一）。对此，除正史《食货志》外，《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元典章》均有记录，只有数字衍抄之别。很清楚，忽必烈的这种做法明显区别于前朝（宋朝）的乡村保甲制度。前者的重点是严密组织，旨在治安保卫，重点是加强政治控制；后者的重点是发展生产，所选社长是德高望重、深晓农事的长老，并非独霸乡间的恶霸地主。因此它当然也算是一种改革。
　　（８）预防农灾，加强仓储制度忽必烈于发展农业方面相当重视粮储，其目的十分明确，即救民。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火儿忽等所部民户告饥时忽必烈说： 饥民不救，储粮何为？！ （《元史？世祖本纪》十）忽必烈为了贯彻落实这种思想，曾于至元六年置常平仓于各路、府、州、县；同年又设置义仓，仓由地方村社经办。
　　（９）实行屯田，减轻农民军粮负担被历代史家盛赞的曹操屯田范围，比起忽必烈的屯田范围可说是弹丸之地。忽必烈时代其手下蒙古军、汉军、探马赤军（色目诸部族军）遍布天涯海角。边远地区往往很少有五谷种植。而这样一支庞大军队又需要大批粮食，靠远途运输，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加重百姓粮食生产和运输徭役负担。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在位之时实行大规模屯田。其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囚屯、降卒屯，遍布全国。有效地满足了军粮供应，又减轻了一般农区人民的负担。实际上这也是忽必烈重农思想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做法在其祖父、父兄时就有。不过那只是战争时期的临时性措施（成吉思汗为对抗 坚城大敌 ，解决军需供应，于１２１２年就实行过屯田制——《元史》卷一二○，《镇海传》）。忽必烈却于和平时期把它做为一种永久性制度固定下来，用以发展农业，这当然也算是一种改革。
　　（１０）改革田制，鼓励流民开荒金、宋两朝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使中原许多农民失去仅有的土地，变为流民；各族军阀的争雄角斗又使许多地方变为一片荒原。忽必烈为改变这种农民与农田相分离的状况，积极采取使二者相结合的措施。那就是改革田制，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并给予多种优惠。主要方法有三种：一是资助。如至元元年对宋新附之民拨以土地、衣、粮，给以牛、种。至元十三年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至元十六年，募民开垦涟海州荒地，官给禾种。二是从赋税制度上优待垦荒农民。表现在垦荒地起科（收地租）
　　的年限宽至三至六年，并免除一切杂役。这是不小的改革。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十一月，忽必烈 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募人开垦，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一月， 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 （《元史？世祖本纪》）。
　　三是从产权上鼓励开荒。比如，《元典章》有这样一段以当时汉族口语硬译蒙古语而记下的忽必烈圣旨，说各处荒田在限期内许田主认领，逾限 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又据《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忽必烈亲自规定，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 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农民开出的荒田，政府发证明文，承认他有永久使用权。这自然能大大调动农民垦荒的劳动积极性。
　　２。畜牧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建王府漠南金莲川，尤其建京大都后极重视农业，但他也不是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从平城移京洛阳后乐不思蜀、轻视故土传统畜牧业的人。他既尊重发展他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同时也热爱自己的民族，发展本民族和其它游牧民族传统畜牧业。元世祖之世，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大大超过前代已成公论。这自然与他的畜牧业管理改革相关。
　　忽必烈之前蒙古帝国诸帝后，多是重视发展畜牧业的人。有过许多优秀的管理措施。其中成吉思汗、窝歌歹、蒙哥及其母唆鲁禾帖尼都为这方面杰出代表。但由于当时战事未靖，措施远不如忽必烈完备。由于忽必烈重牧思想的贯彻，古代蒙古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得以繁衍发展的经济基础牧业在１３世纪后半叶有了空前的稳固和兴盛；其它游牧民族的牧业同样也有不可低估的发展。他在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如下：（１）不忘摇篮，栽植牧草于汗宫（《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诸王海都等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不理解忽必烈一统中国的大志，举兵叛乱，指责忽必烈尊用汉法，忘记本族、建都筑邑、只重农业。对忽必烈来说这是冤枉。忽必烈常常欣赏汉族农民献上来的多穗苞谷，但他也不忘家乡牧草。北巡之时取来牧草植于汗宫门前。示警戒之辞于子孙臣属，使他们不忘勤俭。同时提醒自己重牧。这是他的主要意图。这种做法，与其它帝王因骄奢淫逸罗致天下奇花异草修饰宫苑、显示华贵之举是截然不同的。其间隐含着忽必烈本人牧业管理的指导思想。
　　（２）大搞水利建设于牧区这类举措，在其三伯父太宗时就有。《蒙古秘史》就有此类明确记载。
　　又如《蒙兀儿史记》斡歌歹汗纪也说：太宗 筑城和林，建万安宫，又于无水处筑井.但其规模远不如忽必烈时代。《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部记载，是年六月丁丑，忽必烈 发兵千五百人至漠北浚井.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专门的草原水利建设技术队伍。
　　（３）推行户等制，保证赋税负担大体合理据《通制条格》卷十七《赋役？科差》载，在牧区按 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忽必烈在牧区推行这种制度是在至元元年（即中统五年）。这种制度于太宗时就有，忽必烈把它强调和完善了，并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这种制度有利于牧民的休养生息，使他们的赋税负担更趋合理一些。
　　（４）关心牧民，实行扶贫政策，赈济牧业至元三年春正月庚午，忽剌忽儿所部民饥。为此，忽必烈 罢上供羊 （《元史？世祖本纪》二）。又如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一月乞里吉思部、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年）暗伯部民贫乏，忽必烈都下旨给予赈济（《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至元九年九月，水达达部因饥疫而受忽必烈赈济。总之，每当牧区发生水、旱、风、雹、霜、冻、瘟疫之灾，忽必烈基本做到有灾必赈，且赈济物资数量多。
　　（５）禁宰幼畜、母畜，以利牲畜繁衍《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杀》中，有忽必烈执政时（至元间）的禁杀羊羔、年少马匹、母羊之令与例。又据《世祖本纪》记载，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六年闰三月下令： 禁杀羔羊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下令 禁捕天鹅 ；是年三月又令 禁捕鹿羔.（６）严格牧业人口管理，利用农区妥善安置牧区灾后流民，严禁买卖牧区蒙古牧民子女
　　据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条记载，忽必烈曾下令禁将蒙古人（指穷人）运往回地出售。此事于《通制条格》中有更详细印证。
　　该书卷二十七《蒙古男女过海》条载： 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钦奉圣旨：' 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指伊利汗帝国）、忻都田地里（指印度）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将去者，将去人有罪过者，么道圣旨了也'. 从这段忽必烈蒙古文圣旨硬译文字更详细地看到他严禁蒙古牧区劳动力被贩卖出境。它体现了忽必烈保护牧业生产力的管理思想。这些被贩卖的蒙古穷人，一般说不可能是入主中原并定居中原蒙古贵族门下佣人。对这种人商人是无法取走出售的。这里指的蒙古族穷人，系指被去塞北的国际人口贩子拐卖的蒙古男女贫苦牧民。
　　在牧区人口管理方面，忽必烈还恰到好处地利用靠近蒙古草原的汉族农区安置蒙古牧区天灾兵灾后出现的流民。《元史》卷一百七十三《马绍》传透露，宗王海都搞分裂作战，北方草原牧民有七十余万人流离失所。忽必烈将他们安置于云、朔间，计口给羊马之资， 使免于冻馁.受灾牧民恢复元气之后，宰相桑哥还想继续南迁。忽必烈不同意桑哥之见，让灾民重返故乡草原，重整家业。这是很有分寸的管理。既不使牧区灾民于灾初受大苦，又不让农区因此长期受累。如此庞大的不懂农业的牧区灾民队伍长期定居农区，妨农是无疑的。但忽必烈避免了这种结局，使农牧俱不受大的损失，使二者相互补充。
　　（７）发展牧区牧业产品加工业，又于帝都广设牧业产品管理和加工机构元世祖年间，活动于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在天德州（今内蒙古乌剌忒旗西北） 州人并用驼毛制毡甚多，各色皆有 （《马可？波罗游记》第七三章）。又有一些记载言哈剌善城（今宁夏银川） 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驼毛制之也。
　　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销契丹及世界各地 （《元一统志》卷六，《肃州路风俗形势》）。另外从《元史？百官志》可以看出，世祖朝元大都、上都中央管理牧业产品的机构、官员特别多，加工牧业产品的手工业机构也远比前代多。这也是忽必烈重视牧业，大加利用牧业产品的重要表现。
　　（８）使牧业与农业相互补充余缺忽必烈执政期间多次下令给无牛农民以牛，便其开荒。所赐之牛，包括内地牧业所产牛。当然更多地是由牧区转输而来。忽必烈时代以前牧区屯田不多。他常下令给这些向来不种五谷之地运去种籽。这些种籽自然来自内地农区。此类使农牧区互补余缺的事例，在《世祖本纪》中比比皆是。元以前，这种互补由于割据的政治环境，往往以各族区边界互市实现，且又往往伴以刀光剑影。而在忽必烈时代此类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因大一统的局面而云消烟散。
　　（９）用牧业产品供应军需和建设交通业忽必烈朝拥有庞大的骑兵队伍。牧业的主要产品马便是这种队伍的基本军需品；元代驿站交通建设登峰造极。但它也主要是以马来实现。《世祖本纪》中下令以马补充军需、供应驿站之用的记述也不在少。其实，根据《元史？兵志》记载，世祖朝用于驿站交通的牧业产品不止是马，还有牛、驴乃至羊与狗。
　　（１０）以牧业满足上都与大都贵族云集之所的肉食供应
　　《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记载，亡宋全太后及随将宫中其它嫔贵在忽必烈那里生活不差，日用羊肉１６００斤。大都城中仅亡宋囚徒贵人就日食如此多的肉，可见牧业贵族们的主食——肉食需要量是非常大的。至于一般游牧民族出身的市民由于人数更多就无法估量了。忽必烈源源不断地把塞北牛羊输入京城及全国其它城镇，以牧业产品成功地解决了元代内地城市肉食需求急剧上升的供应问题（元代大都、上都及其它内地城市的肉食供应，不像今天这样仅是做为副食供应，而是做为一大部分主食供应的）。
　　（１１）对特种牧业产品禁止做出口贸易《大元马政记？马政杂例》载，至元元年 申严越界贩马之禁，违者处死.至元二年六月 禁约诸人无得将马匹偷贩外界.这里所言出界贸易，并非指国际贸易，而特指国内不同分立政权管辖区间的贸易。此时元军与南宋作战。这样做是为了防备有人贩马过南界资敌。但是，忽必烈的这种牧业管理思想于大德间被其子孙发展为禁止以特种牧业产品搞国际贸易的思想了。
　　（１２）推广畜牧业技术《农桑辑要》一书，是世祖朝农学家奉忽必烈之命而作。成书于１２７３年。其十个要目中有 孳畜 这一牧业发展知识方面的专卷。表明了忽必烈推广牧业技术的意向。其中诸如 食有三刍 （饲料有善、中、恶三等）、 饮有三时 （对牲畜晨、白天、黄昏饮法的规定）等内容，显然是吸收了北方牧业经验成果而成。
　　（１３）用法律保护畜牧业产权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形成于忽必烈之手。其中关于畜牧业的内容更是如此。对此史无争议。《元史》卷一○四《刑法》载：诸盗驼牛驴骡，一陪九。
　　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九，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
　　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盗羊猪，初犯为首五十七……。这些对偷盗牲畜者的严惩措施，无疑是旨在保护畜牧业主的产权。这些措施的内容，远在太祖、太宗时已开始初步具备，但远不如忽必烈规定细密。
　　（１４）制定畜产品价格，建立畜产品市场，确立来牧区商人的优惠税制，促进牧业产品的商品化进程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者，曾经在１２５４年在和林觐见过元宪宗的卢布鲁克在其《东方行记》第三十二章 哈剌和林与蒙哥的家族 中说蒙古帝国都城布局是这样的： ……城的周围环绕土墙，并有四个城门。东门出售小米和其它谷物，不过那里难得有这些谷物出售；西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一版２０３页）。这简直是一座专设的商业都会。它说明忽必烈伯父、长兄于牧业管理方面极重视建立较大的牧业市场。
　　忽必烈继承前辈的这一优秀经济管理传统，使这一思想日趋完备，努力促进牧业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以忽必烈意图建立的元上都和大都城就是两个引人瞩目的畜产品集散市场。这两个城中市场的布局明显地体现了其重牧意识。
　　其中大都最为典型。据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遗著及其它遗著记述，城内商业区格局是这样的：东面偏南济化门外是江南商客聚居之所。而西面偏南的平则门一带则是 西贾之旅.城里有两个主要商业区。一个在城中心钟、鼓楼周围，有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铁器市、米市、面市。充分体现了农业文明和西域商业民族文明的气氛，其间又夹有有关牧业的皮帽市；一个在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内，称羊市角头（简称羊角市），有羊、马、牛、骆驼、驴骡市，充分体现了牧业文明的气氛。据说当年这里是 人烟凑集之处.可见，忽必烈在首都市场总体中安排的牧业产品市场居于一半，与其它市场交相辉映。就这里市场的格局而言也充分表现出了忽必烈尊重各民族经济文明的管理思想模式缩影。忽必烈市场设计的影响是久远的。在现代北京市，至今仍有当年众多的牧业商市之名沿留下来，在我们首都以公共汽车站名形式存在（当然具体地址因之后朝代兴废而有变迁）。
　　忽必烈在牧业管理方面不仅设置了大大小小众多的牧业市场，而且还亲自规定某些重要畜产品的售价。中统三年五月规定 依市价每课银一锭通滚买马五匹 ；至元二十六年七月规定 马匹价值中统钞为则，骟马每匹上等五锭，中等四锭，下等三锭。曳剌马上等四锭，中等三锭，下等二锭 （《大元马政记》）。忽必烈还组织政府与牧民间的官民贸易。如在至元二十一年以万锭同别失八里、河西、上都等地牧民，至元十八年以二万锭同和林牧民搞官民贸易。
　　忽必烈还以大大减轻商税、优惠商人的手段吸引内地商人到牧区收购牧业产品，转销内地其它产品。比如，他于至元二年七月下令规定上都商税税收率比一般地区的三十取一优惠为 六十取一 （《元史？世祖本纪》）。
　　这是前所未有的优先发展牧区商品货币经济的政策。次年五月 减上都税等等。他甚至为鼓励商人去民族地区做生意，对去上都的商人给予 置而不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上都华严寺碑》。）的免税待遇。
　　（１５）私人牧养与国营牧养并举元代世祖朝私人牧养很发达是无疑的（当然这里包括许多权贵的私人牧群）。但元世祖于牧业不只是鼓励发展私人牧养，他还搞了许多官营牧场，实行官私牧养并举的政策。《元史？兵志三？马政》说忽必烈于 中统四年设群牧所，隶太府监，寻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院废后立太仆寺，属宣徽院。后隶中书省，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朵（蒙古语，指可汗的大皇帐）.其牧地东越耽罗，北踰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 周回万里，无非牧地 （这里指元帝国可牧之区。在农区，忽必烈禁建牧场）。清代太仆寺管理国营牧场的许多方法，多源于此。
　　（１６）在牧群微观管理中遵守牧业生产的自身规律（本条引文均见《元史？兵志？马政》）
　　这主要表现在忽必烈对国营牧场的管理方面。据《元史？兵志三？马政》记录，自忽必烈于中统四年下令设群牧所后，由于这种国营牧场与自身从事的一切军国大事活动关系太紧密之故，所以他亲自抓对它的微观管理。这也与忽必烈其人熟悉牧业有关。其中的主要方法如下：第一，实行分群制。
　　国营牧场马群，其群 或千百，或三五十.第二，实行分种股烙制。
　　国营牧场之马， 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其印有兵古，贬古、阔卜川、月思古、斡栾 之别。
　　第三，实行牧群管理官吏父子相承制。
　　忽必烈的皇家马群牧人分为哈赤、哈剌赤两种。有千户、百户之分。这种牧放者， 父子相承任事.这是有利于牧放技术下传，越传越精的。
　　第四，实行逐水草而牧制。
　　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这是按季节气候，按自然地理条件牧放的办法。
　　第五，实行定期的蒙、汉、回三种文字造册统计制。
　　忽必烈规定：国营牧场中央管理机构负责人于每岁九月、十月这个收获的黄金季节 驰驿阅视 各国营牧场。任务为 较其多寡.方法是 有所产驹，即烙印取勘，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 向他（指忽必烈）汇报。通过这种 上闻 以使自己对国营牧场每年发展情况心中有数。
　　由于这些档案在元末明初的民族战争中荡然无存，今人是无法掌握当年的统计数字了。
　　第六，实行有误则罚的责任制。
　　规定凡有病死之事必要求牧人赔偿。 病死者三，则令牧人偿大牝马一，二则偿二岁马一，一则偿牝羊一，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显然，条件较为苛刻。
　　第七，实行 劣者汰之 的产品选用制。
　　忽必烈规定，他每自大都去上都行幸，国营牧场长官随往，让他从国营牧场中选尚乘马骑用。并从马群中带一批肥而可取乳者随行。如果选来的马当中有赢瘦不堪者，忽必烈决不准把这种马留在北去巡幸队伍马群中，必 还回群 ，待其肥而可取乳时再用。
　　第八，实行玉食牝马精饲料喂养制。
　　忽必烈定都大都后，饮食上仍大体保持蒙古族习俗，喜用奶食（称为玉食）。但他极讲究。他吃的奶谓之 细乳 ，而且必须是黑牝马奶。对出玉食的黑牝马，规定在朝深晓饲养之道的卿大夫 亲秣养之 ，以脱罗毡置撒帐做乳室取奶（大概是免在露天挤奶，奶桶中进尘土）。这种马的饲料供应有别于牧群中其它马，由官供应。 每牝马官给芻一束、菽八升。驹一，给芻一束，菽五升. 菽贵，则其米以小稻充.还令太仆寺官员到这种马的专厩巡视其肥瘠每月三次。芻粟的发放又实行 以旬取给 制。
　　第九，实行汗宫汗陵食祭用马奶管理取用 醖都负责、五年有奖 制。
　　汗宫食用马奶，取自皇家牧场。挤马奶或造马奶酒驾车奉送者称之为 醖都.这种人约有５０名，编制在皇家牧场。他们必须负责奶食的高度清洁等质量保证问题。元朝诸帝陵寝之址，由于当时发丧时秘不告人，今人无从寻觅，已成千古之谜。当年国营牧场还要按规定选送一批出佳奶的马至各先帝山陵，并相应选出技艺高超的 醖都 取马奶以供祀事，号 金陵挤马 ， 越五年，尽以与守山陵使者.《元史？兵志？马政》说这种做法表现于世祖以下山陵祭祀制度中，想必世祖生前有有关遗嘱而至。所以说这也应是世祖的思想。
　　（１７）为禁止官吏侵扰牧民，亲作示范忽必烈于农区严禁官吏扰害农业生产，欺夺农民。在牧区也实行类似政策。屡有旨令，禁政府官吏加重牧区百姓负担，征发制度外不可强取。可贵的是他本身到牧区时也谨守自己定的这些规章。这里仅举一例，足可为证。
　　《元史？列传？后妃传二？裕宗徽仁裕圣皇后》载，忽必烈于牧区田猎，道渴，至一帐房，见一女子缉驼茸，世祖从觅马湩。女子曰：' 马湩有之，但我父母诸兄皆不在，我女子难以与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 我独居此，汝自来自去，于理不宜。我父母即归，姑待之'《元史？列传？后妃二》）。忽必烈一直耐心等牧女父母来后取奶喝才走，不让随从强索。其不扰牧区之民的思想可见一斑（忽必烈路遇的这个女子，就是后来忽必烈长子、太子真金的妻子，蒙古弘吉剌部落的阔阔真姑娘）。
　　（１８）筹画蒙古帝国先帝欲行未果的南北农牧大贸易蓝图至元二十二年，北方汉人出身的财相卢世荣向忽必烈建议其它许多财政改革建议的同时，特意又提了一条牧业管理方面改革意见（《元史？奸臣传？卢世荣》）。其内容是：用官钱购南方棉帛运到北方牧区换取羊、马。然后把这些羊、马交给当地牧民定合同放牧取利。合同规定皮毛、筋角、酥酪等的２／１０给牧民，其余由官府出售。这个意见中对牧民提出的条件是苛刻的。但它又是卓越的。自古至元初未见有如此宏阔的、一箭双雕的农牧南北大贸易观。然而，这种南北农牧大贸易的宏大筹划并非由卢世荣首先发明。因为忽必烈听罢卢氏建议后说得既肯定且清楚：这是 祖宗时欲行之而未果 的计划。但不知成吉思汗、斡哥歹、蒙哥汗三人中谁有过这种计划（治国无方的太宗妃乃马真皇后和太宗子贵由汗不可能有如此远略）。这种计划当时欲行未果是自然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没尽有南方农业文明区。至元二十二年时这种条件已大备。对祖宗的这种进步性农牧大贸易方案经聪明的商人卢世荣再提后，忽必烈是取还是弃呢？是取。他向卢世荣提出的定夺之见是 善 ，尽快推行。从卢世荣死后他的其它许多经济管理意见在忽必烈那里并没有因人废言，这条意见也是没废弃的。卢世荣之后的财相藏族人桑哥执政间创建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忽必烈同意忻都以新钞１１。０６万锭，银１５９３锭、金１００两付江南各省与民大规模互市；次年九月桑哥请示忽必烈批准营造五个库于禁中贮币帛，当与这个农牧南北大贸易蓝图的实际实施相关。
　　３。边疆蒙古族地区外少数民族区经济管理的改革对边疆蒙古族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忽必烈的基本做法是：币制方面力求推行统一的纸币制度；财政方面于中央设立统一管理机构，但实行优惠政策；经济关系方面实行内地与边地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政策；经济俗制方面基本因袭原制，因俗而治；对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成功的经验定为楷模，不准更改等等。
　　云南，是多种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里有今日彝、白、傣、哈尼、纳西等族先民居住（当然有些族的当时称谓与今有异），也是元王朝最早拥有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地区，忽必烈依据重臣赛典赤的意见，于货币行使方面，尊重一些民族用贯贝币的成俗，特发圣旨允许贝■与纸钞并用。差发方面有实物差发和力役。主要任用土官征发。总的经济管理方法依在滇民中德高望重的赛典赤成法而行，不得辄改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土蕃，早在元太宗子阔端太子驻凉州（今甘肃武威）时已初步归附蒙古帝国。至元朝，忽必烈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三个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土蕃等处宣慰使司；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指前藏）、藏（指后藏）、纳里（指今阿里）速古鲁孙（意为三部）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元初，尊土蕃高僧八思巴为帝师。通过他来管理土蕃政治经济。忽必烈没有改变土蕃领主统治剥削属民的农奴制，也没有改变那里寺院封建主占有大量土地财产剥削农奴的状况，而求其地经济生活俗制与中原一致。忽必烈只是派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驻清海对土蕃节制。并于至元元年于中央设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管理全国释教和土蕃事务。忽必烈还对土蕃进行户口调查（料民）、徭役征发（主要征发驿传用徭役），但禁止额外滥征。另外，经常给予赏赐。这些赏赐主要是用来充做其地宗教上层的宗教活动经费或个人享受费用。遇有天灾还有赈济（对平民的赈济）。忽必烈还在至元十四年夏四月癸酉亲自下令 置榷场于四川碉门、黎州与土蕃贸易（《元史？世祖本纪》六），使汉、藏人民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这些管理结束了土蕃内部的战乱，同时使其地经济和平发展，与中原不断沟通。
　　据《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十四记述，忽必烈命湖广行省设立 镇守黎蛮海北海南屯田万户府 ，负责利用琼州、化州、高州、雷州、廉州诸路的荒田屯田（这一记述又见《元史》卷一百，《兵志？屯田》）。同年，广西元帅府募南丹民户五千 实空荒之地 ，官给 牛种农器，置长统焉（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见《元文类》卷二五）。这些做法使广西南部的黎族、瑶族、僮族地区的农田面积扩大。
　　元时称为唐兀（原西夏人聚居区）的甘肃行省，在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之季 郡县废于兵.大批人民迁于内地。忽必烈即位后，在那里进行水利建设，移民垦殖、军民屯田。《元史》卷五《世祖本纪》载，忽必烈曾命郭守敬与唆脱颜行视西夏河渠。由于郭守敬的谋划， 渠皆通利.董文用又奉忽必烈命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器；同时造舟黄河之中，接引少数民族诸部落及 溃叛之来降者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壮》）。
　　结果 夏境遂安.忽必烈在西夏中兴等路安排军民屯田，先后建五个屯田机构。在亦集乃（今内蒙额济纳旗，从前为西夏领地）等地屯田区，参加生产者有蒙、汉、维吾尔及当地少数民族广大军民（参见《元史？兵志？屯田》；《元史？李进传》）。忽必烈对西夏中兴等路的土地兼并也进行过适当限制。
　　如于至元七年下令那里的提刑按察司与管民官，严禁僧徒冒占民田（《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又括沙州户口，定常赋，其富户余田，令所戍汉军耕种（《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是更早进入蒙古帝国版图的地方。忽必烈对这一地区的贫苦农民采取积极扶植的措施。如至元三十年赐给合迷里（今哈密）贫民及哈剌禾州民牛种，给钞１。６２万锭。又给合迷里饥民币帛（《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忽必烈在维吾尔地区也搞屯田，主要地点是斡端和别失八里。与此同时还针对当地农业发展的需要，于至元十九年设立冶场，专门鼓铸农具（《元史》卷十一至十五，《世祖本纪》；《元史》卷一五四，《李进传》）。维吾尔地区是古来著名丝绸之路穿通区，这里各族人民富有经商的传统经验。忽必烈遵重他们的这一经济生活风俗特点。对从那里来内地经商的各族商贾实行多种优惠政策，以减其道途修远带来的亏损，但不许他们沿路作奸犯科。
　　４。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忽必烈在元初经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又一棘手问题就是战后人口减损，发展生产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元初造成人口大量减损的原因很多且又复杂。
　　这种现实严重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为改变这一局面，忽必烈进行了一系列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１）禁止买卖蒙古族男女人口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介绍其畜牧业管理改革时提及。
　　（２）禁诸宗王擅招民户这个旨令是忽必烈在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八月颁发的。
　　（３）禁边将分匿人口（《元史？世祖本纪》一）。
　　（４）禁全国范围的人口买卖忽必烈有许多这方面的禁令。如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 禁官吏军民卖所聚江南子女为娼妓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为良。 至元三十一年诏： 强掠者以强盗例科断，人归本家，和诱者各断一百七下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略卖良人新例》）。
　　（５）抵制军事贵族没降民为家妇的行为《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说： 先是（至元十四年以前）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有司莫敢言。雄飞言于阿里海牙，请归其民于有司，不从；雄飞入朝奏其事。（忽必烈）诏：' 还籍为民'. 《元史》卷一二八《相威传》说（至元）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忽都贴木儿所俘三万二千余口，并放为民.此类记录，于忽必烈本纪中数不在少。
　　（６）守土之官辖地人口增殖者提职１２６４年，忽必烈发布诏书，规定对县官 以五事考较而为升黜：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五事备者为上选；内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 （《元典章？圣政卷一？饬官吏》）。其中，提升的首要条件就是 户口增.（７）彻底禁止攻城军旅胜后屠城的破坏生产力行为激烈的攻坚战结束后屠城，这不是蒙古骑兵中独有的现象，更古时已有。
　　元初以前各族军阀部队中也普遍存在。但是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军队中表现更为突出。元太宗时代大有改变，但还没根绝。这是不利于保护生产力的。
　　忽必烈远在以宗王身份征云南时就开始较彻底消灭这种军事行为。从征云南到征南宋，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宣传宋太祖麾下大将曹彬于取南唐后主之战中 干戈不染生灵血 的美传，不准屠城。他在这方面还有了理论性认识： 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 主张保存民命发展生产。所以他在併吞八荒、混一天下的大规模统一战争中基本没搞什么屠城之类活动，时人称之为仁君。
　　（８）招集流民，赐以土地对他的这一措施我们在其重农重牧管理措施的介绍中谈及，在此从略。
　　（９）不断赈济，存活各族农牧业灾民忽必烈在这方面的活动很多。前面从其它角度说过的宗王海都叛乱时，因天灾兵祸北方草原有７０万余牧民无法生存，忽必烈尽徙之于云、朔间，按口发粮存活是一大例（参见《元史》卷一七三，《马绍传》）。至元二十年冬十月，江阴、宁国等路大水，出现４５８４７８户（若以每户五口计，灾民数可达２２９２３２０人）的庞大流民队伍。当下属官吏禀报此事要求赈济时，忽必烈又着急又生气地说： 此亦何待上闻，当速赈之 （《元史？世祖本纪》十三）。之后立即下令出国家仓库粟５８２８８９石赈济，平均每户可得一石多。从而使如此众多灾民存活。这是中国古代赈灾史上的壮举之一。
　　（１０）按社会职能与职业分工编定户籍这是忽必烈对全国户籍的编定术。忽必烈把全国人民分编为以下多种户籍。大致有以下诸色：军户、站户、民户、匠户、儒户、医卜户、阴阳户、僧户、道户、也里可温户、达失蛮户、斡脱户、商贾户、盐户、窑冶户、船户、海道梢水户、弓手户、急递铺户、打捕鹰房户。但其中位列前面的 军站民匠 四种是元代四种基本户，数量众多，遍布各地，包括各族。户籍的名类一旦编定，不能任意改变。已有定籍，各安生理，即各务本业。
　　除军、匠户外，户又分等。根据每户 事产多寡 分为三等九甲，即分为九等。
　　１２７０年，忽必烈还下诏颁布社制，无论各族什么户，凡５０家为一社，由社众推举年高晓农事、有兼丁的人为社长。
　　忽必烈一直亲自抓户籍编定，屡有诏令。他的这种全国户籍规划，自然有其弊病。但从总体看，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大一统多民族封建国家政治版图的稳定和巩固。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第一，其编社，主要目的不是宋时保甲制为了监视人民、保卫治安。社长也不是由称霸乡里的恶霸地主担任，而是选懂经济管理的高寿人担任，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农业经济。
　　第二，把各民族人民一视同仁地编入各户籍中，各操其业。这有利各族各业人民相互交流生产经验，取长补短。
　　第三，其以生产技术、一技之长分户并代代相承的做法，客观上加强了社会生产的细密分工，而且有利于生产技能的传宗接代，不断精深。因为有了专门的经济运输户，不必让更多的其它户之人大规模流动，陷入挽输徭役之苦。因为有了专门的军户，可以使更多的其它民户各安其业，不必都去吃军役之苦。其匠户的设置，使众多的手工技艺之人，结束了重本抑末时代处于下九流地位窘境，有了至少官方认可、受法律保护的堂堂正正的户籍（尽管有的待遇不太高）。
　　第四，忽必烈与历代各族封建帝王一样，不可能免除实行民族歧视的思想。但他的这种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制度设计上，即不让他族人过问重大军机事物。但在经济的户口管理上他那种思想意识还不十分明显。比如，在主要的军匠站民基本户籍中各族民人均有，他们等一地受统一的国家户制约束。其所定 户分九等 是按 事产多寡 区分的，并不是像有些史家所说是以民族优劣而区分。这样分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实行民族压迫，而是为了解决赋税负担方面贫富不均的问题。
　　当然，忽必烈虽一生多次禁人市、禁诸王、边将、勋臣私招民户、分匿人口，但也没能彻底根绝这些事。这是他人口管理思想的明显缺陷。但我们不能苛求忽必烈把长达数百年战乱遗留下来的空前复杂的人口问题解决于一旦。况且其中不少问题又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有现象。我们应该把元代存在的严重人口问题与忽必烈本人积极解决这种问题的举措思想严格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５。工商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对工商业管理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原历代王朝传统 抑末 政策而言。忽必烈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其它蒙古贵族。他比较早地在金莲川王府与众多汉儒交往。但他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中原儒士灌输的方策对则取，不对则抛弃。当时向他灌输抑末论者不乏其人。不过他在制定关于工商业的国策时还是贯彻了优惠的原则。查遍其一生言行，不见有抑制正常工商活动之语，也没有这种行动。远在即位初元、宋对峙之际他就允许在颖州（今安徽阜阳）、涟水（今江苏涟水）、光化军（今湖北光化）三地建立榷场，与南宋互市。后来因战虽时开时闭，但对越境私贩均宽待。《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八月，宋私商７５人入宿州。忽必烈手下有关官员建议处罚，但忽必烈不准，下诏 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三月，获宋私商４０余人，忽必烈仍下令 释之.商税轻，是忽必烈前蒙古帝国诸帝的传统政策。因此入元以后忽必烈还是继承前辈政策，不断减低商税。他甚至对到民族地区做买卖的商人实行 置而不征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五《上都华严寺碑》。）的免税政策。另外，忽必烈还实行保护商贾安全、维护商贾资财、救济商贾困难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国内农业经济作物品种明显地比前代增多，说明农村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并促使更多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商品化。商品粮市场日益发达。商业性竹木业、果园业、菜园业、染料作物种植业、种茶业、种棉业、养蚕业都大有发展就是例证。于世祖朝出现了大都、上都、扬州、芜湖、平江（苏州）
　　等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及其它欧亚人都赞叹不已的世界性大商城。与此同时商业行会组织猛增。
　　对于手工业，忽必烈也持扶持态度。在他执政的时代出现了百技效能、更有其属的盛况，这是前所未有的。搞手工业的不被官方称为从事奇技淫巧的社会末流，而被择优录入匠户籍，且世代相承，使家传技艺得以沿袭。匠户中的人虽然待遇不普遍高，但他们的户籍受法律保护。主要匠户大至分为两种：系官工匠和民匠。前者编隶于官府的各种手工业局院（战时，其中包括制造军器的局院）。他们从官库支领物料和物料钱、口粮、衣装以及盐钞，为有关局院完成定额产品。完成任务后，可以自行造作。他们的田地，一顷以内免征税粮，他们不负担杂役。至于民匠，根据需要进入官设手工业局院造作。造作期内与官匠的待遇等同，有的制成产品后还另附工价。
　　另外还有两种手工业户口没编入匠户。一为盐户，二为窑冶户。实际上他们也是官营事业的匠户。前者有盐田和产柴薪的荡地，并得工本，但仍负担税粮、科差，待遇相对低些。后者由国家提供生产工具，无科差负担，并能得到工本钞。
　　忽必烈不只是重视国家垄断的手工业的发展。他也重视民间手工业，对之并不压抑。比如，对各种矿，忽必烈实行过 听民自採 的开放政策。据《元史？食货志》载：至元十年，辽阳龙山县胡壁峪金矿，听李德仁淘采，年纳金三千两；银矿，至元十一年，听王庭璧于檀州奉先等处开采；至元二十三年，韶州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岁输银三千两。从丝织业看，《马可？波罗游记》说全国不少城乡都织造丝织品。这些情况都说明忽必烈不压抑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而是听民自为，只取税利而已。
　　忽必烈手工业管理的另一个特色是：不是仅顾中原繁华之地而忽略少数民族偏远之区。如，他选派大批各民族工匠去维吾尔地区，就地取材，发展织染手工业。于别失八里设官方手工业局两处，其局官 秩从一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其中一个是专掌造御用领袖 纳失失 等缎， 至元十三年始置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在漠南上都又建立了制毡局等牧业产品加工机构。河西地方少数民族人民长于纺织毛褐，居民多以此为业。忽必烈于至元十七年专设河西毛缎匠提举司（《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织造皇家专用毛织品。当然，这种做法属于取民之举，但它于客观上使这类少数民族手工业技术得以提高和发展，不至失传。
　　６。国际贸易管理的改革国际贸易源于秦汉，盛于初唐，至宋其盛不衰。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前统治者对此也是极感兴趣，措施相当多。成吉思汗扫荡中亚和欧洲的战事起因之一就是花剌子模国边将违约一而再欺侮杀戮其庞大至５００人的商队成员。
　　但前人的国际贸易管理思想远不及忽必烈有理论性内容。主要表现是：忽必烈于即位初就宣布对番国的来往互市 各从所欲.如至元十五年八月，忽必烈令中书省唆都、蒲寿庚这两个少数民族官吏向外国宣示： 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番舶人宣布朕意。诚有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
　　同年十一月，命 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十九年 又用耿左丞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追溯忽必烈的这种思想之源，还可到至元十四年。他于是年 令立市舶司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番货等物。
　　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十年，又 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在忽必烈上述思想指导下，产生了元初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的国际贸易政策。其内容不用细列，我们只知道它是忽必烈本人的思想引发形成的就够了。
　　其实，忽必烈还不只是搞海洋国际贸易。他还通过陆路与中亚、欧洲各国进行国际贸易。通过陆路来到大都、上都及南方苏、杭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不在少。由此又可见忽必烈在国际贸易中实行的是海陆并举的方针。
　　忽必烈在国际贸易改革中取得远胜前代的成就，是以沿海和腹里地区生产的恢复和长足发展为前提。如果他把元代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举国赤贫的话，外商是不会被吸引的。其发行的纸币币值较为稳定也是吸引外国商人的一大因素。他的这些改革活动又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些无疑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７。水利交通建设管理的改革忽必烈以前中国多数朝代水利交通建设的成就是辉煌的。但是元以前长期的战乱，导致长年失修废坏，有的即使尚存，但由于割据战争形同虚设。
　　忽必烈于此的改革，大体是：因其前有，不断创新；不只注重内地，兼顾边疆；既重河运，又重海运；不只是加强南北海、河两大干线的通畅，而且还雄心勃勃地勾画贯穿中国东西万里的黄河水利交通线，以图在古代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地弄出个十字交叉形的水利交通网络。
　　忽必烈在西夏故地干旱区搞水利建设之事已在介绍其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的改革时说及。在内地，随着元代的大统一，南北经济各有大幅恢复与发展，产品盈余史有明证。但互相交流发生困阻。忽必烈为解决这一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开始留心于水利交通资源的开发，以利生产、商业和百姓挽输徭役的减轻。事实证明，忽必烈于此的贡献远比前代各族开国英主显著。他直到垂暮之年，腿疾日趋严重之时仍力抓这项工作。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忽都鲁报告，他在亦集乃（今内蒙居延海地区）开水渠，忽必烈下令近处民人、僧人加入开渠工程队伍以助其力（《元史？世祖本纪》十一）。
　　１２８９年，他令断事官忙速儿等主持修筑了从须城到临清的新运河。１２９１年命郭守敬修大都到通州的水运道路。中断的南北大运河水运线在那个时代得以全线贯通。但他的更大贡献在于于１２８２年亲自批准和采用平宋大元帅蒙古族伯颜将军实行海运的建议。海运线打通后，基本上消除了原来中原广大劳动人民繁重的陆路挽输徭役。明人朱国桢说元时 徭役极省 （谈迁《国榷》卷一），大概主要是针对这一良效而言。朱氏的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公道的。忽必烈还曾于１２８０年１０月份有过一个使今人也谈而生畏的宏伟水运蓝图谋划，即亲派女真族人蒲察都实组织水利技术队伍探黄河之源， 欲于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忽必烈自认为他的这一规划 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二，《黄河源》）。那位女真人也确曾按忽必烈之意率队至黄河之源 图其城址 及驿传位置上报。诚如忽必烈所言，这是 古无有也 的计划，而且是标准的经济交通（水运）蓝图。查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绝无这类设想。可见，忽必烈不仅在军事、政治方面的作为超迈上述四大公认的雄主，同时在经济规划上也超越他们几人。
　　８。赋税徭役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即位后，对蒙古帝国诸朝及亡金、亡宋的赋税徭役制度有因有革。
　　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大体上采用这种方针征发，但以因为主。在这里仅就其改革措施的主要方面择述。
　　（１）户分九等，视 事产多寡 较合理地征收赋税（《通制条格》卷十七，《赋役？科差》）
　　此制定于中统五年。此方案于元太宗朝时已提出。忽必烈使之更具体化，并结合各族居住区特点加以广泛落实。这是不小的改革。
　　（２）限制苦民的包银制包银制度，大体产生于蒙古帝国与金王朝交替时代。是时，河北、山东汉族、女真、军阀林立，对人民肆意掠夺，赋税名目繁多，毫无限制。真定汉族大军阀史氏对此加以改革，将各项赋税合而为一，统一征收，称为包银。
　　之后其它各地军阀相继仿行。蒙古帝国君主也对这些军阀发明的包银制相继承用。其实，这仍是一个苦民的措施。其征缴无定限。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对之有所限制，定为每户科纳包银６两（此１２５１年之事）。忽必烈即位后，推行钞法，以钞输纳，每户纳钞四两，并许一半折输它物。当时发行的中统钞二两（贯）同白银一两，所以实际上比原额减低了一半。这是不小的有利于百姓的改革。
　　（３）限制斡脱商扑买国家赋税权斡脱（这一词汇，是古代蒙古族从突厥语吸收而来，意为合伙），蒙古语。斡脱商人指元朝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高利贷商人的存在不是元朝独有现象，古已有之。问题在于这种商人的活动在此时（指在蒙古帝国时）空前活跃。政府允许此类商人扑买（扑买：宋元时代的一种包税制度）某特定地区的国家赋税征发权。忽必烈继承蒙古帝国三朝元勋宰相耶律楚材限制这种官商活动的经济管理优良传统，对之加以限制，甚至曾经废止过斡脱机构，使其活动规模远比前代缩小。
　　（４）限制皇室贵戚、诸王、勋臣、悍将滥征或逃避赋役中统四年十二月，忽必烈 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 （《元史？世祖本纪》二）。中统三年冬十月诏 禁诸王、使臣、师旅敢有恃势扰民者，所在执以闻 ； 诏以李璮所掠民马还其主 （《元史？世祖本纪》二）。
　　至元元年八月 诏……勿擅科差役 （《元史？世祖本纪》二）。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得擅招民户。忽必烈第六子云南王忽哥赤， 一日，彼于村中强取水禽，其数逾（彼之所需）.忽必烈闻之，命责杖七十，皮肉俱裂。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诏 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为柴米户及赋外杂徭 （《元史？世祖本纪》十二）。
　　（５）诏示不得擅行不急之役中统二年夏四月甲辰，忽必烈 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者……不得擅行不急之役 （《元史？世祖本纪》二）。中统四年三月庚子， 亦黑迭儿丁请修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的湖中岛） ，忽必烈不许。至元二十七年九月丁卯， 禁发民挽舟 （《元史？世祖本纪》十三）。
　　（６）免除对开荒农民赋税的征发这方面内容已在介绍其农业管理改革时说及。
　　（７）商税一减再减，个别地区实行免征商税的政策这方面内容已在介绍其工商管理改革时说及。
　　（８）大规模开辟水利交通运输业，极大地消除百姓陆路挽输徭役负担。
　　（９）命身边工作的各类服务机构官员和卫士为国家仓库转输赈灾之米，减轻百姓徭役负担（《元史？世祖本纪》十二）。
　　（１０）悉罢南宋末代一切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余件，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减轻江南人民赋税负担。
　　元世祖正雄心勃勃地筹划统一江南的时候，偏安一隅的临安南宋王朝已经彻底糜烂。理宗赵昀 嗜欲既多，怠于政事.度宗赵■嗣位，贾似道擅权，朝政更日趋腐败。表现在赋税徭役政策上苛敛横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各种名目敛民的数目较之北宋增五至七倍。除此之外还创征经制钱、总制钱、月椿钱、版帐钱、田契钱、称提钱、折估钱、免行钱、麴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等多种额外横征。甚至民有诉讼，两诉不胜则要罚钱，胜则令纳欢喜钱（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历代名臣奏议》卷１０８赵汝愚《请蠲江西月椿钱物疏》），使江南民不聊生。忽必烈取江南之地后，对其空前繁苛的赋税徭役制度尽罢无留。平宋大元帅伯颜于至元间取临安，南宋末帝于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交玺降附后，忽必烈立即颁诏： 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征理。……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赡给 （忽必烈：《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
　　见《元史》，《世祖本纪》六）。是年十二月又亲自宣布： 昔以万户、千户渔夺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归之原籍州县。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
　　其田租、商租、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 （忽必烈：《谕浙东西、江东西、淮东西、湖南北府州府军县官吏军民》。见《元史》，《世祖本纪》六）。之后，元廷对亡宋故地采取的一系列轻徭薄赋方面的改革政策，都是在元世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制定的。
　　９。纸币发行管理的改革纸币的发行在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忽必烈时代主要发行有四种纸币。一为中统元年发行的中统交钞；二为中统元年十月发行的中统元宝钞；三为至元十二年添造的钞（《元史？食货志一》。钞，由于发行没多久，而罢。故后人谈元纸钞种类多不提它。不提它自有道理，因为它只是在中统宝钞基础上增发的面值更少的钞，是中统宝钞的附属。）；四为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至元钞（《元史？食货志一》）。
　　必须指出，元世祖时代纸币发行管理的思想不全属于忽必烈，参与者颇多，是这些参与者与忽必烈共议而成。他们君臣于此有各有千秋的思想见解，讨论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在这里我们只能只谈忽必烈本人在纸币发行管理改革方面的单方面言行，即使涉及他人，也只是涉及直接相关者。即只介绍忽必烈本人的纸币管理思想。
　　在元初中统、至元三十多年中，参与纸币发行工作者，主要的不下十人。
　　但不见有一人像忽必烈那样自始至终经办筹划；也无一人像忽必烈那样有众多关于纸币发行管理改革的议论指示和具体行动。查《元史？世祖本纪》及有关人物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本人并不十分具体地管纸钞发行的纯技术性问题。但其作为主要在于纸币发行推广的每一关键时刻组织讨论会、更正不识时机者的不成熟意见或愚腐之见，以舵手角色掌握钞币运行之舟较稳定地向前航行，使之终世祖朝不废，从而受到后人基本肯定。他是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有作为帝王中确实罕见的直接插手货币管理最多的一位。
　　他的做法是：（１）结合国情，适时决意行钞新建的元王朝幅员空前广阔，商贾往返路途辽远，所行货币五花八门。
　　不统一是不行的。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第一个适时主动而刻不容缓地向得意谋士刘和尚（秉忠）询问全国应实行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刘秉忠提议： 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居临中夏，宜用楮币，使子孙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秉忠是位和尚，说话时难免带有迷信色彩，附会以阴阳谶纬。
　　但他又是位令各族上下层敬重的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他向当朝务实的天子献计时不能不主要考虑政治。其实，其议论的要点确实不是像有的前辈学者说的那样仅仅是说些阴阳胡话而已①，而是意在以空前统一的金融体制穿连元王朝各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区，达到确保主人江山的目的。忽必烈本人也是个不太信迷信的人②。所以，忽必烈果断适时地只取刘氏非迷信的事关经济治国核心意见，决意在全国推行统一的纸币制度。于是，他据刘氏卓见命王文统主管此事，又以杨湜辅佐推行纸币（《元史？王文统传》、《元史？杨湜传》）。
　　这是个大事。如果当年忽必烈拒刘和尚之见于汗帐外，也许没有元代统一的纸币制度。这正是忽必烈的英明所在。
　　（２）革剔前弊，死抓钞本不放宋朝行钞至于末期无本可谈，终归败亡。金与宋交界，受其影响而行钞，至于末期也因无本可谈归于失败。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时代的１２２７年，元帅左监军何实以丝数印置会子曾权行一方（在今山东聊城） 民获贸迁之利 （《元史》卷一五○，《何实传》）。但此时是否很注意钞本不得而知。元太宗八年丙申（１２３６年）正月，于元奏行交钞时，耶律楚材提醒太宗，应记住金章宗行钞出现 万贯易一饼 的历史教训，不可多印，不过万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可以。但也没明言稳定钞本之事。忽必烈的生母唆鲁禾贴尼是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其它经济管理方面颇有成绩，曾被晚些时候的波斯史家们异口同声地盛赞，但在纸币管理方面仍算是个糊涂者。忽必烈称帝前，中原真定是她的分地。可是她却为了搞对诸王的赏赐求政治人事稳定，竟下旨将真定的钞本金银悉送上京。但是，忽必烈却与之前的汉、女真、蒙古等族纸币管理者不同，首先明确重视钞本的稳定，而且他的有关决定和言论都发生于元代大规模（普遍）发行纸币的关键时刻，起有稳定金融事业大局、掌握方向的特殊作用。有关史料主要有两条：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1页。
　　②　　 据《元史？世祖本纪》四记载：1271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子，中夜有光。忽必烈闻此事后，并没有命令杀掉，反而诏加鞠养。对这个有 吉人天象 的小孩，身为帝王的忽必烈却容许其鼾睡卧榻之侧，可见他不大信迷信鬼话。
　　第一，有多少金银，发行多少纸币。
　　中统初新钞方行时，由于真定钞本在从前已被忽必烈之母起赴上都（此时世祖母唆鲁禾贴尼已逝世），无钞本，新钞不可得。旧钞流布于外的数目达八千余贯。出现了新钞一行，旧钞之价亏损的局面，公私嚣然，人们不知所措。朝廷内出现争论。其中成吉思汗时代的维吾尔族开国勋臣真定长官布鲁海牙对这种混乱局面最忧虑，建议： 昔奉太后旨，金银悉送呈上京。真定，南北要冲之地，居民商贾甚多。今旧钞既罢，新钞不降，何以为政？且以金银为本，岂若以民为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赏推戴之功也。其为本，不亦大乎！ （《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其便商民之心可以理解，但发钞可以无本之见不可取。日后，忽必烈也确实没取布鲁海牙这位祖父时代勋臣的无理之见。此后，忽必烈很快使中统新钞有了足够充实的银本，民间持钞者可以随时向官库换银。
　　第二，不容许商人收买纸币准备金。
　　至元三年（１２６６年），有一个胡商恃国用使阿合马，欲贸交钞本，私平准之利，以增岁课为辞，这是忽必烈在全国范围行钞八年后遇到的大事。忽必烈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极慎重地征求汉族老臣户部尚书马亨的意见。马亨的回答是： 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纵私，将何以令天下？ （《元史》十三册，３８２８页，《马亨传》）忽必烈坚决按马亨之见办理，下令不许胡贾收买纸币准备金。这说明忽必烈在阿合马理财的早期就对他有相当大的节制。对阿合马是不放心的，因此才向马亨专门询问，避免了他的胡作非为。使一场扰乱全国金融体制的混乱局面没能出现。
　　（３）既重钞法，又重钞之信誉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乙丑，忽必烈于近郊打猎后召麦术丁、杨居宽等与大学士阿鲁浑撤里、尚书左丞叶李、侍御史程文海和至交大书画家亡宋宗室赵孟頫开会讨论钞法（《元史》，二册，２９６页，《世祖本纪》十一）。至元钞的条画大体内容就产生于这次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占一半的币制讨论会。
　　之后于下月甲午由尚书省藏族平章政事桑哥将这次会议的纪要以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十四款 的形式颁行天下。新钞发行后，在有关钞的刑法制定上朝臣分为两派。藏族的尚书省平章政事桑哥为首一派主张以严刑峻法制裁违钞法者，过于苛刻；以新近降附的亡宋宗亲赵孟頫（当时为忽必烈宠臣之一）
　　为首一派主张钞法宽和。为此，忽必烈更为慎重，决意在大范围内复议，下诏集百官于刑部议钞法。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 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元史》，十三册，４０１８页，《赵孟頫传》）。赵孟頫仗着他与忽必烈特殊亲密的关系相当激动地陈词反对。许多人却以赵氏人年少，且又是降臣，以为其言不可取。忽必烈却与众不同，准备用赵孟頫之见， 议者难之.忽必烈也不顾众人反对，之后又派赵氏为他的钦差大臣到江南视察钞法推行工作。
　　通过这次讨论，忽必烈的纸币管理思想显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华。他既看到了中统纸币制度经过奸相阿合马破坏后出现的许多弊病，同时又从赵孟頫一派的意见中看到了重视钞的信誉有多么重要的一面。重视钞法的思想，在忽必烈头脑中已在此前二十一年已形成（于至元三年与马亨的讨论中形成），此并非桑哥于此首先提出。现在，忽必烈又不只是局限于重钞法了，他在重钞法的同时又重钞的信誉，二者皆重，这是更为辩证的。这可从他于至元二十五年（至元间纸币讨论会的次年）对桑哥的一段谈话看出，他说： 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楮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 （《元史》，十五册，４５７４页，《奸臣传？桑哥》）。这说明，他在纸钞行使许多年的经验中意识到法与信都是重要的，不是一般地谈钞法，而是把它与 信 相联了。
　　（４）税收支付，主要以纸钞为准忽必烈于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三月已亥强调 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其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凡当差户包银钞四两，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钞三两，丝一斤 （《元史》一册９１页《世祖本纪》一）。
　　《世祖本纪》八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条载：中书省臣议： 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忽必烈对此报告的回示是 可.（５）严管物价，保证钞值稳定忽必烈于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五月下诏立 燕京平准库，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 （《元史》一册《世祖本纪》二）。次年正月，又令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 （《元史？食货志？钞法》）。
　　（６）云南各族聚居区兼用贝币与纸钞，禁用金银铜钱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忽必烈申严私易金银之禁。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见《世祖本纪》）。中统三年七月规定，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见《世祖本纪》）。至元十四年四月，禁江南行用铜钱。至元十七年正月，诏括江淮铜及铜钱铜器。
　　至元十二年二月九日，诏天下拘收铜钱（见《世祖本纪》）。另外，只在云南各族聚居区，尊其旧俗，根据赛典赤 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 （《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的建议，忽必烈特许钞与贝■兼通使用。
　　（７）添造厘钞，方便零星交易如于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为方便民间零星交易，添造加发小额厘钞，有二文、三文、五文三种。不过行使时间不长，于十五年罢印停用。但后来造至元钞时又允许印造发行了小额五文厘钞。厘钞的发行可以解决农村严重缺乏小额纸币而交易受阻的困难。小商人和农民是欢迎的。可见，忽必烈在纸币管理中既注意大中城市市场活跃，同时又注重乡村市场的活跃。
　　（８）不失时机，印制至元钞；排除愚识，以中统钞取代南宋会子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印行至元新钞前夕，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发与不发的争论。吏部尚书刘宣于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主张不发行至元新钞（《元史？刘宣传》）。他担心一时更新会引起乱子，主张安定原钞之本的意见是好的。事实上其安定钞本之说与忽必烈的思想一致。但他主张不发至元新钞则表明他不识时务。忽必烈主张发，是有其依据的：第一，因为中统钞的信誉曾被忽必烈问斩的财相阿合马一度破坏，必须不失时机地更发新钞，重新建立国家纸币的信誉。如果再任其发展一段时间后再想补救可能为时太晚。
　　第二，中统钞于过去基本上没有小额厘钞，不便于广大乡村的零星交易。中统钞初行时，元朝的乡村幅员是有限的。后来统一南宋入版图，一下增加很大面积。江南广大乡村又是商品货币经济远比北方发达的，有必要发行厘钞。
　　第三，过去中统钞流行时，对民间金银买卖限制还不太严。无助于钞本的长期稳定。忽必烈新造至元钞的制度更严禁金银私易，又加造更小额厘钞（五文），稳定钞本的措施经专门会议各族理财官员集体讨论更为细密完备。第四，从前中统钞发行的纯技术讨论中，参加者多属非专门家，此时有南宋隐士、纸币发行专家叶李参与，更易使措施趋于较完备。第五，就忽必烈本人而言，此时他对纸币管理的认识已远比中统年间飞跃，不仅重钞法，而且又重钞的信誉。第六，就至元新钞发行的规定而言，至元新钞一贯等于过去中统钞五贯。这个规定本身无论怎么说都不表明忽必烈想使至元钞虚。第七，从至元钞发行后的效果看，从发行至忽必烈去世的十来年间，元政府严禁过去阿合马那种偷运钞本库银的做法，钞值稳定了十余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分册第２０页）。查《元史？成宗本纪》可以看出，元代纸币真正贬值之始当起于忽必烈之孙成宗铁穆尔继世祖位后空前滥赏滥赐之时，对此史有公论。由此可见，忽必烈决意印行至元新钞仍属识时务的行动，并非换汤不换药之举。
　　１２７５年，江南宋地快要收取时，忽必烈手下的汉族老臣姚枢以及另一名臣僚徒单公履在一次有关对南宋金融政策的决策讨论中反对用中统钞更易南宋原用交会。认为： 江南交会不行，必至小民失所.务实的忽必烈当时非常机警敏锐地看出了他们的迂腐，尖锐地批评他们说： 枢与公履，不识时机 （《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之后坚决地以中统钞替代了南宋交会，终于最后实现全国纸币制度大统一。事实证明，姚枢等比起忽必烈确实头脑简单迂腐、不识时机。因为此时的南宋交会与元朝中统钞相比生机已尽，完全成为搜刮人民的工具，取而代之，正在斯时。取而代之，只能在客观上给统一后各族人民带来一定好处。退一万步说，即使南宋交会此时还没完全腐朽，也应该取代。因为不取代的话，全国行使新旧两朝的不同纸币，新王朝在经济上的统一就不可言了。
　　１０。经济人事管理的改革在忽必烈之前，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中，善于选用得力的经济管理人才者不乏其人。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认为耶律楚材将是为其子孙治国理财的难得人物，直至逝世，念念不忘。元太宗放心地让耶律楚材理财即属此例。但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于此不是十分成熟的。太宗身后称制汗帐的六皇后乃马真居然夺走耶律楚材之权。太宗本人也曾对耶律楚材的经济管理工作也有偶尔干扰。如其时有些经济管理官吏公开破坏太宗和耶律楚材亲定的税制，但没得到及时的撤职处分。
　　忽必烈与先祖相比，在经济人事管理方面既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进行进步性改革，把元代的经济人事管理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水平，其中于若干方面已经超过了唐季刘晏的有关认识。忽必烈一生中，他的周围各层次、各民族、各类型经济管理干部如云，但他大体上任免运用自如，体现了他 治大国如烹小鲜 的成熟政治家的才气胸量。表现为如下特点：（１）对自己家族的人，无经济管理专长者不用失吉忽都忽，四朝元老，忽必烈太奶诃额伦夫人的得宠养子，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大蒙古帝国的最高断事官。后来兼管华北地区（燕京行台尚书省）的经济管理，约卒于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叛乱期间（１２６０- １２６４年间）。
　　１２４７年，漠南王府幕僚张德辉向忽必烈建议让他管民政及经济管理之事。但忽必烈并没因他是自己的爷爷一辈人在汉地经济管理中重用，反而大量重用熟悉家乡经济的汉臣。因为这位本家老爷爷虽在其它方面有管理才华，于汉地经济管理却是十足的外行，有些做法不仅荒唐可笑甚至说是残酷。如他于籍户口时，企图 印炽 人臂，将汉和契丹族人民视同牲畜，经汉地海云老和尚谏止而罢。这是忽必烈在经济管理中对位尊而不具专才者坚辞不用的典型表现。
　　（２）根据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升降官吏职务忽必烈规定下属守土之官如能做到 户口增、田野辟 就提职使用，反之降罚（《元典章》卷九十九《户部？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于是高唐州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之意，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忽都纳、州君张延瑞、同知陈思奇因经济管理水平高而升秩；河南府陕县尹王仔怠惰无绩而降职。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 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 ； 劝警游惰以耕田.滇民歌颂。因此，忽必烈对之大加赞赏、专信至极、当做地方大吏学习的楷模。此类事例，于世祖朝史书中随手可拾。
　　（３）屈身礼待高傲且有才气的高级经济管理干部叶李，南宋遗民，汉族儒士，山林隐者，少有奇志，性情高傲。曾在南宋败亡前夕上书弹劾权奸贾似道误国害民，颇懂纸币发行之术。是杰出的经济管理人才。忽必烈当自己采用多人意见、亲手谨慎筹划的纸币制度出现问题时，愁身边无才士解决此事怕他族人羞他无能，几次寻访接之来京。但不来。后来终于出山。忽必烈考虑叶李有腿疾，在他来大都后赐大小车各一，许乘小车出入禁中，与之讨论后定 至元钞法.每罢朝，必召见论事，凡有军国大事必问： 曾与蛮子秀才（指叶李） 商量否？（《元史？叶李传》。
　　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五龙车》）其尊礼如此。古代帝王中，对一个异族经济管理干部如此屈身礼待者也许仅见。由此足见忽必烈对经济管理方面知识分子的渴求之心。
　　（４）不拘一格不分民族地提拔重用经济管理干部当年忽必烈能提拔叶李为资善大夫、尚书左丞，主管改革修缮自己原来推行的纸币制度。很清楚，这与他有不拘一格起用经济管理人才的博大胸怀相关。正是因此，叶李这个亡国遗民、闲居富春山的无名在野隐士一跃而为元帝国的经济问题高参，身价百倍。蒙古族的朵尔边？孛罗①，其祖父禹儿乞是成吉思汗的宝儿赤（厨子），本人也是厨子出身。这个煮羊肉厨子世家的人由于忽必烈的培养提拔不仅曾任皇家禁卫军长官，而且进入中原后留心经济管理之道迅速成长为一个于钞币发行、全国财政、农业、工商业管理无不熟悉的高级经济管理专家，后来就任于大司农卿和宰相之位。他积极组织专家传播农业技术；参加忽必烈领导的长时期的经济领域反腐败斗争，成绩斐然。后来他居然能指导伊利汗帝国的金融、工商业、农业、国家财政的全盘改革。孛罗能从一个身份低微的煮羊肉的厨子上升为国家经济宏观管理的干才也自然与忽必烈不拘一格提拔经济管理人才的思想相关。
　　①　　 朵尔边？孛罗，元初宰相之一，蒙古族，曾任元帝赴伊利汗国特使，后留居伊利汗国未回。
　　（５）对成绩显著，后来腐化贪赃枉法的经济管理干部，无论何族何职都无情重处，以严肃自己所定的经济管理法典出生于原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的阿合马，曾是忽必烈的回族财相。出生于土蕃的桑哥曾是忽必烈的藏族②财相。这两人在《元史》中均列入奸臣传档。这是封建史家的编排，今人不必理它。说实话，这两个高级经济管理官吏至少在相位的工作前期做出过若干成绩。但是在过大权力的腐蚀下，他们堕落和腐化了，后来发展到竟直接欺骗忽必烈，有的甚至高傲到不把忽必烈放在眼里，欺上瞒下、贪赃枉法、藐视群臣、鱼肉百姓，并且严重地腐蚀了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他们的罪状被告发后，忽必烈慎重地亲自派人侦探，罪证查实后一一处斩。忽必烈还以严肃皇室家教的办法启示内府财务管理干部遵守规章。封为太子的儿子真金有病，忽必烈前往探视，见床上铺的是织金卧褥，于是生气地对儿媳阔阔真说：我总以为你贤淑，为什么奢华若此！儿媳遭斥后马上撤去。结发之妻察必皇后，有一次从太府监支取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立即正色批评：此军国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察必自此也勤俭自持，遵守内府财物管理条例。这些做法无疑意在启示属下各类经济管理干部不分尊卑，一律对待，不得任意破坏他的经济管理法规。
　　（６）放手使用经济管理官吏，并善于发现和指出他们不识时机的过错元初各地自然灾害频至。忽必烈每遇灾警都必下令赈济灾民，几成惯例。
　　一次有位经济管理官员上报严重灾情，请示是否赈济。忽必烈说，此事还有必要报告后再做吗？你应该不请示就赶紧办理。可见他对经济管理干部是放手使用的。但是，经济管理干部有过错或头脑糊涂时也会不顾情面地指出或批评。前面提到的对老臣姚枢等反对以中统钞替代南宋交会见解的尖锐批评就是典型事例。
　　（７）对有远见卓识者虽因其自身劣迹和其它政治原因必须废掉，但不废其言，继续采用其合理建议大名商人出身的北方汉族财相卢世荣，是元世祖己近垂暮之年时遇到的有建树的理财家。他对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总体意图是心领神会的。他虽然较晚与元世祖相遇，但他基本理解元世祖经济管理中兼收并蓄的思路。对卢世荣提出的多种经济管理意见，忽必烈大都赞赏和推广。但是卢世荣已于当时不具备居财相位领导全国经济管理的主客观条件。主观原因那就是自身历史上有劣迹，曾依附贪赃枉法的阿合马，且有贪赃行贿之行。客观原因则有二：一是他在上任后的征税工作中依靠阿合马余党，这些人刻薄苛取、营私贪暴。
　　这就使卢世荣本来不好的名声更坏了。二是卢世荣虽为汉人，但在元初忽必烈时期大臣队伍 纲纪派 和 理财派 的派别斗争中，并没有加入汉族儒臣为主的 纲纪派 队伍，而是加入了西域人阿合马为首的 理财派 行列。
　　但就其本人经济管理思想而言并不与理财派相同，更有别于纲纪派，倒更接近于忽必烈照顾全局的经济管理大略。兼有上述两派的优点，而又较少它们两者的偏向和不足。 纲纪派 于经济管理方面主张中原传统的 重本抑末 、 贵义贱利 、 节奢崇俭 论。他们虽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更多地考虑百姓的利益。 理财派 主张农牧并重，农与工商并重，在经济管理方面没有中原传统故套的束缚。他们虽然有不保守的一面，但于后期其中不乏聚敛之徒。前者以受已故老臣许衡影响的一大批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旧时汉族元勋臣僚为基本队伍成员，外加一批蒙古族开国文武元勋。他们的后台是许衡的学生皇太子真金。他们在阿合马专权时一度处于被压之势。后来，此派人以阿合马奸事败露为转机，企图一网打尽其余党。卢世荣自然是他们打击的对象。
　　经济管理方面颇具才气、政治方面不太谙练的卢世荣却忘了元朝祖制，为了摆脱险境动用手中暂有的权力，竟然不经枢密院审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性质的活动，其实其矛头并不是指向对之宠信的世祖，而是防范太子为后台的纲纪派对他下手。但这种行为却犯了元廷皇家任何人不得越过掌用兵大权的枢密院调动军队的大忌。这也是山东李璮叛乱后出现的第一个相类事件。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忽必烈意识到这可能是重处阿合马后其余党企图报复的预兆①，而果断地处斩了卢世荣。一月后与卢世荣有密切联系，卢世荣主政时于征税中相当贪暴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也被处死。但这个人死前揭发了有人（指纲纪派的人）上折让真金太子即位，并要年老的忽必烈当太上皇的秘密。此事的揭露又使忽必烈转怒于纲纪派，致使本来有病的真金太子怕皇父追查恐惧早亡。真金和卢世荣的离世表明，上述两种派系组织已双双瓦解。后来的事实又表明：忽必烈并没有完全采用太子为后台的纲纪派的经济管理模式，也没有完全采用理财派的经济管理模式，更没有抛弃卢世荣的追踪忽必烈本人经济管理意向的思想。变化是：在经济管理人事安排上既不主要用北方汉儒旧臣，又不主要用西域色目人旧臣，而是用土蕃人和南人（江南汉人）桑哥和叶李。继续推行自己明显区别于上述两派，但又吸收二者优长的统顾全局的经济管理意图。可见，忽必烈并没有因卢世荣死去而废其言。
　　②　　 桑哥的族别，过去有人认为他是畏吾族人。近年有人从古代藏文史书中发现桑哥是藏族人。
　　（８）晚年在高级经济官吏贪污腐化日益严重的沉痛教训中，开始更注重经济管理官吏的德阿合马、桑哥基本属于理财之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卢世荣虽于这方面的才较出众，但也略有贪赃受贿之事。卢世荣后忽必烈任用土蕃人桑哥，但桑哥的颓化更为惊人的迅速，又不得不杀之以谢天下。在这一系列惨痛的教训中，忽必烈晚年的经济人事管理思想开始向更高层次升华。他开始明显地注重高级经济管理官吏的德。桑哥奸事（贪赃腐化）败露后，他任用完泽。完泽其人在经济管理方面才气属一般，但他不搞苦民的聚敛之术，天下人称之为 贤相 ①。他在阿合马等人遍贿近臣时独无沾染，又尝言桑哥必败事。于是，忽必烈任之为宰相。这是忽必烈晚年重视经济管理官吏德的一个重要体现。
　　（９）慎重处理有关经济管理官吏的案件，不冤枉好人就身体素质而言，忽必烈在历代帝王中不是最健康的，患有严重腿疾，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他晚年的政治、经济活动。但他意志坚强，力图避免自己耳目闭塞而可能带来的疏忽。所以在处理经济人事案件时建立了 对质 制度。当有人要求以卢世荣历史罪过惩治其人时，忽必烈并没有轻易附和这种意见，只是让当事人停职受审并对质，当他发现卢世荣不经枢密院采取军事行动时才警觉地判其死刑。对汉族官吏如此慎重对待，对少数民族有关官吏也如此慎重对待。１３世纪波斯著名史家拉施特透露：有一个叫阿不别克儿的人，被合罕赐以伯颜平章之号。他与完泽一起充当那可儿②。并任平章之职，在忽必烈合罕时代，他当了两年宰相。当时合罕身边有一些告密者出来中伤他。断言他挥霍了６００万巴里失。合罕向他索还。他回答道： 这些资财，我已发给人民了，因为在一连三年中都有自然灾害，禾苗不长，臣民贫困。
　　现在如果合罕有旨，我就去卖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把钱送给合罕，但国家要因此破毁了.合罕喜欢他对臣民流露出的同情，于是他说道： 所有的大臣和异密都［只］关心自己，伯颜却关怀国家和臣民！ ①此人与阿合马、桑哥等一样于忽必烈时代身居高位，掌管有关赈济等经济管理方面工作。他们也都曾被告犯有巨额贪赃罪。但前几人之事经查证据确凿而被处死，后者经对质查核无罪证反而有功得到赞美。可见忽必烈对经济管理方面高级官吏的奖惩处理是极为慎重的，一般说来是不冤枉好人的。
　　①　　 我们认为，这才是卢世荣被处死的真正原因。陈天祥关于卢世荣经济等方面问题的劾章并不是他被处死的真正原因。
　　①　　 《元史》卷二○二，《释老？张留孙传》。
　　（１０）在选用经济管理官吏方面并用各族人才、并用僧俗人才在忽必烈手下虽然经济管理官吏如云，但就其民族构成而言绝不是单一的。他为了适应多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特点，不断使此类官吏队伍的结构向多民族化方向发展；最初，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居多。他初任漠南王时，其身边此类官员主要是元宪宗派来的牙老瓦赤（畏兀族）等人，可是这些人于汉地经济管理工作不是太胜任的。其中有的 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忽必烈不满意，严斥他们： 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仗復斩，此何刑也？！ 使不只儿错愕不能对（《元史？世祖本纪》一）。之后，他不断吸收更多民族的人员加入经济管理官吏行列。如回族的赛典赤、阿合马；北方汉族的刘秉忠、姚枢、张文谦、卢世荣；藏族的桑哥；南方汉族的叶李、赵孟頫；蒙古族的朵尔边、孛罗、安童、伯颜；契丹族的耶律铸（耶律楚材之子）等各族官吏在他手下先后任职。其经济管理官吏队伍的族类之多，前朝所不得见。忽必烈还针对土蕃以寺院经济为主、内地寺院经济比重也不小的特点，于经济人事管理中又实行了僧俗并用的方法。土蕃高僧八思巴被封为 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总理西藏寺院经济。在忽必烈的金莲川王府任高参，帮他治理北方汉、契丹地经济的刘秉忠也是一位精通儒学的和尚，直到至元元年才还俗。后期财相桑哥，藏文历史文献《汉藏史集》提供的史料证明他是藏族。《元史》记载他是 胆巴国师之弟子也 （《元史》卷二○五，列传第九十二）。胆巴就是皇庆间追认的 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桑哥既然是其弟子，当然也是僧人出身（其还俗年代无考）。这都是忽必烈 因其俗而柔其人 治国原则在经济人事管理中的体现。这些僧人参与元初经济管理，对元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自然有好处。当然桑哥曾因贪赃受贿被杀。但这是他一生后期之事。据藏文桑哥传记述，他在早年于经济管理方面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②　　 蒙古语，同伴之意。
　　① [波斯]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之子忽必烈合罕纪》，《史集》第二卷。
　　（１１）在关键时刻勇担风险，用曲折手段保护自己苦心经营的经济管理官吏队伍各族成员１２５７年以前，忽必烈依靠汉、维、蒙、契丹族中各种经济管理干才理财，于中原广大地区获得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而民不怨。与此同时，他利用这些收入一方面壮大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赈济惠民，深得各族军民之心。这是他对漠南、中原进行经济管理初见成效之日，此事招致一部分蒙古、汉族守旧贵族的忌恨和不满。有一些人向遥居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林城）的元宪宗蒙哥进谗言，说你弟弟得 中土 人心，图谋难测。
　　还说与漠南王府有关的汉、维吾尔等族财政官员剋扣应解送汗庭（和林）的财赋私奉忽必烈。此事引起元宪宗与忽必烈之间的猜忌。是年春，蒙哥采取削弱弟弟王府经济管理官吏队伍的严厉措施。具体办法是：派钦差阿兰答儿、脱因、囊加台、刘太平等官员自和林南下理算陕西、河南等处钱谷， 置局于关中，大行钩考（检核财赋）.与此同时给忽必烈手下大小经济管理官吏列罪条目达１４２条之多。钦差首要人物阿兰答儿声称：俟钩考完毕之日，除万户史天泽、刘黑马二人将报请元宪宗亲自处理外，对其余人都可便宜径行处死。并下令解除忽必烈在汉地的统军权（《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参政商文定公》，引自姚燧《谭澄神道碑》）。为此事，忽必烈藏爪伏翼、忍辱负重、机智处理。他以家属为人质之诚，去和林城亲自拜见兄汗，解除猜忌，为手下人做担保工作，元宪宗被兄弟手足之情感动，始不信谗言，撤销了斩杀一大批忽必烈手下理财官员的成命。之后，虽然中原的一些经济管理机构一时被罢除，但不见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官吏队伍有大损伤。忽必烈的这一举动确为日后他进行元朝第一步经济管理改革保存了一支精明干练、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于此，忽必烈珍爱自己经济管理官吏队伍之心可见一斑。
　　这样一批被忽必烈冒自身被软禁之危免除杀身之祸的各族经济管理人员日后怎能不为之拼死效命，以取主悦。
　　（二）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体现的十大关系处理思想及其理论基础
　　忽必烈不是完人。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宗王、大汗生涯中进行了艰辛曲折、气势雄浑、超迈先祖的经济管理改革。但仍有不彻底之处。主要表现在他虽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继承蒙古帝国前代君臣合理的经济管理思想，但对其中一些不合理方面抛弃的还不尽如人意。对他民族优秀经济管理思想有广泛继承发展，但仍存在着不少受时代历史条件限制的表现。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中有各种局限。如在交通水利建设中有时好大喜功、空想居多；没有彻底限制住高利贷商人的扰民活动；其人口管理思想总体上是进步的，对元代战乱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毕竟没有彻底禁止住其时严重的人口买卖现象。以上为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一般的几个方面历史局限。
　　忽必烈经济管理中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局限，那就是赏赐问题。赏赐，这是历代帝王无人不干的事，也绝非元代才有。但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诸帝的赏赐规模是惊人的。尤其在太宗朝更为显著。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其时官无俸禄，赏赐之钱具有一种俸禄性质；二是统治者在连绵的战事中以厚赏招敢死之士；三是与某些统治者的观念意识相关。比如，元太宗就明言： 一个人热衷于财宝钱物的积攒是缺少理智的.因为积存财宝不能带来任何利益，比如积存财宝的人死后总 不能从彼世回来 再占有这些财宝。 所以我把自己的宝藏保存于心中，并且把一切现有的和已经准备好的，或者［还］正作的，全部给予臣民和需要者，使美名远扬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８５页：《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
　　世界上许多东西都不是永存的，只有 光荣的名声和良好的纪念永远留存. 谁反对我赏赐，谁就是我真正的敌人.因为 他们不愿我留下美名和良好的纪念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正是由于元太宗对财富有如是观，在蒙古帝国都城和林除撒谎者外，不仅有众多的文臣、武将、宗王、妃后得到重赏，甚至有许多蒙、维、汉、契丹族的城乡贫民、破产工商业者也上门讨赏，得赐予，其中也不乏远从印度、波斯闻声而来的讨赏者。他甚至不听财臣劝阻，常大开国家财库大门把财物一堆堆分摆，让讨赏者任其力气抱走，只规定抱时掉地的不许重拾。于是致使一些穷人在大路或和林城市场拦其圣驾乞赏，有乞必赐。这种做法可能对他的统治带来了某种好处，但国家财政管理必然紊乱也是预料之中。这说明太宗在耶律楚材辅佐下经济管理方面初定税制有成就，但其管理仍有很大随意性。忽必烈即位后，下大力改革先辈此类成俗，禁止无目的无计划赏赐，于中统年间始定官俸。因此，他的赏赐比前辈应说是不滥的，比起后来有些子孙又是少的。但是，他于一生并没煞住这种赏赐风，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元初国家财政上的支出数额。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然有上述诸方面弊端，但就其经济管理思想的总体或主流而言，他本人仍算是一个封建大一统国家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方面的行家。根据是：他在从事十方面经济管理改革中，较得当、明智或辩证地协调处理了十种关系。从而在宏观上能够较有效地控制指挥其时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发展，取得较好的实际成果。这十种关系的处理分别为：１。发展生产与赋役征发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对发展生产和赋役征发都重视。但在二者当中是分主次先后的。他更重视发展生产，把发展生产当做赋役征发的基础或来源看待。
　　因此，他反对赋役征发上的竭泽而渔政策。他这方面的思想有多方面表现。
　　但他于至元十六年五月癸酉与兀里养合带的谈话最为典型。当时兀里养合带言： 赋北京、西京车牛俱至，可运军粮。 忽必烈反对说： 民之艰苦汝等不问，但知役民。使今年尽取之，来岁禾稼何由得种，其止之 （《元史？世祖本纪》七）。可见忽必烈是知道先秦汉族进步经济管理思想代表人物的 先予后取 之道的。忽必烈有多次免役诏示，都是他这方面思想的体现。他不是不征赋役，而是主张在保护和培养百姓元气、发展生产、待赋税之源培养足后征发。他有时免三年役，那是为三年后再取；有时免六年役，为的是六年后再取。可见，汉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史上 取予有时 的思想在他手中运用得已相当成功。
　　２。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处理得较得当在元世祖朝，对农业和工商业都从国策上提倡发展，都等一地实行优惠政策。只要不怀偏见，谁都会承认这是那个时代不可抹煞的事实。忽必烈在二者关系问题上从没有发表重此轻彼、抑此扬彼的偏激的政策性言论。这就使其时的中原，不仅有发达的农业，也有发达的工商业。发达的农业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工商业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比如此时，众多的农产品开始比前代以更大比例成为商品性产品，手工业为农业提供了花样远多于前代的工具，在忽必烈眼中商业不是从前统治者认为的使人心不古的应禁之业，手工业者在其心目中也不是受鄙视的搞奇技淫巧的人，正因为如此，在他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名副其实的 百工效能，各有其属 的盛况。
　　可见，他处理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是辩证的，比前代绝大多数帝王更为开明豁达。
　　３。农业与牧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我们翻遍《元史》十四个世祖本纪分卷与农业管理官吏本传，也翻遍波斯人有关史书中 忽必烈可汗纪 ，至今还没发现他有什么重农抑牧或重牧抑农类偏向一方的言论。他基本在二者间不偏不倚，让它们各自互不干扰地发展。既尊重农业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也尊重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他确实有过许多不让蒙古骑兵进入中原后不要占农田为牧地、进驻村寨影响农耕的严厉诏禁，但这绝不是抑牧，它只是尊重汉民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的正义举动或保护农业的措施。因为他并没有因自己入主中原而像北魏孝文帝那样莫明其妙地人为地改变自己民族固有的生产方式。在他的时代，北方的牧业经济不但延续而且有更超迈前代的发展。那里的牧业文明与中原悠久的农业文明相互补充，比翼双飞。更重要的是他还积极组织二者的全国性的大范围的南北贸易。他并没有唆使其中一方吞食另一方。可见，他对农业与牧业的关系处理也是超过前代帝王，比较得当的。
　　４。统一战争步伐和经济改革步伐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改革与他的统一战争大业基本上在步伐上是协调一致的。基本稳定北方的过程中，他对政治、军事、经济管理改革同时抓。此间，他与众臣筹画的中原经济管理制度也随其统一战争铺展实施，且灿然有成。
　　伯颜将军所率平宋大军攻占临安后，他又力排汉族开国元勋姚枢等老臣的阻议向南宋故地推行统一纸币制度，以中统钞取代了名存实亡的南宋交会，适时地完成了金融体制的全国性改革，把江南广大地区无遗漏地纳入了统一的新王朝金融网络中。在财政制度方面，伴随统一战争的进程，较准确地分析全国各类经济俗制差异较大和全国民族成份空前增多等特点，实行了对各族各地区分别对待、因俗而治的财政制度。可见其统一战争的步伐与经济管理改革的步伐并无太多脱节的表现，大体协调相吻。
　　５。国内国际贸易发展与全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元朝的大统一，出现了 今日八荒同一宇，向来边檄不须论 的有利于国内国际商业贸易发展的局面。但全国的币制是割据时代遗留下来的五花八门状态的币制。金属货币（白银、黄金、铜钱）大不便于国内远途贸易，也不便于跨洋过海的国际贸易。其不便不只是表现在运输上有困难，又在于它们成色不一、制造的朝廷不一，导致难于权准。这是不能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商业贸易发展需要和形势的。为解决二者的矛盾，忽必烈以经济管理大家的雄才伟略，从任漠南王到驾崩的四十多年间重点抓纸币发行工作，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纸币制度。他的这一作为，与元时发达的国内国际贸易的客观要求也无疑一致。
　　６。全国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水上经济交通开发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在忽必烈时代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经济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北方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且数量颇多的牧业产品官营民营机构。
　　这些产品需要到南方转销国内国外。北方也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牧区工商业大都会（如和林、上都、应昌等）。这里居住着众多不习惯于奶肉食品的国内国外工商业者、官员和其它一般居民，他们需要南方的粮食。当时的大都已成为世界一流的人烟密集的政治经济大都市，更需要粮食和其它消费品。但北方的粮食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也需南粮北调。南宋故地江浙繁华之地盛产布帛丝绸及其它传统精美手工业品需要北运以供京师帝宫、国家军旅之需。这就需要经济交通的发达。但只靠陆路挽输不能解决这一大问题。于是经济的发展规模扩大与经济交通建设不足构成矛盾关系。忽必烈亲自下令重修大运河，开凿京师至通州的水运线，依伯颜之议开辟南北海运线，基本上较成功地解决了上述二者的对立关系，使它们趋于协调之势。
　　７。经济人事管理改革与其它经济改革的关系处理较为得当稳定北方前夕，忽必烈搜罗了一大批熟知中原经济管理的臣僚，为来日中原经济管理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安定土蕃前选养了以八思巴为首的熟知其地寺院经济俗制的人物，为将来对土蕃进行管理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收复南宋后，选用熟悉南宋的南方汉人和在平宋战争前线工作过的军队干部帮他筹画经济统治之策。在经济改革总过程中，一些经济管理干部腐化了（如阿合马、桑哥），又有一些人适应不了新形势趋于迂腐迟钝（如桃枢）。但忽必烈基本不受这些因素干扰，该杀者杀之，该劝者劝之，重新组织新的干部队伍，以吐故纳新的组织手段把自己的经济改革大业推向新的台阶，终世祖朝而不废。正是由于他的这些经济人事管理中的不停顿改革，他的其它经济改革才步步为营、层层递进，富有不断迈跃的节奏感。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才气并不亚于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用兵艺术。
　　８。发展官营手工业与发展民间手工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无疑，忽必烈对官营手工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但他又不阻止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民间手工业方面他又明确地以诏文提出 听民自为 ，多次下令让民人随便开矿，只收适当的税就是实例。当然，忽必烈的 听民自为 与明季邱濬有关手工业的 听民自为 论是不同的，主要旨在增加国家税源。但是不论其目的如何，听民自为总比不听民自为好。至少表明他是既重官营手工业，也重视民间手工业，允许二者都发展。当然，对二者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他更重视官营手工业。不过，他的做法比起前朝更多帝王压抑民间手工业之举要好得多。至少，在他心目中二者不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总之，对两方面关系的处理还较为得当。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
　　９。牧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进入农区，在大都登上汗位后，人们只见他对其它民族地区交税负担一减再减，独不见对太宗关于蒙古族牧区的税率有所减低。似乎他无意减轻蒙族牧区百姓的负担。其实，他虽没做减税之事，但是却做了大量使蒙族牧业与工商沟通，既使工商得利，又使牧业得利，也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事。其实这是一箭三雕的好事。忽必烈在牧区广建牧业产品加工业、牧业产品集散市场。使牧业产品拥有者得以就近销售。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昔日牧区封闭的自然经济格局，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从前一些牧区多余产品因无处出售自生自灭的自然浪费状态。这种新局面甚至使灾年于风暴雪灾中大量死亡的牲畜肉、皮、毛等都可变废为宝，从而使牧业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这对牧民生产积极性无疑是一种调动。这对于牧民负担的减轻来说，比起减税的方式是更长久的实惠。在牧区建立牧业产品加工业，原料基地近便，对这方面的手工业者也是一种实惠，至少是使其产品成本降低。忽必烈对去牧区商人减税，甚至免税。说穿了，这实际上是以国家财政补贴的手段促进牧业与商业结合，也可以说是利用商人的趋利心理趋使他们进入牧区创建农牧业沟通的新市场，从而使农牧业产品得以交流。可见，忽必烈对牧业与工商业关系的处理是颇有心计的，也是大体得当的。
　　１０。发展内地经济与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关系处理比较得当忽必烈之前历代较多的中原帝王视边疆少数民族地方为 荒裔鬼獠 之区、 贫寒不毛 之地，很少琢磨建设性开发。忽必烈基本上没这种迂腐之见（大概与本人龙兴之地就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在他的国民经济管理布局筹划中，内地和边地的经济开发是几近等量齐观的。在他的筹划下内地有大都、苏州等众多的工商业大都会；塞北有和林、上都等工商都会；玉门关以西有哈迷里、别失八里等靠近丝绸之路的重要工商业城市。内地有众多的农产品加工业，边地也有牧业产品加工业。江浙的丝绸纺织品著称天下，维吾尔地区别失八里的缎子纳失失、毡毯也遐迩闻名。内地田连阡陌，边疆牛羊布野。两类地区各有发展，特色独具，平分秋色。
　　忽必烈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上述十大关系的较得当处理，是他能在元代国民经济管理中面对现实、体察各族民情、探询历史传统、制定有效政策、在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管理中挥斤运斧、指挥自如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目光短浅、只顾一点的关系处理，而是全方位的多种关系的统筹兼顾和深谋远虑。他通过这些关系的融通调节，使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对立因素化为统一；腐朽因素变为神奇；滞塞之区疏为通渠。
　　忽必烈在元代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改革实践及其在这种实践的多方面进行的较成功的关系处理，不是盲目进行的。它与忽必烈有一套有关此类改革的理论相关。忽必烈的有关理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间接的政治改革方面的但又事关经济管理改革的理论；二是直接的经济改革理论。
　　事从因革 、 补偏救弊.这是忽必烈进行政治与经济管理改革的总理论。
　　事从因革 （《元史？世祖本纪》四），这是忽必烈在其用畏兀蒙古文和汉文颁发的建国号诏中提出的施政理论纲领。意思是我今后所做之事中一部分是因袭前人之制，一部分则是改革前人之制。而且申明他这样做符合 长生天 的意愿。他认为这个意愿的实现，一靠 长生天 的气力，二靠人事努力。纵观忽必烈生涯，几十年中在政治上有因有革，经济管理方面同样是有因有革。对中原农业经济制度因，对土蕃寺院经济制度因，对西北丝绸之路穿通区诸民族的重商传统因，这都是经济管理方面因俗而治的表现。
　　对忽必烈的这种因俗而治思想，《元史？释老传》有明确记录，说世祖谋画对土蕃的统治术时 以其地广而隆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某俗柔其人（《元史》卷二○二，列传八十九，《释老传》）。事实证明，他对中原、云南、南宗等地采用的统治术无不包含这种方法。但他的因又伴以革剔。对中原重本抑末传统和本民族重牧轻农传统革，对金与南宋混乱的币制革。这些都是突出的经济方面 革故鼎新 的表现。忽必烈的因革试图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在建元中统诏中说的很清楚，就是要 兴利除害，补偏救弊 （《元史？世祖本纪》一）。换句话说就是要改正以往偏倾的政策，施行不偏不倚的中庸政策，以这种政策创造有别于前代的局势。从前中原统治者重本抑末、重农轻牧；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重牧轻农。忽必烈按其补偏救弊的理论不完全偏向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适居其中。既保留二者的优长使之共存，又祛除二者的偏见，使对立的双方相互有所沟通。看得出，忽必烈的这种理论是：既因且革、不偏不倚，力求历史上对立过的各族统治者传统经济管理模式思维向统一的思路倾斜的理论。与他 务一万方 的政治大目标并无二致。
　　忽必烈上述这种对其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具有指导作用的 事从因革、补偏救弊 的总理论，日后又演变为几个耐人寻味的直接的经济管理理论：（１） 不尚虚文 ，与民更始，以 饥渴 当 先务 论这个论点是他在即位诏中提出的（《元史？世祖本纪》一）。此话虽短，但表明忽必烈有了把马上夺天下的时代改为马下治天下时代的思想。从他以民之饥渴为即位后 先务 的说法看，又可知他想把发展经济，解决战后百姓温饱的问题当做即位后各种工作中的重点。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经济方面来。
　　（２） 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之也 论这一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二年五月间给属下汉族人高达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它表明忽必烈正视现实，有自知之明，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出身的民族。暗示少数民族经济管理官吏有必要学习中原经济管理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表明忽必烈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牧业经济的范畴，深知中原农业也是其封建政权的基础。
　　（３）经济管理干部的提拔 不拘一格 论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二十四年与金融管理高级干部叶李谈话时提出的。忽必烈让叶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管全国钞币发行。叶氏谦虚地说自己资历浅、不宜任此高职。忽必烈的回答是：商起伊尹，周举太公，岂循格耶！ （《元史？叶李传》）这与后世清季龚自珍 不拘一格降人才 之说酷似，区别是龚氏没专门针对经济管理干部选拔而言，只是文学创作间的偶吟而已。说此话的时间也比忽必烈晚几百年。
　　（４）民之所欲顺行论
　　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五年六月通过平章政事哈伯等对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下的谕文中申明的。原话为 凡小大政事，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 （《元史？世祖本纪》七）。当时是针对江南政府机构开始庞大，官俸开支增多，有些官吏佩虎符渔肉百姓扰民严重而言。
　　（５）拯民莫如实惠论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元年八月改中统年号为至元年号的改元诏中提出的。其实，他在下诏前本月早些时候就采取了许多给民以实惠的措施，现在只不过是进一步地进行理论性强调。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江西行省伯颜、阿老瓦丁言： 蒙山岁课银二万五千两。初制炼银一两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两拟免一石。 忽必烈深表赞许，说： 重困吾民，民何以为生 （《元史？世祖本纪》十四）。这句话又是他拯民莫如实惠论的生动表现。
　　（６）名成财随，徇财名败身亡论这是忽必烈关于惩治经济领域腐败的理论。于至元二十一年春提出。该年正月，赴云南诸路的按察司诸官陛辞。送行之际忽必烈说： 卿至彼，当宣明朕意，勿求财货。名成则财随，徇财则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元史？世祖本纪》四）按察使是专门惩治贪官污吏，收取赃物送呈朝廷的官吏。忽必烈向他们讲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
　　（７）诸番互市 各从所欲论 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五年八月提出的。对此，我们在介绍其国际贸易思想时曾详介。其实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个 各从所欲 论，是其在讲国内民间采矿业管理时所提 听民自采 论的延伸。它们同样属一种经济管理方面的放任主义理论。
　　看来，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理论基础的形成颇为复杂。他所说的上符 长生天 之意并仗其 气力 之说显然来自蒙古族古代崇信苍天的萨满教，更与其祖父成吉思汗的政治统治哲学 天力论 紧密相连。其顺因民欲之说显然来自中原汉地道家黄老 无为 之学①。其补偏救弊，制定不偏不倚的经济统治政策之说显然与孔丘的哲学 中庸 论相关，受先秦儒家影响。其 道协天人 之说显然与西汉儒家的 天人合一 说有关。可见，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理论是一个承用蒙古族和汉民族传统思想，杂揉成吉思汗 天力论 、孔子 中庸之道 、道家黄老无为之学、西汉董仲舒 天人合一 说为一体的理论。总之，它主要是在１３世纪才焕发勃勃生机的牧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蒙古草原古老哲学思维与中原农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种类众多、色彩斑斓的汉民族哲学思维相融合的结晶。
　　不过，忽必烈的这种继承绝不是简单的因袭，而是一种主动的改造，给了各族前人的思想以新时代的生机。
　　他的理论并不像乃祖的 天力论 那样过多地强调 天命 ，而更注重世间人事的作用。比如，他认为任宰相者必须具备 尽人事 的条件。他移用孔丘的中庸之道，并不是想把事物固定于不变之态，而是为了改昔时之偏以图新王朝经济政策之 兼备.于是 中庸 这个比较保守的哲学在其手中化腐朽为神奇。他主张道家顺因之说，并不是对任何事物都顺因，而是伴以革剔，不尚虚文，顺民欲者行，不顺民欲者罢之。正是由于上述清醒的继承，在这位所谓 夷狄 出身的一代雄主经济管理思维中，无论产生于漠北草原文明的古老宗教哲学或政治哲学，还是产生于中原成熟农业文明的各学派哲学都远亲结合，去老还童，赋予了某些令人深思的空前大一统时代的色彩。它非常显著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蒙古族新兴封建阶级在经济管理领域拉枯摧朽、革故鼎新、奋搏勇迈的宏观思维的优秀气质。这些理论也是元朝盛世国民经济管理深得要领、超迈汉唐、成就卓著、对其后其时欧亚诸世界古老民族经济文明升华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它的产生又表明：在１３世纪中期或后半叶，中国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正在经历着划时代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进步性嬗变。即由无深刻理论基础的简单形态向有深刻理论基础的较高级形态转化。这种转化无论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通史上，或在世界游牧民族经济管理思想文化大系中都是引人注目的。也正是从忽必烈有重要理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形成开始，阿尔泰语系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成为长期大规模影响祖国封建社会后期全部经济历史的重要意识形态。
　　①　　 说忽必烈受道家黄老无为之学影响是有根据的。《元史？释老传》载：忽必烈平江南后的至元十三年，龙虎山道士张留孙随汉朝道家张道陵三十六代孙张宗演至大都。受世祖礼待。十五年授玄教宗师。 时天下大定，世祖思与民休息，留孙待诏尚方，因论' 黄老治道贵清静，圣人在宥天下之旨' 深契主衷.见《元史》十五册，第 4527 页，《张留孙传》。
　　（三）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原因
　　在１３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是有元一代一份最重要的经济管理思想遗产。研究元时各族许多人物的经济管理思想都离不开对它的研究。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原因远比秦皇、汉武、唐宗经济管理思想复杂。它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但就其主要而言，大体有以下几种：（１）本人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化修养，对各族有关治国的历史典籍以各种手段（方式）孜孜不倦地主动探讨，是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主观原因。
　　清末至今，个别不细读史书，却跻身历史文学创作界班门弄斧的通俗小说家曾把忽必烈描绘成酷似朱元璋的 文盲 或 一介武夫 形象。其实不然，忽必烈是有些文化修养的，他能诗能文。他曾用古畏兀蒙古文写出了一本宗教方面的专著，名为《十善福白史》，今有蒙古文注释本新刊本，由内蒙古的蒙古学学者整理出版发行。该书议论风发、章句通畅。他又曾在大都西郊春游山景后写过汉文律诗（此诗刊存于《四朝诗选》）。该诗借春色的描写抒帝王之志，还算平仄无误，用词典雅，文采不逊北朝鲜卑孝文。此诗也已再印入两本古诗选，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国历代帝王墨迹选》又有 忽必烈致日本国书 墨迹一篇。书法功力虽不算十分出众，但说明他对笔墨纸砚不是生疏的，且略懂书法（对忽必烈能著书，能用汉文写律诗，现已无人怀疑，但对他会写毛笔字仍有人存疑。我们认为：在通用毛笔写字的古代能写律诗并会著书的人写些不算出众的汉字，还不算太难之事，何况还没人说他是书法家）。这大概和他与元季大书法家南宋宗亲赵孟頫有深交受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忽必烈喜欢读历史上谈论治国的政治书籍。如藏于奎章阁内用古畏兀蒙古文写的《蒙古秘史》，对此他无疑能直接阅览并考监其中得失。另外，大概是在自己不太熟悉汉文之时，他又常让身边儒士译讲译刊各类汉文史书为畏兀蒙古文本，进而了解其中内容，作为自己治国之鉴。
　　他通过这种特殊方式读到的汉文古书种类颇多，包括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大定治绩》、《贞观政要》、《大学衍义》。还有命儒士专门编纂的《五经要语》等凡２８类书。这些书的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比如他重视保护生产力的人口管理思想就深受这些古史书内容的影响。
　　１２５３年征云南前，他通过历史专家得知宋太祖令征南唐大将曹彬不滥杀生灵之事后立即表示 吾能为之.事隔２０年后伐南宋，他还铭记此事。主帅伯颜陛辞南下时仍以曹彬故事告诫： 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元史？伯颜传》）。再如其经济管理思想理论基础中关于 天的解释，就颇受《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常常宣传的 天力论 的影响。
　　（２）母亲的教诲和皇后察必的贤内助作用也是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值得一谈的家庭环境因素。
　　忽必烈之父拖雷较早逝世。教养他的主要是母亲唆鲁禾贴尼太后。她是继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夫人后古代蒙古史上第二位杰出女政治家。她对子女管教严格，诲导他们爱护百姓、团结部众、宽以待人、尊重人才，优礼各种宗教。在她影响下，忽必烈在漠南王府结识了众多的契丹、维吾尔、汉族才俊，了解了中原和其它民族地区久远的经济历史文明。忽必烈的正妻顺圣皇后察必，是古代蒙古族历史上第三位杰出女政治家。出生于有元一代众多皇后的摇篮弘吉刺部落，是鲁国济宁忠武王按陈那颜的女儿。史载她容貌极美，最受宠于世祖。但她不是浅薄的女人。历史上一般后妃恃其貌美又专宠，早就干起 掩袖工谗，孤媚偏能惑主的可恶勾当。她则不然，虽身居深宫，却对国家政事不荒疏， 随时讽谏，多裨时政 （《元史？后妃传》，卷一一四）。是忽必烈成就旷古大业的贤内助，颇具初唐鲜卑族长孙皇后之风且过之。她有政见、有办法、有胆量，不怕失宠进而被打入冷宫，敢于披露君主的隐私。她的讽谏从不是细小琐碎的事，皆有关军国兴亡大事。比如，元宪宗去世四川后，让忽必烈撤离湖北前线返回上都消灭阿不里哥的军事力量称帝的正是她。有趣的是她与事关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言行更多。忽必烈有关生产上重农、消费上崇俭、财政上减赋税的经济管理思想无不与这位在草原上长大的女贵族刚正不阿的规谏相关。这也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较难觅的珍闻。元代某些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尚奢侈，宗王贵戚如此，一般豪民也如此。但富有四海的察必皇后却 率宫人亲执女工，拘诸旧弓弦练之，缉为绸、制衣，其韧密可比绫绮。而宣徽院羊臑皮旧弃无用，后令缝为地毯，不使废败 （《元史新编？后妃传》）。忽必烈于王宫丹墀前种一株青草，命名为誓俭草 （《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教诫皇子皇孙知 勤俭之节.太监阿鲁为忽必烈做镀金御靴，不准。做镀银之靴也不准，只做镀铜的靴来穿（陶宗仪：《缀耕录》卷二《圣俭》）。吃御膳要求节省，日减一半（同上书，卷二《减御膳》）。忽必烈的这些勤俭言行想必一定受了察必皇后勤俭持家之风的影响。忽必烈定都大都后， 有四怯薛（怯薛＜ｋｅｓｉｇ＞：蒙古语，指蒙古帝国和元帝国的禁卫军。）官请割京师城外地为牧场。诏其图以进。后欲谏，至帝前。先阳责太保刘秉忠曰：' 汝汉人明达者，言则主听，汝何为不谏？初定都时以地牧马，无不可者。今军民分业已定，奈何夺之？' 帝默然，其事遂寝 （魏源：《元史新编》，《后妃传》）。
　　可见，对忽必烈农业管理思想的形成，察必这位草原女贵族是有功的。此后，忽必烈禁以农田为牧场的诏令接二连三，重农措施日臻完善。元代农业恢复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至元十三年， 宋平。幼主入朝。大宴，众皆欢甚，后色不怿。帝曰：' 今江南既平，兵戈浸息，尔何独不乐？' 后曰：' 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幸矣！' 帝以宋库宝物陈列殿庭，召后观之。
　　后视即去。帝遣宦者问后所欲得？后曰：' 宋人贮蓄，将以遗子孙。其子孙不能保，而归于我，我何取邪？'（《新编元史》，《后妃传》）察必在如此规模盛宴上一反常态和她如此深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道理的锐利的政治经济眼光，剧烈地震撼了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元世祖心田。正是由于察必这次寓意深远的奇妙规谏，忽必烈对攻占后的南宋国土采取开明经济政策的行动更加速了。可见，察必虽属一介女流，但对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还是多有贡献的。
　　（３）元初中国社会经济极度崩溃，农民起义和新的民族战争因素四面埋伏是元世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经济与政治的主要客观原因。
　　元初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无论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后期都是空前突出的。对此，是时文人僧道多有描绘。曾被成吉思汗优礼尊崇的道人邱处机言： 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金元之季文坛巨斗、北魏鲜卑拓拔氏后裔元好问言：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元好问《癸己五月三日北度三首》，见《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二）。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当然不只在蒙古铁骑一方，它也与数百年来不断进行军事角斗的其它各族军阀相关。但是，如何使这种白骨凛凛、焦土千里的惨象改观，使疏散的人民安顿下来，恢复生产则是元代统治者需要刻不容缓地解决的重要课题。如不认真解决，新王朝境内势必出现各族农牧民起义和其它政治动乱，引起各族军阀的重新角斗。为了避免这种乱局的出现，忽必烈认为必须顺应民心，因各族各区差异明显的经济俗制，制定各种开明的经济政策。并为这些政策寻找充足的理论。
　　（４）祖父、伯父、兄长及之前若干少数民族帝王管理中原经济的实践得失，对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有值得重视的启发。
　　忽必烈对中原经济进行管理方面，并非突然聪明起来。他于这方面的思想与前人的有关认识相联，是前人认识的继续和升华。在他之前，成吉思汗早在１２１５年攻陷金中都后就做过一些恢复农业的工作。 太祖十年，始以军牛给近县农民。时中都田野久荒，而兵后无牛可耕，从宣抚使王楫议，差官于芦沟桥索军回所驱牛，十取一，以给农民。得数千头分给近县 （《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三）。可见，对恢复中原金中都农业之议成吉思汗是批准了的。他认为版图子民皆其赤子，应该抚恤。除此之外，成吉思汗还有一些重视牧业、工商业的议论或措施行动。忽必烈的三伯父元太宗与其名相耶律楚材密切合作初定税制、重农、重视发展人口的情况更为人们熟知。 太宗二年（１２３０年）南伐，道平阳，见田野不治，以问知府李守贤。对曰：' 民贫窘，乏耕具致然'.诏给牛万头，仍徙关东生口垦地河东.这里仅涉及重农一事，但表明太宗也有一定的安定中原，发展其地经济之心。忽必烈的长兄，即熟知几何学的元宪宗初年以宽仁治国，禁兵马践踏中原田禾，限诸王乘驿所征用兵马数量、止诸王招民户和以朝觐为名滥征人民财货，放免修筑和林城的工匠（详见十三世纪波斯史家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参见《元史》宪宗本记）。这都说明忽必烈前蒙古帝国诸帝中一些人都有治理好中原经济的意图，总体上一代胜似一代。只是战事未息，工作重点一时未能全部转移到这方面。但他们有关的旨令以法典形式令后世帝王效仿。因此，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
　　当然，他得到的影响不只是优良的一面。
　　必须指出，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仅仅属于丰富多彩、极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中的一个品种，即入主中原帝王的经济管理思想。
　　就这一品种内部而言，它也不是其中的首份遗产。在它之前，入主中原，或拥有农业文明区局部的少数民族帝王不乏其人，他们也各有其有关的思想。
　　这就有可能使忽必烈对前代此类思想进行斟酌采择。能言善辩的元代鸿儒许衡向忽必烈宣扬鲜卑族北魏孝文帝经济管理成就，引导他效仿。但不见忽必烈开口表态完全赞赏。大概孝文帝其人仅偏好于农业文明而忽视于牧业文明之见不合自己口味之故。因为忽必烈是允许二者并存的。辽代有些开明帝王于辖境设两类管理机构，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分别治理，重牧且重农、重工商和对外贸易，其管理术颇似十六国时建立汉赵国的内迁匈奴族贵族。
　　对此，也不见忽必烈有评论。但其经济治国诸多措施中有些措施是效仿了辽代一些开明帝王的。忽必烈最崇拜的是人称 小尧舜 的女真族金世宗。因为完颜雍的经济管理既强调对北方文明保护发展，同时又强调学习和发展中原农业文明。这与忽必烈日后的同类实践并无二致。只是不及忽必烈有理论和做得详备细密。忽必烈令省臣编《大定政要》做为自己借鉴之书，此书正是谈金世宗的治绩。说明他想模仿金世宗之经济治国，希图赶超金世宗朝经济方面 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 （《元文类》卷三十二）的业绩。当然，忽必烈爱面子，由于自己是泱泱大一统王朝的可汗，（他还曾一度为整个蒙古大帝国的大汗）恥于直接说向完颜雍（金世宗）这个北方小朝女真帝王屈尊学习。但其经济管理思想中有金大定间经济管理术的遗痕则是事实。
　　（５）谨慎深沉、敏锐坚毅、怕羞、爱激动的复杂性格气质也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忽必烈虽贵为天子，但他与普通人一样具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兼备各种复杂的性格。《元史？太祖本纪》形容成吉思汗的性格时说他 深沉有大略.《元史？太宗本纪》说忽必烈的三伯父太宗 有宽宏之量.波斯史家志费尼的遗著言忽必烈之母 大智、自行约束和对事情后果的斟酌，哪怕贤明和老练的男人都比不上她 ①。《元史？宪宗本纪》说忽必烈的大哥蒙哥 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１７世纪北元蒙古族著名史学家萨囊彻辰在他的作品《蒙古源流》中记有成吉思汗一条中有关忽必烈的遗言，云： 幼年忽必烈之言，足使吾人注意。其言谨慎，汝辈尽应知之。彼将有一日据吾宝座，使汝辈将来获见一种命运，灿烂有如我在生之时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四）。从以上史料大体可以看出，从血缘遗传学的角度看忽必烈的性格与其祖父、父母辈、兄长有近似之处，一脉相承，且幼年时也有谨慎的性格表现。长大后他的性格集中表现出了深沉、弘广、谨慎等特征。按现代人才学分析的要求，具有这种性格气质的人最能胜任大范围的领导工作。人的性格气质的形成当然与遗传有关系，但主要取决于他后天的社会实践锻炼。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做为一种思想意识的形态自然受其性格气质的一定影响。他对各种宗教优容，同时允许各族各地区的经济俗制保持原样，不以强行手段让它们进入本族牧业经济的轨道，这显然是其经济管理思想中表现出的一种弘广的肚量。另一方面他又实行全国统一的纸钞使用制度，不失时机地使各种不同类型经济容于一个一统的金融制度中，让他们异而不散，这是他的敏锐果敢之处。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度首次试行高度统一的钞币制度发生夭折是有可能的，但他周密经理，凡是事关钞制大局的问题必亲自裁决， 印造支发，岁有经数 ，行使过程中 日夜战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 ， 最初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 （《元史新编？食货志》），发现危险苗头，及时补救，搜罗人才，亲自权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纸币管理方案，不准挪用、亏欠钞本。直至逝世前基本上使纸钞制度行之有效，这是他的谨慎之处。他在中原经济管理的过程中看到了本人所出身的统治民族蒙古族中有的人于管理中原经济不是行家的客观事实，向汉族部下承认 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一个位居九重的大国天子，如此直率地向一个异民族的属臣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民族的不足之处，可见其性格中又有刚直与坦诚的一面。
　　①　　 《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第一章《兀鲁黑那颜和唆鲁禾贴尼别吉》。见内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5月第 1版，656 页。
　　忽必烈还公开承认自己统辖的各级政权经济管理部门中官吏并不都是贯彻他的经济政策。他们敲诈勒索，危害百姓，必须严惩。他说 滥官污吏、夤缘侵渔，科敛则务求羡余，输纳则暗加折耗，以致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为害非一 （《元典章》卷三《均赋役》中统元年四月诏）。这又是其性格中极富怜悯贫者之心的一面。忽必烈怕别人取笑自己，年过古稀之年时仍如此。１２８５年６月，南方汉人中书左丞吕师夔以五个月长的假期回乡省亲。此时他感到身边无得力的南方汉人出身的大臣帮他治国管理经济，特急将蒙古中书右丞安童叫来，说你应当尽心善治百姓，不要让他们重入贫困之境，以为朕羞。在这里说的是怕汉人因自己治国无能笑话他。
　　其实他也怕蒙古诸王中保守派因他治国无绩笑话他。当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并重农牧、实行经济管理改革时，北方蒙古诸王保守派领袖海都等就遣使朝廷质问他，说他更改 本朝旧序 （《元史？高智■传》）为的是什么！虽然这些势力一一被剪除，但忽必烈搞不好国家经济，他们的后代或余党也会笑话他的。忽必烈的性格中也有特别务实的特点。他逝世前一年二月，回族商人马合谋向他出售大珠，要价为一万锭。忽必烈的回答是 珠何为！当留是钱以赒贫者 （《元史？世祖本纪》十四）。可见，忽必烈以上性格气质方面的特征都较深刻地影响着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６）忽必烈优容多种宗教、学派的特殊政策也深刻地影响了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西汉前期诸帝偏信道家黄老之学，自武帝后诸帝及东汉诸帝独尊事实上的宗教儒学。以后至唐前诸朝帝王信儒者偏多，其间又不乏信佛者。唐高祖及太宗偏崇老子等等。总之，他们大都走极端，不是偏崇这种宗教就是那种宗教。忽必烈则不然。他虽像许多古代蒙古人一样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礼拜 长生的天.但于宗教国策方面继乃祖成吉思汗之风，宽宏大度地对各种宗教概不排斥（只禁绝民间旨在直接反对自己统治的处于地下的秘密宗教）。这说明他在制定宗教国策方面绝不是从前他族帝王那样鸡肠鼠肚的狭隘主义者。佛教本不是蒙古族古来就信仰的宗教。但忽必烈为对吐蕃实现不动干戈的统治大加崇礼，甚至屈尊拜土蕃高僧八思巴为自己的帝师。因此，他对土蕃的经济管理政策多处体现对此方佛门的优惠。其实在全国其它各地对佛门僧侣于税收方面也有过一些优惠。儒学，是象征中原古老传统文化的政治色彩极浓的事实上的宗教，忽必烈出于统治中原的谋略算计，亲自受请当儒教大宗师；对中原名儒大加屈尊罗致；缮修各地孔庙；蠲免儒人税赋。
　　对他们的中原经济管理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改造，大体取舍得当。
　　效果也不亚前代。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徒们也都按祖父兄长旧制优礼，对他们中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时有免征差发的政策。他在世时，佛教与道教发生冲突，有人主张击垮道教。实际上忽必烈并没有因佛门领袖八思巴是自己的帝师而排斥道教。于世祖朝道教照旧活动，道观也一度享有豁免税赋的待遇。其实，忽必烈本人也有赞同道家经济管理思想的突出表现。他一生中常赞美唐太宗朝 贞观之治 的经济方面硕绩， 贞观之治 的指导思想就是 无为 、 因俗而治 的思想。忽必烈与当朝道教宗师们亲密往来，对他们的高论言听计从，经济管理中因各族经济俗制而治。这又说明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深受道教影响。
　　（７）称帝前夜漠南开平王府中各族人才荟萃是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君臣人事关系协调和地理条件方面的原因。
　　１２５１年夏，曾经指挥蒙古骑兵横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给欧洲人民带来众多苦难的钦差汗国创建者，忽必烈堂兄拔都以强大武力为后盾支持蒙哥称大汗。随即蒙哥又命亲弟忽必烈为漠南王总理契丹、汉族地区。于是忽必烈才得以在靠近长城的开平建立牙帐和王府。这是他日后一统中国的地理条件，同时也是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地理条件。忽必烈利用这种地理便利条件开始了苦心经营，走上搜罗各族博学多识、能征善战的才俊，因人设事的道路。到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后，他周围的人才更多。其智囊团人物之众可比当年唐太宗的秦王府，族别种类之多又过之。这些人物，无论文武，都曾对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人的影响是更为直接的。姚枢向他宣传宋太祖手下大将取南唐不嗜杀之事；贾居桢于征途坐骑上与忽必烈讨论《资治通鉴》，探讨历代兴亡之故；不忽木为之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以备取鉴；刘和尚（秉忠）更早地向他灌输治理中原之道；元季鸿儒许衡用通俗语言讲解儒家经典和推行汉法的利益；平宋大元帅伯颜为其治理江南经济提供第一手的制定政策依据资料……。总之，以上众多的各族人物都从积极的方面影响过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８）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深受古代北方草原牧业文明的重要法律遗产——《成吉思汗大札撒》的影响。
　　忽必烈的祖父曾经有一部著名法典，蒙古语名称为《也客？札撒》。史称大札撒 （《元史？太宗本纪》： 大札撒，华言大法令也 ）。它正式颁布于蒙古帝国建立的１２０６年。颁布之际成吉思汗说，这些法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子孙更改。它的原初之本今已失传。也许有朝一日神秘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元朝诸帝后陵寝发现并得以开发之日方会重现于世。今人读到的只是散见于各种中外蒙、汉、波斯及欧洲一些民族文字典籍中的断简零篇。但是汇集起来也是可观的。可以从中窥见当年蒙古大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统治的部分秘密。这部法典一方面具有令今人称道的优秀内容，另一方面它也同古代它民族法典一样是一部严峻而残酷的法典。其中关于死刑罪的条文颇多。然而，它的严格却导致了古代蒙古族社会意想不到的安宁、和谐（最早来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觐见元定宗贵由汗的欧洲罗马使者普兰诺？加宾尼在其《出使蒙古记》中曾这样描绘当时蒙古人社会： 在他们中间，殴打、口角、伤人、杀人这类事情从来没有遇到过。在那里，也没有发现过从事大规模偷盗的盗贼。因此，他们的帐幕和收藏珍贵物品的车子不用门闩和栅门加以保护。……在他们之间实际上没有诉讼.无疑，这里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它反映了成吉思汗严格的大法令曾经使蒙古族社会安宁、和谐过）。在这部法典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文不少，它曾深深地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的经济法部分。比如成吉思汗法典规定 说谎者杀之，没其妻子畜产，以入受寇之家 （（宋）徐霆：《黑鞑事略, 》）。忽必烈对此祖父箴言坚从不违。西域人阿合马、藏族人桑哥先后为其财相，在前期于理财方面不无建树。但后来手中巨大的权力腐蚀了他们的灵魂，堕落为对百姓横征，贪赃枉法，欺吞国帑，藐视蒙、汉、维、契丹各族群臣，最后竟敢直接欺骗忽必烈本人的人物。对他们，忽必烈慎密审查、探明其理财工作中的骗局，按祖父亲定不可更改的说谎者杀之 的祖宗法典诛戮并将他们贪污的巨额财产没收，归入国库。
　　成吉思汗早年在抵抗金帝国压迫蒙古民族的战争中，为摆脱和冲破封锁，渴求商业，因此，他颇重商业。这种情况在遗留的法典中有极端的表现，规定 从事商业，三次破产者，处死刑 （见马克利齐《埃及志》。此处所引成吉思汗箴言转引自《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２至１８３页）。成吉思汗认为 托钵僧、诵古兰经者、法官、医师、学者、献身祈祷与隐居生活者 都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有知识者，应该优待。
　　因此，在其法典中规定对这些人 免征赋税 ①。成吉思汗重视草原保护，严禁破坏牧场，其法典规定 草生而　　 者，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 （（宋）
　　徐霆：《黑鞑事略》）。祖父法典中这种重视商业，重视牧业草场，对僧、伊斯兰及基督教徒、学者、隐士等优惠的经济管理思想影响在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中都寻觅得到。
　　（９）蒙古族古老的风俗也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古代的蒙古族生活中有很多富有特色的风俗。就畜牧生产而言，蒙古族人民最忌讳杀幼畜，因为这是不利于畜牧业发展的。这种风俗在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就有突出反映。如于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他下令 禁杀羔羊.此类旨令于其本纪中多有记录。《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禁宰杀》中也载有很多世祖至元年间此类旨令文字。如有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禁杀羊羔 例；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禁宰年少马匹；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禁休杀母羊。实际上，他这种思想由于在全国大范围贯彻延伸，于元代已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保护生态平衡的经济管理思想。如在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通令全国当 禽兽字孕时无畋猎 （《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下旨 禁北方畏兀地禽兽孕孳时畋猎 （《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下旨 禁捕天鹅 （《元史？世祖本纪》十二）；同年三月又下旨 禁捕鹿羔 （《元史？世祖本纪》十二）。忽必烈对江河湖泊中鱼的下网打捞也多次亲口规定开与禁的时间，以免过度打捞导致鱼苗绝跡. 这种思想与汉民族古代 斧斤以时进山林 ，保护生态平衡的优秀经济管理思想多有一致和可取之处。
　　古代蒙古族的风俗与当代蒙古族有很大差异。最崇拜永恒长生的青色的天，也敬重哺育人类的苍茫大地。上至大汗，下至牧民无不如此。每办一事成功之后必说成是 赖天地之赞力 ， 在长生天的护佑下 取得成功（道林梯布《简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每办一事前都要听萨满教主对苍天之意的转达，还要看天地自然现象有否异常而后定夺办与不办。每当听到雷鸣电闪，即使是战场上无敌的勇士也惊恐无比。忽必烈生于彼地彼时，其思维活动必然受这种族俗的制约和影响。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日食，一向勤政的忽必烈居然因此停止办公，免去朝贺。他在经济管理方面因天地自然变化受影响之事更多。每当天下冰雹，大雨或刮狂风至灾，他就认为是青天震怒对自己发脾气而大发赈粮或发放纸钞于民。如有地震他更刻不容缓地向震区灾民输送救济用钱粮。在元世祖朝此类赈济的次数及其赈济钱物的数量异常地超过前代。这种经济管理方面的特殊现象的出现，自然与忽必烈身上保留有上述古代蒙古族迷信思想相关。从客观好处看，他比别朝一些皇帝于灾年发个空洞虚伪的罪己诏实际得多，更受百姓欢迎。
　　①　　 见马克利齐《埃及志》。此处所引成吉思汗箴言亦转引自《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2至 183页。
　　（四）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性质及其贡献和中外影响
　　忽必烈是中国１３世纪中后期历史舞台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穹庐的一代雄主。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大业。一生中，于武功金戈铁马、扫荡异己、并吞八荒，结束了唐 安史之乱 至元开国间数百年各族军阀混战而人民流离失所的局面。奠定了今日中华各族子孙生息藩衍的国土疆域。于文治并尊祖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南方农业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使二者水乳交融、相互依存。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间仇视心理，有限度地强化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感。在他的统治时代出现过 家给人足 ， 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 （《滋溪文稿》卷一四《碑铭》）的盛况。治绩可与前朝 文景 、 贞观 之世比拟。这表明，由于其亲定的国民经济管理大略的远见性、兼容性、开放性，确实在客观上使当时人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实惠。以至于元末衰世的百姓都怀念逝去的世祖朝。所以，中国乃至亚、欧其它国家古今史家大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少数民族进步政治家。但我们不能据此误认为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性质上是代表人民的。这表明，他做为一个有远见的封建政治家，视野要比当时各族的一个具体的封建地主、牧主、高僧阶级一般成员宽广。他更多考虑的是各族统治阶级总体的更久远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失。无疑，他的经济管理思想代表的是蒙古、汉、畏兀、回、契丹、女真、土蕃及其它各族统治阶级利益。它绝不像有些史家说的那样只代表蒙古族封建阶级的利益。这可以从元初世祖朝从中央到基层的官吏队伍民族构成一目了然地看到。上至宰相，下至府县之长均有各族官员来担任。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有很多客观上有利于战后各族人民生活改善的方面表现，对人民的经济要求能够让步，让各族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这种让步从本质上说是为了图日后更大的封建阶级政治军事功业的权宜之计。比如他在国内统一战争结束的情况下于至元之末十来年穷兵黩武，加强百姓赋役负担，接连发动了对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等亚洲邻邦的侵略性军事远征。使众多的蒙古族毡乡健儿以及汉族和其它各族士兵丧身大洋、埋尸异邦就是明证。他在晚年所走的这条道路与他平素颇为崇拜的唐太宗晚年东征高丽之举如出一辙。不过，就其一生经济管理活动的全程主流看，应是功居其八，过占其二。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和实践贡献是主要的，有些地方甚至是卓越且功不可没的。
　　多少年来，虽专门认真研究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著作不多，但缺乏研究的不负责任的评价还是较多的。应该说，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受到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忽必烈做为一个伟大的蒙古族封建政治家离开人世至今已有６９９年。在这近七个世纪的时间长河里，古今中外各族封建史家、东方学家、蒙古学家都在研究和评论他。更多的人肯定他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独不见有人较系统研究和肯定他经济管理思想的主流。其实，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管理思想史上是有其独特意义和价值的。某些方面还可作为世界其它多民族结构国家的借鉴。
　　１。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出现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习与进步，一个引弓射猎的草原游牧民族——蒙古民族，它已经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地在经济方面管理全国的统治民族。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苑林中开始出现较高层次的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并以此为起点与日俱增，导致了清季的五彩斑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或里程碑。
　　２。遥想更古游牧民族的匈奴大帝国，其时的人有较丰富的牧业管理思想是无疑的。但缺乏历史记述，无从研究。之后，蒙古帝国及元以前出现的游牧民族国家分别有过重要的牧业管理思想，但不够系统。忽必烈在这方面继往开来。利用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广泛的牧业管理实践，并把这种管理与其它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又进行了国家群牧的微观管理探索。无疑，是他把古代中国的牧业管理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水平。
　　３。忽必烈的重视工商业的管理思想在他统治的年代转化为经济国策。无论怎么说，在具有久远重农抑工商传统的古代封建制中国经济管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研究更多地强调元世祖时代官营工商业庞大这个小问题，而忽略了重视工商业的管理思想已变为这个大统一新王朝经济国策的更大事实。其实，官营工商业严重存在不是元初世祖朝特有之事，古已有之。相当重视和优惠工商业的管理思想正式转变为国家经济政策才是世祖朝特有的。这个空前的变化，导致了元代手工业和商业远超唐宋的繁荣，以致于使欧洲威尼斯商人世家的后裔马可？波罗都赞不绝口。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终于导致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有元一代出现了雇佣劳动市场。徐一夔的《织工对》提供的史料就是典型证据之一。
　　忽必烈这个来自草原的封建主当年制定这方面经济国策时不一定预料到如此结局的出现。但在客观上却出现了这种结局，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史上划代且引人瞩目则是事实。当然这种变化也无疑与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关，不过忽必烈的有关意识形态转化为有关国策并起了烈性发酵剂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４。忽必烈在经济管理实践中，经过慎重的调查核实，接连处斩曾在贯彻其经济管理意图过程或多或少做过若干重要工作的两个财相（桑哥、阿合马），向全国公开宣布他们巨大的贪污受贿集团案件，大批裁汰有关经济管理官吏。这表明，他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开展了连续性惩治腐败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对贪赃枉法者，即使他们位极人臣也要使之身首异地。这是中国古代经济领域反腐败史上仅见的。后世清季嘉庆帝处决赃臣和珅仅触及一名此类相臣，而且就意图而言更多地是为在太上皇死后扫除政治上的异己。忽必烈此举则是典型的经济领域反腐败的连续性斗争。他开展这种斗争不是短时间的，直到垂暮之年都坚持。重要的是还不在于忽必烈连续处斩几个位极人臣的贪污腐化的财相，而在于他把经济领域反腐败的斗争制度化了。至元二十二年二月，他亲自严肃地通令全国惩治有赃污行跡的官吏。要求各道 提刑按察司，能遵奉条画，莅事有成者任满升职；赃污不称任者罢黜除名 （《元史》二册２７５页《世祖本纪》十）。是时，藏族宰相桑哥等的赃事还未举报。如果他们不把忽必烈这个面对全国的惩治贪污的诏文当做虚文，日后也许能免除身首异地的结果。
　　５。忽必烈不仅在政治上奠定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的版图，同时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
　　无疑，这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模式进化史上的重大事情。
　　忽必烈之前中国各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史上，出现过众多的出类拔萃的汉民族思想家。他们于经济管理方面创造了多种多样、各有特色的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中世纪经济管理思想史上都足可称为发明，充分反映了世界封建史上东方文化领先于西方这一事实。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产生的摇篮主要是日益高度成熟的中原农业文明区。就其模式的适用面而言基本上不包括幅员之广并不亚于农业文明区的牧业文明所在地，也基本上不包括一些极富商业传统意识的一些少数民族独特区域。产生这种思想历史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原正统的封建政治统治理论儒学向来视上述地区为异邦的传统认识禁锢了这些思想家经济管理思维的驰骋天地。
　　第二，历代围绕于中原帝王周围的名儒们（其中包括一批名副其实的腐儒）不厌其烦地一代又一代地向他们灌输所谓 华夷之辩 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理论。以致于这些帝王即使是较多地拥有了上述地区，也不减贱视这些地区传统经济文明的心理。
　　第三，他们还没较足够领受到各类经济区域文明结合杂处对他们带来的经济与政治的实惠。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经济管理思维虽然于其它方面成就辉煌，但于此却暗淡无光。１３世纪中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出现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并由一个少数民族帝王做为其统治者。这就为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崭新模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农业、牧业等不同类型经济文明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容纳于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版图内。这是政治与地理的客观条件。在这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内，众多的少数民族在不同经济俗制下相互依存、基本和平地过经济生活。这是国家民族及经济俗制构成方面的条件。
　　由于这种大一统，使得中国古代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主和极重工商业的三大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思想代表，从不同类型的经济文明区汇集到中央王朝讨论经济国策的殿堂相互对撞，引起波澜。这是各民族传统经济管理模式有机遇空前且直接冲突的客观条件。
　　要解决这一特定时代特有的冲突，被 华夷之辩 和 重本抑末 传统说教长期影响的中原封建政治家难以胜任。习惯于牧业经济统治秩序且没有中原那些思想教条束缚的塞北政治家如果不潜心研究中原和其它各族经济也同样解决不了。祖籍虽在塞北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治家，如果自幼生活于中原并完完全全不加分析地接受了 华夷之辩 、 重本抑末 教条的话同样解决不了。忽必烈是自幼生活于塞北的政治家，但由于王府的地理变迁，开始比前辈有足够时间尊重和研究中原经济并优礼儒学；虽然优礼儒学，但只取其可取的理论，对其中的 华夷之辩 和 重本抑末 说并不完全接受甚至深不以为然。他虽然接受中原重本抑末论中 重本 的一面，但对牧业文明区固有的重牧重工商业传统管理模式不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简单地否定，而是肯定和重视；虽然十分尊重汉民族经济俗制并保持和发展，但对其它兄弟民族不同类型经济俗制也同样因承发展，这就使得他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具有了多元性——在不同类型经济文明区实行各自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在不同民族地区保持各自传统的经济俗制或生产方式；在一国范围内实行经济方面的两制甚至多制；实行经济管理方面的两个或更多的管理模式；财政的赋役征发方面针对不同民族和经济区域采取多种方法，从而使国民经济按照多元化轨制发展。它大体符合于忽必烈那个时代大一统多民族封建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实际。
　　但是，如果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模式只体现上述的多元性质，说明那还是一个不完全适应大一统局面的有可能导致经济方面分离倾向的模式。实际上，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一体性。即以全国空前统一化的金融体制和财政收支机构穿连合拢各差异显明的经济区域，在全国谨慎地有步骤地推行了基本无区域遗漏的史无前例的较稳定的纸币制度和财政收支制度。对这种统一的意义，不怀偏见的史家应该承认：它对国家版图稳定的作用与秦始皇的 车同轨、书同文 等措施有同样的历史意义。
　　不过秦皇的 同 与忽必烈的 币同制 和一般财政制度的统一相比：从实行区域看远为狭小；从实行时间看，由于他的残暴过于短暂；从类别看，忽必烈的 同 是更高层次的纯粹经济统一措施；这与秦皇的 同 是有区别和有高明之处的。其中，对于忽必烈向全国推行纸币的金融一体化管理思想，是时汉族名士王恽以卓越的眼力不怀偏见的评赞： 难得，一也；经费省，二也；银本常足不动，三也；伪造者少，四也；视钞重于金，五也；日实不虚，六也；百货价平，七也 （王恽：《中堂事记》、《秋涧文集》，《四部丛刊》本）。它表明，被统治民族的豁达之士也已点首认可其意义所在。
　　这比本民族统治阶级成员的自我肯定更具说服力。
　　说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模式仅有以上多元性、一体性仍是不够的。它还表现出了比以往各族帝王经济管理思想更为放任的特色。因此它不是封闭型的，而是开放型的。对内，既不重农抑末，也不重农抑牧，听手工业者、采矿之民 自为 ；听国内各族间进行自由的贸易；听商民自由经商；对荒田任民垦辟……。对外，令诸番互市 各从所欲.６。关于人类生育遗传学的研究已得出一个公认的真理：远亲因子结合的繁殖会孕育出更优良的后代（据说不同民族的夫妻生育的孩童较聪明）。其实，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也能得出与遗传科学同样的结论。忽必烈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国民经济管理模式从胚胎到降生的孕育过程正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这方面较好的开创性范例（这里仅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经济管理思想的相互取长补短、交融升华而言）。在忽必烈之前，就中国各族经济管理思想发展上的关系而言大体是这样的：受植被、气候等生态地理条件和政治、军事历史及思想、风俗传统的影响，农业文明区以重农为主要特征；牧业文明区以重牧为主要特征；西北丝绸之路穿通区以突出重视工商为主要特征。在此前漫长的岁月中虽然有过使它们结合的尝试，但多被文化传统、政治地理等众多原因限制而归于失败。效果不甚明显。所以，祖国多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发展的这种历史格局久久没有实质性突破或改观。元代多民族、统一的以少数民族人物为帝王的大帝国的出现，冲决了使各族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各为单元封闭发展的古老畛域，从而使它们各具特色的因子得以远亲结合，优育出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这样促进当时国家版图稳定、影响当时世界他国，也影响之后中国经济管理模式至今的优良品种。无疑，这种大大超迈前代的远亲结合终于结束了往昔各族经济管理思想各为单元、封闭畸形的发展时代，给之前中国古老的经济管理思想文明肌体注入了新的血液。
　　７。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对世界及后世中国的意味深长、时间久远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管理思想中对世界最有实际影响的一份遗产。它的这种影响远胜胡寄窗先生有关专著中提及的那些元代经济思想种类。原因有三。一是它的有些内容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是其治国大略于经济领域成熟的政策体现，值得外国人吸收应用，这是根本原因所在。二是中外交流在元世祖时已达前所未有的水平。
　　三是元世祖一直到临终前于形式上都享有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 大汗称号。散布分立于中亚及欧洲的伊利汗、钦察汗等国的汗室承位、婚配诸事还要在形式上经他赐玺下文允准。
　　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对世界他国影响最大者是其纸币管理思想。这是他重点直接筹划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一。史载，１２８３年忽必烈派熟悉经济和历史的蒙古族宰相朵尔边？孛罗出使伊利汗国。这位学者型宰相向该国大臣们细讲纸币方案，致使该国的汗与众臣羡慕不已，于１２９４年９月印造纸钞并在全国推行。但由于机械地推广外国币制归于失败。但对该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钞 这个华语借词至今还在波斯语中保留。这次推行纸币管理思想的地域也相当广阔。因为当时伊利汗国的疆域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括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印度洋（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脉。自此３６年后（１３３０年），印度的杜格拉克朝也曾仿效忽必烈的纸币管理思想试行纸币，这是１４世纪之事。除此之外，高丽（《大典会通》卷三《李朝实录？太宗？世宗实录》）与日本（草间直方辑录《三货图汇》附录之三 宝钞 ，又参见《马可？波罗游记》第一五八章）也曾仿效中国元朝印用纸币。至于１７世纪（１６９２年）美国发行纸币，１８世纪（１７１６年）法国发行纸币、英国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时期发行纸币、俄国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发行纸币，那都是更晚之事，比起忽必烈在全国统一发行纸币的时间晚了几百年。如今的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通行纸币，但追其比较完整的滥觞还在这位来自草原的封建帝王那里。
　　另外，细察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还会发现：忽必烈的其它经济管理思想也广泛地影响了古代伊利汗帝国。历史记载，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重孙——伊利汗国第七任可汗合赞继位后任命著名波斯史家拉施特为宰相，大力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及波斯贵族、将校、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然而这次影响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进步性经济改革运动，正是在忽必烈培养的高级经济管理干部，蒙古族宰相朵尔边？孛罗在背后策划下进行的。孛罗在阿拉伯世界进行的这套经济管理之术，恰恰是从忽必烈这里学去的。这次改革影响了伊利汗国的整个农业、工商业、交通业、财政业、廉政建设和土地制度（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伊利汗国》）。孛罗，当时是该国宰相波斯人拉施特尊敬的蒙古史及经济管理知识方面的老师，孛罗又曾是忽必烈从厨子培养为大司农卿、宰相的负责一方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吏，他学习忽必烈经济管理术的条件是充分的。他对波斯的经济管理方面影响也就是忽必烈的影响。
　　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世界影响，随着伊利汗帝国的土崩瓦解已烟消云散。忽必烈的一生活动也早已变为历史的陈跡. 其纸币管理思想也随着后来世界西方近现代国家有关更完备方案的出现而黯然失色。但是他的整个经济管理思想在它产生的摇篮中国后世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有的时至今日还在被人们默默遵守。无论遵守者们是否都一一明确它与忽必烈相关，但相关这个事实却无法否认了。世祖逝世后，成宗铁穆尔大体能遵守忽必烈经济管理的训条。之后中后期诸帝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汗位争夺战，使元代国民经济的发展走向困境。其中有一部分是忽必烈的不肖子孙，但也不乏力图中兴的英主、倡导改革的贤相。早的如仁宗，中晚期的有英宗硕德八刺，英宗朝右丞相拜住。他们都为把中后期元代社会经济发展恢复到世祖时代的水平，于经济管理方面多有探索。昏瞆的脱欢贴睦尔（惠宗）在元末人民起义的烽烟中退居塞北，并不意味着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影响的中断。北元王朝中兴时代阿拉坦可汗进行的牧业、农业、工商业及与明帝国边界茶马互市的经济管理蓝图也颇具其前祖忽必烈之风，并有自己的特色。蒙古族非汗系贵族建立的西北准格尔汗国初期统治者经济管理尝试也与忽必烈的有关思想大有关系。至于后金和大清帝国统治者全国经济管理的宏观设计与忽必烈的有关思想更是多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更为细密更有理论更有超越。这已为更多的人熟知。原因在于元、清二朝同是以塞北少数民族帝王为统治者的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共性居多，差异较小。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做为历史遗产，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同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以封建阶级当家作主，为各族剥削阶级谋利益为特征，我们现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管理则是以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为特征，二者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一些具体管理方法上，我们仍对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有若干明显的借鉴。这里仅举几例：我们今天实行的农牧并举政策；农业经济区与牧业经济区产品对流的政策；对西藏及其它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优惠的政策；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经济技术人才的政策；在全国实行统一纸币的政策等等无不主要源自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内容。乃至我们今日须臾不离的人民币上并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字之事也源于忽必烈那里（金属货币上镌刻铸印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之事的产生早于元代。在全国通行的纸币上并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字即八思巴蒙古文，则始于忽必烈）。对忽必烈上述进步性政策或做法继承的合理性，在今天的中国还不见有人怀疑。原因只有一个：在于它是客观上有利于各族经济共同繁荣的经济管理思想历史遗产。这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遗产中，有一些人物的思想已时过境迁，在今天已无当年的应用价值。也有不少人物的思想在今天仍颇有价值。但像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那样比较多地被当代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实践所继承、借鉴也是不多的。
　　忽必烈经济思想的各方面内容及其贯彻效果可以充分证明：元王朝并不像一些当代研究者所说那样，是一个 一直是靠刺刀过生活的王朝.元代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也不是 带着军事统治的临时性质 的经济管理①。这种评价比元末明初最早评价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明代封建史家宋濂还倒退了。
　　宋濂还说忽必烈之重农远胜辽金之主，略肯定一二，没把它说到分文不值的地步。其实，忽必烈经济管理的目标是为了蒙、汉、畏兀、藏、回、契丹、女真等众多民族封建统治阶级长久的政治利益，建立长久的经济秩序。他能在军事上以空前磅礴的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个角落迅猛推进，进而实现大一统的稳定国势，其间他的经济管理筹划起着举足轻重的辅助作用。其经济管理的众多举措，大体上在客观和主流方面史无前例地顺应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趋势；长期战乱后各族人民渴望在国家统一稳定的环境中过经济生活的愿望。他的经济管理思想绝不是简单因袭历史上某族某类经济管理思想，而是对历史上各族多种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深沉冷静的取舍精炼、抽象升华。因此，他的金融管理比前代更为新奇；农牧关系的处理比前代更为成熟；工商管理的政策比前代更为开明；经济人事的考虑比前代更为得体恰当；经济改革的范围比前代更为广泛；经济机构的设置比前代更为周全；经济技术的传播比前代更为积极；水利开发的成果比前代更为辉煌；国际贸易的筹划比前代更加精细；反对腐败的胆识举措比前代更为勇烈和制度化；基本改革的步骤比前代更为谨慎适时；自身廉洁的表率比前代更为突出；承认过错的性格比前代更为直率；管理理论的发明比前代更为辩证或具有说服力等等。然而，忽必烈于经济管理思想方面的最主要贡献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在管理模式方面对各族传统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以 海纳百川 的雄主气量兼采优长、因革损益，在中国各民族封建时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划时代地变革升华为——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当然，与任何一个新生的经济管理模式一样，他的这一模式中不乏不完备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其间仍然表现出了若干历史上许多刚刚南下草原贵族治理新区经济时适应期的难免过失。但是，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模式毕竟有相应的崭新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应用价值；广泛的世界传播；复杂的形成原因；明显的经济效果；充分的酝酿过程；突出的时代特色；清晰的战略意图；深远的后世影响。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9页。
　　忽必烈的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取代历史上其它国民经济管理模式，是历史的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唐 安史之乱 至元初星天旋转 ， 诸国争战，互相争夺、杀伐 ①的惨烈民族战争中各族开明政治家寻觅经济方面治国大略长期痛苦思索优秀成果的集中表现。这说明忽必烈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造成长期战乱、中原漠北交替板荡时的诸多矛盾中，经过深刻思索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始着手从缓和各族经济文明传统冲突对立来解决问题。显然，在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术中这是更易于被各族人民接受的、临时性军事统治无法取代的高层次的开明统治术。它也是长时期以来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孕育的两大传统经济管理模式以惨烈民族战争形式无休止对撞的漩窝在元初大一统政治版图内暂时处于平静，二者由对立面走向统一的生动体现。这是全国经济统一发展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战乱后各族民心的要求。如果不是忽必烈这个元代经济管理蓝图的总设计师筹划这一模式，其时历史也必然推出另一个忽必烈式人物出来筹划，使之诞生。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自身发展中一个纪元性标志。它大开了少数民族政治家潜心研究国民经济管理的风气之先。
　　以后，元时中后期及北元帝国、后金、准格尔汗国、清帝国中凡是有为的开国或中兴君相都有意识地模仿研究他的国民经济管理，其中不乏有成绩者。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远亲结合、优生优育的成功范例。但这种远亲结合绝非只是各族经济管理思维的自然拼凑，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结合基础上抽象升华创制出的于各族经济发展都有利的新的大模式。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蒙古秘史》，汉译本，中华书局 1956 年 5月版，第 249至 250页，第十一章《出征金国、西夏、突厥、巴黑塔惕和斡鲁速惕》。
　　完全可以说，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但从主体内容看与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思想一道足可并称为中国多民族思想史长卷中的隋珠卞玉，或者说是１３世纪中后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版图完全奠定时代经济管理思想苑林中的一朵奇葩。
　　当代无与伦比的中国历史学界泰斗、多民族大一统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学说为指导，博研中国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悠久的关系史，拨开迷漫中国政治思想历史数千年的封建主义、大民族主义 华夷之辩 的腐朽学说浊雾，公道地指出，我们中国 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当代中国的历史版图疆域的杰出的古代奠基者、多民族大一统元帝国的开国元勋忽必烈薛禅可汗，为适应和巩固其时大一统国家政治版图，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创造的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模式硕绩，当属毛泽东同志所言的那种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