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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学和书院
私学和书院，是官学（即各级各类学校）的补充，私学、书院与官学迭为盛衰：当官学发达时，私学与书院则冷寂无闻；当官学衰败时，私学与书院则很兴盛。大致说来，明初的百余年来官学较为发达，私学与书院相对沉寂。明中叶以后，官学开始衰败，私学、书院则逐步兴盛，这中间虽然遭到朝廷的四次限制与禁毁，但书院的发展并未被遏止。
（一）私 学
明代的私学，大致说来有两种，一是启蒙性质的小学教育，一是跟随名师学习某一学说，相当于高级研修性质的私人讲学授徒。
１。义学、私塾关于启蒙性质的私学，包括义学、乡塾、家塾、私塾等名目。前两者一般为有钱富户或乡人合作聘请塾师，教授本家族的子弟；后两者一般为富家大户聘请本地名士到自己家中，专门教授自家的子弟。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为世人所重视，史籍记载甚少，我们只能从有关记录中略见一些情况。
（１）义学和乡塾义学是为同族子弟，或为同一乡里子弟设立的启蒙学校，带有扶助同族、同一乡里穷人子弟的性质。如名儒吴与弼的门人郑伉，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后，兴办慈善事业， 设义学，立社仓，以惠族党 ①。
乡塾，带有社学的性质，多为同乡之人共同聘请一位塾师，教授同乡子弟，一些并不太富裕的家庭也可以出一部分束修，让子弟入学，接受教育。
如王守仁的门人王艮， 七岁受书乡塾，贫不竟学 ②，所读之书仅仅为《孝经》、《论语》、《大学》数种。（２）私塾和家塾在明代，一些富家巨室往往私自开办家塾、私塾，聘请当地名师食宿家中，专门教育自己的子弟。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如著名理学家胡居仁，孩提时就在自己的家塾中接受启蒙教育，因言语、行事都合乎礼法，很受塾师的青睐。
关于家塾的具体情况，明末小说《三刻拍案惊奇》中有较为详尽的描述，从中可以窥见其一斑。
该书第三回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弘治年间，江苏苏州府昆山县儒学生员陆容与寡母相依为生，家境清贫，但他仪容俊逸，举止端庄，勤于问学，经史百家，无不贯通。当地一富家大户谢度琛有子谢鹏已经十一岁了，还不肯读书。谢度琛以十二两银子作聘礼，将陆容延至家中教书，并提供优越的食宿条件。陆容于是白天教书，晚上习学举子业。陆容是位刻板的人，教诲生徒一以举子业为准。有一次，谢鹏拿着姐姐所作的诗给老师看，陆容却批评说： 这诗是戴了纱帽（即朝廷命官），或是山人墨客作的。我们儒生，只可用心在八股头上，脱有余工，当博通书史。若这些吟诗、作赋、弹琴、着棋，多一件是添一件累，不可看它。 这番教训，使谢鹏十分扫兴，他的姐姐也感叹道： 怎么小小年纪这样腐气？ 这样一心一意学习八股文、教授八股文的塾师，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也是主人所希望的。后来陆容不堪小姐的爱恋，离开了谢家。谢家又聘请了一个叫薄喻义的人为塾师，薄氏却借塾师之名，骗取钱财，甚至将谢鹏的姐姐拐走，卖到了娼家。
①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郑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242页。
②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二？王艮》，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274页。
该书第二十七回讲了绍兴府山阴县一位陈姓官员，以五十两银子为儿子聘请了一个塾师。这位塾师也是生员身份，他为人很不老实，以前专门靠代人考试，谋取不义之财为生。担任塾师后，也不认真教学，平日 就与陈公子或称表字，或称老弟。做来文字只是圈，说来话只是好。有时园中清话，有时庄外闲行。陈公子不是请个先生，倒是得个陪堂，两边殊是相安。 有时，陈姓官员要检查儿子的作文，他就将陈公子的文章细细改了， 留得几个之、乎、也、者 ，加上按语，应付差事，并博得善于教诲的美名。时间久了，竟带着陈公子去调戏妇女，并抓住这一把柄，不断敲诈钱财。
有钱有势的富室大家，虽请得起塾师，但往往不能使子弟很好学习。该书第七回介绍了一位沈姓土财主，他的儿子整日游荡，结交恶少，管家劝沈财主让儿子好好读书，沈财主却心疼儿子，道： 我独养儿子，读出病来怎样？好歹与他纳个监吧。 这句话，反映了当时富家大户们的共同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家塾的教育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３）义学与私塾的教育内容带有启蒙性质的义学、乡塾、私塾、家塾的教育内容，以传统的小学教材《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孝经》等为主，兼习书算和八股文等举子业。但这类私学的教师主要是本地的儒学生员、乡村学究，学问很一般，因而教育质量也很一般。一旦所聘请的教师不得其人，就会贻误子弟，得不偿失了。
２。私人讲学授徒有明一代，私人讲学之风很盛行，有一大批名儒乐此不疲，讲学之人很多，仅《明史？儒林传》中所载就有梁寅、陈谟、薛瑄、周蕙、胡居仁、蔡清、吴与弼、胡九韶、郑伉、吕柟、邵宝、刘观、魏校、王敬臣、崔铣、何瑭、陈献章、娄谅、湛若水、邹守益、钱德洪、王畿、欧阳德、程文德、许孚远、张后觉等人。这些私人讲学的，绝大多数为明中后期人，明初仅有数人，这表明明中后期私人讲学很发达。
（１）师生关系当时讲学授徒之人，多为当地名儒。盛名所在，人们争先拜他为师。这些人或对程朱理学有很高造诣，个人修养很好，如吴与弼等；或传播了一种新学说，如王畿、钱德洪等人。因而，私学的教育内容因师而异，没有什么规定，但总体上看，明正德年间（１５０６- １５２１年）以前，以教授程朱理学为主；正德年间以后，以传播陆王心学为主。
讲学的名儒，大多数人亦官亦师，在为官公务之暇、守丧期间、致仕以后，从事讲学授徒；还有一些人，如吴与弼、陈献章，终身未曾入仕，以布衣的身份长期从事教学活动。他们的弟子多少不等，如王敬臣从事教学活动，门下弟子多至四百余人，其他名儒如王阳明、湛若水等人门徒多至上千人。
关于师生关系，我们以周蕙为例，予以说明。
周蕙，字廷芳，泰州人。曾师事著名理学家薛瑄的门人段坚、李■，躬行孝悌，对程朱理学很有研究，名声很大。恭顺侯吴瑾慕名聘请他为儿子的塾师，但周蕙认为老师是不能招致的，因此倨傲不赴吴府。吴瑾无奈，只得恭恭敬敬地送两个孩子至周家就学，奉上束修。
周惠的弟子以薛敬之等人较为著名，薛氏在求学时，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当鸡叫周家大门打开后，就开始打扫房间，安排座位，恭恭敬敬地向老师请教。这种师生关系，很好地说明了私学的教学活动。
（２）讲学名师明代私人讲学多为名儒，但其中尤为著名的则有吴与弼、陈献章等人，下面分别作一简单的介绍：吴与弼（１３９１- １４６９年），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县人，学者称之为康斋先生。幼年时在乡塾读书，十九岁时到北京，投奔作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并跟大学士杨溥学习《伊洛渊源录》等宋儒著作，深为叹服，乃下定决心，一意学习圣贤之道，放弃了科举之业。于是独自住在小楼上，谢绝一切人事往来，夜以继日地攻读 四书 、 五经 及宋儒的语录，竟然两年多未曾下楼。他用心之专，可以想见了。由于吴与弼学有所成，名气很大，不久回到崇仁，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
吴与弼家境清贫，中年以后生活更为艰难，但也不肯寄食于他人，所以一生与学生躬亲耕稼，自食其力。他的教学活动，是在农业劳作的过程中进行的。据记载，吴与弼每天都一边率领门人弟子耕田，一边因势利导，进行教育活动。即使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他也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扶耒耜，与弟子们在雨中耕作，在耕作中畅谈诗书，讲解八卦。耕罢回家，与门人吃同样的粗茶淡饭。在耕田、教学的活动中，吴与弼忘却了劳苦与贫贱，而充分享受耕读之乐。由是可以看出吴氏个人修养极高，可以说享受着 孔颜之乐 了。
耕、读结合，躬亲琐事，是吴与弼教育活动的显著特点，他率领弟子躬耕南亩，是为了进行刻苦自励的教育。据门人陈献章回忆，陈献章在吴氏门下读书时，吴氏教育他每天早早起床，干些家庭琐事。有一次，吴与弼起床后开始簸谷，而陈献章仍在贪睡，吴与弼即大声斥责道： 读书人如果懒惰，以后怎么能到程、朱的门下，又怎么能到孟子的门下？ 虽然吴与弼教育活动很有特色，但他的教育思想却固守程朱理学，没有什么新意。他厌恶日益繁琐的注经活动，不轻于著述，即使所撰《日录》，也只是铺陈旧说，写下自己的体会。但是，他的教学活动，是对当时读书人只背诵程朱的陈言，忽视身体力行等现象的反动，有纠正当时轻浮学风，追求实学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吴与弼教学活动本身，已富于新的意义了。
陈献章（１４２７- １５００年），字公甫，广东新会人，因住在新会白沙里，当时学者称之为白沙先生。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年）参加广东省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会试落榜。二十六岁时离开北京，前往江西崇仁，从学于吴与弼，数月后回到了广东老家，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及宋儒著作，在静中求得真知，学问大有进益。宪宗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就学于国子监，以和宋代杨时《昔日不再得》一诗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所赏识，被认为是真儒复出。于是，名满京城，士子纷纷上门求教，陈献章的教育活动由此开始了。
不久，陈献章回到了广东新会，以讲学授徒为生。他的讲学很有影响，全国各地学者纷纷投到他的门下，当时任给事中的贺钦，仰慕陈氏的学问，乃辞官家居，将陈献章的画像挂在房中，朝夕瞻拜，奉为宗师。
陈献章教育门徒，首先要求他们静坐，在静坐中体认圣贤之道。这种教育手法，是以他自己求学经验为基础的。他曾自述自己求学的经过，他说：我二十七岁时，开始发奋跟随吴康斋学习，然而吴氏对圣贤垂训之书无所不讲，但不知从何处入门。后来我回到新会白沙里，又废寝忘食地读书，以寻求入门之路，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始终未曾找到入门的方法。于是舍繁就约，在静坐中求之。过了很长时间，心中突然明朗起来，体认物理，考之圣训，都有头绪，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心所欲而不越轨。因此才非常自信地认为：作圣贤的门径，就在静坐求理之中。从此，凡是向他求教的，陈献章都以静坐之法相告。这不是高谈阔论，而是有着切身的体会。
这种教学方法（即首先要求门徒静坐，在静坐之中排出杂念，显出本心，然后才去随处体认天理，考之圣训），已有了新的内容，吸收、借用了禅宗的修养方法，将佛教禅宗融入儒教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方法。
（二）书院的兴衰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明初百余年，书院处于冷寂期，正德至隆庆年间为书院的鼎盛期，万历以后，书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书院的更新期。明代书院的发展总体情况如此，但中间也有不少波折，如嘉靖年间书院有很大的发展，但也发生了两次限制和禁毁书院的事件。万历初年、天启年间，也发生禁毁书院的事件，但书院却未曾绝迹，仍继续存在着，发展着。关于明代书院的兴衰情况，下面分别进行论述：１。书院的冷寂期明初，太祖朱元璋为了表示偃武修文，重视教化，于是沿袭宋、元之旧，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下令设立洙泗、尼山二书院（这两所书院皆位于今山东省曲阜市，其中尼山书院遗址中尚有洪武年间所立碑刻一座，记修复书院之经过等）。但明政府并没有大力提倡创办书院，因此，设立洙泗、尼山书院，仅仅是表示尊孔重教而已。（１）书院的沉寂明初，全国各地也陆续建立了一批书院。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年）江苏省丹阳县令顾信在县学旁修建了濂溪书院，以宋代名儒周敦颐的裔孙周寿山为山长，主持祭祀活动。安徽各地，有明一代书院多达九十八所，而洪武朝三十余年间仅修建了七所书院。广东省有明一代修建书院多达一百六十八所，其中洪武初年至弘治末年（１５０５- １３６８年）一百三十余年间，全省所修建的书院仅仅十八所。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明初的书院确实沉寂稀少。
不仅如此，在宋、元时即闻名于世的书院，也因元末战乱而遭毁弃，在明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未恢复。如宋代已闻名的白鹿洞书院，在元朝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毁于战火，殿堂斋舍全部夷为平地，书院的建筑仅存濯缨和枕流两孔石桥，遗址上瓦砾成堆，杂草丛生，一片衰败、荒凉的景象。
直至正统元年（１４６５年）南康知府翟溥福才倡议捐俸修建礼圣殿等建筑，但并未招收生徒，从事讲学活动。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督学宪臣李龄，募捐增建房舍，并将在学诸生朱晖、梁贵及郡人俊秀向学的子弟召集来充当学生，聘请名儒胡居仁为山长，恢复了教学活动。
又如宋代修建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也在元末战争中毁坏，破屋断垣，掩隐于草莽荆棘之间，院址、食田被僧侣、势家所侵占。宣德七年（１４３２年），富户周辛甫父子倡议修复了讲堂等处。成化五年（１４６９年）长沙知府钱公澍再次修建，也仅仅修复了礼殿、岳麓山碑等建筑。这两次修复，都没有招收生徒，恢复讲学。直到孝宗弘治年间，又经长沙府通判陈纲、府同知杨茂元的先后修建，才具备了招收生徒、讲学授业的条件，于是聘请善化县学训导叶性主持书院事宜，恢复了书院的教学活动。
再如吉安的白鹭洲书院，也是宋代创建的著名书院，自元至正二年（１３４２年）毁于水灾之后，一直到嘉靖五年（１５２６年）才逐步恢复。
上述这些著名书院，被毁弃百余年后才逐步恢复，反映了明初百余年间书院沉寂无闻，不受重视的现实。
（２）沉寂的原因明初书院沉寂无闻，与学校、科举的发达及书院的讲学内容的陈腐有关。
明朝建立后，为选拔大批官僚，很快恢复了科举制度，广泛搜罗读书人。
而各种读书人，为了功名富贵，也争赴科举考场。明代的 科举必由学校 ，士子要想参加科举考试，一般都要进入国子监及地方儒学学习，学有所成经初步考选，才有资格应试。因此，学校教育受到重视，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偏僻的边疆卫所，都建有学校。而且学校制度完备，管理严格。生员学有所成，只要进入国子监，取得毕业资格，就可以直接入仕。所有这些，使学校吸引了大批读书人，从而冷落了书院。
同时，明初思想统治很严，自永乐年间颁布《五经四书大全》后，程朱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读书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书院的教学内容也是传播程朱理学，与各地官学相似，这使书院在教学上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待遇上，官学生员享有免役权，享有免费食宿权，而这些书院都无法与之相比，这就使书院在物质上也失去了吸引力。
明初百余年间学校教育较发达，科举制度也很完善，这使书院相对处于冷寂阶段。明中后期，随着学校、科举逐渐败坏，新的学术思想——阳明心学的兴起，书院由沉寂走向兴盛，至嘉靖朝书院达到了极盛。
２。书院的鼎盛期明成化年间以后，各地陆续兴建了一些书院，至嘉靖朝，书院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同时各地也开创了许多讲会，讲学之风大为盛行。书院与讲会，同王阳明心学的传播互相推动，共同达到了鼎盛时期。
（１）书院之盛关于书院发展之盛，我们以江苏、广东两省书院发展情况为例，予以说明。
江苏省内各地的书院，从成化年间起兴建得逐步多了起来。成化年间扬州知府王恕创建了资政书院、江阴知府谢廷桂创建了延陵书院。弘治年间（１４８８- １５０５年），常熟知县叶宗道创建了虞溪书院，江浦人严纮创建了石洞书院，宜兴邑人创建了东坡书院。值得注意的是，弘治年间出现了布衣创建的书院。正德年间（１５０６- １５２１年）常州知府陈实创建了道南书院，邵宝在无锡创办了二泉书院，丹徒知县李东创建了清风书院，督学张鏊山在淮安创建了仰止书院，在嘉定创建了练川书院，巡抚成英在淮安修建忠孝书院，金坛知县刘天和创建了龙山书院。到了嘉靖年间（１５２２- １５６６年），创建的书院就多了起来，包括江宁的崇正书院、新泉书院，高淳的高淳书院，句容的南轩书院，江浦的新江书院，苏州的金乡书院，盐城的正学书院，扬州的维扬书院，徐州的彭东书院、彭西书院、养正书院，丰县的华西书院，沛县的仰圣书院，通州的崇川书院、崇正书院、文会书院，石港的文正书院、溧阳的嘉义书院等。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从成化至嘉靖年间江苏省共创建了三十所书院，其中成化年间创办了二所，弘治年间创办了三所，正德年间创办了七所，嘉靖年间创办了十八所。
广东省书院创建的情况也是如此。洪武年间创办了两所书院，永乐年间创办了三所书院、宣德年间创办了一所，正统、天顺、成化、弘治年间各创办了三所，正德年间创办了八所，嘉靖年间创办了七十八所。这一统计结果也显示出：广东省书院的创办，正德年间开始兴盛，到了嘉靖年间达到了极盛。
从时间上看，明代书院在嘉靖年间达到了极盛。那么，从空间上看，书院的分布情况如何呢？据统计，明代各省书院以江西、浙江两省最为发达，广东省次之。从地域上看，长江流域居首位，珠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居第三位。
（２）讲会之风与书院发达相一致，明中叶以后讲会之风也很发达。
讲会，是一种在固定场所按期举行的讲学活动。讲会时，各地学者都来听讲，会后大家四散而去。明中叶以后，从京师繁华之地到偏郡僻邑，都有讲会存在。嘉靖时，王阳明心学门徒徐阶为内阁大学士，其他门徒如欧阳德、聂豹、程文德等人都身致显位。有一年朝觐之期，徐阶倡导灵济宫之讲会，参加讲会的官员、士人竟多达五千余人。都城讲会之盛，一时达到了顶点。
其他各地的讲会也很盛，如江西省吉安府的讲会就很多，据明人朱国桢的记载，吉安府的讲会， 在郡有青原、白鹭之会，安福有复古、复真、复礼、道东之会，庐陵有宣化、永福、二卿之会，吉水有龙华、玄潭之会，泰和有粹和之会，万安有云兴之会，永丰有一烽书院之讲会，又有智度、敬业诸小会，时时举行。 ①从这一记载可知，仅江西吉安一府讲会已有十六处之多，讲会之发达，可以想见了。
明代的讲会，是一种临时性的讲学活动，并无专门的生徒肄业于此，往往是自愿参加的。但是讲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会改建成书院。如弘治年间在浙江台州缌山修建的方岩书院，就是在缌山讲会的基础上兴建的。讲会，是一种学术讨论，即使是书院也常举行讲会，如上文提及的吉安府一烽书院之讲会。讲会往往就一个问题，聘请名儒阐发己见，听众虚心听讲，提出问题，互相探讨、磋商，很有自由讲学的意味。讲会这种教学活动，有互相讨论、质疑问难的优点，受到学者的欢迎，有些学者往往奔赴成百上千里路参加一个讲会。
（３）书院兴盛的原因明中叶以后，书院的逐步兴盛与学校教育的逐渐败坏，新的学术思想的传播密切相关。尤其是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讲学活动，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兴起。
明中叶以后，学校教育开始败坏，科举考试日益受到重视，以致于科举控制了学校教育，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附庸。各级学校教官的考察，以乡试中式人数的多少为依据。因此，教官教育生徒，即以科举考试的内容——八股文为主，而于经史反而不甚留意了。对此，明末清初人傅维鳞指出： 是时科举所取士，专一经辄白首，余经、史付度外，而学专而识益陋。而郡县学列官闒冗未论，即勤恪其职者，亦独严其为课试芜烂不经之文。 ①这种抱定一经，白首苦读的士子，毫无经世实学，成为毫无学识的学究了。学校教育败坏到这种地步，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明人叶向高指出： 明兴，设科罗才，虽取词章，而学宫功令载在卧碑者，一本于德兴，至以明伦额其堂。
其大指与三代同。而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于汉唐。贤士大夫欲起而维之，不得不复修廉洛关闽之余业，使人知所自往。于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书院。 ②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校教育迷失本来意义，而成为科举的附庸，有识之士欲挽救这一弊症，于是设立了书院。
①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七，《槎棒》，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86页。
①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三，《学校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1241页。
在学术思想上，明中叶以后，读书人日益不满于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希望有新的声音出现。这种状况，明末清初人傅维鳞指出： 盖自程朱殁，自是且数百年矣，诸廉洛之微言大义既绝，占毕循习者非心到自得，徒空言。乃言理烂然，即童子谙之。又俗日渐于文，而异时所崇尚《性理》、《或问》诸书，日久而厌，颇以为朴学弗好也。 ③程朱理学日益不受欢迎，人们渴望新的学术思想。而这时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发明新学说——陆王心学，并不断传播，这些学者的学说不可能在官学的讲坛上公开传播，只能在非官方的讲坛——书院中传播，这也是书院得以兴盛的思想方面的重要原因。（４）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讲学在上述书院兴起的有利社会大环境中，明代名儒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讲学活动，传播了新的学术思想，并直接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兴盛。
王阳明（１４７２- １５２８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学者称为阳明先生。明孝宗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年），中进士，时已二十八岁了。三十四岁时与湛若水定交，两人都痛恨当时读书人诵习八股文的恶习，讨厌官场上争名趋势之人，以倡明圣学为志。经过长时期的苦心求学，他继承发展了陆九渊心学，创立了以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主要内容的学说，世称阳明心学。
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王阳明开始了讲学活动，他平生所到之处，都广招门徒，宣扬自己的学说。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年），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当地人建龙冈书院，王阳明讲学于此。第二年，又于贵阳书院讲学，开始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在学术上已对程朱理学有所突破。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后），王守仁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南安、赣州等地，在江西修建濂溪书院讲学，四方学者闻名而来，致使讲堂都容纳不下。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王守仁在浙江建立稽山书院，亲临讲学，湖广、广东、南直隶及赣州、安福、泰和等远方学者不远千里前来听讲。
王守仁一生勤于讲学，他的讲学活动，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万历时人沈德符指出： 自武宗朝王新建（即王守仁，曾因平叛被封为新建伯）以良知之学行江西、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 ①《明史》亦认为： 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即为内阁大学士之时），流风所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 ①这些记载，都反映出明中叶书院的兴盛与王阳明讲学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②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之三，引叶向高《首善书院记》，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 页。
③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二，《学校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1241-1242页。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书院》，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608页。
①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等传赞》，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6053页。
王阳明死后，他的门徒纷纷建立书院，以奉祀王阳明，传播心学。现据有关材料，将王阳明门徒所修建的书院列表于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王守仁门徒之多，分布范围之广。这些门徒主要活动于嘉靖年间，因此明代书院以嘉靖年间为多。他们的分布范围包括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山东、江苏等地。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将他们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和闽粤王门等六大派系。
王阳明的众多门徒都热衷于讲学，传播王阳明的心学，其中以钱德洪、王畿二人尤为著名。钱德洪从事讲学活动达三十余年，几乎无日不讲学，足迹遍布江西、浙江、湖广、广东等地。王畿从事教学活动四十余年，也是无日不讲学，自南、北两京至吴、楚、闽、粤、江、浙都有他的讲舍。他们的教学活动，大大地推进了各地书院的发展。
与王阳明同时的著名学者湛若水，对明代书院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影响。
湛若水（１４６６- １５６０年），字元朗，号甘泉，广东增城人。生于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年），卒于嘉靖三十九年（１５６０年），享年九十四岁。他于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擢为编修，累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自四十岁至逝世前的五十五年中，他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徒。
四十岁以后，他在京城讲学，五十岁以后，他在广东老家讲学，七十岁以后，周游列郡，四处讲学。到了九十岁高龄的时候，他还从广东增城出发，前往南京，一路不停地讲学。傅维鳞称 平生志笃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 ①他在讲学之处，一定要建立书院，奉祀陈白沙。
又因他一生周历列郡，所以他创建的书院甚多，仅广东一省即有：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年）在云樵山建云谷书院，两年后又在此地建大科书院。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在罗浮朱明洞建甘泉精舍；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在广州城东建天关书院，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在增城建明诚书院，三十八年（１５５９年）又于增城建龙潭书院。此外嘉靖年间还在增城建独冈书院、莲洞书院。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湛若水仅在广东一省即创建了八所书院，他所创书院之多可以想见了。
① 傅维鳞：《明书》卷一百十三，《湛若水传》，国学基本丛书，第 2245页。
综上所述，明中叶以后，人们普遍对程朱理学习久而厌，学校教育逐步败坏，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而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讲学活动，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使之在嘉靖朝达到了极盛。这时期的书院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书院所传授的学问，已很少程朱理学的内容了，陆王心学是书院传授的主要内容；二是书院以学术交流为主，是研究、商榷学问的地方；三是书院推崇某一位大师，往往设有专门建筑以奉祀他们，所以祭祀活动，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内容。
３。书院的变更期隆庆以后，明代的书院又有所发展。综观有明一代书院的发展，以嘉靖一朝为最盛，其次则为万历朝了。此时书院，以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和京师的首善书院最为有名。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书院与前期的书院大不相同，书院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功利目的，自由讲学的气氛反而逐渐淡薄了。
（１）功利目的明中叶，各地建立书院，主要是为了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教授生徒，扩大本学派的影响。而且，由于新的学术思想——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相抵触，所以书院在嘉靖朝两次被限制和禁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企图以建立书院为手段博取当政大臣的赏识，以达到加官晋级的功利目的。
嘉靖末年情况不一样了。这时，内阁大学士徐阶当国，徐阶是王阳明的门徒，喜欢讲学活动。他曾于京师的灵济宫举行讲会，参加讲会的官僚、士绅多达五千余人，轰动了京城。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内阁大学士喜欢讲学的消息一传出，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效尤，试图以讲学之名，见知于当权大臣。万历时人沈德符指出： 嘉靖末年，徐华亭（即徐阶）以首揆（即内阁首辅）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其后，间有他故，驻节其中。于是三吴间，竟呼书院为御史行台矣。今上（指神宗）初政，江陵公（即张居正，时为内阁首辅）
痛恨讲学，立意剪抑，适常州知府施观民（实录作施观），以造书院科敛见纠，遂遍行天下拆毁。其威令之行，峻于世庙。 ①这样，建立书院是为了见知于上官，拆毁书院也是为了获知于当道，书院成为官员们升迁的工具了，书院与政治挂上了钩，而不是为了学术的目的。
（２）议论朝政明中叶以前，书院是进行学术传播，教诲生徒的地方，与朝政没有直接的关系，更没有以品评当权人物，衡量朝政得失为主要内容的。然而，万历末年，书院却以品评人物、朝政为主要内容了。
万历末年，神宗皇帝长期隐居深宫，不临朝听政，致使朝政腐朽，党争激烈。天启时，宦官魏忠贤专权，朝政更为黑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退居林下，以讲学、评论时政为志，同黑暗的朝政抗争。因而，书院与政治关系甚为密切，已不再是在山高林深、环境幽静的书院中讲论学问了，而是关心时事，关心朝政。今天所广为流传的格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就是东林书院的一幅楹联，它反映了这一著名书院的宗旨。这时的东林书院，成为抱道忤时的正直士大夫荟萃之地，他们借讲学之名，批评时政，裁量人物，并对当时朝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书院的功利目的和关心时政，使书院已进入了世俗的现实政治斗争之中，因而它的命运也随着当权者的好恶而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书院》，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608页。
４。禁毁书院明代的限制和禁毁书院共有四次，其中嘉靖朝发生过两次，即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和十六年（１５３８年）各发生一次；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张居正整顿教育，也严令禁毁书院；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魏忠贤专权，也发生禁毁书院之事，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１）书院禁毁的原因明中叶以前，书院处于沉寂无闻的状态，对朝政、人心也没有什么影响。
明中叶后，书院渐趋发达，但直到正德年间，即使各省都设立了书院，并已引起人们的关注，朝廷仍未予以提倡和禁止。至嘉靖朝书院已达到了极盛，已有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书院所传播的学术思想——阳明心学，已突破了明廷所规定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并与之相冲突，这就引起了一些守旧人士的不满与反对。
同时，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专制集权高度发展，难以容许自由讲学，传播与官方规定的统治思想稍有不同的新的学术思想。而且王阳明、湛若水等人有很大的号召力，门徒众盛，也引起一些当权人物的恐慌，于是借用各种理由，限制、禁毁书院。
（２）禁毁书院世宗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四月的禁毁书院，是明代的第一次禁毁书院。
关于这次禁毁书院的起因，《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六年四月壬申条有详细记载。此前，御史游居敬弹劾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学术偏颇，志行邪伪，请朝廷将其罢黜。并请求禁毁王阳明、湛若水的著作，并拆毁他们门人所私自创立的书院；禁止各地方儒学生员外出远游，以致妨害了本人的学业。对湛若水的弹劾，世宗令吏部酌处。吏部官员认为：湛若水潜心研究经学，希望追迹古人，他的学说并非全是谬谈；对他的著作，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著作对经传多有发明，不宜禁绝。只是各地的书院，不是朝廷下令所设，有违典制，应予以禁毁。世宗皇帝对吏部的复奏很满意，同意慰留湛若水，改毁未奉旨而私自兴建的书院。并规定，今后再有私自创建书院的，各地巡按御史要及时参奏处理。
很明显，这次禁毁书院只是因为书院不是朝廷下令设置的，而是私自创设，吸引了生员，以致妨害了他们的学业，因此才予以禁绝。虽然游居敬弹劾王阳明、湛若水著述偏颇、邪伪，但吏部认为他们有裨于圣道，所以并未禁绝。而且，这次禁毁书院范围不广，仅湛若水、王阳明门人私创的，才被改毁。可以说，这次禁毁书院影响不大。
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的限制书院，是明代的第一次限制书院，对这次限制书院，《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七年五月癸酉条有详细的记载。该年为各地方官朝觐的年份，他们汇报了各地百姓的疾苦，吏部尚书许瓒根据他们的汇报，向皇帝奏报了八条应该裁革的事宜，其中第七条为禁兴造。大意是说，近年以来，有些地方擅自更改官衙，另建书院，刻印书籍，花费了大量民财，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因此，提出从今以后，额设衙门不许擅自更改，书院、官房应创建的，必须预先请旨。教官、生员，都必须在当地的儒学中教学、肄业，不许随意刊刻书籍，印刷送人，花费百姓财产。世宗皇帝对吏部尚书许瓒很赞赏，表彰他悉心了解百姓隐患，他所条奏的八件事宜，各有关部门要严禁、厘正。如果确有积弊难除，被阻挠的，巡抚、巡按御史要据实奏闻。
从吏部尚书许瓒奏疏及世宗皇帝的批答等原始材料来看，此次对书院的处理，只是禁止今后再私自创建书院，刊刻书籍，浪费民财，而对各地已建立的书院，却并未下令改毁。可以说，这是一次较为温和的限制书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禁毁书院。
嘉靖年间一次禁毁书院，一次限制私自创建书院执行得都不彻底，并未能禁毁书院，限制住书院的发展。如第一次禁毁书院，也仅是将南直隶附近王阳明、湛若水及他们的门人私自创建的书院予以禁毁，大量的书院并未被禁毁。第二次虽然朝廷下令严禁私自创建书院，但仅广东一省在嘉靖十六、十七、十九年（１５３７、１５３８、１５４０年）三年中就先后建立了甘泉精舍、崇文书院、弼唐书院、龟峰书院等。嘉靖十六、十九年王阳明门徒也先后建立了两个书院。这一状况表明嘉靖朝的毁、禁 书院，执行得很不彻底，并未能扼制住书院的发展。
万历七年（１５７９年）的禁毁书院，是明代第二次禁毁书院，也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整顿学校教育，挽救日益衰败的官学的一种努力。试图通过禁毁书院，使生徒集中在官学之中，从而发展官学。鉴于此，我们将这次禁毁书院并入张居正整顿教育一章中讲述。
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的禁毁书院，是明代第三次禁毁书院。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利用讲学之便，讽议朝政，批评阉党，产生了很大影响，远近名臣互相响应，都以东林党为榜样。在这种情况下，魏忠贤为了打击东林党人，下令拆毁东林书院，进而禁毁了天下所有的书院。
据《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八月壬午条的记载，这次禁毁书院的起因是：阉党监察御史张讷秉承魏忠贤的意旨，上书弹劾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三人，并请求禁毁书院。他说：书院虽然全国有数处，但它们互相应和，朝野相望。其中的人物包罗甚广，既有缙绅、宗室、武弁、举监、儒吏，又有星相之人、山人、商贾、杖艺之人，甚至罪徒。他们遥制朝权，挟制边镇，把持地方有司，武断乡曲，无所不作。他们的言论既有弹章建白、举奏条陈，又有书揭文移，从机密重情到诉讼小事，全都干预。又有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三大头目，位尊势重，未经朝廷处分，所以他们有恃无恐，败坏朝纲。
这一颠倒黑白的奏章，得到了阉党的支持，最后熹宗皇帝决定，将北京城内的首善书院改为忠臣祠，将当时四大书院的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书院全部拆毁，将书院所拥有的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并将孙慎行等三人革职为民。
这次禁毁书院却很彻底。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四月，无锡的东林书院被拆毁，将木材估价变卖，连片瓦寸椽也不许存留。其他如关中、江右、徽州、筠阳、洎阳、绍文、中天、林应、仁文、钟陵、征士等十一所书院也遭毁弃。
明代的限制、禁毁书院，虽然未能将全国各地的书院限制住、禁毁掉，但在不同的程度上阻碍了书院的发展，限制了学术的交流，禁止了士大夫们的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三）书院的教育内容及教学特点
明代书院的教育内容，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兼习历史等方面的内容。
但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的不同，也使书院的教育内容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明初的百余年间，书院的教育内容与地方儒学相似，都以程朱理学为主；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兴起，书院的教育内容以王阳明心学为主，但湛若水所倡导的江门之学也很有影响；明后期，书院教育内容以东林学派所倡导的实学为主。
同时，书院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值得我们重视。
１。书院的教育内容明代书院的教育内容，以明中后期最有特色，我们以明中后期为主，对书院的教育内容作一扼要的介绍。（１）心学的传习明中叶书院兴盛，书院的讲学内容以陆王心学为主，包括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之学和以湛若水为首的江门之学。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说。王阳明本人为学有三次大的变化，早年学习辞章、时文，对程朱理学没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后来又学习佛经、道藏，直到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后，在困顿中悟出为学之道，即作圣人之道在于自己本性之中，根本不须向外寻求，也就是发挥出陆九渊心学的妙处了。他教育弟子，也有三次大的变化，在贵阳时发明 良知 之旨，以 知行合一 的学说教育子弟；在江西濂溪书院时，专以 存天理，去人欲 的学说教育子弟；在江西稽山书院和敷文书院讲学时，把自己的学说概括为 致良知 ，并以此教育弟子。
王阳明心学的基本观点是， 心即理 ——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也就是说，心是万物、天地的本原，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体现。这个心，就是他所谓的 天理 、 良知.他认为，心是知的本体，心自然而然会知，见到父母知道孝，见到兄弟知道悌，看见孺子落井知道恻隐，这就是 良知. 良知 人人先天具有，所谓 致良知 ，就是反观自身而得；所谓格物致知，就是 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这一解释，很明显不同于朱熹的解释。朱熹的格物，要认真研究事物本身，而王阳明的格物，乃是 正念头 ，不须下学功夫。
王阳明反对朱熹 先知后行 的观点，主张 知行合一.他认为， 行 是意念的发动，是由心产生的； 知 也是由心产生的，因此， 知 和 行 是一个东西。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王阳明的这一学说，突破了程朱理学的旧框框，很有新意，在人们对程朱理学习久而厌的氛围中，传播心学，自然产生了较大的效应。
与王阳明同时的湛若水，提出了 随处体认天理 的命题。他在南京讲学时，曾作了一幅《心性图说》，批评王阳明关于心的解说。他认为，心没有内外的区别，它体认万物而没有遗漏。也就是说，心不仅仅是人体的一个器官，也不是在人体的器官以外，而是与天地万物一体并存的。宇宙间只是浑然一气充塞流行，这种浑然一气，就是心。它没有内外，没有终始，内中没有一物，也不遗漏一物，所以与天地万物同体。因此，心有着无限的生意，生生不息，流行不已。这就是性，性与心其实为一物，都是至善至明的。但是世俗之人的心为物欲所遮蔽，只要一朝觉悟，把物欲灭去，则心的本体就可以复现出来了。
基于上述认识，湛若水讲学以 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 为主。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充满了善意，无限仁义，这就是天理。天理存于人心，所以要随时体认，体认出来后要善加涵养。体认天理，要顺其自然，不可忘也不可帮助。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王阳明、湛若水的认识有很大不同，而他们的教学、讲学，就是传播自己的学说，因此讲学内容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反而促进了讲学活动的发展。王阳明、湛若水一生勤于讲学，门人弟子都很多，学于王阳明的人或卒业于湛若水，学于湛若水之人或卒业于王阳明，他们经常改换门庭，各择所好。因而，当有人问吕柟： 今之讲学，多有不同者，如何？ 吕柟则回答说： 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 ①这一问一答，很好地说明了书院教学内容的不同，及因主讲者观点不一而各具特色的事实。
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讲学，培养出一大批弟子。但是门徒们对师说理解不一，互相纷争，更有甚者徒尚空谈，近于禅学，不读书，不行事，对后世产生了极坏影响。如王阳明的弟子王畿公开说： 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 ②结果，他本人在南京兵部郎中任上，因 小过 ——受贿而被罢。从此他更加勤于讲学，足迹遍布东南各地，吴、楚、闽、越等地都有他的讲舍，听众很多，影响很大，以至于 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即王畿）弟子。①他对明中后期士风的败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如嘉鱼人李世箕，曾师事陈献章，深服陈氏 习静 之说，认为 静则心虚，心虚则理见，故视' 六经' 若土苴，视形骸若仇敌，视圣人所立礼义之防若缠束捆缚，欲撤去之 ②。因此，他隐居大崖山上，既不读书，又不出仕，整日习静。明中后期士风败坏已很严重了，对此，《明史？何廷仁传》有很好总结： 守仁倡良知为学的，久益敝，有以揣摸为妙语，有以纵恣为自然者。 士风败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必然引起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的不满，这就引起了东林学派的兴起，书院的教育内容以批评心学末流的空疏，提倡实学为主。（２）东林学派实学的传习东林学派在万历朝后期影响很大，他们提倡气节，崇尚实学，希图以讲学挽回世道人心，纠正 矫诬不学，任性自适 的不良士风。他们讲学不忘时政，而且常常以时政为讲学的材料。讲学之人也不时出仕，居官论政。因此，东林书院在朝廷中形成了一定的势力，为世人所瞩目。万历末年，神宗长期不理朝政，小人势力日长，党争激烈。东林学派目睹如此黑暗的现实，往往发出颇为激烈的言词，强烈抨击当权小人，从而被称为 东林党 了。
东林书院所讲的学问，从总体上来看，是对王阳明心学的反动，而又重新拥护程朱理学，但也不是完全赞同程朱理学，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可以称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明末人刘宗周指出： 东林之学，泾阳（即顾宪成）
导其源，景逸（即高攀龙）始入细，至先生（指孙慎行）而集其成矣。 ①但是，就这三位代表性人物而言，他们的学说也各具特色，因而他们的讲学也多有不同。
顾宪成（１５５０- １６１２年），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年）中举人，八年（１５８０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之职，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坎坷不平的政治生涯。顾宪成正直敢言，不怕得罪权贵。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因上疏为御史辩护，得罪了执政大臣，被贬为判官，后以政绩升为吏部考功司主事。但他说话仍无顾忌，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年）又因触怒万历皇帝，而被削籍家居。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八，引《吕泾野先生语录》，载《黄宗羲全集》第七卷，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3页。
②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王畿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274页。
①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王畿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274页。
② 傅维鳞：《明书》卷一百十二，《周瑛传》，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2255页。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九，《东林学案二》，载《黄宗羲全集》第七卷，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14页。
顾宪成因直言被罢斥，削籍后名声更高。于是利用在野的身份和充足的时间，四处讲学，以挽救日益衰败的时局。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与其弟顾允成倡议修复东林书院，与同志高攀龙等人在书院中讲学，评论时政。
顾宪成十分关心时政，平日讲学也以实用为目的，不尚空谈。他曾说： 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人心，君子无取焉。 ②因此，在讲学之时他经常讽议朝政得失，评品人物的善恶好坏，由此而声名大振，也招致了很多不肖之徒的忌恨。在讲学时，顾宪成也极力反对王阳明 无善无恶心之体 的说法，他认为所谓本体，只是性善二字。性与善是一致的，善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不过是万德的总和；性是纯粹的天理，万德兼备。因此说性善。而心根源于性，心也是善的，但是心有时为私欲所诱，多趋于恶。
从上述可以看出，顾宪成的讲学，批评陆王心学落于禅宗，主张讲学要有助于世道人心，反对空谈心性，无补于社会。在性善问题上赞成程朱学说，反对王阳明的观点。
高攀龙（１５６２- １６２６年），初字云从，后改为存之，别号景逸，江苏无锡人。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不久，四川按察佥事张世则进呈所著《大学初义》一书，极力诋毁宋儒程朱的学说，并奏请颁行全国。高攀龙于是上疏指责《大学初义》一书中的谬误，维护程朱的旧说，使张世则希望颁行天下的想法化为泡影。后为因上疏而被黜落的正直大臣孙■等人鸣不平，诋毁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等人，得罪了当权大臣，被谪为揭阳添注典史。至揭阳七个月后，丁忧归家，从此家居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这期间与同乡顾宪成等人讲学于东林书院。讲学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顾宪成。
天启初年，又作了五年京官，因与朝中奸党不和，被削籍。
高攀龙的讲学，以复性为宗，以格物为要，以居敬、静坐为修养的功夫。
他认为，性为人的本体，即天理，是完善无缺、至善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本性往往为私欲所蒙蔽，所以要恢复人生下来就具有的本性。
因此，他以复性为教育的宗旨。那么，怎样才能恢复本性呢？高攀龙认为，复性须下格物、穷理的功夫，把天理搞明白了，私欲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去掉了，本性就可恢复了。他所说的格物穷理，要从自身开始，略异于程、朱的方法。至于静坐、居敬的功夫，他认为初学之人， 神短气浮 ，需要下数十年的功夫习静，使神完气培，才能居敬，即心中无一点杂念，毫无牵挂，浊气自清，一片清澈空明，本性自然呈现，达到了修养的极限。
高攀龙的讲学，维护和发展了程朱理学，对当时人们普遍服膺的阳明心学却很不以为然，因他分析入微，言之成理，受到当时士大夫的普遍称颂。
孙慎行（１５６５- １６３５年），字闻斯，号淇澳，常州武进县人。万历三十三年（１５９５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０３年）升至礼部侍郎署部事。第二年辞官家居。天启初年，被召为礼部尚书。这时太监魏忠贤专权，朝政黑暗。孙慎行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直言相争，声震宫廷。后因红丸案，被奸党定罪充军宁夏，恰逢崇祯即位，得以不行。过了八年，应诏为内阁大学士，未及任职便死了。
②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6032页。
孙慎行是东林之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儒家求学的方法，不应从顿悟处入手，而应当终日勤学、好问、审思、明辨、笃行，以获得真才实学。如果舍弃这五种功夫，而去追求一种漠然无心的境界，追求 静存动察 的功夫，没有不落于禅学中的。这一学说，纠正了阳明之徒不下苦功读书求学，而轻浮好辩的弊病，很有针对性。
当时学者普遍认为，天命除理义之命外，还气运之命，人性有理义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人心亦有理义之心与气质之心两种。孙慎行却反对这一看法，他认为天命只有一种，没有不一致的；人性只有一种，没有不善的；人心也只有一种，没有不善的，理义之命与气运之命都是齐一的，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理义之命是齐一的而气运之命是杂糅不齐的。从表面上看，自然界有寒暑往来，四季更替，社会有治乱兴衰，人有生死得失，但是天道降福于善，降祸于恶，却是一致的，万古都是如此，这种一致性是世界的真正主宰。所谓性、气、质都天命的体现形式，全是至善的。一般人将理义之性与气质之性分为二，不但支离，而且根本错误。这种错误在于，误将孔子所谓 习 当成气质之性，于是有了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既然理义之性外没有气质之性，理义之心外也没有形气之心，而性与心都是天命所赋有的，没有不善的。人性中所有不善，都来自后天习染。因此，人们要痛下一番学问思辨行的功夫，去掉恶习，达到至善的境界。
总之，孙慎行的讲学，也是以实学为主，维护程朱理学，批评王阳明末流不务实学的弊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修养功夫。
综上所述，明代书院的教育内容，因讲学者的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是纵观明代书院教育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明代书院的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但对这些经典的解释，明初以程朱理学为主，明中叶以陆王心学为主，明末以东林书院派实学为主。
２。书院的教材与教学方法明代书院教学内容有以上三个阶段的变化，但是书院所使用的教材却与地方儒学相似，都以儒家经典为主。与地方学校不同的是，书院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很有特点。（１）书院的教材明代书院的教材，主要是儒家的经典，但在读书的次序上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以明中叶湛若水主持的广东西樵大科书院为例，略作介绍。
湛若水在大科书院讲学时规定，生徒所研习的教材为 四书 、 五经 等，并规定了生徒的读书次序，即生徒先读《论语》、《大学》，次读《中庸》、《孟子》。书院中的生徒，也是人专一经，在熟读本经、 四书 的基础上，还提倡旁通其他四部经书及《性理大全》、《史记》、《五伦书》等著作。大科书院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又因科举考试以宋儒朱熹所著《大学章句》一书为《大学》的标准解释，所以书院鼓励生徒习读《大学章句》。
同时，朱熹的解释不可能尽如《大学》一书的原意，因此书院也鼓励生徒研读古 本《大学》。
此外，大科书院要求生徒躬亲细事，凡兵、农、钱、谷、水利、马政之类，以及综理家务，都要认真讲求，以备他日为官、行政之用。大科书院也禁止生徒读某些著作，如仙、释、《庄子》、《列子》一类著作。他们认为这类著作，扰乱儒家的伦理名教，败坏世人的心术，分散诸生求道明德的精神，因此诸生不可泛读。
关于书院生徒每日的功课，不同的书院有不同的规定。王阳明讲学时把生徒每天的课程分为五部分，一为明德，二为背书、诵书，三为习礼或作课艺，四为复诵书、讲书，五为歌诗。湛若水在大科书院讲学时，也将生徒每日功课分为五部分，一为诵书，二为看书，三为作文，四为默作思索，五为温书。从每日功课来看，书院的教学活动较为丰富多彩。
有明一代的书院以教育生徒的书院为主，这类书院是有教材的，已如上述。此外，还有一些讲会式的书院。这类书院平时并没有固定的生徒，只是到了会讲之期，学者从各地汇集在一起，听主讲的名儒讲说、问难。因此，这类书院并没有固定教材，一般预先标出自己主讲的 话头 ，然后就 话头 开讲，阳明心学等为明中叶会讲的主要内容。
（２）教学特点明代书院所使用的教材虽仍为儒家经典，但明中后期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已超越了程朱理学的俗套，有新的内容，能够吸引对程朱理学不满的学者。不仅如此，书院的教学方法也比较灵活多样，能够调动生徒的学习积极性，很有特色。
第一，书院是新的学术思想的传播场所，也是一个教学场所，学术研究、传播在教育生徒中自然而然地进行。这一特点，既有利于新的学术思想的传播，又促使生徒掌握、继承新的学术思想。
明代书院的兴起、发展，与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传播密切相关。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克服了死记硬背程朱理学的弊病，使沉闷的学术思想、教育界产生了新的思想火花，并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势，以致于明中后期很少有人仍笃信程朱理学。新的学术思想的传播，使明代书院的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吸引了大批生徒，这也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同时，与官学相比，书院的教学相对自由些，不同的学术思想在此交流、辩难，既活泼了教学的气氛，也使生徒学到不同的学说。明代的书院一般为著名学者讲学的地方，他们欢迎其他学者在本人主讲的书院中讲学。如著名学者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讲学时规定，凡远方及附近有德行道艺先觉之人，可以充作人师的，一定要恭恭敬敬地聘请他们登堂讲书，以使生徒增进学问，闻前所未闻的道理。
第二，书院广泛接纳全国各地的学者，生徒可以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自由听讲。这就调动了生徒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对自己感兴趣的学说认真听讲、学习。
一般说来，书院中教学、讲学的人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因此，每当他们讲学时，其他书院儒学的师生、学者往往自愿前来听讲、问难。如王守仁在巡抚南安、赣州等地任内，讲学于濂溪书院，四方学者前来听讲，以致于讲堂都容纳不下。讲学于稽山书院时，远在湖广、广东、直隶、江西等地的学者，也前往听讲，听众多达三百余人。嘉靖时，大学士徐阶在京师灵济宫组织讲会，轰动了朝野，前来听讲的官员、儒士多达五千余人。顾宪成讲学于东林书院，得到了四方学者的广泛响应，前往听讲的学者、师生多至讲堂容纳不下。书院的这种自由听讲之风，使生徒们能够及时了解各种学说，掌握最新的学术研究成 果，既增加了生徒的知识，又提高了生徒学习和研究的兴趣。
明代的书院，一般来讲，都欢迎、鼓励各地学者、师生前来听讲。如东林书院所制订的会约中就有 崇九益 之条文，就是要提倡、发扬书院讲学的九大好处：讲学可以使各地学者以道义相切磨，人人都可以做圣贤，强调不论是宿学硕儒，还是草野齐民，乃至于总角童子，都可以前往听讲。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讲学时，为大科书院所订学规也规定，四方儒士、儒学生员前来听讲，书院并不反对，并提供必要的食宿条件。
正是由于书院的师生有较为自由讲学、听讲的权力（相对于当时官学而言），教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号召力，能够引起书院中的生徒及其他儒士、学者前来听讲，而生徒、儒士和学者既然自愿而来，自然对主讲人及演讲内容感兴趣，所以教学效果相对要好些。书院教学效果与明中后期官学的教学效果恰成鲜明的对比。明中叶以后，官学教官的选授， 不论德行，不问 道艺，卒然而命之，持牒而来，据座而坐。……夫人不服其心，则一日不能安处而为之长。而犹能使相承相邀者，徒以上之命耳，岂其心哉！豪杰之士，于是舍去，别求所谓德行道艺者而师之，徘徊于山林之中，栖迟于佛、老之宫，所托甚高，而所服甚固，回视黌序若凂已也。 ①第三，书院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能力，这比一般儒学只注重背诵、习作八股文要高明多了。
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就很注重教学方法。关于儿童教育，他认为：当时教育儿童只是每天督促他们读书习字，严加管束；稍有过误，则严加体罚，鞭打绳缚，像对待囚徒一样。这就使儿童把学校看成牢狱，不愿意上学读书；把老师看成仇敌，惟恐逃避不及。这种教学方法是不会成功的。他提出教育儿童要根据儿童心理、生理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根据儿童乐于游戏，害怕拘束的特点，采用 歌诗 的教育方法，使儿童心情高兴，乐于学习；根据儿童灵活好动的特点，训练他们礼仪行为，既可以锻炼儿童的筋骨，又可以严肃学校的威仪；劝导儿童读书，可以使儿童增加聪明才智，也可以使儿童表达自己的志向。这样 歌诗 、 习礼 、 读书 交替进行，教学形式、内容灵活多样，自然容易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收到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关于教学的程序，王守仁指出：每天首先要参揖行礼；其次是教读，在教读时老师要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然后再进行讲授、启发；最后让学生复习巩固。
王守仁在书院讲学中，也根据生徒的特点因材施教。凡是来求学的人，王守仁先让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疏通大旨，然后才亲自讲授。王守仁在讲学中，根据学生理解能力的高下，采用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在王守仁生前最后一次出征思田前，弟子钱德洪、王畿亲送老师于天泉桥上，并请教师门教育之法，他们分别提了四句偈语，以就正于老师。钱德洪的偈语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钱氏认为这四句话是师门的定法，不能稍微改变。王畿却认为，这只是权宜之法，师门的定法则是：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亦是无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无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无善无恶之物。
① 叶春及：《重师儒策》，《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六十六，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 3945 页。
这两种说法，即是天泉证道所留下的著名偈语，即四有说与四无说。对这两种说法，王阳明都分别予以肯定，认为它们都含有至理。王阳明进而指出，他的教育方法本来也有两种：四无之说，是为上根之人（即聪慧之士）
创立的教育方法，乃是顿悟的教育方法；四有之说乃是对中根以下的人（即普通的读书人）创立的教育方法，要使用为善去恶的修养功夫，逐渐恢复心的本体。这表明了王守仁注意因材施教，他的教学是很有针对性的。
与王守仁同时的另一著名学者湛若水，也很注意教育方法。他在讲学时，先令弟子们习礼，然后再听讲。在大科书院的堂训中规定：生徒读书肄业厌倦之时，即使强迫自己坚持读书习字，也不会进步；不如登山玩水，以陶冶性情。游山玩水，也同读书一样，只要方法合理，也可以处处得宜。这种劳逸结合，读书与郊游结合，自然充满了乐趣，使生徒乐于向学。
综上所述，书院的教学方法是很有特色的，与官学沉闷单调的教学方法相反，书院的教育内容不时更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很有吸引力；书院的主讲人多是当时名儒，教师能够以学问服人，诸生自愿就学，以崇敬的心情听讲，教学效果与官学无法同日而语了。而且灵活多样、因材施教、劳逸结合的教学方法，又使教学活动充满了乐趣，在欢乐声中得到教益。
（四）书院的组织和管理
明代的书院除少部分为官立的书院外，大部分都是私立时。但是，无论是官立的，还是私立的，书院一般建立在远离闹市的风景优美的山林中，登山游水，林中漫步，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充满了雅趣。如湛若水在广东西樵、罗浮设立的书院、精舍，都是山水环绕，独占林泉之胜。王阳明所创立的稽山书院，也独占山水之秀美，有山林可供漫步闲游。弘治年间方石谢在浙江台州缌山创建了方岩书院，更是风景优美的所在。李东阳在《方岩书院记》中描写道： 山之旁有狮子、虎头诸岩，娄旗、文笔诸峰，仙人迹、月岭、桃溪诸景。其外侧环以大海，浩淼无际；其后则天台、雁宕诸山，竦立乎霄汉之表。委灵输秀，至是而极，则结为方岩，■丛峭拔，为一方之胜。 ①那些即使在城中的书院，也往往选择地势高爽，闹中取静之地，环境清幽静美。
１。书院的教学组织管理明代的书院的组织和管理较为简单，没有专门负责行政事务的管理人员，以师生的自我管理为主。
（１）书院的组织明代书院的组织相对简单，书院的主持人通常称为山长，如洪武初下令设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即各设山长一人。其他如白鹿洞书院则称洞主，嘉靖年间创立于陕西景州的董子书院，主持人称为院长。总起来看，以山长之称为多，而以洞主、院长之称为少。书院的主持人，即山长或洞主、院长，既负责书院的教学工作，又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工作，而且还是该书院中最著名的学者、主讲人，亲自教授生徒，授业解惑。
① 李东阳：《方岩书院记》，《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184页。
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还设有副山长、副教、助教等人员，协助山长工作。如著名于世的白鹿洞书院，是宋代创立的，历史悠久，规模也很大，即设立了副讲等。据康熙年间所修的《白鹿洞志》的记载，白鹿洞书院设有：洞主：负责书院的全面工作，一般聘请海内名儒充当。
副讲：负责批阅生徒的课业文章，辅导生徒辨疑解难，一般选聘本省精通经、书，行谊出众之人充当。
堂长：负责巡查生徒的勤情，调解生徒中的矛盾，一般由洞主、副讲选择优秀的生徒充当。
管干一人、副管干二人：专门负责书院中的财务收支、膳食供应，维修院舍等工作，一般从书院中选择有管理才能、诚实可靠之人充当。
经长五人：经义斋中，《诗经》、《尚书》、《礼记》、《春秋》等五经各设有经长一人，选学业优秀的生徒充当。
学长七人：治事斋中，礼、乐、书、数、历、律、射等七事各设学长一人，选择学业优秀的生徒充当。
引赞二人：负责拜谒文庙的典礼。
此外，书院还设有伙■一人，采樵夫二人，守门一人，负责后勤事务性工作。
从以上来看，白鹿洞书院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一些管理工作由山长、副讲，生徒轮流充当或选任，大量的生徒参与了书院的管理工作。
（２）生徒分斋肄业明代书院既为自由讲学的性质，各地学者、儒士往往向慕某一名师，即前往其讲学处甘为弟子。因此，生徒年龄差异很大，如明中叶湛若水在广东天关书院讲学时，简翁一百零二岁前来听讲，要执弟子礼，湛若水执意不肯，才以宾礼相见。他的门下还有三皓：黎养真八十二岁，黄慎斋八十一岁，吴滕川八十岁。这也造成了生徒学业相差很大，因此也需设斋授课。
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讲学对，将生徒分为进修、敬义二斋。弘治年间设立的浙江方岩书院，将生徒分为相观、恐闻二斋。一些规模较大的书院，往往设有许多斋，如岳麓书院即设有诚明、敬义、日新、时习四斋。生徒的管理，一般每斋设斋长一人，选择学业优秀的生徒充当，或由生徒轮流充当。
书院将生徒分斋学习，是沿袭宋、元时的制度，并不是明代的创举。但是，分斋学习，有利于根据生徒学业情况，因材施教，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
（３）书院的学规明代书院的学规，一般沿袭南宋朱熹所制订的《白鹿洞学规》及程端礼、董铢据此制订的学则——《程、董二先生学则》。但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学风及生徒的治学特点等具体情况，而有所修订。
明代著名学者胡居仁（１４３４- １４８４年）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又增订了六条规训，即正趋向，以立其志；立诚敬，以存其心；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审察机微，以为应事之要；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推己及物，以成广物之功。并在每条训规之下，都分别列举了宋代大儒周、程、张、朱等人的语录，作为注解和补充。
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名儒章潢任白鹿洞书院洞主时，又增订了八条为学次第 ，即以立志为根源；以会友辅仁为主意；以致知格物为入路，以戒慎恐惧为持循；以悌弟谨信为实地；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检察；以尽性至命为极则；以稽古征信为次第。
从胡居仁为书院所增订的 训规 和章潢为书院增订的 为学次第 来看，白鹿洞书院保持了宋、元以来的传统，沿用朱熹的学规，只是陆续增入一些新的内容。
明代书院所订立的有自己特色的学规，当以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所订立的训规最为典型。这一训规分为两部分：一是训规图，列举正确的为学方法及错误方法，使生徒迁善避恶。二是堂训，是训规的主体部分，共计有六十一条之多，从正心、诚意、处己、对人以至于治事、修学等都包括无遗。
堂训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诸生为学，必先立志；诸生用功，必须随处体认天理。
第二，生徒进德修业，要按次序进行，逐步消除习性（指人欲之心），恢复人心本体的广大高明；个人修为应合内外、本末、心事于一体，防止支离之弊。
第三，诸生共同学习、生活，应互相礼让、帮助、友爱。
第四，读书之法，首先要虚心求教，以自我求得真知为高；读书的先后次序为：先读《论语》、《大学》，次读《中庸》、《孟子》及本经等。读书、举业（应付科举考试）并行不悖，不可偏废；读书、作文、习字都要按规定进行，不可随心所欲。
很明显，湛若水所制订的堂训，以陆王心学为指导思想，要求生徒随处体认天埋，合内外、本末、心事于一体，防止程朱理学支离破碎之弊。明正德以后，心学影响很大，大部分书院都以传播陆王心学为主。因此，大科书院的训规，代表了此时书院的基本情况。
（４）讲会的会约明代的书院，除考课式的书院订有学规外，还有一些会讲式的书院，制订了会约。我们以东林书院所订的会约为例，予以说明。
《东林会约》是由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所手定，共有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列举孔子、颜渊、曾参、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的语录，作为为学的要旨；第二部分列举了朱熹所制订的《白鹿洞学规》；第三部分为《东林会约》的主体部分，即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破九损等内容。
所谓 饬四要 ，首先要知本（人的本性）识性；第二为立下圣贤之志，就可以通过个人修为而成为圣贤；第三为尊经，以 五经 、 四书 为常道，为学的根本；第四为审机，即反省自身讲学的念头是诚心还是虚伪，是求立身要义还是互相标榜，是讲求实学还是虚应故事。
所谓破二惑，就是要破除讲学是迂阔不切实际的说法；破除讲学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只要力学笃行就可以了的说法。
所谓 崇九益 ，就是要提倡讲学，认为讲学有九大好处：以道义相切磋，进到圣贤之域；宿学硕儒讲学，各色人等都可以受教；使人耳目以新，奋发向上；使凡情俗态荡然而尽；四方学者汇聚一堂，互相商榷；增加见闻；检讨自身过去的得失，计划将来的行为；使人自重自爱，不妄自菲薄；可以明学明道，使人从根本上立言，立功、立节。
所谓 屏九损 ，是指摈弃讲学中常犯的九种错误，即比昵狎玩、党同伐异、假公行私、评议是非、谈论琐怪、文过饰非、多言人过、执事争辨、道听途说等。
此外，还对讲会的时间、仪式等具体细节也作了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有以下六条：第一，在每年春季或秋季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讲会，在大会开始前半个月发出通知；除了正月、六月、七月和十二月严寒酷暑的时间外，每月举行一次小规模的讲会，不预先发出通知。无论大会还是小会，都举行三天。
第二，讲会开始时，首先要拜谒圣人、先贤，听众之间互相致礼，然后开讲。
第三，大会每年推选一人为主，小会每月推选一人为主，负责讲会的有关事宜。
第四，建立 门籍 制度。大会设知宾二人，凡愿意入会的，都要提前通知知宾，知宾把他们的姓名填入 门籍 之中，以便考查他们赴会的疏密，听讲的勤惰及将来的作为。
第五，每次讲会，推选一人为主讲，讲说 四书 一章，此外则进行商讨问答。与会者要虚心听讲，即使自己有独到见解，也要等候现在的问题解答完后，再讲出来，以防止混乱。讲会时间稍长，应吟唱《诗经》一、二章，以调节心情，开发神智。
第六，书院为听众提供食宿、茶点等生活用品。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东林会约》要求书院讲学继承朱熹的讲学传统，向上直追孔、颜、思、孟等先圣先贤，反对王学末流空疏不学等陋习。《东林会约》中所提出的 饬四要 ，就是要发扬程朱理学的精神，并进一步与行政实践相结合，提倡讲求实学；而 破二惑 、 屏九损 ，就是反对王学末流的通病，清除人们对讲学的误解； 崇九益 ，就是阐明讲学的九大好处，证明禁止讲学是毫无道理的行为。
（５）书院的考课一般来讲，书院重视讲学与生徒的自学，而不太重视考课。但是，部分书院，如广东英德龙山书院、桃溪书院及翁源的翁山书院，也对生徒进行考课。
明中叶湛若水在大科书院讲学时，也对生徒进行考课，规定每月初二、六两天考课生徒，以检查生徒的学业进步情况。但对生徒的答卷只批点可否，而不评定高下，让生徒自己领会本人用功的勤惰和用心的精粗，以便自我努力。这种作法，也是为了防止生徒之间的互相争强好胜，轻启争心，而有碍于自身的修为。大科书院的考核方法表明，书院并不十分重视考课，比较重视生徒进德修业的程度，这是书院与地方儒学的差别之一。
但是，万历末年后，很多书院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也逐步重视考课了。如白鹿洞书院在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实行每月二考制，每次考试除供给纸张外，凡考中一等十名者，每人赏银三钱；二等二十名，每人赏银一钱五分；三等前十名，每人赏钱一分。如果生徒经六次月考，都居三等最末二十名，就应该自动提出辞馆的请求，以空出房间让别人居住。
万历末年，进行月考岁考的书院已很普遍，书院已逐步失去了自己的教学特点，日益官学化了。
２。书院的经费、后勤管理明代书院的经费，并非来自官方的租谷，而主要来自荒闲地、捐献地等学田的收入，书院的财政支出，也以供应学者、生徒为主，此外则用来刊印书籍等。
（１）学田明代书院经费的来源，主要来自田租。而土地的来源，无论是官方设立的还是私立的书院，主要都是地方政府拨给的荒闲地、无主土地，其次则为私人捐献的土地。关于书院土地，即学田的情况，我们举一、二典型书院略作介绍。
岳麓书院的学田，是在弘治年间以后逐步积累而成的。弘治时，地方官员彭琢、李锡、吴世忠和监生李经、甘归受等人先后捐献学田共八十七亩，可收租谷三十八石；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年）王秉良捐献田地十八亩，可收租谷十石八斗。嘉靖年间孙存又捐献土地六十八亩，可收租谷三十五石八斗。又请得荒田一百九十八亩，可收租谷七十九石二斗，又恢复书院原有田地二百九十亩，可收租谷一百二十五石，请得没官田一千四百四十九亩，可收租谷四百八十八石七斗。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年），季本捐献田地一百零二亩，可收租谷六十三石三斗。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年），林华捐献田地五十亩，可收田祖四十五石四斗。总计岳麓书院拥有土地二千二百二十余亩，可以收到地租八百八十余石。其中通过各种途径取得的官田占第一位，其次则为私人捐献的土地。
明代著名学者湛若水生平足迹所至，多建有书院，也以田产、租谷作为经费。如他在南京创建新泉、三山两书院，又置新泉、三山两个田庄，以田庄的收入，作为书院的活动经费。他在衡山创建白沙书院，置田五顷作为书院的经费。在广东大科书院讲学时，也有富户捐献土地，作为书院的经费。
据刘伯温《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一书的统计，明代广东省有明确田产数字可统计的书院有十二所之多，如英德的南山书院，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年）公置田地十二亩，收租银七两，归善的天泉书院，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公置田地一百亩。增城的明诚书院，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富户捐赠了大量土地，可收租谷一百二十八石。潮州的韩山书院，万历五年（１５７７年）公置田地六百亩。从这一统计结果看，广东各地所建立的规模较小的书院，也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
（２）经费的支出明代书院经费的支出，主要是为生徒、外地学者提供食宿、灯火、文具之费。如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所作的堂训规定：书院所拥有的好义之士所捐献的田地，不论每年收入租谷多少，全都储存在公仓之中，凡是贫穷的生徒及来自远方不能携带食粮的生徒，都可以支取粮食。因此，书院选出一名公正廉洁之人，建立支销簿，登记公仓粮食的支出情况。岳麓书院田租收入较多，也是为了供给生徒食用。
可见，书院田租主要是供给生徒日常生活所用，少部分用于支付一定的文具费，还有一部分则用来藏书和刻书了。
（３）藏书和刻书明代的书院，既为学术研究的机关，又是教学机关，学术研究和教学都需要一定的参考书籍，因此不少书院都拥有藏书，建立尊经阁、御书楼一类建筑藏书。如岳麓书院在弘治年间杨茂元重修时，即修建了尊经阁，作为藏书的专门建筑。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主持人孙存上疏，请求世宗皇帝颁赐图书及《敬一诸箴》，使藏书量有了较大的增加。建于嘉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年）
的广东尚志书院，也设有藏书用的尊经阁。但是，明代陆王心学盛行，王学末流往往重视口耳之学，游说奔走，废弃了诗书，因此有些书院根本就未设藏书楼，没有藏书可言。
书院除了拥有藏书外，还注重刻书。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年）吏部尚书许瓒奏请限制发展书院时指出：书院刊刻书籍，花费大量钱财，成为百姓沉重的负担。关于各地书院刊刻了多少书籍，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许瓒的条陈中可以看出，书院刻书很不少，影响也较大。
３。书院与科举有明一代，科举制度极受世人重视，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的附庸，所谓学校以培育之，科举以登进之，很好地说明了学校与科举的关系。那么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如何呢？
（１）举业与修为并行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很盛，但讲学的著名人物如王阳明、湛若水等人都不反对生徒习学举业，参加科举考试。王阳明指出：诸生学习举业（即八股文），并不妨碍个人修为之功，只是容易使人失去修为之志。如果按照书院的学规顺序渐进，举业与修为当并行不悖，互不妨碍。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年）
六月，王守仁出军广西，恢复了南宁附近学校，委派弟子陈逅主教灵山等地县学，季本等主教敷文书院。并指示说：他每日汇集府学、县学生员讲学，以兴起圣贤之学，革除积习之弊。当府学考试时，临期送生员赴试，以不妨碍他们的课业。生员在平时除进德修业外，还要经常作经书义、时务策等方面的试卷，以考查自己举业情况，以免妨害生员参加科举考试。这些例子表明，王守仁很重视举业，一再强调讲学不妨害生徒的举业。
明代另一讲学大师湛若水也不反对生徒参加科举考试。他在主持广东大科书院时，为该书院所制订的堂训规定：生徒不要把进德修业（即个人修为）
与举业当成两件事，科举是圣代的制度，诸生如不遵行，修习举业，就是违反了天理。他既强调生徒不得荒废举业，又指出生徒不得以举业为目的，只是一心一意记诵、练习时文。而是应该读书明心见性，发而为文章，自然会成就举业。这一见解是受宋代名儒陆九渊的影响，很受当时读书人的赏识。
其实，明代是科举制盛行的时代，科举是读书人升入仕途的最佳途径；在学而优则仕 思想深入人心的明代，想要劝说生徒静心读书，刻苦修行，而不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富贵，是根本不可能的。
（２）书院科举明代的地方儒学生员有权参加科举考试，充贡京师国子监而进入仕途的，而书院的生徒却没有这种资格，因此很难约束生徒。
万历年间后，书院一直要求享有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 书院科举 的名目。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科举二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二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后来参加乡试的名额增至五名。天启四年（１６１７年）白鹿洞书院主持人南康府推官李应升要求将乡试名额增至十名。
当时白鹭洲书院却拥有四十二名乡试名额，这引起白鹿洞书院主持人的不满。另外，白鹿洞书院为了鼓励生徒参加科举考试，还发给生徒路费银七十两，资助贫穷的生徒应试。
这样，书院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都成为科举的附庸了，这也表明书院的官学化已十分明显了。因此，明末地方学校的弊端，如只注重举业，背诵八股文等，也在部分书院中显示出来了，书院也日益受到科举制度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