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科技史之医药学

医药学
　　（一）医药学发展概况
　　宋辽金夏时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我国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代 程朱理学 盛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成为后来中医理论著述中阴阳五行说的基本点，对后世医学发展有消极影响，使医学理论渗入了唯心主义的色彩，同时引起了唯物主义的反击。
　　如张载关于 气 的学说，奠定了元气本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对病因学、诊断学、病机理论的分析探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王安石主张新学，南宋陈亮反对空谈义理，主张务实，强调 用 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这些观点都给医学界以积极影响。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医学是在《内经》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积累实践经验，而宋金时代的医学，则是在前一阶段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与提高。这一时期医药学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官府设立比较完善的医药卫生行政机构、管理机构、医学教育设施，并多次颁发药典，方书和本草医书大量涌现。还产生了一些杰出的医家和学派，金代有刘完素的河间派和张元素的补气派及张从政的攻下派，这些学派的理论主张和临床经验，对我国的医学有重要影响。在临床医学方面如针灸科、儿科、妇科及法医学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１。医政、药政及医学教育宋代官府对医学事业和医疗设施及医学教育特别重视，对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宋代医政机构较健全，不仅设立翰林医官局专职医药行政，还在宫廷、京都和地方设有御药院、尚药局等。
　　宋代医疗设施，最重要的是 官药局 ，不但宋以前没有，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 太医局熟药所 于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年）在开封设立，其职能主要是按方制配及出售成药， 以利民疾 ，南宋时改名为 太平惠民局.由于熟药所的设立和《局方》书的颁布，一般方剂多制成丸、散、膏、丹等成药出售，一般百姓也往往能不请医生，按病求药，便于医药知识在民间广泛普及。官药局的设立，是成药在宋代得以发展和盛行的重要保证。此外，宋还设有 保寿粹和馆 ，以养有病的宫人；设 养济院 ，供给患病的人以食宿和医疗； 安济坊，福田陀 以养贫苦病人； 慈幼局 则养弃儿并给贫苦幼儿治病。
　　２。重视医药人才的培养选拔王安石变法（１０６９年）以后，设立了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 太医局 ，著名的 三舍法 推广到教学中。到了崇宁年间（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年），医学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被纳入国家官学系统。宋代医学校分科较细，分为大方脉（内科）、风科（中风）、小方脉（儿科）、眼科、疡肿兼折伤、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课程有《素问》、《难经》、《伤寒论》、《脉经》、《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太平圣惠方》等。学校以择优为原则，建立 升舍 制度，对成绩优秀者给予一定的奖励，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除中央太医局外，地方医学也渐渐兴起，到了政和五年（１１１５年），由于创立了医学贡额，导致儒医的出现，使地方医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后来的金、元等朝的医学教育均仿宋制。
　　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北宋政府专门设立 校正医书局 ，集中大批科学家和医家对从《内经》以下直到唐代的许多医学著作进行考证和校正，并加以出版。校书局陆续刊行了《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难经》、《千金要方》等古典医籍，对宋以前中医文献的整理、保存、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北宋政府几次编撰刊行了规模巨大的医方总集：如公元９８１- ９８６年，令贾黄中等编成一千卷的《神医普校方》；公元９８２- ９９２年令王怀隐等编成一百卷的《太平圣惠方》；１１１８年召海内名医编成二百卷的《圣济总录》，于公元９７３- １１１６年１５０年内多次修订了《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本草著作。
　　（二）方书、本草的大量涌现
　　１　。官修医著
　　官书《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政和圣济总录》，这三本书都是当时的官府命医官们编纂的，故称之为 官书.《太平圣惠方》共一百卷，录方１６９３４首，是一部以收录方剂为主的综合性医学著作。第一～二卷为总论，包括诊法及处方用药等一般的论述；第三～七卷论五脏六腑之病及治方；第八～十八卷论伤寒、时气、热病及其治方；第十九～三十一卷论风病和痨病；第三十二～三十七卷论各种杂病；第六十～六十八卷论痔病、损伤等外科病；第六十九～八十一卷为妇人病；第八十二～九十三卷为小儿病；第九十四～九十八卷为神仙、丹药、食治、补益等；第九十九～一百卷为明堂针灸。本书内容大多是编集前人的著作，虽然新的发挥较少，但对反映当时的医学情况和保存医学文献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官药所卖药处方的依据，共１４门，７８８方。
　　此书在宋元间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其中许多成方，都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只要对症施药，药效笃定。直到现在，中医常用的许多方剂，特别是一些成药的方剂，如牛黄清心丸等，都来源于此书。
　　《政和圣济总录》也是一部综合性医学著作，其规模较《太平圣惠方》更宏大，共分二百卷，录方近２００００首。卷一～二列６０年运气图，加以说明，卷三～四为总论，以下为各论，共分６６门，每门各有统论及分论，均简明扼要。虽然在中医学理论方面无新的突破，但论述比较系统简洁，重点突出，许多疾病的归类也较合理，其中所录方剂，则大多是丸、散、膏、丹、酒等，汤剂很少，体现了宋代医学的特点。
　　纵观医药史，两晋南北朝医学，以 方书 的大量出现为特点，至唐代，《千金方》和《外台私要》，可谓已集方书之大成。至北宋，方书盛行的趋势仍继续发展，《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就是集中表现。这样，一病之下，引方众多，一方之中药味愈来愈杂，而且同一方名，内容相差很大，不但病家无法选择，就是医家也无所适从。更大的弊病在于使疾病与治疗之间失掉了理论的联系。宋代许多医生想从实际上纠正这种趋势，如陈言的《三因方》，企图把各种疾病归入三因，后按因施治；再如寇宗奭（ｓｈì，音是）
　　的《本草衍义》、严明和的《济生方》，都试图使理论系统化，从而使治疗纳入有理可循的轨道。
　　多方、多药，成方滥用，同时也有一种由博返约的趋势，这是宋金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２。民间医著除官方主持编撰修定的方书、本草外，医家学者个人也编著有许多本草、方书。１０８２年，唐慎微综合《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加以整理，著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这是宋代最著名的药物学著作。全书共三十二卷，载药１５５８种，新增药物４７６种，如采砂、桑牛等都是首次载入。每药均有药图，并在药物的性味、主治、鉴别以及归经理论等方面评价阐述和考证。每药还附有制法，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药物炮制资料。此书刊行后受到各方重视，数次被政府修定并颁行全国，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年），两次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重新刊定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此书是本草学中一部重要文献，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前，５００年间一直被作为研究本草学的范本。连英国著名的学者李约瑟都认为，《政类本草》 要比１５和１６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术著作高超得多.《本草衍义》是宋代又一部突出的关于药理、药性的本草专著，由寇宗奭经十多年调查实践，在众多方献书的基础之上编撰而成。全书共二十卷，分为序例和药材物二大部分。序例中论述了摄养、医药、治病的道理，药物部分载药４７０种，对药材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作了论述和说明。他主张用药考虑患者的年龄、体质，并强调用药必须择水土所宜，药宜对症，用量相当。《本草衍义》一书中常用实验和调查的方法证实前人的讹传，使它具备一种以实验为计的独特的风格。
　　民间修撰的本草书还有陈衍所著《宝庆本草折衷》、郑樵的《本草成书》、刘完素的《珍珠囊》等，不一一列述。这一时期民间较为有名的方书有《博济方》、《苏沈良方》、《普济本事方》等书。王充所著《博济方》原书已失，特点是以丸、散、膏、丹为主要剂型。《苏沈良方》成书于１０７５年，是后人将苏轼所著《苏学士方》与沈括的《良方》合著编成，书中载有如健脾散、葫芦巴散、枳壳汤等奇秘效验药方。书中的 丹秋石 首次使用了性激素。此书在医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此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旅锐的《鸡峰普济方》均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三）临床医学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实践医学，在诊断、对疾病的认识以及治疗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成就。
　　１。诊断在诊断方法上，脉诊受到特别的重视。高阳士所著《脉诀》，把《脉经》的主要方法，结合实际简单扼要地编为歌诀，便于记忆和应用，很受一般医生欢迎，促进了脉诊的普及。小儿指纹的诊法，也发明于这一时期。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中有这样的记载： 凡婴儿未可辨脉者，俗医多看虎口纹颜色与四肢冷热，验之亦有可取，予又以二歌记之，《虎口色歌》曰：紫热红伤寒，青惊白色麻，黑时因中恶，黄即因脾端。 这可以说是现存最早关于指纹诊断的具体记载。其他听声望色、辨口鼻、问寒热等诊断内容也有发展和提高。刘完素在《河间六书》中记载以四时五腑之色察肝腑枯荣，李杲有察色脉定吉凶的论述。
　　２。内科与外科宋代时内科已分化而成大方脉和风科，它们在医科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一时期对内科病的认识和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张锐《鸡峰普济方》就把水肿病分成多种类型（如十水病），根据不同的水肿模型和性质来治疗，充实了水肿病的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宋代的董汲在《脚气治法总要》中，对脚气的病因、发病情况、治疗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全书收集了内服及外用药物４６个，附有治疗脚气病的医案，是一部较全面的脚气病治疗专著。
　　许叔微所著的《普济本事方》还论述了消渴病，即现在的糖尿病的临床症状。
　　在对内科疾病的认识方面，亦有不少进步。一方面认识的广度大了。许多新的疾病和症候被记录下来，如《太平圣惠方》记载疾病多达１６００多门；另一方面，对过去一些认识不清的疾病，开始能够鉴别了。如对于发疹性疾病，《太平圣惠方》及《小儿药证直诀》已能鉴别出天花、麻疹和水痘，而在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有更详细的描述，从书中可见当时已能鉴别斑疹伤寒、水痘、天花、麻疹、荨麻疹五种发疹性疾病，掌握了其主要特点。在内科诸症的病因诊断、治疗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治疗方面，局方成药的盛行，虽然给医学发展带来不少流弊，但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也发现了很多有效的方剂和药物，特别是芳香性行气药物对促进消化作用的效果比较显著，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影响很大。其他如用砒剂治疗疟疾、痢疾、痔疮，汞剂利尿，蟾酥止血、止正痛，罂粟的止痛、止痢、止正咳都是这一时期的新发现。宋代时陈自明《外科精要》一书的问世，首先明确提出外科的名称。此书刊行于景定四年（１２６３年），主张根据脏腑经络虚实，因证用药施治，不可拘泥热毒内攻之说，常用寒凉攻伐之剂。它特别指出痈疽虽为外科病症，但与内脏有关，用药应从人体的整体出发。这些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颇深。
　　外科方面，对一般化脓性疾患，提出所谓 五善七恶 的说法。所谓 五善 ，一般指炎症只限于局部，没有全身症状，预后好；所谓 七恶 ，指发生坏疽或败血症等较严重的全身症状，预后不好。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相当正确的。外科对化脓性炎症的处理更合理，外治法同时配合内服药 托里 （促进化脓）或 内消 （停止化脓），更形成中医外科疗法的特点。
　　写于１２世纪初的《卫济宝书》（佚名）曾论述了癌、瘭、疽、痈五发图说。这是癌症的最早的记载，并通过对乳腺癌的观察，指出４０岁的妇女易患此症，溃烂三年而死，符合实际，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诊断上的巨大成就。
　　３。妇产科宋代妇产科很发达，已专门设有产科医生，并有产科专著，妇科学术水平也显著提高。在《太平圣惠方》第六十九～八十一卷，专门记载了妇科病，《圣济总录》和《和济局方》均有大量妇科内容和方药。朱瑞章（约１２世纪长乐人）于１１８４年著《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综合了南宋以前诸家产科经验，论述了胎前产后的全过程，注意到妊娠营养与摄生，临产护理和治疗、产后方药、新生儿护理等等。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实际临床意义，是宋代妇产科的一部重要著作。
　　这时很著名的产科著作还有杨于建著于１０９８年的《十产论》。《十产论》详述了横产（肩产式），倒产式（足产式），偏产式（额产式），坐产式，碍产（脐带绊肩）等各种难产及助产方法，该书所载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位术的最早记载，它标志着宋代妇产科对难产处理有较高水平。
　　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还载有产科用药的重要发明。该书记载用全兔脑作催生丹，是世界上最早应用有关催产素催产的记载。书中还详细记述了催生丹的制作技术和过程，表明当时在朴素的经验上把握住了激素的某些重要性质。宋代妇产科成就最大的是陈自明。他的《妇女大全良方》著于１２３７年，在妇科方面有调经、众疾、求嗣三门，记述了有关月经的生理及异常诸候，一般的妇科病和不育问题。他指出女子不孕的原因，并反对早婚。在产科方面还有关于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的论述，描述了妊娠各期胎儿发育状态、妊娠的诊断，以及产褥期的护理，产后感染诸症。
　　《妇人大全良方》在当时是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总结性妇产科专著，受到后世重视并被长期应用。
　　４。儿科宋代的太医局专设有儿科，称为小方科，在《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医著中都有大量详实的关于儿科诸症理法主药的全面论述。《幼幼新书》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儿科学专著，著于１１５０年，为刘昉、王历、王湜合著而成，总结了宋以前儿科的经验与成就，内容包括求端探本，方书叙例、病源形色、禀受诸疾、惊风急慢、斑诊麻痘、五疳辨治、眼目耳鼻、口唇喉齿等多条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１１１９年）一书标志着儿科学已自成体系，从生理病理到诊治方药都形成了独立的内容。他的《小儿药证直诀》，上卷论述脉证治法，中卷记医案，下卷刻诸方。他抓住儿童的本质特点，生理上 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状 ，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在治疗上主张 柔润 为原则，反对 痛击 、 大下 、 蛮补 的用药主张，强调补泻要同时调理，以善其后，也善用滋阴清火法，为金元时滋阴清火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临床依据。根据这些认识原则，他创制的一些儿科专用方济，如痘疹初起时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异功散以及治肾阴不足的六味地黄丸等，为后世医家所常用。
　　钱乙根据小儿不能口述病情，不易诊断，总结出 面上证 、 目内证 ，对小儿疾病的疹断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他集中论述了小儿脉法中 弦急 、沉缓 、 促急 、 浮细 等法，并以脏腑病理为依据，根据寒热虚实，用五脏为纲的辨证方法诊断全身，进一步为后世脏腑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其影响不仅限于儿科。钱乙书中对小儿常见的痧、痘、惊、疳四大重症加以论述，指出疮疹特点及疾病的征状，他所记录的病例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已认识到小儿脐风和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疾病，并指出以烧灼脐带为预防脐风的办法，更是惊人的成就。
　　开宝六年（９３３年），刘翰、马志等奉诏令在唐苏敬的《新修本草》基础上，修订成《开宝本草》。公元９７４年，李坊参考其他诸书，收录药品新旧共９８３种，重新修订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共二十一卷。到了嘉祐二年（１０５７年），禹锡等奉命增修，增药８２种，共计１０８２（或为１１１８）种，称为《嘉祐补注本草》。嘉祐三年（１０５８年），宋诏令各地所产药物绘图进呈，并注明开花结果、采收季节和功用，由苏颂主持编撰《本草图经》。《本草图经》于嘉祐六年（１０６１年）成书，共二十一卷，载药７８０种，并在６３５种药名下绘制药图９３３幅。对所收药物不仅绘制图样，而且注明花形、果实、采收季节、效用、产地和进口来源，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为药性、配方及历代本草的纠谬提供了依据。书中对药物的来源和鉴别作了重点讨论，把辨药和用药结合起来，并收藏了大量的单方和验方。
　　由于它实用性强，深受衙世医家的赞赏。虽早已散失，其主要内容仍保留在《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
　　５。针灸宋代在针灸方面，做了不少整理工作。首先，《太平圣惠方》的第九十九、第一百卷收录了唐以前部分有关针灸的资料。为了使针灸图更形象真实化和富有立体感，王惟一于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年）在编写《铜人俞穴针灸图经》的同时，奉敕铸造了最早的两具刻有经脉俞穴的铜质人体模型——针灸铜人。至今仍为针灸家取位定穴范本的《十四经发挥》，即源于该《图经》。
　　有关针灸的著作，有记载的还有许多，但只有《针灸资生经》、《玉龙歌》流传了下来。
　　针灸的发展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由博返约，即在３００多个俞穴中，选出若干常用穴编成歌诀，说明主治疾病及注意事项，便于医生掌握和应用。另一种是受了 运气学说 的影响，特别重视针灸取穴和时日的关系，即现在尚流行的子午流注 和 灵龟大法.前者对针灸的普及和有效验穴的认识有促进作用，后者则增加了针灸的神秘性，有不利作用。
　　６。解剖及法医学宋代有两次关于解剖尸体的记载，一次在庆历（１０４１- １０４８年）年间，另一次在荣宁（１１０２- １１０６年）年间。当时对内脏的解剖位置及特点的记录基本正确，并绘有《存真图》，但未流传下来。
　　法医方面的著作，有佚名的《内恕录》、《平冤录》，郑克的《所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最著名的是１２４７年末宋慈所著《洗冤集录》。
　　该书列举了许多自杀和谋杀的毒物以及有关的救急或解毒方法等。该书分为五卷，第一卷是法律条文，总检规定，疑难验例；第二卷是初检、复检规定，检妇规定，检妇婴尸注意事项，尸体四肢腐烂情况，洗、验已埋尸、烂尸的方法等等；第三卷是验骨，验自缢，区别真假自缢和真假自溺；第四卷是各种杀伤，火死，汤泼死，病死，毒死的检验；第五卷验罪囚死，受杖死，跌死，塞口鼻死，雷击死，虎咬死等尸检，并附有辟秽和急救的方法，它包含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真正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这本书一直被沿用了五、六百年，还被翻译成英、法、俄、日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国际间，影响颇大。
　　（四）医学理论的发展
　　１。对张仲景《伤寒论》的重新研究《伤寒论》（东汉张机所著）是中医辨证论治 的基础。由于此书是一种条文式的札记，系统性较差，不便于一般医生具体掌握，对许多症候的虚实寒热等病变的性质和部位并没有具体地分析和指出，治病原则和所用方药不能完全和疾病症候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没能广泛传播。到了宋代，重新研究《伤寒论》蔚然成风，许多有关《伤寒论》的著作纷纷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宋代成无己的《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南阳活人书》，许叔微的《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伤寒九十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等。
　　金代有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和《伤寒标本心法类萃》，骔素的《伤寒医鉴》等。
　　宋代学者对《伤寒论》的研究，主要着重在注解、整理和补充三个方面。
　　所谓注解，并非单纯的字句解释，其重点是对每种证候的病机病变加以理论性的阐述，而且对《伤寒论》的处方、用药，也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并和所治疾病联系起来。此外，还对伤寒病的许多重要症候、证型以及常见并发症，如发热、恶寒、阴（阳）毒、表（里）证……等分别作了更系统、更具体的理论性阐述。整理，就是对《伤寒论》的原文加以重新改编，尽量使其系统化，有纲有目。还有的学者将伤寒重要症候的病机病变以及治疗方法编成歌诀，便于学习者掌握和记忆其要点。例如许叔微的《伤寒别歌》。补充方面，一是对《伤寒论》的某些症候补充方剂，二是关于温病的补充，三是关于妇人、小儿伤寒的补充。方剂的补充，大部分采自《千金方》、《外台私要》等唐代方书，关于温病、温疫等几种类型，并加以鉴别，庞安常提出四时有不同温病的主张，郭雍的《伤寒补亡论》则详细描述了五种不同疾病的斑疹特点，此外还有小儿妇人伤寒的许多著作。以上注释、整理和补充，使《伤寒论》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更臻完整，但并没有提出根本性的新理论和新问题。
　　２。病因病机学宋金时期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宋代对传染病的病因多为瘴气说。陈文中在《小儿痘疹方论》中认为天花病为三种液毒。严用和在《济生方》中辨别五劳、六极、七伤与全尸的不同，表明了对劳瘵病因认识的深入。对于消渴病，宋时提出积热在脾的看法，对消渴病因、病机的认识有了进步。对于中风，刘河间认为主于火，李东垣认为主于气。此外，钱乙认为小儿急惊风为热甚生风，慢惊风为脾虚生风。对伤寒，庞安时认为冬季寒伤阳气而致，随时而病变，在春为温病，在夏为热病。朱肱，王好古对伤寒病因病机等方面有不少精辟、卓越的认识。宋金时期医家对许多具体的病证的病因病机认识的深度、广度有了较大的进步，从而出现了病因病机学说的专著或专门篇章。
　　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论》）讨论病因，在医学史上声望较高。他主张 三因致病说 ，把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一为内因，即喜、怒、忧、思、悲、惊、内伤七情，内发自脏腑，外形于肢体；二为外因，即风、寒、暑、湿、燥、火、外感六淫，起于经络，发于脏腑；三为七情、六淫之外的因素，包括饮食饥饱，呼叫伤气、虎狼虫毒、金疮压溺及其他各种偶然性因素。这种分类与张仲景略同，但内容有所发展，对各病因的概括更加具体，更符合临床实际，使中医医因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病机学在宋金时期也有大量的阐述，如钱乙论述儿科病机特点，陈自明论述妇科病的病因病机。刘完素对火热病提出六气皆为火化的论点，认为外因六气、内因五志皆可致生热证，对运气学说做了创造性的发挥，把五运六气的原理运用于人体内部，提出脏腑六气的病机理论。他的《素问玄机病式》可视为病机学专著。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提出对病因病机的不同见解，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宋金医家对病因病机的研究和探讨，对后世医学具有重要影响。
　　３。运气学说的盛行运气学说，是以 五运六气 预测疾病的发展和轻重的一种学说。最初的记载是唐代王冰补入《素问》的七篇文字，著成之后，自唐宝应元年至北宋初年的２００余年间，无人引用。直到宋元符二年，刘温舒著《素问论奥》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并绘图说明。王安石变法以后，此说大为盛行，甚至作为太医局考试医生的科目之一。当时有影响的著作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赵法的《圣济经》、《圣济总录》，陈言的《三因方》。
　　运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是把当时纪年所用的天干、地支，即甲乙丙丁……
　　子丑寅卯……等，和五运（即金木水火土五行）、六气（太阳寒、少阳火、阳明燥、太阴湿、少阴水、厥阴风）联系起来，认为每年都有一个 五运 和六气 ，同时又把五运六气联系起来（金属燥、木属风、水属寒、土属湿、天气中少阳的火称为向火，把少阴的火称为君火），并且把它们分别于不同的阴阳，这样就可根据甲子、乙丑等年岁的推移而预先判定某年某运为主运，某气为主气，然后再根据阴阳五行生克关系，定出 运 和 气 何者为主。这样就能判定某年为某气胜，易得何种疾病。不难看出，这种学说毫无科学根据。
　　这套理论，盛行时就有人反对，许多临床医生名义上不反对，但实际应用上，或置之不理，或只抓一点可用之处另加发挥，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
　　如运气学说中强调六气致病，后世扬弃了它凭干支推断某年某气胜的不合理部分，单以六气与疾病的关系发挥而发展为六淫病变学说。此说强调五行和天气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后世发展为五脏病变时相互影响的学说。其中与运气无关的但对临床实践十分重要的理论性问题，如治疗的正治、反治原则，制方的君臣佐使关系，药物五味对不同疾病的补泻作用各不相同等，这些对中医理论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针灸学中 子午流注 、 灵龟八法 很可能受了此学说的影响。
　　４。医学流派的产生金代医学流派的主要代表是 金元四大家 ，即金代的刘完素、李杲、张从政及金元时代的朱震亨等四人。
　　刘完素受运气学说中强调六气致病的影响，认为六气之中，火、热为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并认为六气都可以化火，故得出结论认为，绝大多数疾病都由火所致，治病时以寒凉为主，后世称 寒凉派.张从政认为，六气致病主要是 邪气 侵入人体的结果，所以他主张治病应以汗、吐、下三法为主，排除邪气，特别是吐、下两法，收效最速，后世称 攻下派.李杲与前两人强调六气的外感作用相反，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包括外感病在内，都是以 内伤 即体内正气的损伤为主要因素。他据内经《太阳阳明论篇》的论点，加以发挥，认为人体正气应以 脾胃之元气 为主， 人以胃土为本 ， 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 ，治疗各种疾病，均应设补脾胃之气为主，后世称 补土派.朱震亨与刘完素有间接师承关系，受主火论影响较大，对火的看法与刘很不同，以为人体内有一种 相火.这种相火最易因声色的刺激而妄动，耗泄阴精。阴精不足，正是各种疾病发生的最重要因素。主张治病应以补阴精而抑相火为主，后世称他为 滋阴派.以上各派的主张虽然有很大片面性，但都能以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某些方面的问题，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不同主张之间的互相争论，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
　　（五）著名医家及其专著
　　庞安时（１０６８- １１００年），其著作主要是《伤寒总病论》，其他还有《难证辨》、《主对集》、《本草补遗》。他的《伤寒总病论》对张仲景的《伤寒论》作了一定的整理和补充，开创了重新研究伤寒之风，其作用不可否认。
　　虽然具体的处方用药 寒热错杂，经络不分 ，但在初研《伤寒论》的当时，此缺点实为在所难免。
　　朱肱因曾做过奉仪郎的官，人称朱奉仪。著作主要是《南阳活人书》。
　　此书共分二十卷，第一～十一卷为问答体，共设１００门，以阐发张仲景《伤寒论》的奥义；卷十二～十五论伤寒１１３方；卷十六～十八论杂方１２６首；卷十九论妇人伤寒；卷二十论小儿伤寒疮疹。该书在对《伤寒论》的整理和阐释方面较《伤寒总病论》平妥，对后来的医学影响较大。
　　许叔微生于１０８０年，卒年不详，幼年时父母因病双亡，立志学医，终成一代名医。他的著作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类证善济本事方》等。《伤寒百证歌》共五卷，主要是 取仲景方论编成歌诀一百证 ，虽然自己发挥较少，但把有关伤寒的脉、证、方、药、表面、阴阳、虚实、寒热等辨证要点，归纳于１００首歌诀中，便于学习记忆，有利于《伤寒论》辨证论治精神的普及。《伤寒九十论》为著名经治病例的论述，颇似今日病案讨论。《普济本事方》共十卷，收录３００余方，每方首列主治、方名、药味分量，次叙治法、服法，后附１- ２病例及评述，书后列《制药制度总列》７０余条，很切合实用。这两本书，均便于学者理论联系实际。
　　成无己生于北宋，生平事迹不详。著有《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
　　其中《伤寒论注》是对张仲景《伤寒论》的注释，是以后百余家注释《伤寒论》的首创。
　　钱乙（约１０３５- １１１７年），字仲阳，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小儿科专书。《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在书中列举了五脏本身虚实的主要特点，并分别指出治疗原则及具体处方，为以后的脏腑辨证奠定了基础。他提出小儿 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 ，治疗时力戒妄攻误下，即使非下不可，也必须 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 ，而且下后必须以和胃之剂加以调整。现今看来，这些都是对小儿疾病特点的正确认识。在处方方面，他依据辨证论治的精神，对过去的成方加以对证化裁，特别是从金匮肾气中化裁出六味地黄丸，对后世的启发和影响很大。
　　宋代除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外，尚有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刘昉《幼幼新书》，陈文中《小儿病源总方》、《小儿痘疹方论》以及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
　　陈言（１１３１- １１８９年），字无择，南宋人，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享誉颇高。《三因方》主要是三因立论，即认为各种疾病都离不开三因，都可按三因来分类。《三因方》的编排：第一卷总论，第二～七卷为外因病，第八卷为内因病，第八卷以后其分类就不清了。显然，这种理论在著书时就暴露出谬误，因为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内外因相联系的，决不可孤立地归之为内因或外因。《三因方》共十八卷，分１８０门，录方１５００余首，每类都有论有方，后人评其 文词典雅，而理致简该，议论职责有根柢，而其药都不验 ，治病既无效，议论岂非空谈？可见对陈氏的赞誉有名过其实之嫌。
　　王硕，据传为陈言的学生，著有《易简方》，取方３０首，生料３０品，市上常售丸药１０种， 凡仓猝之病，易疗之疾，靡不悉具 ，充分体现了 易简 二字，出版后虽毁誉不一，但影响很大。
　　严用和，生平不详，著有《济生方》十卷，《读方》一卷，原本已佚，今本为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５６论，２４０余方，约为原书一半。《内库提要》评论该书 议论平正，条分缕析，……其补益云，药唯斗剂，柔而不潜，专而不杂，……盖其用药主于小儿思慎，……然用意谨严，固可与此从政，刘完素诸家相互调剂云 ，严用和可称为稳妥派医生的鼻祖。
　　陈自明，字文甫，三世学医，均为大方脉，而陈氏却专于外科及妇科，所著《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均为传世之作。《妇人大全良方》共二十卷，分八门，即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产后；每门数十论，共２６０余论，论后附方。该书 提纲挈领，于妇科论治，详悉无遗 （四库全书提要），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产科专著，对后世影响颇大，至今犹为一般医家所遵用。《外科精要》主论痈疽的证治，名医朱丹溪为之作《发挥》，熊宗立为之作《补遗》，薛立斋为之作《校注》，足见其影响之大。
　　宋代医家医著，除以上所述外，一般方书还有孙用和的《家传密室方》，王贶的《全生指迷方》，史堪的《史载之方》，宏近的《集验方》，杨焱的《家藏方》等。外科有无名氏《卫济宝书》，李迅的《集验背疽方》，李世荣的《痈疽辨疑论》等。小儿科方面有单世荣的《活动心书》，妇科有杨子建《十产论》，郭稽中《夫人产育宝庆集》。
　　张元素，金之易州人，生卒年月不详。其著作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药注难经》（疑为后人伪作）、《医方》（不传）。《医学启源》包括五运六气、内经治要及本草药性三部分内容，《珍珠囊》主要是 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沉浮，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张元素的主要成就在药理学说方面，他虽推崇运气学说，而实际上只着重 一年之中由于季节气候的不同，治病用药也应不同 这一方面。此外，他对五味学说也有新的发挥，他不但根据五脏的苦欲，具体指出针对性药物，而且指出即使用一味药物，因五脏病变的不同，其作用也可大异，从而使五味作用更复杂，使用上更灵活。他对药物气味的厚薄、阴阳、升降、沉浮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尤其在《珍珠囊》中对每味药物都作了具体的注明。该书中几乎每味药物都注有归某证的字样，制方必须用特定的 因经极使 药，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可见他倡导药物的 归经 说及 引经极使 说。张元素还根据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及药物五气六味、归经补泻的性能，具体指定《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把每一脏腑在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药，都规定下来，对辨证论治的彻底贯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故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称颂张元素 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李杲（１１８０- １２５１年），晚号东垣老人，从师张元素，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密私藏》、《用药法家》。以《内外伤辨惑论》为代表，其中的思想认为 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他主要强调脾胃的作用，有其独到之处。
　　此外，还有李东垣的两位学生王好古和罗天益。前者著有《医望无戒》、《阴阳例略》、《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后者著有《内经类编》和《卫生宝鉴》。
　　刘完素（约１１１０- ？），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要旨》、《宣明论方》、《伤寒直格》。《〈素问〉玄机原病式》把《内真要大论》中所讲的 病机十九条 加以发挥，阐明 大多数疾病，其病机、病变均为因热 的理论。刘氏的学说，受运气学说的影响颇多，其中不乏神秘色彩。
　　张从政（约１１５６- １２２８年），为学刘完素，用药多寒冷，著有《儒门事亲》、《三法六门》。他遵照六气致病，认为各种疾病主要是由所谓六淫的邪气所引起，驱除的具体方法就是 汗、吐、下 三法，其主张偏颇性较大，后世很少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