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教育史之宋代教育的格局及其文教政策

宋代教育的格局及其文教政策
　　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其３００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封建教育经历过一系列调整、重建与变革之后，出现了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繁荣局面。在这一调整变革的进程中，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定型，并且在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观念诸方面，为其后历朝封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宋代教育的格局，是在直接继承隋唐文化教育遗产，并广泛取鉴历朝文教的优劣得失，经过反复、活跃的思想探讨和变革损益后，逐步定型的。描述和探究这一格局形成和演变的总体进程，是阐明宋代教育特征的首要环节。
　　（一）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
　　宋代教育的格局就内容构成而言，大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经过宋代三次大规模兴学，逐步形成的以中央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成龙配套的全国性官学系统。
　　其次是经过历次兴学和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官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日渐成熟。诸如：形成了礼部、国子监和诸路提举学事司配套的中央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官学内部的学规、考试的内容及形式、学校的经费来源、图书的管理和印制，以及学官的选拔、录用的标准等等，均已定型，并为以后历朝大体沿用。
　　再次，对学校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向发挥全局性制约作用的科举制度，在宋代达到了成熟、完备的阶段，以后历朝科举制度虽在具体内容上有所损益和调整，但在总体框架上尚未超越宋代厘定的范围。与此同时，在北宋熙宁、崇宁兴学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太学舍选制度，也为学校教育摆脱科举的制约，开拓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新途径。
　　第四，宋代是中国书院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书院作为相对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综合教育机构，它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无疑向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而，书院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并且促进了自由讲学和纯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成为带动广义的社会文化建设的先导，而宋代书院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总结的一系列办学经验和准则，又为后代书院提供了范本。
　　第五，在宋代历史中虽然不乏文化专制主义的现象，甚至一度出现过像崇宁党禁、庆元党禁这类政治、文化高度专制的非常时期，但就总体而论，宋代学术思想领域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跃的，对于一系列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及人类思维、哲学、伦理命题的探讨，也是广泛而深刻、严肃而认真的，并且在这一广泛多元的思想探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
　　这些流派又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观点，引申来论证教育问题，再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流派。其中，由北宋王安石所倡导，经南宋陈亮、叶适所继承和阐发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传统，由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所倡导、阐发，经南宋朱熹、陆九渊所总结和发挥的理学教育思想传统，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两种主要教育思潮。而程朱理学经历代统治者所倡导，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方哲学，并占据了教育领域的正宗地位。
　　除此之外，其他的教育形式，诸如私学、家学也多与官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此消彼长，形成了多元纷呈的繁荣局面。即使在官学相对衰落的时期，文化教育延伸的脉络也未曾明显中断，有时甚至更为活跃。以书院教育为例，在宋初官学低落时期，反而呈现发达勃兴的状态，而在北宋中后期官学鼎盛时，又沦入沉寂的局面，此后在两宋之际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书院再呈复兴势头，进而在南宋中期达到鼎盛。而在同一时间内，官学竟是穷于自守，未见有所作为。
　　私学、家学及寺院庙学，虽无完整史料记载，但其作用却不容忽视。以北宋为例，仁宗、神宗二朝为北宋文化教育事业最为活跃的时期。朝野人材济济，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曾巩、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其中不乏绝世的英才，而这些人的幼年或少年几乎都在庆历兴学之前，他们的成长或幼承庭训、或寄读僧舍，或游访私学大师，是在官学和书院之外的教育活动中培养成才的。由此可见，在宋代社会，官学的低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教育事业的总体衰落，而官学规模或形式上的扩大，也未必能从实质上体现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及其对社会文明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由宋代社会历史及其教育的内在特征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如果暂不讨论与教育直接相关的其他政治、文化因素的话，又可以将宋代教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建至庆历兴学之前，是以分散、多元的私学、家学、寺院庙学及书院为主导教育形式的时期；庆历兴学之后至北宋末年，为官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南宋则是官学与书院并存，主导教育事业双向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但其共同的目标，都是在构筑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巢窠，并借此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从宋代教育的上述格局来看，宋代虽然处于需要并亟待强化中央集权、以维系社会稳定的客观历史环境之中，但宋代的教育却并不是一种由官方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官方办学、民间办学、官绅个人集资办学、甚至寺院也参予办学的一种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多元化的格局。宋朝统治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如北宋初期），甚至放弃了参予地方办学的权力，这虽然有诸多的因素，但总体来讲，宋代作为一个以文治著长的国度，是以较宽松的态度来对待文化教育事业的。
　　（二）宋初的文教政策
　　北宋王朝是在结束唐末五代近２００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北宋建国伊始，面临着国力彫蔽，百业待举的局面，人民备尝动乱之苦，渴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而造成动乱的各种隐患并未消除：内有武臣拥兵自重，肘制皇权；外有契丹重兵寇边相胁。而长期的动乱又使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理沦丧，文化教育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成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障碍。因此，北宋政府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革除前朝贻弊、阻塞浊乱之源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纲常伦理、促进文化教育建设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为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尊孔崇儒，整饬纲常伦理，加强经学教育。尊孔崇儒，是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并且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柱石。
　　宋初尊孔崇儒的首要步骤，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重修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东京、长安、曲阜三地的文宣王庙。宋初各地的孔庙，经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的破坏，大多毁为废墟，就连一向被奉为圣地的曲阜孔庙，也只残剩一幅 触目荒凉，荆榛勿剪；阶序有妨于函丈，屋壁不可以藏书的景况（［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宋太祖即位的当年（９６０年），即诏令增葺开封文宣王庙祠宇，并亲撰赞文，表彰孔、颜。京兆长安孔庙的重修，也于９６２年开始。是年王彦起任京兆府尹，主持整修文宣王庙，自出俸银，修饰、扩建庙内讲学黌舍及安置《开成石经》与藏书的库府、堂宇，并刊石《重修文宣王庙记》，以昭示天下与后世。及宋太宗即位，又于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年）
　　诏谕大臣，自谓嗣位以来，虽遍修群祀，而以鲁国夫子庙堂未加修葺为憾，命令大臣着手重修曲阜孔庙，并指出：若孔庙无大壮之观，则民无所观化。
　　宰相吕蒙正亲撰碑铭，盛称： 夫子无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丧祭，为民立防，与世垂范；用之则昌，不用则亡。 （《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其意旨十分明显：重修孔庙的目的，就是整顿纲常，化民成俗，并以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为士庶崇仰的典范。重建东京开封、京兆长安及兖州曲阜的文宣王庙，对于全国各地孔庙的修复工作和文教活动，具有政策导向和示范性的作用，为恢复儒学的正宗统治，进一步实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奠定了象征性的物质基础。
　　祭孔、封孔，封赐孔子后裔，也为尊孔崇儒政策的重要内容。宋太宗即位的当年（９７６年），即打破科举常例，诏赐孔子后裔孔士基同本科出身，以此作为褒奖先圣后裔的象征；次年十月，又正式赐封孔子后裔孔宜袭文宣公爵位，官拜右赞善大夫，并恢复周显德年间以前历朝优待孔氏的惯例，免除孔宜家族租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泰山封禅归途，又前往曲阜，亲临孔庙祭奠，诏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孔子以下七十二子也列次封谥公侯伯爵，同时，赐孔府家钱３０百缗，帛３００匹，赐孔子４６代孙同学究出身。宋真宗并御制《元圣文宣王赞》，表达了崇儒尊道，志在易俗化民，仰师彝训的意图，称孔子为 亿载之师表 ： 立言不朽，垂教无疆……人伦之表，帝道之纲。 不久，赐曲阜元圣文宣庙九经三史，诏令兖州选儒生讲说，以此重振孔庙庙学。宋真宗曲阜祭孔、封孔，将宋初崇儒尊孔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并蔚然化开儒学隆盛的一代风气，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重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初尊孔崇儒的政策，还体现为：在教育、科举考试中强化经学的地位。
　　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大体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宋初因袭唐制，科举也以诗赋取士为主。但与此同时，朝廷十分重视经学教育，并在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中，逐步加强了经学的比重。宋太宗在位时，就曾明确强调：科举取士， 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并于端拱年间，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宋真宗尤其重视经学教育，曾自称在东京讲《尚书》七遍，《论语》、《孝经》各四遍，并强调： 宗室诸王所习，唯在经籍。 咸平三年至四年（１０００- １００１年），又诏令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正义，加以《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及孙奭《孟子正义》，合唐人经注，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为法定教材。同年，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在此之前，又诏令群臣子弟荫补京官或京官出身者，并试读一经，精熟方为合格，从而加重了经学在仕途中的作用，为宋初儒家经学教育的普及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初科举考试，除诗赋之外，经义占有重要的比重。科举诸科考试中，除进士科外，九经科也最为士人重视。宋太祖乾德元年（９６３年），为了拓宽经学之士的仕进之途，又废除九经 一举不第而止 的旧制，允许依诸科例再试，这对诸生慕心于经学无疑起到奖励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保障下，许多优秀的学者通过九经科跻入仕途，并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主持宋初国子监的教学与研究，如先后担任太宗、真宗二朝国子监祭酒的邢昺、孙奭、孔维，均为九经及第，其经学文章与人品，也堪为后进师表。
　　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是重用文臣，鼓励世人读书仕进。宋朝建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祸乱天下的教训，又迫于急需大量文治人才分理庶务的要求，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在职官员的文化素养，并通过逐步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的办法，广求俊义于科场，以补益吏员之不足。这些措施，成为促使宋初文化教育隆盛的直接动因。
　　宋太祖建国伊始，就屡次临幸国子监，并在幸学期间告诫侍臣： 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 乾德元年（９６３年）宋太祖得一蜀镜，内刻 乾德四年 字迹，朝中宰相皆不知所由，唯学士窦仪指出为伪蜀王衍的年号。此事对宋太祖触动很大，他感叹道： 宰相须用读书人！ 宰相赵普精于吏道而寡学术，后经宋太祖多次规劝，也遂手不释卷，勤学自勉。开宝二年（９６９年），宋太祖又思以儒臣掌管藩镇大权，他曾对宰相赵普说：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在皇帝的倡励之下，文武百官及士庶皆以读书问学相勉，以不学无术相耻。与此同时，儒臣文士在朝中占据的要职日益增多，礼遇益厚。地方大吏，则如河北、陕西诸路，形成 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 的定例。朝中的翰林、馆阁文职，尤被士儒所慕向，并成为骤进显职的捷径。
　　改善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抑制势家子弟，广开寒俊仕进之途，是宋初鼓励士人读书进取的重要措施。宋初科举自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
　　恢复以来，开始对科举考试、取士的制度及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
　　调整的内容包括：废除公荐；禁止称考官为师门、恩门，自称门生；确定殿试制度，实行糊名、弥封、謄录、锁院、别试、唱名及进士同保连坐等制。
　　这一系列改革调整，大体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完成，从此确定了宋代科举的基本格式。通过这些程式的改革，限制了势家子弟徇私舞弊、势家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使得科举考试的竞争在形式上获得平等，一大批寒俊庶士得以通过平等的考试，跻入仕途。而以往因考官徇私舞弊引发的举场纷争，也基本消失。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年）礼部放榜，合格进士者竟无一人以权门显名。这确实体现了公平考试，广搜寒俊的取士原则。到了仁宗朝，１３榜进士中，竟有１２榜进士第一名出自平民布衣之家。
　　科举程式变化有利于寒俊布衣之士，是宋初历朝皇帝着意期求的后果。
　　早在太祖开宝元年（９６８年），宋太祖就亲自出面干预礼部省试，并下诏强调： 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宣敦素业………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悉委中书复试 （《宋史？选举志一》）。宋太宗雍熙三年（９８６年），宰相李昉、参知政事吕蒙正、盐铁使王明、度支使许仲宜，均有子弟及近亲举进士入等。宋太宗认为： 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续资治通鉴》卷十二），随后全部罢免其进士及第与出身。宋真宗也多次声称： 贡举当选擢寒俊。 宰相王旦则严禁子孙、近亲求举进士，其侄子王睦，曾请求参加科举考试，王旦诫以 岂可复与寒士争进！ 严辞加以拒绝。
　　在完善科举程式、奖掖寒俊之士的同时，科举录取的名额也在大幅度增加。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始复贡举时，进士诸科一榜及第、出身者，不过１９人。以后历次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也不过几人，或数十人。开宝六年（９７３年）录取人数最多，进士及第也仅１０人，复试后加进士２６人，总共３６人。宋太宗即位后，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一次殿试录取进士及第１０９人，诸科及第２０７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出身１８４人，共５００人。据王禹偁在至道三年（９９５年）统计，太宗朝２０年间，进士、诸科登第者近万人之多。
　　科举录取规模的大幅度扩展，虽然不乏滥取之弊，但大大鼓励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以诸道发解参加省试的贡士人数为例，太祖朝一次参加省试的举人，不过２０００人左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骤增至５３００余人；真宗继位的第一次贡举（９９８年），则增至２万人，超过唐代科举全盛时各色举人的总和。由此推算，仅当年参加诸道发解试的读书人，全国就达１０万之多。（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５期。）由此可以想见宋初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普及盛况。而这一盛况的出现，无疑得力于科举制度的大幅度发展。
　　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兴办图书文化事业，积极赞助地方州县及个人办学。宋初崇尚文治，重视图书文化事业。宋太祖乾德四年（９６６年）八月，即诏求亡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试吏理，凡堪任职官者，多委官任职，或赐以科名。建隆初，因袭唐制，设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收藏图书１２０００余卷。平息蜀国、江南等地后，又得蜀书１万３千卷，江南书２万余卷，遂于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年）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正副本藏书总数达８万余卷。淳化三年（９９２年）建秘阁，专门收藏三馆正本及古画墨迹。真宗晚年又建天章阁收藏太祖、太宗御集，并为两宋历朝皇帝因袭为例。秘阁建成后宋太宗亲书赐额，幸阁视察，并召武将观书，以使武臣知文儒之盛。秘阁藏书每年因暑季曝■，届时近侍及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远逾先古。
　　国子监也为重要的图书印制、收藏场所。宋初国子监藏书，不过４０００卷，到宋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阅书库中藏书已达１０余万卷，４５年间增加了２５倍。图书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指出： 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 （《宋史？邢昺传》）此外，宋初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宋真宗朝的儒臣钱惟演，家储文籍侔于秘府；赵安仁所得禄赐，多以购书，家藏书籍，有许多是三馆书库所阙的版本；宋绶、宋敏求父子更是著名的藏书家，父子两代藏书积至３万卷。这些藏书家也多是著名的校书家，并多能积极倡导学术和教育。
　　宋初历朝皇帝常以经籍图书赐于地方书院或学宫，以此鼓励学业。诸如：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诏国子监赐白鹿洞学徒《九经》；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赐永兴军府学国子监刊印的《九经》；咸平四年（１００１年）赐国子监本《九经》予岳麓书院，同年，并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立赐《九经》。
　　显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宋代真宗时期，已呈 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 的局面，故尔朝廷的这种赐书举动，无疑是一种象征性奖励文教、统一经学思想的措施。
　　除赐《九经》之外，赐学田也是宋朝政府赞助并控制地方学校及书院的有效措施。学田是地方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宋仁宗于乾兴元年（１０２０年）
　　始赐兖州学田５顷，首开朝廷直接向地方官学赐拨学田的先例。此后，直至庆历兴学之前，朝廷先后向京兆府学、永兴军学、陈州、扬州、杭州、真定府学、潞州、徐州、郓州、襄州、明州、泉州、建州及嵩阳书院等数十个州学及书院赐拨学田，给以资助。从此，学田逐步成为宋代以降历朝官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并渐成独特的一种经济现象。
　　（三）宋初教育的类型与特征
　　在庆历兴学之前，北宋官办的地方学校数量极少，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重视文教的风气都很盛行，各种形式的办学活动也很活跃。其类型一为书院；二为州县官员自设的学校；三为民间学者所办的学舍、乡塾；四为依托于寺院庙观的寺学与庙学；五为一般的家庭教育活动；六为宗学；七为国子监。
　　教育内容大体以诗赋、经义为主，乡间村舍学塾则多为初级性的蒙养识字课程，而寺院之学或兼授佛道文章。
　　在上述诸多办学形式中，国子监、宗学及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后设立的部分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州学属官学的范畴，其他则为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办学形式。
　　宋初的国子监，仍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和教学研究、行政中心。宋太祖立位之初，即对周世宗营建的国子监学舍加以扩建修葺，诏令河南偃师学者、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并于建隆三年（９６２年）正式开始会集生徒讲学。
　　宋太祖多次临学，与监判讨论经义，恩赐加勉。此后，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担任判监事或祭酒的人，多为著名的学者或前朝宿儒，其职责不限于专主监内讲学。祭酒、博士、直讲在讲学之余，尚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监内藏书的校勘、注释、整理工作。宋真宗咸平年间颁行的官方经学教材《九经义疏》，就是由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直讲孙奭、崔颐正、崔偓佺，博士杜镐等人奉诏主持校定刊印后，颁行全国各地学校的。因此，当时的国子监事实上兼有审定、编印经学教材，指导全国经学教育的职能。宋初的国子监学官，还兼有为帝王、宗室子弟讲学的职责。讲学的方式大体有二：一是帝王幸学，多请学官讲说经籍要义。如：建隆初宋太祖幸学，请国子监判事崔颂讲说经义；宋太宗拱端元年（９８８年）幸学，请国子监直讲孙奭专讲《尚书？说命》要义，请博士李觉主讲《周易？泰卦》；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年）
　　幸学，请直讲崔偓佺主讲《尚书》；景德年间，又请其主讲《道德经》要旨。
　　二是国子监学官兼任经筵侍讲、侍读之职。诸如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兼侍讲学士，令入便殿讲授《左传》；又以直讲孙奭兼诸王府侍读，为宗室子弟讲学。由此推见，国子监在经筵讲席、宗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代行其职责。除此之外，国子监还是全国最大的校勘、刻印、收藏图书的机构之一。真宗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年）藏书量达到１０余万卷，在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
　　三馆藏书遭火烧毁后，国子监便成为全国最大的藏书场所，因而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化贮藏、传播机构。
　　不过，宋初国子监虽有诸多优越条件，却未能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和利用，甚至也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工作。国子监既无生员定额，国子生也只许七品以上应荫子孙充数。宋太祖开宝八年（９７５年）虽曾诏令国子生分习五经，但这些国子生往往 系籍而久不至 ，国子监流于虚名，但为游寓之所。真宗景德年间，始允文武京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 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 ，也许附学取解（《宋史？选举志三》）。就此而论，国子监在宋初仅仅是一个游寓取解的场所，并无教学之实。
　　在庆历兴学之前，宋代地方私人办学风气盛行，用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的话说，是 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 （《文献通考》卷４７）。所谓 乡党之学 ，大体是指尚未纳入官学体制之内的地方学校，其类型、分布及课业程度，均无定制，往往随遇而设，因地制宜，或据州郡都会，或据穷乡僻壤，或据山林■谷，或据官宦人家，或据寺院庙舍，其渊源之深、流布之广，远非一二官办学堂所能望及。在官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无疑是州县地方传播、推广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即使在庆历兴学之后，其存在的价值也难以被官学大量取代。
　　宋初乡党之学兴盛的原因大体有四：其一，唐末五代，割据战乱，仕途险恶、衣冠零落，官学废弛，学术文化离散于民间，民间乡党之学应运而生。
　　其二，宋初雕版印刷术推广应用，图书经籍得以大量印制发行，流布浸广。民间有书，便具备了办学的基本条件。
　　其三，朝廷对民间办学多予奖励，赐书、赐田、赐额，加以表彰资助，对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也多加褒荣。如开封名儒王昭素笃学不仕，居乡里聚徒教授以自给，开宝年间召赴朝中，赐坐讲《易》，宋太祖及宰相薛居正以下大臣恭听讲论，遂拜国子博士致仕，赐钱２０万缗，遣归故里。余如陈州万遵、历城田浩、郑州杨璞、荆南高怿等民间学师，均曾被皇帝召见，赏赐有差。
　　其四，宋初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年）开始大幅度增加科举录取名额，鼓励寒庶布衣读书仕进，也是刺激乡党之学活跃的直接动因之一。同样，民间学师倘能精通科举之学，师门登第入仕者较多，也是吸引四方学子的重要条件。楚丘（今河南商丘）人戚同文筑室聚徒，因精通科举之学，门人登第者五十六人，位践台阁者近十人，故四方学子辐辏其门，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许骧传》记许骧的父亲许唐曾行商于汴洛间，因见进士缀行，而发愿： 生子当令如此！ 其妻生骧后，慕名往拜戚同文，将其子托附戚门受业，并曰： 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 许骧其后果然在戚门习成举业，科举及第，官至台阁。苏轼父辈修习举业而成名，也是典型的事例。四川因久逢战乱，地居僻远，宋初时文化相对衰落，读书习经之人极少。眉山苏澹、苏涣、苏洵兄弟三人，却在其父苏序调教下认真读书。其后，苏涣于仁宗天圣二年（１０２４年）进士及第， 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 （苏辙：《栾城集？伯父墓表》）。苏东坡后来追述当时情景： 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嗟叹，观者塞途……于是释耒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 （苏轼：《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十六《谢范舍人启》）
　　此类事例足以证明，科举广开读书仕途，是促成各地乡党之学普及发达的主要动因。
　　就办学的形式、目的及场所的区别而言，宋初乡党之学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布衣硕儒隐居乡里，聚徒讲学。如前述王昭素、戚同文均属此类。
　　这类私学教师大多都有学业专长，治学内容不出经学范围，且以教学为业，靠束脩自养。但也有学者是为了辨明学理、倡明经义的目的，热衷于讲经论学。如真宗朝的冯元，幼从崔颐正、孙奭修习《五经》大义，后与乐安孙质、吴县陆参、谯夏侯圭善，往来论辩，群居讲学，乐不计酬，或达旦不寝，时人号为讲学 四友.荆南高怿，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仰慕种放盛名，筑室终南山豹林谷，与种放师友相待，并同张荛、许勃共以学问著称，号为 南山三友 ，后以私学擅名，宋仁宗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年）被荐为京兆府学教授。
　　其二，在任官员于所职州县兴资办学。宋初以科举入仕的官员，大多重视文治，且以兴办学校为重要的政绩。每有办学举动，往往刻石立碑，铭为功德，或被乡绅颂为圣明。朝廷考绩州县外官，也往往以之作为叙迁官职的重要依据。故州县官办学兴资，往往不惜自出俸钱。诸如：宋太祖建隆三年（９６２年），王彦超知永兴军，自出俸财，整修长安孔子庙学。真宗咸平元年（９９８年），赵昌知昭应县（今陕西省临潼县），召集乡绅，募集资金５０万缗，重建孔庙及讲书堂，乡绅均为立碑铭记。陈尧佐于咸平四年（１００１年）
　　坐贬潮州通判，因痛感潮州荒远地僻，民俗陋鄙，遂修建孔庙和韩愈祠堂，召秀民年少者入学，潮人便以之比德韩愈。类似州县官办学的事例，还有很多。
　　显然，州县官员积极兴资办学的现象，是宋初地方学校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反映了宋初崇儒重教政策的一个侧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州县办学活动随着朝廷鼓励、承认州县学校的法令逐步放宽，大多转化为地方官学。这些州县官员所创之学校，本来也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如滕宗谅湖州兴学，费钱数十万，其中大部分出自官库。有些学校虽有乡绅集资，官出俸钱，但要长期维持局面，教学养徒，仍需朝廷诏拨 系官庄田充费供用。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宋初州县官员所办学校多属庙学。与前朝一样，宋初京都及各地孔庙，多为附学的场所，诸如东京开封孔庙即为中央国子监之所在，京兆府孔庙为京兆府学的所在，各地孔庙也大体类同。宋人认为： 先圣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学校不行，故世之州县因先圣有庙，所以重道也；即庙有学，所以传道也。 ①庙与学本为一体，不可分离， 庙所以重本，学所以源教化.但州县孔庙不仅为总角幼童的肆业学舍，且为州县举行祭典、布政、劝农、礼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创建庙学，也是整饬政令、化民成俗、敦行礼乐的重要措施。从这种意义看，庙学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广泛的社会功能。在朝廷崇儒尚文、表彰名教政策的要求下，地方政权崇修孔庙，寓学于庙，除了教育方面的意义之外，也具有整饬政令、安邦治民的意义。而且，各地孔庙虽然部分采用集资捐款或官出俸钱的形式加以维修或重建，但主要还是 因钱于公府 ，所占地盘也为官拨田产。从这点来看，宋初庙学多为官方的学校，或为州县学校的前身。
　　其三，寺院僧舍也多为士子、生徒就业寄读的场所。宋初寺院上承汉唐以来数百年经营之规模，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虽主儒业，兼崇道教、兴佛法，真宗继位以来更是大兴土木， 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灵宇修矣（《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仁宗、英宗二朝虽未大事兴建，但据宋人方勺统计：至神宗熙宁末年，天下寺观宫院总数已达４０６１３所，其中仅东京开封就达９１３所（《泊宅编》卷一）。
　　宋初既开寒素之士科举仕进之途，而州县尚未广开学舍，贫寒之士读书苦无场所，寺观既广而闲旷，自为寄读的佳所。北宋《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称：泾阳县学不修，而 先生之待问 ，无所布席； 朋友之文会 ，无所投笈。
　　而总角之幼者 分徒裂居 ，便 假馆于佛宫，或开户于委巷 ，即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
　　①　　 彭乘：《墨客挥犀》。
　　宋初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著名学者或大臣，多有寄读寺观的经历。诸如：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至四年（１００９年- １０１１年）寄读于长白山醴泉寺（位于山东省邹平南），苦习科举之业；苏轼、苏辙兄弟幼居乡闾，读书于天庆观。余如：真宗时官至宰相的吕蒙正，少时寄读于洛阳龙门利涉院；参知政事钱若水，少时寄读于嵩山佛寺；仁宗时任过参知政事的冯京，曾寄读于潜山僧舍（今属安徽）；仁宗朝的重臣韩亿、李若谷、王随少年贫贱时，曾同寄嵩山法王寺读书。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宰相的富弼，也曾寄读于洛水南天宫寺三学院。
　　这些出身贫寒的士子，为科举荣禄所激励，往往刻苦异常，忍受着饥寒酷暑的折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修习举业，故尔多能在事业上做出超出势家纨绔子弟的成就。如范仲淹，在长白山僧舍读书时，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各取二块，断■数茎，入少盐而喢，三年一概如此。冯京寄读潜山僧舍时，竟因饥饿难耐，偷烹僧犬而食，遭僧人起诉后，做《偷狗赋》赠县令方幸免治罪。吕蒙正寄读洛阳龙门利涉院时，因无钱购买西瓜，尾随卖瓜者之后， 其人偶失一枚于地，怅然取食之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
　　以后官至宰相，便在洛阳买园，临伊水筑 噎瓜亭 ，以示不忘贫贱之义。
　　由此可见，寺院宫观在州县官学尚未普遍建立之前，确为一般贫寒有志的学子提供了读书寄居的场所，因而构成宋初地方学校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寺院宫观之学在宋初兴盛的原因，除了前述州县之学尚未广设，科举仕途广开，而寒俊之士苦无读书场所之外，尚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寺院宫观屡朝兴建，多就山林僻静之处，虽经唐末五代长期兵乱，尚能免遭兵火劫难，名士硕儒畏于仕途险恶，也多携带经籍，隐遁山林寺舍，潜心读书、讲学。故宋初虽承五代劫乱之余，寺院宫观仍能保存较多书籍，并兼为士儒肆业之所。宋初一些藏书甚富的书院，也本为唐末五代的寺院精舍演化而来。其次，宋初寺院宫观多有地产，或有居士香客捐赞香火。故贫寒士子寄读寺院，尚能得到生活上的一般关照，也具备简陋的食宿条件。寺院对于少数学行优异的贫寒士子，也乐于资助，而士子一旦登第显宦，也往往不忘旧事，回报其恩。如前述富弼在洛阳天宫寺三学院寄读时， 冬以冰雪，夏以冰水洗面 ，刻勤自励，院僧宋颢赏其才学和精神，多予关照，其后富弼官至宰相，奏请朝廷赐颢紫方袍，封号宝国大师，加以回报。王随自幼居故里西寺读书，家贫不能自养，寺僧以钱币资助其读书，王随显达后既有回报，寺中则为其奉立生祠，引以自荣。
　　综上所述，由于朝廷对文化教育采取鼓励赞助的政策，故宋初虽未以诏兴学，但各地教育事业发展仍然很快，且形式多样，不拘常格，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宋代社会的总体进步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