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科技史之医药学

医药学
　　（一）医药学成就
　　元代医药学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取得了较突出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医药学组织的健全，学校教育的重视，医学流派的形成，基础理论研究和各科诊治的深入，尤其是外科骨伤科成绩显著，以及一大批医学家及其著作的涌现等方面。
　　在医药学组织方面，世祖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设立了中央医疗机构 太医院 ，掌管全国医药事务，领导所属医官。至元六年（１２６９年）设立御药院，管理药物的制造与储藏，十年又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和上都两处药物事。十九年成立典医署，领导东宫太医，后改为典医监。特别是世祖至元七年成立的广惠司，是元朝的独创。广惠司聘用阿拉伯医生，配制回回药物，服务对象是皇帝诸王、大臣卫士以及大都百姓。二十九年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一回回药物院，于是在中国境内设立了三个阿拉伯式的医疗机构，为中外医学交流和促进中国医学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另外，元代还设立了为贫民治病和专为军人治病的医疗机构。如除广惠司兼及为贫民治病外，还专设广济提举司为普通百姓服务。至元八年在全国各地设的多处安乐堂，专门为军人看病。其间聘请名医诊治，并选派健康人服侍，颇像今日的护理人员。元代不少名医就出身于上述医疗机构。
　　在医学教育方面，元政府从世祖中统三年起，就在各地建立了医学学校。
　　至元九年又设有专门管理医学教育的医学提举司，凡各地医生的考核、选拔、医书的编审、药材的辨验，都属其职责范围。元代医校分科比较细，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正骨科。为了保证教育质量，元代不仅注重对学生的严格考核，而且对各级教师也同样实行严格考核奖惩制度。这些措施为元代医学教育及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是中国医学流派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医学史上标榜的金元四大家有两家系蒙元时期。李杲创 补土派 （或称温补派），朱震亨创 养阴派（或称滋阴派）。金元四大家的出现及其不同学术主张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四库全书？医家类》中说：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他们的学说，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过去 泥古不化 的状况，打破了因循守旧、一味崇古的局面，开创了中医学术的讨论、交流与争鸣，成为后世医家的表率。如李杲师从张元素，并将张的学说应用于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最终创立了 脾胃论 ，自成一家之说，对后世医学产生深远影响。朱震亨也在吸收前人经验基础上，结合自己实践，提出在 相火论 基础上的 阳有余阴不足 学说，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元代医学成就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分科比前代更细。唐代分四科：即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发展到宋代成为九科：即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到了元代增至十三科：即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等十三科。由于分科越细，钻研也就越精，从而在医籍整理、医疗诊断，内外骨伤、儿科等科的治疗，以及针灸学、药物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在医籍整理方面，以滑寿的《难经本义》影响最大。《难经本义》二卷，１３６６年刊行。该书根据古医书《难经》原著编次较乱，遗文缺字较多，而历代的注本又多不能准确释义的情况，参考元以前《难经》的多种注本资料，对《难经》进行了考订辨析。并能融前代２０多家学说，阐发自己的见解，对《难经》进行了释义与发挥。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赞扬说 辨论精确，考证亦极详审.在医疗诊断方面，以脉象和舌象诊病表现的较为突出。元代医家戴起宗的《脉诀刊误》是一部关于脉象学的著作。该书参照《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历代名家论述，对高阳生《脉诀》的原文进行了考订辨误，并对每一处脉象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发挥，时有真知灼见。另外，名医滑寿也精通脉学。他的《诊家枢要》成书于１３５９年，对脉象大旨和辨脉法作了详细论述，阐析了浮、沉、退、数等２９种脉象及其主病，特别是还谈到了妇女和小儿的脉法，全书内容丰富，影响较大。李杲的《脾胃论》里分析了根据舌象辨病的若干情况。他认为舌干而口苦无味，多为阳气不伸；舌干而咽干，多为饮食不节；舌干而胸肋痛，多为肝木妄行，为后世以观舌象而诊病树立了典范。其后医学家熬氏，集宋金元诸家之长，著成《金镜录》一书。该书内载辨别伤寒舌法１２首，附舌象图１２幅，是为舌诊专著。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年），杜本又在熬氏《金镜录》基础上，新增补了２４幅舌象图，共合３６幅，并加文字说明，撰成《熬氏伤寒金镜录》流传至今，是我国最早的验舌专著。该书舌象图中有２４幅论舌苔，４幅论舌质，８幅二者兼论。说明文字结合脉学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不少时至今日仍有临床意义，受到后世高度评价。明代薛己评此书 专以舌色视病，即图其状，复著其情，而后别其方药，开卷昭然，一览俱在。 在内科方面，以对伤寒病的研究诊治最有成绩。代表人物有王好古、李杲、朱震亨等人。
　　王好古（约１２００- １２６４年），字进之，号海藏老人，赵州（河北赵县）
　　人。他进士出身，博通经史，广览医籍，曾拜著名医家张元素、李杲为师，尽得其学。他还随军出征，给将士治病，并曾任过赵州公立庠校教授，兼提举管内医学，晚年归居乡里。著有《阴证略例》一卷、《医垒元戎》十二卷、《汤药本草》三卷、《仲景详辨》等多种。他推崇仲景学说，特别注重伤寒阴症的研究，所著《阴证略例》对阴证的发病原因、证候、诊断与治疗，都作了详细阐述，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如他对于阴证的鉴别，把口渴、咳逆、发热、便秘、少尿、脉沉而细或浮按无力等，作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在治疗上主张温养脾肾，并扩大了伤寒六经病的治疗范围，打破了伤寒与杂病的界限，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
　　元代最著名的内科专家当首推李杲、朱震亨二人。其详细情况专节介绍。
　　在外科和骨伤科方面，元代的成就最为突出。元新增设了正骨科。这是因为蒙古族进入中原后，将他们善于接骨治伤的经验也带了进来，与中原传统医学结合，促进了外科及骨伤科的迅速发展。突出代表为危亦林、李仲南、齐德之。
　　危亦林尤擅长骨伤科，在骨折复位手术和麻醉上有重要贡献，著有《世医得效方》十九卷。其详细情况专节介绍。
　　李仲南于文宗至顺二年撰有《永类钤方》二十二卷，其中最末一卷 风损伤折 篇，专门讨论了骨伤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概括为明辨经络，相度损处，推按骨臼，拔伸收捺，接理夹缚，活血止痛，整洗敷贴等方面。重点论述了头骨、颈椎、脊椎、胸骨、肋骨、肱骨、前臂骨、指骨、膑骨等部位的骨折，以及肩、肘、髋、膝、踝关节的脱位。他提出用牵引法治疗颈椎骨折， 令患人卧床上，以人挤其头，双足踏两肩即出。 他对挠骨远端骨折 手腕失落 ，其整复手法是： 用衣服向下承住 ， 用于拽伸 ， 摇动二、三次 ，然后 使手捻住 ， 贴药加缚 固定。这与现代整复挠骨远端骨折的方法完全一致。另外，有关肱骨外科颈骨折的整复法，小夹板固定治疗前臂骨伤等都与现代相同，治疗腰椎骨折的过伸复位法，也与近代华生——琼斯氏（Ｗｏｔｓｏｎ- Ｊｏｎｅｓ）法相似。书中还载有许多切实可行的诊断方法。另李仲南还创制了缝合针 曲针 和引丝线，以及由内向外逐层缝合的方法。
　　齐德之曾任医学博士，御药院外科太医，长期从事外科医疗，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他于顺帝至元元年（１３３５年）撰成《外科精义》二卷，被誉为１４世纪中医外科的代表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 德之此书，务审病之所以然，而量其阴阳强弱以施疗，故于痛科之中最为善本。 齐德之强调外科疮肿 皆由阴阳不和，血气凝滞 所致，即疮肿虽发于局部，但与全身紧密相关，重视整体观念。因此在治疗上注重辨证论治，主张内治与外治相结合，改变了以往外科疾病 惟恃攻毒之方，治其外而不治其内，治其末而不治其本 的现象，对后世外科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齐德之内治主要根据不同症状，用去热疏郁、祛寒驱邪、活血托里等药物；外治有砭镰法、贴肋法、溻渍法、针烙法、灸法、追蚀法等。他的《外科精义》中载汤、丸、膏、丹１４５方，并介绍了温罨、排脓、拔毒、止痛等多种方法，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代外科领域中的新成就。
　　在针灸学方面，出现了一批针灸学家及其著作。如滑寿、罗天益、王国瑞、杜思敬、忽泰必烈等人。
　　滑寿是元代著名针灸学家，又精内科、儿科等，所著《十四经发挥》三卷，对十四经穴循行部位、所主病症和奇经八脉均有专题论述。他的情况另有专节介绍。
　　罗天益，字谦甫，元真定路藁城（河北藁城）人，曾为太医。他师从李杲，又向窦汉卿太师学习针灸术，著有《卫生宝鉴》、《试效方》、《内经类编》、《药象图》诸书。
　　罗天益以《内经》及李杲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金元四大家的针灸学术思想，注重辨证论治，将针灸与服药结合起来。如他治癫痫病，曾取天柱、申脉、照海先各灸二七壮，次与沉香天麻汤３剂而痊愈。他师承李杲脾胃论，认为元气不足，诸病由生，而元气不足的原因，又是脾胃之气损伤的结果，所以在治疗上特别重视补养脾胃，钩玄李杲针法之精华，处方着重于中脘、气海、足三厘３穴，其中绝大部分又以灸治获效。
　　罗天益对针法补泻颇多论述，时有新见，对穴法取法提倡 取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度两横纹相去为一寸，以为定矣。 他的《卫生宝鉴》中开列了多种灸法治疗处方，如风疾内作以三棱针在２０余处穴位刺之即可痊愈；面生疣瘤，采用灸患部十壮之法治疗。下焦虚寒证及小儿惊风、癫痫、肋下满、腹痛等也各有针灸疗法。罗天益丰富了温补学派内容，并有所突破，促进了后世针灸的发展，为明、清医家如薛立斋、张景岳、郭古陶、夏春农等人所效法。
　　王国瑞，元代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著名针灸医家窦汉卿的得意传人。曾撰《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１３２９年）一书。该书依次为１２０穴玉龙歌８５首，注解标幽赋１篇，天星１１穴歌诀１２首，６６穴治证，子午流注心要秘诀，日时配合６法图，盘石金直刺秘传，针灸歌及杂录切要等。对各穴的补泻法及其位置进行了精研论述；在继承窦汉卿针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子午流注针法；特别是他独创的逐日按时取穴的 飞腾八法 针法，受到学界高度赞扬。此针法以八脉交会八穴为基础，与八宫八封的数字相配合，再根据日、时干支数字变化而演成，是明代广为应用的 灵龟取法飞腾针图 的先驱。周仲良赞誉他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说： 此书之道，犹玉之孚尹、旁达火焰，愈久而不磨。 当不为过。
　　杜思敬，元仁宗时名医，精医术，亦通针灸，曾辑《济生拔萃》，内有《针经节要》、《针经摘英集》等针灸作品流传于世。他以《灵枢》为针灸学之源，引用了其中九针式、折量取穴法、补泻法等内容；他重视腧穴，特别是重视五腧穴在针灸中作用，对其体位取穴很注意；摘录一条 治耳聋耳鸣刺翳风，针透口中。 当为我国透穴刺的前身。
　　忽泰必烈，字吉甫，元翰林集贤学士，中顺大夫，曾著《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惜今失传，今可从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中窥其大概，知其对人之手足三阴脉、三阳脉论述颇精详。
　　另徐凤、葛乾孙及金元四大家对针灸也有不少精辟论述。徐凤把当时的补泻手法总结为三才分部法、调气法、烧山法、透天凉等，并归纳了 龙、虎、龟、凤 的飞经走气四法，为后世针灸学家所习诵。
　　在药物学方面，元代也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著作。
　　李杲著有《药类法象》、《用药心法》二书。《药类法象》主要分用药法象、药性要旨、升降者天地之气交、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药类法象、标本阴阳论、五方之正气味等。《用药心法》主要分随证治病药品、用药凡例、制方之法、用药酒洗曝干、用药各定分两、用药根梢身例、用圆散药例、升合分两、汤药煎法、古人服药活法等。此二书虽然是对其师张元素《珍珠囊》理论的继承和发挥，但比《珍珠囊》更广泛系统，且有不少独创。如第一书中 用药法象 部分，即根据药物气味厚薄归类，用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归并了百味药，是为李杲创造，对后世用药产生了深远影响。李杲此二书部分内容存王好古《汤液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序例中亦有转引。
　　王好古著有《汤液本草》三卷，是易水学派诸家药理学说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上卷集录李杲《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部分内容及王好古自己论说，题为药埋，相当于全书总论。中下卷分类评议药物２００余，集录了《证类本草》中偏于临床用药的一些言论和张元素、李杲之说，资料丰富，要言不烦。
　　反映了元药物本草学记载药物药性简要求实，而多在理论层次上探求阐述的特点。如将药物与脏腑经络、四时六气、阴阳五行等相联系，使中医用药从经验处方完全上升到理论处方阶段。
　　另外，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世祖忽必烈曾命撒里蛮、许国祯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撰成《至元增修本草》，惜今已佚，内容也无从考。
　　后医官尚从善编撰有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本草元命苞》九卷流传至今。该书在《大观本草》基础上，选其实用者４６８品，详加论述，纂而成章。瑞州教授胡仕可也撰一部普及性药物学读本《本草歌括》，日本人冈西为人还将它称为 后世续出的药性歌端绪.元代医药学的成就还表现在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民族医药学家及其著作，反映了各民族医学文化的交流。如蒙古族医学家萨谦斋及其《瑞竹堂经验方》，回族医学家爱薛。一些少数民族独特的医学及外国药物也传入中原。
　　（二）李杲及其医学著作
　　李杲在金元四大家中与张从正的医学理论针锋相对，他力倡 人以脾胃为本 、 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 的脾胃论，反对滥用寒凉之品与攻下之法，被称为 补土派.后世也有人称赞其医学理论为 医中王道 ，号召后世有志学医者必尽读其书方可言医。
　　李杲（１１８０- １２５１年），字明之，真定（河北正定县）人，因汉高帝前真定名东垣，所以李杲自号东垣老人。他家境殷富，幼年即开始读儒家经典，通《春秋》、《诗》、《书》、《易》等经书。后母病，他延医服侍，尽心尽力，可终为庸医所误，至死都不知何病症。此事对他刺激很大，使他深为不明医理而后悔，从而发愤学医。于是捐千金拜易水名医张元素为师，数年后尽得其传，并多所阐发。
　　李杲拜师学成后，即行医社会，广为百姓治病，人以 国医 称之。他的好友元好问对他得此尊称犹有疑虑，于是随他遍历汴梁、聊城、东平等地行医数年，深为他药到病除所折服，于是盛赞他 一洗世医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弊。 ①他治病能联系社会现实，准确辨证。如他生活在金末元初，战火连年不断。元太宗四年（１２３２年），蒙古大军围汴梁城数月，内外不通，百姓断粮，加之疫病流行，死人无算。其症状表现为发热、恶寒、头痛、身痛等，与感冒相似，诸医忽视社会因素按感冒进行治疗，不但没有疗效，反而加速了死亡。李杲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城困民饥，脾胃受伤所致。这种情况以前在东平、太原、凤翔等地围城时也发生过。他采取治疗内伤补脾胃的办法治之，效果很好。
　　李杲在丰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很注意理论归纳与总结。先后著有《内外伤辨惑论》三卷、《脾胃论》三卷、《兰室秘藏》三卷、《伤寒会要》、《药类法象》、《用药心法》等。
　　李杲医学思想的主要点是关于脾胃的论述。他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脾胃则是元气之源，所以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进而论述人体之本的元气有升降浮沉规律，并指出其升降的关键在脾胃。这是因为脾胃供给人体营养，同时也排泄废物，从而推动了脏腑精气的上下流动，循环化生。而这化生中上升是非常重要的，如谷气上升，元气才能充沛，反之便会产生种种病变。如他说： 胃虚则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 、 脾胃虚则九窍不通.李杲认为脾胃虚弱是由于元气不足、阴火过盛所致。而这阴火产生以至过盛的多种表现是 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乃生寒热 ，即阳气不升，伏留化火； 营血大亏，营气伏于地中，阴火炽盛 ，即津伤血弱、内燥化火； 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 ，即谷气下流，湿火相合； 心生凝滞，七神离形，而脉中惟有火 ，即心君不宁，化而为火等。进而归纳总结出饮食不周、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是造成脾胃虚弱、阴火亢盛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精神因素又起着先导作用。他对汴梁城中饥民患病的辨识，就是基于这种理论根据。这些论述主要见于他的《脾胃论》和《内外伤辨惑论》两书中。
　　①　　 见《东垣试效方》王博文序。
　　李杲既然对脾胃虚弱致病有了如此深刻论述，那么他对如何调理亦提出了很好见解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他注重温补脾胃，益气升阳，尤其对中气不足所致的阴火病证，更是创立了著名的甘温除热法，即用甘温之剂来补益脾胃，升其阳气，泻其大热。他认为 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 ， 惟当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阻，甘寒以泻其火则愈。 他创制的治疗脾胃机能的配方如 补中益气汤 ，主治内热伤中，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等证，被作为代表方剂制成丸药出售，一直到今天中药店里都可看到。李杲在主要使用补气升阳法时，有时在阴火亢盛的情况下，还根据不同病证借苦寒药物从权施治。说明他对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治法也不完全舍弃。但他认为苦寒泻火和解表泻火的目的也是为了照顾元气，与升阳降火相反相成。另外，李杲还将他的升阳汤用到其它各科疾病的治疗。如用圣愈汤治外科恶疮止血之证；黄芪肉桂柴胡酒煎汤治阴疽坚硬漫肿；用黄芪当归人参汤治妇科经水暴崩；用圆明内障升麻汤治眼科内障等。至于他的 补中益气汤 更是一方用于多科。
　　这些都体现了他的总的治疗特点。
　　李杲创立 脾胃说 ，形成补土派，实际上是向后人展示了一种增强脾胃功能，治疗脾胃疾患，增加人体免疫功能的总原则，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重要遗产。
　　（三）朱震亨及其医学著作
　　朱震亨是金元四大家中最晚出的一位，他学习前三家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并加以创造发挥，创立了 滋阴派 ，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震亨（１２８１- １３５８年），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浙江义乌县）人。
　　因世居丹溪之边，后人尊称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他幼年用功读书，能诗能文，稍长变得崇尚武勇，好打抱不平。乡里如有仗势欺人者，必出来理论。
　　年３０岁，他母亲患病，久治不愈，为了给母亲治病，他自学医道，经五年治疗，居然治好了母亲痼疾。从而追悔伯父、叔父、妻儿之死。年３６岁，他听说朱熹的再传弟子许谦在家附近的八华山中开门讲学，遂去拜许为师，研讨理学。许谦知他夙志医学，后又鼓励他去学医，于是他再下决心，将科举书籍焚毁，专门学习医学。
　　朱震亨当初学医治病，多采用陈师文、裴宗元的《和剂局方》成方，后觉得要想成为名医，仅此是不行的。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遍历江南、江北各地。最后于泰定二年（１３２５年）夏，在武林（浙江杭州）拜名医罗知悌为师。他随罗学习两年，尽得罗氏之学，并旁通张从正、李杲之说。归乡后，乡间诸医始皆大惊 ，不知他在外面学到了多大本事，继而看他治病用药有神效，遂衷心佩服。
　　朱震亨在医学理论研究方面既认真学习借鉴前人经验，又不为前人所囿，认为 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 ，所以主张 推陈致新.并在此思想指导下，著成《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书。
　　《格致余论》是朱震亨的代表作，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以 阳有余，阴不足 为基础的医学思想。他认为天与日为阳，地与月为阴；天运于地之外，故天大于地；日属阳常满，月属阴常亏，故日明于月。而 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 ，所以 气常有余，血常不足.更加之人体的生长、发育与壮大过程中，以及人的视、听、言、动都需要阴气供给，因此阴气常处于 难成而易亏 的状态。更何况 人之情欲无涯 ，人心易受声色犬马等物欲引诱而心动，这心动则引起相火妄动，进一步损伤阴精，这阴精虚损就是多种疾病的致病机理。朱震亨对这相火妄动而损伤阴精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主要有情志过极、色欲无度、饮食厚味等几方面。这是相火妄动致病的病机。所以，朱震亨在临床治疗上，主张以补阴为主，或滋阴降火。他认为 补阴即火自降 ，而泻火也即可以补阴，倡导泻火养阴之法，被后人称之为 滋阴派.他的这种学说，既补充了刘完素的 火热论 ，也发展了李杲以益气升阳为主的阴火说.他创制的 越鞠丸 、 大补阴丸 、 琼玉膏 等滋阴降火名药，一直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朱震亨力主滋阴降火，其中又以治疗脾胃病方面表现的最为具体。他认为脾胃在人身号称 中宫 ，胃纳脾运，滋养气血，人赖以生，诸病赖以治。
　　脾司升清，胃主降浊，脾胃升降是人体生理代谢的重要环节 升降之枢纽 ，一旦 七情内伤 或 动作劳苦 、 六淫外侵 、 饮食失宜 、 药饵违法 等因素长期侵犯人体，都可使 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 ， 清浊相干，乱于肠胃 ，发生 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 所以他主张 诸病先观胃气.强调 补养脾土，全其运化之职 ，促使浊败之气其稍清者，复回而力气、为血、为津液；而浊败者，在上为汗，在下为溺，以渐行分消矣 ，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滋阴降火之治病目的。
　　《格致余论》里有很多关于诊治脾胃之心腹痛、泄泻、呕吐、肿胀、鼓胀、中风、痰证、郁证等行之有效的验方。
　　朱震亨的医学思想虽然以 阳有余阴不足 为其主要点，治疗上主张滋阴降火，但他也很注重辨证施治，该补阳的地方亦补阳。如他提出痰热生风理论，认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其治疗方法应以治痰为先，而 实脾土，燥脾湿 ，即燥阳降湿为治痰之本。又如对郁病的论述，认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而郁又分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等６种，它们既可单独为病，又常常相兼致病。一般气郁为先，郁久则多能化热生火，其治疗就要重在调气，郁久须兼清火。朱震亨这种灵活用药、因病治方思想，对后世是多有启迪的。
　　朱震亨《格致余论》中还专辟 饮食箴 、 食欲箴 、 茹淡论 、 养老论 、 房中补益论 等篇章，对人的养生诸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提出幼年时不宜过于饱暖；青年时应当晚婚以待阴气长成，结婚后应当节制房事，不能纵欲无度；饮食方面应当节忌肥腻食物。他还特别强调注意动静与养生的关系，主张在动的基础上要注意静，动静相间，以静为主，清心寡欲，保养阴气，才能使人体保持阴阳平衡，从而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
　　《本草衍义补遗》是朱震亨关于本草药物学方面的著作。全书载药１５３种，各药叙述无定式，内容或详或简，或仅数字言其主治，或详论药理及药材鉴别。如石膏条，先归纳药品命名多以色、气、质、味、能为依据，进而引出鉴别石膏与方解石的证据。朱震亨论药，除仍借助寻常药性外，尤其重视各药的阴阳及五行属性，并以此推演药理。如 鲫鱼：诸鱼皆属火，惟鲫鱼属土，故能入阳明而有调胃实肠之功 等等。是朱震亨对本草学方面的贡献。明人李时珍对此书给予了褒扬。另朱震亨的《局方发挥》对当时医界机械搬用《和剂局方》，大量使用辛香燥热之剂，耗损阴精，提出了批评，主张要善用滋阴养阴药物。
　　朱震亨的医学思想与临床成就，在元末明初医学界占有极重要地位，被誉为 集医之大成者 ，直接师承他的有１０余人，私塾他的弟子就更多了。
　　同时在国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日本就在１５世纪成立过 丹溪学社 以研讨提倡朱丹溪的学说。
　　（四）危亦林及其《世医得效方》
　　危亦林（１２７７- １３４７年），字达斋，南丰（江西南丰）人。他出身于医学世家，其高祖云仙长内科，伯祖子美精妇科、骨科，祖父碧崖善儿科，伯父熙载专眼科。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医籍，深得家传。他对内、外、妇、儿、眼、骨伤、口腔咽喉等科均有研究，尤其擅长骨伤科。他学识渊博，医术高超，曾任南丰州医学教授。他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深感古代医方浩如烟海，难于检索应用，于是参考元代医学１３科目以分类， 依按古方，参以家传 ，自泰定五年（１３２８年）起，历时１０年，于顺帝至元三年（１３３７年）
　　编成《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后经江西医学提举司送太医院审阅，在至正五年（１３４５年）正式刊印。
　　《世医得效方》是一部系统而丰富的综合性医著，特别是在骨伤科疾病的诊治方面，达到很高水平，为祖国传统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如书中对人全身的骨折及关节脱位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作者将四肢骨折和关节脱位归纳为 六出臼、四折骨.六出臼即指肩、肘、腕、髋、膝、踝六大关节脱位，四折骨是指肱骨、前臂骨、股骨、胫腓骨四大长干骨骨折。并强调在诊断骨折的时候，必须要触摸辨别骨折移动的方向，首次记载了肩关节有前上方脱位和盂下脱位两大类型，指出足踝部骨折脱位有内翻和外翻的区别。进而对邻近关节部位的骨折，或脱位合并骨折又有较深刻认识。这表明我国元代骨伤科已对人体主要骨折与关节脱位有了较深刻认识，大大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
　　《世医得效方》在骨折与脱位的治疗方面有很多发明与创新。如其中第十八卷正骨金镞科（骨伤科），记述了危亦林在治疗最棘手的脊椎骨折时，首创世界悬吊复位法的成功治疗过程。危亦林认为脊椎骨折大多由挫伤所致，往往引起压缩性骨折，单靠手法整复难以复位，因此需要用悬吊的方法才行。具体做法是须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未直则未归窠，须要坠下待其骨直归窠 ，即用软绳从脚吊起、坠下，利用自身重力，使脊椎复位。最后又用大桑皮固定。这种悬吊复位的方法，不仅是我国骨伤科史上的重大发明，而且也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英国医生达维斯（Ｄａｖｉｓ）在１９２７年才应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比危亦林晚了６００多年。
　　危亦林在治疗肩关节脱位时，采用 架梯复位法 和 杵撑坐登法 ，在世界医学史上亦处领先地位。其复位原理类似唐代 椅背复位法 ，但已不需医者的牵引和旋转，仅借助患者自己的身体下坠力来达到复位的目的。
　　另外，《世医得效方》里记载危亦林对肘部脱臼骨折的治疗方法，除用手法复位外，还提出用夹板外固定。对足踝关节骨折脱位，则主张用牵引、反向复位的方法。在骨折复位后，强调要进行适当的活动，以防止关节的粘连。
　　如肘关节复位固定后， 不可放定，或是又用拽屈拽直。此处筋多，吃药后若不屈直，则恐成疾，日后曲直不得。 治疗膝关节也指出： 服药后时时用屈直，不可定放。 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还特别重视麻醉术在骨折脱位治疗中的应用。他主张在骨折、脱臼复位时，先行麻醉，待病人不知痛时方可下手。他常用曼陀罗、乌头等麻醉药物，对其功效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使用剂量应根据患者年龄、体质、出血状况等而定。这是危亦林在我国医学史上继华佗之后对麻醉方法的新的发展，而华佗麻醉法详情已不得而知。危亦林关于麻醉法的这些论述与要求，与现代医学麻醉原则基本相同。在欧洲于１９世纪中叶发明乙醚、哥罗仿等麻醉药之前，日本著名外科医生华冈青州曾于１８０５年使用过曼陀罗作为手术麻醉药，被誉为世界麻醉史上的佳话和先例，实际上他比《世医得效方》记载晚了４６０多年。
　　《世医得效方》对骨伤科以外其它各科疾病的诊治也多有记载。如载有以盐水催吐，治疗霍乱、心腹暴痛、宿食不消的成功经验。有他进行外科手术的情景，他说： 肠及肚皮破者，用花蕊石散敷线上，轻用手从上缝之，莫待粪出，用清油捻活，放入肚内。 缝合时必须 从里重缝肚皮，不可缝外重皮.此书里还记载了危亦林既学习借鉴前人宝贵经验，又不为所囿，能根据不同情况辨证施治，灵活运用，勇于探索发挥的事实。实际上他编著《世医得效方》一书，本身就突破了祖传秘方秘不示人的传统观念。他化用古人小柴胡汤，视病证适当加大黄等药，不仅可清表解热，还可清恶血，利便溺。反映了他善于化裁古方的创新思想。
　　危亦林是我国元代一位著名骨伤科专家，另外在其它各科疾病诊治方面亦有较深造诣，是我国医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五）滑寿及其《十四经发挥》
　　滑寿（１３０４- １３８６年），字伯仁，号樱宁生。他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生于江苏仪征。自幼聪敏好学，能诗能文，曾拜儒学大师韩说为师，学习儒家经典诗文，并考取乡举。后遇京口（江苏镇江）名医王居中来仪征行医，他便转投王居中门下学医。在此期间，他在王居中指导下，精读了《素问》、《难经》等中国古典医籍，并对其进行了考订校释，著成《读素问钞》、《难经本义》，学业大有长进。
　　后来，滑寿不满足于已有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医术，并有感于当时医界对针灸学不够重视的现实，转而致力于针灸的学习。他认为，当时 方药之说肆行，针道遂寝不讲，灸法亦仅而获存 ，故 针道微而经络为之不明 ， 经络不明，则不知邪之所在 ，于是遍访名家，拜著名针灸学家高洞阳为师，学习针灸。高洞阳为北方名医，学术思想类似李杲，医术全面而高深，滑寿经过几年工夫，尽得师传，并结合临床实践著成《十四经发挥》一书。
　　《十四经发挥》为滑寿的代表作，共３卷，成书于顺帝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年）。其上卷为手足阴阳流注篇；中卷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下卷为奇经八脉篇。全书对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的起始与终点，穴位的分布、位置，气血、经络的运行，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督脉和任脉，有经有穴，和其它奇经不同。滑寿认为，人身上有任脉和督脉，好比天地有子午线。人身上的任、督是以前后的腹背而言，天地的子午线以南北而言，可以分亦可以合，分开来好象阴与阳不会混淆，合起来就浑然成一个整体。所以任、督两脉应该与十二正经并列，称为十四经。滑寿在《十四经发挥》中，还对十四经脉及周身６５７个穴位图章进行了考证训释，并附以韵文表达，使他所论述的经络循行，空穴的部位等内容非常清晰明了。
　　滑寿的《十四经发挥》，其理论根据是古代医籍《内经》和《难经》的一些观点，但他经过自己的精心研究，多所发挥。如对任脉、督脉的认识以及其它十二正经的阐释，补入了各经所属的经穴等，从而使针灸又得盛于元代，并成为后世针灸医家的规范。正如近代针灸学家承淡庵所说： 元代针灸能够盛行，应归功于滑寿。 滑寿《十四经发挥》不仅在国内有如此影响，而且还流传到了日本等国。日本国针灸医学的兴盛，就是从《十四经发挥》传入以后。
　　《十四经发挥》成书后，到清代国内只有薛内斋附刻于《薛氏医案》一种，直至近代承淡庵医师去日本考察针灸时，才发现了它的古本，买了回来。
　　这个版本比日本人译本和薛氏本均详细。从此，《十四经发挥》得以更广泛的流传。
　　滑寿不仅擅长于针灸，而且在内科、外科、儿科等科亦有独到之处。时人称他精于诊而审于剂。他著有《伤寒例钞》，对伤寒等杂病有不少妙方，《宋元明清医类案》就选入了其中数则。
　　滑寿不仅有高超的医术，而且医德亦高尚，他治病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有求于他，即马上前往诊治，有时还无偿施医施药。所以在江南北和浙东西一带享有盛名，有病者以得他一言诊断而死亦无憾。
　　（六）蒙古族医学家萨德弥实及其《瑞竹堂经验方》
　　萨德弥实，号谦斋，又名沙图木苏，蒙古族。初任石首县达鲁花赤，武宗至大四年（１３１１年），陈南台御史，入为监察御史。英宗至治元年（１３２１年），迁南台经历、江浙行省郎中。泰定年间，擢为江西建昌路总管。他同时是一个具有较深医学造诣的医学家，他利用工作之便，钻研历代名医方书，搜集民间验方，将其确有效验者，分门别类编成《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
　　《瑞竹堂经验方》成书于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年），共１５卷分作１５门，每卷１门。其中诸风门，载药方４０个，主治腰酸腿疼，半身不遂，手足麻木，口眼歪斜诸症；心气痛门，载方５个，主治急慢性心痛病；小肠疝气门，有方１４个，主治小肠疝气，阴囊肿痛，偏坠搐痛，脐下胀痛等症；积滞门，载方１６个，主治消化不良，肚中有虫，胸膈痞满，四肢困倦，呕吐等病；痰饮门，有方１２个，主治肺病，支气管炎等病症；喘嗽门，有方４个，主治咳嗽、气喘等病；羡补门，载方６０个，是本书中重点。其方多为滋补类，有不少是人参、鹿茸、麝香等贵重药品。主治肾虚，体弱多病，眼目昏花，脏腑虚弱，五劳七伤等症；泻痢门，载方１１个，主治红白痢疾、腹泻肚疼等病；头面口眼耳鼻门，载方３４个，主治偏正头疼，眼目昏花，视物不明，眼内障病、红眼病，以及耳聋、鼻衄出血等病；发齿门，载方１８个，主治头发脱落、牙疼，白发等病症；咽喉门，有６个方剂，主治单双乳蛾，咽喉肿痛等症；杂治门，有医方２２个，主治小便白浊、遗精，毒蛇咬伤，狂犬病，破伤风，刀伤，反胃呕吐等多种疾病；疮肿门，载方５３个，主治疔疮、背疽、疥疮、头疮、皮癣、刀斧伤等各病；妇人门，载方１６个，主治妇女月经不调、难产、血崩、血积疼痛等多种妇科疾病；小儿门，载方３３个，主治小儿心腹胀满，呕吐气急，腹泻，消化不良、痢疾，脏腑怯弱、口疮、热毒斑疹、心神烦闷、咳嗽等儿科各种疾病。
　　《瑞竹堂经验方》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卓有成效的药方，在我国药物学史上有一定影响。明《永乐大典》称此书 其处方最为醇正。 元人王都中、吴澄在此书序中说： 谓病之有方不难，而方之有验为难 ，而萨德弥实书中之方 遇有疾必谨试之，屡试屡验 ，并断言《瑞竹堂经验方》将流传后世。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就吸收了大量此书的内容。
　　此书后还流传入日本。
　　《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在我国数百年来一直流传不断，时至今日中医常用的一些方剂中，不少仍是此书所载原方，或经过后人加减修改演变来的验方。如现在常用的八珍散，即萨氏书中所载的四君子汤、四物汤的并方，今天的四制香附丸等成方，亦多出自此书。此书疮肿门中所载返魂丹，与今天所常用的梅花点舌丹、夺命丹多所相似，所治病症也相同。另外，此书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作者作为一个蒙古族，他很注意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和蒙古族人民由于游牧生活，很容易发生骨伤阴冷病的实际，在书中所载验方，治疗骨伤及风寒湿痹的方剂数量占有很大比例。如活络丹、木瓜虎骨丸、黑弩箭丸、换骨丹、七乌丸、接骨丹等。这些是 由北人气禀壮实，与南人异治故也.在成药方面，此书中所列方剂大都是散、丸、膏、丹，汤剂很少，这也适合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民游牧生活的需要。在分门别类方面，也较合理得体。由此可知，《瑞竹堂经验方》确为我国１４世纪初的一部有价值的医学著作，其部分内容并鲜明地反映出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其实际功效与使用价值也为几百年来的医学实践所证实。
　　《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在元明时期曾多次刊行，共１５卷，但原版今已难觅，今可见者是《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转录的部分内容，只有５卷２４门。后清人丁嘉鱼又从明滇府《袖珍方》里再辑录一部分编入《当归草堂医学丛书》中，其集方１８８个。１９５７年，国内曾按此版本校印出版，但从所载方剂数字来看， 计亡阙已十之五六 ，且有不少重复与虚漏之处。１９８２年，浙江中医研究所与湖州中医院，经过广泛搜集，重订出版了此书。他们将诸多版本史料相互校对，删重补缺，合辑得方３４４个，并按各方药性编入相关门类，编辑成《重订瑞竹堂经验方》一书，于１９８２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该重订本比较接近萨德弥实原书的面貌，是研究萨氏《瑞竹堂经验方》最好的本子。
　　（七）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医药学
　　我国诸多少数民族在医药学方面亦有自己独特而悠久的传统，及符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特点，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并与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多所交流，为丰富发展中华医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医药学。
　　１。蒙古族医药学蒙古族地处大漠南北，气候条件较恶劣，同时由于从事游牧生产，容易跌打损伤，所以他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特别是与疾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病治病方法。诸如灸疗、正骨、外伤、内科、饮食疗法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如蒙古族的灸疗，在很早以前就有记载。成书于１０００多年前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中，就记载有 蒙古灸.蒙古灸疗是从热敷疗法发展而来的，它是一种 （奶油）拌小茴香涂在毛毡上加热裹敷的疗法.中国古代医籍《内经》里记载说：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焫. 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虽然《内经》所说泛指北方民族，但肯定也包括了蒙古族的先民，并指出内地的灸焫（即灸法）亦最早由北方传进来。
　　灸疗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疗法，具有操作简便，用具简单，疗效确实，适合游牧民族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及北方寒冷气候的特点。
　　据１３世纪波斯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丁所著《史集》中言，早在蒙古汗国以前，蒙古人就有自己的药剂与疗法，如他们掌握了用 合迪儿 （一种烈性药）来治病。此书又说蒙古兀剌速惕、帖良古、客失的迷诸部 以熟悉蒙古药剂，用蒙古方法很好地治病而闻名于世.虽然由于史书对这些药物及其疗法详情疏于记载，但此时蒙古人已懂得用药物方剂来治病是肯定的。
　　蒙古族在古代对骨伤和外伤的疗法有独到之处。如在蒙古汗国前后史书已记载蒙古人用烧红的烙铁烙治流血的伤口，窝阔台汗的箭伤就接受过烙治。他们还用刚刚宰杀的牲畜皮裹于患处治疗外伤，用蒸气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热血浸疗法治疗箭伤。如《元史》里记载，成吉思汗的名将孛斡尔出在一次奋战中 身中数矢，太祖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遍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孛斡尔出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 另外，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蒙古汗国时期，蒙古人已习用大黄等药物治疗军中流行的瘟疫，《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蒙古牧民喜用肉苁蓉治病。西藏著名医学家宇妥的传记中，有关于蒙古刺血疗法传到西藏的记载。
　　刺血疗法是蒙古族的传统外治术之一，它对于治疗外感风寒，简便易行，确有奇效，至今仍为蒙古族人民所习用。
　　古代蒙古族人民虽然有一定的医疗手段，但毕竟受自然条件与科技水平的限制，缺医少药，所以，他们很注意利用饮食来达到防病治病目的。他们认识到，一般随处可见的食物如奶食、肉食、肉汤之类，只要食用得当，都可以起到滋补强身、防病治病的作用。特别是羊肉性暖，对暖肚祛寒有奇效。
　　这是古代蒙古人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饮食疗法的前身，这种治疗法很适应于以游牧为主、狩猎为附的蒙古族人民的劳动与生活。其后他们用马奶酒治病等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朝建立后，蒙古社会制度也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加之国内各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与国外交往也空前活跃，所以，蒙古族医药学也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在蒙医学已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医疗理论，并有太医院、上都惠民司等医疗机构进行管理。
　　在医疗理论方面，据史书记载，蒙医学者已认识到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主要靠赫依、希日、巴达干 三要素 来维持。三者在体内相互平衡时保持着人体健康，如失去平衡则会出现病变。其中赫依可以调节生命活动的各个环节，它是人体各种生理功能的动力。如果人体因忧虑过度、精神紧张、饮食劳倦、房劳不节及吐泻和失血过多等原因，就会造成赫依失常偏盛，引发神经衰弱甚至失常及腰腿关节疼痛等症状。希日，是维持人体体温及各组织器官热能的物质。它属阳性，与肝胆等脏器关系最为密切，可滋生阳火、振奋精神、消化食物。但如果因天气炎热、饮食不当、劳累过度等，希日就会偏盛，造成口苦、烦渴、狂躁等热性病状。巴达干，是存在于人体内的营养性物质，性属阴。如果它的比例适当，可增强体质、帮助消化、滋润皮肤，如着冷受凉、劳累过度、过食油腻等就会使它失调，从而出现消化不良、腹胀满闷、腰腿酸痛等寒性病症。当然，这些论述多见于明清以后的蒙医学著作，不过从其论述中亦可窥到元代蒙医学也已通晓这些道理，并辨证施治。
　　明清以后，蒙医学对这三者论述更详细缜密，每一因素失调引发的病证多达数十种，相应采取的方剂也很多。
　　另外，元代蒙医学大量采取的灸疗法，以热动物皮裹患处等疗法是以热治寒的理论为指导的，而以马奶酒进行滋补治病又是以寒治热理论的体现。
　　此二者说明今日蒙医学将疾病分为寒热两大类，在元代已初其端倪，或者说元代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在人体解剖方面，元代蒙医学者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如据史书记载，世祖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的一次战争中，一勇将左肩中箭拔不出，为治疗其箭伤，上命取死囚二人杀之作解剖，知此位置深浅方位，然后取出了这位勇将体内的箭，治好了他的箭伤。这种以人体解剖指导治疗，不但丰富了蒙医学对人体构造的认识，也促进了其骨伤科的发展。
　　在骨伤科方面，元代蒙医学已突破了前期只能一般正骨治外伤的局限，将其发展为具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的学科。其正骨已不只是一般的脱臼复位，而且对脊椎骨伤等疑难病证也可治疗。有的笔记体史书里曾出现这样的记载，一勇士脑袋被砍下，医者赶快杀了骆驼，开腔将勇士头与脖颈放入使其热，然后相接，鲜活如初。当然这种记载未必可信，不过借此说明当时蒙医学骨伤术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或许可为佐证。蒙医学治疗骨伤的技术在元代传入内地，还促进了中国元朝骨伤科的发展。另外，蒙医学在使用热动物皮治病的基础上，在元代还扩展为用鱼皮裹患处亦可治病。如《元史》里记载世祖忽必烈曾遣使赴高丽取鱼皮以治脚疾。说： 以其（鱼）
　　皮作靴（穿）则立愈，盖帝有足疾故术之。 于是高丽王献鱼皮十七领。动物皮即用是热的，而鱼系冷血，其皮当然也是冷的，冷热皮裹患处都可治病，这可以说是蒙医学的一个创造。今天用羊皮、艾虎皮裹患处治病，在内蒙古牧区或半农半牧区仍有使用。
　　在饮食疗法方面，元代蒙医学的认识比前期更进了一步。如知马奶酒性冷、味甘、止渴、治热，广泛应用。《鲁布鲁克东行纪》里写道： 忽迷思（马奶酒）为蒙古人游牧习用之饮料……忽迷思可以久存，相传其性滋补，且谓其能治瘵疾。 说明对马奶酒等饮食治病已有了深刻认识。
　　另外，据史书记载，元代蒙古人还善于治疗脑震荡。惜具体治疗法语焉不详，无从知道，不过从今天蒙医学者治疗脑震荡的具体操作可知，是采取 以震治震，震静结合，先震后静 的辨证治疗方法，即根据不同症状采取不同治疗法。
　　元代蒙医学还吸收了国内外其它民族的先进经验。如曾将本草类书译成蒙文，元政府设了广惠寺，由阿拉伯医生主持，元上都有意大利医生行医，以及藏族医学等，这些都对蒙医学产生了良好影响。同时，蒙医学对其它民族的医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元代是蒙医学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它为后代蒙医学的完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蒙医学在诊断方面采取望、问、切，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方法，治病多用成药，并总结出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有不少在元代已有记载。
　　２。藏族医药学藏族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文成公主嫁吐蕃松赞干布时，是藏汉医药学交流的时代。文成公主于唐贞观十五年（６４１年）进藏时，带去大量书籍和百工技艺（包括药品和医生）。这些书籍中有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等，并被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后来金城公主进藏时再次带入大批医药人员和书籍，当时汉医马亚纳（藏文译音）和藏医别鲁扎纳等根据这批医学著作编著成《月王药诊》（藏名《门杰代维加布》）。这种交流促进了藏族医药学的发展。
　　藏族医药学的真正系统创立，据藏文文献记载，吐蕃王室御医宇妥？云丹贡布做出了重要贡献。８世纪后期，宇妥？云丹贡布受吐蕃王室的派遣，数次入唐，在五台山、打箭炉，以及藏南、日喀则、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游历，学成医药学返回吐蕃后著成《四部医典》（或译作《医方四续》），分为 根本续 、 详解续 、 口诀续 、 外续 ，对于人体病理、病症分类、治疗方法、炮制药物等，作出全面辨证论述，奠定了藏族医药学的基础。宇妥？云丹贡布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到了元代，由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藏族医药学在《四部医典》的指导下，无论在理论充实、临床诊治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此时藏族医药学对蒙古族等民族的医药学影响尤为明显，现代蒙医学仍将《四部医典》作为重要典籍来学习，同时蒙古族及汉族等民族的医药学也对藏族医药学产生了影响。
　　元代是藏医学的承前启后时期，它对今天藏医学的繁荣发展的贡献亦是很大的。藏族医药学的主要理论认为：由经脉肌骨和五脏六腑构成人体，存在着３种基本因素（风、火、水土）、７种物质（饮食、血、肉、骨、脂、髓、精）和３种排泄物（尿、粪便、汗），人体因内外因素失调而产生疾病。
　　其诊断学主要特点为望、闻、问、切，如望舌苔、辨尿色味、询问病情和以３个手指切诊寸、关、尺脉等。其治疗方法分内外两种疗法，内疗服用药物，也有因迷信而服用符箓等者；外疗有手术、针砭、艾灸、拔火罐、按摩、敷药、熏蒸、擦浴等方法。药物主要有动物、植物、矿物及人体之物等，将其炮制成丸、散、膏、丹、汤、浆、油、酒等使用。另外，元代还有念诵经咒祈祷等治病方法。
　　藏族医药学还有建立学校培养学生的传统。元代主要是在寺院里培养，到了１９１６年，拉萨成立了 门孜康 ，汉意为藏医藏历院，使这种教育更走上正轨。
　　３。维吾尔族医药学维吾尔族医药学亦有悠久的历史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亦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唐代官方修撰颁行的药物文献《新修本草》中，就记载有新疆出产的药物１００多种，说明当时维吾尔族先民就已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施药治病方法。另早在高昌回鹘（西州回鹘）时期，维吾尔族已有回鹘文医书，其中有许多治疗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妇产科的药方，并包括了食疗方。在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时期，能进行外科手术的著名医师伊麻木丁？喀什噶里，曾撰写了《医疗法规解释》一书。
　　到了元朝，维吾尔族医药学与汉族等民族的医药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如维吾尔族著名翻译家安藏曾将《难经》、《本草纲目》等汉文医学著作，翻译成维吾尔文，向维吾尔族人民介绍汉族的医学成就。汉族等民族也吸收了维吾尔族医学的一些独特治疗方法。这种交流与学习，使维吾尔族医药学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具体临床诊治方面，均有很大发展，形成独特体系。如其理论方面坚持以 土、水、火、空气 为代表的 四大物质学说 ，及 血津、痰津、胆津、黑胆津 的 四津体液学说 ，在人与自然，人体内部也有系统的辨证理论。在诊断方面，重视查脉、望诊和问诊。在治疗方面，对内科疾病以服药为主，多用糖浆剂和膏剂，并有熏药、坐药、放血、热敷、拔火罐、饮食疗法等方法，对心脏病、肝胆病、胃病、结石、痢疾、精神病等病症有较好疗效。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里就记载有维吾尔族饮食疗法。
　　对外科疾病的治疗有服药、敷药、烙法、热罨、结扎与普通手术等方法。在吐鲁番等地还有埋沙疗法，此种方法对治疗各种类型的关节炎、慢性腰腿疼、坐骨神经痛、脉管炎、慢性附件炎等，有明显疗效。这种方法后还传入了蒙古地区及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