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学史之明代文学概述

明代文学概述
　　德国博学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他借重中国文明无情地鞭笞了欧洲的基督文明。而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也讥讽了那些自以为是最高文明的基督信徒，指出当中国已是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以治理国家的时候， 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且不说唐朝那恢宏的气魄，蒙军的饮马地中海；只明朝文学而言，当你的目光聚于一些伟大作家及其伟大作品时，你也不禁会同意他们的观点。当罗贯中、吴承恩早已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佳作时，法国文学巨人拉伯雷于１５３２年才出版了没有严密结构，人物外形描绘前后不一致的《巨人传》，薄伽丘于１３４８- １３５３年才创作了成就不是太高的《十日谈》，欧洲文学史上的著名典型唐吉诃德的问世，那却是１７世纪的事了。当成书于嘉靖末到万历中期的《金瓶梅》问世时，莎士比亚可能还在伦敦街头漫游，担心着下顿饭的着落。
　　巨人自有巨人的优势，但巨人也有巨人的弱点。综观明代文学，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已经开始衰微，但小说、戏曲却奇异地繁荣起来，尤其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十分辉煌。
　　明代文学是指从朱元璋即皇帝位的１３６８年始，到１６４４年李自成的义军推翻明朝的２７７年间的文学现象、文学创作实践及理论。这２７７年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明初，从开国（洪武）到天顺时期（１３６８- １４６４年），约１００年；明成化到隆庆时期（１４６５- １５７２年），１００多年；明万历时期（１５７３- １６２０年），４７年；明末，泰昌、天启、崇祯时期（１６２１- １６４４年），２０余年。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的发展既受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促进着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这里包括经济、政治、哲学、民族心理等；而且文学又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明代的文学发展可明显看出存在两个大的层次：元末明初战乱时期的文学；明统治进入和平时期的文学。
　　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引起了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席卷全国。明太祖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各割据势力以后登上皇位，随即又派大军扫荡山东、两河，收复大都，驱逐了元顺帝，统一了全国。元末的战争从韩山童、刘福通起义始，到朱元璋登基称帝，前后历时近２０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陷入战火之中，战争又影响到知识分子作家及其创作。
　　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影响人们的心理、情感，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于生活的体验，思考，对于人生的再认识，从而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他们更多地接近了生活，走出象牙之塔，创作的视野扩大了，因此会产生一些好的作品，有时会有流传千古的佳作。正如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为《战争与和平》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如果没有特洛亚战争，不知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会写些什么内容；同样，元末明初的战争也给明前期的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产生了不少的佳作。
　　随着明王朝的建立，政权的逐渐稳定就成了当务之急：马上得江山，接着是如何保江山。
　　历史上的统治者，不论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在其取得政权以后，总是用两手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开动国家机器维护其既得利益，辗死那些危害及企图动摇其统治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使人们自觉地服从其统治。
　　明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元末的农民战争，他们深深地懂得农民起义的原因，因而善于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实行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同时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政治统治的逐渐稳定，统治者在文化思想上又实行了严酷的控制：一方面大兴 文字狱 ，另一方面又采取笼络钳制手段，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这样，不仅不会出现如盛唐那样阔大的胸襟，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障碍，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作品也就寥寥无几。再加上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族的智慧，个人的才能，都受到了遏制，文化视野也随之缩小。
　　明初的一些作家，从战乱中来，他们的作品大都带着现实的成分，成就较高。当明朝政治稳定下来之后，许多作品便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缺少现实因素。
　　诗文领域内，元末明初的作家作品中，不少都可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宋濂、刘基、高启等人，都有一些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他们或以诗，或以散文，或以传记，或以寓言取胜，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相继问世。但随着时代的迁移，统治阶级的政策奏效，一些为统治者服务的皇亲、权臣、道学儒生把持文坛，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宣扬教化、消遣享乐的 台阁体 生而逢其时，杨士奇、杨荣、杨溥为其代表。他们的诗作表面看来雍容华贵，实际上内容极其贫乏，诗歌里充溢着应制和颂圣之作，艺术上平庸呆板，了无生气。但由于他们显赫的地位，当时竟有不少的追随者。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个别诗人如于谦等不为所困，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尚能透过歌舞升平的景象，看到社会中的明显矛盾，对人民的悲惨命运也表现了同情。任何事物，有其盛必有其衰。其后广大诗人对 台阁体 的作品有所不满，继起的是以李东阳为首的 茶陵诗派 ，他们想以深厚雄浑来代替啴缓冗沓的 台阁体.可惜的是，他们过分地注重了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等形式，内容却远离人民，反而开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先河。
　　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两部具有重大成就的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罗贯中在战乱中因避乱而浪迹天涯；施耐庵据说也曾参加过张士诚的部队。正因为他们有如此独特的生活经历，再加上在宋元以来关于水浒和三国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才写成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演义》以宏伟壮阔、严密精巧的结构，曲折离奇的情节，再现了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作品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刻画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诸葛亮的聪明智慧，关羽的侠肝义胆，张飞的鲁莽坦率，赵子龙的英勇骁战……都显露出独到的艺术魅力。与《三国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则集中笔墨于农民战争，展示了宋江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全过程。作者虽然仍从维护封建制度出发，称颂了义军的 受招安 之举，但作者首先把触角伸向了历来为统治者所污蔑、攻击的农民起义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艺术视角。
　　同时作者也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绘，热情的歌颂，不少英雄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如鲁智深的嫉恶如仇，武松的刚烈义气等，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这两部巨著，一方面是对前代宋元话本创作的继承发展，同时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也有巨大的影响。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小说创作方面几乎空白，这与当时的文化钳制有关系，也与统治者的收买笼络有关系，只产生了少数缺乏艺术生气的作品。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祯仿此而作的《剪灯余话》两部传奇小说，是明前期有代表性的短篇文言小说，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作者抱着明确的 劝善惩恶 的目的，宣扬因果报应，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戏剧与现实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明初统治者加强控制，使之更好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严酷的禁令，对于戏剧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剧创作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官僚地主的作品，如宁献王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朱有燉的《诚斋乐府》，这些宫廷剧作家的作品，内容可取者甚少，但在研究音律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杂剧曲谱。除了这些宫廷御用的剧作家以外，刘东生，贾仲名，杨景言等人，在杂剧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爱情戏剧方面。
　　明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生产力的积累，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耕作技术提高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产量也有所提高，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同时，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冶铁、制瓷、纺织、制盐等方面都有了精细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量。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小生产者有较多的可供出卖的劳动产品，商品经济又随之发展起来。无锡有 乡民食于田者唯冬三月.市场经济初具规模，如福建的黑白砂糖和广东的锡器，不仅畅销国内，还有一部分远销日本、南洋等地；景德镇即为著名的瓷都。
　　几千年一直流传下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这在中国可谓大事，给一潭死水的封建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印刷业特别发达，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为成化到隆庆时期的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繁荣和广泛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对人们的思想也起着一种巨大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会促使文学的相应发展，但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不可低估。成化至隆庆时期的政治已出现了腐朽没落的现象。
　　官僚机构的膨胀，宦官队伍的日益壮大，再加之皇权政治的日益腐朽堕落，在这一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王朝刚建立时，官僚队伍相对较小，也较廉洁，但权力的诱惑及维护国家机器的需要，逐渐地使官僚队伍不那么精简，也不那么廉洁了，明洪武时官员２４０００余名，到了成化时为８００００余名。这时的太平皇帝大多荒于政事，武宗就是典型的荒淫无道的皇帝，奢侈淫乐，劫掠财物，掠夺妇女，无所不为，以至于 市肆萧条，白昼闭户.皇帝如此，大批官僚地主更是有恃无恐，剥削无度，大量霸占土地。武宗曾把大片土地分赐给贵族和宦官，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后被迫流亡，因此流民问题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叶留宗、邓茂七等的起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并不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宦官擅权，搞得当时政坛乌烟瘴气，刘瑾除拥有东西二厂外，又设内分厂，一家有事，邻里皆坐。世宗时曾颁布了一些 改革 的诏旨，但很快又 收回成命 ，他自己经年不朝，迷信道教。以后，严嵩父子又执政２０多年，政治十分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了隆庆时期已呈现出军政败坏、财政破产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当时的文学作品有所反映。
　　弘治、正德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从挽救统治阶级政治危机的愿望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 心学 ，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有广泛的影响，复古主义的重新兴起，与此不无关系。王守仁以 良知 为前提，提出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肯定 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他认为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么什么是心中之贼呢？他说：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念 ， 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即利欲为心中之贼，正是因为人们追逐功利，圣人之道才日渐衰微，所以他总结说：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倡，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王文成公全书》）因此他的 心学 继承了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的 存天理，灭人欲 的学说，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要求人们保持内心的平衡，自觉地遵守 理 ，这样，封建的秩序也就得以巩固。但王守仁又反对程朱理学那套束缚人性的教条，他曾说： 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装道学的模样 ，这又给文学上反对复古，主张创新，独抒胸臆，提倡卓然独立，自成一家的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如唐宋派。
　　诗文历来作为中国正统的文学，经过明初台阁体的冲击，似已走到了绝路，偏离了 诗言志 的标准，于是复古主义成为必然，以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等为代表的 前七子 ，他们强调 诗必盛唐、文必秦汉 ，一时摹拟古人，蔚然成风，文人学子，趋之若鹜。在前七子声势煊赫之时，出现了并不盲从， 不拘成法，风格平易浅显 的吴中诗人，以唐寅为代表，对前七子的复古主义有所冲击。继 前七子 后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 后七子 ，他们继承了 前七子 的 是古非今 的传统，更进一步地倡导 格调法式 ，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式上摹拟剽窃古人。他们一扫 台阁体 的影响，创作了一些托事感时，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
　　由于 后七子 的号召，他们将复古主义推向了极端，甚至鼓吹 视古修饰，宁失诸理 ，其声势巨大，出现了 后五子 、 广五子 、 续五子 等继承其衣钵的各派。但物极必反，由于他们自身理论的缺点随着发展而愈发暴露，再加上徐渭、汤显祖等人的反对，彻底地消除复古倾向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与此同时，作为前后七子反对派而出现的，有以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为代表的 唐宋派 ，有以杨慎、皇甫冲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前者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在肯定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同时，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法度，他们直抒胸臆，强调文从字顺，朴素自然，以此来反对 文必秦汉 的主张。后者则不傍门户，自成一家。但唐宋派的创作只限于散文领域，同时他们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而皇甫冲等人在诗歌领域内没有创作出有力的作品来与前后七子抗衡；再加上前后七子的主张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夏古主义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戏剧创作方面，掀起一种 以时文为南曲 的逆流。成化年间号称理学名臣的丘濬作《五伦全备记》，充斥着露骨的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美化官僚地主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有多少艺术价值，因此成化前后戏剧创作萎靡不振。
　　到了弘治、正德年间，一批被统治者挤出统治集团的作家，如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人，对于统治集团的腐朽性多少有所认识，王九思的《杜甫游春》，康海的《中山狼》，以及传奇《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明珠记》、《绣襦记》等代表性作品，直接将现实生活的题材搬上舞台，表现了强有力的生命力，反击了戏剧创作中那种歌舞升平，为封建道德伦理作注解，充满说教和规劝气味的创作逆流。从成化年间开始，传奇戏曲有所发展，为以后传奇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散曲在元代兴旺之后，到了明代，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作家和作品，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此时散曲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家和作品，以康海、王九思和常伦等人为代表的清丽派；以陈铎、冯惟敏、薛论道、金銮等人为代表的豪放派。清丽派的作家们多叹世乐闲之作，但其隐居乐道的背后，也不时透露出对官场、对世情的感叹，呈现出清丽委婉的艺术风格。豪放派的创作，多反映现实生活，或讥讽，或笑谑，或揭露，谴责，关注，抒情，往往都沉厚真挚，即景抒怀，朴素风趣，富于生活气息，其艺术风格则豪放恣肆，慷慨悲凉。冯惟敏被称为曲中的辛弃疾。他们努力突破传统的束缚，在题材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但仍没有完全摆脱陈陈相因、消极颓废的色彩，题材不广，境界不高。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问世，又出现了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典型作品——《西游记》，吴承恩虽处于前后 七子驰骛天下 的时代，但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容易理解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的思想感情，塑造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定要让玉皇老儿让出天宫的叛逆者——孙悟空的形象。在那视皇帝为天子且厂卫横行的年代，作者敢于描写孙大圣藐视一切，大闹天宫，不可不谓作者的胆识过人。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西游记》的问世，影响巨大，引起了人们对于神怪题材小说的广泛兴趣，出现了一批神魔志怪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万历时期，由于当时的经济、政治、哲学思潮对于文学的影响，文学创作中复古与反复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文学解放思潮冲击文坛。嘉靖以后，小说，戏曲得到了发展，到了万历时期，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也比较广，正统的诗文理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呈现加速运动的势态，尽管腐朽的统治能一定程度起阻碍作用，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带动生产关系的发展。明中叶后，农业和手工业缓缓地向前发展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也比前代繁荣，农村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某些可喜的变化——农业雇工的出现，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松弛了，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田入佃手，其狡黠者，逮负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手，佃乃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之谣.随着经济的发展，雇工、手工业者、作坊主、商人出现了。尤其是商人的出现，他们割断了小手工业者和制成品市场的联系，也割断了他们与原料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成为产业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要求人们的意识，观念与之适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精神基础，否则，让具有小农经济观念的人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想象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当时的文艺复兴对于人的肯定，对于中世纪愚昧思想的冲击有关。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也壮大起来，首先他们就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显现出较强的生命活力。他们要求把人们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著名的思想家李贽的 异端邪说 ，都富有叛逆精神，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心学中的反道学的积极因素，肯定了人的价值。
　　如王艮认为 良知 是平易的，非玄妙的，又认为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 ， 百姓日用有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而李贽则更进一步，认为吃、喝、拉、撒、睡是人的自然要求，充分地肯定了 人欲 的合理性。
　　他轻视《论语》、《孟子》、 六经 ，把历史上的 圣人 ， 山人 说成是欺世盗名的 商贾 和 穿箭 ，虽其观点有片面的一面，但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李贽在文学上一反前人的传统观点，把明小说、戏曲与古之秦汉的文，六朝诗对等，这种大胆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文学上影响巨大。
　　封建社会的政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总是在清明——腐败　——灭亡的轨迹中打转，不论其当初多么廉洁，多么圣明的统治者，时间一长其弱点暴露也越充分。从明中叶开始，到了万历时期，封建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宦官擅权，兼并土地现象非常严重，明初的军屯制度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不仅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削弱了明的边防力量，因此，这个时期边境时传警报。为了解决政治危机，明统治者不知从内部机制的整顿开始，而是增加赋税、徭役和地租，大肆地搜刮本已艰难的百姓，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之后都 身无赋，产无徭，田无粮，物无税，且庇护奸民之赋，徭，税.这种特殊的待遇，一方面引起了土地兼并者肆无忌惮地占有农田，据明万历三十八年清查，无锡县缙绅地主所占土地为全具总额的１／４以上。另一方面又引起国家更严重的财政、军政危机。尽管张居正从挽救 将圮而未圮的大厦 的愿望出发，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但要治本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久张居正即遭排挤，统治者不允许别人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以神宗为首的统治者更加腐朽不堪了，神宗本人荒淫残暴，沉湎于酒色财气之中，他们这种荒淫无耻的生活，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世风日下。加之神宗又扩充宦官队伍，充当矿盐税吏，到处掠夺，引起了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一王朝初建时那种蒸蒸日上的勃勃生机不见了。这些丑恶的东西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马克思说过：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这种 不平衡 的现象，在明万历时期表现了出来。
　　万历时期，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密切了，尤其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市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得到了反映，语言通俗浅近，也贴近群众。《四库全书》说： 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 这是清朝官方面对解放思潮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哀叹。这时期，文学家们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复古思潮，提出了全新的、夺人双目的代表市民文学的新观点，在创作上也实践了其理论主张。
　　诗文作家们，不满于学舌七子所形成的 万口一响 的创作危机，首起的有徐渭，汤显祖，李贽，他们反对复古模拟倾向，徐渭提出 出于己之所得 ，李贽则提出 童心 说，为以后的公安竟陵创作开了先河。公安派则在 童心说的基础上强调 独抒性灵 ， 任性而发 ，竟陵派以钟惺和谭元春为代表，他们想以 幽深孤峭 的风格来增强散文的感染力，形成一种孤峭奇崛的诗风。虽然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于纠正复古之风起了巨大的作用。
　　明代戏剧有两种形式：传奇戏曲和杂剧。明代传奇剧经过中期的繁荣，万历时期达到了顶峰。明初多应制之作，赤裸裸地宣扬忠孝经义；成化至隆庆时期的剧作突破了前期的束缚，增添了现实的内容；万历时期传奇剧作大量涌现，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采，唱腔以昆腔为主，著名的作家作品有高濂的《玉簪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孙仲龄的《东郭记》，此外还有《鸾鎞记》、《玉镜台记》、《双烈记》、《琴心记》等，而吴江派的沈璟和临川派的汤显祖则为此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沈璟注重 音律 ，强调戏曲的语言本色，在理论和实践上维护昆腔的地位。汤湿祖则批判 按字摹声 ，强调 抒情写性，自然而然 ，不为曲律 所束缚，并提出文　学应表达 不可一世 的 至情 ，在唱腔上，他接受海盐腔和弋阳腔。他们的观点与正统的 言志载道 明显地对立着，由于沈汤的影响，他们各有一批追随者，互相对立，促进了戏曲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末，明末戏剧创作基本上分为吴江和临川两大派。剧作内容可分为三类：现实时事剧；讽刺剧；爱情剧。
　　杂剧此时一方面是北曲已成为绝响，另一方面，杂剧在音律上已出现了南北混合的迹象。形式上也摆脱了元杂剧的规范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短剧，同时，一些不讲究戏剧冲突的戏剧小品也出现了。著名的杂剧有《四声猿》、《一文钱》、《骂座记》。但也有一些内容迂腐之作存在，这只是一小股逆流。
　　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使通俗小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作家认识到小说的容量大，反映面广，理论家们给其很高的评价，如李贽就曾把《西厢》与秦汉文、六朝诗并论，袁宏道也称《水浒》为逸曲。加之印刷术、刻书业的进步和发展，为小说的传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徐谦在《桂官梯》卷四引《劝诫类钞》中说： 万历年间，有才子张某…
　　酷爱编选小说，刊行发卖，自谓借人泡影，作纸上机锋，属子虚，无伤阴德耳。 小说的商品化倾向，刺激了小说的创作。万历时期小说创作达全盛时期，尤其是长篇小说，仅留传下来的便达几十部之多，这些小说按内容可分为四种类型。①讲史小说，如《北宋志传》，《新列国志》等。我国历史悠久，浩翰如烟云的史籍客观上为这些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加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借此可使作家托古讽今。讲史小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历史演义——以历史事件为主；另一类为英雄传奇——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英雄传奇在艺术上和思想内容上要高于历史演义。讲史小说继承了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统，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但绝大部分讲史小说比较粗糙，结构不够严谨，人物的形象不够鲜明，这与作家身兼出版商，没有仔细雕刻作品有关。②神魔小说，这类小说涉及神魔鬼怪，充满了奇异的幻想，这与当时宗教的风行有关系。统治阶级一方面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另一方面又求仙访道，信奉佛教，社会上谈妖说怪之风盛极一时，这不能不影响到小说的创作。当然不乏反映现实的优秀之作，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及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等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都占一定的地位。其中《封神演义》所取得的成就最大。③世情小说，最著名的要数明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了，作者署名为 兰陵笑笑生 ，作品以发散式的结构，以西门庆为中心，辐射到统治阶级上上下下互相勾结，包庇为奸，同时又互相争斗的复杂的网状的社会关系，结构完整，注意细节的刻画，语言生动而个性化，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明末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是其明证。④公案小说，这是当时腐朽黑暗的政治的反映，如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不过此时没有产生多少成就很高的作品。
　　模拟话本而创作的小说被称为 拟话本 ，从万历开始拟话本创作之风日盛， 三言 ，及仿 三言 而创作的 三刻 等作品，形成了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这些作品中，原先作为反面形象的商人、手工业者都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一直是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里，这一变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描写爱情时，两性中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偷情、外遇等现象作为正常。
　　但其中也有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糟粕的东西存在。在艺术上发展了话本的特色，但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方面不如话本，鲁迅先生指出 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王，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９卷第２０２页）。
　　张居正改革失败后，天启、崇祯时，明朝已病入骨髓。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各立山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只有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党还算得上一个要求改良社会的政治集团。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总揽内外，专横跋扈，大肆剿捕东林党人，翻云覆雨，无所不为。土地的高度集中，明朝政府又征收 辽饷 、 剿饷 、 练饷 ，农民濒临绝境，倾家荡产，到处流亡，加之天灾、水灾、虫灾，瘟疫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兵变民变迭起，加之关外满族虎视眈眈，风雨飘摇的明政府朝不保夕。
　　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社会的动乱，使作家们有更多的机会面对现实，接触到社会的矛盾，反映社会的变动，感受社会的风暴。
　　在诗歌领域内，万历时期 公安派 诗意浅露，竟陵派诗境狭小，这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不满，当时既是政治团体又是文学团体的复社、几社的诗人们，以陈子龙和夏完淳为代表，立意与之抗衡，他们重新拿起了复古的理论，肯定前后七子的不可掩之功，陈子龙与宋徽舆等编选一部《明诗选》倡言复古，但他们并不一味盲从，而是有所批判，他们的复古，不是对于 前后七子 的简单回归，而是面临严酷的现实，用血和泪凝成的诗文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他们的诗歌克服了模拟之风，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色，缩短了诗歌与现实斗争的距离，倾注了忧愤时乱的沉重感情，悲劲苍凉。此外还有抗清英雄张煌言、翟式耜等也有慷慨激昂的诗篇，但他们大多忙于战事，无很多时间来对作品雕刻，故未免有些粗糙。
　　与诗歌领域创作相仿，散文创作也是一种 回归 ，但现实的矛盾，社会的动乱，常常使这些作家突破自己的理论主张，形成了晚明小品文的繁盛时期。如张谋溥、夏完淳，他们作品质朴元爽，或凝炼。其他如张岱，王思任，刘侗，祁彪德等各有风貌，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戏剧创作领域仍受万历时期吴江派和临川派的影响，临川派以孟称舜、阮大铖、吴炳为代表，吴江派以袁晋、沈自晋、范文若为代表，他们延续了汤、沈的理论。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些才子佳人戏，大多滥调陈词，但也有一些闪耀着新的思想和艺术光辉的作品。其中袁晋的《西楼记》和阮大铖的《燕子笺》最为有名。
　　社会政治的腐朽，统治阶级的堕落，加之《金瓶梅》的影响，小说领域里出现了反映堕落世风和才子佳人的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在内容上有一固定的模式： 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 ，有些作品多描写淫秽的东西，艺术情节变化不大，人物一为才子，另为佳人，最后大多以 大团圆 结尾，如《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等。而另外一些作品则批判了堕落的世风，表现了作家对江河日下的社会的不满，对统治者的罪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揭露。董说的《西游补》是继《西游记》之后神魔小说中出色的一部，有惊人之笔，名为《西游补》，但作者跳出了《西游记》的束缚，托笔幻想，指斥时弊，文笔诙谐，想象奇特，但也明显地受到佛教的 物我皆为空 的消极影响。
　　民歌作为雅文学的对立面，以俗文学的面目出现，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口头创作，又口头流传，在流传中又经过集体修改和加工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民歌从《诗经》中 风 开始，经过汉魏的乐府，到了明代，成为 一绝 ，单人月在《古今词统序》中说：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民歌在明代极为流行，数量可观。由于民歌直接来自民间，感情真挚，语言纯朴，无丝毫做作，带有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明代民歌之所以繁荣，关键在于民歌之 真 ，存天地间至性至情之文，那些无病呻吟，粉饰太平，曲意做作的士大夫是无法企及的。著名的如《锁南枝》，天真、新颖的比兴，表达了一对情侣无间的感情。
　　明代的民歌对文坛的影响也巨大，沈德符曾说有些士大夫 酷爱之 ，如刘效祖、金鸾等。另外明代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传奇等也引民歌，从而使作品更生动活泼。粗犷带有原始气息的民歌，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想象奇特，善用比喻、象征、夸张、烘托等艺术表现手法，语言朴素自然。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有些作品有些猥亵色情的描写。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落。
　　明文学的内容和思想丰富，其特点也鲜明，表现民主思想，追求婚姻自由，诅咒炎凉的世态，反对落后思想的作品在小说、戏曲、散曲中占很大比重，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相发展，在小说中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