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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
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因此，学校教育也以儒家学说为主要的教育内容，明代学校教育也是如此。
（一）各级学校的建立
戡乱以武，治国以仁.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知道，治理国家除了需要维护其统治的军队、监狱等专政机构外，还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正常的管理，需要礼乐教化粉饰门面，进行思想控制。培养庞大的官僚队伍、申明礼乐教化，就需要开办各级各类学校。
１。明初大兴学校的原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农民军蜂起。此时作为游方僧人的朱元璋也投身于郭子兴所率领的红巾军中。由于作战勇敢，富于智谋，从郭子兴的亲兵，一步步做到了韩宋的丞相、国公。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１３６４年），朱元璋攻占元集庆路（今南京市），自封为吴王，势力不断扩张。四年后，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在近２０年的征战中，认识到读书人——儒士的重要性。行军所至，都大力征召当地名儒，置之帐下，以备顾问。朱元璋攻克南京后，就征聘儒士范祖干、叶仪，商讨治国之道。攻克婺州，召见儒士许元、胡翰等人，轮流侍讲经史治道。攻克处州，以书币征聘宿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四人，并特设礼贤馆处之。这些人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制礼作乐，兴文教，明教化，对朱元璋稳固后方，战胜群雄，驱逐元朝，建立明王朝一统天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明王朝统一全国后，版图迅速扩大，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府部院到府州县，需要十几万文人官僚进行统治。因此，征召那些既忠于明朝，又有一定才干的文人充当各级官僚，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１）培养各级官僚明朝建立之初，为满足庞大官僚队伍的需要，在极力征召可充作官员的人才的同时，必须兴办学校，以培养各种官僚人才。
在当时，可充作官僚的现有人才有四种：一是一大批元朝遗留下的旧官僚；二是元朝各级衙门所遗下的吏员；三是未曾入仕的文人儒士；四是地方上的各色 人才 ，如富户、耆民、税户人才等乡绅。
关于元朝的旧官僚，除了在农民战争中被消灭和早已投效过来的人外，剩下的有的是贪官污吏，有的是老朽昏庸，他们对明王朝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只有那些有一定的政治才干，又没有跟随元朝宗室贵族北逃，而埋名于市井、隐身于江湖的人，才是明朝征募的对象。但他们对新兴的明朝心有余悸，多数不愿效忠新朝廷。为此，明朝甚至采用威胁的手段，声称如果他们仍坚守山野，不出来做官，恐怕要后悔的。这就迫使这些人，不敢再继续隐居下去。但是，这类人员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而且，元朝旧官僚之中的有识之士早在元朝灭亡之前，已投奔于朱元璋的门下，对于元亡之后才投奔于新朝廷的所谓贰臣，朱元璋还颇为轻蔑与怀疑。
据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坐在皇宫的东阁侧室内，听到门帘外有沉重的脚步声，马上斥问是谁。这时行走在门外的降臣、弘文馆学士危素回答说： 是老臣危素.朱元璋听后讥讽道： 原来是你啊，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文天祥是南宋宰相，被蒙元俘虏后坚贞不屈而遇害，是一位不屈的民族英雄。
此后不久，就有人弹劾危素为亡国之臣，不宜在皇帝左右。于是将危素远谪和州。这一事件表明，对于那些在元朝灭亡后才被迫归降的所谓贰臣，朱元璋是有所顾忌，而不敢放手任用的。
关于元朝各级衙门所遗留下的吏员，他们的人数虽然庞大，但并不是明朝所任用的对象。元朝是以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广大汉族人民聚居区的，正官为蒙古族权贵所垄断，但他们文化水平较低，不得不大量任用以汉人为主体的吏员来辅助治理国家，有些吏员甚至升至执政大臣的高位。北方一些稍知书算的人，往往投身各级官府为吏，他们懂得办公文的秘诀、程式，逐步形成一种专业组织，往往父子相传，师徒相授。他们多数舞文弄法，败坏朝纲，鱼肉人民。
明太祖朱元璋生活于社会下层，对于元朝末年吏员作弊害人，贪赃枉法等行为，有着切身的体会。即位后，他曾对群臣说： 元不重名爵，官及私昵；吏不恤民，惟酒色财货。朕在民间，心疾之。 １正是由于深受吏员之害，朱元璋即位后不但不利用旧吏，反而采取措施防范、压制奸吏，如禁止吏员参加科举考试等。这表明，元朝所遗留下来大量的吏员，并不能充当明王朝各级官僚。
关于未曾入仕的读书人，他们是明王朝极力征用的对象。但是，他们对新兴的明朝心存疑虑，持观望的态度，而不急于出来做官。他们或怀疑这一政权的稳固性，或慑于明初的严刑峻法，或耻于与匹夫出身的新贵们为伍，而甘愿隐居耕读，不想出来做官。为此，明廷多次下诏征用人才，敦促各地方政府以礼遣送他们进入京师，除授各级官职，甚至立下士大夫不为君用就要杀头的条文。强迫他们出仕。然而，虽然明廷网罗人才的方法很完备， 不为君用之法亦特峻以深 ，但一些士大夫不希望被荐举，甚至 阳喑为癞，借名他尸以违难 ①。这种情况表明，当时读书人不愿出仕为官是很坚决的，明廷的征用也是不遗余力的。在这种状况下，虽然明廷大力征召各种读书人为官，但仍然不能满足庞大的官僚队伍的需要。
关于富户、耆民、税户人才等地主乡绅，明初也多次召用。据记载，最多一次就征用了３７００多人。但是，这些乡绅地主素质较低，他们往往是地方上的一霸，武断乡曲，欺压百姓。曾经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朱元璋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即位后，一再以处世、安身、治家之道晓谕江南等地富户，并颁刻教民榜文，以使这些人安分守己。因此，这些地主乡绅，并不能适合充当各级官僚，治理百姓。
既然旧有的各种 人才 已经不敷所需，又不能完全适合明王朝的要求，为了造就一大批新官僚，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明廷只有大力兴办学校一途了。因此，可以说，培养新官僚的当务之急，是明初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直接动力和主要目的。（２）恢复礼治明王朝派军北伐元大都，推翻元朝的统治，曾以 驱除挞虏，恢复中华 为战斗口号。自南宋灭亡后，中国受到蒙古贵族近百年的统治，中原地区受异族统治的时间更长，因而广大汉族民众逐渐染上异族的习俗。明太祖朱元璋以民族斗争为旗帜，力图恢复汉官的威仪，醇正民俗，也必须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申明教化。
1 ①谈迁：《国榷》卷二，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36 页。
①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三《选举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1255 页。
同时，元末近２０年的战乱，造成了 人习战斗之事，莫识俎豆 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旧有的社会秩序、等级关系被打乱了，新的社会秩序、等级关系正在建立，尚待巩固。学校被认为是礼仪所由出，人才所由兴的重要机构，对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新兴的明王朝的统治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使明初的统治者在制礼作乐的同时，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以申明教化，粉饰门面。
总之，培养造就一大批新官僚，恢复传统的礼治和教化，巩固新兴的明王朝的统治，是明初大力兴办学校的根本目的。
２。明代的官学明代的官学主要有两种，即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及地方一级的府学、州学和县学。此外，还有明廷一再提倡兴办的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社学。（１）中央官学明初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共有三处，即南京国子监、中都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其中中都国子监设置时间较短，所以一般来讲，有明一代有南、北两京国子监。
南京国子监。其前身是国子学。龙凤十一年（元至正二十五年，１３６５年），朱元璋定鼎金陵后，即以元朝集庆路儒学改为国子学。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又重建校舍于南京鸡鸣山下，改国子学为国子监。
南京国子监规模宏大，校址东至小教场，西至英灵坊，南至珍珠桥，北至城坡土山。地势高爽平远，环境优雅。左有龙舟山，右有鸡鸣山，北有玄武湖，南有珍珠桥，风景秀丽宜人。监内建筑众多：正堂一，支堂六，每堂十五间，是师生讲习的地方。馔堂二所，是师生会馔的地方。书楼十四间，是藏书的地方。先哲堂十五间，住琉球等国生员，号舍约二千余间，供监生们居住。此外，还有射圃、仓库、厨房、酱醋房、水磨房、晒麦场、菜圃、养病房、井、亭、墙垣等众多建筑。这些建筑占地十余里长，每至夜晚灯火互相辉映，很为壮观。国子监内规模最为宏大的是文庙，用以供奉孔子及七十二贤人。它位于国子监东，地基很高，使得整个庙宇显得雄伟壮丽。
中都国子监。位于中都（今安徽凤阳），设置时间较短。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始设立中都国子学，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改为中都国子监，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罢，并将中都国子监的师生并入京师国子监（即南京国子监）。
这样算来，中都国子监存在了十六年。因此人们提及明代国子监时，往往只注重南、北两京国子监，而忽视了中都国子监。
北京国子监。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始设，以明初北平府学（即元国学）
改为北京国子监。永乐迁都后，以北京国子监为京师国子监，将原设立于南京的国子监改称南京国子监，因而明代的国子监自此以后有了南、北两监了。
正统（１４３６- １４４９年）以前，北京国子监沿用旧有的建筑，没有进行增修扩建，以至于监生 杂处于军民之家，浑住于营巷之地，与市井之人为伍 ①。
直到正统年间，李贤奏请增修。增修后的北京国子监的规制与南京国子监相似，规模也很宏伟。
① 李贤：《论太学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70页。
明代中央一级的学校，以国子监为主。此外，还包括武学、宗学、内书堂等。
武学。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年）在南京设置了京卫武学，设教授一人，启忠等十斋生徒，各设训导二人。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即位，废除了武学。
正统六年（１４４１年）成国公朱勇奏请重开京卫武学于北京。此后，其他各卫亦有设置武学的，武学教官的设置如儒学之制。
关于武学设立的时间，有人认为在洪武年间（１３６８- １３９８年），但这一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洪武年间，曾设置大宁等卫儒学，以教育武官子弟。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七月，礼部奏请设立武学，开设武举。明太祖朱元璋不同意这一主张，认为设立武学，开设武举，是将文武分为两途，轻视天下没有全才。并指出： 三代以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乎！今又欲循旧用武举，立武学，甚无谓也 ②。从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上来看，洪武年间设立武学是不可能的。从有关历史记载来看，建文帝时才设立武学的记录是可信的。
宗学。是专门教育宗室子弟而设立的学校，校址设在各王府所在地。明武宗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年），令吏部从各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员中，选择学行优长、堪为师范的充作教官。凡各王府之长子、众子、众子之长子，将军、中尉年龄在２０岁以下的，都要入宗学读书。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进一步规定，凡宗室之子年龄在１０岁以上的，都要进入宗学读书。由此可以看出，宗学是专门为皇族贵胄所创立的贵胄学校。
内书堂。是为教育幼年内侍所建立的特殊学校，正式设立于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明初，太祖朱元璋鉴于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曾禁止内官知书识字，但由于内官职责所需，这一决定根本无法认真执行。早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已开始令小内侍读书，当时曾选聪敏能干的小内侍范弘、王瑾、阮安等人入学， 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 ①。只是，这时还没有正式使用内书堂的名称。到了宣德元年，才正式使用内书堂的名称。
内书堂为司礼监的下属机构，设于京师宫廷之中。
明代中央官学以国子监为主，武学、宗学和内书堂都是带有特殊意义的学校，并不占有什么重要地位。
此外，明朝中央是否设有太学，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顾树森先生在《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一书中认为：明代中央设立的学校，除国子监外，还有太学，但各书记载都无，仅《大政纪》云： 正统八年，命工部新建太学。至正统九年正月，新建太学成，命大学士杨士奇代撰御制碑文。先是太学犹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贤言，国家迁都北京以来，太学日就废弛，佛寺时复修建，举措舛错，何以示法天下，请以佛寺之费，修举太学，以示奉贤及民之意。从之。 可知明代国子监外，确实有太学的设置，至太学的学生及课业的内容如何，俱无明文可考②。
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当时人们习惯于以太学称呼国子监，把太学、国子监混在一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不一一列举了。从正统八年（１４４３年）
新建太学 一事，参照其他史籍，就可以搞清楚，这次 新建太学 乃是重修京师国子监（即北京国子监），而不是另建造一所太学。《明书？学校志》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 先是（指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国子监仍顺天府学之旧，百制未备，教戒居养之道阙然，士杂居营巷。正统中大学士李贤（按，李贤在天顺年间始任大学士，此时为一吏部主事。）请修建，而庙学秩如。 李贤本人所上的请求 新建太学 的奏疏——《论太学疏》在《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六中有全文记载。奏疏中，李贤指出： 永乐初年，驾临北京，太学之设，因元之旧，凡百规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来，因仍未举，至其教戒居养之道，颓然废弛……乞敕该部计料兴工，一新太学。 从这两条直接相关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明成祖迁都北京时，以顺天府学改为北京国子监，而顺天府学则是利用了元朝国学旧址。因此，正统年间的 新建太学 ，乃是重修北京国子监，而不是新建一所太学。（２）
地方官学
② 《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七《学校志》，十通本，第 3217-3218页。
① 《明史》卷三○四：《范弘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771 页。
②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1页。
明代地方所属的官学，以府学、州学、县学、卫学（即儒学）为主，还包括三氏学、阴阳学、医学等。
府学、州学、县学。明朝建立后，在中央设立了国子监，招收了大量生员入学读书，但是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学始终未曾恢复。鉴于这种状况，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十月，明太祖朱元璋召见中书省的大臣，对他们说： 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至元而其弊极矣，上下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斗，惟事干戈，莫识俎豆（指礼乐祭祀之事），欲兴教化何由？今朕统一天下，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英俊，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延师儒，招生徒，讲道论德，以复先王之旧。 ①根据朱元璋的旨意，诏令全国各府、州、县都设立学校：府设立府学，州设立州学，县设立县学。府学、州学和县学，是地方官学的主体。
卫学。明代在周边地区建立不少卫所，派遣军队驻扎，既理军政，又理民事。但沿边地区经济、文化不发达，武臣子弟长期居住在沿边地区，没有入学读书习礼的机会。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年）下诏在辽东等卫设立卫学。此后，沿边其他卫所也都先后设立了卫学。明代卫学的设立情况比较复杂，有一卫设立一所卫学的，有合二卫设立一所卫学的，还有联三卫、四卫设立一所卫学的。
在明代，府学、州学、县学和卫学统称为地方儒学。明代的儒学很为发达，根据诏令每一府、州、县都设立一所学校。当时全国计有一百四十府、一百九十三州、一千二百四十六县，当共设有儒学一千五百七十九所。至于卫学，由于有单立和联立的不同，情况较为复杂。如果以平均每三卫合设一所学校计算，全国当时计有四百九十三卫，当共设立卫学一百六十四所。总计明代地方儒学则有一千七百四十三所了。由此可以看出，明代地方学校是很发达的，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内地到相对落后的沿边地区，到处都建有学校。 盖无地不设之学，无人不纳之教。库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②除了儒学外，明代地方设立的官学还包括三氏学、阴阳学和医学等学校。
三氏学（万历后称四氏学）。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年），明政府沿袭元制，下诏设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简称三氏学），令三氏子孙入学习礼。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明神宗下令将曾氏加入三氏学中，于是改三氏学为四氏学了。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进一步规定四氏学生员总数如府学之制。
四氏学的创立，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及对圣贤之后的重视，因而，它是一种带有特殊意义的学校。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志》，十通本，第 3244 页。
②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686 页。
阴阳学、医学。明代在各府、州、县还设立了阴阳学和医学。阴阳学，府设正术一人，州设典术一人，县设训术一人。医学，府设正科一人，州设典科一人，县设训科一人。阴阳学和医学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机构，并未受到明政府的重视，所设的教师，也不享受俸禄。
在沿边地区，还设有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都转运司儒学，宣慰、安抚等土司也设有土司儒学。这类学校，或设于边境地区，或设于少数民族人民聚居区，并不受到重视。关于这些学校的具体情况，也缺乏详细的记载。
（３）社学社学。是明朝倡导的由地方建立的小学，可以说是府、州、县学的预备学校。
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各地遍设社学，以教育民间子弟。诏书指出： 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 ①于是全国各地都陆续设立了社学。
其实，社学之设并不是始于洪武八年正月明朝所下的诏书。据《明史？方克勤传》记载，方克勤在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年）担任济宁知府，曾在济宁府所辖地区设立社学数百区，教化大兴。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方克勤入朝，由于政绩突出，受到明太祖朱元璋赐宴的奖赏。这一事实表明，早在洪武四年在某些地区已广泛地设立了社学，但这时明朝政府还没有正式下达在全国各地设立社学的诏令。洪武八年所颁布的诏令，只是在全国各地推广社学。
但是，洪武年间（１３６８- １３９８年）社学旋立旋废。《御制大诏？社学》记载了这次罢革社学的事实：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生气地写道：好事难以做成！
如国家下诏设立社学，本来是劝导人们为善，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府州县官吏无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刚一设立，官吏即以此舞弊：有愿意读书的人，因家贫无钱而不允许他们入学读书；有的家庭有三丁、四丁而不愿意读书，官吏们接受他们的贿赂而允许他们不读书，听任他们愚顽；有的家庭父子二人，或从事农业生产，或经商，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官吏们却逼迫他们入学。
贪官污吏们将有钱的人卖放，将没钱的人和没时间读书的人逼迫入学，充当生员的人数，欺骗朝廷。朕恐逼坏良民，所以下令革罢社学。从其他材料看，此次罢革社学，大致在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年）。三年之后，即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又下诏恢复社学，并严禁有司干预，让民间自办。明孝宗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年），明政府又下令各府、州、县都要建立社学，民间子弟年龄在１５岁以下的都要送入社学读书习礼。
明代各地社学设立的情况，史书缺乏详细的记载，我们只能从零散的史料中窥见社学的某些情况。洪武初年，方克勤为济宁知府，设立社学数百区；吴良为江阴知县，也大力兴办社学。成化初年，杨继宗升为嘉兴知府，十分重视发展社学，据《明史？杨继宗传》载，他在任期间， 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可以推知，此时嘉兴府的社学是十分普及的。嘉靖九年（１５３０年）山东巡抚刘节奏准，在曲阜县县治所在地设立四所乡塾（即社学），曲阜县所辖十六社每社各立一乡塾（即社学），选择孔氏生员、儒士２０人为师，凡孔、颜、孟三氏子孙年龄在八岁以上的，都要进入社学读书习礼。这些事例表明，社学自明初至明中后期都得到了重视与发展，并未从弘治以后废弛。明末清初人全祖望在《鲒埼亭集？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中指出：当时社学是很普及的，乡里凡三十五家皆立一社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
① 《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志》，十通本，第 3244 页。
明代的社学是民间自办的教育儿童的小学，社学的教官不是朝廷的命官，不享受俸禄。各地方政府除鼓励兴办社学外，也不得干预社学的教育活动。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规定，民间设立的社学，有司（即指府、州、县等地方政府）不得干预。凡是被政府判为有过失的人，不许担任社学的老师。
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年）明政府又规定，各地提学官及府、州、县官要严厉督导社学，不允许使社学废弛。对其中优秀的学生，允许补充为儒学生员。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明政府又重申各地方政府不得干预社学的政策，凡是民间子弟愿意进入社学读书的，官府不加阻拦；百姓因家贫而不愿让子弟入学的，官府也不得勉强。这些规定，反映明政府对社学的重视，有助于鼓励社学的发展，避免社学给贫穷百姓带来的不便，从而使明代社学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国子监、儒学、社学，构成了明代教育系统，这一系统以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社学为主体，形成了明代较为完整的学制体系。
附：明代学制表
（４）府州县学校舍规模有关明代地方儒学的校舍规制，各地情形不一，史无明书，我们仅能从明人文集及地方志中窥见其一斑。
关于府学校舍的规制，我们以衡州府学、武昌府学为例，予以说明。衡州府学创建于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当时建筑有明伦堂及进德、正心、诚意、明善四斋。由于年久失修，府学逐渐毁坏了。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年）重新修缮，扩大了校舍的规模。校舍的中间为主体建筑明伦堂五间，高二丈六尺，为师生会讲之地。明伦堂前为露台，方八丈，高五尺。明伦堂左右为进德、正心、诚意、明善四斋，每斋三间，是学生修习之地。明伦堂后为光霁亭。亭后为会馔堂三间，是师生会食的地方。此外尚有大门、仪门各三间。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７年）又进行了续修，新建尊经阁五间，高三丈，是府学的藏书楼。官廨五区，每区九间，计有四十五间。号舍四十间，高一丈六尺，为楼房，是学生宿舍。此外，还在学校之前建有绰楔（即牌坊）四：左为文逵，右为文庙，其外为宾贤，毓秀。从这些建筑来看，学校校舍规模很完整，堂、斋、号舍、官舍、图书馆、食堂等建筑一应俱全，完全能满足各种需要①。
武昌府学，明初沿袭宋时的校舍，正统年间曾进行了修缮。弘治初年又进行了重修，校舍规模也很可观。学校的主体建筑为明伦堂五间，高三丈。
堂前为绰楔（牌坊），题名为礼义。堂后建有小台，名叫望鲁。台后建一亭，名叫仰高。堂的左右为四斋，共十间。东斋之后为学官之住处，叫履素。西斋之后为沐浴之所，题名叫精白。又西为会馔堂，又西为八处号房。所有这些建筑，联以间计共一百四十间。此外，这次修缮还维修了文庙及其附属建筑，如墙垣、戟门等建筑。从这些建筑，尤其是精白浴所来看，学校校舍很齐全，并根据当地气候炎热等特点，附设了相应的设施，对于师生生活、学习是很方便的②。
此外，有些府学还兴建了射圃，作为诸生练习射箭、习射仪的专用场地，如绍兴府学在成化年间（１４６５- １４８７年）即辟有射圃。
关于州学的校舍规模，我们以山西沂州庙学（即州学，因建有孔庙而称为庙学）、陕西固原州学为例，略作介绍。
沂州庙学，改建于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年），建成于弘治七年（１４９４年）。
该州学地势高爽，结构宏伟，成为当时山西最好的校舍。校舍的主体建筑有二：一为文庙，一为学舍。文庙之中心为主体建筑大成殿，殿的两旁为两庑，殿前的建筑有戟门、棂星门。学舍的主体建筑为明伦堂，堂旁为三斋，斋后为尊经阁、射圃，号舍则分布于四周。此外还设有仓库、厨房、会馔堂等建筑①。
固原州学，也称庙学，为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年）开工修建，两年后竣工。
校舍全长五十七丈，宽二十五丈，分文庙和学舍两部分。文庙的主体建筑为大成殿，高四丈，计有八间。大殿前有戟门、棂星门各三间，高一丈六尺。
大殿两旁为两庑，各二十五间，高一丈六尺。文庙之后为学舍，主体建筑为明伦堂五间，东西二斋各六间。明伦堂后为教师住处四所，东西二斋后为生徒号舍四十间，高一丈六尺。此外还有仓库、厨房、会馔堂、牌坊、碑亭等建筑②。
从沂州和固原州学的建筑来看，州学的建筑以文庙、讲堂、号舍、会馔堂等为主，并有图书馆、射圃等设施，大致与府学相似。
关于县学的校舍规模，我们以祁阳县学、深泽县学、镇原县学为例，略作说明。
祁阳县学，创建于宋，洪武年间修复。至成化时历经百余年，堂舍敝陋。
成化十年（１４７４年）重新加以修缮，历时一月而成。 凡室以间计，为明伦堂者七，为书斋者各五，为会讲之堂、会馔之堂者，皆如斋之数，为号房者二十，为库者若干。凡门为棂星门，为戟门，为学门者各一。 ③这里记载较略，但已很清楚。该县学供生徒住宿的号舍较少，仅为二十间。
深泽县学，也称为庙学，有文庙和学舍两部分。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年）
重新修建，历时一年而成。文庙的主体建筑为大成殿六间，殿旁为两庑，两庑之后为厨房和仓库。学舍的主体建筑为明伦堂六间，东西二斋各四间。明伦堂之北为会馔堂四间，又北为官廨三区，供学官居住。由明伦堂至大门环以号舍，是生徒居住的地方。在校舍的北面，辟有射圃，建有射堂，为诸生习射之地①。
① 李东阳：《衡州府学重修记》，载《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152页。
② 李东阳：《武昌府学重修记》，载《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175页。
① 李东阳：《改建沂州庙学记》，载《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185页。
② 《固原增修庙学记》，载《嘉靖固原州志》卷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01页。
③ 李东阳：《祁阳县学重修记》，载《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139页。
镇原县学，也称为庙学。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在旧址上重建，历经一百余年的风吹日晒，已敝陋不堪，成化二十二年（１４８６年）又进行了重修。
该县学也有文庙与校舍两部分，其中文庙的主体建筑为大成殿五间，左右两庑各十间。大成殿前为戟门、棂星门。此外还有仓库、厨房等建筑。大成殿之后为学舍的主体建筑明伦堂七间，日新、时习两斋各三间。明伦堂前有学门三间，后有会馔堂七间，还有号房二十间②。
从上述三所县学来看，县学的建筑规制较小，一般没有尊经阁一类专门藏书的地方，号舍也较少，仅为二十间。
总之，明代地方府、州、县学规制不一，但都比较完整、实用，凡教学、生活等必要的建筑物一应俱全，有些儒学还辟有射圃，建有图书馆。府学与州学规制相差较小，号舍在四十间左右，县学规制比府学、州学略小，没有图书馆一类建筑，号舍在二十间左右。这种差别是由各儒学生员人数多少决定的：府学、州学生员较多，校舍规模较大；县学生员数较少，校舍规模也相对小些。
明代的地方学校，有的直接称为某府（州、县）学，而有的称某府（州、县）庙学，似乎有府、州、具学与庙学的区别。其实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建筑上有所不同。凡是设有文庙的地方学校，则既可称为庙学，又可称为府（州、县）学；而没有设有文庙的学校，则不能称为庙学。文庙与学舍的布局，一般来说，文庙在前，学舍在后，文庙与学舍相连成一个建筑群。
学校设置文庙，祭祀孔子等圣贤，反映了明代尊崇孔子，推崇儒学的历史事实。
明代地方学校的校址，一般都设在远离闹市，或在闹中取静的地方，往往地势高爽，环境宜人，以便于生徒安心读书，也暗示着国家、地方政府崇文兴教的政策。
（５）学校与教化明代的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教育职能的特殊机构。中央学校与地方学校相配合，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教育网。
但是，明代学校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在总体上可分为中央学校与地方学校两类，构成了明代完整的教育体系。在这一体系内，中央学校与地方学校之间的关系，既有平行的一面，又有从属的一面。从中央学校（国子监）和地方学校（府学、州学和县学）的生员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成进士来看，两者完全是平行的教育机构。另一方面，明政府又规定，府、州、县学诸生只有进国子监后，才可以得到官职，否则，不能得到官职。府、州、县学还有向中央学校即国子监选送优秀生员的义务，从这一角度来看，地方学校又从属于中央国子监，两者之间有等级上的差别。正是这种既平行，又有从属性质的特殊关系，我们不能轻易地提出府、州、县学相当于中学，国子监相当于大学一类的说法。
① 李东阳：《深泽县重建庙学记》，载《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159页。
② 李东阳：《镇原县庙学重修记》，载《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166页。
明代的社学是政府倡导的民间兴办的教育儿童的学校。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年）又规定社学中俊秀好学的生员，可以选补为地方儒学的生员。这说明社学为地方学校的预备学校，属于小学教育的领域。
明代的学校体系完整，从儿童教育到成人教育，从地方到中央都设有学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网。这些学校除了教育生员，作兴人才，为朝廷培养官僚外，还有另一重要任务，即执行社会教化的任务，即善风俗、行教化的任务，是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学校的教化作用，一再强调 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明太祖诏谕都御史： 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视教化。教化行，使闾巷可化为君子；教化废，中材不免于小人。 ①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又敕谕国子监祭酒宋讷说： 太学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才所由兴。 ②此后，历代皇帝都注意学校的教化作用，每一位皇帝都要幸太学，祭祀孔子，以示范于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还直接规定了学校在社会教化方面的作用。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明政府规定全国各地学校都要举行乡饮酒礼，每年春正月、冬十月，学官率领士大夫举行。并试图通过乡饮酒礼，以达到叙尊卑、别廉耻、知礼让的教化目的。民间百姓也要举行乡饮酒礼，以百家为一单位，按年龄大小，分尊卑等级排坐，以里长或粮长主之。很明显，学校举行乡饮酒礼，纯粹是为了示范，起带头的作用。
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明政府又颁布乡饮酒图式，下令各府、州、县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在学校中举行乡饮酒礼。这一规定很繁琐，但学校在乡饮酒礼仪中的作用却十分重要。按规定，乡饮酒礼由司正、赞礼、赞引和读律等人负责组织实施，而司正、赞礼、赞引和读律诸人，都由学校教官中的贤能之人担任。司正在乡饮酒礼的仪式中，按照朝廷规定的内容讲话。讲话主要内容为：朝廷崇尚礼教，举行乡饮酒礼，不是为了大吃大喝，而是要求大家长幼相劝，使作臣子的人尽忠，为子弟的人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赞礼、赞引，负责引导乡饮酒礼的进行。
读律，负责宣读本朝的律令，有犯罪前科的人要立着听，其他人坐着听。
很明显，乡饮酒礼的主要意图是为了教化民众，使他们遵守朝廷所颁布的律令、礼法，从而达到行教化、善风俗的目的。乡饮酒礼由教官负责进行，举行的场地也在学校，并不是为了教育生员，而是为了发挥学校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
学校的教化作用，在明初很受重视。但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世风日下，学校的教化作用日益萎缩。如明初所规定的乡饮酒礼，到明中后期已经变成了一种故事，学校根本不认真举行，只是应付官差，敷衍塞责。无论如何，教化作为明代学校教育的一种职能，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①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二，《学校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1230页。
② 《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790 页。
（二）教育内容
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而各级学校教育也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明代学校教育的内容也以儒家学说为主，但不同时期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有所不同。洪武时采用古注疏及各家的注解，永乐时表彰程朱理学，程、朱等宋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成为学校教育的法定内容。这些规定，奠定了有明一代学校教育内容的基本格局。但是，自正德年间以后，王阳明心学逐渐兴盛，在很大的程度上渗入到各级学校教育内容之中。万历初年，张居正整顿学校教育，以实学教育生员，对学校教育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１。国子监的教育内容国子监是明代的中央官学，其教育内容有着严格的规定。明初，太祖朱元璋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一再强调学校 当以孔子之道为教 ， 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 ①，不要以苏秦、张仪纵横之术败坏诸生的心术。因此，国子监的教育内容以儒家经典等文化知识为主，此外还要进行习射等军事训练，以及明代所独创的从政实践，即监生的历事制度。
（１）伦理及文化知识文化学习的内容，在洪武、建文年间规定为： 四书 （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 五经 （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说苑》、《大诰》及本朝律、令、书法、数学等。
四书 和 五经 是儒家的经典，是历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洪武年间，对这些经典的解释，博采古注疏、宋儒的注疏等多种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春秋》自宋朝以来各级学校都不讲习，而明太祖朱元璋认为： 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规范，未有舍是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 ②因此，要求学校要讲习《春秋》，以锻炼 处大事，决大疑 的本领，研求孔子的大经大法。
《孟子》一书，也按明太祖朱元璋的意旨进行了删节。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朱元璋读该书时，对书中的民本思想很不满，曾愤怒地说： 孟子这老头儿，如活到今天，我非严惩他不可！ 至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年），朱元璋便委派儒臣刘三吾等人删去该书中对皇帝不敬，带有民本思想的语句、章节。如把《尽心篇》中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梁惠王篇》中的 国人皆曰贤 及 国人皆曰可杀 一章； 是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离娄篇》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一章；《万章篇》的 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及类似如 闻诛一纣矣，未闻弑君也 等八十五条，全部予以删除，剩下了一百七十余条，编成了《孟子节文》。《孟子节文》颁发全国各级学校，作为标准的读本，科举考试也仅仅以该书的一百七十余条为出题范围。
永乐十二年（１４１４年）间，明成祖朱棣鉴于诸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纷杂不一，学校诸生所学也各不相同，于是下令儒臣胡广等人根据程、朱等宋代理学家的注疏，编成了《五经四书大全》；将宋儒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语录及其他著作，汇编成《性理大全》一书，并于永乐十五年（１４１７年）将这两部书颁发全国各级学校及各衙门。从此，这两部书成为学校教育的必读教材，科举考试也以此为标准。
①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二，《学校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1231页。
②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二，《学校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1235页。
《五经四书大全》，共一百七十五卷，是儒家经典的总集，注疏则采用了宋儒的学说。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五经 和 四书 两大部分，具体说来，有以下内容：关于《周易》方面的内容有：《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上、下篇义各一卷，《朱子图说》一卷，《易五赞》一卷，《筮仪》一卷，《易说纲领》一卷。以上几部分构成了《周易大全》（共三十卷）。
关于《尚书》方面的内容有：《书传大全》十卷、《书说纲领》一卷、《图》一卷。以上几部分构成了《尚书大全》（共十二卷）。
关于《诗经》方面的内容有：《诗传大全》二十卷，《纲领》一卷，《图》一卷，《诗序辨说》一卷。以上几部分构成了《诗经大全》（共二十三卷）。
关于《礼记》方面的内容有：《礼记集说大全》三十卷，总论一卷。以上两部分构成了《礼记大全》（共三十一卷）。
关于《春秋》方面的内容有：《春秋传注大全》三十七卷，《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诸国兴废说》一卷，《春秋列国东坡图说》一卷。以上几部分构成了《春秋大全》（计四十卷）。
以上即 五经 ，在明代有单行本问世，也有合印为《五经大全》行世。
关于 四书 方面的内容有：《四书集注大全》三十六卷，《读大学法》一卷，《中庸或问》一卷，《读论语孟子法》一卷。以上几部分构成了《四书大全》（计三十九卷）。明代也有《四书大全》单行本行世。
《五经四书大全》所采用的传注、集说，沿用了宋、元时儒臣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很少发明与订正，是程朱理学的汇编，没有什么新意。因此，后人对该书评价很低。如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即认为，《五经四书大全》不过是采辑前人的著述，抄誊一遍，上欺朝廷，下欺士子。唐、宋时编辑图书，哪里有这种事呢！不仅如此，明代经学的废坏，其实是从该书开始了。虽然如此，《五经四书大全》的编成，满足了明成祖要求统一经说的目的。又由于被朝廷确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所以在明代十分流行，各种形式的刻本很多，影响很大，为士子们必读之书。
《性理大全》，共七十卷，搜集、采用了一百二十家宋儒的学说。其中独立成卷的内容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张载的《西铭》一卷、《正蒙》二卷，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七卷，朱熹的《易说启蒙》四卷、《家礼》四卷，蔡元定《律吕新书》二卷，蔡沈《洪范皇极内篇》二卷，共二十六卷。自第二十七卷以下，分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诗、文等十三门，罗列宋、元以来一百余位儒学大家的论说、语录。该书颇为杂乱，采摘百余人的残章断篇汇积成文，并没有考订鉴别。但这部书在明代也有很大影响，也是士子们必读之书。
《说苑》，是汉代学者刘向所编著的一部历史故事、民间故事集，既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和故事性，又具有一些借鉴意义和劝善诫恶的作用，亦是国子监生员们必读之书，但与 五经 、 四书 相比，并不受到多大的重视。
《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所撰著的案例汇编，包括《大诰》一卷七十四条、《大诰续编》一卷八十七条，《大诰三编》一卷四十三条。它的内容主要是明太祖所办理案件的记录。它的颁布，一方面为了使百姓安分守己，知所警戒；另一方面，将贪官污吏的罪行，昭示于全国各级官吏，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肆意贪赃枉法。《大诰》是明代臣民必读之书，《大诰》第七十四条《颁行大诰》规定：一切官民之家，都要拥有一部，认真研读。如果犯有笞、杖、徒、流之罪，有该书的人可以罪减一等；没有的人，则罪加一等。《大诰续编》也规定：全国各地百姓，每家都要拥有一部，如果有不收藏、敬读的，要将全家迁居汉族居住区以外的荒远之地，永远也不准许回原籍。《大诰三编》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年），颁赐《大诰》于国子监，令国子监祭酒严督诸生习读讲解；有不认真习读的，以违抗诏旨的罪名论处。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又规定，科贡以《大诰》为出题内容，这就有力地敦促生徒们认真习读。
《大明律令》，是明代的国家法规，熟读律令，既可以避免犯法，又可以了解本朝的法令，为以后为官行政打下基础。
《五伦书》，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下令编撰，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年）
英宗朱祁镇亲自撰写序文，刻印、颁布全国各级学校。该书凡六十二卷，采辑历代史书及其他著作中有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方面的内容，汇编而成，其主要目的是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
明代国子监的文化知识教育内容很多，除以上内容外，还包括二十一史、朱熹的《通鉴纲目》等史书，但相对 四书 、 五经 而言，也不是主要内容。
书，即练习书法。监生要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等书法名家的字帖为蓝本，练习毛笔字。
数，即学习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诸生要精通该书。
以上诸书，是国子监所采用的教材，从它们的主要内容来看，以伦理道德、为人处世、治国、平天下等实用内容为主。值得注意的是， 五经 并不是每一位监生都要通读，而是要选择其中的一经作为专门肄习的对象——本经，科考也仅考本经，而其他四经可以置而不问了。
（２）军事训练习射，即军事训练，也是监生的一项学习内容。
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五月，诏令国子生练习射箭，由礼部制订习射的仪式、礼节，颁布于学校。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命令国子监建造 射圃 ，发给监生弓箭，以便于监生们学习射箭。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习射训练，他曾亲自召见国子生，询问他们习射的情况。监生们回答说：已经练习过，但还没有熟练掌握。于是朱元璋对监生们晓谕道：古时的学者，文可以经世治国，武可以戡乱安邦，所以能够出将入相，使国家永享太平。现在国家太平了， 尔等当务学，然武岂可忘哉！ ①这表明，明初规定国子监生习射，是为了培养文武兼备的通才。
但是，自洪武朝后，由于科举考试中并没有对射箭的考核，孜孜于功名与富贵的士子们并不十分重视这一训练内容，以至于习射逐步废弛了。
（３）从政实践从政实践，即国子监生的历事制度，是明代教育方面的重要创造。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令国子监生员历习吏事于六部等衙门。这一命令，是为了让国子监生在学期间就已经了解为官施政的方法和处理公文的程序，培养他们的实际从政能力，为日后作官作准备。既然明代国子监是培养官僚的场所，所以进行从政实践就十分必要了。
明初规定以监生入监学习的先后为序，分拨到诸司历练吏事，历事完后或径直授官，或回监学习。后来，在监诸生都争着去历事，于是又重定以监生实际在监学习的年月长短为据依次分拨历事。明代监生历事的名目较多，包括正历、杂历、长差、短差、随事派遣等项。所谓正历，即选拔优秀的监生，分到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五十三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三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历事满三个月后，即凭历事所在衙门的考核，由吏部除授官职。
① 傅维鳞：《明书》卷六十二，《学校志》，国学基本丛书，第 1233 页。
所谓杂历，即国子监选派生员到诸司写本，其中户部十名，礼部十八名，兵部二十名，刑部十四名，工部八名，都察院十四名，大理寺、通政司各四名，随御史出巡全国各地四十二名，历事一年期满后，即根据历事所在衙门的考核，由吏部除授不同的官职。
所谓长差，即选派国子监生员到各衙门办事，其中包括清黄（即清理贴黄——明代军官的档案）一百名，写诰四十名，续黄五十名，清军四十名，天财库十名。开始时历满三年后根据考核授以不同官职，后改为历满一年即授职。
所谓短差，即选派国子监生到各衙门办事，其中承运库十五名，司礼监十六名，尚宝司六名，六科四十名。开始时作为短差，后改定为历满一年后，由吏部根据监生历事的优劣，选授官职。
所谓随事派遣，即选派国子生从事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从而得到锻炼，但历事半年期满后，并不授以官职，而仍回监读书。这种历事监生有：礼部写民情条例七十二名，光禄寺刷卷四名，修斋八名，参表二十名，报讣二十名，赍俸十二名，后府磨算十名，御马监四名，天财库四名，正阳门四名，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东直门各三名，阜城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各二名。
由此可知，监生历事内容是十分庞杂的，既有到各部衙门办公事，又有从事单一的工作，甚至事务性很强的工作。历事所在的衙门，几乎包括了京城诸司，从六部衙门到监守城门，范围很广。监生历满后的待遇，有直接授官，也有仍回监读书。历事监生的数量很大，包括正历一百七十四人，杂历一百三十四人，长差二百四十人，短差七十七人，随事派遣二百二十八人，总计七百五十三人。因此，嘉靖时国子监人数仅四百余人，国子监祭酒怕不敷各衙门历事所需的人数，请求增加监生。
建文时，规定了历事监生考核法。即监生历满后，由所在衙门进行考核，将历事监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再历一年后再考定。
上等的依上等使用；中等的，不拘品级，随才录用；下等的，仍回国子监读书。
监生历事制度，即学生的实践活动，是明代教育制度方面的重要创造，它对培养学生的实际才能，解决各衙门办事人员缺乏等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监生历满后可以直接入仕，在鼓励监生历事热情的同时，也带来了弊病，即监生争相拨历，往往忽视了实学。天顺年间（１４５７- １４６４年）以前，监生往往坐监十年以上，才有机会拨历。此后，坐监监生太多，诸监生争相拨历，于是用增加拨历监生、减少历事时间等方法以解决监生积滞的问题，从而使历事制度逐步败坏了。
总之，明代国子监的教育内容以文化知识——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为主，程朱理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注意对监生进行习射等军事训练，以期培养文武兼备的全才，创立了历事制度，培养监生的从政能力。可以说，明初学校教育内容是较为合理、完善的，也正因如此，明初为以后培养了一大批名臣。
２。儒学、社学的教育内容儒学（即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的教育内容，大致与国子监相似。
社学、属于小学教育，其内容较浅。
（１）儒学的教育内容地方儒学的教育内容，奠定于洪武年间。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规定，府学、州学、县学诸生，专治一经（从 五经 中任选一种，作为本经），以礼、乐、射、书、数设科分教。洪武三年（１３７０年）五月又颁布了练习射箭的礼仪于地方学校，规定诸生于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在公廨或闲地练习，以后有些儒学逐步开辟了射圃，以便诸生习射。
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又重新规定了各地儒学的教育内容，改变了设科分教的作法，而规定生员要同时学习礼、射、书、数四科，其具体内容为：关于礼的内容，要求诸生熟读朝廷所颁布的经、史、律、诰，以准备应科贡考试。经，即从 五经 中选一种，作为本经，其余可以不读。史，即诵习二十一史和朱熹《通鉴纲目》等历史著作。律，即《大明律》。诰，即《大诰》、《大诰续编》与《大诰三编》。
关于射的内容，即规定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各地教官等人督导诸生习射，要按朝廷所颁布的仪式进行，凡射中目标的赏酒。
关于书的内容，即练习书法。诸生要临摹著名书法家的字帖，大致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大家的字帖为蓝本，每日必须仿写五百字以上。
关于数的内容，要求学生精通古时的算学名著——《九章算术》。
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年）的规定，使儒学的教育内容与国子监的教育内容相差不多，但总体上讲，地方儒学对经书的学习程度要低一些；同时，地方儒学也缺乏从政实践——历事制度。这是由地方儒学培养出来的生员不能直接作官的规定决定的。
（２）社学的教育内容社学是朝廷所倡导的民间创办的小学，其教育内容多沿袭宋、元以来启蒙教育的内容，少有创新。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传统启蒙读物；二是宋、元时一些著名理学家所著的启蒙读物，如朱熹的《小学》，程端礼、程若庸的《性理字训》；三是儒家经典，如《孝经》、 四书 等。这些教材，相沿已久，我们略而不谈，仅介绍一下明代社学所特有的教材：《大明律令》、《御制大诰》、《孝顺事实》及陈选所著的《小学集注》等书。
《御制大诰》、《大明律令》的内容前文已略作介绍。为了鼓励社学中的民间子弟习读这些法令、案例，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规定，社学中的民间子弟，凡诵读律诰的，赴送京师，礼部对他们进行考核，依照诵习的多少，给予适当的奖励。
《孝顺事实》，是明成祖朱棣下令编撰的，书中选录了以往有孝行的二百零七人的事迹，分小传、论断、诗赞等部分。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五月，明成祖朱棣御制序文，颁行全国。很明显，这部书的颁布，是为了表彰孝道，进行道德教育。
明代社学比较通用的教材，还有陈选所注解的《小学集注》一书。陈选（１４２９- １４８６年），字士贤，号克庵，浙江临海人，天顺四年（１４６０年）进士，明宪宗成化年间（１４６５- １４８７年）先后督学南直隶（今江苏一带）和河南，都有直声。他鉴于当时所使用的关于朱熹《小学》一书的注解十分支离、晦涩，有失于《小学》一书的本义，乃亲自为之作注。《小学》是宋儒朱熹所主持编著的启蒙读物，分内、外篇，内篇计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分，外篇计有嘉言、善行两部分，是一部有关伦理、教化、处世等内容的浅显读物，适应于儿童学习。陈选在注解时，根据启蒙读物的要求，按原文指陈大义，务求浅近易读。因此，这一注解很受欢迎，被广泛采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明代的社学教育，除了进行基本的启蒙教育外，更注意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的教育，本朝律令等方面的内容也很受重视。
３。其他学校的教育内容明代所设立的武学、宗学、内书堂等学校，有着特殊的教育对象。武学生员主要是年幼袭职的武臣子弟及年纪较大而没有文化的武官；宗学的生员是明王朝的宗室子弟；内书堂的生员是小内侍。这些学校的教育对象、目的，与普通学校有较大的区别。教育目的、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些学校的教育内容也有独特的地方。
（１）武学的教育内容武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有两类：读书和习武。
关于读书，正统初年规定，武学生（即应袭职的幼官及武臣子弟）应读的教材有两种：一是从《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任选一种，这是伦理道德方面的著作；二是从《武经七书》、《百将传》中任选一本，这是有关军事谋略方面的著作。
关于第一种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书，前文已作介绍，此处仅介绍《武经七书》、《百将传》这两部军事著作。
《武经七书》，凡二十五卷，包括七种古代的兵法，即《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卫公问对》、《三略》、《六韬》、《司马法》和《尉僚子》等。北宋元丰年间（１０７８- １０８５年）开始将这七部军事著作汇编在一起，又因为是当时武举考试用书，被尊为武经。
《百将传》凡一百卷，宋人张预撰。该书选取了自西周至五代时期的历代名将一百人，起自周太公，终于五代名将刘 ，分别为他们立传，综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对于他们的行军作战，凡是有合于古兵法的，都予以标明，并以《孙子兵法》有关内容附在后边。显然，该书编撰的目的，是为了举例讲解兵法。但是，书中的论述、引证《孙子兵法》往往牵强附会，不太准确。
武学生还要练习书法，每日仿写著名书法家的字帖百字以上。
关于习武，成化初年规定，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教官要率领幼官、武职子弟到城外空地演练弓马。幼官、武职子弟每五日一次演练弓马，各营总兵官、兵部正官要亲临监视考验，岁终奏报朝廷。
武学生员还有一些特殊人物，即都指挥以下的朝廷命官，他们的年纪较大，文化程度很低，甚至为文盲。正统时规定，这些人每五日一次入武学听讲，教官讲授《大诰武臣》、《百将传》、史鉴、古今名臣善言嘉行等内容。
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这就要求教官的讲解一定要明白易憧。如果他们听不明白，可以反复请求再讲，直到粗知大义为止。
《大诰武臣》凡六卷，包括《大诰》三十二条，四敕、武士训戒一录。
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年）明太祖朱元璋御制。这部书的主要作用是教育武臣知所警戒，循礼守法等。
总起来看，武学的教育内容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即文化教育与军事训练。
文化教育以伦理道德、军事谋略为主，军事训练以演练弓马为主。而对都指挥以下朝廷武职官员的教育，显然是为了灌输忠君思想等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
（２）宗学的教育内容宗学的教育内容以御制的著作为主，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规定，宗室子弟所读的书以《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书为主，兼习 四书 、 五经 、《性理》及史鉴等书。
《皇明祖训》共一卷，明太祖朱元璋御制。朱元璋考虑到后世嗣君生于深宫之中，阅历较浅，对人情世故不了解，为了便于他们统治天下，乃设立家法，让后世子孙永为遵守，于是撰制了此书。全书分祖训首章及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等章，对宗室子孙、后世嗣君的起居、品德、处理政务等的方法、宫廷制度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年）九月，颁布于内外文武衙门。
《为善阴骘》凡十卷，明成祖朱棣敕撰，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年）三月明成祖朱棣制序，颁行全国各级学校。该书的主要内容为采辑史传中有善行的一百六十五人，分别为他们立传，叙述他们的事迹，并加以论断，最后附以诗赞。劝人为善是这部著作的目的。
《孝顺事实》等书，已略作介绍，不再重述了。明代宗学的教育内容以上述御制之书为主，而以《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史鉴等书为辅。
到了科举考试开设宗科后，宗室子弟可以参加科考，《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才受到重视。
（３）内书堂的教育内容内书堂的教育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社会上通行的儿童启蒙读物，如《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孝经》等书；二是当时士子们所诵读的《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即 四书 ；三是小内侍的专业读物，即《内令》、《忠鉴录》、《貂珰史鉴》和 判仿 、习字等。
《内令》是明朝历代帝王对宦官的训诫。该书今已失传，据傅维鳞《明书？经籍志》的记载，明内府刻本为一卷，凡十二页。
《忠鉴录》是一部记录历代奉公守法的宦官事迹的专著，他们可以成为明代宦官学习的楷模。
《貂珰史鉴》是明朝人张世则所编撰的一部书，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年）
上奏朝廷。这部书备载明以前历代宦官的善恶，有评，有考，有论。其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都一一论列。因此，礼部请求以此书为小内侍的教材。
判仿 ，是培养小内侍对廷臣所上章奏进行批答，对阁臣的票拟进行批红。但判仿仅仅是标明日子，并不认真解决问题。这说明 判仿 仅仅是为了学习批答章奏，为以后进入司礼监作准备。
习字，即依据名人的字帖，练习书法。
总之，内书堂作为特殊的学校，其教育内容既重视文化知识和伦理，也注意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武学、宗学和内书堂，是明代的特殊学校，它们的教育内容有其独特性。
除了进行社会上通行的伦理道德教育外，武学以军事谋略，弓马演练为主，宗学以皇家规范、皇明祖训等为主，内书堂以历代宦官的善恶、行事规范等为主。
以上是明代各类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所有这些学校的教育内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程朱理学成为基本的教育内容，宋、元儒臣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定教育内容。不仅如此，明廷还禁止诸生读某些书籍。如洪武时，明太祖朱元璋曾晓谕国子监教官，要以孔子所订正的经书诲育诸生，不要以苏秦、张仪纵横之言败坏生员的心术。因此，禁止学校讲习《战国策》及阴阳、谶纬、占卜等书。在行文方面，也规定诸生课业等一应文字，都要使用散文体，禁止使用骈文体（即四六句，一种对偶的文体）。
后来又规定，诸生作文以汉代司马迁、班固，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欧阳修等著名散文大家为范式。这些规定，既有利于使学生树立朴实的学风，又便于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
明初在教育内容上注意文化学习与伦理道德相结合，文化学习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并创立了历事制度，注意对监生实际从政能力的培养的作法，在今天来看，仍有借鉴意义。
明代学校教育内容，随着社会思潮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兴起，逐渐渗入到学校教育内容之中。明后期，随着西学东渐，西洋科技也对学校的教育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４。心学与西洋科技对教育的影响自永乐年间表彰宋儒，制订颁布《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相沿百余年，并未有什么改变。
（１）突破理学的努力但是，学术思想、思潮总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突破程朱理学的努力，早在成化年间就开始了。
成化九年（１４７３年），即上述两部著作颁布五十余年后，礼部侍郎周洪谟即提出重新考订 四书 、 五经 的主张，并进献所著《辨疑录》一书。
在书中，周洪谟大胆地指出： 四书 和 五经 虽经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释，但其中仍有沿袭汉、唐诸儒的错误，应当予以订正。但是这一主张遭到明宪宗朱见深的反对，他指出： 昔太宗（即指明成祖朱棣）时已有《大全》，诸士诵习已久，不必更。 ①显然，为了维护程朱理学的权威，明宪宗坚决反对对 四书 和 五经 进行修订。
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年）无锡处士（没有作官的读书人）陈公懋进献他所删改的《四书集注》，对朱熹的注解作了一些改订。明宪宗对此十分生气，以狂妄之名将他治罪。从此以后，没有人敢于提出重新修订的事了。因此，该书得以流行百余年。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年），大学士李东阳指出： 我国家疆域过前代，而文教随之，自都甸以及藩臭，虽荒陬绝徼，皆有学。垂髫总角者（指幼童），亦游乎其间。当代之圣谟，古圣贤之经传义论，诏诰表判策之文，百余年来，教不易道，业不改习，而士之籍益加于旧，有不可胜计者。 ①正德年间以后，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王氏门徒遍天下，有不少门徒当上了高官，或成为各地教官，王阳明心学逐渐渗入学校教育之中，程朱理学一统全国各地学校教育的专制局面，终于被打破了。
① 傅维鳞：《明书》卷七十五，《经籍志》，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1526页。
① 李东阳：《会试录序》，载《李东阳集》第二卷，岳麓书社 1984 年版，第 109页。
（２）心学渗入学校教育之中明正德以后，王阳明心学逐步兴起，嘉靖时达到了极盛，于是王阳明的心学就在某些地方的学校之中得到了传播。
心学之渗入到各级学校之中，并不是通过官方的正式规定，而是在王氏门徒成为高官及督学、教官的情况下，私自将他们所崇信的阳明心学带进了学校之中。如王阳明之门徒邹守益，嘉靖初年任官，亲自拜谒王阳明，并与王阳明感情很深，以至于王阳明对他的离去恋恋不舍。王阳明去世后，他抚养王阳明的遗孤，聚王氏门徒讲学于天真书院。不久，即升迁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他在职期间，申明章程条令，设立号册，管理监生，使监生出入相友，淑慝相劝，歌诗习礼。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记载邹守益以王阳明的心学教育监生，但作为王阳明的门徒，他熟知王氏对诸经的解释，他教育生徒，自然而然地渗入了阳明心学的教育内容。
王阳明的弟子徐阶，嘉靖年间曾任国子监祭酒之职，后来官至内阁大学士，他热心于会讲，传播阳明心学。他曾在北京汇聚五千余人于灵济宫，讲论学问。他在国子监的教育活动中，自然也渗入了阳明心学的教育内容。
其他王氏门徒，如张后觉为华阴县训导，邹善为山东提学副使，邓以讚为南京国子监祭酒，都对阳明心学传入各级学校教育之中起了不少作用。
不仅王门弟子热衷于阳明心学的传播，而且由于王阳明心学在嘉靖时极盛，一些人自称为私淑弟子，他们对阳明心学的传播，也起了不少作用。如王阳明私淑弟子尤时熙，熟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大为感服。嘉靖初年中乡试，先后任元氏、章丘等地教官，他教育生员 一以致良知为教，两邑士亦知新建学（即阳明心学，王阳明为江西新建人）.后尤时熙升为国子监博士，当时徐阶为国子监祭酒，很推崇尤时熙的教学活动， 命六馆士咸取法焉 ①。
王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控制学校教育内容百余年后兴起的，并逐渐渗入学校教育之中，使沉寂了百余年的学校讲坛，出现了新的声音，使学校教育内容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对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东林学派兴起，他们倡实学，也对学校教育产生不小的影响。明末，西学东渐，西洋教育对学校教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３）西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在传播西方宗教——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天文历法等新知识，西学开始东渐。一些士大夫热衷于翻译、介绍西方科技、天文历法方面等书籍，逐步形成介绍西学的潮流。
这种新的学术思潮对明代的学校教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西学也逐渐地渗入到学校教育之中。
自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为了在中国站住脚，他们学习汉语，穿儒士服装，并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等西学。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在明神宗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先后著译了不少书籍：《浑盖通宪图说》，介绍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几何原本》介绍了几何学方面的知识；《西字奇迹》介绍了西方文字学、语言学知识；《测量法义》则介绍了测量学方面的知识。其他传教士如意大利人熊三拔译介了《泰西水法》，日耳曼人邓玉函译介了《西洋奇器图说》，分别介绍西方的水利、机械、物理等知识。到天启年间，共有五十余位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利玛窦、熊三拔、庞迪我、邓玉函等人还供职于钦天监，为明朝修历法、制造火炮等。
① 《明史》卷二八三，《尤时熙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7286 页。
此外，西方传教士还介绍了西方的教育情况。如《修身西学》一书，介绍了西方的伦理道德教育。《西学凡》介绍了西方教育、培养人才之法，是西方教育史传入中国之始。《童幼教育》介绍了西方的儿童教育。这些内容的传入，使当时士大夫了解到中国以外的教育情况。
西学的传入，在明代知识分子及部分官僚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名公巨卿如大学士叶向高、沈一贯诸人，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特别热心于西学的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甚至加入教会，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在传播西学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明代的学校教育也受到西学的影响。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明廷下令选取■人子弟学习西洋历法和天文知识。
这很好地说明了西方的科技对古老的中国教育的影响。
综上所述，明代学校教育以程朱理学为主，理学家程朱等人对儒家经典 四书 、 五经 的解释，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潮的兴起，阳明心学、实学、西学，也先后对学校教育的内容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都没有动摇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