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习俗史之衣食居处习俗

衣食居处习俗
　　（一）服饰习俗
　　１。木屐、芒屩、靴子
　　屐、屩、靴，三者均属鞋类，但又有不同。
　　《释名》说： 屐，搘以践泥也，为两足搘以践泥也。帛屐作之如屐者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不可以践泥，屐可以践泥也，故谓之屐.搘，即支，支撑之意。据《释名》的解释，可知屐为一种蹚水踏泥时穿的鞋子。
　　《晋书？阮籍传》记载： 祖约性好财，（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挡不尽，余两小簏，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 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蜡屐即在屐上涂蜡，以加强其防水性能。屐不但用于蹚水，还用于登山。《南史？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喜好登山越岭，幽深险峻之山，岩障千重之峰，莫不毕至。 登蹑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正因为屐用于登山涉水，在泥泞粗砺的道路上使用，所以人们制造它时，要考虑其坚固耐磨的性能。《南齐书？虞玩之传》载： 太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屐造席。太祖取屐视之，讹黑斜锐，蒵断，以芒接之。问曰：' 卿此屐已几载' ？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著已二十年，贫士竟不办易。'此记载原意为虞玩之不弃旧物，屐穿得破烂至此犹不肯换。但一双屐能穿２０年，亦见此屐之耐用。东晋南朝，著屐之人相当多。《晋书？谢安传》载：淝水之战，谢玄等打败苻坚，消息传来，时谢安正与客围棋。棋罢，谢安回屋，过门槛时，将屐齿折断，由于高兴，竟丝毫不觉。同书《五行志》载： 旧为屐者，齿皆达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阴卯.这记载是作为预兆不祥的服妖而出现在史书上，但我们剔除其迷信成份，可以看到屐在东晋时流行变化的情况。《宋书？刘凝之传》记载，刘凝之不吝财，有人曾错认刘凝之的屐。刘凝之说： 这双屐我已穿坏，我让家人拿一双新的赔你.后来此人找到自己所失之屐，将新屐退还，刘凝之不肯再要。《南史？沈麟士传》载：沈麟士曾在路上走， 邻人认其所著屐，麟士曰：' 是卿屐邪？' 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 非卿屐邪？' 笑而受之.《太平御览》引《元嘉起居注》说： 刘桢弹广州刺史韦朗赃有白荆屐六七十量。 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几点，第一，屐多为木制，下有齿，以防滑，还要经过涂蜡加工，制做工艺较复杂。第二，所穿的屐丢失，还要寻找，以致误别人之屐为己所失，甚至在官任上利用职权为自己做大量屐，以至被劾为贪赃。可见屐在当时属较贵重之鞋。
　　与屐有关的鞋还有屩。《说文》曰： 屩，屐也。 然而二者不完全相同，《释名》说：　　，草屐也，出行着之。　　 轻便，因以为名也.联系前引《释名》，屐与　　 ，又有可践泥与不可践泥的区别，可见　　 为屐的一种，多以草为之，较轻便，因而又有芒　　 之称。因其材质非木，故没有屐耐穿，又不耐泥水浸泡，所以不如屐贵重。《晋书？刘惔传》载： （刘）惔少清远，有标奇，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芒　　 以为养，虽草门陋巷，晏如也.《南史？褚彦回传》载：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
　　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著芒　　 ，于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时年十余，甚有惭色。 时值宋魏元嘉大战，褚湛之让子弟穿上轻便的芒　　 ，以便危急时行走方便。从其让子弟著芒　　 习行来看，当时贵族是不大穿芒　　 的。因为芒　　 为草编，穿上扎脚，若长时穿此走路，肯定不会好受。这一点我们从另一条材料中可以看出。《梁书？沈瑀传》载：沈瑀为余姚县令，初至任上，见一些有钱的吏属全都穿着华衣丽服，以显示比其他吏人高贵。沈瑀大怒，说： 你们这些下等县吏，胆敢自比贵人.便让他们换上芒　　 布服，终日侍立。稍有站立不稳，便大加捶笞。这些平日鲜丽美服的富吏，穿着芒　　 ，侍立蹉跌的窘状可以想见。南朝的达官贵人穿芒　　 者亦有记载。《梁书》载，范缜在刘　　 门下时，一直是芒　　 布衣，徒行于路。处士何点， 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 通隐'. 《陈书？沈众传》载： （沈）众性■啬，内治产业，财帛以亿计，无所分遗。其自奉养甚薄，每于朝会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屦。永定二年，兼起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服布袍芒　　 ，以麻绳为带，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噉之，朝士共诮其所为.以上所引著芒　　 之人，或因俭，或因吝，总之属特例，不代表上层社会的风气。南朝士人一般不穿　　 ，还有一条材料最为典型。《魏书？李孝伯传》载，魏宋元嘉之战时，李孝伯受命与刘骏长史张畅对话。李孝伯对张畅说： 君南土士人，何为著　　 ？君而著此，将士云何？ 可见南土士人不穿　　 ，连北方士人都知道。上层社会不穿芒　　 ，是因为不论从材质上还是舒适感上，芒　　 都不如木屐。《宋书？五行志》载： 元康至太安间，江、淮之域，有败编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宝尝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视之，悉复如故。民或云，见狸衔而聚之。 《晋书？五行志》亦有与此相同的记载，而且更明确地把 败编 记成 败　　. 可见败编即为破草　　.前述木屐时，有穿至２０年不愿弃之例，而且史籍中没有弃屐之载。而破敝的芒　　 却扔得满地皆是，也反映了二者间的贵与贱。
　　上述屐与　　 亦反映了一个共同点，二者虽有贵贱不同，但均为南朝的鞋子。我们说屐与　　 流行于江南，并非说其在北方绝无踪迹。《晋书》记载，早在三国时，诸葛亮北伐不成，病死五丈原，蜀军退走，司马懿出兵追之。
　　关中多蒺　　 ，帝使军士两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蒺　　 悉著屐，然后马步骑俱进。 同书又载，石勒攻刘曜时，派人穿着铁屐施钉登城。二者均为用于军事目的的著屐特例，并不代表北方之俗。
　　北方流行穿靴之俗。《释名》说： 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 三国曹操《与太尉杨彪书》中，记载赠给杨彪的东西中就有 织成靴一量.《晋书？石季龙载记》载： 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袴，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于戏马观。 《北堂书钞》亦载： 石虎皇后出，女骑千人，脚皆着五色靴也。 前燕慕容皝《与顾和书》中也有 今致绣袜一量，绣靴一量之语。《太平御览》引《北齐书》载： 郑太妃初与神武避葛荣，同走并州，负困，燃马尿，自作靴。 《北齐书？高谐传》载，任城王高谐在任并州刺史时，审理过一个关于靴子的案件。有妇人在汾水边洗衣，将新靴置河边。有一乘马人经此，将新靴拿走，旧靴留下，妇人持旧靴到高谐处告状。高谐便将城外的老太婆们召集一起，拿出旧靴对她们说： 有个骑马人在路上被强盗所杀，留此遗物，你们认识不？ 有一老太婆见此靴便大哭说： 这是我儿子的靴，昨天他穿此去其岳父家。 于是抢靴之人很快被查出。上述诸事，或以靴为礼相赠，或为丢靴诉讼官府，可见北方穿靴之俗。
　　总结关于屐、　　 、靴的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屐、　　 一般流行于南方，上层社会多著屐，下层社会多穿　　.穿靴则为北方之俗。情况大体如此。
　　２。服装的等级限制与突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服装上对各阶层人们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其尊卑之别靠服饰的面料、形制、颜色等来体现。例如帽子，有冠、冕、弁、帻、巾、帽等。据《晋书？舆服志》载，通天冠为皇帝所戴。平冕、远游冠、缁布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法冠、长冠等为王公贵族们所戴。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等为舞人、宦者所戴。却敌冠、樊哙冠等为殿门卫士所戴。
　　巾为尊卑共服之物。帽亦如是。这是从名称上体现尊卑。又如进贤冠，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别。 人主元服，始加缁布，则冠五梁进贤。三公及封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乡亭侯，则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书，关中内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则冠两梁。中书郎、秘书丞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太子洗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门郎、小吏，并冠一梁.这是从形制上加以区别。又如■， 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 ，这是以颜色加以区别。
　　关于服装等级的种种区别，《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等史籍志中有详尽的记载，此不能尽述，只取其荦荦大者略述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的等级规定虽然很严，但具体实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朝廷的种种规定往往不能实行。
　　《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载，三国曹魏末，夏侯玄议论当时的服装制度说：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　　 镂之物，自是以下，杂綵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也。欲使市不鬻华丽之色，商不通难得之货，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质之宜，取其中则，以为礼度。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若夫功德之赐，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后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
　　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则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由此可见，在曹魏末期，已出现朝臣之服侔于至尊，玄黄之采得通于下的局面。民间私做雕刻之物，商贾贩卖难得之货，市场出售华丽织物，使得服装等级制度难以维持。夏侯玄对此提出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的建议，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当时的当政者司马懿认为此建议虽好，但难以实行，终未采纳。西晋时，傅咸上书说： 古者后妃乃有殊制，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可见此时服装越制的现象仍很严重。
　　十六国时，前赵刘曜下禁令： 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以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 前秦时，又出现商人车服之盛拟于王侯的现象。黄门侍郎程宪进言，要求 肃明典法.苻坚下令说： 非命士以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皁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南朝刘宋时，周朗上书说： 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侯，佣卖之身，制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睨；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源，实先宫阃，又妃主所赐，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为节目。金魄翠玉，锦绣縠罗，奇色异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赐。 从周朗上书中可见刘宋时服制的尊卑之别已被打乱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４８７年），孝文帝下诏： 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
　　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孝文帝此诏，松弛以前的禁令，意在进一步提高北魏纺织品的生产水平。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北魏后期纺织品的生产甚至超过了南方。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 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珍八味，仆隶毕口 的局面。为此，元雍曾上表请求下令：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绵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者鞭一百。当时的执政者灵太后从之，但此令并未久行。
　　上述事实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服装的等级规定往往有程度不同的突破，尤其是在服装用料方面，几乎是尊卑不分。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原因。第一，魏晋南北朝的服饰规定以《周礼》为模式，而秦汉时在服饰方面已违周礼久矣。《晋书？舆服志》说： 《周礼》，弁师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变古制，郊祭之眼皆以袀玄，旧法扫地尽矣。汉承秦弊，西京二百余年犹未能有所制立.秦汉２００多年在服饰上的不遵周礼，自然有其原因，而且对魏晋南北朝有直接影响。欲摆脱这种历史影响而远循周礼，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纺织业的生产水平已大大高于以前，在北方尤其突出。早在三国时，洛阳地区就有马钧改造旧织机之事发生。至北魏时，由于北方的长期稳定，其纺织品的生产水平已超过南方。据《魏书？宣武灵皇后传》载： 后幸左藏，王公、嫔、主以下从者百余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 仅此一事，就可反映出北魏时纺织品的生产能力。这就为社会地位低的人穿锦绣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三，所谓服饰僭越者，一为商贾，二为贵族家的婢妾。商贾社会地位虽低，但贱而不穷，婢妾有主人给撑腰，所以难禁。第四，从衣料上划分贵贱本身违背人的消费本能。在等级社会，人的地位虽不同，但在消费上追求舒适却不会因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谁都知道罗縠绸缎比粗布舒适，只要是有可能，贱人也愿穿华丽之服。
　　３。妇女的装饰《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载： （诸葛）恪尝献（孙）
　　权马，先■其耳。范慎时在坐，嘲恪曰：' 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 恪答曰：' 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 诸葛恪用母为女穿耳附珠之事，说明自己残马耳非不仁之举，可见女人穿耳附珠在当时司空见惯。这种穿耳附珠的耳饰称 珰珥.珥，又作瑱。《释名》在解释瑱时说： 瑱，镇也。悬珰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此本出于蛮夷，蛮夷妇女轻浮好走，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仿之也.如果说对少数民族妇女来说，悬珰耳旁是为使其自重不妄听，那么当中原妇女仿效之后，其装饰意义显然大大加重。
　　耳饰之外还有头饰。步摇即头饰之一种。《释名》说： 后首饰曰副。
　　副，覆也，以覆于首上，有垂珠，步则摇也。 《三国志？吴书？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皓 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工匠因缘偷盗，府藏为空。 假髻也为头饰的一种。《宋书？五行志》载： 晋海西公太和以来，大家妇女，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于木上，呼曰' 假头'.人欲借，名曰' 借头' ，遂布天下.假髻事先做好，可摘可戴，还能借人，类似今天的假发。钗镊也为此时期妇女的首饰。《太平御览》引《晋记》载： 王达妻卫氏，太安中为鲜卑所掠，路由章武台，留书并钗钏访其家.同书又引《晋令》说： 六品下得服金钗以蔽髻.又说： 女奴不得服银钗.《宋书？明帝纪》载，泰始三年（公元４６７年），九月戊午， 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南齐书？文安王皇后传》载： 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裳及首饰，而后床帷陈设故旧，钗镊十余枚。 同书《周盘龙传》载： 盘龙爱妾杜氏，上送金钗镊二十枚，手敕曰：' 饷周公阿杜。'南朝刘宋刘敬叔《异苑》说：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盗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致讨执。东阳长山县吏李瑫，义熙中遭事在郡，妇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白鱼跳落妇前。剖腹得所愿钗，夫事寻散.梁汤僧济《詠渫井得金钗诗》说：昔日倡家女，摘花落井边。
　　摘花还自插，照井还自怜。
　　窥窥终不罢，笑笑自成妍。
　　宝钗于此落，从来非一年。
　　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
　　此人令何在，此物今空传。
　　诗人于井中得金钗，描述倡家女于井边自照落钗于井，非常生动。从 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传 二句看，倡女井边之态纯属诗人想象。但妇女以钗为饰并非想象，而是反映了当时妇女戴钗之俗。
　　魏晋南北朝时妇女的饰物除了首饰、耳饰外，还有钏，《太平御览》引祖台之《志怪》说： 建安中，河间太守刘照夫人卒于府。后太守至，梦见一好妇人，就为室家，持一双金鏆与，太守不能名。妇人乃曰：' 此錗鏆。
　　錗鏆者，其状如纽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丧，言有錗鏆。开棺视夫人臂，果无复有錗鏆焉。 此中錗鏆，为戴在胳膊上的装饰，即钏。《南齐书？东昏侯纪》载：萧宝卷妃潘氏的服饰， 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魄钏一只，直百七十万.除了装饰物以外，妇女的发式在魏晋南北朝时也很有特点。此时期见于记载的发式有：灵蛇髻、反绾髻、百花髻、芙蓉归云髻、缬子髻、堕马髻、流苏髻、翠眉惊鹤髻、飞天紒、回心髻、归真髻、郁葱髻、凌云髻、随云髻、叉手髻、偏■髻等①。这些发式呈现了名目繁多、式样更新的特点，是魏晋南北朝服饰的重要内容。
　　①　　 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二）饮食习俗
　　１。饭与饼
　　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饭有麦饭、粟饭、稻米饭等。麦饭即大麦米所做之饭。《南齐书？刘怀慰传》载：刘怀慰任齐郡太守时，郡中有一人送一斛新米给他。刘怀慰拿出自己所食的麦饭对他说： 旦食有余，幸不烦此.并著《廉吏论》以表达自廉之意。《梁书？武帝纪》载，萧衍父亡，其在服期之内不吃稻米，只吃大麦，每天只吃两溢。《陈书？孔奂传》载，萧梁末，陈霸先辅政。北齐遣东方老、萧轨等来犯，当时南朝梁 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唯在京师.陈霸先便提升孔奂为贞威将军、建康令。由于连年兵荒，民户锐减，无处征粮。而陈霸先已经定好与北齐军决战的日期，便令孔奂多准备麦饭，用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孔奂准备数万裹。陈霸先军早晨吃毕，将剩饭弃掉，随即决战，大败北齐军。《魏书？卢玄传》载，卢义禧 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 以上数例可以看出，麦饭或为生活清俭之人所食，或在兵荒缺粮之时作为军粮，说明麦饭在当时属较粗粝的低等食物。粟饭，即小米饭。《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司马昭准备去陇右击姜维，中领军许允准备趁司马昭辞行时将其杀掉，夺其兵权。司马昭入宫，魏帝正在食粟。这时，伶人在旁唱： 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即鸭，伶人用 鸭 谐 压 ，让魏帝压制许允之谋。魏帝惧，果不敢行许允之谋。同书《卞皇后传》注引《魏书》己载，卞太后的左右之人， 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卞太后左右的 俭 ，恐怕指菜食无鱼肉之言，因为粟饭在北方普遍流行，卞太后吃粟饭不应算是特别。粟饭在北方虽不算粗食，但在南方却被视为粗饭。《宋书？宗慤传》载：宗慤未贵时，其乡人庾业，家甚富豪，常设方丈之膳以待宾客。而宗慤到来，庾业却另设菜璽粟饭，对客人说： 宗慤是军人，吃惯了粗食.可见在吃稻米的南方人眼中，粟饭比不上米饭。稻米饭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属饭中上品。《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略》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曹操与众人大会，在会上嘲弄王朗说： 我不能效法你当初在会稽时被粳米饭所折服之事。 王朗仰头而叹说： 要做到恰到好处真难啊！ 曹操问： 此话何意？ 王朗说： 我当初在大家都没认识粳米之美时而折服之，此为未可折而折。但今日粳米之美已众所周知，明公今日是应折服而不折也。 《晋书？石崇传》载： 初，崇家稻米饭在地，经宿皆化为螺，时人以为灭族之应。 此记载中米化为螺之事尽可不信，但石崇食稻米饭乃无可置疑。石崇是西晋时有名的豪奢之人，其与王凒斗富之事在历史上很有名，稻米饭能上他的餐桌，亦见其贵。由于北方并非处处皆宜种稻，以至有侵占官家稻田之事。《晋书？裴秀传》记载： 司隶校尉李歖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诏又以秀干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为食稻不惜冒丢官之险，可见人们对稻米的喜爱。
　　北方产麦多于稻，小麦可以磨成面粉，因此北方面食盛于南方。面食当中，以饼为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之饼，种类繁多，有的虽称饼，却与我们今日所见之饼相去甚远。如蒸饼。《晋书？何曾传》载，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 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昧，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 《太平御览》引《赵录》载： 石虎好食蒸饼，常以干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坼裂方食。及为冉闵所篡幽废，思其不裂者不可得.可见蒸饼类似今日的馒头、枣馒头。与蒸饼类似的还有面起饼。《南齐书？礼志》载： 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　　. 汤饼虽称饼，也与今日之饼不同。《世说新语？容止》载：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日，与热汤饼。
　　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南方也食汤饼，《荆楚岁时记》载： 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饼.与汤饼类似的还有水引饼，《南齐书？何戢传》载： 太祖为领军，与戢来往，数置欢？。上好水引饼，戢令妇女躬自执事以设上焉。 上述诸饼，虽有饼之名称，却与今日之饼大异。
　　此外，还有与今日之饼同者。如胡饼。《太平御览》引《幽明录》载： 姚泓叔父大将军绍总司戎政，召胡僧问以休咎。僧乃以面为大胡饼，形径一丈。
　　僧坐其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次食正南，所余卷而吞之，讫便讫去，了无所言。是岁五月，杨盛大破姚军于清水。九月，晋师北讨，扫定颖洛，明年遂席卷丰镐，生擒泓焉。 此载为神怪之事，但此中的大胡饼，是以现实生活中的胡饼为原型的。 形径一丈 说明其圆， 卷而吞之 亦见其扁。
　　形状与今日之饼无异。关于胡饼的记载很多。《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载： 王长文，州辟别驾，阳狂不诣，举州追求，乃于成都市见，蹲地啮胡饼.同书又载： 王羲之幼有风操，郗虞卿闻王氏诸子皆后，令使选婿。
　　诸子皆饰容以待客，羲之独坦腹东床，啮胡饼，神色自若。使具以告。虞卿曰：' 此真吾子婿也'.问为谁，果是逸少，乃妻之.食饼习俗，南北方皆有，但北方面食普遍，其制饼的水平高于南方。《艺文类聚》引梁吴均《饼说》载：宋公至长安，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 今日之食，何者最先？ 季曰： 仲秋御景，离蝉欲静，燮燮晓风，凄凄夜冷。臣当此景，唯能说饼.公曰： 善.季乃称曰： 安定噎鸠之麦，洛阳董德之磨，河东长若之葱，陇西舐背之犊，抱罕赤髓之羊，张掖北门之豉。然以银屑，煎以金铫。洞庭负霜之桔，仇池连蒂之椒，调以济北之盐，剉以新丰之鸡。细如华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银泥。既闻香而口闷，亦见色而心迷。' 公曰：' 善'. 吴均所说之饼，似北方的烧饼。《齐民要术》中有 作烧饼法 ： 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鼓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令起。 所述之原料，与吴均所说大致吻合。北方烧饼 闻香而口闷，见色而心迷 ，其制作水平确实很高。
　　２。羹与粥羹与粥均为食品中的稀饭，即今天所说的流食。
　　《晋书？陆机传》载，南方人陆机吴灭后入晋。西晋侍中王济曾指着羊酪问陆机： 卿吴中何以敌此？ 陆机答： 千里蒪羹，未下盐豉。 时人以为名对。蒪羹即鱼菜羹，《齐民要术》引《食经》说： 蒪羹：鱼长二寸，唯蒪不切。鳢鱼，冷水入蒪；白鱼，冷水入蒪，沸入鱼与咸豉。 又云： 鱼长三寸，广二寸半.又云： 蒪细择，以汤沙之。中破鳢鱼，邪截令薄，准广二，横尽也，鱼半体。煮三沸，浑下蒪. 与豉计、渍盐.大体说来，南方人善做羹。《宋书？毛修之传》载，毛修之为南方人，被赫连勃勃虏到北方，大夏灭，毛修之又入北魏。毛修之善烹饪，曾为北魏尚书做羊羹。尚书以为味道绝美，便将其献给魏主拓跋焘。拓跋焘也很欣赏毛修之的烹饪技术，以其为太官令。这说明南方人的调羹技术以及对北方的影响。由于南北方不断的相互交流、影响，至东魏北齐时，北方人贾思勰作《齐民要术》，收集了许多羹汤的做法，如猪蹄酸羹、酸羹、胡羹、胡麻羹、瓠叶羹、鸡羹、笋■鸭羹、脍鱼蒪羹、醋菹鹅鸭羹、菰菌鱼羹、腶■鱼羹等，这说明至魏晋南北朝末期，北方的制羹也很讲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粥的习俗较为普遍，日常饮食、治丧、赈济等场合均有食粥记载。《三国志》记载，曹魏臧洪被袁绍围困于城内，外援不继，城内粮尽，甚至将老鼠挖出来煮着吃。这时臧洪的主簿找到三斗米，要求与臧洪平分煮粥以渡危难。臧洪说： 我们独食此有何用？ 便将米煮成稀粥，与众将士分食。又如曹爽与司马懿争权，司马懿装病麻痹政敌。曹爽派李胜至司马懿处打探虚实，司马懿让两婢扶侍，持衣，衣落。又指口，言渴求饮。
　　婢进粥，司马懿持杯饮粥，故意让粥从口中流出，沾满前胸，装出一副不中用的样子。三国孙吴时，朱桓任余姚县长，到任正值瘟疫大行，谷食荒贵。
　　朱桓便 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飱粥相继，士民感戴之.西晋时，食粥之事亦屡见记载。《晋书》记载，西晋时，石崇与王愷互相攀比。石崇请王愷吃豆粥，总是刚吩咐完，粥就端上来。因豆极难煮熟，王愷总不如石崇快。
　　后王愷暗中收买石崇下人间原因，才知道石崇事先将豆煮熟，客来，只做白粥投之熟豆。东晋时，王导子王苓在饥荒之年曾以私米做飱粥，赈济饥饿之民，赖此粥得活者甚多。又如魏詠之天生豁嘴，此生理缺陷甚至使其产生轻生之念。后他听说殷仲堪营中有医能治此病，便前往就医。医生对他说： 此病可割别处肉补之，但补好之后，百日之内只许喝粥，不能说话，也不能笑.手术毕，魏詠之遂闭口不语，唯食稀粥。《宋书》记载，刘裕派孟昶等人杀青州刺史桓弘，当时桓弘正在喝粥，孟昶等冲入斩之。《陈书》记载，徐孝克幼时家贫，其生母病，想吃粳米粥。但徐孝克不能长久满足其母要求。后其母亡，徐孝克便常食麦。有人送给他粳米，他便对之悲泣，终身不食。司马暠父死后，便建庐于墓侧，一天只吃稀麦粥一升。张昭父死后，他和兄弟们也不穿锦帛，不食盐醋，一天只吃一升麦屑粥。北朝食粥之事也很多。《魏书》记载，孝文帝时的文明太后性俭素，衣食均不奢侈。有一次文明太后晚上食粥，见粥中有一只死蝘蜒（壁虎），太后举匕将其挑出。这时孝文帝也在旁边，见状大怒，要惩罚厨师，太后笑而释之。又如拓跋珪晚年，喜怒无常，无故杀人。宫中左右许多人都以微过得罪，纷纷躲避。唯崔浩恭勤不怠，有时守在拓跋珪身边终日不归。拓跋珪知道后，便命将御粥赏给他。又如韦胐，任州主薄时，值年景不好，百姓大饥。韦胐便用家粟造粥，以给饥民，救活人甚众。
　　综上所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啜羹饮粥之俗的盛行，尤其是制羹之法，反映了南北饮食习俗的互相交流和影响。
　　３。水产与肉食水产指鱼、虾、蟹等水产品。我国南方气候潮湿，雨量充沛，江河湖溪，水网纵横，又临近海洋，这一切决定了南方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为南方食用鱼虾蟹等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三国志？吴书？赵达传》注引葛洪《神仙传》中，记载了一个关于食鱼的神话故事：孙吴时有仙人名介象，会方术。
　　吴主与之共论鲙鱼中何者最好吃。介象说： 鲻鱼为上.吴主说： 我们只论近地之鱼。鲻鱼出产海中，怎能马上得到呢？ 介象说： 鲻鱼可得。 便叫人在庭中做一方坑，注满水。介象起身，持竿挂饵，垂纶于坑中，不一会儿，果钓上鲻鱼。吴主又惊又喜，问： 这鱼能吃吗？ 介象说： 我特意为陛下取而食之，怎敢取不可食之物。 便吩咐人下厨切之。吴主说： 若能得蜀地之姜为佐料就更美了，可惜太远了。 介象说： 用蜀姜有何难，清陛下派个使者。吴主指派一人，并给其５０钱。介象画一道符，贴在一个竹竿上，告诉使者闭目骑竿，竿止便买姜，买完再闭目骑竿即可回来。使者如言而行，果然到了一个闹市中，一打听，原来是成都市中。使者买姜毕，又碰上孙吴先前派往蜀中的使者张温，张温还让他给家中带一封家信。使者便持信负姜，骑竿闭目，片刻回到南京，见厨下刚把鲻鱼切好。这虽是个神话，但它反映了三国孙吴时，南方食鱼已很讲究，他们不但能分辨何种鱼味美，在制鱼的佐料上也很讲究。《晋书？张翰传》载，张翰自江南至洛阳，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蒪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 遂命驾而归。在张翰看来，名爵官宦可以不要，而蒪羹鲈鱼却不可丢，可见其对家乡饮食的偏爱。《周书。陆通传》载，陆通祖籍是南方吴郡，东晋末流入北方。陆通父陆政，性至孝。其母是吴人，喜欢吃鱼，而北方鱼少，陆政为寻鱼常费千辛万苦。 后宅侧忽有泉出而有鱼，遂得以供膳，时人以为孝感所致，因谓其泉为孝鱼泉。 《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曾作《山居赋》，描绘了自己庄园内饮食衣物自给自足的情景。
　　此赋在写鱼时说：鱼则鱿鳢鲋■，鳟鲩鲢鳊，鲂鲔鲢鳜，鲿鲤鲻鳣. 辑采杂色，锦烂云鲜。唼藻戏浪，汎苻流渊。或鼓鳃而湍跃，或掉尾而波旋。鲈鮆乘时以入浦，鳡鲺沿濑以出泉。
　　谢灵运此赋，有其文学夸张之处，因为赋中所记之鱼，有一些是海鱼，淡水无法养殖。但赋中也反映了南方贵族自己养鱼的情形。由于南方人喜爱吃鱼，在鱼类加工方面也很擅长。将鱼做成鱼羹，前已叙述。此外，还将鱼腌起来制成鱼鲊。《三国志？吴书？孙晧传》注引《吴录》载：孟仁为监池司马，自己织网，亲手捕鱼，将鱼制成鲊送给其母。其母将鲊退还，并说： 汝为鱼官，而以鲊寄我，非避嫌也。 《晋书？虞谭传》载，虞啸父官至侍中，为东晋孝武帝所亲爱。在一次宴会上，孝武帝问他： 你在门下省任侍中，没听说要有所献替吗？ 孝武帝所说献替，即献良策以替下策之意。
　　虞啸父家靠海，以为孝武帝欲向他要东西，便说： 天时尚温，■鱼虾鲊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 这近似笑话，但也反映了海滨之家对鱼虾加工的情况。《南齐书？虞悰传》载，虞悰擅长烹饪，味道超过皇家。有一次齐世祖吃虞悰所做之饭，感到很香，便让他说出烹饪之法。虞悰秘不肯传。世祖喝醉了酒，身体不适，虞悰才献醒酒鲭鲊一方而已。鱼鲊之外，还有干鱼。《梁书？何远传》载： 江左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 何远所食干鱼，是普通的干鱼，所以甚贱，至于对干鱼再进行加工就非一般人能食了。《南齐书？虞愿传》载，宋明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他所食的逐夷，都是放在银钵中用蜜渍泡过的，味道极美，宋明帝一次吃好几钵。一次，他指着逐夷问扬州刺史王景文： 此是奇味，卿颇足不？ 王景文答： 臣夙好此物，贫素致之甚难。 什么是逐夷呢？宋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五说： 予问夷亭何以名夷，虽其土人不能知也。偶阅陆广微《吴地记》而得其说。
　　盖吴阖闾时名之也。阖闾尝思海鱼而难于生致，乃令人即此地治生鱼，盐渍而日干之，故名为鲞，其读如' 想'.又《玉篇》、《说文》无' 鲞' 字，《唐韵》始收入也。鲞即鱼身矣，而其肠胃别名逐夷，为此亭之尝制此鱼也。
　　故以夷名之。《吴地志》仍有注释云：夷即鲞之逐夷也.从程大昌这段话中可知，逐夷即于海鱼之肠胃。宋文帝所食逐夷即此，或为干海鱼。不论是哪一种，逐夷经过蜜加工，不仅味美，且身价百倍，就连身为扬州刺史的王景文也只能望而兴叹南方人所食水产品中，除鱼之外还有虾。《三国志？吴书？吕岱传》注引王隐《交广记》载： 吴后夏置广州，以南阳滕修为刺吏。
　　或语修虾须长一丈，修不信，其人后故至东海，取虾须长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虞啸父欲为虾鲊进献孝武帝之事已见前述。
　　食螃蟹之俗在南方也很盛行。《晋书？毕卓传》载，毕卓爱喝酒，常因酒废职。他曾对别人说： 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鳌，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毕卓为北方人，东晋初过江，任吏部郎。其本好酒，食蟹可能是过江后受江南的影响。又《搜神后记》载：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读中作蟹断。旦往观之，见一村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 断，亦作簖，是一种捕蟹工具，用芦苇或竹子编成，至今有的地方仍在使用。这种捕蟹工具在南朝时使用，说明人们对螃蟹的需求量之大。南朝萧齐时，又出现了糖蟹的做法。《南齐书？周颙传》载，何胤受佛教影响，渐改以前 奢于味，食必方丈 之习，但 犹食白鱼、■脯、糖蟹.学生钟岏说： ■之就脯，骤于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 从钟岏话中可知，所谓糖蟹，即先将活蟹在糖浆中浸泡致死，然后再烹制加工，所谓 蟹之将糖，躁扰弥甚 ，正是螃蟹临死前在糖浆中躁动挣扎的写照。
　　我们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食鱼虾蟹的习俗，这并不是说这种习俗仅见于南方。北方这方面的习俗也有记载。《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注引《嘏别传》载，任嘏是乐安博昌人， 遂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值如常.同书《华佗传》载： 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 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晋书？王祥传》载，琅邪人王祥，性至孝，早年丧母，继母朱氏遇之甚酷。冬天，朱氏欲食活鱼，时天寒河已冻冰，王祥脱下衣服将凿开冰下河捕鱼，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洛阳伽蓝记？城南？宣阳门》载：北魏朝廷 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水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 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北史？齐文宣帝本纪》载：天保八年（公元５５７年） 春三月，大热，人或渴死。夏四月庚午，诏禁取虾蟹蚬蛤之类，唯许私家捕鱼。 可见北齐邺城一带也有捕鱼捉蟹者。总览北方食鱼虾蟹之俗，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北方食鱼地区多集中在少数近海地区。如任嘏卖鱼的乐安郡博昌县位于今山东博兴县东南，王祥剖冰的琅邪国治今山东临沂北，陈登任太守的广陵郡即今苏北地区。第二，中原地区的食鱼习俗明显地受南方影响。如前述洛阳城南的鱼市即如此。北魏为招来四方之人，在洛阳永桥以南、圜口以北的伊、洛之间分别建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四里。南朝入魏者被安排在归正里居住。如北魏宣武帝景明初，萧宝夤归魏，被封会稽公，赐宅归正里，并尚南阳长公主。后萧宝夤耻与四夷同列，便通过公主请求搬进洛阳城内。正光年间，萧梁西丰侯萧正德归魏，北魏政府也在归正里为其筑宅。可见归正里内当有不少南朝降人。而永桥鱼市就在归正里附近，其为照顾南朝降人的饮食习惯以笼络之的用意显而易见。而永桥鱼市的出现，又促进了整个洛阳地区的食鱼之俗。 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说明了食鱼之俗正在被惯食牛羊的洛阳鲜卑人所接受。以上两个特点说明，尽管北方地区也有食水产品之俗，但总的看不如南方兴盛。其原因很多，地理条件的限制即其中之一。《晋书？束皙传》记载西晋人束皙奏疏说： 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舃卤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 束暂所说汲郡，其治位于今河南新乡东北。将此地吴泽之水排出，使其变为良田，其功并不困难，但豪强为自己食鱼的需要，买通官府，使此功难行，正说明北方渔源之少。
　　北方食水产品之俗不如南方盛，而食肉之俗却盛于南方。南方食肉，多见于禽类。《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性爱鹅， 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南史？庾悦传》载： 悦厨馔甚盛，不以及（刘）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毅又相闻曰：' 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同书《江淹传》载： 桂阳之役，朝廷周章，诏檄久之未就。齐高帝引淹入中书省，先赐酒食。淹素能饮啖，食鹅炙垂尽，进酒数升，文诰亦办.以上为食鹅之事。此外还食鸭。《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九年（公元４９１年）正月， 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　　. 固然，南方食畜肉之事也有记载，但大大小于食禽之事，所以南方肉食以禽为主。北方则不然，肉食则禽畜并举。《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载： 沐并字德信，河间人也。少孤苦，袁绍父子时，始为名吏。有志介，尝过姊，姊为杀鸡炊黍而不留也。 同书《田豫传》注引《魏略》载： （田）豫罢官归，居魏县。会汝南遣健步诣征北，感豫宿恩，过拜之。豫为杀鸡炊黍。 西晋石崇《金谷诗序》说： 吾有庐，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 这种禽畜并食之俗，显然是北方肉食的特色。而且，禽与畜相比，北方似更注重食畜。《晋书？王尼传》载，王尼被征为护军府军士，名士胡毋辅之，王澄、傅畅、刘舆、荀邃、裴遐等人欲解除王尼军籍，便牵羊携酒至护军门。门吏报告给护军，护军说： 这些名士持羊酒来，必有其故。 便让众人进。当时王尼正在护军府养马，众名士进来，直至马厩，与王尼炙羊饮酒，醉饱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即给王尼长假，免其为兵。此事亦见晋时名士饮酒食羊之风。北方一些少数民族未入中原之前，曾过着游牧生活，食畜肉之俗更为突出。《晋书？苻坚载记》载，苻坚灭代后，对拓跋鲜卑主什翼犍说： 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 这说明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前啖牛羊肉的习俗。拓跋族进入中原建立北魏后，北方食畜之俗更盛。《魏书》记载，北魏宗室元太兴得病，布施资财，称散生斋.斋后，众僧人皆散走，有一僧人前来求斋余食。元太兴戏之曰： 斋食已尽，唯有酒肉。 僧人说： 酒肉也吃。 元太兴拿出酒一斗，羊脚一只。僧人吃尽犹言未饱。又如北魏宗室元晖业， 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辛绍先喜欢吃羊肝，常呼其弟与之共食。《北齐书？李元忠传》载： 魏孝明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李）元忠，奉绢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杀五羊以食之。 北方食畜，除羊之外还有猪。高平人刘道真因啸得动听，老妪连杀数猪给他吃，以听其啸。此事详见《娱乐习俗》关于啸的记述。又《晋书？愍怀太子传》载，愍怀太子为晋武帝之孙，曾与武帝观看圈中之猪，说： 猪这么肥，为什么不将其杀掉享士，而让它久费五谷？ 武帝嘉其意，即使人烹之。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食水产品与食肉在南北方各具特点。南方以水产品为主，兼肉食，北方则相反。
　　４。茶茗与酪浆茶茗与酪浆均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料。
　　《尔雅？释木》说： 槚，苦茶.郭璞注说： 树小似栀子，冬至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舛萚. 蜀人名之苦茶。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茶之俗主要盛于南方。《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载： （孙）晧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萚以当酒。
　　至于宠衰，更见偪强，辄以为罪。 《晋书？陆晔传》载，陆纳东晋时任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 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备。客罢，纳大怒曰：' 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 于是杖之四十。同书《桓温传》载： 温性俭，每？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太平御览》引《晋书》载： 夏侯愷亡后，形见，就家人求茶.同书又引《宋录》说： 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尚味之曰：' 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南齐书？武帝纪》载，齐武帝萧赜临死前遗诏，有 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的话。上述诸事，足见六朝时期南方饮茶之俗盛行。江南地区饮茶之盛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长期的饮茶生活中，衍发出一些与茶有关的神话。《续搜神记》载： 桓宣武时，有一督将，因时行病后虚热，更能饮复茗，必一斛二斗乃饱。才减升合，便以为不足。非夏一日，家贫。后有客造之，正遇其饮夏茗，亦先闻世有此病，仍令更进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质缩绉，状如牛肚。客乃令置之于盆中，以一斛二斗复茗浇之。此物噏之都尽，而止觉小胀。又加五升，便悉混然从口中涌出。既吐此物，其病遂差。 同书又载： 晋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采茗，忽遇一人，身长丈余，遍体皆毛，从山北来。精见之，大怖，自谓必死。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入大丛茗处，放之便去。精因采茗。须臾复来，乃探怀中二十枚桔与精，甘美异常。精甚怪，负茗而归。 江南地区饮茶之盛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在长期饮茶实践中，对茶的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太平御览》引《博物志》说： 饮真茶令少眠睡.又引华佗《食论》说： 苦茶久食益意思.这反映了人们对茶提神、助思考功能的认识。
　　在北方，饮茶之事也有记载。《太平御览》引刘琨与兄子刘演书说： 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 但北方饮茶之记载毕竟不多，像刘琨这样的爱茶人更属凤毛麟角。多数记载是北方人不惯饮茶。《太平御览》引《世说》载： 任瞻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不饮茗，问人云：' 此为茶为茗？' 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 向问饮为热为冷。'同书又载： 晋司徒长史王愷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 今日有水厄'. 王愷是北方大族，东晋初过江，此处前去王愷处的士大夫，也多为东晋时南渡之人，所以才把饮茶称作 水厄.《洛阳伽蓝记》载，王肃从南朝投奔北魏，刚到时，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吃鲫鱼羹，渴饮茗汁。在一次宴会上，孝文帝问王肃： 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 王肃答： 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 后以酪奴为茶的代称。彭城王曾请王肃吃饭，对他说： 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 当时，给事中刘缟慕王肃之风度，也专饮茶茗，彭城王对他说： 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 从此，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但人们都耻而不饮，只有南朝降人好之。后梁朝萧正德投降北魏，宗室元义欲为之设茗饮，先问他： 卿于水厄多少？ 萧正德不晓其意，便说： 下官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北方至北魏后期，饮茶情况稍有变化，一些贵族虽仍对茶不感兴趣，但为与南朝降人相处，亦准备茶以待客之用。但酪浆仍为北方的主要饮品。
　　５。果与菜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常见的果类很多，主要有：梅。《三国志？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历》载，孙亮欲食梅，派宦官至库中取蜜渍梅，发现蜜中有鼠屎。宦官说是库吏所为，库吏则大喊冤枉。孙亮令破开鼠屎，发现鼠屎外湿里燥。孙亮说： 若屎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 果然是宦官向库吏求蜜不得，故此陷之。桔。《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载，李衡常欲治家产，其妻总不听。他便背着妻子，秘密派了１０户佃客于武陵龙阳汜洲上建宅，并种千株甘桔。临死时，李衡对儿子说： 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 后李衡所种之桔树长成，其妻一年卖桔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同书《陆绩传》载，陆绩６岁时，同其父陆康往九江见袁术。
　　袁术用桔子招待他们，陆绩放在怀中三个。临走时，拜别，桔掉出来。袁术说： 陆郎作宾客还要把桔子带回去吗？ 陆绩跪而答道： 想带回去给母亲尝尝。 袁术大奇之。瓜。《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 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荔枝。《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二年（公元２７６年）六月癸丑， 荐荔枝于太庙。 北方不产荔枝，此从南方运来无疑。甘蔗。《晋书？顾恺之传》载：（顾）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 渐入佳境'. 柑。古籍上作 甘.周处《风土记》载： 甘，桔之属，滋味甜美特异者也.可知甘即今日之柑。《宋书？武二王传》载： 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啖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曰：' 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槟榔。《太平御览》引《宋书》载： 刘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以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 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 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 本不匿怨，无所致忧'.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槟榔一斛以进之。 枇杷。盛弘之《荆州记》载： 宜都出大枇杷。 北方常见之果有：桑椹。《三国志？魏书？太祖纪》注引《魏书》载： 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同书《贾逵传》注引《魏略》载： 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也。初平中，为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沛课民益畜干椹，收■豆，阅其有余以补不足，如此积得千余斛，藏在小仓。会太祖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将千余人皆无粮。过新郑，沛谒见，乃皆进干椹。 《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闲居赋》说：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樆，游鳞■■，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樱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
　　潘岳此赋所记述其庄园中的果树可谓多矣，有梨树、柿树、枣树、李树、桃树、樱桃、胡桃、柰（沙果）、石榴、蒲桃（葡萄）、梅、杏、郁（郁李）、棣（山樱桃）等。
　　上述南北方果类，只是从史籍记载中大体区分，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区别很严格，由于各地区的交往，北方人可吃南方之果，北方之果有的也见于南方。
　　果类如此，菜蔬亦然。魏晋南北朝时，有些菜蔬食用地区极广，无所谓南北之分。这些菜有：韮。《晋书？石崇传》载，石崇与王愷比富，冬天请王恺吃韮。王恺做不到，便收买石崇的家人，问何以冬天搞到韮菜。家人说，那里有什么韮菜，只不过　　 韮根杂以麦苗罢了。《南齐书？庾杲之传》载，庾杲之清贫自业，所食只有韮■、■韮、生韮三种杂菜。人们开玩笑说： 谁说庾郎清贫，其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这里人们借 三九 与 三韮 谐音，所以有二十七种之说。葱。《晋书？佛图澄传》载，十六国时，石勒部将石葱欲叛，佛图澄知之，便告诫石勒说： 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 于是石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梁书？吕僧珍传》载，南朝萧梁时，吕僧珍任家乡所在之州的刺史，在任平心率下，不私亲戚。其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听说吕僧珍为一州之长，乃弃业至州求官。吕僧珍说： 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 蒜。《晋书？惠帝纪》载，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与惠帝奔洛阳，一路上买饭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余粳米饭及燥蒜盐豉以进惠帝，惠帝食之。《南齐书？张融传》载： 豫章王大会宾僚，（张）融食炙始行毕，行炙人便去，融欲求盐蒜，口终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 《晋书？潘岳传》所载潘岳《闲居赋》说： 菜则葱韭蒜芋，青腶紫姜，堇荠甘旨，蓼菱芬芳，蘘荷依阳，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 其中很多菜亦见于南方人的饭菜之中。
　　（三）居处习俗居处习俗内容繁多，凡居室、坐卧之具、交通工具等均属此列。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体现时代特点和习俗变化的要属坐卧具的发展。因此这里主要谈及这个方面。
　　１。床《说文》释床： 床，身之安也。 《释名》云： 人所坐卧曰床.二者都从床的使用方面进行解释，这说明古代的床具有坐卧两种用途。《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载，许汜与刘备在荆州牧刘表处论天下人，许汜说： 陈元龙（陈登字）湖海之士，傲气不除。 刘备问： 你说他傲，有事实根据吗？ 许汜说： 当初我经过下邳时，曾拜见陈登。他毫无主人待客之礼，不爱与我说话，休息时自己上大床而卧，让我睡下床。 刘备说： 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因而望君忧国忘家，具有救世之意。
　　然而您却求田问舍，言无可采之处，这是陈登所反感的，他有什么话可对您说呢？要是我，当卧百尺楼上，而让您卧于地，何止上下床之间！ 此载为床卧人之例证。《晋书？文六王传》载：司马昭特别宠爱其子司马攸， 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 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 《晋书？王导传》载：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 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帝乃止。 此两例为床坐人之证。
　　关于床的规格，《初学记？床》说，床长八尺。也有的床长六尺，这显然与人的高矮有关。《邺中记》记载，十六国后赵主石虎宫中的床，一般有六寸高，当时一尺约相当于今天市尺的七点五寸，六寸约相当于今天的四点七寸。
　　南方的床则高些。《三国志？吴书？陆凯传》注引《吴录》载，孙权晚年，其子孙霸与太子孙和争继承权。杨竺为孙霸一党，面见孙权，屏退左右，向孙权进言孙霸有文武英姿，宜为嫡嗣，于是孙权乃许立孙霸。 有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 床下居然能伏人，可见不矮。南方床高，可能与气候潮湿，为防潮有关。
　　２。榻《释名》载： 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初学记？床》载：榻长三尺五。可见榻是一种比床短的坐卧之具。《三国志？蜀书？简雍传》载：简雍 优游风议，性简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犹箕踞倾倚，威仪不肃，自纵适；诸葛亮以下则独擅一榻，项枕卧语，无所为屈。 可见这种长榻作为卧具，是在非正式入寝时暂卧休息之用，其作用类似今天的躺椅。榻在多种情况下是作为坐具使用的。《太平御览》引《宋书》曰： 王瞻字明远，一字叔鸾，负气傲俗，好贬裁人物，仕宋为王府参军。常诣刘彦节，直登榻曰：' 君侯是公孙，仆是公于，引满促膝，唯余二人。' 彦节外虽酬之，意甚不悦。 同书又引《梁书》说： 临汝侯猷为益州，颇僭滥，客筵内有香灯，不置连榻。武帝知之，以此为僭。还都，以忧愧成疾卒。 以上两例中的榻，显然是这种长榻。
　　①　　 此节基本观点采朱大渭师之成说，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 5期。
　　３。胡床胡床是东汉后期从西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最早见于《后汉书？五行志》：汉灵帝 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作为一种坐具，在我国已普遍使用。这种普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使用地域看，南方北方都有使用胡床的记载。《晋书？五行志》说：北方 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古享嘉会，皆以为先。 萧梁度支尚书、诗人瘐肩吾《咏胡床应教诗》说：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
　　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
　　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
　　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
　　诗中讲述胡床自外域传入，在中国使用，胡床的形制以及对梁政权的拥戴之情，是南方使用胡床的典型例证。第二，从胡床使用范围看，也相当广泛。指挥战争、观望敌情、指挥抢劫、舟车行旅、烧香拜佛、庭院休息、狩猎、竞射、宴会、接客、讲学、读书、吹笛、弹琴、赌博、祈神等活动，都有使用胡床的记载。关于胡床的形制，《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二胡三省注说：胡床 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条，使之可坐。足交午处夏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 这正好与胡床诗说的胡床的足必须交叉斜置，床体才能平稳安坐的特点相吻合。很清楚，胡床即简便坐具折叠凳，俗称马扎子。
　　４。小床东晋南朝时，出现了一种称为小床的专门坐具。《太平御览》引《晋书》载： 陶淡字起静，好道养，年十五六，便绝谷，设小床常独坐，不与人共。 《宋书？殷景仁传》载，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公元４４０年）十月，收杀前丹阳尹刘湛时，护军将军殷景仁有脚疾，坐 小床 以指挥。同书《张敷传》又载，寒人中书舍人秋当、周纠去高门张敷家， 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 ，这种接待客人临时所设之床，一人坐一个，显然也是小床。
　　《陈书？姚察传》载，姚察临终遗命，死后 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这种小床，只容一人独坐，或临时休息坐，或置放斋食果菜等祭物，且可随意安放，显然体积不会太大。
　　以上我们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胡床、小床，从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坐卧之具开始变化，各自朝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三国时期，床和榻是人们的主要坐卧工具，同时具有为人们提供坐卧两种功能。两晋以后，胡床的广泛传播，使得坐卧两种器具开始分工，尤其是胡床影响下小床的出现，使得这种区别更加固定。胡床、小床是专门的坐具，床则主要担负起卧具的功能。《南齐书？虞愿传》载，后军将军虞愿为官清廉，家中 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袠。《南史？鱼泓传》载，鱼泓为太守，性奢侈，侍妾百余人， 有眠床一张 ，用金银等物装饰甚精。 眠床 的出现，是卧具专门化的表现。第二，由于坐具的专门化，人们的坐姿也开始变化。古人席地而坐，后来在床、榻上坐，这时的坐法均为 跪坐.《礼记？曲礼》： 坐而迁之。 孔颖达《疏》： 坐，跪也。 这种跪坐法，即双膝着坐，把臀部靠在脚后跟上。《后汉书？向栩传》载，向栩常坐板床上， 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人们仍保留着跪坐的习惯。《初学记？床》载，曹魏初，管宁常坐木榻上，积５０余年， 其榻上当膝处皆穿.《梁书？萧藻传》载，萧藻性聒静，常独处一室，所坐床上有膝痕.而胡床的坐法，与我国传统的跪坐完全不同，它是臀部坐在胡床上，两腿垂下，双脚踏地。《梁书？侯景传》载，梁末侯景篡位后， 殿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 这种坐法又称为 胡坐.人们坐在胡床上可以把脚垂下来，可见胡床比当时床、榻要高。因为这种坐具较高，坐处面积又小，且用绳子穿成，所以汉人用它无法保持传统的跪坐，任何人上去，都是要 胡坐 的。
　　因此，有关汉人使用胡床的记载，多用 踞胡床.踞或作据，古义相通，即垂脚坐的意思。这种垂脚坐，已不限于胡床，小床也有这种坐法的记载。
　　《晋书？王嘉传》载，十六国前秦时，隐者王嘉常言吉凶之事，苻坚南征前，曾遣人询问胜败。王嘉不言语，用动作表明苻坚将败。他 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 这里床前未冠以 胡字，而且是在室外，所以 踞床 ，应当是垂脚坐小床。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垂脚坐已完全代替了传统的跪坐。前引萧藻之事，说明至萧梁时，跪坐仍未消失。但是，踞胡床、踞小床之事已经出现，说明了此时期传统的坐姿已经开始起变化，它对以后的习俗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