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之北朝 三教 之争与儒学主体的定势

北朝 三教 之争与儒学主体的定势
　　（一）十六国时期儒学的发展
　　儒学对于十六国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是入主中原以后最有效用的思想武器，也是各少数民族接受封建化程度的标志。在十六国政权中，除前凉、西凉、北燕以外，皆为内迁的匈奴、羯、氐、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所建。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佛教是信奉的。如后赵建国者羯人石勒，便尊称西域龟兹名僧佛图澄为 大和上 ，请他参议军政大事。继位者石虎也认为： 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石虎还准许汉人出家为僧，免去他们的租税、徭役和兵役。又如后秦统治者羌人姚兴，对于西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也是推崇备至，待以国师之礼，并大力支持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但是，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非常明白，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加强对广大的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的控制，很需要得到儒家思想的帮助。因此，在当时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对儒学的重视程度是十分显明的。这里只就《晋书》记载中的史实以证之。
　　前赵创建者匈奴人刘渊， 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又载，刘渊 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 吾每观书传，常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他的长子刘和， 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 刘渊的四子刘聪， 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 刘渊的族侄刘曜， 读书志在广览，不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 ， 尤好兵书，略皆闇诵……，自比乐毅、萧、曹。由此观之，匈奴族刘氏一家数代都是十分重视儒学的。
　　后赵建国者羯族人石勒，由于出身 小吏 之家，可谓家世低微，又被掠卖为奴，因而目不知书。但他 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廷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 他对儒学非常称赞，认为是治国安邦所必不可少的学说，又起用张宾、张班、孟卓等士人，实行汉时征辟察举和魏时九品之制， 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他的第二子石弘， 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 ， 虚襟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 石勒的从子石虎， 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 又采用曹魏九品之制，认为三年一清定的选举法 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 可以看出，原来文化程度较低的羯族石氏一家，在建立后赵政权以后，也是极力推崇儒学并按照汉魏旧制去巩固新的统治秩序的。
　　在辽东地区，前燕建国者鲜卑族人慕容廆更是崇奉儒学。当西晋二京倾覆时，慕容廆遥奉晋室，虚怀引纳流亡至该地的儒士，并委以重任。他以裴嶷、鲁昌、阳耽等人为谋主，以逢羡、游邃、西方虔、封抽、宋奭、裴开等人为股肱，以封奕、宋该、皇甫岌、缪恺等人掌机要，以朱左车、胡毋翼、孔纂等人为宾友，以刘讚为东庠祭酒，令世子慕容皝和宗室国胄束修受业。
　　他本人在 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政声，礼让兴矣。 慕容皝执政以后，所选拔的人才多为 经通变异者.他 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廆的庶长子慕容翰，也是 善抚接，爱儒学，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乐而从之。 慕容皝的第二子慕容　　 ，不仅对儒家礼仪、朝服等颇有研究，而且 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大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 后燕建国者鲜卑族人慕容垂，为慕容皝的第五子。当他见二兄慕容　　 将坑降卒时，进谏道： 吊伐之义，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绥怀以德，坑戮之刑不可为王师之先声。　　从之。慕容垂的第四子慕容宝，在被立为太子以后，也是 砥砺自修，敦崇儒学。 总而观之，辽东地区的前燕、后燕慕容氏一家数代，对于儒家之学可谓推崇备至。正因为如此，当中原鼎沸狼烟四起之际，慕容氏以尊奉儒学为号召，并立郡以统治人，遂使 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 在关中地区，前秦统治者氐族人苻健、苻坚也提倡儒学。如苻坚在枋头亲自祭奠先师孔子，行礼于辟雍， 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修释奠焉。 他的长庶子苻丕，也是 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 族孙苻登，则是 长而折节谨厚，颇览书传。 后秦统治者羌族人姚兴，对于儒学格外重视。他在镇守长安时，便与中书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人 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 在执政以后，他每于听政之暇，引（姜）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 当时关中的儒生后进多赴洛阳求教于儒学大师胡辩，把关的尉官多方阻挠。他特敕关尉说：'诸生咨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 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姚兴的长子姚泓， 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 他拜儒学博士淳于岐为师， 岐病，泓亲诣省疾，拜于床下。 由于他的带动， 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 其他地区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儒学也是重视的。如四川地区成汉政权统治者巴氐族人李班， 谦虚博纳，敬爱儒贤 ，拜何点、李钊为师，与王嘏、董融、文夔等文士为友。又如山东地区南燕政权建国者鲜卑族人慕容德，弱冠时 博览群书，性清慎，多才艺。 《晋书》作者魏征在后记中曾称赞他 崇儒术以弘风，延谠言而励己，观其为国，有足称焉。 再如西北地区北凉政权建国者匈奴族人沮渠蒙逊， 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又说 吾与《中庸》义深一体 ，要奉行儒家 养老乞言 之风，并令 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荛。 如上所述，可知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接受过儒学的教育熏陶，执政前后也都积极地引用儒士和儒生。为什么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此重视儒学呢？一是因为儒学的本身，具有稳定社会、传授知识和移风易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由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的地位，而在经济、文化上却还远远落后于汉族。为了维护和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地区政权，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文化较高的汉族人民的控制，他们需要借助于儒家学说，承袭儒家规章制度，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合作。如后赵建立者石勒，对儒学的重要性认识是颇深刻的。早在他还是刘渊的部将时，就曾将河北地区的 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 ，以示保护和照顾。建立政权以后，他又下令族人 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他真心实意地礼请博涉经史的儒士张宾为谋主，于是，张宾率领全族投靠石勒，并倾心辅佐他，做到 机不虚发，算无遗策.又如前秦统治者苻坚，对王猛 一见便若平生 ， 若玄德之遇孔明.王猛亦全力以赴， 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 ，结果使前秦兵强国富，几乎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
　　十六国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重视儒学，不仅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大融合，而且对加速各少数民族向封建化过渡有着积极作用。从儒佛道三教力量对比说来，儒家学说在十六国存在期间里，代表着文明和进步，具有新的吸引力和更强的生命力。
　　（二）北魏立国以儒学为本
　　鲜卑族拓跋氏在统一北部中国时，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生活、习俗还保留着游牧部落遗风，可谓不知礼义，但对儒家文化是仰慕的。早在猗卢和拓跋力微时期，就对汉族士人莫含、燕凤等加以重用。
　　及至拓跋珪改代建魏之际，他除了礼聘招纳士人以外，甚至还采用武力办法去敦请士人。如清河士人崔玄伯便是在被迫依附拓跋珪后，由于极受重视转而积极支持拓跋珪的。拓跋珪接受崔玄伯建议，改国号 魏 ，建年号 登国 ，起用许谦为右司马，张衮为左长史。身为道武帝的拓跋珪曾问儒士李先： 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李先回答道： 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 于是，道武帝告令天下，收集经书，作为治国的方略。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生员达千有余人。接着，道武帝又诏命有司，正封畿、立爵品、定土德、尚黄服、谐音乐和申科禁，要以儒家礼乐制度去取代鲜卑族遗风旧规。天兴三年（公元４００年），道武帝又发出诏令说：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①。
　　这则诏令表明，道武帝是想通过儒家的 受命于天 、 五德终始 等学说，把北魏说成为前承尧统、后继汉祚的正统王朝，是上应天运、下符人意的合法政权。在这个前提下，他警告臣民不要滋生妄想非念，否则必遭罹祸，后悔莫及。显然，道武帝是以儒学作为他立国的理论根据。
　　相继即位的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珪和献文帝拓跋弘等人，虽然有的崇道，有的佞佛，但在安邦治民这一重大问题上，也莫不以儒学为依据。如明元帝本人 非礼不动 ， 礼爱儒生.他 虚心求贤 ，并于永兴五年（公元４１３年）下诏分遣使者，巡查和礼请熟通儒学的人出来做官。他还首次 祀孔子于国学，与颜渊配。 ②太武帝也是 兴于礼义 ，强调臣民们 在家必孝，处朝必忠。 神麔四年（公元４３１年），太武帝颁布求贤征士诏，大规模征召汉族士人，中原士族几乎被网罗殆尽。太延五年（公元４３９年）平凉州以后，太武帝又将士庶集体徙往平城。当时名儒如刘昞、张湛、宋钦、常爽等人，随众内迁以后，受到太武帝礼遇。他们或献经史之书，或开馆授徒，或修订典章，或著书立说，对北魏汉化和儒学发展均有很大影响。太武帝本人虽然戎马倥偬，但他博通诸经，立说著书，又下诏说：为了 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 ， 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 ①此后如文成帝、献文帝，也都强调要以儒家的 礼 、 孝 治国，做到 贵贱有章，上下咸序 ，严令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 ②皇兴二年（公元４６８年），献文帝 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 ③以上事例表明，北魏王朝的统治者不但主动吸收儒学，自学儒化，而且积极推行儒家礼仪制度，多次祭奠孔子，公开挂起儒家的旗帜。换句话说，在儒佛道三教中，北魏初期的统治者总是把儒学看成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他们的积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拓跋氏原有的落后观念，为拓跋氏封建化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①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②　　 《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
　　①　　 《魏书》卷四《世祖纪》。
　　②　　 《魏书》卷五《高宗纪》。
　　北魏儒学的发展，在孝文帝拔跋宏时达到了新的高峰。据《魏书》本记载，孝文帝本人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控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 他本为封建帝王，却俨然是一位儒学大师，在清徽堂、苑堂给群臣讲经，又亲临太学问博士经义。他要以儒学治国的思想和措施，不仅比他的祖辈更加激进，而且也大大超过了南北对峙的南齐政权。综合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尊孔：如太和十三年（公元４８９年）， 立孔子庙于京师 ；十六年（公元４９２年）， 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 ；十九年（公元４９４年），孝文帝南下鲁城时，亲祀孔庙。不久，又 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 ， 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 第二，崇礼：孝文帝多次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对朝仪、祭仪、婚礼、丧礼、乡饮礼等都有研究。他是我国历史上皇帝向群臣讲 丧服 礼的第一人。当他祖母冯太后死后，他表示要按古礼守３年之丧。他还下令民间恢复 乡饮礼 ，改变 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序乱 的状态。通过崇礼，以维护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的封建伦理制度。第三，重孝：孝文帝认为， 孝顺之道，天地之经 ， 五孝六顺，天地之所先.为了嘉奖孝悌之人，孝文帝多次下令地方官吏要将 孝友德义 者 具以名闻 ；又立 国老 、 三老 、 庶老 ，扩大养老的范围和待遇，修订养老制度。在太和十年（公元４８６年）和十八年，还特意对年老而无所依靠的人作出送养衣粟的具体规定。对于不孝之人，他认为必须予以严惩。他在太和十一年（公元４８７年）曾下诏说： 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 ①意思是对不孝之人处罚太轻，需要重修法律。诏令又说： 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在孝文帝看来，罪人犯了死罪，但其亲长却因此绝嗣和无人供养，不如在定罪以后，先让犯人留下以养亲，这样既体现君主提倡孝道的心意，又不失国法威严。
　　以上所举的尊孔、崇礼和重孝，可以说是孝文帝以儒治国的集中表现。他如孝文帝推行的着汉服、说汉话以及班禄制、三长制、均田令等诸项改革，也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在北魏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前提下，一时之间，名儒辈出，著述良多，而且名儒们还是 弼谐庶绩 ， 兼达政术 ，栖身于政坛。诸如崔宏、崔浩、高允、卢玄、李灵、李顺、李孝伯、游雅、游明根、高闾和李冲等人，都以通晓儒学参与朝政。崔宏之总裁官爵、礼仪，崔浩之制定律令，高允之审订刑律，李孝伯之参与军国机密，高闾之力主班禄，李冲之议立三长等等，对于巩固北魏政权和加速鲜卑族封建化进程，都作出了成绩。太武帝拓跋焘甚至说： 朕有一（李）孝伯，足理天下。 又见《儒林传》载，在北魏一朝１７位名儒中，诸如梁越、张伟、梁祚、平恒、刘献之、孙蕙蔚等人，或以秘书令、秘书监典朝权，或出任为州刺史、郡太守，也不是单纯开馆授徒之辈。
　　这与南朝偏重讲学和研究义理是不同的。
　　③　　 《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礼志一》。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
　　另外，北魏儒士们的治经方法，虽然上承两汉，比较重视师承关系，却并无汉代那种严格的家法，不再专研一经，而是兼通诸经。如梁越 博通经传 和沈重 博览群书，学通诸经 等便是。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北魏儒士们不但一改汉儒那种 白首穷经 的思路，而且在从师问     道时，不再恪守 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 的藩篱，强调择师而从和自创新说。如当时儒学大师徐遵明，就先后师事王聪、张吾贵、孙买德和唐迁等人，由于他博采众家之言，自创新说，因而在著述和讲授《春秋义章》时，自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北魏一朝的儒学，不但在 三教 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成为加强和巩固北魏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而且也由于儒士们敢于怀疑和评说前人，做到师心自见，使儒学在融汇百家之说中继续向前发展了。
　　（三） 三教 交融和儒学为主体的格局
　　北朝时期的儒佛道 三教 的冲突与圆融，与南朝的情况多有不同。
　　佛教在北朝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不像南朝那样被梁武帝奉为 国教 ，而是遭遇到我国佛教史上 三武之厄 中的两次—— 太武帝灭佛 与 周武帝灭佛 （另一次为 唐武宗灭佛 ）。可谓命运多乖，道路维艰。有趣的是，北朝佛寺之多，佛徒之众，却又大大地超过了南朝；我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净土宗，也初建于北朝；称为我国三大艺术宝库中的两个——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又是在北朝时期开凿出来的。从文化思想角度而言，北朝佛教的种种回旋曲折，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继续撞击下出现的智慧之光与艺术之花。
　　佛教是以 戎教 的身份在中原北国立定脚跟的。道武帝入主中原之初，由于 戎车屡动，庶事草创 ，因而 未建图宇，招延众僧 ，而是致力于启用儒士，希望从汉族士大夫那里吸取汉族文化及治国经验。他后来虽然征召沙门法果来京师，让法果绾摄僧徒，供施不乏，但只是礼节上应酬而已。
　　太武帝即位以后，对名僧昙曜、师贤等人亦加礼敬，并延请僧人玄高为太子晃之师，但这位 聪明雄断，威灵杰立 的帝王，却也 未存览佛教，深求缘报之意。 及至太武帝信秦道教，又重用士族崔浩等人，便开始沙汰僧尼还俗。太平真君七年（公元４４６年），太武帝因疑长安一佛寺僧徒与盖吴通谋叛乱，于是下诏灭佛，表示 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 这次灭佛斗争，可以视为是儒道二教联合行动的结果，它使佛教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太武帝死后，继位的文成、献文二帝转而崇奉佛教，修建了号为 天下第一 的永宁寺，并在大同云冈开凿石窟。一时之间，佛教又得以复兴。孝文帝以尊孔崇儒以安邦定国的宏图出发，对佛教僧尼曾进行检括沙汰，并下诏订立《僧制》４７条，使佛教发展有所遏制。但在北魏后期，继位的宣武、孝明、孝庄、孝武诸帝都信奉佛教，使佛教又泛滥开来。略而计之，北魏末年时僧尼共达二百万，寺庙三万有余。这是北魏佛教的大概情形。
　　那么，道教在北朝 三教 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应该如何估价呢？北魏初期，天师道（即五斗米道）亦流行于中原北国。北魏王朝创建者拓跋珪，虽然戎马倥偬， 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 天兴（公元３９８- ４０４年）中，仪曹郎董谧曾向拓跋珪上献道教的服食仙经数十篇。拓跋珪于是设置仙人博士，修建仙坊，煮炼百药，又封禁西山作为炼丹药的道场①。照此说来，拓跋珪对于道教还是信奉的。但是，北朝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即《太平青领书》），有着呼吁公平、反对巧取豪夺和同情贫苦百姓的内容，并在农民反抗斗争中曾起过号召和联络的作用，这是为入主中原的鲜卑贵族无法容忍的。为此，只有对道教进行改革，使之成为鲜卑贵族统治各族人民的思想武器，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于是，在太武帝时，道士寇谦之开始改革道教。
　　寇谦之（公元３６５- ４４８年），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人。他曾随道士成公兴入华山、嵩山修道，伪称曾受太上老君（即老子）嘱托，并授予 天师 之位。他为了改革道教，在嵩山编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２０卷和《天中三真太文录》（即《篆图真经》）６０多卷。这两部经书，就成为寇谦之清整道教的依据。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寇谦之改革道教，是在北魏统治者积极支持下进行的。始光元年（公元４２４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之初，寇谦之至平城献经，得到信奉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大力帮助。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又上疏太武帝盛赞其事。太武帝本有成仙的奢望，又欣赏寇谦之自愿出山以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之说，便派遣使者奉玉帛牲牢以祭嵩岳，又敬接寇谦之的弟子４０多人入平城。太武帝尊称寇谦之为天师，在京城东南建造了一座高达５层的天师道坛， 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 ①正是在太武帝积极支持下，道教在中原北国迅速流传开来。北方道教经过寇谦之的改造，其修道内容和方法已不同于早期道教，也与东晋葛洪的金丹道教有明显差别。略而言之，这个新天师道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除去 三张伪法 （三张为早期道教建立者张陵、张衡、张鲁），制订教诫、教规，强调内功修行，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道教体系；其二，反对男女房中术消灾祛祸的伪说，使道教逐渐脱却愚昧状态，向比较精致的宗教神学方面转变；其三，以礼拜求度为主，辅之以服食丹药和闭精练气，不再强调符咒；其四，主张男女信徒可以在家立坛，不一定要出家修行，简化了求功德的方法；其五，制定帝王亲至道坛受篆制度，要封建君主接受道教的洗礼。这些新的规章制度，使道教逐渐抛弃了庸俗的符咒、房中等骗术，也为贫苦百姓兜售出廉价的门票，赢得了更多的信徒。尤为重要的是，经过寇谦之改革后，道教已把 心识 作为得道的重心，将其他宗教行为看成是完善自我精神世界的辅助手段，从而充实和发展了道教神学理论。太平真君七年（公元４４６年），太武帝诏令灭佛以后，佛教受到严重打击，道教因而一度被奉为 国教 了。
　　在佛道二教互相消长的过程中，儒学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迨至北齐、北周时期，儒学的发展更是灿然可观。如在北齐，由于文宣帝高洋、武成帝高湛等帝王的重视，使得 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优异者亦蒙抽擢。 ①在北周，儒学兴盛的情况比北齐更要好。据载： 及太祖（文皇帝宇文泰）受命，雅好经术。……由是朝章渐备，学者向风。世宗（明皇帝宇文毓）纂历，敦尚学艺。……洎高祖（武皇帝宇文邕）保定三年（公元５６３年），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征沈重于南荆，……待熊生以殊礼。……虽遗风盛业，不逮魏晋之辰，而风移俗变，抑亦近代之美也。 ②另见苏绰为宇文泰拟订的《六条诏书》，每一条都深透着儒家的精神。
　　如第一条 先治心 中说： 故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然后继之以无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训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 ③其他如 敦教化 、 尽地利 、 擢贤良 、 恤狱讼 、 均赋役 各条，则要求臣民言必出自《四书》、《五经》，行为合乎礼义仁爱，做到官省民清，上下乃安。这《六条诏书》，就成了北周一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
　　①　　 《北齐书》卷四十六《儒林传》序。
　　②　　 《周书》卷四十五《儒林传》序。
　　③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以上是北朝时期儒佛道 三教 的基本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就 三教 比较而言，儒学始终受到北朝统治者高度重视。究其原因，是由于儒学那治国平天下的宏旨，修身齐家的品德，天人合一的学说，三纲五常的信条，以及重视六艺的传习教化等等，是佛教、道教乃至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于比拟的。
　　况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还可以上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下及两汉和魏晋，源流久远，蒂固根深，并已与极大多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和最基本的内容。因此，尽管佛教和道教自成一派势力，但在北朝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儒学仍然居于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这一情况到了北周武帝时，便初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二教为两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
　　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５４３- ５７８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他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并于建德六年（公元５７７年）消灭北齐，实现了中原北国的初步统一，又将势力发展到长江上游，为后来隋朝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方面，周武帝也曾起过不小的作用。天和二年（公元５６７年），周武帝本着富国强兵、一统中国的宏愿出发，曾召集朝廷大臣和沙门、道士等方面的代表，在大德殿前讨论儒佛道 三教 的优劣。
　　按照周武帝本人的基本态度，是想定儒学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当时的朝廷实权仍掌握在大冢宰宇文护手里，而宇文护是笃信佛教的，再加上道安、甄鸾等佛教领袖上书诋毁道教，使得 三教 座次问题未能得出结论。
　　建德二年（公元５７３年），正式执掌大权的周武帝，又一次诏令群臣、沙门、道士三方面代表进行辩论。第一轮辩论结果是：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换句话说，通过争论和比较，儒学居于首位已不成问题，但在佛道二教之间的矛盾却愈演愈烈。当时的名僧如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人均奋起抗争，极力排斥道教。周武帝见佛道二教座次问题一时难于认定，宣布暂时中断争论。
　　建德三年（公元５７４年）五月，佛道二教座次之争再度展开。这次辩论会，由周武帝亲自召集主持，佛教的代表人物为智炫，道教的代表人物为张宾。本来，周武帝原意是要罢斥佛教，为道教护短，因而认为佛教 不净.但智炫奋起力争，揭露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使道教的流弊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张宾也唇枪舌战，揭发佛教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同月十五日，周武帝终于作出了同时禁断佛道二教的决定。《周书》本纪载道： 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于是，儒佛道 三教 座次之争，经过前后七年的酝酿与争论，儒学为 三教 之首已被认定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周武帝禁断佛道二教，并不是要消灭二教，而是要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使与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架得以建立起来。同年六月，他曾立通道观，并为此下诏说：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包空有，理极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远，淳离朴散，形气斯乖。遂使三墨入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旧矣，不会有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①。
　　①　　 《周书》卷五《武帝本纪》。
　　纵观诏令，周武帝并没有全部否定佛道二教，而是要吸取它们的 济养黎元 的成分，并以载有 圣哲微言，先贤典训 的儒学为主体，从而 扶成教义.当时，在通道观里共有学士１２０人，都是儒佛道 三教 的名流，而且以朝廷官员的身份参加。通道观里的学士们，研究 三教 的哲理，探讨宏深的 至道 和幽玄的 理极 ，企图以此去改变各教之间 歧路已分 、 争驱靡息 的状态，达到 一以贯之 的三教归一，更好地为巩固社会秩序和实现全中国统一事业服务。
　　又过了３年（公元５７７年），周武帝灭北齐，实现了中原北国初步统一。
　　他御驾亲赴邺城，召请５００名僧人赴殿，向他们讲说尊儒罢佛的意义。不久，他发出诏令，将原北齐境内的寺院赐给王公，让僧尼蓄发还俗，同为编户。
　　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则量才任以官职。因此，这次的灭佛行动是比较温和的。当时，如名僧昙崇出任光禄大夫，法智升迁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因此，周武帝灭佛收到了 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和 国安民乐 的经济政治效果。
　　北朝儒佛道 三教 之间的冲突与圆融，是这一时期思想意识形态结构的基本内容。结果是：一个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二教为两翼的中华文化构架初步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