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夏文学史之宋代的文学理论

宋代的文学理论
　　唐至中期由盛而衰，已让人心有不甘。然而更让人无奈的，是当唐王朝走向衰亡的时候，也是近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开始。这已不是某个王朝的悲剧，或某代君主的恶运，而是一种制度的塌缩，是整个社会的颓唐。
　　大凡盛世，无不洋溢着奋发昂扬、急欲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盛世的文人们，则更是浪漫豪爽，异想天开。如大唐诗人，明明不谙官场，却敢吟着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①去齐国平天下。尽管他们在仕途上历尽坎坷，且多身败名裂，仍在文学事业上营造出诗、文两座令后人叹为观止的高峰。
　　一个登临绝顶的前朝，已让大宋盛极难继；何况自身又是积贫积弱。从开国之初到为金人所灭，三百多年间几乎无一日不为内忧外患所困扰。
　　宋朝一开始就走在了前代没走完的下坡路上，它别无选择。同样，宋朝的文学家们也无可选择。
　　无奈归无奈，宋人绝不会甘于无所做为。王顺伯道： 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 ②。宋代的文学理论，在继承了唐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辉煌。
　　①　　 《李太白集》。
　　②　　 《陆九渊集》。
　　（一）宋代文学理论的两条线索
　　北宋开国就存在的积贫积弱局面日益严重，朝廷却仍在优游岁月，文恬武嬉，令有识之士痛感逸乐误国。从王禹偁 五事建议 、范仲淹 庆历新政 到王安石的 熙宁变法 ，一次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浪潮。
　　北宋前期近百年的文坛， 西昆体 、 太学体 张扬，内容空虚，形式浮华，点缀升平，早引起众多文坛人士的深恶痛绝，竞起补偏救弊；而那些政治改革的倡导者们，有些本身就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对 浮巧轻媚 之风更是必欲根除而后快。文学家、政治家们都主张坚决扫荡绮靡之风，诗文要经世致用，传道明心，反映现实，针砭时弊，以至于仁宗皇帝也两次下诏 申戒浮文 ，诗文革新运动声势日见浩大。
　　文以明道、词必己出的文学思想完全合于北宋政治家们的口味；而当时诗文革新运动才起于青萍之末，立志革新的文学家们还喊不出自己的口号；于是便共同树起韩愈的文学主张，作为自己的旗帜。
　　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特有的政治背景，以及这个运动过程中，尤其是早期某些针对特定对象的有感而发，难免在理论上失之于偏颇。如柳开，他不满时文华而不实，以刻削为工，以声律为能， 刻削伤于朴，声律薄于德，无朴无德，于仁义礼智信也何？ ①进而认为 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 ；宣称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 ①。他的这些议论混淆了文与道的界限，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界限。这种趋于极端的认识，片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忽略了文学的特殊规律。
　　诗文革新运动取得的胜利，更助长了重道轻文，重理轻辞的倾向。后经周敦颐、程颐和朱熹等道学大家，把这种片面认识自觉地推向极点，将 为文 与玩物 等同，认定玩物丧志， 作文害道 ②；主张文道合一， 文皆从道中流出 ③。 文 在这些道学家们眼中几无存身之处。
　　当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论调日益成为主导时，另外一种文学理论体系也在逐渐形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严羽。
　　苏轼出入儒道，濡染佛禅，思想兼容并蓄，宏博复杂。他一生历尽坎坷，几经宦海沉浮，学识阅历丰富，对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尊的愚蠢观念在他只是笑谈。他不同意将文学作为载道器物的理论，也不同意文学应完全为某种政治倾向服务；而是主张 输写腑脏 ， 达物之妙 、 道己所欲言.对政治家的 好使人同己 ，他先义正词严地指出： 自孔子不能使人同 ，后又以 惟荒瘠赤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④讥之。
　　苏轼有大量的文学创作经验，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是 耳目之所接，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⑤，绝不是 含养义理 的结果。
　　①　　 柳开：《丰王学士第三书　　 》。
　　①　　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vol.1 ，P136. ②　　 朱熹：《二程遗书》。
　　③　　 朱熹：《朱子语类》。
　　④　　 苏轼：《答张文潜书》。
　　⑤　　 苏轼：《江行唱和集序》。
　　他还反对为文形式拘守法度：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有触于中 ，便 冲口出常言 ①，这就是文学作品。它只须 行于所当行 ， 止于不可不止 ，不应该再有别的限制。
　　苏轼所主张的，就是要摆脱对文学的各种羁绊，实行创作自由。
　　南宋的严羽饱览宋诗沧桑，并以唐诗为鉴，透彻地论述了诗歌创作中 人与 境 的关系。他针对 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 的正统说法，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 诗者，吟咏情性 ，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并自认为是击中了对手要害的 真取心肝刽子手.他的《沧浪诗话》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诗歌的审美思维特征，强调作诗唯在 妙语 ，而不是靠学力。他的诗论是我国古代诗歌美学的重大发展，对于探索文学的审美规律，深化有关文学本质的认识做出了宝贵贡献。
　　苏轼的创作自由论是争取文学内容的解放，严羽的诗歌美学论则是在于推动文学艺术上的独立。 ②
　　①　　 苏轼：《诗颂》。
　　②　　 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
　　（二）朱　　熹
　　朱熹（１１３０- １２００年），字元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早年从父、师周敦颐、二程学说。绍兴年间进士及第，数度为官，因不满官场黑暗，又屡屡请辞，授徒讲学。庆元元年，任章阁待制、侍讲，得罪韩侂胄遭贬官。次年以伪学欺人削籍。遂归福建建阳县考亭讲学著述，人称考亭先生，其说称闽学。
　　朱熹是位大学问家，毕生主要精力倾注于讲学著述。在哲学上，他发展了二程关于义理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成为封建阶级正统哲学。
　　在文学方面，朱熹较其他道学家们有更高的修养，且著述颇丰。如《诗集传》、《楚辞集注》，校刊了韩愈文集，并有自为诗文１２１卷。
　　朱熹论诗，主张 平淡自摄 ， 雍容和缓 ，自然浑成而有蕴藉。他鄙视华丽纤巧、刻意求工，注重内在意味。
　　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
　　《清邃阁论诗》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地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朱子语类》他嘲笑汉代拟《骚》之作， 词气平缓，意不深切 ， 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 ①。
　　朱熹将中国诗歌发展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诗阶段，不讲究格律，而 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 ②，此为一等；第二阶段开始注意格律，合于诗之根本准则的只在少数，当为二等；至律诗出， 诗之与法始皆大变……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 ①。
　　朱熹认为所以造成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原因在于自律诗出而讲究用韵、属对、比事、遣词，有害于诗的 言志之功 ，而这才是诗的根本准则。
　　朱熹主张平淡、浑成，不刻意雕琢，却也不赞成淡乎寡味，不加锤炼：如寻常不经思虑，信意所作言语，亦有绝不成文理者。
　　《朱子语类》他认为 苏（轼）才豪，然一兖说尽，无余意；黄（庭坚）费安排 ②。
　　人说梅尧臣诗 平淡 ，他认为 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③。
　　朱熹写诗，师宗汉魏。即景即事，言志述怀，言语自然，不用典故，以示其 雍容俯仰 的气象和 平淡冲和 的胸襟。
　　其时道学家们以理为诗，不过 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朱熹也有哲理诗，但他以比兴写景物，寓议论于其中，既富于哲理又不乏诗味。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①　　 朱熹：《楚辞辩证》。
　　②　　 朱熹：《答杨宋卿》。
　　①　　 朱熹：《答巩仲至》。
　　②　　 朱熹：《清邃阁论诗》。
　　③　　 朱熹：《清邃阁论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观书有感二首》
　　朱熹论诗常有独到的精辟之见，言他人所不能言，可谓 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 ④。
　　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 大雅久不作 ，多少和缓。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来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清邃阁论诗》 赏惟静者憩，法对高僧论.朱熹亦无愧此说。
　　朱熹同时又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最富远见的思想家。他作诗论诗，并非只为探究创作规律，欣赏文学作品，而是为了确立一种符合统治阶级政治理想的文道关系。在他看来， 文 与 道 应当是统一的。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道是文的源，文是道的流； 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而他所说的道，就是封建伦常，就是由他完成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最先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人心的涣散。因为当统治者不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焕发出一种时代精神，并借此把全社会凝聚起来，那么，动摇、怀疑，甚至有意无意地疏远等现象将会蔓延开来。朱熹认为：社会的瓦解首先是思想的瓦解，要制止这种瓦解，既不能像王安石那样舍本逐末以改法致乱天下，也不能像司马光那样一味守旧，而应当把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的思想专制作为治国之本，用它来制止任何可能的离心倾向，以维系社会的一统。在这方面，文学一向是最敏感的，必须引起足够的注意。
　　朱熹议论诗文，臧否作者，有一个 根本准则 ，即是否有益于 言志之功.作为文学家，朱熹虽然在《答汪尚书》中明确地论述过文与道的关系：文有妙与不妙，道有正邪是非；若 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所以应当文道兼顾， 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但作为道学家，朱熹又一贯认为 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高下如何耳。
　　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 ①。
　　同是一个苏轼，朱熹作为文学家是赞赏的， 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 ②；并认为他 才豪.但作为道学家的朱熹，却能从苏轼豪放豁达、汪洋恣肆的豪言中，敏锐地辨出离经叛道的倾向，并深刻认识到这种倾向的危害，指斥其 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 ③。更见朱熹 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 的功力。他特别提醒世人警惕苏轼对于社稷潜在的患害：其身与其徒皆不甚得志于时，无利势以辅之，故其说虽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尽见，故诸老先生得以置之不论。使其行于当世，亦如王氏之盛，则其祸不但王氏而已。
　　④　　 朱熹：《诗集传序》。
　　①　　 朱熹：《答杨宋卿》。
　　②　　 朱熹：《朱子语类》。
　　③　　 朱熹：《答汪尚书》。
　　虽其势未能有以动人，而世之乐放纵，恶拘检者已纷然向之。
　　《答汪尚书》朱熹有着很高的理论和文学修养， 文道合一 是他对道学家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使其更全面、更科学、也陷入更深刻的矛盾之中，这一文学思想长期束缚并妨害了文学的正常发展。他的哲学体系虽一度遭贬谪，但他的学说最终还是被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尊为正统。
　　南宋末年的周密在《浩然斋雅谈》中论道：宋之文治虽盛，然诸老率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氏云： 洛学兴而文字坏 ，至哉言乎！
　　清代著名学者袁枚在《遣怀杂诗》中说： 一切苛刻论，都自宋儒始.
　　（三）严羽及《沧浪诗话》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福建）人，生卒年月不详。据其诗推知，主要生活在理宗在位期间。一生未仕，多半隐居家中。
　　元军入侵、国势重危之际，仍关心时事，诗作中流露出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朝政弊端的不满。晚年与戴复古相识，戴称其 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著有诗集《沧浪先生吟卷》（或名《沧浪吟》、《沧浪集》）二卷。
　　《四书全书总目》称其诗作 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 ，止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于诗歌理论，著有《沧浪诗话》，附于诗集《沧浪先生吟》。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几乎将其全文收录。
　　《沧浪诗话》共分五章，《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书后另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严羽曾在诗话后附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解释了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
　　毫无疑问，严羽的诗话并非是为阐发一种文学理论体系而写，而是针对当时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进行的补偏救弊。但从诗话中可以看出，他所要补救的，已不只是江西一派之偏弊，他《诗辨》中也有一段说明：近代诸公……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以是为诗，诗岂不工，终非为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兹诗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严羽所要补救的偏弊，已超出一派，是宋以来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严羽提出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己之见，借佛理来说明 诗之宗旨 ，并以盛唐诗为典范，诊断出宋诗的病根。
　　《诗辨》一章，是要辨明什么是诗，就是严羽要借用佛理来说明的 诗之宗旨 ，即诗的 别材 与 别趣 ；严羽还借用佛理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诗歌创作和欣赏时的 妙语.这一章中还提到 识 和 以盛唐为法 等问题。但明白了别材别趣与妙悟，也就具备了第一义的识和盛唐之法。
　　严羽说他诊出了江西派诗歌的病根所在，戏称自己是真取江西派心肝的刽子手，并说整部诗话都是为此而作，是夸张且不确切的。但他在诗话中首先拿来开刀的，又确是江西派。
　　江西派不注重诗人的才情及其应有的深微的艺术体验，同时也不在意诗歌的抒情因素与作品的境界。这一派的始祖黄庭坚就认为诗人首先应是 精读千卷书 的 力学 之士①，能以丰富的学养剪裁古人章句并化为己有。好诗应以 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 ①。
　　①　　 黄庭坚：《书旧诗与洪龟父跋其序》。
　　①　　 黄庭坚：《与王复观书》。
　　严羽以此为例，举出宋代诗歌的病陋，即 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的别材，是说诗歌不同于散文，也不同于卖弄哲理、显示才学的其他文章，而是用来吟咏性情的文体，是要能以性情感人的，所以适合于它的题材，不是文字，不是议论，也不是才学等书本上的学问，而是 征戍、迁谪、行旅、离别 一类内容。
　　别趣，则是相对于理而言，在这里指的是 兴趣 、 意兴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沧浪诗话？诗辨》这意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审美感觉。 盛唐诗人唯在意兴 ，即唐诗人作诗时，只凭意兴，或审美感受，读者读到的，也是意兴，或审美感受，其中也有理，但却似 羚羊挂角 ，无单独的理的痕迹可求。严羽特别用宋诗的弊病来反证这别趣，说宋人只知抄书用典， 多务使事不问兴致.诗是别材，有别趣，要吟咏性情，并唯在兴趣，因此在表达和艺术境界上，就要 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 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认为，诗的好坏，不能从学力 方面来判断，而要看作者能否 妙悟.他特意举了一个例子：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矣，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
　　妙悟是《沧浪诗话》的核心内容。
　　妙悟是严羽借佛理来说明创作和欣赏时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佛教禅宗认为， 诸佛理论，若取文字，非佛意也.故要领会佛理，只有靠参悟，靠心领神会，所谓 道由心悟.诗的特征就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要全部说出来，也就不是诗了，而那些说出来词句往往或多或少脱离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因此只能靠心领神会，靠妙悟。妙悟是一种情景交融，浮想联翩的心理状态，它恍惚而来，不思而至，令人心动神摇而又难于名状。妙悟包含着两重含义：在创作时，妙悟是指灵感；在欣赏时，则是指能身临其境般地领略古人诗歌意境，所谓 观太白诗，要识真太白处.将妙悟作为创作和欣赏诗歌的思维特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是第一次。这是严羽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杰出贡献。
　　严羽关于诗歌本质和文学思维特征的阐述，明确、透彻地揭示了诗歌的本质和诗歌的内在审美特质， 建立了一个同以教化功能为诗的本质的儒家诗论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在以《诗大序》为标志的儒家诗论体系确立以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诗论体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