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科技史之医学

医学
　　中国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在先秦和秦汉时期，从《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国医学家已经建立起一套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完整的中国传统医学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治疗经验，又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一批医术高明的著名医家和各有特色的医学名著。其中如王叔和《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葛洪《肘后备急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雷■《雷公炮炙论》，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陈延之《小品方》等，都在中国医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并且流传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一时期，中国医学家不仅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典籍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整理研究工作，而且在中医理论、诊断学、病因学、针灸学、本草学、方剂学以及临床各科实践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杰出成就，从而充实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学体系，并为隋唐时期中医学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一）《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整理与研究
　　《黄帝内经》成书之后到南北朝时期，已历经近千年的流传。这部中医典籍文字古奥难懂，而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又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因此很需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整理和予以必要的注释。据今所知，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六朝时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全元起，生平不详，曾任太医侍郎，医术高明，有 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 的誉论①。他对《内经》有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８卷。此书在南宋时已佚。但宋代医学家林亿校订《黄帝内经素问》时，曾参考了全元起的注本，同时吸收了其中的许多内容，并将其编次附于校正本之下。因而《素问训解》的部分内容，由于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的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如全元起解释《素问》说， 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 素问'，全氏注本是《内经》的最早注本，所以其现存的部分佚文，对于了解《内经》的有关论述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且成书不久因兵火战乱而有所散失。魏晋间著名医学家王叔和对仲景书极为重视，并最早进行了加工整理工作。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的辨证论治，后者专论一般杂病的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且与其弟子卫汛有所交往，所以他们整理的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同时，他对张仲景的论述如脉、证、方、治等方面还有深入的研究和发展。一般认为，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的 辨脉法 、 平脉法 和 伤寒例 三篇及书后 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 以下八篇，均系王叔和所增。将这些篇章内容与其所著《脉经》有关诸篇相互参校，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此诸篇尤其是后八篇中，王氏突出地贯彻了仲景治法和辨证论治的精神，将仲景所用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加以分类比较，很切合临证运用。对于王叔和在整理和研究《伤寒杂病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谧认为 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 ①。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林亿、孙奇等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 惟王叔和能学之 ②，可谓推崇备至。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名家，他称赞 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③然而明清以来，有些学者如方有执、喻嘉言等，对王叔和的此项工作有所非议，主要批评他 碎剪美锦，缀以败絮 ，在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且编次、序例等多有谬误④。与之相对，则有张遂辰、徐灵胎等为王叔和辩解说 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⑤平心而论，王叔和对《伤寒杂病论》进行加工整理，并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这部医学典籍的流传和仲景学说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①　　 陈邦贤等：《中国医学人名志》引《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年版。
　　①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中华书局 1986 年 4月出版。
　　②　　 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年版。
　　③　　 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同上。
　　④　　 参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85-287页。
　　⑤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 伤寒论 条。
　　（二）王叔和《脉经》与中医诊断学
　　王叔和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名熙，高平（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人，约生活于公元３世纪，曾任太医令，生平不详。《名医录》说他性情沉静，博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修养之道。王叔和除了整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外，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脉诊是中医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种独特方法，是中医诊断学 望、闻、问、切 四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医学中的脉诊起源很早，经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人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涪翁、华佗、张仲景等对脉学都有精彩的论述。但是总的说来这些有关脉学的知识和论述还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总结。王叔和集前人脉法并结合自身多年临床切脉的丰富经验，编撰成《脉经》一书①。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全书共１０卷。原有 手检图三十一部 ，今已亡佚。
　　王叔和指出 脉理精微，其体主辨 ， 在心易了，指下难明 ，脉诊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主要在于如何区分脉搏跳动的细微差别及如何判断各种脉象与所反映的病证之间的关系。他在《脉经》中根据前人经验和个人体会将脉象分为２４种，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这基本上概括了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些脉象，成为后世辨脉的标准，后来的脉象种数虽有所增加，如明代李时珍《濒湖脉学》分脉为２７种，李中梓《诊家证眼》分脉为２８种，只不过是对王氏脉学稍有补充而已。同时《脉经》中还按切脉时的指下感受对各种脉象作了比较具体形象和容易体会的描述，以便于习医者理解和掌握。王叔和还进一步指出，有些脉象虽极为相似，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如滑脉 流利展转 而数脉 来去促急 ，沉脉 举之不足，按之有余 而伏脉 极重指按之，著骨乃得 ，于是将滑与数，沉与伏，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微与涩，软与弱，缓与迟等８组相似脉象，仔细加以区分，以防临证时误诊。《脉经》的另一贡献是进一步确立了《难经》提出的寸口脉法。王叔和以前的医生脉诊时，大多运用《内经》所载的三部九候法，即在人体的头部、手部和足部各选取 天地人 三处邻近的脉运部位进行切脉。《难经》脉法与此不同，其诊断仅取用寸口脉（即手腕部桡侧动脉）的 寸关尺 三部及 浮中沉 九候。但因这种脉法尚未能与脏腑学说联系起来，所以并未在医家中推广应用。王叔和进一步肯定和完善了寸口脉法。他确定出寸关尺三部脉位与心肝肺脾肾等相对应的脏腑分配原则，并从中医理论上对切脉可以独取寸口的理由给以解释，从而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诊法在临床中的实际应用。这种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普遍遵循。《脉经》还全面地论述了与脉学有关的各种问题，如脉象的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的辨别，人体脏腑的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征之间的关系，自然界变化对脉象的影响，各种疾病的脉征、妇人脉征以及小儿脉征的特点等。
　　此外还应说明的是，王叔和在《脉经》中并未过份强调脉诊的作用，而是主张脉征合参，四诊并用，注意在阐明脉理的基础上联系临床实际，将脉、征、治和预后等统一起来，从而使《脉经》成为以脉学为中心包含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多方面内容的一部综合性医书。
　　①　　 王叔和：《脉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元）广勤书堂本，1956年。
　　《脉经》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同时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公元８、９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１０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世界上并立的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有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或在此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如阿拉伯医学之父伊本？西那（即阿维森纳，９８０- １０３７年）著有《医典》，其中关于脉学的资料即采自《脉经》。其后波斯学者兼医生拉施德丁？哈姆达尼（１２４７- １３１８年）曾主持编纂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名为《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书中包括脉学内容，并附有切脉部位图，其中特别提到了王叔和的名字。《脉经》早在公元６世纪就已传至朝鲜、日本等国。公元８世纪初，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医药方面基本上仿照唐制，其中规定《脉经》是医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其后日本医学家编辑《大同类聚方》一百卷，其脉学内容也主要是采自《脉经》。中国脉学早已经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１７世纪后，《脉经》又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①。
　　在中医诊断学方面，除脉诊所取得的成就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新的诊断方法，如病理解剖诊断技术等。《南史？顾觊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嘱咐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后来，其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妻 不道 ，子 不孝 的罪名而惨遭杀害，同时也扼杀了可贵的科学与求实的精神。《梁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的预后吉凶。此举虽不卫生，然而对我国后来诊断糖尿病以尿甜为依据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①　　 《荆楚岁时记》。
　　（三）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与针灸学的整理和提高
　　皇甫谧（公元２１５- ２８２年）是魏晋时的又一位著名学者和医学家。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幼年时曾过继在叔父门下，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县），４０岁时婶母病故，堂弟长大成人，遂还本宗。皇甫谧年少时不爱学习，游手好闲。在婶母任氏的严厉责备和恳切开导下，他深受触动，于２０岁时开始发愤读书，废寝忘食，苦读不已，即使参加农业劳动，也要带上书籍去看，后来得了严重的风痹病，仍然手不释卷。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博通经史，识见高卓，成为当时学术界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皇甫谧勤于著述，无意仕途，魏晋时期的统治者曾多次征召，请他出来作官，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在文史方面的著作很多，如《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并重于世。皇甫谧半生多病，尤其是中年时患有严重的风痹症，以至半身麻木，右腿肌肉萎缩。后来又服用丹药 寒食散 （五石散）中毒，反应强烈，痛苦不堪，甚至想自尽以求解脱，幸为婶母劝止而免于一死。为治病救人和自我治疗，他花费很多精力从事医学研究，亲自试验针法、药性，并撰有多种医学论著，如《针灸甲乙经》、《依诸方撰》（已佚）等。因曾亲受服石之苦，撰《寒食散论》一卷，用事实说明迷信炼丹服石的危害性，可惜未流传下来，仅在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皇甫谧的医学代表作是《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亦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针灸学是中医学中独特的治疗技术，简便易行，疗效显著。
　　皇甫谧在研读针灸书籍过程中，发现前人著作 文多重复，错互非一 ，于是以《素问》、《针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的有关内容为基础，参照历代医学家有关论述并结合自身经验， 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 ①，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也是针灸学的经典著作。《针灸甲乙经》全书１２卷，共１２８篇，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了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并且有所创新。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介绍中医学特别是针灸学的基本理论和诊治方法，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第二类则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为重点。《针灸甲乙经》在纠正前人经穴纷乱的现象，统一针灸经络穴位，探讨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针灸穴位经该书整理后，其总数已达６５４处，其中单穴４９个，双穴３００个，穴名共３４９个。分布于全身１４条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为经外奇穴。他对前人记述穴位有误之处，经考证确认后则予以修改。如 中脘 是治疗胃病的重要穴位，前人说在脐上三寸，但中脘至脐隔有建里、下脘、水分三穴，每两穴相距一寸，所以皇甫谧将其改为脐上四寸。现在取中脘穴时，都是依据他所确定的位置。此外，他还将全身的穴位按头、面、项、胸、腹、四肢等解剖部位重新排列，创用了便于人们辨认和掌握的取穴方法。皇甫谧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方面的理论及经验，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成为后世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医书的指南。《针炙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重要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材，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英法等国文字译本在欧洲流传，国际针灸学会还把它列为学习针灸学的必读之书，从而对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见山东中医学院《针灸甲乙经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9 年版。
　　（四）葛洪《肘后方》及其对医药学的贡献
　　葛洪（公元２８３- ３４３年）是晋代著名的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１３岁丧父，家境清贫而好学，每以砍柴所得，换取纸笔，日间劳动，夜晚抄读。他经常外出寻书问义，甚至不远千里崎岖跋涉，以达到求学的目的，从而精通经史，兼通术数。从祖葛玄，以丹术闻名，世称葛仙公，其术传方士郑隐。葛洪师从郑隐，研习道书和炼丹术著作，并从此开始信奉道教。西晋末年，葛洪曾一度参与镇压农民起义，任将兵都尉、伏波将军等职。后到南方避乱，为广州刺史嵇含参军。为精于炼丹，又拜南海太守鲍靓（字太玄）为师，使丹法、医术更加精进。鲍靓很器重葛洪，并将女儿鲍姑嫁洪为妻，鲍姑擅长针灸，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位女针灸医家。此后，他返归故里，潜心修行，勤于著述。东晋初年，曾受封关内侯，任咨议参军等。东晋成帝以后，政府多次任以要职，但葛洪志在专心治学，皆固辞不就。晚年欲往交趾（今属越南）寻求丹药原料，又赴广州，为刺史邓岳所劝阻，于是隐居于罗浮山。现广东罗浮山尚存葛洪炼丹时所用之洗药池等胜迹。葛洪一生著述宏富，撰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五十卷，《神仙传》十卷，《玉函方》（《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一百卷及《肘后备急方》三卷等，史籍有载《西京杂记》亦为葛洪托名汉代刘歆所著。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勤奋地钻研医术，造诣极高，可说是东晋时期创见最多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医学家。他编著医书，先成《玉函方》一百卷，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 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 ①，对于 贫家野店 ，是难以立办的，于是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编撰成《肘后备急方》三卷（后世整理成八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作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 医疗急救手册.该书选方精良，方中 率多易得之药 ，即使须买者， 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 ②，灸法也是 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 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是该书的特点，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长期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后经梁代陶弘景，金代杨用道等增补，曾改名为《肘后百一方》、《附广肘后方》等。
　　《肘后方》的内容主要是急性传染病，各脏腑慢性病以及外科、儿科、眼科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同时对各种疾病的病因、症状也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和预防及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例如，关于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之症状，传染性质及预后等，都有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又如，关于沙虱病的论述和防治措施，始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再如，用狂犬脑外敷被咬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等等，都是免疫学史上极重要的创造，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等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启迪。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防治狂犬病疫苗，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疫苗以防抬恙虫病等，这些１６世纪、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的重大成就，都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地与葛洪的重要发现和精辟论述有关，同时也是对葛洪医学成就的充分肯定①。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３０多首治疗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 常山 ，已被现代证实确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记载，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很有价值，甚至是我国医学文献中或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
　　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Ｂ，都是治疗脚气病的效果较理想的药物。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是简便有效，至今仍在医院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
　　①　　 《三国志？魏志？夏侯渊传》注引《世语》。
　　②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
　　③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
　　①　　 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见《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五）丰富多彩的方剂学著作和陈延之《小品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也很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这一时期医学家所著医药方书近百种，除《肘后方》外，其中在当时，及后世有明显影响的，如陈延之撰《小品方》十二卷，范汪撰《范东阳方》一百七十六卷，姚僧垣撰《集验方》十卷，徐叔响撰《杂疗方》二十二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水平的佳作。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内外妇儿及一些专科的医方专著。这些医方著作大多真实地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广泛的流传着。例如，上面提到的陈延之《小品方》。
　　隋唐时期太医署明确规定《小品方》为必须讲授的教材。《小品方》还曾传入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因列为医学教材而被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的综合性著作，对《小品方》也多有引用。可惜的是，这些医方书籍后来几乎全部散佚，仅由于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引用较多而尚能窥其梗概。
　　陈延之，生平不详，其所撰《小品方》，即《经方小品》，共十二卷，早已佚失。１９８５年日本学者于日本尊经阁《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经方小品》残卷。经研究确系陈延之《小品方》第一卷抄本。根据这一发现可大体了解《小品方》的主要内容：第一卷有序文，总目录，用药犯禁诀等，第二到五卷为渴利、虚劳、霍乱、食毒等内科杂病方，第六卷专论伤寒、温热病之征治，第七卷为妇人方，第八卷为少小方，第九卷专论服石所致疾病之征治，第十卷为外科疮疡骨折损伤等，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为针灸等①，仅用十二卷书就高度概括了当时医学各科常见病的征治，它所反映的分科论述方法也是前所未见的。据陈延之自己讲，《小品方》共参考了１８种３００多卷前人著作。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并非是作为专门医生的参考书，而是向群众普及医药救急知识，以及提供青少年开始学习医学的入门读物。《小品方》不仅作为中国和日本的医学最高学府的必修教材而影响很大，而且，中国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王焘，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康赖等都从中吸收了不少资料。如丹波康赖《医心方》曾引用《小品方》 疗自缢方 ，王焘《外台秘要》曾引用其 疗入井塚闷死方 等。其中关于利用动物实验以判断井塚中有毒与否的论述，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可说是在实验诊断技术方面的较早成就。这种方法也一直是我国历代医家用以探明枯井、深塚和矿井、山洞有无毒气的可靠方法。
　　①　　 李经纬、李志东：《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版。
　　（六）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的发展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相传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世医，《仪礼？曲礼下》就已有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的说法，普通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世医掌握世代相传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诊治疾病方面会有种种独到之处，因而受到人们重视是很自然的。于是， 世医 也常常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字士茂，是北魏和北齐时的著名医学家。徐氏六代以医相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
　　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徐之才在北魏和北齐时多次担任重要官职，但其主要业绩仍在于医学。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尤其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详加修订《药对》等书，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例如他总结和发挥的中医学 七方十剂 中有关 十剂 的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所谓 七方 ，即大、小、急、缓、奇、偶、复等七方；所谓 十剂 ，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等十剂。方剂分类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其具体功用，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桔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这种统一的按方剂功用分类的方法，结合陶弘景按药物功用分类的 诸病通用药 ，不仅给处方用药带来很大方便，而且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的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所以一直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
　　徐之才除对中医方剂学有所发展外，对妇产科学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都有所创见。他的方剂学著作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
　　（七）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与本草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本草学史上有着重要贡献的时期之一，其代表人物即南朝齐梁时的著名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陶弘景。陶弘景（公元４５６- ５３６年），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自幼勤奋好学，四五岁时就坚持以荻作笔画灰习字。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读，深受道家思想影响，青年时又向孙游岳学习道家符图经法，游历名山，寻师访药，后来成为对道教发展颇多建树的道家学者。他以 一事不知，以为深耻 的精神勉励自己，读书万余卷，学识渊博，不仅对文史研究成绩卓著，而且在天文、历法、地理、博物、数学、医学、药学、冶金学和炼丹术等方面，也都有很高造诣，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齐高帝萧道成在刘宋为相时，曾引荐他为诸王侍读，后又任奉朝请，但他 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 ①，无意官场交际，仕途升迁。在南齐永明十年（公元４９２年）
　　３７岁时，他辞去官职，隐居于江苏句容的茅山（句曲山），专事著述和炼丹。
　　陶弘景与梁武帝的关系比较密切，武帝曾多次礼聘他出山为官，均被辞绝。
　　但他虽然隐居山中，梁武帝遇有大事仍要与他相商，所以有 山中宰相 之称。晚年又对佛家思想产生浓厚兴趣，曾自誓受佛门五大戒。陶弘景一生珍惜时间，勤于著述，作品多达八十余种数百卷，涉及儒家、道家、自然科学与技术等多方面内容。其中与医学有关的著作有《肘后百一方》，《本草经集注》，《效验方》，《养性延命录》等。
　　《神农本草经集注》，亦称《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医学著作中的代表作。自东汉时《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历代医药学家一直把它视为药物学经典。这部著作流传到陶弘景所处的时代已有四个多世纪，经过辗转传抄，药品时有增减，并且还在药物性能和分类等方面出现了不少错误。这种情况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并产生了不良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认真的整理工作。当然，这一工作是相当困难的，陶弘景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力量。
　　经过多年努力，陶弘景在长期从事采药炼丹和医疗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许多新的调查研究，对《神农本草经》作了仔细的整理和校订，编撰完成《本草经集注》七卷，从而对我国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陶弘景撰著《本草经集注》的突出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他不仅整理和校订了《本经》收录的３６５味药，而且又根据名医所录选增了３６５味药，合为７３０种，使药物数量增加了一倍。并且凡属《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用朱笔书写，后加的内容用墨笔书写，体现了其治学态度的认真和严谨，也保存了《神农本草经》的原来面貌。《本草经集注》的另一成就是改进了《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在《神农本草经》中，上品 主养命以应天 ，多属毒性小或无毒的补养类药物，中品 主养性以应人 ，有些有毒，有些无毒，多属补养而兼有治病作用的药物，下品 主治病以应地 ，其中有毒的居多，不可久服，多属除寒热，破积聚等攻治疾病的药物。
　　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分类方法，明显带有方士服食思想的痕迹，就医疗实践而言，既不便于药物特性的掌握，也不便于医家的寻检。于是，陶弘景按药物的自然来源和属性制订出一种新的分类法，把７３０味药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及 有名无用 等七大部。这种分类法是中药分类的一次重大进步，后世一直沿用一千多年，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唐代苏敬等《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法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陶弘景还创用一种 诸病通用药 的分类体例，以病症为纲，将治病效果相同或作用近似的药物归纳在一起加以介绍，共分八十多类。这种分类方法，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尤其是为医生们临床处方用药时寻检适当药物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且开创了后世按药物功用分类的先河。在《本草经集注》中，他还在药物产地，采集时间，形态鉴别，炮制加工和贮存方法以及临床应用经验等方面，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并增加了有关的科学论述，其中大多是保证药物质量和提高药效的重要资料。此外，陶弘景还考订统一了药用度量衡制，规定了汤剂，酒剂，丸散及膏药的制作规范，这在药剂学上具有很基本的和重要的意义。他关于药味与药性的见解以及他所提出或载录的一些治疗上有特效的药物，等等，也都是《本草经集注》中对后世有相当影响的精彩内容。例如，他首先提出槟榔可治疗寸白 （绦虫），肯定茵陈治黄疸，栝蒌治 消渴 （糖尿病）等，其中的槟榔、茵陈、栝蒌等至今仍是常用的药物，现代临床用以治疗心血管疾病取得良好效果的苏合香等，也是由陶弘景首先收入本草著作的。《本草经集注》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关于中医药物学的又一次全面地和系统的总结和提高，这项工作曾得到梁武帝的支持和赞助，因此有些药物学家认为，这部著作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药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草经集注》原书已佚，但其主要内容仍保存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书，本世纪初还曾在敦煌石窟发现该书唐以前的写本残卷，近人已出版《本草经集注》辑佚本数种，基本上反映出陶氏著作的原貌。
　　①　　 《梁书？陶弘景传》，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八）《雷公炮炙论》与药物炮制法的成就
　　药物炮制是中国传统的生药加工技术，药物经炮制后，可以减低毒副作用，易于发挥药性，提高疗效，或便于保存使用，因此受到我国历代医家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生药炮制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当属雷■所撰写的《炮炙论》。雷■，生平不详，约生活于公元５- ６世纪，是南朝刘宋时期的医学家。雷■所撰《炮炙论》，对于前人和当时的生药炮制技术作了全面的和系统的总结，是我国最早的药物炮制技术专著。《炮炙论》原著已佚，其主要内容因被《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后世诸家本草书所引录而得以保存，清代和近人有辑佚本，名为《雷公炮炙论》。
　　《雷公炮炙论》共三卷，上卷为玉石类，中卷为草木类，下卷为兽禽虫鱼果蔬米类，全书共收药３００种。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各种生药的加工处理方法①，包括药物的鉴别，净制，挑选，粉碎，淘洗，干燥和炮炙等，内容相当丰富，并且有不少独特的和简便易行的处理方法。例如，以药物鉴别为例，桔梗与木梗很相似，但木梗味腥涩，而桔梗味苦辛，用口尝试即可鉴别。又如莨菪与莨菪子也很相似，但用牛乳汁浸泡一夜，次日如牛乳汁呈黑色，即可验知莨菪。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药物炮炙，书中提到的有蒸、煮、炒、焙、炙、炮、煅、浸、酒浸、醋浸、水飞等１７种加工制作方法，并对每种制法作了详细的介绍。例如炒法，大多拌有他物共炒，如拌糯米共炒，拌盐共炒，拌羊脂共炒等；煅法是将生药放入火中烧红，一般多用于加工矿物药；浸法是将生药用水或盐水、蜜水、米泔水或其他生药汁浸泡等。这些加工方法不仅是医家和民间长期用药经验的总结，而且大多符合一定的科学道理。如巴豆是有毒药品，所含毒性蛋白，有溶解红血球、使组织坏死的毒性作用。但经敲碎，以麻油并酒共煮再研膏等炮制处理后，其有效成份巴豆油可部分溶于油中发挥药效，而巴豆所含的毒性蛋白则被破坏，不致产生有害的副作用。
　　此外，《雷公炮炙论》还指出了在药物加工处理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如雷■注意到铁与有些生药放在一起会使生药变色，因为药中所含的成分会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加工知母、商陆、茜草、五味子等，忌用铁器。又如加工槟榔、茵陈等，因为这些药物含有挥发性物质，所以不可用火处理。
　　《雷公炮炙论》是一部重要的中医制药学典籍，它推动了中药炮炙加工技术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为后世药物　　炮制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书中所载录的中药鉴别和加工处理方法也很有实用价值，其中一些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①　　 洪武娌：《雷敩》，见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集），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九）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与外科学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与感染性疾病大为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和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十卷而流传于世，现传本仅五卷。龚庆宣是南齐时人。据龚氏序可知，刘涓子为晋末和刘宋时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 黄父鬼 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龚序提到，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 千无一失 ，并谓 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痈疽、疮疖、瘰疡、疥癣，各种化脓性感染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１４０多个，所用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
　　该书所提倡的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也很有价值。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但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书中将活血化瘀法用于创伤外科，是很有创见的，这一主张至清代经过中医理论的论证，在后世的临床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在这一时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并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此外，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很高水平，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成功。
　　（十）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和中外医药学交流
　　魏晋时期的医事制度，实际上是沿袭了两汉的制度，医政仅由太医令来管理。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由于医务活动的扩大，尤其是统治阶级自身对医药的需求，在南朝宋、齐、梁、陈及北朝北魏、北齐、北周等政府部门，又陆续增设了太医丞、藏药丞、典御、侍御师、太医博士、太医助教、尚药监、太医、小医、医正、主药等官员。师徒传授是中医教育的传统方式，而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则始于南北朝时期。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４４３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这是官方创办医学教育的开始。他还撰写了脉学、本草、方剂、针灸术、明堂图等方面的著作，以作为教学用书。北魏设置的太医博士、太医助教，从名义上看，也是从事医学教育的官员。为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有些地方政府还组织人力整理医学典籍，编写简明精要的医学著作。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诏令李脩主编药方百余卷，宣武帝拓跋恪曾设置医馆，同时组织医工，对大量的经方， 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耳 ①。以上这些虽然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措施，但却是隋唐时期完善的医事管理制度和医学教育体制以及由政府组织编写大型医药著作的开端。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这条陆上通道也基本上畅通无阻，因此，中外医药交流也很早就开始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交流又有所发展。如，公元５４１年，朝鲜就曾邀请中国医师赴朝鲜看病。另一方面，朝鲜的医药知识也传入我国，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就记载了不少朝鲜出产的药物，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公元５５２年，我国曾以《针经》赠送日本，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１６０卷赴日本，这是中国医学传入日本之始。三国时我国名医董奉曾到越南，治愈了交州刺史杜燮的重病，越南的药材曾传入我国，葛洪也曾打算到越南去采药炼丹。公元５１９年扶南（柬埔寨）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香等；印度等国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蜜、香附、诃黎勒、雄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情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我国处于分裂和战乱状态，但医药方面与国外的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①　　 《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中华书局 198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