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科技史之中外科技交流

中外科技交流
　　１３世纪蒙古族的兴起及其建立元朝，揭开了我国中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从太平洋西岸直到黑海之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蒙古汗国及元朝的统辖之下，从前的疆域界限尽被扫除。在这空前辽阔的帝国疆域内，元朝与其各大汗国如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等都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从元大都或中国其它城市到中亚、波斯、黑海及黑海之北的钦察草原与俄罗斯、小亚细亚各地，都有驿道相通。元人形容其时交通方便说 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其间窝阔台汗时期的和林与世祖忽必烈时的大都则处于这一国际交通网的中心，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和林城中，不但有畏兀儿人、回回人、波斯人，而且有匈牙利人、弗来曼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
　　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大都城里也聚集了来自亚、欧各地的贵胄、官吏、传教士、天文学家、阴阳家、建筑师、医生、商人、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乐师、美工和舞蹈家等。其中元政府允许和鼓励各国商人经商，进行国际间贸易，蒙古贵族还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并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元朝者极多。正是在这种空前开放的经济文化交流格局中，中华科技与域外科技交流空前展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华科技交流的极盛时代。
　　元代中外科技交流主要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地理学、建筑学，以及手工业技术方面展开。
　　（一）天文历法交流
　　蒙古统治者对天文历法很重视，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就采用了金人赵知微所重修的《大明历》。但《大明历》也有其不足，因为它是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标准而测算的，所以在其它地区就会出现误差。如１２２０年５月蒙古军西征至撒马尔罕（寻斯干城），撒马尔罕天文学家报告将有月蚀发生，随军中国历法家耶律楚材持否定态度，结果月蚀真未发生。又一次，耶律楚材报告说１２２１年１０月某日要发生月蚀，而撒马尔罕天文学家又说不会，结果还是发生了。不过日子说对了，可原说子时达高峰，可初更时就出现了，反映出中国历法测算也有不足。
　　这件事引起了善于吸收国外先进知识的耶律楚材的重视和思考。他受回历中朴素的地球经度概念的启发，发现了地上的距离与历法的推算有直接关系。他失误的原因是由于所依据的《大明历》系以中原的测算标准，在西域就会有误差。这就是他所创的 里差 概念的根据。进而他以《大明历》为基础，结合里差法，以撒马尔罕为标准，按经纬度不同，以差距乘４３５９，取得里差，用来加减经朔弦望小余， 满与不足，进退大余，即中朔弦望日及余，以东则加之，以西则减之 ，编订了一部新的历法《西征庚午元历》。
　　另外，据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记载，耶律楚材曾将西域历法介绍到中国，编了一部《麻答巴历》①。此历可能是参考了欧麦？卡雅（Ｃ？１０４８-１１２４年）在内沙布尔天文台编制的哲拉里历，这种历法要历５０００年才相差一日，比之格里高利历积３３３０年相差一日更为精密，后来扎马鲁丁所进万年历大约也是这种经过改良的波斯历。
　　①　　 见《元文类》卷五十七。
　　耶律楚材编历受到了阿拉伯历法的影响，丰富了中国的天文历法学，是为蒙古汗国时期阿拉伯天文历法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影响。
　　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对西域阿拉伯天文历法更为重视，他们下令征召回回天文学家到中国，建立回回司天台等。世祖忽必烈在即位之前就曾下令征召 回回为星学者 ，波斯人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等应召东来。世祖中统年间（１２６０- １２６４年），元政府设立了西域星历之司。至元四年（１２６７年），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忽必烈下令予以颁行。同年，扎马鲁丁制造了７件 西域仪象 ，即７件阿拉伯式的天文仪器，有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这些仪器有的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开拓了中国学者的眼界。
　　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元政府设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点。十年，正式将回回、汉儿二个司天台归秘书监管理，设秘书监２人，由焦友直、扎马鲁丁２人负责。在回回司天台里工作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可马剌丁、苫思丁等人。可马剌丁曾为安西王 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 ，并协助扎马鲁丁编制回回历。回回司天台一直存在到元末。元亡后的第二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元朝回回司天台的１４名工作人员还被明王朝征用。仍由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修定历数。回回历法中的五星纬度是中国历法所没有的，所以受到明朝政府的重视。《明史》卷３７记述这种回回历说： 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闰日。凡三十年，月闰十一日。历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合。 这种回回历在明代主要用于伊斯兰教徒的宗教仪式，比扎马鲁丁所进《万年历》要进步得多。
　　元秘书监中收藏了大批回回书籍。据元人王士点、商企翁所编纂的《秘书监志》卷九 回回书籍 条载：世祖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１０月北司天台收藏的波斯文、阿拉伯文书籍总计有２３种。其中天文、历法、算学、占星书１４种。天文著作以《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与《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最为重要。《麦者思的造天仪式》是希腊天文学家托雷美的名著《行星体系》（或《天文大集》Ａｌｍａｇｅｓｔ）的阿拉伯文节译本，取名《行星体系萃编》。
　　（ｋｈｕｌāｓａｔａｌ－ｍｉｊｉｓｔＴ）《积尺诸家历》是波斯语《天文表》（ａｌ－ｚｉｊ），可能是《伊利汗天文表》（ａｌ－ｚｉｊａｌ－ｉｌｋｈáｎｉ）。此表于１２７２年完成，由于也有中国天文学家参加工作，所以很快传到了中国。
　　大批阿拉伯天文历法书籍及天文历法学家进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历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郭守敬著《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就吸收了回回历的五星纬度计算法。这种计算法比较严密，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当也作为一种参考系数。另外郭守敬在恒星观测方面开始编星表，也受到了撒马尔罕和马格拉天文台的启发。郭守敬测量２８宿杂座诸星入宿去极度，编制了星表，又将前人未命名的１４６４颗星以外的无名星编为星表，这些都是中国天文观测方面的开创性工作。郭守敬设计制造的１３种天文仪器，不仅总数上与马拉格天文台的仪器相等，而且功能方面也颇多近似。如其中的玲珑仪、浑仪、浑天象、立运仪、候极仪及简仪，分别与马拉格天文台的同类仪器壁象限仪、浑天仪、天球仪、希巴库经纬仪、二至仪、黄赤道转换仪的功用相仿。郭守敬在设计制造这些天文仪器时，受到比他早出现的马拉格仪器的启发，经过改进创造，比其更适用、更先进。明代大批吸收阿拉伯天文历法学，应该说是在元代基础上的继续与发展。
　　元代是我国天文历法发展的高峰期，当时在世界范围也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中国先进的天文历法理所当然对阿拉伯诸国的天文历法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如前述耶律楚材与撒马尔罕天文学家关于天文历法的讨论，使他们对中国天文历法有了了解。中国天文学家在预测日月食、恒星观测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其严密的计算使对方折服。另外，中亚马拉格天文台在编制《伊利汗天文表》时，由中国天文历算学家与波斯、阿位伯学者共同研讨编制。
　　其中明显吸收了中国天文历法的成果，以至于成为此表的重要内容。还有曾主持撒马尔罕天文台的著名阿拉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卡西（ａｌ－ｋａｓｈī，？- １４３６年），非常精通中国天文历法。他于１５世纪初年编制的著名的《兀鲁伯星表》四卷，第一卷就论述了中国历法年置闰的原理。此历曾广泛流传于亚洲、欧洲等地，将中国历法的某些先进东西也带到了这些地方。
　　（二）数学交流
　　１３世纪是中国数学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数学家及其著作。
　　其中元初的李冶和宋末的秦九韶，与德国的内摩拉里、意大利的菲波纳西、摩洛哥的哈桑？马拉喀什，被誉为１３世纪世界五大数学家。中国数学史上的这辉煌成绩的取得亦吸收了阿拉伯的代数、历算、几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
　　阿位伯数码字在元朝由于回回司天台的使用，渐入中国数学界和社会。
　　１９５７年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城东北３公里处的元代安西王府故宫殿遗址的夯土台基中，发现了五块铁铸的阿拉伯数码幻方。幻方也叫纵横图，是ｎ２的方格数字组合。是数学中组合分析的一支。在阿拉伯文化传统中，幻方被认为可以辟邪，常常被置放在重要建筑物的地基中。埋入元安西王府台基中的是六六幻方，纵横斜六个数字相加都是１１，如图：■据考证，安西王府的奠基年代是１２７３年，这些幻方的发现表明，此时阿拉伯数码已经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另外，中世纪初印度、阿拉伯数码都已用○表示空位，在此表示法影响下，宋元之际中国数学家也使用空位的零号。如李冶在所著的《测圆海镜》与《益古演段》里，就以○代替唐宋时的用□位表示空位的办法。
　　元代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也通过阿拉伯算学著作的介绍传到中国，成了元代数学家研究的命题和解算理论。《多桑蒙古史》和拉施特丁的《史集》里记载了蒙哥有关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解说的若干图式。蒙哥所依据的《几何原本》本，可能是波斯天文学家纳速拉丁？杜西来华后修订的版本。元秘书监在１２７３年收藏的书籍中有《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兀忽烈便是当时译写的欧几里得，四擘是阿拉伯文算学（Ｈｉｓāｂ）意。这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第一次传入中国，并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比１６０５年利马窦口授、徐光启笔录《几何原本》早３００多年。
　　元秘书监所藏回回数学著作，除《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外，还有《罕里连窟允解算法段目》、《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船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罕里连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是摩洛哥数学家哈桑？马拉喀什（ａｌ－Ｈａｓａｎａｌ－ｍａｒｒāｋｕｓｈī）所著的中世纪著名的天文数学著作；《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为１２世纪希伯来天文学家阿伯拉罕？巴？海雅？哈——纳希（Ａｂｒａｈａｍ　　ｂａｒ　　Ｈｉｙｙａ　　ｈａ－Ｎａｓｉ）所作，《算法段目》是他写的《实用几何》（Ｈｉｂ－ｈｕｒ　　ｈａ－ｍｅｓｈｉｈａｈｖｅ－ｈａ－ｔｉｓｈｂｏｒｅｔ），《仪式》是他的历算论文《推步术》（Ｈｅｓｈｂｏｎ　　ｈａ－ｉｂｂｕｒ）；《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是９世纪阿拉伯大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剌子密的名著《积分和方程计算法》（Ｈｉｓāｂ　　ａｌ－Ｊａｂｒ　　ｗａ' ｌ－Ｍｕｑáｂａｌａｈ）。这些阿拉伯数学名著的大量传入中国，并有阿拉伯数学家在具体演示，对于推动中国数学和历算的进步肯定会产生积极作用。
　　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在计算编制《授时历》时，曾受回回历算的启发，应用球面割圆术。此术是中国传统计算法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历代天文计算不用球面三角法，黄赤道都用二次差的内插法进行近似计算，郭守敬引用了这种新的割圆术。另外，郭守敬还受哈桑？马拉喀什《允解算法》的启发，在计算赤道积度和赤道内外度时，开始应用对算弧三角法。
　　中国数学的伟大成就也传入了阿拉伯及亚洲其它国家。印度人在沙盘中利用位值制数码进行四则运算，其运算方法就与中国筹算法大致相似，分数的表示和四则运算也和中国分数算法相同。这种方法还通过印度陆续传入伊斯兰国家。９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的著作中有中国公元一世纪出现的《九章算术》中 盈不足 问题的论述，后来这种算法长期流传在阿拉伯数学界。直到１５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的《算术之钥》中，这种 盈不足数 被称为 契丹算法 （ａｌ- ｋｈａｔｔａａ- ｙｎ），可知宋元时期又进一步传入伊斯兰国家。阿尔？卡西对中国数学非常熟悉，他的《算术之钥》中关于四则运算、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他介绍的开任意高次幂的方法，与宋元中国数学家秦九韶、朱世杰等人的论述多所相近。另外，杨辉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著成的《续古摘奇算法》中，根据中国古代的九宫纵横图，仿制成四行、五行、六行、七行、八行、九行、十行的纵横图。这些纵横图传入阿拉伯国家，又经阿拉伯数学家发挥，发展成为阿拉伯国家的 格子算.此算法把被乘数按格记入右行，乘数记入上行，以乘数每位数字依次乘被乘数，所得数据记入相应的格子，最后按斜行相加，便是所求的数字。
　　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中的某些算法就与此算法相同。
　　（三）医药学交流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波斯的古代医学都很发达，很早就互相进行着交流。到了元代，中国人与波斯、阿拉伯人大批进入对方国家，因此使这种交流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蒙古汗国时期，在汗廷中就有不少回回医生。如 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 的爱薛就曾到和林城充当拖雷（世祖忽必烈父）妻唆鲁禾帖尼的近侍，担任教士与侍医的职务。撒马尔罕名医撒必，也由于治好了拖雷的病而当上了太医。世祖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忽必烈命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在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改置广惠寺 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 ，并将爱薛在大都所设的 京师医学院 并入，仍命他掌管①。广惠寺的主要职官有２０多人，其间任职的均为回回医生。他们用回回医法，使用回回药物，医术很高明。如在元统元年（１３３３年），顺帝皇姊的驸马刚哈剌咱庆王得了一种怪病，坠马后，两眼俱无，舌头吐出至胸口，诸医束手无策，请广惠寺卿聂只耳诊治，以剪刀剪舌，痊愈②。另据陶宗仪《辍耕录》卷２２ 西域奇术 载：任子昭在大都亲见邻居家孩子头疼难耐，有一回回医官用刀割开小儿额上，取出一坚硬如石的小蟹，小儿疼病竟痊愈。又载：在苏州有一兽医老回回，见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将马左腿内割取一小块状物，马便立即可骑。这些记载与传说，难免有夸大与掠奇之处，但说明回回医生医术在当时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①　　 《元史？爱薛传》卷一百三十四。
　　回回药物在元宫廷和民间也享有较高威信，受到皇帝贵戚、诸王大臣以及百姓的重视。如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元政府在太医院下专设回回药方院和回回药物局两个阿拉伯式的药学管理机构，分管上都和大都的宫廷医药。后于英宗至治二年（１３２２年）才将此二处机构合并于广惠寺统一管理。
　　另外，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创设了御药院统一掌管各国进献的珍贵药物，其中有不少为阿拉伯国家及印度所献。忽思慧在其所著的《饮膳正要》里，也记述了不少回回药物及方剂，可看出回回药物的神奇作用。
　　元代回回医药学著作也有不少传入中国。元秘书监所存回回书籍中，有一种《忒毕医经十三部》，据考证可能是阿维森纳（伊本？西拿）的名著《医经》（Ａｌ－Ｑáｎūｎ　ｆｉ　ａｌ－Ｔｉｂｂ）。③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里的《回回药本》残本４册，可能就是元秘书监所藏本①。《回回药方》残本四册，元末由阿拉伯文译成，明初木刻印刷，其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正骨、针灸和药剂等科，是一部部门齐全、包罗丰富的医学百科全书。
　　元代回回医生不仅在宫廷供职，而且还有很多人散居民间各地，行医卖药。王沂《伊滨集》卷五载《老胡卖药歌》： 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竟来集。……金丝膏药熬较好，伤折近人人苦多。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方效如昨。 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回回老医生在江南街头行医卖药的情景。当时一些兼做药材生意的回回商人也擅医术。元末客居四明的丁鹤年是西域人，能诗善文、精通医药，先祖从阿拉伯来中国经商，后定居江南。他就常靠卖药自给。并兼给百姓治病。这些回回医药学的精华，早已成为中国医药学的一部分，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收录了不少回回药物和医法。
　　中国医学对波斯与阿拉伯国家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前述阿维森纳在其所著的《医经》中就广泛采用了中国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在元代也被译成波斯文。仁宗皇庆二年（１３１３年），著有《史集》的拉施特丁更编纂了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取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Ｔａｎｋｓｕｑｎａｍａｈ－ｉ　Ｉｌｋｈａｎ　ｄａｒｆｕｎｕｎ－ｉ　ｕｌｕｍ－ｉｋｈｉｔａｉ）。此书涉及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等医学科目。其中提到了中国晋代名医王叔和（２６５- ３１７年）和他的《脉经》，并附有３个中国式的医学图片。一个图中画出八卦，并将它划成２４等分，和昼夜相配，表示患者体温的升降；第二个图为内脏解剖图，画有心脏、横隔膜、肝脏和肾脏；第三个图以图示脉经。其图完全仿造中国医书。从拉施特丁此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医书和医疗方法传入阿拉伯诸国的情形。而且此书至今流传，是为中国医学与阿拉伯医学交流的典范。
　　②　　 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 279页。
　　③　　 见《光明日报》1955年 7月 7日马坚文。
　　①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五章。
　　（四）地理学交流
　　元代中外地理学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于中外人士互相来往的激增，出现了大批描写其所见所闻的游记性地理学著作。其中除中国人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外（见本书第四章第５节），还有欧洲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东行纪》、鄂多立克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乞剌可思？刚扎克赛的《海屯行纪》等。
　　１。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１２５４- １３２４年），意大利威尼斯人，著名的旅行家。他的父亲、叔父曾经商至中国，奉元世祖忽必烈命出使罗马教廷。
　　世祖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他随父亲、叔父到元廷复命，由古丝绸之路东行，经叙利亚、伊朗，越中亚沙漠地带、帕米尔高原，过我国的喀什、于田、罗布泊、敦煌、玉门，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到达元上都。受到世祖忽必烈赏识，从此侨居中国１７年，并代表元政府多次奉使中国各地，到过陕西、四川、云南、河南、江浙等行省数十城，又自称曾治理扬州３年。后获准回国，于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随伊利汗阿鲁浑请婚使者护送伯岳吾氏女阔阔真去波斯，从泉州由海道西行，１２９５年回到威尼斯。次年，在参加威尼斯对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居热那亚监狱，讲述其游历东方诸国见闻，同狱庇隆人思梯切诺（Ｒｕｓｔｉｃｉａｎｏ）笔录成书，即为《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于１２９８年获释，后成为巨富。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马可？波罗东行时沿途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记载了元朝初年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以及大汗朝廷、宫殿、节日、游猎等情况，讲述了大都、西安、开封、南京、镇江、苏州、杭州、扬州、福州、泉州等各地各城繁荣兴旺景况；介绍了中国近邻国家日本、缅甸、越南、老挝、暹罗（泰国）、爪哇、苏门答腊和印度等地的情况。
　　此书流传甚广，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称为 世界一大奇书 ，对欧洲人了解中国及东方影响极大。欧洲的地理学家曾根据它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另据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也是受到了此书的鼓舞和启发。哥伦布看到此书后，深为中国的文明富裕而激动，决心冒险东航到中国，并带了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只是航行失误到了美洲。此书还是研究我国元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受到蒙元史家的高度重视。现有１９３５年冯承钧的汉译本流通较广。
　　２。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柏朗嘉宾（Ｊｅａｎ　　ｄｅ　　ｐｌａｎ　　Ｃａｒｐｉｎ，　　１１８２- １２５２年），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建人之一，是最早来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曾任德国、西班牙等教区大主教。１２４１年蒙古军攻入匈牙利、波兰等地，欧洲震惊。
　　１２４５年，罗马教皇在德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柏朗嘉宾被作为使臣先期派往蒙古，了解蒙古人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并携带教皇书信，劝说蒙古人停止杀掠和侵犯基督教国家。他从里昂出发，经孛烈儿（波兰）、斡罗思，于１２４６年４月抵也的里河（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汗。
　　拔都又命他前往觐见大汗。７月，到达和林附近昔剌斡耳朵。８月，参加了蒙古诸王大臣推举贵由为大汗的盛典。１１月，他带着贵由汗答教皇的诏书仍由陆路西归。１２４７年秋回到里昂向教皇复命，并呈上贵由的诏书及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此报告先后出版了德、英、俄、法及拉丁文等文字本。１９８５年耿升、何高济译为汉文时，按中国学者习惯译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以作者亲所见闻为依据，具体生动地描述了１３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政治宗教与蒙古军队的组织、武器、作战策略等情况，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与东西历史地理交流的重要原始资料。
　　３。鲁布鲁克东行纪鲁布鲁克（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ｄｅ　　Ｒｕｂｒｕｑｕｉｓ，１２１５- １２７０年），法国人，圣方济各会教士。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关系亲密，１２５３年奉其命以传教为名前往蒙古地区了解蒙古情况，并侍机拉拢蒙古人加入其同盟。他从地中海阿克拉城（Ａｃｒｅ）出发，渡过黑海，于同年秋到达伏尔加河畔，进见拔都汗。１２月，又到达和林南汪吉河蒙哥冬营地，第二年１月觐见蒙哥。７月，带着蒙哥汗致路易九世的国书西归，１２５５年回到地中海东岸。一年后，他用拉丁文写成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东方行纪》。１９８２年，何高济将此报告汉译为《鲁布鲁克东行纪》，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详细记述了１３世纪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沿途各地各国的山川河流等情况，与《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一样，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中世纪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４。海屯行纪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Ｈｅｔｈｕｍ　Ｉ，１２６６- １２６９年在位）的蒙古行纪。
　　１２４４年海屯归附蒙古，后奉拔都之命入朝，１２５４年离其都城息思（今土耳其南科赞），先至拔都宫廷。５月又东行，渡过押亦河（乌拉尔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进入蒙古，９月抵蒙哥大汗宫廷。１１月西返归国。海屯一世口述其行程见闻，由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刚札克赛（ＫｉｒａｋｏｓＧａｎｊａｋｅｃｉ）记录载入其所著《亚美尼亚史》中。１９８１年由何高济将此部分汉译出版（中华书局），名为《海屯行纪》。此行纪记有海屯沿途所历的５０余处山川城郭地名及其详细情况，以及蒙古汗廷情形，历来为研究蒙古史及中亚历史地理的学者所重视。
　　５。鄂多立克东游录鄂多立克（Ｏｄｏｒｉｃｏｄｅ　Ｐｏｒｄｅｎｏ- ｎｅ，１２７４- １３３１年），是仅次于马可？波罗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方济各会教士。他于１３１６年来东方传教，至伊利汗国都城帖必力思、孙丹尼牙，由于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开战，延滞游历了报答等地。后于１３２２年转海道，经印度、苏门答腊、爪哇、渤泥、占城诸国，抵中国广州。又经泉州、福州、扬州，由运河北上，于１３２５年到达元大都。
　　在大都停留３年，曾参加宫廷庆典，以本教仪式为皇帝祈福。约１３２８年，改由陆路西归，游历于中国西部地区。１３３０年返抵威尼斯，寓居帕多瓦，叙述旅行见闻，由教友威廉用拉丁文记录成书。此书有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等各种语言抄本达７６种，１９８１年何高济据玉尔英译本汉译为《鄂多立克东游录》，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记叙中国各地情况，远及西藏的天葬风俗等，特别是对大都及元朝宫廷情况描写更为详细，亦是研究中国元朝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元时国外学者描写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还有非洲著名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Ｉｂｎ　　Ｂａｔｔūｔａ，１３０４- １３７７年）的《伊本拔图塔旅行记》，元末出使中国的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ｄｅｉ　　Ｍａｒｉｇｎｏｌｌｉ）的有关描写中国的书籍等。这些游记性的地理学著作，无疑加强了中外历史地理学的交流。
　　另外，中国传统的矩形网格绘图法也于中世纪后期传入西方各国。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欧洲的制图学由定量制图退回到宗教寰宇观支配下的 寰宇图 制图法，整个世界被绘成一个圆盘，坐标完全废弃，习称 轮形地图.在８世纪到１１世纪，阿拉伯地图绘制也有此种倾向，趋于几何图形化。中国的网格制图学传入后，促使阿拉伯制图学重新走向网格化，并对欧洲实用航海图的广泛产生与应用起了促进作用。如莫斯塔非？卡兹维尼在１３３０年左右著的《编年史选》（Ｔａ' ｋｉｋｈ- ｉ- Ｇｕｚｉｄａ）中，附有一幅网格式伊朗地图和画满网格的两幅圆盘形世界地图，画风与《元经世大典》如出一辙。意大利人马里努？萨努图（ｍａｒｉｎｏ　　Ｓａｎｕｔｏ）受伊朗的中国式网格绘图法的影响，在他１３０６年为十字军地理著作绘制的巴勒斯坦地图上，也有网格的画法，图上有经线２８条，纬线８３条。
　　富有蒙古风格的中国元朝网格绘图法，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后，直接促进了欧洲诸国实用航海图的绘制。这种实用航海图上的刻度，是一种相互交织的罗盘方位线或斜驶线，斜驶线是由任意选定的不同地点的罗盘风力仪为中心向四方伸展出去的罗盘方位线，由于罗盘方位线或斜驶线的交错，便很自然地出现了矩形网格画法。在１３３９年安吉利诺？杜塞托航海图上，就可看到这种矩形网格的痕迹①。这对安全航行，扩大海运事业，起了积极作用，也正是元代中外地理学交流的结果。
　　（五）建筑学交流
　　元代随着大批阿拉伯人进入中国，其建筑技术也传了进来。元大都的设计建筑就有阿拉伯建筑师的贡献。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但负责具体施工的有回回人也黑迭儿等。也黑迭儿是个汉化了的出色的阿拉伯建筑师。曾任茶迭儿局董理，兼领监宫殿。至元三年十二月与光禄大夫张公柔，工部尚书段天佑同时主持工程，负责修造皇城。他对皇城的布局、建筑、苑囿等亲自擘划，颇多贡献。他的儿子马哈马沙也继承父业，掌管工部，为大都城建设出力不少。这些是阿拉伯建筑技术融入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其积极作用也可想而知。
　　阿拉伯建筑技术更多地体现在富有其民族特色的清真寺及民居建筑上。
　　元代为了适应大批阿拉伯人生活习俗的要求，出现了不少清真寺。泉州就是伊斯兰教建筑比较多的城市之一。其城东南的清净寺初建于１００９年，但在元代经过大规模的整修重建。现存门楼和礼拜殿遗址。此门楼建筑式样是当时阿拉伯地区通行的寺院建筑，外形和蜘网状尖拱小宝盖石刻的连缀，都和１２世纪以后阿勒颇、开罗、毕斯坦的寺院和陵殿相似。再如四明（宁波）、扬州、西安等地在元代也建了不少清真寺。扬州清真寺又称仙鹤寺，于世祖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由普哈丁所建；西安清真寺在新兴坊街西，由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于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所建。这些清真寺已与泉州清真寺及唐宋时的完全照搬阿拉伯建筑样式不同，已进入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与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即穹顶圆形与中国庭院式相结合的阶段，为明清伊斯兰教建筑奠定了基础。
　　①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五章。
　　元代在杭州还出现了阿拉伯风格的高层民居。如杭州城东荐桥西侧有高楼８间，俗称８间楼，就是回回富商的住宅。陶宗仪《辍耕录》卷２８记载说，一天阿拉伯人结婚，婚礼奇异，围观者甚多。有攀缘窗户楼顶上者，致使楼房倒坍，压死主宾妇婿等人。杭人王梅谷以回回人名切入作诗说： 压落瓦（阿老瓦）碎兮倒落沙（倒剌沙）泥，彆都钉（别都丁）折今木屑飞（木契飞）扬。 元代印度、尼泊尔等佛教区国家的建筑技术也传入中国。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曾于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升任大司徒，负责将作院事务。他在中国共主持营造了３座佛塔、９座大寺、２座祀祠和１座道宫。他把印度式的白塔传入了中国。他主持建造的大都妙应寺白塔，全塔共５层，由下往上，第１层方形表示地，第２层圆形表示水，第３层三角形表示火，第４层伞形表示气，第５层螺旋形表示生命的精华，这是以印度的一种宇宙观（地水火气是万物的基础）作为建筑指导思想的。作为寺庙建筑的一部分，阿尼哥还擅长造佛像。他塑造的梵式佛像分铜铸与泥塑两种，与原来中国的汉唐式佛像迥然不同，从元代起梵式佛像就逐渐取代了汉唐式佛像。阿尼哥还精于织像与铸造机械， 每有所成，巧妙臻极 ，受到时人高度赞扬。
　　（六）火炮术与陶瓷术的交流
　　１。火炮术我国发明的火药与火器，主要是在１３- １４世纪由西征蒙古军传到交战国家和地区的，后又由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西传。如１３世纪中叶，旭烈兀西征阿拉伯国家时，蒙哥汗征集了１０００多名中国抛石机、火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了大量武器，当时中国的各种火器居世界领先地位，在攻打木剌夷诸堡、报达城以及叙利亚各地时，发挥了很大威力。而阿拉伯人也正是在同蒙元军交战中，获得了这些火器，并且由于当时阿拉伯的科学技术较发达，他们进行研究仿制，造出了木质火器 马达发 （Ｍａｄｆａ，意为火器）。这是外国人最早仿制的火器。当时蒙元军与波兰人、斡罗斯人、日耳曼人、日本人交战时也使用了火器，但由于保密及其科学技术限制，他们未仿制成。
　　阿拉伯人对中国火器的仿造，在火药与火器的制作方面，已与中国初级火药、火器的制作方法相似。如其对硝石采取溶解、过滤、沉淀、结晶等方法进行提纯，在拌和药料时加入适量的油料，将拌和好的火药成品装入管形容器苇管和纸筒中，在管（筒）的前端安放弹丸，后部留有小孔，成为粗短型或细长型的初级火器。在此基础上，仿制成了类似中国突火枪的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据史料记载，马达发以木管为枪筒。尾部插有长木柄、管中装填粉状火药，木质管壁上有一小圆孔以发射弹丸。日本火器史研究者有马成甫说： 阿拉伯人的火器马达发，与中国金军所用的飞火枪，南宋研制的突火枪，同属管形火器。其区别在于飞火枪用纸筒、突火枪用竹筒、马达发用木筒做枪筒 ，学习借鉴关系很明显①。
　　阿拉伯人研制成马达发后，曾用于与欧洲人的作战。１３２５年，他们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大胜而归，并将马达发这种火炮技术也带到了西班牙。随后，西班牙又将马达发的使用制造技术传到了西欧。欧洲人于是以马达发为模式，仿制成欧洲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 手持枪 （ｈａｎｄｇｕｎ）。
　　这使欧洲的作战方法产生了巨大变化，并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盛以至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日本京都大学薮内清名誉教授于１９８２年５月高度评价了中国火药西传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中国火药等四大发明的西传，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没有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没有欧洲的近代化，这是欧洲人自己也承认的。
　　中国的火药火器传到阿拉伯诸国后，促进了他们的武器制造业，他们制造的武器返回来又传入中国，在蒙元军征伐南宋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蒙元军在征服了阿拉伯诸国后，征用了不少回回炮及其炮手参加了对南宋的战争。这种炮类似中国的抛石机，运用杠杆原理将火药包或石头抛射出去，其中有一种叫满尼拉得，能发射８００磅重的巨石。蒙古军在攻打南宋的襄阳城的战斗中，曾派回回人亦思马因在襄阳城外东南角装置了能发射１５０斤重石头的这种回回炮。此炮发射时声震如雷，无坚不摧，使襄阳城宋朝安抚吕文焕束手无策，只得投降。亦思马因也因功升任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后亦思马因病死，其子布伯袭职，元军开始大举渡江，布伯用回回炮在长江北岸击溃宋朝舟师。渡江后，重大战役都有回回炮手参加，为灭南宋立下了功劳。
　　元廷对回回炮及其炮手亦非常重视。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置回回炮手总管府，二十二年改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秩正三品，府置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等官，下辖千户所三翼。
　　２。陶瓷术陶瓷制品是中国元代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据史书记载，元代陶瓷曾随着庞大的海陆商队出口至印度、阿拉伯地区、东南亚、日本、朝鲜及非洲诸国。
　　元朝时非洲著名旅行家、曾到过中国的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在其所著《游记》里曾记载了元朝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情况。据他说，中国的瓷器非常精美，经印度及阿拉伯地区运销至其它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他的故乡摩洛哥。考古资料也表明，在亚丁，在东非海岸各港口，在埃扎卜，在开罗，在摩洛哥，均发现了大量中国元代的瓷器及碎片。元代青花瓷是传世珍品，在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城遗址，就发现了这种青花瓷碎片达数百件。东非人喜欢把中国的瓷碟、瓷盘和瓷碗镶嵌在建筑物上作为装饰品。
　　元代瓷器销往东南亚诸国的也不在少数。如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马来亚、爪哇、苏门答腊、沙捞越、北婆罗洲、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均有中国元瓷发现。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年期间，考古学家在菲律宾巴坦加省卡拉塔甘半岛的诸贝遗址开掘了６０９座坟墓，得到完整的瓷器共约１２００件，其中９２％是碗和碟。
　　中国瓷器又占８５％，泰国瓷器占１３％，越南瓷器占２％。研究者认为，中国瓷器中大部分是元瓷。另汪大渊《岛夷志略》里也提到向菲律宾、苏禄、加里曼丹、爪哇、苏门答腊、占城、交趾、真腊、缅甸、马来半岛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运销中国元瓷的情况。这些瓷器主要是青瓷、白瓷、青花瓷等。
　　①　　 参见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 42 页。
　　元代朝廷虽然与日本数次开战，两国间关系不是很融洽，但互相贸易并未受多大影响。日本商船和中国商船都运载了大批瓷器去日本经销。１９７６年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海域发现和打捞的一条海底沉船，就是从中国海域开出路经高丽的一大商船。据考证，此沉船的形制和大小与元代二千料左右的海舶船一致。其遇难时间大约在１３２０- １３３０年间。其实物有：青瓷３４０６件，白瓷２２８１件，其它瓷器７７０件，金属器物２３０件，铜钱３３包（计１０６０００枚）。这说明元代中日贸易的活跃，其中又以瓷器为主。
　　中国元瓷这样大批量地出口，说明这些被出口国家地区人民对中国元瓷的喜爱。他们不仅将其作为宫廷御用和富庶人家珍藏，还有一些奇特用途。
　　如除用作建筑物装饰外，还用作随葬、祭祀、欢度节日，以及标榜权力与财富等。
　　正是由于他们这样喜爱中国瓷器，所以他们进行了仿制。据说东南亚的暹国（泰国）国王敢木丁于元成宗大德四年（１３００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曾带了不少中国陶瓷工匠回去，因而开创暹国的陶瓷业。据近代学者研究，速古台（宋加洛）等地的瓷窑遗迹，历史悠久，所发现的大批古代瓷器多与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相同。只是这些瓷器的图案改为象、鱼等动物，具有其本国特色，但颜色仍仿青瓷。①可知暹国的陶瓷制造技术是在元代从中国传入的。另外，埃及在元代也大量仿制青花瓷，菲律宾祖贝尔遗址古墓中发掘出的大量瓷器除中国制造者外，泰国制品占１３％，越南制品占２％，说明中国的制瓷技术也传入了这些国家。
　　①　　 参见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第 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