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技史之农业科技

农业科技
　　（一）农书的特点与成就
　　１。特点
　　明代农书具有哪些特点？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王达认为，从宏观上看，大致可归纳为三个特点：第一，专著多明代农书的重要特点是专业性书籍大量涌现。明代以前的农书，一般是综述农业生产兼及居家日用，而以某一单项为著述对象的则较罕见，有之也只限于茶、果或花卉的少数几部。明代就大为改观了，已有一系列只对某一种作物（或动物）进行特定阐述的专著问世，如《稻品》、《芋经》、《木棉谱》……。这些著作记述得相当具体、细致。它们的出现，是农学史显著进步的又一重要标志。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蚕桑专著的增加尤为突出。明代海禁取消，中外物资交流频繁，洋商纷纷争购丝绸，中国蚕业为之一振。蚕桑在农家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无怪乎各地农民普遍关注和纷纷学养。学习除观现场外，他人经验形之于文字、纂之成书籍的蚕桑专著当是需求的主要对象。因此刺激了各种形式的蚕桑资料大量问世。
　　第二，地区性农书多农业生产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受大自然制约性很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土质、地形、气候等条件千差万别。明代以前农书侧重反映北方情况，失之于笼统和一般化，因之在具体地区的生产实践上，未免减弱了它的参考价值。
　　明代，具有较强地区特点的地方性农书陆续面世，正因为这些著作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的详细、具体内容，读起来比泛论常谈的农书更感生动、亲切，并对现实生产富于参考、指导意义，因而受到人们珍视和器重，成为我国农学宝贵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地区性农书广泛出现的原因很多，主要的除上述受 经世致用 思想影响外，与生产力和科技知识的提高，地主经营的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近代农学有了萌芽以经验积累作基础的传统农学和以科学实验为依据的现代农学，是两个既有联系而又不同阶段的历史产物。我国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学奠基很早，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已初具规模，而且在许多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近代农学却步履蹒跚，直到明代时期才见端倪。
　　明代农书中反映近代农学萌芽的主要表现为：传统农书的论述中蕴含着某些近代农学的因素，如《天工开物》已提出了农业生产技术措施中的数量关系和品种培育选择上的杂交优势。传统农书（及丛书）中以列入了近代农学篇章，如，《农政全书》中就收有近代水利著作《泰西水法》两卷。
　　２。成就农书是反映农业生产力、科技水平和农学思想的重要典籍之一，明代农书当然也不例外，现在让我们来约略地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的农书有哪些主要进步和重大成就：（１）在农学思想理论方面
　　１。推进农学思想理论化之尝试　明代以前的农书，有的虽对农业技术有较详的记载，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难得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和阐述，南宋的《陈旉农书》对田庄的经营管理领域似曾有所涉及，然亦未突破俗套。明代农书在这方面确有较大的进步，首辟蹊径的是明代《农说》一书。
　　《农说》江苏漂阳马一龙撰，它从阴、阳、水、火的升降、消长、变化的角度探讨了作物生长、发育的内在规律及耕作管理的相应措施等问题。它在谈到作物与环境关系时提出： 含生者，阳以阴化；达生者，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其知生物之功乎 ！又说： 亢而过泄者，水夺；敛而固结者，火攻.所说虽有些令人费解，也未摆脱古人阴阳生克的传统影响，可是它能大胆地把这种学说与农业生产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试图系统地阐明其辩证关系，当是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为后来我国农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别开了生面。
　　２。 人定胜天 论之明确提出　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条件，在生产技术还较落后的古代尤其如此。战国时期《荀子》虽然已有 戡天 和制天命而用之 的提法，但在农业上大量反映的却是 趋时 、 顺时 、 应时 、 得时 的概念。六朝时的《齐民要术》等也还只以 顺天时、量地利作为指导生产实践的准则，可是发展到明代，《农说》遂首先提出 力足以胜天 的响亮口号。它说： 力不失时，则食不困；知时不先，终身仆仆尔！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这里不仅提出 力足胜天 的科学命题，而且具体描述了如何发挥 人力胜天.这是农学史和农业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其后《群芳谱》的 人力夺天工 、《花镜》议论种花木 人力亦可以夺天工，夭乔未尝不在吾侪掌握之中 等，都是上述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依照他们的认识：只要能适应植物的特性，满足其对光、温、水、气等生育条件的要求，采取恰当的栽培措施，就可以达到人们需要的结果。这在《农政全书》中说得更清楚，《农政全书》曾引丘浚话说： 地土高、下、燥、湿不同，而所生之物有宜有不宜焉；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回天，况地乎！ 该书还说： 所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 ！这种具有很高科学水平的人定胜天思想，是我国一向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惟风土论思想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它对明清以来引进、推广新品种、采用新技术、克服旧观念、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３。 三宜 原则之形成与应用　农业以大自然为活动舞台，其结果好坏，与环境条件关系极大，我们先民在实践中对此早有体会并逐步深化，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孟子》就明确提出： 不违农时 的重要意义，十三世纪《农桑辑要》又对时、地与农业之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大意是《齐民要术》所说播种有上、中、下三时，大概是以洛阳为准的，实际上远离洛阳的南、北、东、西、及山、川、原、隰，寒暑各有差异， 苟比而同之，殆类夫胶柱而鼓瑟矣 ！如果说元以前人们对时宜、地宜已有一定认识的话，那么明清期间对 物宜 也有了相当了解，从而完善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 三宜 论的体系，这是农学思想上的一大发展。明代《农说》谆谆告诫人们：种庄稼能 合天地、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２）在经营管理技术方面
　　合理经营、讲究效益， 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 ，是我国农业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但这也只在明代的农书中才有较全面、深刻而系统的著录。
　　精打细算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在于算计，这在《沈氏农书》中得到充分反映，沈氏曾根据他在劳力、资金、技术方面占有优势，常到苏州或长兴买大麦或酒糟，再加工酿酒。酒则出售或饮于雇工，酒糟养猪，猪肉、仔猪及副产品自用或出售，猪粪是优质肥料，就地施用，又省下了购买和运载费。所以他颇有启示性地说： 耕稼之家，惟此最为要务.同样在废物利用上也有意义重大的论述： 种田地利最薄，然能化无用为有用；……何以言之？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粟，…….明代农书中所记载的在重视经济效益的经营思想指导下，开展多种经营、发掘潜力、充分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争取常年收入均衡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农业现代化建设，仍不失于有益的借鉴。
　　（３）在著述范围、形式方面１。创救荒植物著述之先例《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已总结出种稗、芋、芜菁等以 凶年代食 的经验，以后代有发展。不过当时只有片段记述或语焉不详，并未出现系统知识的专著。惟到明清期间，随着生产、科技的发展，也因明代自然灾害特多，所以备荒成了当时农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探索野生植物资源和可以食用的部类，编纂救荒专著，如明太祖的第五子朱■收集植物４１４种植于王府，召精工绘之成图，刊之成书，并载明其形态、产地、可食部分与食法等，这就是我国颇具影响的第一部以救荒为主的本草学——《救荒本草》。以后陆续刊行了《野菜谱》、《茹草编》等多种。这些救荒专著问世后影响很大，一版再版，《救荒本草》还流传海外，并被日本多次翻印。
　　在研究救荒策略方面，明代一些开明学者和热心人士，曾对数以百计的野蔬杂果，一一作了仔细的品尝、鉴别和图文并茂地详加介绍。它不仅对广大劳动人民在减轻虫、病、灾、荒所造成的痛苦方面有一定意义，而且对促进荒政、本草、植物生态等学科的发展均作出了相当贡献。
　　２。开植物书籍图示之先河　我们先民对于植物早有研究并在古籍中作了大量著录，但是由于对其性状、特征缺少细致的描述或绘出图样，因而我们在辨别古代某些作物时产生了许多困难。如黍、稷、粟等，是我国古代北方普遍种植的作物，然而要就某处所提的究竟是黍？是稷？还是粟？……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成为农史界打不完的 官司.又如古籍上的梁、甘藷、千岁子……的名实，均属众说纷纭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原书记载失之笼统，无具体的形象描述或图示，后来的注释家有的又缺乏实际知识，或轻率臆断，讹传既久，便混乱不堪，以致今天难分泾渭。
　　明代不少农书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有的对农作物甚至野生植物的形态特征，不仅有文字的详细描述，而且还精工绘制了生动、逼真的图形，名实极易辨析。前述《救荒本草》就是一个典型。该书明代嘉靖四年的刻本中有的图象相当精致，美国植物学家李德曾倍加赞赏，他说当时欧洲同类型的书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二）水土保持理论
　　１。沟洫治黄理论与 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 思想汉贾让的 多穿漕渠 、 使民溉田 、 分杀水怒 、 兴利除害 的治黄主张，是治黄史上最早出现的沟洫治黄论。马宗申先生认为：宋、金以来，黄河溢决和改道频繁，单纯依靠堤防和 增卑培薄 的治黄方法，渐为人们所怀疑。自元末宋濂《治河议》倡沟洫之论，降至有明一代，沟洫论更是极一时之盛，周用、徐贞明、徐光启等许多著名的治水专家和农学家，均主张沟洫治黄，从根治黄河，特别是从水土保持的角度看，以面上的治理为重点的沟洫论，要比专以治理堤防为重点的 束水攻沙 论，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周用提出 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 的思想后，使得原来的沟洫治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它在水土保持方面的意义大大提高。
　　周用，明代吴江（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年）四月，奉命总理河道，负责治黄工作，上过一个《理河事宜疏》，专谈 治河 与 垦田 两者的关系，他认为治河与垦田同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且彼此间有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孤立地解决其中任何一个，将不会成功，他说： 治河、垦田，事实相因，水不治则田不可治，田治、则水当益治，事相表里.如何一举将两件大事同时搞好呢？他的答案是： 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也.这就是说应该从治理农田开始，只有这样才能 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先进的思想，周用的这一思想已由黄河下游于流的治理，扩大到全流域面上的治理，由治理堤防转向治田，由单纯治水发展到结合农业生产，也就是说由消极防御转到积极治理，由治标转到治本。
　　自从周用以后，徐贞明、徐光启等有识见的水利科学家无不将治水和治田紧密地结合起来，徐光启在《旱田用水疏》中，曾将旱田水利化的好处概括为：第一是可以尽地力。他指出土地不能尽开的原因即为水利不修。第二是可以救旱、防旱。他说，只要灌溉的方法对头，那就没有不可浇灌的土地，就不会有干旱，另外还由于把大量的水分散贮蓄在广大的农田之间，土壤温度适中，蒸发形成云雾，降雨比较容易，故又可以防旱。第三是可以救潦、防潦，他说，灌溉渠系四通八达，可用于蓄水也可用于排水，故可以救潦，另外还由于水流遍布各地，使气候得到调节，既会时常降雨，也会时常天朗气清，不会形成霖雨，故又可以防潦。第四是可以防治江河水患。他说，讲求水利的结果，必然会是遍地农田，沟洫纵横，可以分蓄洪水，减少江河洪水泛滥的危害。
　　胡定继周用、徐光启之后，提出了 汰沙澄源 的治黄方针，主张在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打坝拦泥，淤地种麦，借以减少进入黄河下游的泥沙，达到使河水变清和根治黄河的目的，这是在治黄问题上的一个极为有意义的新倡议，是周用、徐光启等人 治田即治河 思想的新发展。
　　２。 治水先治源 理论万历年间水利学家徐贞明的《潞水客谈》，是一部专谈西北水利问题的著作。书中关于治水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叫做 治水先治源.就是主张在治理常常泛滥成灾的河流时，首先从它的发源地治理起，然后再依次及于中游和下游，徐贞明所说的 治水先治源 ，实际上就是治水先治河流上源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区。因此不难看出，这一理论与水土保持的关系是如何密切。
　　徐贞明在治水问题上，和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治水专家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水 聚之则害，而散之则利；弃之则害，而用之则利.他认为，人类对地面的水源不加以利用，听其自流，它们便会汇聚为泛滥成灾的洪水；反之，如果能积极发展农田水利，将水散播于田野沟洫之间便不会有洪水发生，从而便能变水害为水利。为此，他认为治水的关键，是要使天地间的水散而不聚，在治河是。如何使原来为害的洪水散而不聚呢？在河流的哪一部分采取 散水 的措施最为合适呢？
　　他主张最好是从河流的源头开始实行散水，他说， 源则流微而易御，田渐成则水渐杀，水无汛溢之虞，田无冲激之患 ，又说， 得水利成田，而河流渐杀，河患可弥.由此可见他主张 治水先治源 的原因，是因为上游水势较弱，便于控制、利用。散水的办法则是自上而下，利用河水，将两岸土地依次改造成水田，经过这样层层散水，河流的水势必然被削弱，水患也会因之消除。他以桑干河为例说，历代只注意在下游芦构桥一带筑堤堵防，花了不知多少钱，并未取得效果。现在又有人在中游的保安（今河北省涿鹿县）境内，实行河滨造田，恐怕也难保不被大水淹没，他主张应在桑干河上游山区的山西省浑源县开始引水造田，这样做不但可以保住保安新造的水田，而怀来以下京、津一带水患亦可免除。
　　徐贞明同周用所主张的治水方略都是从垦田和治理沟洫开始，而且徐贞明还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治理黄河中上游主要支流，特别是治理各支流的上游达到根治黄河的思想，即 治水先治源 的理论，这在今天仍有着重要意义。
　　徐光启在《旱田用水疏》中，用扩大旱地灌溉面积来代替徐贞明修造水田的办法，使 治水先治源 的理论，在水土保持工作中，更具有实践意义。
　　徐光启还将利用水源和治田的方法归纳为以下六种：第一，水源高于农田时，可采用开沟引水的方法，进行浇灌。
　　第二，溪涧在农田旁边，水位比农田低时，有两种利用方法：水势急、流量大的，可以筑坝，使水位升高，再进行引灌；流势慢，流量小的，可用水车把水引上来进行灌溉。
　　第三，水源比农田高很多，可把山坡修成梯田，节级受水，自上而下，入于江河。
　　第四，溪涧流水距高农田较远，水位比农田低，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水流较缓水量不大，可先开沟将水引到田边，然后用水车升高水位进行灌溉；另一种情况是，水势急，流量大，可筑坝提高水位，然后开沟引至田间。
　　第五，泉流在一边，农田在另一边，中有沟壑阻隔时，可修引水渡槽导流至田间。
　　第六，平地仰泉泉水旺盛时，可以开沟引灌，泉水不大时，可就近挖凿池塘，将它蓄积起来，集中使用。
　　徐光启在这里指出的水源，不外是山上的流泉、平地的仰泉及山涧溪流，而他所说的田，主要指山上的梯田和沟谷川台地，他建议采取的具体技术措施，则为修建坝堰、陂塘，开渠引水，兴修水平梯田和川台地等，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在山区引水灌田时要注意防止流水冲刷，总结了群众创造的用 水蒡 （ｐｏｎｇ旁，竹编的水簸箕）来防止冲刷的技术经验。这些观点和办法，都具有水土保持的意义，大大丰富和充实了 治水先治源 这一理论的内容。
　　（三）《便民图纂》与《沈氏农书》
　　１。《便民图纂》明代月令体裁的农书不少，但成就不高。像取材于《农桑衣食撮要》由朱权撰著的《臞仙神隐书》，及抄撮旧籍无所发明由戴羲编写的《养余月令》等，不仅缺乏新的内容，而且又多是寄情寓性漫不经心之作。陈鹤鸣的《田家月令》又没有传世，所以这里就权以《便民图纂》为例来说明有明一代月令体裁农书演变的情况。董恺忱先生认为：《便民图纂》和《居家必用》、《多能鄙事》等相类，应是属于所谓农家日用百科全书这类农家或小市民手册性质的通书。但是由于它仍包含了一定的农业技术内容，一般都还是把它列入农书的范围。
　　本书的作者邝璠，河北任丘人，但《四库全书总目》列入杂家类，不载作者的姓名，后来一些书录曾加以辨析。据王毓瑚先生考证，邝氏可能并非本书的作者，而是由他第一次刊印，像这样的通书多半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万国鼎先生认为可能是邝氏根据前此成书的《便民纂》改编的。总之多所沿袭较少新意该是事实。它在明代曾被多次刊印，流传很广。《农政全书》和《本草纲目》也都引用过，可见它还有一定价值，解放后曾据郑振铎收藏的万历本影印，西北农学院古农书研究室曾据明嘉靖本校注，于１９５４年排印过。
　　《便民图纂》所记的是江苏吴县一带的习俗、行事。全书十六卷，依次为农图图、女红图、耕获类、桑蚕类、树艺类（上、下）、杂占类、月占类、祈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上、下）、牧养类、制造类（上、下）。
　　卷八至卷十的月占、祈禳、涓吉三类完全是迷信的东西，全书一半是讲农事以外的事物，但其中所记医药、卫生等事宜，亦自有其参考价值未可完全抹杀。
　　就全书的技术内容来说，它虽辑录了一些从《齐民要术》到《种树书》的一些旧材料，但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太湖地区新的技术成就。杂占类大部分抄袭自《田家五行》和《田家五行拾遗》。制造类包括的内容比较多，如酿造、保藏和加工等，虽然大部分属于农事之外的活动，但和小生产者的生计还是密切相关的。
　　２。《沈氏农书》《沈氏农书》大约是明朝末年，由一个姓沈的人撰著的，故称《沈氏农书》，作者身世不详。后来由清初的张履详加以校订，和他自己所增补的部分合刊，前半部分是沈氏所作为上卷，分四个部分，下卷即张氏续补的，故又称《补农书》。由于这两部分成书年代有前后之差，而且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有人把它当做两本著作，分别加以著录，但是也有人把它合在一起，有时题《沈氏农书》，有时称《补农书》，或是用《补农书》后边加注（也称沈氏农书）的办法来区别。
　　总之，《沈氏农书》是江浙间桐乡地区的地主阶级经营农业的记录，不仅是生产技术，而且经营方法也有很值得重视的地方。从全书内容来看，上卷 首以月令，以辨趋时赴功之宜 ，在题为 逐月事宜 的这部分，实质上是一篇农家月令提纲，每月一条，共十二条，逐月按天晴、阴雨、杂作、置备四项，记载了全年一应有关的农事活动，对生产、加工、经营等事条分例析详加安排。以下种田地法 二十条，讲水田耕作； 蚕务 九条，包括六畜的饲养；最后的 家常日用 二十一条是加工调制。下卷分三个部分，即 补农书后 二十二条，总论 九条和 附录 八条，这部分是张氏 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尝论者，笔其概 ，以补沈氏之所未备。
　　《沈氏农书》开头以时系事的 逐月事宜 部分，虽只简略的列举了年内应做之事，但可看出生产的概貌和特点。后来的几个部分则就有关的问题详加论述，具体的分析了生产中一些关键问题，能够较深入的反映出当时的技术成就和经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这样的处理安排，兼顾了广度和深度，作者是颇费了一番心力的。《沈氏农书》反映出来的经营虽然还是封建式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但从处处精打细算，事事讲求实效来看，确是一个干练的经营地主的手记。从全书上下两卷的比较中还可看出，在经济上沈氏是以水稻生产为主而兼及种桑，稍后的张氏则重桑而兼及水稻生产，它反映了明清之际太湖地区一些地方由生产商品粮食地区转变为生产商品蚕丝的地区。这的确反映了经济作物生产的增长使粮食不足，从而要从他处买入使得粮食生产商品化，说明在商品经济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社会正孕育着重大的变化。在技术上最为突出的是有关地力的维持和培育的问题。
　　（四）番薯的引进和传播
　　１。番薯的引进番薯有山芋、红苕、红薯、地瓜等名称，但一般协作甘薯。
　　番薯非我国所原有，而是从海外引进的。那么它是从哪里引进，什么时候引进的呢？章楷先生对此进行了研究。
　　据西方文献记载，南美洲的番薯被哥伦布首先带到西班牙。１６世纪时，西班牙已广泛栽培。１５２１年，麦哲伦到达菲律宾，番薯又从西班牙引种到菲律宾。据《金薯传习录》记载，福建种番薯，最初就是从菲律宾的吕宋传来的。
　　《金薯传习录》是清乾隆时人陈世无所辑。书中有他的高祖陈经纶于明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６月向福建巡抚金学曾献薯蔓和栽培方法的禀帖。
　　从陈经纶的两次禀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番薯是在万历二十一年由陈振龙从吕宋带回试种，次年福建巡抚金学曾加以提倡推广。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县人。长乐离福州市极近，后人为了纪念带回番薯的陈振龙和提倡种番薯的金学曾，在福建鸟石山建立 先薯祠 ，奉祀金学曾和陈振龙。
　　苏琰撰的《朱蓣疏》记载泉州引种番薯的经过是： 万历甲申（１５８４年）、乙酉（１５８５年）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泉州古称）洋舶道之，携其种（指薯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苗叶供玩而已。
　　至乙亥、戊子（１５８７- １５８８年），乃稍及旁乡，然亦置之硗确，视为异物。甲午、乙未（１５９４- １５９５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蓣独稔，乡民活于蓣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曰朱蓣，其皮色紫，故曰朱。 苏琰是福建泉州人。当地人记当时事，当属可信。苏琰说泉州的晋江种薯在１５８４- １５８５年，而陈振龙和金学曾在福州引种和推广番薯在１５９３- １５９４年，泉州种番薯比福州约早十年。
　　和苏琰差不多同时代的福建人周亮工，在《闽小记》中也说 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　莆 指莆田县，属福州府。《闽小记》说泉州种番薯早于福州，这和苏琰所说是一致的。而漳州又早于泉州。大概因漳州距吕宋最近。从大陆去吕宋，由漳州的厦门出海；从吕宋回来，也在厦门登陆。漳州去吕宋的人可能多些。
　　漳州沿海地方先种番薯，泉州沿海地方迟些，福州沿海地方又迟些，这是很可能的。
　　２。番薯的传播番薯从菲律宾引种到福建，经过一二十年的逐渐扩展，在闽粤二省部分地区的栽培，已相当普遍，并在救荒中起一定作用。所以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 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林.万历三十六年，长江下游旱荒，其时徐光启正因父丧在上海。他听说番薯是一种很好的救荒作物，于是请托一位姓徐的人，从福建莆田把薯蔓插植在木桶中，春暖后连木桶运到上海栽种。徐光启是最早把番薯运过南岭，引到长江流域的人。
　　据徐光启在《甘薯疏》中说这位姓徐的人曾为徐光启三次运种到上海。
　　反复三次远从福建求种，说明徐光启在冬季藏种上曾一再失败。他在《农政全书》中介绍五、六种番薯藏种方法，也反映他认识到种薯安全贮藏过冬，是把番薯从岭南引种来长江流域成败的关键所在。
　　徐光启介绍的最主要的两种藏种方法，一种是用稻草筑成二尺见方的坑，坑底和坑的四周的稻草都要堆得很厚。坑中堆种薯，缚竹为架，罩在种薯上。上面再覆盖很厚的稻草。另一种方法是堆尺余厚的稻草垫底，上铺尺余厚的草木灰。种薯埋在草木灰里，薯上再用草木灰覆盖，并铺上很厚的稻草。
　　番薯虽然早在１６０９年就已跨越南岭，来到长江下游的上海，可是在长江下游地区，１７世纪中叶以前的文献中，很少提到番薯。因此我们怀疑，虽然徐光启很早就在上海引种番薯成功，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这种作物在长江下游地区似乎并没有多大发展。
　　可见番薯自引进我国后，最初局限于闽粤将近一个世纪。１７世纪后期开始向江西、湖南等省及浙江沿海地区扩展，１８世纪中叶更向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扩展，最后普及于全国。
　　番薯有许多特有的优点。例如单产很高，比较耐瘠耐旱，栽培比较省力，不像谷类作物那样费工。我国古代常有蝗灾，番薯受蝗害较轻，《金薯传习录》上说 蝗过而叶可复萌，俭岁亦收 ，不像谷类作物受害严重。番薯又不像谷类作物有一定的成熟期，块根可以提前采收，在救荒和轮作上有很大便利。所以《金薯传习录》说： 百谷登场，必待成熟，而薯则发生即熟，采取随人。 番薯生熟皆可食 ， 饥可果腹 ， 馑可充蔬 ， 可以酿酒 ， 可作饼饵 ，用途很广。因为有这许多优点，所以它引种到一个地方，很快就成为这地方很重要的一种作物。番薯的引进和传播，在我国农业史上应该说是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