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经济史之元代经济发展状况

元代经济发展状况
　　我国博学的国际《蒙古秘史》学界名家道林梯布先生，于１６年前曾在完成工程浩大的《蒙古秘史》注译作品后随笔吟成四韵评说咏叹元朝早期帝王成吉思汗的军事政治功过是非。其诗曰： 成皇崛起征亚欧，旗戟威仪耀千秋。马上英雄得意世，阵前鹰鹫谁人收？百年岁月争战尽，一代天骄盛名休。
　　圣武亲征有遗录，神文秘史更传流。 ①此诗涉及内容广泛，其问铁木真兵圣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表现了这位蒙古族老史家复杂的文学情感。名为专写成吉思汗，实际上是讲了元朝整整一个世纪多时间军事、政治的历史。
　　其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更多的颂扬之意，使人读后对元朝军事、政治活动规模之巨顿生神秘之感。当然，元朝的军事、政治历史功过是非兼有，不能只是对之过多地简单颂扬。元朝在中国军事、政治史上有空前卓越的贡献是事实。元朝在其时军事、政治活动中充分地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不过，元朝的强大并不主要是由于兵力雄厚、铁骑如云。应该说，它的强大根源深藏在其盛世经济大规模发展的事实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经营的元朝，在世界中世纪历史长卷中地位显赫，影响广阔。元朝也是整部中国古代史上幅员辽阔、国力最强盛、民族构成最广泛、国际交往最活跃的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这种强大源于其时经济的发展昌盛。对此，古今中外的一些严肃正直的史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说明。元代经济发展的状况，可以大致概括为：城市建设，盛超前代，名播四海；商业贸易，水陆交通中外全盛；经济科技，著述丰硕，应用广泛；毡乡牧业，匈奴柔然，望其项背；狩猎经济，辽金不及，后人效仿；手工业，多向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经济，与前相比，进步巨大；经济交通，河海兼顾，效益显著；金融业，超越金宋，影响世界；各族经济，发展迅速，繁荣兴盛。
　　①　　 道林梯布著新译简注：《》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一）城市建设
　　每代城市的繁荣程度往往是其时国家综合经济力量的缩影或写照。纵观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建设的历史，元代无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古代中国城市建设规模载录极为丰富。在元之前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形象生动的城市规模记述。《战国策？齐策》记载，战国时代由东方法家们筹划治理的齐都临淄已是一个 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 ，人口大约７万户、４０万以上的商业大都会。其时， 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 ，大小城市兼存。魏之大梁和陶、周之洛阳、赵之邯郸、楚之鄂、秦之咸阳等也都是规模可观的大都市。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著名子钱家在其中一些城市中留下了足迹，楚国郢都、魏国大梁商业之盛与临淄相比并不逊色。这些大都市于秦亡汉兴之际也多十分繁荣，汉时文人和政治家皆有记述。但后来有些城市败废，于三国至魏晋南北朝前期尤为严重，至北魏太和朝末年又见复苏兴旺。北魏自太和朝以后一个时期的洛阳，既是鲜卑贵族统治全国的中心，又是其时闻名世界的商业、手工业大都会。其时该城国内国际贸易之盛，一些史家认为虽隋唐之长安也不及。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至太和末年，北魏国家积贮已是 府藏盈盛 ，民间则 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京师洛阳 十里 ，云集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向临望.隋，尤其是唐盛世以后由于 安史之乱 、 五代纷争 、辽宋金夏诸族政权互动干戈和对峙角斗，其间中国的城市经济建设还没出现过真正全方位的和有牢固基础的繁荣。一代画坛泰斗名流张择端以洗练妙笔完工的《清明上河图》虽有千古盛誉，但也不能说明北宋汴梁城市经济建设规模超迈元时。至于前述战国楚郢、赵邯郸、齐临淄、北魏帝都洛阳等，从人口、户数、工商业繁盛方面也均不及元朝帝都，甚至不如元时一般行省衙门所在城市或商业都会繁华。
　　元时称为汗八里城的元大都（今北京），号称 人烟百万 （权衡：《庚申外史》）。它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忽必烈宠爱的外籍臣僚、真金太子的好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言： 应知汗八里城（汗八里，蒙古语，指元大都，今北京）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
　　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它数种物品。
　　此汗八里大城之周，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都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元大都壮丽宏大的规模和繁荣景象，不仅有意大利人的上述描述，中国人也有重要记录。黄仲文所著《大都赋》言盛元帝国大都中： 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迭九州之芬。招提《庙宇》拟乎宸居，廛肆主于宦门。酤户何泰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奢哉！服龙盘之绣文。奴隶杂处而无辨，王侯并驱而不分。
　　庖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复有降蛇搏虎之技，扰象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是故猛虎烈山，车之轰也；怒风搏潮，市之声也；长云偃道，马之尘也；殷雷动地，鼓之鸣也；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若乃城■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则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 （《宛署杂记》上，《民风一》）。这里描绘了元都城市经济繁盛无比的景观。当然，其间难免溢美之辞，但与古时它类载录印证考辨，还算基本真实，大体符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 人烟百万 大城巨邑经济繁富、隆超前代之实。其实，当时大都也已是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与欧、亚、非各国都保持着频繁密切的联系。 九服修职，五等协虑。陛■壁马，庭列圭币。或以象寄通城，或以■译达志。东隅浮巨海而贡筐，西旅越葱岭而献贽，南陬■炎荒而奉珍，朔部历沙漠而勤事。孝武（西汉武帝刘彻）不能至之名琛大贝，登于内府；伯益（传为《山海经》一书的作者）不能纪之奇禽异兽，食于外御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形胜》李洧孙《大都赋并序》）。来自欧洲、中亚、非洲沿海、南亚、日本、朝鲜的使团络绎不绝，国内商人到大都的更多。通过海运和河运到大都的货物不计其数。比较早问世的波斯史家著作《史集》对大都城也有不少描述。此后中国的正史《元史》及其他野史多有记述。至于近代有关元史的著作对它的描述则更为详细。
　　据历史记载，最早向忽必烈提议以今北京（元大都）为国都，主张大兴土木兴建的人是霸都鲁。时在忽必烈任金莲川漠南王之际。霸都鲁言：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边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之所，非燕不可。 对此，忽必烈深表赞许。１２６１年，忽必烈始修燕京旧城。平定其弟阿里不哥之乱后的１２６４年，忽必烈下令修复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湖心岛），重建了岛山顶上被金元之际全真道徒所毁的广寒殿。１２６６年１２月，忽必烈才决定大规模地重点修筑大都城。其目的在于以帝国都城之巨丽宏深雄视八表，张扬声名。后来至１２８７年，这一浩大工程全部结束。参与工程选址、设计、指挥组织者主要的有刘秉忠、张柔、张弘略、段天■、王庆端、刘思敬、谢仲温等汉族臣僚及野速不花、也黑迭儿等少数民族人物。其中少数民族工程学家也黑迭儿贡献卓著，史学家载录评价突出，在古代北京城市经济建设史上名垂千古。元时文人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马合马沙神道碑》说也黑迭儿 受任劳■，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肽麾，咸有成画。太史练日，圭臬斯陈；少府命匠，冬卿抡材；取赀地宫，赋力车骑，教护属工，其丽不亿。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廷，承明之署，受厘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居，以及池溏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檐，具以法。故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功成落之，■赏称首.著名元史学界前辈周良霄先生在其杰作《忽必烈》一书中对也黑迭儿在大都城建工作上的贡献充分予以肯定，称其贡献卓越。其他不少介绍少数民族人物的论著、辞书也认为也黑迭儿是元季大都城建工作方面的杰出设计者和组织者。这些评价不算过分。
　　据古代意大利、波斯、中国人所著正史与野史记录，并参考近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对大都城的规模布局今人可以较准确地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中有关辞条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最为简练和全面，可谓集近现代中外有关研究之大成。现摘录于下，以供参考： 城周围约两万八千六百米，成坐北朝南的矩形。城墙夯筑，外傅苇草，以防雨蚀。它的南墙濒原金口河，相当于今日北京长安街的南侧，北墙在今安定门与德胜门北八里小关一线。东西墙的南段即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墙。环城共开十一门：正南为丽正，其东为文明，西为顺承；北面，东为安贞，西为健德；正东为崇仁，其南为齐化，北为光熙；正西为和义，其南为平则，北为肃清。城内海子（今什刹海）东岸为中心阁，阁西面立有' 中心之台' 的石碑，为全城的几何中心。中心阁地址选定和中心阁南至丽正门距离的确定，构成全城四至基准，使之能把金代原有的海子、琼华岛风景包括进来并以此为基点，巧妙地安排全部宫殿和苑囿的布局。刘秉忠摒弃金中都旧城，而把海子湖沿地区选择为新城城址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海子受高梁河贯注，水量比金中都依赖的莲花池水系丰富，足以满足扩大了的宫阙与城市用水的需要。元朝大都城的城市布局是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说的王都 左祖右社面朝北市 的原则设计的。城门与宫殿也多取《易经》命名。这同忽必烈定国号为 元 ，建元 至元 一样，都是 仪文制度，遵用汉法 的重要内容。皇城在全城的南部偏西，跨太液池两岸，周围约２０里。皇城的城墙称为萧墙，俗称阑马墙。由南面的棂星门进入皇城，沿御道至承天门则为宫城。
　　宫城周围９里３０步。宫城内的主要建筑是以从丽正门、承天门达中心阁的正南北线为中轴而排列并对称展开。南为大明殿，北为延春阁。皇帝常在延春阁接见大臣和修佛事。宫城之西，隔太液池，南有隆福宫，是太后住所；北有兴圣宫，为太子之居。太液池上有木桥和吊桥与湖心瀛洲（今团城）相通。
　　瀛洲之北有白玉桥与万岁山（即琼华岛）相接。万岁山、太液池是皇城内的主要苑囿区。元大都的城市区，同样按《周礼》所说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的原则，分别成东西与南北向的街道坊衢。忽必烈规定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以赀高和居职者为先，每８亩地为一份。贵族功臣均受封以建宅第。
　　新城建成后，旧城并未毁弃，仍为大都的一部分。当时习惯把新城称为北城，旧城称为南城。但旧城居民大多移居新城，因而旧城萧条，新城繁荣。新城之内，市集多达３０余处。主要分布在海子、鼓楼附近与西城的羊角市一带，商业极为繁荣。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忽必烈采纳科学家郭守敬的建议，重凿了大都东接通州的漕渠，定名通惠河。南来船只可通过文明门西的南水门，循皇城东墙而北直接驶入海子，海子湖面船只蚁聚。元时大都城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与其时有关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相关。元朝大都路设有总管府，下领左右两警巡院和南城警巡院，负责城区坊市的民事与供需。
　　左右两院分领新城５０坊。南城警巡院管理南城５０坊。大都城郊由宛平、大兴二县分治。南北两城均设有兵马都指挥司，各有巡兵１０００人，负责城市治安。此外，还有大都留守司。前代的留守司一般是临时设置的，元代的大都留守司则是常设机构，负责守卫宫廷、都城和宫廷的营建修缮。实际上也担负着大都城城市经济建设的重任。以上内容的介绍，主要是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有关内容而写成。但有关元都大都城经济建设的著作很多，中外学者皆有此类作品，有的还是专著，介绍更为详细。另外，涉及元大都城经济建设的中国、波斯古籍也颇多。想更深入了解这方面情况者都可觅读研讨。
　　大都仅是元代城市经济建设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典型或首要范例。但它不是其时这方面唯一的成就表现所在。中世纪意大利人以口述形式创作的游记曾从多方面描述了元时众多其他城市经济之盛。１３世纪波斯之界旷代才子、阿拉伯世界一流史家豪拉施特根据朵尔边？孛罗口述指出，除元帝国都城汗八里之外，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繁华都市，规模惊人，发展显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如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州、太原、奉元（今陕西西安）、开封、济南。西南的成都，两湖的江陵、潭州。江西的九江。南方的扬州、集庆、镇江、平江等地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工商业都会。但是，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城市的经济在元代都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 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 （于钦：《齐乘》卷五，《风土》）。
　　扬州 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隶浙西，其北隶河南，壤地千里，鱼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为天下府库盖将百年矣 （孙大雅：《送淮南省掾梅择之序》，《沧漯集》卷二）。其地 商贾云集，舟楫溯江，远及长沙（姚燧：《吕郁神道碑》、《牧奄集》卷二三）。九江， 为交、广、荆、湖、闽、浙之会 （《永乐大典》卷六六九七，九江府）。平江（今苏州），更是盛况空前， 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 该城为工贾与工于一切技艺之人 甚众. 此城统辖十六大城，并商业繁盛之大城也 《马可？波罗游记》。元代的亡宋故都临安（杭州）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元平宋大元帅伯颜将军取临安时，遵世祖之令，仿效北宋开国帝王手下大将赵彬取南唐之故事对之并没有破坏。归入元帝国版图后此城经济更加发展，规模扩大，成为元时最壮观的南方大商城。该城 城宽地阔，人烟稠集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札忽儿歹陈言二件》）。 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 （徐一夔：《思政堂记》，《始丰稿》卷一○）。城中有众多的富商大贾。大市十所，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是市集之日，有许多人带各种食物来此贸易。
　　元时边疆的城市经济建设更是远超前代的，其时，今云南、新疆、内蒙、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过繁华的、工商经济发达的城市。其中以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的元上都最为壮观。元上都，是元朝初年的政治、经济中心，后来成为陪都。据汉文古书记载，此城 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佳气葱郁……，山有水，水有鱼盐，百货云集，畜牧蕃息. 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此城经济建设记录道： ……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位之大汗所建也。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耳目。
　　此宫有墙垣，广袤十六里，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见种种野兽，惟无猛兽，是盖君主用以供给笼中海青鹰隼之食者也。海青之数二百有余，鹰隼之数尚未计焉。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狗于鞍后。若见欲扑之兽，则遣狗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兽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
　　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漆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二掌，长十或二五掌，逐草断之。此宫盖用此种竹结成。竹之为用不仅此也，尚可做屋顶及其它不少功用。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折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布，运之他所，惟所用。结成时则用丝绳二百余系也 （《马可？波罗游记》）。上都所在之地，金代属桓州管辖，元宪宗五年，赐给忽必烈。第二年，忽必烈便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三年建成，命名开平府，中统元年，忽必烈在此继位，成为元朝首府，又名上京、滦京。上都建筑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以及城郊部分组成一个整体。
　　上都外城，位于皇城西、北两面。其南、东两面修筑城墙。城墙（不包括皇城部分）全用黄土板筑（夯层厚约２０厘米），墙高约５米，下宽１０米，上宽２米，每边长２２００米。南墙与西墙各开一门，门外筑马蹄形瓮城。西门瓮城外低坡上还筑有石堤以防塌。北墙上开两个门，门外筑方形瓮城。至今在城上还保留一部分城门楼的石柱基，城外西北角有一段宽约２５米的护城河。城内自西门北侧城墙起至皇城北门瓮城西墙上，特筑一条宽约２米的土墙，把外城隔成不能相通的南北两部分。南部有两条从皇城西门通至外城西墙和西门的东西大街。城东南、西南角有两个大池塘。从南门以东约２０米修建了一条南北大街。建筑遗迹都靠近街道的地方。除西门内有一排小型房屋遗迹暴露出地面外，一般仅能看出一个个院落的轮廓。外城北部主要是一个东西向山岗，没有街道，在北门内和东北角靠北墙处有小型建筑遗址，在东南角平坡上有一个东西向的院落遗址。山岗中部南边，有一座东西长３５０米，南北宽２００米，用石砌的大院墙，南面有院门。这是原来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兽以供宫廷权贵观赏的地方。这里也就是历史文献所言的御花园、后苑、北苑。元代文人墨客和马可？波罗所盛赞的那个以金漆缠龙竹柱，劈竹涂金作瓦，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固，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的棕毛殿也当在这个大院附近。杨允孚写过一首诗，诗曰：北极修门不暂开，两行宫柳护苍苔。有时金锁固何制，圣驾棕毛殿里回。 学者们据此推测当时皇帝从宫中往返棕毛殿，要经过常闭不开的北门。上都皇城在外城东南角，方形。每边长１４００米。南北墙各开一门，外筑方形瓮城。东西墙各开二门。其南侧称东门、西门，北侧称小东门、小西门。门外筑马蹄瓮城。城墙用黄土板筑（夯层厚１２至１４厘米），用石块砌一层约７０厘米厚的外皮。墙身下宽１２米，残高６米，上宽２。５米。墙外每隔约１５０米筑一马面，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顺着墙皮砌出深约１０米宽约２０厘米的流水槽，以排泄城头积水。
　　西门基宽１３。６米，门宽１０米，门北端有登城的阶级。瓮城最大直径４２米，门宽８。５米。方形瓮城宽约５６米，深约４７米。城南及东南角外的城壕，至今仍能积水。杨允孚的 山拥石城月上迟 和袁梅的 禁蝶防危石 诗句，都是指皇城。上都皇城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布局得体。城内一般房屋建筑也很华美壮丽。今人又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看到，当时设在皇城内的宫署寺宇颇多。但目前只有设有四角上的寺庙遗址可与文献印证。元世祖于至元二年（１２６５年）所建的孔庙，位于 都城东南 （《上都孔庙碑》）。
　　庙西建有庐舍以待国子生。现在城东南角有一个前后两殿遗址，外有围墙，西北又连着一个小院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建于至元，扩建于皇庆年间的孔子庙。不少历史文献都记载上都华严和乾元两大名寺。在华严寺一通碑文里说： 世祖……首建学庙。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 乾为西北，艮为东北。居于西北角的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南北长２４０米，东西宽１２０米。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似的建筑，院中大殿遗址已遭破坏，仅余一个长约５０米、南北宽约３５米、高约４米的大殿基。
　　殿前有两处石碑亭遗址。后院有一个长３０米、宽１０米的十字形建筑遗址，前有东西配殿。大龙光华严寺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寺院，整个寺院以中院为主体，以大殿为中心分东西三院。东院错后约百米，宽６０米。两院宽１２０米。
　　中院宽１４８米。四周有围墙，内建一回廊式建筑，平面呈回字形。上都宫城则在皇城中部偏北处。东西宽５７０米，南北长６２０米。城墙也是黄土板筑，外表包砖。宫城四角建有角楼。宫城南为阳德门，东西为东华门和西华门。
　　南门还有一个较原门楼台基为窄的建筑台基。可见当时的南门是个双重门。
　　宫城内的街道主要是一条通向三门的丁字形大街。另外在南部有一条横街，东南角有一条南北街。全城建筑不像明、清北京故宫那样有一条建筑中轴线，有前后呼应的大型建筑以及右左对称的建筑配置，而是分布着一个个自成一组的建筑群。研究元时城市经济建设的学者们，据《元史》、《宣镇旧志》、《江北三仃志》、《读史方舆》等书记录认为，元上都城中宫殿最多，但以大明殿、鸿禧殿、鹿顶殿、楠木殿、奎章阁、大安阁最有名。其中大安阁还是从中原迁建的。它是元季皇帝登极问政的主要宫殿。《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载： 尝扈从上都，方入朝，而宫殿多露，跌足而行。帝（世祖）御大安阁，望而建之。 周伯琦咏大安阁诗注说，它是由汴京（开封）的熙春阁迁建的。关于迁建过程，元代大文豪虞集曾有说明： 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归然遂为前殿矣。
　　规制遵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 （虞集：《跋大安阁图》）。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元代城市经济建设记载不止这些。但从上述记录和分析足可看见元代城市建设盛超前代、名播四海的壮观图画。
　　（二）商业贸易
　　元朝盛世统治者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他们并不以抑商这一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抑商不是元王朝的经济国策。对此，古代史书明确记录。著名元史专家李干先生言：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 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先生说： 元朝时，国内和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 两位先生之语并非妄言。生活于元代的许多文人吟诗作赋，描绘其时商业之盛，有的已成为传世佳作。这些诗赋虽为文学作品，但与其时实际商业经济生活紧密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而创作。前引《大都赋》把元时大都商业繁盛景观淋漓尽致地录于笔下就是一个例证。其时大都商业完全像一些史家所云： 憧憧十一门，车马如烟云.大都商业，可以说是全国商业繁荣情况的一个缩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除对大都商业发展状况有大量记载外，对全国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作了记述，可以说元时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收其笔下。前述元朝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其时商业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元朝商业有全方位的发展，与元朝盛世帝王统一南北东西、雄视八表、结束长期纷乱的割据战争，使农业、牧业、手工业在大范围和平环境中恢复稳定、发展迈进有重要联系。当然，也是在前代工商业、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时、欧、亚、非诸国诸民族商人接踵来华，在元朝各著名工商业大都会中珍奇汇萃、商贾云集。其时，中国南北东西都形成了商业发达区。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众多、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开店坐肆、跋涉贩运。他们的足迹留于大江南北之区、边疆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岛屿。应该说，他们是元朝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元代商业交通网络的发达、商业市场的增多、中小商业经营者的增多，使其时人们的商业意识较前代更为浓厚。戏曲创作在元代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元曲在祖国文学史册中与唐诗、宋词并列。而在元曲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其时商业生活的反映。其中有些著名传世曲作，不仅题目明确反映商业、货币问题，而且内容情节的编排也通篇体现商业生活。可见，元时曲作家中也有一些人开始有了较浓厚的商业意识。元曲作家中都具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意识，那么一般中小商人和与商业经常发生关系的百姓们更是可想而知。
　　谈元代的商业，首先应该涉及商品生产。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
　　并且这种发展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的商业政策具体内容相联系。关于元时统治者的商业政策，据《元史？食货志》、《元典章》及其他众多史籍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
　　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在元代，有不少土地所有者不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而是利用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土地经营，开展商品生产。于是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产品被投入市场。就粮食市场而言，不仅在发达的内地，而且在偏远的漠北草原城市和林等地也出现了粮食市场。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出现，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依赖商品粮食的供给。江浙两淮地区，在丰年 黍■及亿■，仓箱累万千 ， 岁计仍余羡，牙商许贸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围田》）。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运至缺粮地区，稻米和面粉都有出售。北方粮食供应依靠南方，每年由大运河或海道转运粮食，其中除潜粮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商品粮。据史籍记载人烟已达百万的大都城市民，其食粮依靠粮食市场。据这一些文献记载，输入市场的粮食多寡与市场粮价波动紧密相联。《通制条格》卷二七《拘滞车船》说 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 ，这正反映了上述情况。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南宋无此事。汉唐、辽金、北宋条件不具（无元时那样规模的海运线），虽有需要也达不到大的规模。而元朝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上都、和林等北方边疆大城的居民食粮，除了依靠本地屯田区所产解决一部分外，还要靠南方商品粮的输入来补充解决。在元代粮食市场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左右市场的大米商。他们垄断粮市价格，势力之大，取利之丰，虽前代范蠡、白圭、子贡、刁间等不及。如《鄞县志》卷三一《人物传》言，有一个叫倪■的大米商 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故损其值，群商恨之.一个大米商能垄断整个米市，并任意规定米价，足见其时粮食市场竞争之激烈。元时曾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清、张■，是江南首富，《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他们朱、张两家门庭盛时 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他们既然是经营粮运起家的暴发户，其众多的私仓中应多储粮之仓。而这些屯积之粮，正是他们垄断粮食市场价格取利的重要条件。应该说朱、张二人是元季最大的垄断粮市价格的大米商。一般的中小米商在粮食市场上是竞争不过他们的。在元代，粮食转化为商品，并不仅只有直接投入市场转售一途，它还通过酿酒业实现。从历史记载看，其时商品粮除供给城市居民直接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酿酒，进而使之转化为饮料类型商品。元朝统治者太祖成吉思汗向来反对饮酒，主张少饮酒，甚至主张不许饮酒，认为饮酒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其子孙中的帝王人物多数人反对酿酒，从元各帝王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出现的禁酒令、禁酿酒令。但仍未能转变元时盛行的各族官民饮酒风气。依据古代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饮食风俗学史料，其时蒙古人饮酒的种类首重马奶酒，葡萄酒次之，用粮食酿造的酒又次之。前两者的原料为奶和水果，与粮食无关。据此估测，元时由粮食转化而来的酒类商品主要在汉族地区消费。汉人集中的中原地区地域广阔、人烟稠密，粮食酒的需求量大。这一情况使元时相当一部分粮食以酿酒的渠道变成了商品。小说《水浒传》言景阳冈下酒店中出售好酒，一般消费者喝的数近三大碗，至于武松那样身强力壮的豪饮之客一次就饮十几大碗。元距宋年代不远。《水浒》虽为文学作品，却于此透露了宋元之季汉族百姓的一般和特殊酒量的信息，量大已无疑。由此又可知元代中原粮食由酿酒之途转化为商品的量实在是惊人的。宋元之际的人入餐馆饮酒最喜欢以牛肉为下酒菜，每次食用之量往往以数斤论。而中原有上等肉质的菜中多以粮食喂养。
　　中原宋元时代餐馆牛肉销售之量又如此之巨，由此还可知其时粮食从餐馆用菜牛肉的形式转化为商品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从众多的正史与野史的资料看，酿酒业于元代已变成了规模超越前代的独立手工业。以至专记成吉思汗 黄金家族 事迹的帝王活动实录文稿都一再记录与此业相关联的事情。据元代汉族文人个人文集记载，元大都汗八里城， 列肆数百，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 （《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史家估算，大都于此，一年约需粮食１２００多万石。应该说这些粮食都属于进入粮食市场的粮食。元代少数民族人物马扎尔台开酒业于大都东侧通州，其 糟房，日至万石 （《庚申外史》下）。真定一路仅仅在城镇中的糟房，每日 蒸汤二百余石，一月计六千余石 （《秋涧文集》卷九十《禁酿酒》）。毫无疑问，元代酿酒业的兴盛在一定范围内明显地促进了其时粮食生产商品化的进程。元代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只表现在粮食市场的发展和与粮食相关的酿酒业的兴盛，而且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在元代，竹木业、菜园果园业、纺织业以及与纺织业相关的染料作物种植业中的商品生产均有长足发展。茶叶种植业、桑棉种植业的商品生产也引人瞩目。至于景德镇瓷器、松江棉布、杭州丝织品、福建荔枝生产的商品化更为突出，名播中外。从上述情况中可以隐约窥见，元代商品生产在某些方面相当发达，元代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已开始被商品经济逐渐破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交换的发展，也使元朝的商品经济出现更兴盛的局面。元代的豪门权势之家生活奢侈，对各种土特产品的需要也更多，这种情况也刺激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于元代贩卖奢侈品获得的利润也较高。元代统治者的鼓励商品生产的政策，使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善于经纪、积资巨万的大商人。
　　他们 从计然之术，研得其精，出入于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贸迁络绎、资用丰沛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三，《巽溪翁墓志铭》）。其时水陆商道，车马拥挤，舟帆鼓进，商市繁盛。元代商人之众、商人活动规模之巨、商人获利之丰和商人经营谋略之奇多都超过前代。太史公于《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那些名商大贾，有许多与元时商人相比自然逊色。商税总量多寡往往能说明一个朝代的商业兴衰情况。据史书记录，元代商税总额天历间达到７６万余锭之巨（７６００余万贯）。元政府实现大一统局面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经商者与日俱增， 舍本农，趋商贾（《农桑辑要》卷一，《先贤务农》）的风气颇盛。
　　于是，其时除了色目大商人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汉族民间大商人。其中一些人富超王侯。尤其是从事食盐买卖的，当时出现了一批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当然，这些大盐商中不乏■勒百姓、谋取暴利者）。诗作《盐商行》曾形象地描绘当时盐商富豪们的情况：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侯捋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幄。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镇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 （杨维祯：《盐商行》，《铁崖古乐府》）。在元代商业发展过程中虽然不乏民间大商人为非作歹的事例，而且其程度有的并不亚于官府大商人。但从总体上看，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对沟通全国的物资交流、贸易发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元代商业之盛不只表现于国内贸易领域。在元代，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
　　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在灭南宋以前，陆道贸易是主要的。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黑海北岸。元时丝绸之路，从今甘肃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又增加了经里海以北抵达黑海北岸的钦差道。但波斯道依旧重要。伯颜元帅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在元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原因在于海道贸易地域更广，运载货物更多，来往更便捷。还由于后来陆上交通又不时被北方、西北方诸王叛乱的军事斗争阻碍。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季海外贸易比起元朝又逊色得多。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５６个，而于元代达到了１４０多个。元廷对海外贸易是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政策的。元代有众多的海外贸易港口，有远比宋朝细密的海外管理规章，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了元廷对外开放的经济国策的进步性。在元代，除政府和一般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外，还有色目商人、官僚私家、寺观僧道的对外贸易活动。在元代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物资颇多，深受外商欢迎。其时，中国商人与外商交易，一般都是平等的。元代的海外贸易，对加强元朝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元朝自身经济的发展，增进我国和亚非欧诸洲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介绍元代商业的发展，不能忽略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元之前各朝，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各少数民族都有过多方面的贡献，也有杰出的人物载于史册。秦时乌氏倮就是西方少数民族闻名中外的大商人，是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先驱。他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国内农牧业的交流以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商业交往。但从总体上看，元之前此类史料较少，此类杰出人物也凤毛麟角。至元代，上述情况明显改观。元代少数民族中大商业家不乏其人，有的积资万千，富甲天下，而且又能施展种种变化多端的经商谋略。他们在元代名声显赫，对当时商业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其中回族的贡献最显著。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 回回 一词，远在北宋时典籍中已出现。从元到明代， 回回 逐渐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元代，回族中有许多贵族、学者、官宦、商人活跃于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回族商业相当发达，元代可谓回族商家群星灿烂的时代。元代城市中的回族商人人数众多、生活富裕。当然，其中也不乏通过商业活动侵夺、欺诈百姓的人。元代回族商人，主要活动于北京、杭州、泉州、昆明、兴元、甘州、凉州、广州、和林、上都等众多的城市。
　　这种情况，可以从许多历史典籍记录中得到印证。
　　例如， 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左右，在元燕京的回回共有二千九百五十三户，其中' 多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①。可见，元代燕京的回族商人数目不少，而颇有经济势力，相当活跃，而且还有侵夺民利的劣行。除大都外，其他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城市里，回族商人的活动也很活跃。伊本？贝图在当时游历中国后说： 中国各城市中，都有伊斯兰教徒居住区，筑有清真寺，作为礼拜之用 ①。在这些伊斯兰教徒中有不少人就是回回商人。类似情况在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均有生动描绘和记载。总之，历史资料说明，在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内蒙等地都有回族商人活动。广州、泉州、杭州、宁波、扬州尤为集中。历史资料又证明，元代城市里的回族商人，不但人数众多、经营活跃、生活富足，而且彼此间的往来也很密切。在元代，杭州荐桥旁边的八间楼是回族商人聚居之所。杭州的聚景园（在杭州清波门外）是回回人丛冢的所在地。元时杭州城里回族商人多，对此各类史书都有记述。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言杭州城中回民有几千户，并有西域式的市场。广州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对外贸易港口，这里的船舶出虎门远航世界各地。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自己的海船在这里停泊，一派 万舶集奇货（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东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的景象。广州也是元代回族商人聚居之地。明人何乔远《闽书》言， 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 ②。蒲庚是元时有名的回族富商。他的祖先由阿拉伯东迁，曾是占城（今越南地方）的贵人，后来又成为广、泉二州的大富商。泉州是元代最大港口之一。这里的镇南门处， 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 （《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 番货、远物、异宝、奇货之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其中有不少人是回回富商。如有名叫佛莲者，是蒲氏之婿，史书称他是西番回回，其家甚富， 凡发海舶八十艘，……（有）珍珠一百三十石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其富有之规模几乎接近元朝主管海上粮运大官朱清、张瑄两大豪门，家藏之珠过百石，经商所用之舟近十艘，称之为豪富不算过分。在元代南方回族商人中，多数人是香料经营世家。其中许多家自唐、宋以来就专营此项买卖。
　　《回族商业史》的作者赖存理对元代回族商人活动情况的介绍很详细，其中尤侧重对云南回族商人活动的介绍。在元时，中国西南云南行省回民很多，其中昆明更多。昆明，有押金大城之称。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称此城居民尽是回教徒。该城有清真寺两所。一在城南门内，一在鱼市街。另外于东门外又有街，称金牛街，此处是回回商人聚居之处。《史集》作者言昆明居民尽是回教徒，可能言过其实，但此城回族居民多是肯定的。除此之外在兴元（今银川）有安集延回回２０００户，在镇江有回回３００多户。马可？波罗旅行到甘肃甘州、凉州，之后又到兴元、宣化府时，沿途也遇见过不少回民。
　　他还从天德军（今呼和浩特） 东向骑行七日，……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阿末（穆罕默德），以工、商为业 （《马可？波罗行记》）。我们还从众多的介绍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的古今著作中得知，该城有 两个市区，一为回回市区……，（有）两座清真寺 ，在这里有许多回回商人从事贸易（［法］卢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上述材料足见，在元帝国的北方、西北方也有很多回族人在进行商业活动。
　　在元代回族商人中有不少人位尊势重。元时回族商人活动范围极广阔。
　　他们当中的大贾巨商 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三，《碑志》十）。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元朝统治者马上夺天下时，兵锋最先向西北，而西域最先内附，内附者中回族人居多，之后又曾多任回族商人理财相关。于是，元时回族商人队伍中出现一批以高官身份经商和依靠政府经商的人。这又使回族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某种畸形发展的现象。因此，一些回族大商人依仗权势称霸于元代市场、商道，甚至敢于在直属于皇帝或皇太子的枢密院的军事交通机构驿站中欺凌工作人员。以上是言元代回族商业活动中表现的若干弊端。但从总体上看，回族商人的活动，在元代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他们更为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①　　 《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页。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0页。
　　②　　 同上书，第 251页。
　　（三）经济科技
　　科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进步的管理者都重视运用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国民经济，使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元朝一些统治者于此贡献颇大。要了解元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对元朝经济科技发展状况进行探讨是无法臻于全面的。在元代，科技著作繁富，科技发明不断涌现，而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领域得以广泛应用。于此，汉唐望其项背，宋朝也难与之相比。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元朝出身于阿尔泰语民族的统治者抛弃了中原前代统治者传统的抑制经济科技发展的国策，元代科学家和广大人民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发挥聪明才智。于是在元代的经济科技界群星璀灿、能人辈出、著述繁富、功盖前朝。元代经济科技发展的历史还呈现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此朝，古老中华民族的经济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向全球异域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类经济科技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国人民也在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广泛地了解了世界他国经济科技文明的精华。在元代，人们熟知的王祯、郭守敬、鲁明善、黄道婆、也黑迭儿、也速不花等各族经济科技代表人物相继辉映于历史舞台。正是这样一个由政府官员、学者乃至平民组成的肯干实事的人才群体，创造了令人震惊的科技成果。这个队伍的成员，不计名利、踏踏实实，在社会赋予自己的位置上以各自的方式和途径发挥了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辛勤劳动，导致了元朝这样一个经济科技异常发展，至今仍使我们中华民族子孙自豪的时代。
　　有人言元代科技真正用于生产或国民经济发展事业的不多，而主要用于军事。这是不正确的结论。鸟瞰元代科技成果应用范围，可以发现其时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交通业、城建业的兴盛无一不与科技成果应用于其中相关。
　　其中郭守敬关于水利建设的科学著作、王祯与鲁明善等关于农业的科学著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民间的科技研究和对科技成果的运用推广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元代，农民在前代制作农具的基础上改革和创造了不少新的农具。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有３０种，而王祯《农书》记载的则有１０５种，其中不少又属元代的新发明，且多运用于生产，收效显著。对此，正史与野史俱有说明，古今无异词。《农书》介绍的７种新型制的灌溉机械水车，对元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加强皆有贡献，中外治科技史的史家们无不称道盛赞。元代各类型农书的各族作者以惊人的规模记载了元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日积月累的知识和应用效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耕作技术水平。元政府命大农司遍求古今农桑典籍， 芟其烦而撮其要 ，于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颂行《农桑辑要》一书。之后又有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撮要》和汉族农学家王祯的《农书》问世。据说元代农书共１０余种，现存不过几种。
　　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元代农书主要介绍和记录了其时农民在农业生产科技方面的四类重大成就。即重视施肥技术；重视垦荒与利用土地；重视精耕细作；重视因地制宜与改造自然。元代不少开明的统治者对上述农书总结的农业生产科技成果，都以政府律令的形式，命行省、州、县官长广泛推广。这种政策促进农业经济的繁盛。
　　在元代，不仅农业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而且畜牧业科技也有发展并运用到了牧业生产之中。这种发展和运用，上承匈奴、柔然和之后的辽、金，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这当然与元时开明统治者重视本族传统的牧业相关，更与众多各族畜牧业科技研究者的努力相关。对于马的饲料，《农桑辑要》提出 食有三刍 之说。即将喂养马的饲料分为善刍、中刍、恶刍三等。
　　讲饥饿时喂恶刍，草多而料少。到一定程度添加些豆谷精饲料。待到快吃饱时，又多增加些精料，使马吃饱吃好。至于马食用的草，必须经过细剉、去节、去土的工序。豆、谷饲料的制作要经过筛簸、去除沙土灰尘的工序。对马的饮水问题也有精细研讨，主张 饮有三时.即清晨饮水少，白天酌量饮水，黄昏尽量饮水，夏、冬两季少饮。至于在役使之时，清晨和中午要满足其饮水，晚间则少饮。又提出马饮食过饱后，不宜急速行走，只宜缓行。
　　同时注意使马劳逸适宜。闲时拴于空地，让其随意睡卧，不使之久立，也不使之久步，更不使之终日驰奔而不得休闲。更重要的是还提出 有汗不得饮饲.凡是经过役使或远行，必须牵转，等到马喘定汗干之时去鞍，并系于避风之处，然后饮之饲之。这些技术原则，即使在今日的草原牧区，也多为牧人所遵循。元时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主张对牛要爱惜饲育。水要按时喂给，勿令饥渴。在饲料上，主张 三和一搅，须要管饱.第一和为草多料少；第二和为草料各占一半；第三和为草少料多，以诱使牛多吃。在一般管理上，夏天水牛入水坑以免受暑，冬天入暖屋以免受冻。牛毛稀疏，最不耐寒，暖屋用糠穰铺垫，称之为 牛铺.牛拉粪于上，次日覆盖，每日覆盖，十日清除，粪上堆草。除了用草，也可用干土垫栏。牛室之门宜朝阳，使阳光照射入室。冬天用乱麻编织毯段，给牛穿衣，使能保暖。另外，在元代牧业经济科技中有一个重要成就，那就是畜牧医学的繁盛。它曾对元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人所共知，去势（阉割）是畜牧历史上的重大发明。
　　牲畜去势不仅是为制服其烈性，易于役使管理，更重要的是提高牲畜的经济价值，使之肥壮。《黑鞑事略》记载，在元时蒙古地区 其牝马留十分好壮者作为移刺马种外，余者多骟了.骟即去势。马经过骟，价高常马。骟马的积极意义在于人工淘汰了驽马，优选出良种。其实，阉牲之法并非始自元代，但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进一步得以完善发展。元人对牲畜一般疫病的防治工作也有重要研究。产生了行之有效的马血尿方、牛血尿方。《农桑辑要》一书记载马的病状达２９种，治疗药方３２种。记牛的病状１６种。用药多以中药为主。治 马心热 、 马气喘 、 马黑汗 的药方各有特色。
　　此外，在治畜病时还利用动物类中药，甚至有些是动物的分泌物。如治 马黑汗 方用干牛粪； 牛虱 方用猪脂； 牛腹胀 方用燕屎；治 羊疥 方用猪脂。治 羊夹蹄 方用羝羊脂等等。元人还用食盐增加牲畜筋肉、精力。人们针对羊患缺盐症背腰拱起、膀胱积尿、眼结膜、口粘膜呈暗红或黄色、严重可致死亡的情况，常以喂盐的方法治。《新元史》卷一百《兵志？马政》篇载： 至顺元年，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饲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之乱，云南盐不到，马多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亦乞不薛之地，即古水西国，为元代国营牧厂所在。
　　这条史料说明元国营牧厂也十分重视用盐治畜病，努力争取让朝廷从北邻盛产井盐的四川播盐治疗本牧厂马病。实际上时至今日，内蒙草原牧民治疗马、牛之病时也需要盐。盐在今天仍是防治牲畜疾病的良药。
　　《蒙鞑备录》是元史学界众多学者研究元初历史时常常加以利用的著作。《蒙鞑备录》云： 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养三年，然后再乘骑。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啮也。千百战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牲甚良善。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搭鞍乘骑，并未始与豆粟之类。 元代蒙古人为使马善驰耐久，对其饮食十分注意。 凡驰骤勿饱；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息调平，四蹄冰冷，然后纵其水草。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膘而成病，此养马之良法也。 最值称道的还应是 控马法 ，此法特点显著，在中国畜牧业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页。研究蒙古族早期历史的学者经常利用的《黑鞑事略》云：蒙古人 自春秋罢兵后，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即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元代蒙古人控马的具体方法，自然流传到了北元时代。明萧大亨对之载记最详： 夷人畜产，惟牛羊犬马骆驼而已，其爱惜之勤，视南人之爱惜田禾尤甚。见一良马，即不吝三四马易之。
　　得之则旦视而暮抚，剪拂珍重，更无以加。出入不以骑，惟畜其力，以为射猎战阵所需而已。凡马秋高甚肥，此而急驰骤之，不三舍而马毙矣，以其膘未实也。于是择其尤良者，加以控马之方。每日步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则絷其前足，不令跳蹈踯躅也；促其御辔，不令饮水龁草也。每日午后控之至晚，或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场中，至次日又复如是。控之三五日，或八九日，则马之指膏凝聚于脊。其腹小而坚，其臀大而实，向之青草虚藨，至比皆坚实凝聚，即尽力奔走而气不喘，即经阵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
　　我中国不知控马之方，往往乘肥马以涉远道，则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马不在肥，在肥而实。 ①明朝萧氏所言的蒙古人的控马之术就是元代《黑鞑事略》所说的蒙古控马术的详细内容。这种控马法，是在春秋放牧、秋高马肥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在于防止马长虚膘，以适应长时间乘骑、奔驰、役使的需要。对这种控马法，元时虽有简略记录，但大意已备。明代萧氏虽有详记，但也是元时蒙古人所创方法的详记。笔者猜想，此法主要出自于元时广大蒙古族牧民，但也与元太祖、世祖时代专门管理国营牧场的钦察人相关。
　　元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不只表现于农业、畜牧业，而且还表现于纺织业。
　　元时松江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人黄道婆于此贡献最大。她年轻时流落海南岛的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运用制棉工具织崖州被的方法。在元代贞元（１２９５- １２９６）年间回到故乡，教家乡人 做造捍、弹、纺、织之具 ， 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南村辍耕录》）
　　黄道婆传授的棉纺织机具和技术，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她逝世后，人们 莫不感恩洒泣而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 （《南村辍耕录》）。元至元二年（１３３７年）、至正二十二年（１３６２年）曾为她立庙。明代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朝嘉庆年间上海人又在渡鹤楼西北小巷为之立庙。可见她造福桑梓之大和人民对她爱戴之深。《南村辍耕录》言黄道婆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她织成的被褥，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 灿然若写.由此足见黄道婆所做工具之先进、所传技术之复杂。正如管学成先生所言： 黄道婆传播纺绵技术的史实说明了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力、富国富民是何等重要！
　　①　　 明萧大亨：《夷俗记？牧养》，宝颜堂秘集石印本续集。同书《教战》亦有记载。
　　治河技术和方法，是元代经济科技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考察元代治河技术及其功绩，尤应该提到贾鲁。贾鲁于至正八年（１３４８年）由工部郎中提升为都水监。他宣抚巡视受灾郡邑，考察地形，探测水位，往返数千里。他还为治理黄河绘制地图，提出两个方案： 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溢，则用功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元史？贾鲁传》）因顺帝朝宰相脱脱的支持，贾鲁实施了他的主张。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贾鲁升为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调民工１５万，戍军２万修治黄河。
　　４月２２日动工，１１月白茅合拢，水土工毕，河复故道，东入于海。计疏浚河道２８０多里，堵塞决口１０７处，总长３里，修堤７７０里，工程之大，在黄河治理史上罕见。贾鲁治河是中国封建社会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一页。贾鲁的治河办法，由元代文人欧阳玄记入了《至正河防记》。其治堤的方法分为刺水、截河、护岸、缕水； 治埽 方面有岸埽、水埽、龙尾、栏头、马头、埽台的方法。对制埽的椎、卷、牵、制、薶、罣等方法，对用土、石、铁、草、木、栈、絙的技术都有详细记载。最受推崇的是用 石船堤 断决河，使水入新河的方法。贾鲁逆河排大船２７艘，用巨索连为方舟。将各船捆牢，用铁锚固于水中，又用巨絙系于岸边树桩。船上铺草、排石、布埽、钉木板。
　　用竹篱笆夹草石立桅前，长一丈多，曰水帘。然后凿沉巨舟，断流为坝。又依船堤加筑草埽三道，依石船为靠，牢不可破。逼洪水入新河，复故道，入于海。这条河被称为贾鲁河。贾鲁河治河以后直至元亡，黄河虽也有决溢之患，但黄河归徐的河道再无大的变迁。这当然与贾鲁高超的治河技术相关。
　　贾鲁治理黄河的高超技术和方法对元朝末代黄河两岸洪灾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元代科技在印刷业生产领域也有重大的发展和发明，而且运用广泛。其应用范围超越中原，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活字印刷术是宋代毕昇的首创之功。毕昇之后，元代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曾教弟子用活字印刷术印书 散之四方 （姚燧：《牧奄集》卷十五）。不过，这不仅属于简单承用。在元代，对印刷业生产技术有大发展者要首推农学家王祯。史载，王祯在安徽旌德县任县尹时请木匠制木活字３万多个，试印了自纂的《大德旌德县志》。全书６万余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１００部。可见效率颇高。这是现在所知的第一本木活字印本，虽然此书已于明万历间失传。这是对毕昇所创泥字的发展，木字当然要比泥字好。王祯的《农书》卷二十二对此次印刷业生产技术革新有详细记录。王祯对元代印刷业生产技术的主要革新还不在此，他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从而大大提高了拣字效率。史载，其转轮排字法如下： 造轮法，用轻木造为大轮，其轮盘径可七尺，轮轴高可三尺许。用大木钻凿窍，上作横架，中贯轮轴，下有钻臼，立转轮盘，以圆竹笆铺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号数，上下相次铺摆。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 ①元代的木活字还流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就曾发现元代维吾尔族木活字约数百。元代王祯等发明的木活字对后世印刷业劳动效益的提高有着显著影响。明、清两代木活字依然流行。明末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年）北京的《邸报》仍用木活字印刷。清乾隆年间，刻制枣木活字２５３５００多个，印制了《武英殿聚珍本》丛书１３８种，２３００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木活字印刷。
　　这种印刷生产技术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国内印刷生产业，而且还远播海外。
　　中国近邻朝鲜、日本、越南都曾分别在元、明、清三代用此技艺印制大量书稿。应该说，元代王祯在中外印刷业生产技术发展史上与宋毕昇一样名垂史册。
　　①　　 见《关于翟金生泥活字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文物》1979年第 10期。
　　元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数学、医学、建筑学、矿治学、航海学、制瓷学、酿造学、造船学均有长足发展。其间有众多的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经济科技内容，产生过可观的经济成果。这些成果在元代经济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元代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发展惊人。其时青花瓷器烧制技术的成功应用，在中国瓷器生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元代矿业技术的发展，至元十三年产铁甚多，比宋代铁最高年产量增加将近一倍。元代地图绘制学的发展为商人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元代航海科学的发展，使海路漕粮运输和海上贸易效益日增。元代建筑科学的发展使其时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为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天文、气象学的发展对农业、航海业的安全高效率生产、灾害的避免都产生过重要作用。元代造船业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元末史料记载： 华船之构造、设备、载量皆冠绝千古 ， 舶之大者，乘客可千人以上云 ， 海船一载千石.又称： 船幅殆为四角形，下侧渐狭尖如刃，以便破浪 ； 大型之船，有四层甲板云 ； 一艘之船室每至五六十之多 ； 普通四桅，时或五桅六桅，多至十二桅云 ； 船有布帆与利篷，正风用布帆，偏风用利篷。 ①从上述史料可知元时造船业之发达。
　　①　　 参考陈裕菁译《蒲寿庚考》，第 96-100 页；转引自赖家度《元代的河运和海运》，原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 5期。
　　（四）毡乡牧业
　　元朝皇族出身于牧业民族，对牧业极为重视。元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柔然是典型的牧业大王朝，其强，前者不亚于秦汉，后者不逊于北魏。与柔然同时的北魏及后来的辽、金的牧业也有过引人瞩目的繁盛时期，但总体上不如匈奴和柔然。但匈奴、柔然虽以牧业之盛著称于封建社会前期，却比起元朝又可谓望其项背。元朝统治者有一系列重视鼓励牧业的经济国策，自太祖成吉思汗始，经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乃至于末代顺帝朝不废。
　　元帝国的牧场周回万里；广阔无际，遍布各地，经营极细。皇家或国家牧厂专由熟知牧业、有特殊牧业管理经验的钦察功臣勋将指挥管理。元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１４个官马道。分别是：东路折连怯呆儿等处；哈剌木连等处；斡斤川等处；甘州等处；右手固安州等处；芦州；火里秃麻；玉你伯牙、上都周围；阿剌忽马乞等处；阿察脱不罕等处；云南亦奚不薛；益都；高丽耽罗国。在上述官马道中，除个别地在外国属元朝侵占区外，都在元帝国境内。
　　其中半数在蒙古高原。元代私人牧养也很盛。这些私人牧养者包括皇帝、贵族、政府官吏、寺院高僧、豪强地主和牧主。至于一般牧民的牧畜，据《永乐大典》卷１９４２１《经世大典？站赤》记载： 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年）三月，通政院分别贫富等差，其有马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余无此数者，官给中统钞五十锭，补买与之.对民之贫乏者， 仍户给羊百，牛马各十 （《黄金华文集》卷二四《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答失蛮）神道第二碑》）。
　　结合元时一般牧人户数量分析此项记载，也可见一般牧民的牲畜占有数。当然，上述资料是指泰定朝之事。泰定帝长期生活于晋王北方封地，熟悉牧业，其鼓励牧业的政策有时相当激进。因此，元时其他帝王当政之际的情况与泰定帝时代有差异也是肯定的。另外，元代半农半牧区的牲畜牧养数量，纯农区众多农家饲养的牲畜数量，都相当可观。元代畜牧业生产的各种产品，都是手工业、农业和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牧区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也需要由手工业、农业供给，许多牧业商品也需要到城市中的较大规模市场周转交易，实现牧与农、牧与手工业之间的互通有无。因此，元代的畜牧业与其时各经济部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元代的牧业发展也促进了驿站交通的繁荣，丰富了军需供给。总之，元代的牧业的繁盛对当时手工业、农业、商业和军工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狩猎经济
　　我国古代的狩猎经济源远流长。在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中表现更为显著，呈现出一代又一代连续性发展的特征。元代狩猎经济的发达与北方民族久远的狩猎经济史关系密切。关于北方草原或森林民族狩猎经济生活的图景，如果说创作阴山岩画的原始时期的美术家有过大写意的描绘，那么他们后世子孙则进行了更为细腻的工笔勾勒。这种艺术勾勒在后来整整统治蒙古高原二百余年的契丹民族大名鼎鼎的草原画家胡环笔下得到了充分表现。胡环创作的旷代杰作《卓歇图》对古代北方狩猎经济生活描绘十分细致。关于其时狩猎经济生活，在辽王朝开国之君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曾入宋朝秘府的射骑、猎雪骑、千鹿诸图作中也有体现。但我们不能由此断言辽代为我国古代狩猎经济最盛之世。匈奴、柔然肯定有发达狩猎经济，但历史记录只言片语，今人无法据此览绘全貌。辽、金时代的狩猎经济虽盛，但主要限于皇家猎苑中的贵族骑射娱乐。我国古代狩猎经济的全盛之日则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视狩猎经济的程度远超匈奴、柔然、辽、金诸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帝王。元太祖成吉思汗本人就重视狩猎，极力赞赏子孙们在猎场上显耀英武骑射之风。
　　公元１２２４年春，成吉思汗西征结束东返，两个小孙儿忽必烈和旭烈兀随迎驾队伍在今新疆境内与祖父见面。这两个天潢贵胄、汗宠孙在猎场上各显骑射神功、箭穿鹿兔，使乃祖帐下千员猛将叹服，成吉思汗本人乃以传统族俗举行仪式嘉奖。成吉思汗著名的《大扎撒》（法典）规定： 当狩猎时令野兽逃逸的猎师，处笞刑，有时可以处死。 ①成吉思汗第三子在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附近也建有四个春夏秋冬猎苑。他与臣僚及禁卫军士兵们分别在这些地方观看放鹰，猎取水禽或虎狼鹿豹。元宪宗蒙哥继位后，忽必烈受汗兄之命总理漠南事务，建府于金莲川。金莲川本是故辽、金皇家猎苑，忽必烈把此地变成了自家王府的猎苑；登极称汗后，又使其地升级为大元帝国最大皇家猎苑。元世祖忽必烈在重视狩猎经济方面又远超前代先帝。元时有人说： 国朝大事，曰蒐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 （王恽：《吕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此话对元皇族帝王活动范围或种类的概括近于荒唐，显属片面之词。因为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不可能只干这样三件大事，不过，它却向人们道出了狩猎在元统治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元统治者视狩猎为大事。事实上，元朝多数帝王并不把狩猎经济活动只视之为娱乐。而是把它与军事后勤供给、军事演习、牧区灾年食品补充、皇室主要御膳供应结合起来。其结果，或多或少地减轻了百姓赋役负担、皇室贵族聚敛程度，同时也加强了牧区自身救灾能力，又提高了救灾速度。让人们取草原山林野生兽禽之肉满足和改善自己的饮食生活，不使这些宝贵的野生肉食资源自生自灭，造成浪费。可以说这些做法体现了元代狩猎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上述特点的出现与元统治者鼓励官民狩猎、保护猎场的多种经济国策相关。元朝统治者还把狩猎经济与加强军队训练、扩大军队作战的特殊能力结合了起来。元代诸帝狩猎（即 打围 ）规模惊人，其壮观常至每次出动千人乃至数万人围猎。这种规模无疑超过了故辽 好猎 成癖的亡国之君天祚帝的渔猎古风。元朝诸帝用这种从氏族公社时代继承下来的集体狩猎习俗维系军队内部团结，培养将士骁勇无畏、吃苦耐劳的精神。 打围 在这里实际上成了一种军训或军事演习。元朝统治者组织的围猎队伍不仅包括军人，还包括众多的牧区百姓。他们通过打猎，获取凶暴的虎豹狼狮圈养于铁笼木栏，与敌军对阵搏杀时将这些饥饿之兽放出笼栏冲扑敌阵，运用这种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这在古今中外的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中都是罕见的。由此也可窥见元时狩猎经济与军事活动又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①　　 本部分所引元太祖《大扎撒》内容，见于梁赞诺夫斯基《蒙古法基本原理》及贝勒津《成吉思汗的扎撒》；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一书第 184页。
　　元代狩猎经济给其时各族官僚名将、文人墨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元初至元末，他们不时对此咏叹描绘、作诗写赋。通过这些作品的摘读，更能形象具体地了解其时狩猎经济规模之大、管理之妙。元代开国名相、三朝元老勋臣契丹族人耶律楚材的诗《扈从冬狩》云： 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栗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骑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獐。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独有中书倦游客，放下毡帘诵周易 （《湛然居士集》）。另有诗作《扈人羽猎》云： 湛然扈狼从山东，御闲天马如游龙。惊狐突出过飞鸟，霜蹄霹雳飞尘中。马上将军弓挽月，修尾蒙茸卧残雪。王翎犹带血模糊，騄駬嘶鸣汗微血。长围四合匝数重，东西驰射奔追风。鸣鞘一震翠华去，满川枕藉皆豺熊。自笑中书老居士，拥鼻微吟弓失废。向人忍耻乞其余，瘦兔瘸獐紫驼背。吾儒六艺闻吾书，男儿可废射御乎？明年准备秋山底，试一如皋学射雉 （《湛然居士集》）。应该说，耶律中书的这两首诗对其时狩猎场面描绘最具典型。但所述之事都是太祖、太宗、定宗三朝的。在后来的忽必烈时代，围猎规模更加宏大，而且在全国狩猎经济管理方面也日见成熟。这种成熟标志着元朝的狩猎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据元史世祖本纪及其他各类正史野史文献记载，忽必烈已不再一般地重视狩猎经济，或只强调其对军事的作用。而是把狩猎经济视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有了多种细密的经营之道，注意处理它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注意这种经济的延续以及这种经济活动与生态平衡问题之间的关系。
　　其主要表现有七：第一，主张因顺岁时，按季节而渔猎。第二，明辨雌雄，禁猎待产孕兽；区别老幼，不捕鱼苗兽仔。第三，训养禽兽，以禽兽猎禽兽，提高狩猎生产效益，保证狩猎人员生产活动安全。第四，重视边疆和内地的狩猎经济活动。第五，不许因狩猎影响农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发展。第六，建立和完善各类狩猎管理机构。第七，遇到灾年，开放皇家猎苑，让受灾牧民入苑捕捉禽兽，以解决饮食之困。繁盛一时的元朝狩猎经济及其细密的管理规章、举措对后世各朝此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亡后出现的北元王朝阿拉坦汗法典，其中关于发展狩猎经济的进步举措，其基本内容与忽必烈时代的有关规章一致。在１６４０年产生于准格尔王朝巴尔浑台吉等众多草原封建权贵撰写的《卫拉特法典》中有许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进步措施。而其中关于发展狩猎经济的内容也多仿傚忽必烈汗的此类管理措施。满族贵族建立强大的清王朝后，康雍乾盛世三大帝王（玄烨、胤禛、弘历）在狩猎经济方面也有举措，并把发展狩猎经济视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有清一代，尤其是在清朝的前期，蒙古高原和其他地区的狩猎经济从未停止发展。清代诸帝也与元时各汗一样定期北上皇家猎苑进行围猎活动。
　　但必须指出：忽必烈有让灾年牧民进入皇家猎苑捕兽捉禽解决饮食困苦问题的善行，清朝诸帝无此类爱民之举。相反，以皇权霸占了漠南蒙古族最肥美的草原和丰饶的猎山，建立皇廷私家围场。这种举措显然不利于民间牧业经济或狩猎经济的发展。清朝太仆寺直辖的广布漠南，甚至深入漠北蒙古族地区的皇家牧厂，实际上也成了不许百姓狩猎的禁地。清政府收编具有悠久狩猎生活传统的索伦部落诸族人入旗，大量调入内地充当兵员，这一举措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大、小兴安岭一带广阔地区狩猎经济的发展。不过，清统治者大体上于总的经济国策制定方面重视狩猎经济，继承了元代政府重狩猎经济发展的传统。
　　另外，从清末民初内蒙古喀剌沁南旗蒙古族学者罗桑却丹所著《蒙古风俗鉴》一书 关于打猎 一节讲到的蒙古族古代狩猎经济生活种种细节看，相当多的内容是讲元时狩猎之事。其中讲到的清代蒙古族狩猎方法，显然接受了元代蒙古人的狩猎技艺。如训养禽兽，以禽兽猎禽兽；因顺岁时，接季而猎等方法皆为元季蒙古人的传统猎法。至于该书中提到的猎手分型、各就其位、扬长互助；堵围、散围、层围；引猎、追猎、吓猎、伏猎、赶猎；明宣猎规、不分尊卑、一律遵守；分配猎物、猎官优先、其他人按猎技分配；猎物必须一一验收；猎队成员各备饮料、食物、猎具；投掷型猎具投出前栓注记号；猎后对优秀者授与不同等级的荣誉称号；猎前举行出猎仪式，集体念诵韵文誓词；猎闭全猎队成员开会议定下次应赴猎区方位并惩罚违反猎场纪律者。《蒙古风俗鉴》中上述众多猎场规章纪律，虽不尽见于元时有关文献，但其中不少专用词汇、细则能在元时有关正史文献、野史散记、诗词曲赋、神道碑铭中找见或得以印证。二者之间的源与流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六）手工业
　　元朝有大规模的各类型手工业。如有发达的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军用手工业、贵族官吏私营手工业及寺院僧侣经营的手工业。毫无疑问，元代手工业上承唐、宋、辽、金、手工业故基而发展。但元代统治者比起从前多数帝王，并不敌视和打击手工业，而是采取鼓励的政策。当时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使国内各地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较充分的集汇交流，也使中亚、南亚的许多手工业专家、技工来到了中国。正是这种局面使元代手工业多元发展，成果日益显著。其生产的地域、数量和质量都超迈当时世界诸族诸国。当时的手工业产品深受世界各地人民欢迎。
　　元代民间手工业，其生产极为广泛。包括棉织、丝织、矿冶、制瓷、造纸、印刷、制盐等众多行业。元代官府手工业的规模之大也是惊人的。有的属于工部，有的属于将作院，有的属于大都留守司，有的属于武备寺，有的属于徽政院或储政院。对上述元朝官府手工业的组织系统，《元史？百官志》和《元典章？职品》皆有细致记录。元代官府手工业的分工极为细密，所置局院遍及全国且数量众多。元代官府手工业的主要任务：一是生产军需用品；二是从事皇宫、宗庙、贵族府宅、城囿、寺院、仓库、营房、监牢的建筑；三是满足军国需求从事织造。元代官府手工业规模庞大，需要的原材料自然也很多，而获取原材料的方式也有多种。例如，直接经营国有自然资源，取山林川泽之产，由政府组织各种匠人采伐加工；取岁贡土特产品加工；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取一些原材料；通过课税向国家编户之民征收；取外国贡物为原料；甚至各局就本单位所需物料直接向匠人科征。其取得原材料的办法可谓花样众多。
　　在元代，贵族们也以经营手工业之途，达到 网大利 的目的。但他们掌握手工业作坊主要通过赐予获得。元朝诸王分地中的手工业也拥有大批工匠。有的贵族还包冶官矿。除贵族外，元代的一般官吏也有许多兼营手工业。
　　他们掌握手工业的作坊或工作区有的是从皇帝赏赐途径获得的。不少官吏世宦之家多经营家庭手工业。元时寺院大都经营手工业，其经营范围也相当广，包括制茶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冶炼业。这些寺院的手工业产业一般由朝廷专设机构管理。但又有一些大寺名刹之主感到财产归朝廷管不便于自己支配，于是上奏朝廷让朝廷授权由本寺独立经营， 恒产悉归于寺。 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其时寺院手工业主权势极大。元时权势之家、寺院高僧在经营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常从小生产者那里低价索取原料，或通过徭役无偿剥削劳动力，取得暴利。在元代，工作于官府、官吏贵族私家和寺院手工业作坊的工匠们为了抵制各种剥削，不断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活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故意降低产品质量、逃亡、怠工、武装斗争。从总体上看，元代上述各类型手工业的发展为元朝国内商业及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广阔前景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军事手工业的发展，在我国军事手工业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盛况空前。元代军事手工业主要与官府手工业相联，或者说它是官府手工业的特殊分支。但它也夹杂于民间手工业、官吏贵族私营手工业之中，甚至有时也包含于寺院手工业之中。考兵器制造之史，南宋、辽、金都于此有过重要成就，但不及元朝成就卓越。元时古籍《黑鞑事略》的作者徐霆对元代军事手工业经济发展过程有过描述。他说： 霆尝考之：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为鞍，桥以羊皮，　　 亦刳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以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 （《黑鞑事略》）。南宋人徐霆言蒙古帝国占领中亚、灭掉南方金国后军工大有发展是符合历史记录的。而言在此之前蒙古没有军事手工业，甚至没有一般手工业则是荒唐的，极不符合蒙古高原悠久的军事手工业历史实际。蒙古人的祖先从深山密林向西进入斡难河草原前就知冶铁，化铁出山，懂得使用炼铁用的巨型鼓风箱。成吉思汗西征前，帐前本族将臣中就有铁匠出身的者勒玛。蒙古高原上最早出现的草原大帝国匈奴的工匠就能制造一流铁刀，名扬中原，汉地人以能购得一口匈奴名刀为荣。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以善造高轮大战车闻名。柔然大帝国时代蒙古部落战车如云。成吉思汗手下大将速别额台西征时其劲旅就叫 铁车军 ，其铁车军横穿欧亚，被侵国家贵族军队望风而逃，显示了其部队装备的精良。闻名于世的古蒙古史巨著《蒙古秘史》写车之笔多达２０处。其时蒙古族中显赫高贵的妇女皆乘坐质量优秀的 黑车子.蒙古人能做可载宽达３０英尺大帐幕、用２２头大牛拉行的特大型帅车，其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拥有一二百辆放置细软的车，有的车载重四五千斤。成吉思汗时代的扎剌亦儿部落还是蒙古民族中的一个小部落，但《蒙兀儿史记》记载，就是这样一个小部落都以 千车为营，都七十营.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小部落都拥有战车７万辆，比之中原千乘之君、万乘之君将若何？在春秋时期，万乘之君就是一个赫然大国的国君了。而成吉思汗还没有占领中亚、南吞金国部分地区之前，蒙古族一个小部有７万军。其时，蒙古族地区因西边不与花刺子模交往，南又有金国之封锁，其境内谈不上有回回手工巧匠，也不会有女真、契丹、汉族手工业技工。所以，这些战车当然是蒙古工匠亲手所造。可见，即使是在元初，蒙古军队的军事手工业也是颇有规模的。成吉思汗的部队也并不像徐霆所言是无工匠、无器械，只有木棍骨箭、不知铁为何物的原始装备师。
　　如果成吉思汗的部队装备真像徐氏所说那样原始低劣，即使成吉思汗兵家谋略再神奇也不会有驰骋万里、拉枯摧朽的战果，他本人也不会获中世纪世界最大兵圣的称号。因为任何神妙的兵家韬略见效都是有条件的，其中军队装备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至于到了元世祖统一全国之日，元朝的军事手工业更加发展，奇果叠现，位居其时世界之首。忽必烈时代的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各族杰出的军器工匠和设计师如云，产品多种多样。既有其时兵器的一般产品，又有尖端产品。这些兵器工匠、设计师和他们生产出的产品统一由中央设置的武备寺任选、掌储和分配。可以说，武备寺是元中央政府中管理军事手工业生产的专门中枢机构。武备寺管辖的局院较大者多达几十且遍布全国。各局院主管官吏官品高者正五品、低者从七品不等。其中仅大同路军器人匠提举司就管辖数州数县的军器制造局。武备寺所属寿武库制衣甲，利器库制兵械，胜广库掌外路各局。外路除江南地区不设兵器局外，北方各大城皆设军器人匠提举司或兵器局。在漠南上都地区的白局子和千户寨、松州的五指崖和胜和等地都有军用冶铸手工业（《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
　　元代军事手工业不仅管理组织健全，而且发明创造很多。其中许多重要的新产品还普遍送入军队以做装备。如孙威发明了 蹄筋翎根铠 ，用箭射而不能穿；孙威之子孙拱又发明出了能张能合的 叠盾 ，这是中国制盾史上的新贡献；孙威之家可以说是元代兵器研究发明的专业户。火药火器在元朝军事活动中被普遍应用。南宋人的火炮、火箭、霹雳炮、火枪、小型炸弹等兵器研究成果，曾全部被元平宋大元帅伯颜的部队吸收利用，从而使元军在装备方面如虎添翼。周密《癸辛杂识》前集 炮祸 记载的至元十七年元朝在扬州的火器工场发生大爆炸事故的史料，被许多研究元代军事手工业生产的学者引用，并用其说明元季军工生产规模之巨。当时火药爆炸，火器场工作人员死亡１００多，附近居民有２００多家受难。可见这个军工厂规模不小。
　　至元十年，元兵攻襄阳时，置炮于城东南隅，重１５０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７尺。宋将吕文焕惧怕并以城降。说明元人生产的这种重型炮质量优秀、威力极大。这种重型火炮在破静江、潭州时和渡长江炮击南岸时都发挥了很显著的军事威力。在平南宋前，元军中的炮击技术主要由回回、蒙古炮兵掌握和传播。在元末至正二十年，达礼麻织理曾指挥火炮兵成功地击溃孛罗帖木儿的强大军队。由此足见，元代的炮兵装备直到元亡前仍较精良，它也说明元代军事手工业于某些方面虽至元亡之际还未衰。出土的元至正十一年造的铜炮是现在已经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大炮，元军作战时曾经使用过不同颜色的 灯球 ，浮升在空中作为军事活动的联络信号。说明其时军事手工业生产还涉及到了空中军事信息传递工具方面。由以上所引史料不难看出，元代军事手工业的成就是显著的，其发展是多元和全方位的。
　　元代军事手工业的硕绩是中国古代军事手工业史上灿烂的一页。
　　（七）农业经济
　　农业，是元代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内容。关于此朝忽必烈统治时代的农业，我们将在后面介绍忽必烈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时述及，这里则是简述整个元代农业的轮廓和成就。元朝各代之汗，无疑都是来自牧业民族。但其中多数人大体上都认为农业是其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认为发展农业对于稳固其统治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都有各方面的细密的重农举措，只是相互间有重视程度上的差异。他们一般没有封建社会上半期入主中原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个别帝王那种轻农的思想意识。正因为如此，有元一代的农业受到了政府多方位的重视。但也必须指出，在若干昏君执政时代，元代的农业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元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劳动人民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和创造了各种农耕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在元代 所耕田数，日复兼备 （参见王祯《农书》卷十三）。各种优良农具的发明推广，大大减轻了农民的除草、疏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在元代，镰刀的种类增加，发明了收荞麦的推镰等。播种的生产工具耧车在元代也有发展。
　　不仅有两脚耧、四脚耧，而且又创造出既能耧种又能下粪的耧车，灵巧方便，省时省力。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有很大改进。像水轮、水转连磨等比起前代更为先进完备。关于元代农业生产工具革新进步的情况，元季大农学家王祯于其传世名作《农书》中叙述极细。我们在前面介绍元代经济科技时也曾从另一角度说到。总之，元代农业科技的飞跃为元代农业的长足进步开辟了广阔前景。这种局面的出现首先与元代广大农区人民的努力相关，但也与元朝政府重视农业发展的开明豁达的政策有极重要关系。元朝多数帝王重视农业科学的思想和政策，比起之前中原各朝多数帝王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应该说，这是没有抑末传统思维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对中国农业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元朝多数帝王认为 农桑 是 急务.这种开明政策与其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的结合，使元朝的农业经济有了恢复，并在这个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由于元代统治者发展农业的举措于基本方面深得要领，本来由于战乱落后于南方的故金地区农业有些地区超过南方。在北方出现了 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的景象（王磐：《农桑辑要序》）。在陕西地区，元初开辟了６０００多顷屯田，庄稼满野，五谷丰登；关中的麦子很受人们喜爱，名扬天下；河北地区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出现了仓廪丰实的景象；山东、河南地区土地得到了进一步开垦，使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比如于元朝中期，国家收入税粮共１２００余万石，北方所出为５２０万石左右，其中河南２５９万石，腹里地区２２０余万石，陕西为为２２万余石，甘肃为６万余石，辽阳为７万余石。这些数字可以说明元时北方农业生产已经有了恢复，且有重大发展，对此不应怀疑。无论古今中外，军事角斗或较量的胜负，往往与较量双方的经济实力相关。至元间，蒙古巴邻部人、忽必烈任命的平宋大元帅伯颜在奉使收江南时曾作诗二首。一首曰： 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另一首曰： 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刃刀，百万雄师属指挥 （见《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第一次印刷）。
　　这两首诗表达了元平宋大元帅指挥水陆千军南下江淮，尽取赵宋巢穴的军事威势。不过，这种军威如果没有元朝北方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重大发展，那么则是无从谈起的。伯颜正是借助于其时北方农业及其他经济之盛扬威于江淮、告捷于临安，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少数民族军事统帅，深得世祖信任。
　　伯颜大军南下取宋的战间军事后勤供给物资主要取之于北方农业经济，对此各朝史家公认，千古无异议。
　　元朝南方的农业生产，在南宋时就比较发达。这主要是因为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主要发生在北方，对南方破坏较少。还由于南方有更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气候、水利等条件；南方人民有悠久的水稻耕作经验；南方地区农田一年多熟、产量高于北方。但南方南宋政权有许多妨农害农之举。忽必烈灭南宋后，几乎尽革上述弊端，措施进步，成就突出。因此，南方农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长足进步。史载元朝的江浙行省粮食产量最高，亩产稻谷通常在二、三石左右，有的高达五、六石。每年上缴的税粮要占全国     税粮的１／３还多些。南方的粮食大量北运。史载，元朝东南地区北运的粮食数量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３５０多万石。元朝统治者于粮食供应方面依赖南方，虽至元末仍如此。元朝南方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北方，自然与南方耕作方面种种优越条件相关，但也与元廷对南方农区采取的优惠政策紧密相联。由此足见，元政府既重视北方农业，也重视南方农业。随着农业的发展，元朝的人口也不断增加。《元史？食货志》言： 终世祖之世，家富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 显而易见，这个人口数字比元初增加数量是无疑的。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元代农业经济管理效益显著，实现了 户口增 的经济管理的目标。在元代农业管理的计划中，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引人瞩目的位置。其中，棉花的种植法在元代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推广。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元朝政府专门在浙东和江南、江东、湖广、福建等地设置 木棉提举司 ，提倡大力种植棉花，并把征收木棉列入国家的正式税收计划，按时向民征取。它说明棉花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许多研究元史的专家认为，棉花于元代开始普遍种植，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国人从此改变了穿着麻衣的状况，进入了穿棉衣的时代。棉花的普遍种植，为纺织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元时，除棉花以外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经济作物也被广为种植。可见，元代农业领域中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是十分广阔的。它有助于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发展。
　　元代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有以下诸方面：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劝农官和劝农机构；把 户口增、田野辟 作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最重要的内容；禁止毁农田为牧地；健全农村村社基层组织；建立仓储制度，预防灾害。上述措施自忽必烈时代始逐渐完善。
　　（八）经济交通
　　对这方面内容在元盛世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介绍世祖有关成就时作说明。在此，则对元时这方面总的情况进行介绍。众所周知，元朝疆域辽阔，交通十分发达。元朝政府除了建有以大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机构完备的陆路驿站交通网外，还特别注意兴修水利，发展河运和海运。这是元代的漕运。
　　元代发展漕运，首先加强对运河的疏浚和修建。当时的大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理条件优越。但由于大都政府人员、军士、居民众多，因此当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能满足要求，所以不得 不仰给于江南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不过，大都又 去江南极远.隋时开凿的大运河在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于是江南物资北运成了元代经济交流方面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政府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和整修。从杭州到大都的粮食及各种货物的运输可直通，加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也起到了巩固大一统局面的作用，百姓徭役负担也因此开始有所减轻。主要是减轻了陆路运输之苦。不过，大运河的开凿疏通表现出的上述优点毕竟还是有限的。由于大运河岸狭水浅，只能允许１５０料的船只通航，这就影响了南北经济交流的规模。运河仍然满足不了大都的物资供应和商业繁荣的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元政府还开辟了南北海运线。其海上运输线大体上是这样的：由江苏太仓浏河入海，往北经黄海、渤海直达于天津，再转入大都。
　　当然，这只是元朝主要海上经济运输线路。海运速度惊人，经济效益高。顺风时只要１０多天就可以到达。元时为海运特制的平底大船，大者容量惊人。
　　海运线的出现表明元朝的经济交通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海运，保证了元大都的物资供应和商业繁荣；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更显著地减轻了百姓陆路运输的沉重徭役负担；又为外国海船去北方贸易提供了极大便利。
　　当代元史专家黄时鉴谈到元海运成绩时指出，发达的元海道运输使 民无挽输之苦，国有储蓄之富.１５世纪明中叶朝廷高官文渊阁大学士邱濬也曾明确指出元海运表现的显著经济效益，言元朝人南粮北运， 河漕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 （邱濬：《大学衍义补》）。邱濬是明中叶学识渊博的最重视经济问题研究的高官之一，他是在系统研究了历史文献后才发上述评价之语的。因此，邱濬之言是可信的。邱濬之后肯定元代海运成就的学者中，多数人都引用过他的这句评语。
　　元代广大水手船工，积累了丰富的海运经验。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他们把宝贵的航行经验编成歌诀。《大元海运记》下《测候潮讯应验》记录了这些歌谣，主要内容分为四类： 潮泛——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年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不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风信——春后雪花落不止，四个月日有风水，六月十九彭祖忌。秋前十日水生，秋后十日亦须至。八月十八潮诞生，次日须宜预防避。白露前后风水生，白露后头亦未已。霜降时候须作信，此是阴阳一定理。九月二十七无风，十月初五决有矣。每月初三□若无，初四行船难指拟。如遇庚月不变更，来到壬癸亦须群。观象——日落生耳于南北，必起风雨莫疑惑。落日犹如糖饼红，无雨必须忌风伯。日没观色如胭脂，三日之中风作厄。若还接日有乌云，隔日必然风雨逼。乌云接日却露白，晴明天象便分得。对日有垢雨可期，不到已申要盈尺。雨后晚垢横在空，来日晴明期可克。北辰之下闪电光，三日之间事难测。大雨若无风水生，阴阳可以为定则。东南海门闪电光，五日之内云泼黑。纵然无雨不为奇，不作风水大便息。东北海门闪电光，三日须防云如织。否则风水必为忧，屡尝试验无差忒。行船——迟了一朝搭一汛，挫了一线隔一山。十日滩头坐，一日过九滩.这些经验直到现在，许多内容还有用。它表明中国古代的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是：开始更多地注重科学技术的利用；开始在官方和民间双向发展；开始从陆地向浩渺的海洋延伸；开始更多地综合利用各类型学科知识。
　　元朝经济交通之盛不仅表现于上述方面，还表现在其时辐射全国、贯连欧亚、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建设上。有人说元时驿站交通不属于经济交通。
　　此话有一些道理。因为此类交通始于成吉思汗，奠基于斡歌歹汗，在世祖朝达到了全方位的隆盛。驿站最初主要是用于军事，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随着全国统一战争的结束，这类交通线承担经济交流的情况日益突出。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元统治者把战时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改变为和平时期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在元代，通过驿站交通线进行一般经济交流的记载并不缺乏。元时有些地区的陆路水路驿站还承担专运 番夷 贡物和 番夷 商贩奇货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时驿站交通建设也属于经济交通建设的范畴。元代经济交通之盛还表现在运输工具的种类增加、载量倍增、制造规模扩大诸方面。陆路交通工具有马、牛、羊、狗、车、轿；水陆交通工具有大小不等的各类船只，还有北方的羊皮船和南方的竹排船。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族善造各类型车，质精而量多，对此已在本卷别处介绍。在元代，中国的造船业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产品类型多样。当然，这些船只有一部分用于军事。不过，从历史记载看，元代船只用于一般经济交通的数量确实很大。下面仅举几例，足可证明。１２９３年，忽必烈自上都返燕京（今北京）经积水潭，看到湖面 舳舻蔽水 ，当时京城无战事，这么多船显然是商船或漕船，而且是往返于京城和通州之间搞经济运输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成都时，看见河中商船 好像是海而不是船.可见四川商业用船数量很大。元时荆州，据统计，每年经过的水上船只就有２０万艘，平均每天有６００艘左右。这还是一处水运线情况的统计。这种状况诚如一些著作家所言： 浩浩荆吴船，日夜行不已。 又据其他史书记载，至元十九年九月，忽必烈令 平滦……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同年十二月，总管罗璧、张暄等造平底船６０艘，运食４６０００余石，由海道入京（《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运漕》）。１２８３年，江南、江西、湖广三省又造船２０００艘， 于济州河运粮 ，这条史料也见于《元史纪事本末》。这仅是至元十九、二十两年间的造船数字，但已达五千多艘。这些船只多数专用于经济运输。在仁宗延祐元年进行了一次船运粮食的活动， 浙西平江路刘家港开洋一千六百五十三只，浙东庆元路烈港开洋一百四十七只 （《大元海运记》卷下《艘数装舶》条）。两处开洋１８００只。别处开洋船数还未计算。据统计，每次除运正粮外，还有白粳糯、香米和护送漕船的官吏军人所乘船及他们在途中所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所用船只，加在一起总数在一万艘以上。可见，元时重要经济交通工具船只在漕粮运输中所发挥作用之大。由于元代在经济交通上需要大量的船这一重要工具，于是元廷在沿海地区建立了许多造船的工场，大者拥有工人数百名。史载，元时大海船多是泉州和广州船厂制造的，船上还有罗盘针用以指路。它表明了元代经济交通工具的先进程度。
　　（九）少数民族经济
　　元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元代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或规模，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比拟的。元朝在许多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种有效的行政管理与有效的经济管理密不可分。元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经济管理，导致了这些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从而更使其行政管理日益加强。这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与交往的。
　　元朝对各少数民族地区 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元朝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有种种政策措施。如建立发展经济交通、征收赋税、通行宝钞、实行屯田、设置匠局、发展商业。
　　从各种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元朝政府无论是在蒙古族的摇篮岭北行省，还是在东北辽阳行省、西南云南行省及今新疆、西藏诸周边诸族居地，都编订了户籍，征派赋役。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一方面是为了对各族人民进行剥削，但在另一方面又促进了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辽阳、云南过去长期处于战乱，但于元朝较多时期处于和平环境，社会经济明显地开始稳定并得以发展。西藏地区原来十分混乱， 民不堪命 ，但元政府对西藏地区实行优惠的经济管理政策后经济得到了发展，社会秩序也较为安定。岭北和今新疆地区虽然长期受到了海都、笃哇叛乱的影响，屡遭战乱之害，但元廷控制地区的经济仍有重大发展。元朝政府完全平定北方、西北方诸王叛乱后，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岭北地区是元朝帝室的 祖宗根本之地 ，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在位的四朝，这里都是蒙古大帝国的政治中心。忽必烈定都幽燕之后才降为元朝一个普通的边区或行省。但有元一代，岭北行省一直被成吉思汗后裔诸汗重视。这种重视突出地体现于对其地经济发展的关心。元代岭北行省牧业之盛已在本书其他部分内容中说明。另外，元代岭北行省农业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元朝政府在这里发展了大规模的屯田事业，它为元帝国战胜西北和北方宗王军事叛乱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此，欧洲、波斯史家都有记录，内容详尽。长春真人邱处机游记也有记录。岭北行省的和林、称海等地农业、手工业、商业更为兴旺。
　　元末有人言 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 此话符合事实。在今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北麓，有别失八里、斡端等重要城市，这些地方工商业繁荣、农业发达。今新疆的喀什（元时称可失合儿）有许多村庄，城中有优美的园林，还有葡萄园。这里还有发达的手工业，而且盛产棉花。从总体上看，岭北行省和今新疆地区商业都很发达。元时今新疆地区处于丝绸之路，欧洲、中亚、南亚的商人从陆路来中国经过这里。其时今新疆地区，中外商人络绎不绝，中外游客都赞叹其地商业的繁荣。岭北行省的商业，早期主要掌握在回回商人手里。于中、后期这种情况依然显著。直到明洪武之初，明悍将蓝玉统兵攻北元至漠北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还俘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明史？别失八里传》），就是有力证明之一。
　　元代边疆各族居住区经济的发展，也与朝廷派往这些地区优秀官吏的勤政爱民有关。１２０７年，忽必烈派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这些地方远在和林、不儿罕山北或西北，有的地方靠近谦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中上游）。其时吉利吉思等部 皆以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刘好礼就让元廷派出工匠，教他们学会了 陶治舟楫.１２７４年至１２７９年间，少数民族官吏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当时云南还没有粳稻桑麻，他 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张立道为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治理昆明池，排泄池水得良田万余顷。其时云南今彝、白族先民种养蚕桑不得要领，张立道教他们如何饲养，获利超过以往１０倍，经济效益明显。１２８３年，姚天福出任山北辽东道按察使。辽东一带人民 喜畜牧，习射猎，不事耕学 ，他用几年时间教他们耕种，使他们勤于农事，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元廷还曾派出水利建设队伍进入塞北草原，帮助牧民凿井，改善放牧条件。元廷还大量制造农具，运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放或出售，改善其地发展农业的条件。每当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遇有灾害，元政府也经常发放粮食、牲畜、鱼网、纸钞进行赈济。元政府还以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商人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牧区，收购牧业产品，避免这些牧业产品因不能外运出售于本地自生自灭，白白浪费。另外，还组织各类型手工业者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牧业产品加工业，就地取材，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手工业。
　　元朝大一统的和平安宁环境、元政府各种优惠的经济国策，使其时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元时发达的沟通内地和边疆的交通和商业也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这种交流为各族经济的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蒙古人从唐兀人那里学会了牧驼的高超技术。南方汉族女棉纺织家黄道婆能成名于元时，主要是因为她把海南岛黎族的棉纺技术传播到了今上海和整个东南沿海一带，进而又推广向更广阔的地区。元时北路棉花从新疆传到陕西。在这种传播过程中畏兀族（维吾尔族）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族地区木字印刷术传到畏兀族（维吾尔族）
　　地区，显然推动了那里印刷生产发展。元时北方游牧民族先进的牧业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传入内地，对内地农家畜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总之，元代边疆各族居住区经济的发展与各族的经济交流活动有紧密关系。元代各族经济的繁荣兴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幅度地缩小了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元代边疆各族经济的兴盛发展，元代内地汉族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经济的全方位交流活动，对我们多民族大一统祖国的巩固发展也有着不容低估的巨大影响。它标志着我们祖国的经济实力在元朝时代有了全方位的加强，这也是元朝成为其时世界上罕有其匹的强大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
　　（十）金融业
　　元代金融，不仅在中国古代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中也有着重要地位。关于元朝盛世货币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在本书后面有专门介绍。在这里主要是对元朝整个金融事业轮廓进行粗线条说明。
　　货币流通是促进商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朝的货币有金、银币，同时又有纸钞、铜币。元平宋大元帅攻下南宋帝都临安后，世祖曾下令禁止江南使用铜钱，但并没有能禁绝民间使用铜钱。武宗以后又曾铸造 大元通宝 和 至大通宝 等铜钱行使，并规定历代铜钱均可通用，但并未行通。查元时有关各种文献（官方典章和私人著述），今人可以得知：终元之世，铜钱虽未能完全禁绝，但也未能普遍使用。其主要原因在于铜为一种珍贵金属，其时产量又少，无法满足当时远超之前各朝的广大市场的需要。这是指总体情况而言。据一些史家寻觅各类古籍证明，元时边疆地区用铜钱还是较多的。
　　如西北诸王除行用钞币外，皆用铜钱，品文为汉名，幕为人名或骑马。据洪文卿译著《蒙古西域诸国钱币记》一书统计，各汗国钱币共达６８７种。元朝曾规定，在对外贸易中禁止铜钱出口。但元季海外贸易发达，铜钱仍大量流向国外。有时，元政府也用铜钱与海外贸易对象交换奢侈品。这些情况说明《新元史？食货志》所言 元季历朝并铸铜钱，盖以布佛寺之用，非民间通用也 的说法不完全符合元代货币历史实际。
　　除元朝一般的铜钱以外，在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军雄据一方、建立国号时也都铸行过铜钱。此类铜币虽发行数量不多，但品种较多。主要有以下数种：第一， 龙凤通宝 ，韩林儿造。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年），刘福通等拥立韩林儿，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铸龙凤钱，文曰 龙凤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等３种，钱上字文遒美，质如黄金。有关此钱的详细情况，可参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明史？韩林儿传》。第二，徐寿辉所铸 天启通宝.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年），徐寿辉建元天启，铸 天启通宝.次年又改元天定，铸 天定通宝.两种钱都有小平、折二、折三３种。史家称 铸料赤铜，文字精美.徐寿辉所铸铜钱还有一种为 太平通宝.一些史家估计此钱铸发于至正十六年到十八年间。有小平、折二两种。第三，陈友谅所铸的 大义通宝.至正二十年（１３６０年），陈友谅建都武昌，国号为汉，改元 大义 ，于是铸行 大义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３种，钱无背文。第四，明玉珍所铸 天统通宝 、 天通元宝.至正二十三年（１３６３年），明玉珍称帝于西蜀成都，国号为夏，改元天统，于是铸行 天统通宝 、 天通元宝.钱文为篆书，共２种，发行数量很少。第五，张士诚所铸 天祐通宝.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年），张士诚称诚王，建都苏州，国号为大周，建元天祐，于是铸行 天祐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４种。幕文有篆文一、二、三、五等字，正面有楷书，背面为篆字，以白铜制造。史家称这些铜钱 字文峻整，制作精工.第六，朱元璋所铸 大中通宝.史载，朱元璋取得初步胜利后建国号为大中。至正二十一年（１３６１年）置宝源局于应天，铸 大中通宝.削平陈友谅政权后，在江西置泉货局颁 大中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５种。背面书有一、二、三、五、十等字。当五钱的背文有浙、豫、济等字。当三钱的背文有浙、豫、广、福、京等字。当二钱都是光幕。
　　大中通宝 以四百文为一贯，以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有五等。元代农民起义军政权所铸货币遗物保存至今最多，其量并不亚于明、清两代。
　　元代货币虽主要是纸钞，但金银作为货币使用，在元代一直通行。元朝曾铸造银锭。史载，世祖朝大臣、平宋大元帅伯颜灭南宋后至扬州，并在其地铸造银锭。每锭重五十两，叫 扬州元宝 ，时在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
　　（《续通典》卷十三，《钱币下》）。伯颜回大都后将所铸银锭上献忽必烈，再由世祖分赏功臣，并令在民间流通。元季又有 辽阳元宝 ，是在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征辽东时铸造，数量也不多。此时正是左手诸王答里台斡赤斤后代、有名的塔察儿国王之孙乃颜以东北和北方封地为基础，与西北叛王海都遥相呼应预谋叛乱的前夜。辽阳与扬州 元宝 可能是属元朝枢密院为加强军事后勤所用而铸行的大额银锭。其目的：一是搞赏赐，二是加速军事后勤系统货币的流通。另外，元代还有银币铸造之举。币面有鼠、牛、虎儿等，以示铸造年月。有的银币还铸有骑士持刀的图案。中国元代早已有银币，说明中国金融史上的银币滥觞当在元季，不在其后明、清之世。银币比起银锭，自然更为便利，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的活跃。所以，这是中国货币铸造史上的一大进步。
　　元时黄金，其行用范围也很广。如元季宝钞的兑换基金用银也用黄金。
　　全国岁课所入也有黄金。另外，朝廷赏赐用黄金；商民旅行盘费用黄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用黄金；对外贸易用黄金。其用途之广并不亚于白银。元时多数统治者为了保障纸币行用，禁止金银在民间流通的旨令甚多，在《元史》之《帝王本纪》和《食货志》及《元典章》等典籍中都有此类记载。有时，其规定条文相当细密、内容很广。但有时也由于禁不住，不得不开禁行使。
　　纸币是元朝行使的主要货币。关于元朝盛世纸币，我们将在后面介绍元世祖货币管理举措的内容中作说明。在这里主要是从总体上介绍整个元代纸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在一个大一统国家范围全面实行纸币制度的王朝。元朝统治者于此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远比宋、金之主丰富全面。据李干先生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元代纸币发展演变有初行时代、中统钞时代、至元钞时代、至正钞时代等四个时代。第一时代有博州丝会（１２０６- １２２８年）、太宗银钞（１２３６年）、宪宗银钞（１２５３年）。第二时代有中统交钞、中统元宝钞、丝钞（１２６０年）、中统银货、中统厘钞（１２７６年）三种（二、三、五文）。第三时代有至元宝钞（１２８７年）、至大银钞（１３０９年）（合宝钞五贯、金一钱、银一两，旋废）。第四时代，有至正交钞（１３５０年）。
　　元代以中统元宝交钞为主，它于元代始终通用。各种支付和计算均以之为准。世祖朝中统钞的发行，标志着元代纸币制度的确立，具有作为支付手段与金、银有同样的价值。其时封建国家的一切经费出纳都以它为准，于商旅货运也极称轻便。元时来华外商与外宾，看到仅是一张印刷品的元朝纸钞可以购得各种商品，与金银无异，都深感奇特新鲜。元朝纸钞不仅通行于内地，而且也通行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今西藏、新疆、云南、东北各地无不流通。对此，不仅有古代文献可证，而且还有许多有关元代的出土经济文物可证。其中的中统钞，大概由于信誉昭著之故，其流通领域又并不只限于国内。在东南亚许多地方，直到明代仍有流通。可见，元纸币实际上在当时国际商业交往中已成为通用货币。另外，当时一些国家不但欢迎元纸币在其国内流通使用，而且还仿效发行自己的纸币。此类情况在亚洲各地区国家中出现过，最早在波斯出现，足见其世界影响之大。对此，我们在后面有专门说明。必须指出，元政府对纸币的发行管理虽有上述多种成绩和世界性影响，但由于元朝末期政府未能执行忽必烈朝稳定币值的种种行之有效的良策，开始逐步贬值，最终导致币制紊乱、无钞本抵换、物价飞涨、钞价大跌、人民不愿使用纸钞、纸钞变为废纸的局面。货币的发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过来它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元末政府滥发纸币，引起币制混乱，这是元末统治者腐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元末统治者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在各族人民起义烽火中撤兵幽燕、放弃中原、汗冠落地、日暮途穷、北遁大漠、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时统治者于金融事业管理方面，既有斐然卓著之绩，亦有惨痛失败的不成功的记录。但在金融管理方面开创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成绩无疑将在祖国金融历史长卷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