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教育史之官学的振兴与改造

官学的振兴与改造
　　宋初乡党之学虽然流布甚广，成绩显著，但各地乡党之学的课业程度、教材，选用教师条件、待遇，生徒来源等等，素无定制，纷杂不一；办学经费来源也无保障，学校后继发展无力，办学规模及普及范围也受到局限。因此，由朝廷统一制定全国性的教育发展模式，为教育发展提供通盘性经费保证，已是势在必行。而这两者的根本落实，只有在政府体制之内才能完成，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官学化进程的出现，也成为客观必然的趋势。同时，宋初文教事业隆盛，主要是在科举刺激下出现的，由此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弊病，进入北宋中期也完全暴露出来，并成为影响宋代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消除这类障碍、振兴官学，成为北宋历次兴学的主要课题。
　　（一）范仲淹与庆历兴学
　　北宋教育在仁宗朝前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左右了北宋中期教育演变的主要趋势，为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的大规模兴学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首先，朝廷改变了以往间接赞助民间办学的做法，以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年）
　　赐拨兖州学田和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诏许京兆府立学并赐学田为开端，直接管理和资助、兴办地方州学，将重要藩府的州学正式纳入官学的体制之中。
　　其次，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地方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形式多样，是北宋州县之学多年演变、趋于成熟的典范。诸如范仲淹主教的应天府书院，胡瑗主持的苏湖州学，孙复、石介的泰山、徂徕之学，以及陈襄的福建古灵之学，都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并讲求民间利病之急，推倡圣人之道和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为其后的庆历兴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拓开芜茺、化通士学风气之功。再次，朝野对科举之学的指责日益公开和普遍，并要求施行切实的改革措施。上述的变化，已显示出庆历兴学的到来，具有客观必然的历史依据，并标示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兴学主题。
　　由范仲淹主持推动的庆历兴学，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庆历兴学持续的时间虽短，但范围之广，内涵之深以及影响之远大，远非景祐前后的兴学所能比拟。
　　范仲淹作为倡导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庆历兴学之前，就对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弊病，做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认真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建设性主张。
　　早在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年）主持南都府学教席时，范仲淹就上书执政大臣，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的治国之策。他认为：所谓 重名器 ，就是要慎选举，敦教育。慎选举：一是要恢复制科，以便选用具有特异才干的人材；二是改革常科考试。范仲淹认为：诗赋取士不能考核真才实学。他要求：科举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如此则人必强学，复当深究治本，渐隆古道。所谓 敦教育 ，就是在州郡恢复学校之制， 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 （同上）。他指出：序庠之兴，为三代盛王之道，不可忽略，当太平之时不能教育，乃于选用之际，患其才难，实为 不务耕而求获.此后，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进一步强调兴学养材的重要意义：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兴学校，立师资、聚群材 （《范文正公集》卷一八）。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养育群材，移风易俗，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
　　范仲淹的养士、选士之道，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重寒俊，广开途。
　　范仲淹出身贫寒，苦学成名，对官僚权贵子弟不学无术而坐享荫恩的现象十分不满。天圣三年（１０２５），他大胆上疏仁宗，批评朝廷延赏过多，恩荫太滥，主张恢复着重录取 黄衣草译 的制科考试。二是重实学、斥浮伪。范仲淹认为：国家劝学育材，必求为器用，辅为风教，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方为教育的 本至.科举考试专以诗赋声律为去留，则是导致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糜、风俗巧伪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科举录额虽广而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认为，提倡实学、改革科举，不仅是振兴教育根本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首要前提。
　　范仲淹上述主张，为其后的庆历兴学提供了指导方针，并在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范仲淹在主持新政大局的同时，积极筹划兴学，当年九月奏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四项都与科举教育改革有关，可见教育改革在新政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 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 （《宋史？选举志一》）这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宣言书。其后，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揭开了庆历兴学的序幕。
　　庆历兴学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３００日，方许应举。第二，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采用胡瑗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度，以改进太学教学及规章体制。同时，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
　　第三，改革科举考试方法。
　　庆历新政维持不过一年几个月，便在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庆历兴学的成就和影响，仍不容忽视。
　　首先，庆历兴学诏为地方办学提供了合法的凭据，首开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普遍激发起州县地方兴学的热潮。据欧阳修《吉州学记》记载：庆历兴学诏下之日， 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 吉州之士赞助私钱１５０万用以兴学，修筑学府，用人力共计二万一千工次， 而人不以为劳 ；学堂壮伟闳耀， 而人不以为侈.兴学为荣，蔚为风气。《吉州学记》又称：兴学诏下之后，海隅徼塞四方百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 此外，尹洙的《岳州州学记》、范仲淹的《建州学记》和《饶州新建学记》、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也分别记载了各地兴学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失败后，州县兴学的成就仍部分保留下来，一些新政人士被贬到地方后，仍热心创办地方学校，使庆历兴学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
　　其次，庆历兴学整顿和改进太学、国子学的教学制度，一批硕学名儒如石介、孙复等人先后主讲太学，结束了国子学、太学徒为游寓取解而无教学之实的状态，开创了北宋中央官学的空前盛况。据北宋学者田况回忆： 庆历初，石、孙为直讲，期兴庠序，朝廷又立三百日听书日限，来者日众，未几，遂盈数千，虽祁寒暑雨有不却者。 （《儒林公议》卷上）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石介、孙复既为著名的经学家，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并竭力倡赞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这与庆历兴学的宗旨完全契合。由他们主持中央官学的讲席，对于改变浮靡巧伪的士学风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对全国各地学校起到了主导示范的作用。北宋文瑩在《湘山野录》卷中也称：石守道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道由上庠.时人张方平虽对石介的为人行事颇多微辞，但也承认： 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乐全集？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程颐的《回礼部取问状》则盛赞孙复在太学主讲，使 《春秋》之学为之一盛，数十年传为美事。 （《河南程氏文集》卷七）
　　直到北宋末年，人们论及学校教育人材，士风丕变，仍盛称庆历之风。但石介为人刚果偏激，其贬抑西昆，改革士学文风虽然有功，但矫枉过正，太学文体又因此流于 险怪为宗 ，直到嘉佑初，欧阳修知贡举始纠闢其弊。这一点也反映了庆历兴学在纠正士学文风方面失于偏激的缺陷。
　　再次，庆历兴学期间的改革措施虽未保留下去，但其敢事更张的观念则冲破因循守旧的积习，感召和影响了一代士子，实际上开创了北宋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一个变革的时代。就连一向被视为守旧的理学家二程，也肯定庆历兴学 为教之意非不正 ，对庆历时的守旧人物丁度强调以词赋取士 祖宗以来得人不少 的言论，表示 切齿之恨 ，谓之 愚瞽之甚 （《河南程氏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其后的熙宁兴学，正是继承了庆历兴学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发展。
　　此外，范仲淹等人提倡经济实学，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和经世治国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需求为目的新的教育体制。其目标虽未能达到，但这是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来自教育领域的认真挑战，对于改变学校附庸于科举的状况、强化学校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历史性推动作用。
　　不过，庆历兴学的失败，除了各种外部的诸多客观原因，兴学自身的措施并不十分完善合理，也是重要的因素。例如：朝廷虽然下诏州县立学，却并无相应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像景佑年间统一提供办学经费，故尔诏令虽在，是否落实则全凭地方官的态度而定，时人张朱在《冀州学记》中曾做如下评说： 朝廷以学校道艺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兴废亦系其守长之能否 （《张右史文集》卷五十）。李觏在《袁州州学记》中也承认：守令的哲愚，是决定教化是否倡和的关键因素。在国家没有明确细致的法度制约下，兴学出现 敝徒文具，无命教之实 的情况，也是自然的事情。
　　（二）王安石与熙宁、元丰兴学
　　自范仲淹庆历兴学失败后，北宋的学校教育仍一切如故，兴学更定的条制也全部废止，但要求兴学和针砭时弊的努力始终没有终止。在仁宗皇佑，嘉佑年间（１０４９- １０６３），太学有孙复、胡瑗、李觏、梅尧臣这类才识高卓、学问渊博的学者先后担任直讲、说书之职，太学教学很活跃，尚能维持相当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有许多保留下来，并不时有新的州县学校创办，恩荫之滥受到一定限制，布衣之士读书仕进的热情也未消减。
　　不过，上述局部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神宗继位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材的问题，再次展开争论，并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始了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细致的变法运动。
　　主持和推进熙宁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王安石。
　　王安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年英杰，恃才傲物，期于大志，自比稷、契。
　　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进士高第，跻身仕途，此后任职州县官历时十八年。地方任官期间，注重考察、体验民情，吏政之余，着意于教育，并对教育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所撰的《李通叔哀辞》中，即论及为学的目的，当切入于道德，本于古，并指斥华浮荡肆之学。
　　此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任职和寓居江宁时，又热心创置学校，渐开临川学门，为朝野学士大夫所瞩目。他在鄞县所撰的《慈溪县学记》和在江宁所撰的《虔州学记》，都高度评价兴学立教的意义，再次强调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讲明道德和性命原理，学知而不行，便是失去了学习的本旨，将圣人之道和实用实行，看作是学问的归宿。
　　嘉佑三年（１０５８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王安石在熙宁兴学之前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围绕着人材的教、养、取、任等中心课题，提出了根治北宋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认为：造成宋代社会种种弊端（如财力日困，风俗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材不足，只有通过改革教育，培养出众多治事利国的人材，择人而取，因势利导，才能变更弊法，带动国家的整体变革。
　　他认为：宋代学校存在下列弊病而不称养士之职：一是学校徒具设置而无称职的教师，学官选择不严，且无真才实学；二是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但讲章句记诵之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违背了先王 治天下国家而立学之本意 ，故虽白首穷力于庠序，也无益于国家之用，这种教育非但不能成人之才，而且毁坏人才。他借鉴管仲四民分处的方法，来改变这种 教之非道 的现状。
　　主张让学生专心学习先王之道，潜研天下国家之用，而摈弃百家诸子异论和课试辞赋杂学。
　　王安石上述震撼朝野的激烈议论，虽然不能被年老体衰、安于因循的宋仁宗所采用，但却为不久后的熙宁变法兴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实际起到了熙宁兴学指导纲领的作用。
　　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次年再次提出兴学复古、改革科举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但围绕着如何变法的问题，也产生了诸多歧议。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在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正月上《议学校贡举状》，他虽然也承认宋代的科举和教育存在着浮涎不实等弊病，但他认为：国家是否能够得到有用的人才，在于知人责实，解决知人责实的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有责实之政，君相是否有知人之才。如果国家政体得以改进，具备上述机能，人才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而不必专系于学校贡举之途；相反，如果国家无责实之政，君相无知人之才，学校贡举也无从得人。因此，他认定选举养才， 何必由学！ 其次，苏轼认为：在全国范围兴学立教，必然要大幅度地变更法度、扰动时政， 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 显然，大规模地更措时政以兴学，会引出纷乱而患苦天下；相反，如果不大幅度变改法度，兴学也只能重蹈庆历兴学的复辙，无从收到实效。与其如此两难，不如因循旧制。
　　王安石针对苏轼的奏状指出，当时的科举不但不能养成人材，只能败坏人材：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 ，并认为：目前人材乏少，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是由于道德不能统一的缘故；要统一道德，就必须修学校；要修学校，就必须变贡举。经过辩论，熙宁四年二月，神宗下诏改革学校科举，揭开了熙宁兴学的序幕。
　　熙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实行三舍法。北宋太学在仁宗庆历年间始置内舍生２００人名额，熙宁兴学期间首先将内舍生名额扩至３００人，继而增至９００人。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又正式实施三舍法。所谓三舍法，就是太学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生员依学业程度，岁时考试艺能，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初无限员，后定额为７００人；外舍升内舍，内舍生定员２００人；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１００人。生员各执一经随讲官受业，月考其业，优等者荐入中书，可免发解、省试，而行及第出身。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命官。
　　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熙宁四年将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充为太学讲书堂及诸生斋舍。元丰二年又扩充太学为８０斋，斋各５楹，每楹３０人。外舍生扩大员额为二千人，内舍生３００人，上舍生１００人。
　　为了保障太学的正常教学及其经费开支，每年拨钱２５００缗作为教育经费，又从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中提取部分钱款补充学费之不足。
　　第二，改革人材选拔制度。熙宁兴学期间对人材选拔制度的改革，首先是在科举考试之外，又立舍选一途，其作用在于强化学校的职能，部分取代科举的作用。
　　第三，颁布《三经新义》。为了进一步控制学生的思想、统一士论，熙宁六年（１０７３）设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由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雱同修撰，并由王安石亲笔修撰《周礼新义》。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年），《三经新义》修成，由朝廷正式颁行学宫，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从此，士子参加经学考试，必宗其说，进而有效地改变了经说纷异的局面。
　　第四，创建和整顿国子监、地方学校及各种专科学校。在熙丰兴学之前，北宋国子监虽有监名而无教养国子之实。熙宁兴学期间，立国子生员额２００人，并从太学分取解额４０人以下，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从此，国子监稍具教养之实。同时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变法人材。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恢复设置武学。此后，又屡次改进武举及武学考试管理制度，大体形成了军事人材培养、选用的完整系统。武学之外，又于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设置律学，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年）又诏试进士，加律义。此外，还设置了医学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员，学生３００人，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培养医学人材。
　　地方官学的改进，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一是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改变州县有学而无教的状况。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初，在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同时，诏令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允许布衣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荐举现任京朝官、选人有学行者，由中书堂除专职教授，也允许州县官兼任本州教授。同年三月，又诏令诸路置学官，并置小学教授。次年规定诸路各置教授一员，并规定：诸路教授须由中书堂除任职。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年）又经国子监推荐，任命郓州左司理参军叶涛等２３人为诸路教授。值得指出的是：诸路学官的选任，要求被选人必须在思想和学行方面符合变法兴学的标准，学官任免也由中书直接控制，这样便通过任用赞同变法的学官，有效地控制了州县教育和士论。
　　改进地方官学的第二个主要措施，是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熙宁四年，诏令诸州给学田十顷用以赡士。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北宋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推动了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此，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个学科、内容、形式相对完整配套的学校网络。其在学校制度方面的创造性变革、在思想内容方面敢事更张的精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均被后人树为楷模，对保存和振兴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王安石重视人材和知识的价值，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主张通过振兴教育来带动全社会的变革，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礼义之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王安石兴学的措施并非十分完善，或制旧弊而生新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科举和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譬如：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教学、行政管理体制，实施三舍法，并制定一系列条规以保障三舍法的顺利实施；但同时，又不免流于下列弊端：其一，太学法规过于细密， 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苛免 （《宋史？刘挚传》）。甚至博士、诸生禁止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如此规矩，胜于防贼，确非学校造士之道。其二，太学斋舍管理多有不善之处，斋舍随经分隶，又以《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无非备礼请问，竟或不交一言而退， 以防私请，以杜贿赂 （同上），以此待养诸生，既不能增进学艺，更难养成经世致用之英才。其三，由于太学讲官专授一经，生徒也按专经分斋，随学官习经，故生员著述议论，尽得讲官余绪，例差考试，讲官虽未必循私，但考校所长，多就己见，讲官于去取之际不免编袒，而外方疏远之士偶不相合，遂致黜落，这既不利于兼收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利于学术交流。其四，颁定《三经新义》，将士论统一到变法的轨道之中，固然不错，但以一家私学垄断天下，而尽斥诸家之言，也实有害于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科举考试专用王氏经义， 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 （《宋史？吕公著传》）。应举少异辄不中程 ，便遭黜落。相反，若士子策论称颂时政、谀词奉应，则往往得中高第。王氏之学，本为深造有得的一家学问，王安石也素来鄙视记诵干禄之学，而此时却也沦为士子窃以干进的尤物。尤其严重的是，为了控制太学、防止异论，竟至屡兴太学疑狱，迫害师生。据刘挚《论太学狱奏》称： 根株证佐，无虑数百千人，无罪之人，例遭箠禁，号呼之声，外皆股栗。 （《忠肃集》卷四）另据《宋史？蔡确传》记载，元丰年间，蔡确治太学生虞蕃讼学官案，连引朝士，自翰林学士许将以下，逮捕械击，狱中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羹饭饼截举投其中，以杓混搅， 分饲之如犬豕 ，类似的文化恐怖行为，有些并非王安石新政所欲为，但发生在新政期间，但不能导化士儒心向变法，反而促使大批士子转而敌视新政，这就难以再遂熙、丰兴学的初衷，并为以后的蔡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埋下祸根。
　　元丰八年（１０８５年），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尽斥新党人物。次年，司马光等旧党把持朝政，实行元佑更化，新法在数月之间，刬革略尽，兴学的各项措施，也多被废除，熙丰兴学遂告终结。
　　（三）崇宁兴学与蔡京的文化专制
　　由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是北宋第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其规模和范围超过了庆历、熙丰兴学，也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兴学运动。
　　崇宁兴学是对哲宗绍述新政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早在元佑八年（１０９３年），支持元佑复辟的宣仁太后去世之后，哲宗亲政的当年，就开始绌退元佑诸臣，重新起用熙、丰新政时的大臣章惇、吕惠卿掌管朝政。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三月，围绕着殿试进士策卷，朝中大臣展开激烈斗争，考官第主元佑者居上，礼部侍郎杨畏复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置前列。自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教育领域也随之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动。同年四月废止司马光设置的十科举士法；五月，诏罢诗赋，进士专以经义取士；六月，取消引用王安石《字说》的禁令，诏令国子监雕印《字说》，供学子传习，学校弟子之文，靡然从之。此后又重印王雱《论语》、《孟子》新义，恢复元丰设置的律学博士，规定科场考试专治一经，并于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诏令诸州州学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并许诸州州学岁贡上舍一人，内舍二人，试补太学，进而初步形成中央太学和地方州学相衔接的学校贡举模式。
　　哲宗绍圣、元符年间的绍述之政，基本恢复了熙丰兴学时的主要措施，为崇宁兴学奠定了基础。
　　宋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奏请兴学贡士，朝廷随之发布一系列诏令，揭开了崇宁兴学的序幕。
　　崇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诏令州县设学。县学亦置小学。县学生可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太学别立号附试，分为三等，上等补上舍，中等补下等上舍，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将解额的三分之一拨充贡士。州学经费由州给常平或系省宅拨充，县学由县用地徙及非系省钱拨充。崇宁三年（１１４０年）又确定县学增养弟子员名额：大县５０人，中县４０人，小县２０人。同时规定州县学生享有下列优惠待遇：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生免户役，上舍生免役。至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各路州县学校均已普遍设置就绪。此后，朝廷又先后于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年）诏增诸路学校名额，诏令诸路小学仿太学立三舍法；于政和六年（１１１６年）诏令增广天下学舍。
　　第二，扩建太学。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屋１８７２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诸路贡士初至，也皆入外学，经考试合格补入上舍，内舍后，方可进处太学。上舍名额２００人，内舍６００人，外舍３０００人。
　　第三，改革科举制度。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诏罢科举，规定天下的士悉由学校升贡，停止州郡发解和礼部试，每岁考试上舍生如礼部试法。次年，赐上舍生３５人及第，以后每年并试上舍生，赐及第。崇宁五年（１１０６年）
　　又曾诏于大比之岁取士参用科举，一度实行科举与舍选并行之制。直至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始恢复科学旧制，惟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第四，恢复、扩建专科学校。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设置书学、画学、算学、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此后、书、画、算、医、武学置废无常，但大体是置多而废短。
　　从崇宁元年（１１２０年）开始的兴学活动前后维持达２０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崇宁兴学，北宋的中央和地方官学体系基本建立就绪，规模空前，学校经费也得到了保证，以往两次兴学企望的目标，在崇宁兴学中大体实现。不仅中央太学臻于鼎盛，达到生员３８００人的空前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大幅度发展。以福州州学为例，元佑八年（１０９３年）养士５００人，至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增至１２００余人，十一年间扩大２倍有余。建州州学至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年）养士竟达１３００多人，其规模和养士人数几乎超过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以前的中央太学，一州之学如此，诸路及全国学校规模更为可观。据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年）提举京西南路学事路瑗称：京西南路八州三十余县，虽在诸路中最为褊小，学舍仍达３３００余区，教养生徒３３００余人，赡学田产岁收钱斛６３０００余贯石。另据大观二年（１１０８年）正月御制的《辟雍记》记载：当时天下 被教养之惠 的生徒共达１１万人有余，学舍九万一千余楹，费钱２４１万余贯，谷５５万余石。 庠序之盛，多士济济，视古无愧。（《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八）到大观三年（１１０９年）年终统计，当时全国２４路教养大小学生总数达１６７６２２人，学舍９５２９８楹，学钱岁收３０５８８７２缗，学粮岁收６４０２９１斛，各地学田总数达１０５９９０顷（葛胜仲：《丹阳集？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经费之大，学舍之广，实为旷古所未有。
　　所以，南宋学者陈傅良称赞： 崇观之际，天下之学盛矣。提学有官赡，学有赋，上之加惠诸生甚隆也。 （《止斋文集？重修瑞安县学记》）
　　但是，在崇宁兴学的同时，蔡京等人把持朝政，循私舞弊，为非作歹，大兴党人狱，迫害异己，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并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贡士看作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教育领域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崇宁兴学虽然张开了堂皇的门面，却不能掩盖学术文化遭到扼杀的真相。
　　以科举为例：自从蔡京及其死党把握取士大权之后，虽名为倡赞绍述之论，但实际上只允许士子迎合蔡京等人的意旨，稍有异论便遭贬绌，完全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绍圣四年（１０９７年）礼部试进士程文中，凡言及熙、丰政事者，便诬为诋毁先朝，一概斥逐，而迎合当朝权贵意旨，在进士程文中狂言诛杀一切元佑大臣、禁锢元佑子弟的一位狂生方天若，竟被无端擢为进士第二名，科举考试已成 设此网罟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竟荒唐地规定：凡在元符应诏上书言事不合蔡京意旨者列入邪等，反之为正等，礼部试进士中凡列入正等者升甲科，列入邪等者概遭贬黜。崇宁四年（１１０５年）又将应诏编管进士放归乡里，严加制约，稍有谤讪，其保任同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品不端的官吏竟倚靠诬告学生而投机取荣，升官发财。崇宁三年（１１０４年）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便因揭露学生费×u31561X三人答卷有祗讪元丰政事之言而官迁一级，费×u31561X三人则遭编管广南，永不得入学之祸。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元书，也以诬告澧州醴陵县学生季邦彦试卷言涉谤讪，来邀功请赏，县学长谕也一并遭受牵连。在蔡京之流当政时，一些人品低劣、善于阿谀奉承的文人士子多通过为蔡京等人进献歌功颂德的赞词，而中高第或骤得显职。政和初，一位来自江汉的士子朝宗，向蔡京献词，吹捧蔡京是 圣朝房魏 ，竭尽歌功颂德之华丽辞藻，一时 两学盛讴，播诸海内 （《铁围山丛谈》卷一），遂被蔡京特封为大晟府制撰使，专门从事遇祥瑞时作为歌曲的工作。蔡京同党太监梁师成，身为阉珰，竟也混籍进士，把持翰墨和科举取士大权，招引天下名士，顺者吸引，逆者排斥，号称 恩府先生 ，富商豪族子弟及第，各献七八千缗，以示献恩。所以《宋史？选举志一》称： 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第者又不胜纪矣。 蔡京大兴党人狱的同时，对学校教育实行严密的控制。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尽逐其学徒；据太学讼斋法，惩处元符末上书进士，逐出太学三舍；诏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范祖禹、秦观等人文集著述，严禁生徒习读。同时，严禁天下聚徒教学者，言及元佑学术政事。此后又屡诏限制学校教育内容，并规定：凡上书邪等及入党人籍者，并不许试补学官。当时的学者崔鶠曾上疏指责蔡京： 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 （《宋史？崔鶠传》）采用这种毁灭文化、禁锢学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必然不可能起到真正兴学安邦的作用，因而也必然出现 绍述造士而人材衰 的恶果。
　　但蔡京死党谏议大夫冯獬竟认为： 士无异论 ，便是 太学之盛 的标志，这也确实反映了崇宁兴学的宗旨，并不在于昌明学术，繁荣文化以利于安邦兴国，对其做过高的估价是不恰当的。
　　此外，就崇宁兴学本身的一些措施来看，也有许多弊端有待改进。例如：太学辟雍外学过于庞杂而缺少适当的管理措施，因而难免出现混乱无实的情形；州县学校也因同样原因，普遍出现管理混乱，以至废法容奸，学生在学欧斗争讼，佐令不加训，州学不切举察。太学、州县学悉行三舍法，当官子弟多免试入学，积岁月累试，方得中格；而一般贫寒子弟自然无足够财力维持相当时间的学业，难免被挤出学校。实行学校贡士，可以提高学校的地位，但学校名额毕竟很少，这样就使大批校外的读书士子失去了仕进机会，降低了读书的积极性，大大不利于官学之外其他教育形式的普及和发展。所以，时人论及崇宁兴学之弊，谓其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 （《文献通考？选举考四》）而且，崇宁兴学经费数额巨大，钱粮取之地方州县，是人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聚集学粮， 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这些弊病无疑也是朝廷最终取消崇宁兴学各项措施的重要原因。
　　（四）官学制度的定型
　　两宋官学体制以北宋最为齐备。北宋官学体制则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定型的。北宋学制在１００多年间，屡有变更、兴废无常；在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设置、教师、学生及学习年限诸方面，前后损益不同，素无一贯定制。但大体而论，北宋官学体制的主要框架仍呈相对稳定的状态。
　　北宋官学因袭唐制而有所损益，大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国子监直属的学校：有太学、辟雍、广文馆、武学、律学、小学等；其二，朝廷直属的宗室学校，有宗室内学、诸王宫大小学；其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属的专业学校，有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其四，地方政府直属的府、州、县学，及州县小学；其五，附设于州县学内的道学。
　　官学的行政体制包括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为礼部，其次为国子监。礼部职掌范围很广，但学校与贡举的政令是其主要职掌内容之一。全国贡举和学校试补三舍生的事宜，均由礼部总管。国子监具有教学、研究与管理的双重职能。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专收京朝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生，但这类贵族子弟多以应荫铨选入仕，不过空挂学籍，游寓取解。
　　作为全国主要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管理太学、武学、律学、小学的日常行政业务，包括经理钱谷财务、文书档案等工作。国子监内有判监事、直讲、丞、主簿等设官分职。元丰官制改革后，又改置祭酒、司业，直讲改称太学博士。
　　宋代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是一种多层次、多职能、官僚化的管理类型。
　　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始置、罢于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的提举学事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七》记载：提举学事司的职能主要是对州县学校进行视导，考察监督师生的教学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监督性部门，而不实际掌管州县学校的财政、人事任免及考试取士的权力。地方教育的实权主要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并且因人而异，也无定制。此外，州学教授也在讲学之外，兼管考课及学规的制定和监督执行。
　　官学的经费。在宋代以前，学校教育均无固定的经费来源，因而学校教育也不可能得到稳定的、普及性的发展。北宋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稳定的教育经费制度。其类型有以下几种：其一，助学钱：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直接拨给学校，资助的形式有钱、粮两种，按人头分配。如：熙宁兴学时，为太学生提供食粮；北宋末年余杭府学生员每人一月从官府领米二升、钱２４文，居家修学者也可领米二升、钱２０文。其二，学田：北宋由朝廷赐拨州府学田始于仁宗乾兴元年（１０２２年），景祐年间又先后向数十个州府赐拨学田，以充经费。至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遍给诸州学田十顷，从此确立了宋代教育经费的基本形式。崇宁兴学期间，为了进一步充实教育经费，又从常平及系省田宅的收入中拨充教育经费，作为学田之外的补充性经费来源。
　　除了朝廷统一规定的学田数额之外，各州府县学也可自筹经费，自筹的形式有个人集资义捐，官员自出俸钱、拨充州县闲置官田、占用寺观庙院宅产等等。例如：王曾在明道年间建青州州学，得朝廷赐学田３０顷外，又另建房舍、括置隙地，每年增收学钱３１万缗。元祐二年（１０８７年）京兆府学为修建存放故唐《开成石经》的厅堂筹集经费，知府刘希道没收兴平僧产５００千缗充为费用。滕元发熙宁初和元佑初知郓州（今山东荷泽地区东北），两度崇兴州学，苦于州学学田硗薄不能养士，遂将一向被官僚大豪强占的美田，拨归学田２５顷，岁收赋钱较旧田增加三倍，以致学费充裕，并有盈余赈济灾民。
　　崇宁兴学期间，赵茂曾知京兆府武功县，为了响应朝廷兴学养士的诏令，新建县学，报请州府批准， 拆木于淫祠，经费于仆台 ，并由转运司调拨官钱５４万，资给用费。类似拨官钱、括闲地、收庙产以充学费的事例在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出现很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实际已成为宋代教育经费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宋代各类官学的设置及其教学的实施情况大体如下：其一，国子学与太学。宋代国子学（或称国子监）是专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学校，虽有生员定额，而素无教学之实，实际履行管理教育的行政职责。国子学旧设判监事二人，分掌东西两京国子监职事，太学创置后，也为太学最高行政长官，元丰改官制后，重置祭酒。祭酒多为著名的学者，也兼太学和经筵教学之职。国子学教学之职主要为直讲，但直讲称职于监，而教学于太学。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后，石介、孙复、胡瑗等学者虽任国子监直讲，但教学活动完全在太学进行。元丰改官制后，直讲改称太学博士，教学职称也完全转入太学。按《宋史？职官志五》的记载，太学博士的职责是：主持分经教学，考校学生程文，并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博士之下分设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职，协助祭酒、博士管理太学的行政事务、课程辅导及监督执行学规。
　　国子学与太学教师的待遇，按照宋代官品俸禄情况的比较，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最高的祭酒从四品，月俸４５千，职钱３５千。品位最低的太学正、录为正九品，在行职钱１８千，按当时的物价约可折合小麦３６石。五经博士月俸２０千，约可折合４０石小麦，日俸６６６文。而一个普通的佣工，每日佣值仅为６０文。将学官的月俸与职钱加起来，收入总数仍颇可观。可见当时教师的经济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宋代太学自庆历四年创始以来，一直是中央官学实际的最高学府。太学专收八品以下及庶人的俊秀子弟入学。教学内容大体以儒经为主，兼习诗赋及策论。熙宁兴学之前，朝廷虽未明确规定太学的经学教材，但官定的《九经义疏》为较权威的经学读本；熙宁兴学至北宋末年，大多数时间都以王安石父子的《三经新义》及《字说》为主要经学课本。但大体而论，无论采用何种教材，太学的教学内容均随科举考试或太学舍试内容而定。取士重经义、策论，则士子趋心于经义、策论；取士重诗赋，则太学士子习诗赋。熙宁兴学期间一度设明法科、任子出官也试律令，并诏进士及第者兼试律合，则太学也随之兼学律令。
　　其二，各类专科学校。宋代专科学校以北宋最为齐备。专科学校用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材，其分类大体如下：一是隶属于国子监的武学、律学。武学始置于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其后兴废无常，至崇宁兴学期间又在诸州设置，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诏罢，南宋绍兴十六年（１１４６年）复置，主要培养军事人材，学习内容大体为历代兵书、弓马、武艺，并学习操练阵法，编纂军事书籍。律学始创于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学习断案和有关律令的知识。
　　二是附于政府专职部门的学校，有书、画、算、医诸学。医学始置较早，熙宁兴学期间隶于提举判局，后屡有兴废，隶属关系多变，宋徽宗时改隶太医局。学习内容大体依分科而定。方脉科习《素问》、《难经》、《脉经》等大经及《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等小经；针灸、疡科除去《脉经》，增习三部针灸经。算学始创于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年），大体归太史局管辖，在职官及庶人均可选入习业。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及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习历算三式和天文方面的知识。书学、画学均与算学同年创置，分隶翰林院书艺局及画图局，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材。
　　此外，宋徽宗在位时，滥崇道教方术，于政和四年（１１１４年）诏诸路选送宫观道士赴京居道隶院讲习科修习道经，并诏诸路郡州县学内别置斋舍收授道徒，兴起道学。重和元年（１１１８年），又立道学升考名目，道学选入，增立士名，并置道学博士，至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废罢。
　　其三，王宫宗室学校。宋代王宫宗室学校主要有诸王宫大小学，合称宗学。宋代宗室教育开始较早。早在太宗至道元年（９９５年）就曾为皇侄置师傅，名为教授。真宗咸平年间，诏由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教授宗室子弟。元丰六年（１１８３年）筹建宗学后，屡有废置，至南宋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年）重建。诸王宫大小学为宗学的主要形式，宗学博士也即旧王宫大小学教授。宗学主要招收皇室子孙和诸王子孙，入学年龄在８～１４岁之间。宗子在学初无定额，绍兴十四年后重建宗学时，始定生员名额：大学生５０人，小学生４０人。宗子属于皇亲国戚，在考课、入仕、推恩诸方面均享有一般国子、士子无缘涉及的特权。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立《宗子试法》，规定宗子可直接参加国子监考试，试卷由礼部单独审阅，解额限于５０人，但十取其五，高出一般士子几十倍或上百倍。宗子升上舍便可不经试直接命官，年及四十累举不中者，也可疏名录用。其后宗学条例虽屡经改动，但宗子的入解名额仍远远高出一般士子。不过，宗子的待遇，也随亲疏血缘关系而不同，按照《宗子试法》，凡五服之外已受命的宗子，须附锁厅试，解额虽高，仍有一定难度。
　　其四，州县地方官学。宋代州县官学兴起于仁宗景佑年间，其后经历次兴学，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学校网络，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汉唐诸朝。州县学校的教学内容大体与太学相同，内容的取舍及侧重概随科举或太学舍试的内容而定。州县学校的生员初无定制，崇宁兴学时始定养士名额。此后因地制宜，学生的来源、就学年限，并无常制。州县学校的学官，宋初有讲书、说书、教授、讲授诸称，至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年）统称为教授。
　　教授之职：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主持课试，监督执行学规，同时兼领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主持管理孔庙及图书、礼器和学校财务。除教授之外，州学依次还设有讲书、学正、学录、堂长、学谕、典客、学计、直学、经谕和教谕等教学及教学辅助人员和杂务职事。宋初地方学官多请名儒担任，聘自民间，并由地方官辟差。仁宗庆历兴学时，规定由在任官员兼任，地方官员无适当的人选，方取民间 宿学有道业者 充任。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 中书堂除教授制，仍允许少数民间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或称差补教授。熙宁六年（１０７３年）将中书堂除教授制扩大到全国范围。此后，对州学教授的资格要求更加严苛，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年）放罢所有补差教授。此后虽有变通，但最终在哲宗亲政后确定了 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 的条制。（《宋史？职官志五》）此外，选拔学官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学官考试以神宗熙宁、元丰间最为严密，有关法度也屡经调整。由于教师要求严格，至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年），北宋州府学官也不过５３人，但由于保证了教师的质量，教师人数虽少，一些名藩大府的州学仍能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
　　宋代学校的考试制度，以太学升舍试法实行最为普遍，影响也最大。由于宋代一度废除解试、省试，取士悉由学校升贡，所以，学校内部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部分取代科举考试的意义，太学升舍试尤为如此。
　　太学在庆历年间设立之初，即设有公试和私试。熙宁兴学时实行升舍制，于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颁布《学令》规定舍试条制如下：其一，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其二，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謄录如贡举法；其三，上舍试，学官不得参预考校；其四，公试，外舍生入第一、二等，升内舍；其五，舍试，内舍生入优、平二等，升上舍。凡升舍皆参考平时行艺。
　　所谓 行艺 ，行指率教不戾规矩，艺指治经程文，由斋长、学谕每登记注册。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优一平，以俟殿试；俱平与一优一否为下等，直接参加省试。上等上舍可免殿试而直接授官，中等可免省试，下等可免解试。绍圣初，重申元丰《学令》，并规定太学上等注官者，岁不过２人；中等者，岁不过５人；下等者，岁不过２０人。
　　崇宁兴学时，又立八行科，凡备八行者，可随时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经考察不诎，便可申省释褐，优命之官。八行科实施后，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术与名格相应，不学无术之徒，冒滥充数，弄虚作假之弊极为严重，故实行不久，便遭废止。
　　宋代其他类型的学校考试制度，大体参照太学，唯内容不同。如律学用断案考试学生，习律令考试合格，乃得给食。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年）规定：命官在学，始公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同时，允许太学生兼习律义，参加公、私试，入等授职。这种考试方式，将学生的实际业务能力与学习成绩结合起来，综合评定等级，并把学习成绩与膳食待遇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宋代地方学校考试，初无定制。元符二年（１０９９年）开始全部仿照太学之舍法，考试升补也悉如太学。至宣和三年（１１２１年），又全部废止州县学三舍法，考试制度也大体恢复旧制。
　　宋代学制的另一项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学规。学规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备的。宋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均设有形式、内容各异的学规条制。学规不仅规定学生的行为及课堂、居宿守则，而且规定学校教学内容、教学任务、考试、奖罚方法，实际起到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指导办学的法规等多重作用。宋代中央官学的学规多由朝廷统一制定，一些具体的条规也由学官制定。州县学规则由地方长官会同学官共同制定。以北宋至和元年（１０５４年）的《京兆府小学规》为例，就是由多名府学教授、提举府学官及知军府事文彦博联名署刻的。其内容包括：生徒入学，先见教授，交出家长履历及保证书，然后注册；诸生中选若干学长，代师授业并检查学生过失；教授每日授课的内容、考试方式及作业；课分学生三等，按学业程度制定学习进度；对学生违纪现象的罚惩条例；生徒假日的规定，等等。
　　由此学规可以窥见：宋代州县学校的学规已经非常完备，学校内部已经形成了稳定而大体合理的教学规程和管理制度。其中，学生按学业程度分课，学生代师传授艺业等内容，与近代班级授课制和导生制十分相似，说明宋代学校教育教学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