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文法的出现时间

在周朝之前，法律虽未完全显露于世，其执行方式存在一定特殊性。《左传》记载：“实行临事制刑，礼刑不固定结合”这一做法，以执法者决断为准则，对特定违礼行为施用刑罚，完全凭执法者的判断。而春秋时期，为了推进社会改革，争取法律公开成为推行社会改革的正当举措。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郑穆公的孙子）在周朝鼎上的刑法铸就了这种固定的法律。这种做法遭到了保守贵族的批评。《左传》记载：“对一定违礼行为施用何种刑罚全凭执法者的决断”表明，这种制度让断狱者必须用心体会礼的要求。 晋国大夫叔向认为，道德习惯的控制力远超成文法，单纯依靠法律可能引发刁民钻空子，从而增加社会动乱。郑国子产针对这一问题回答：“要通过铸刑书建立新的道德”，他认为道德习惯在一定条件下可发挥控制作用，单靠法律难以完全约束行为。 子产执政一年后，郑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秩序。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和荀寅将前执政者范宣子制定的刑法铸在鼎上公布，这便是所谓的“刑鼎”。此后，各诸侯国的法令编纂接踵而至，晋国有法典被编纂、实行，法律公开成为历史新常态。 公元前407年，魏相李悝综合各诸侯国的成例，拟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的刑法典《法经》。这一法律的秘密出台宣告了法律公开的历史进程，从此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法律正式公之于众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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