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育史之民国体育的发展

民国体育的发展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却又自成一统。而红色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又有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我们从中华民国的体育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两方面来论述民国体育的发展。
　　（一）中华民国的体育
　　中华民国的体育对晚清体育有一定的承继性。因为晚清自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后，体育运动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欧美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随西方的学校教育逐渐传入中国，并经几十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以中国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虽仍在广大地区的民间流行，甚至在农民革命和武装起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已退居次要地位。外国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构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基本内容。所以，我们也花一定的笔墨，介绍一下晚清（１８４０- １９１１年）时期体育的发展状况，以体现民国体育发展进步的承继性和系统性。
　　近代体育发端于洋务运动中新式军队的编练和新式学堂的兴办。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清廷的禁卫军都先后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改习 洋枪 、 洋炮 、 洋操.当时的 洋操 多源自英、美，内容有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新政时期，清政府又重建新军，聘请德国人为教练，张之洞的 自强军 、胡燏棻的 定武军 和袁世凯的 新建陆军 ，都以德国军官为教司，他们给中国介绍了德国的军事理论和技能，也传来了德国体操的许多内容。福建船政学堂等第一批新式学堂，更积极聘请外国人任教师和军事教练、其中尤以德日教师居多。从军事训练的目的出发，这些学堂开始设置体育课。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据《清续文献通考》的记叙，除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身体操练方面，也很重视， 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光绪政要》中，记载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 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 说明体育课的内容有练体力的升降等活动，而且军事训练课，和中学、西学、文事等内容区分了开来，按时单独上课。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课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扛、双扛及爬山等，一部分是德国体操内容，另一部分是日本式的赛跑游戏。
　　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改良维新成为一种思潮。在当时维新派提倡的新学中，也闪烁着近代体育思想的光芒。康有为在《大同书》《小学院》一章中说： 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益舒展……体操场，游乐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 ；在《中学院》一章中，也提出修建 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 ；在《大学院》一章中强调， 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他自己在广州长兴里开办的万木草堂 ，也规定 枪 （兵体操）、 体操 及 游历 为必设的教学内容。梁启超也主张教导儿童 习体操.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他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就注意对儿童和学生进行体操训练.严复则根据进化论原理，阐明了运动强身的道理。在《原强》中他说：身体 逸则弱，劳则强 ； 劳心劳力之事，均沛体气强健者不为功.是说身体不断锻练才强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必须有一个健壮的体魄才能胜任。维新派的这些宣传和实践，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形成了 耻文弱 的良好风气。
　　随后，在革命的声浪中，清政府被迫实行 新政. 新政 中颁行的 癸卯学制 ，就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 体操课 ，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 体操科 时间为２或３小时。规定小学 体操要义 ，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展，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 ①。对中学和师范学堂的 体操 则强调 实用 ，规定 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而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而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 高等学堂的体操同样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奏定学堂章程》强调，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科 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确指出， 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 ， 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则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受军国民主义的影响，清末民初各学校的体操课，除一些徒手体操和轻械体操外，多半是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之类的兵式体操。其呆板枯燥和不适应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弊端，已经受到了时人的批评。
　　受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 新政 中各学堂的体操教员多由中下级军官充任，他们的不能胜任和学校的不断增多，使体育师资缺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培训体育师资成为当时的一项急务。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清廷学部通令全国，要求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 附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法等。名额百名，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在此前后，赴日专攻教育和体育的留学生，也纷纷回国举办体育学校和体操专修科。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后，除了一些短期训练班、传习所外，新创办的公立私立体育专门学校和体操专修科主要有：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１９０５年）、江苏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１９０６年）、四川体育专门学堂（１９０６年）、王氏树人学堂体操科（１９０７年）、四川耀梓体育学堂（１９０７年）、河南体操专科学堂（１９０７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科（１９０７年）、奉天师范学堂体操科（１９０７年）、中国体操学校（１９０８年）、中国女子体操学校（１９０８年）等。它们的教学内容有：体育学、教育学、解剖学、生理学、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这些学校和专科大都在辛亥革命前夕停办，办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前者由留日学生徐一冰、徐傅霖和王季鲁创办于上海（民国九年迁浙江吴兴），修业年限两年，至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停办，共毕业学生３６届，１５００余人，好多学生毕业后，又在各地创办了一些体育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也设于上海，后改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停办，共毕业学生４６届，１７００余人。这些体育学校和专修科创办后，虽然体育师资仍供不应求，但多少得到了缓解。
　　①　　 《中国空气动力学发展史》编写筹备组：《冯？卡门中国之行》，《编务通讯》，1982.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等运动及其竞赛活动，首先是由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开展起来的。１９世纪后半叶和２０世纪初，英、美等国各教派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无正式的体育课，只在课外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并组织代表队和运动竞赛。如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前后，上海圣约翰书院开展了田径运动，并举办了以田径为主的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前后，北京汇文书院、北京通州协和书院开展了棒球运动，组织了棒球队，还开展了墙球、网球、足球等运动。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后，一些学校组织了以田径、球类为主的校际运动会，如苏州的 联合运动会 等，有些学校还与外国驻军进行球类比赛。基督教青年会也在体育方面积极活动。一是传播近代体育。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
　　美国在天津介绍了筐球（篮球）运动。光绪三十至三十四年（１９０４- １９０８年），天津青年会干事Ｃ。Ｈ。罗伯逊曾到京、津讲演 西洋体育 ；上海青年会干事Ｃ。Ｈ。梅克洛也在沪、宁一带进行有关体育的演说。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后，梅克洛任南京高师体育科主任，编纂了不少体育教科书；２０年代初期又在东南大学体育科创办了《体育季刊》。此外，津、沪等地青年会还经常组织体育表演，并建造体育馆、游泳池等体育场所。二是组织并操纵早期的运动竞赛。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在南京举行的 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认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是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筹办的，该会体育干事美国人Ｍ。Ｊ。埃克斯纳任此次运动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后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名义上由北京体育竞进会组织，实际上也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筹办的。民国二至十二年（１９１３- １９２３年）的远东运动会，其筹备、选拔比赛等工作，也都由青年会的外国干事所把持。直到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
　　因人民的强烈反对，这种现象才结束。三是培训体育专业人员。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了 体育干事训练班 （后改为 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上海女青年会开办了 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天津青年会也开设过 体育干事训练班.外国教会影响、制约中国体育的发展，这是中华民国体育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
　　这个包袱和晚清辛辛苦苦打下的以西方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为主流的近代体育基础，以及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并不断发挥作用的、以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就构成了中华民国体育发展进步的具体历史背景。
　　中华民国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开展体育运动受到种种限制，但随着时代前进的大趋势，体育也在不断地发展中，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点。
　　２０年代是旧式体操体系（包括德国式体操、瑞典式体操、日本式普通体操及兵式体操等）在中国由盛而衰，英美竞赛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时期，也是田径、球类等运动进一步开展，学校体育得以更新的时期。３０年代是体育运动相对高涨、体育体系的形成时期。４０年代是体育运动的低潮时期。根据这些总体情况，我们择其大要者，从学校体育、五四运动的影响、体育团体、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运动竞赛活动几个方面，对中华民国体育做一轮廓性的勾勒。
　　学校体育方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于民国一至二年（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年）颁布了 壬子癸丑学制 ，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的 学校令 和 施行规则 ，规定中小学仍设 体操 一科，每周３小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两种，兵式体操尤宜注重.可见，因这一学制与清末的 癸卯学制 都是仿照日本的学制系统而制定，所以其在体育方面的规定差别并不明显。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获得总锦标的好成绩。但参赛运动员多为教会学校师生，公立学校无能插足者。受这一现象的刺激，这年教育部指令公立学校 引导学生于体育正课之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课，尤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宜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砺…….此后，公立学校特别是普通中等学校就出现了 双轨制体育 ：一方面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课外活动中田径、球类等竞赛性活动也不断开展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教育科学的进展和一些新教育学说的传播流行，各国体育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以培养 军国民 或 优良士兵 为目的的 体操 体系渐次衰落，而生动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活动、游戏渐渐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中国受五四运动的推进，学校体育更新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也呈现出了相类似的趋势。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案中指出： 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应加以改进。 一些学校纷纷自行废止兵操。民国十一至十二年（１９２２- １９２３年）北洋政府颁布仿照美国学制而制定的 壬戌学制 及其《课程纲要草案》时，正式将学校 体操科 改为 体育科 ，规定其内容以田径、球类等运动、游戏为主，并一律剔除了兵操。这是体育史上的一大进步。２０年代以后，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渐统一，竞赛性活动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展起来。许多学校成立了运动部，建立了各种运动代表队，各校间经常进行比赛。但是锦标主义日益盛行，体育活动的目标渐渐趋向夺标夺魁，而不是力求使广大青年学生从中受益。
　　３０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学校体育渐有一些具体规定。如民国廿年至廿一年（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年），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中学与小学的《体育课程标准》，对体育课的学时、内容和授课方法等做了划一规定。民国廿五年（１９３６年）
　　公布了《暂行大学体育纲要》，随后又制定了中小学男女生《体育教授细目》，民国廿九年（１９４０年）还公布了《体育实施方案》和《各级学校设备暂行标准》，做了更进一步的具体规划和规定。但由于这些文件本身有好多不切合实际之处，贯彻又不力，学校体育经费无保障等原因，实施过程中并未产生多大效果。所以，当时各学校在体育实施方面仍各行其是，并未划一。据民国廿二年（１９３３年）的调查，北平、天津各大学中，有的有体育正课（如清华大学每周有４小时体育课），有的只有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如南开大学、北大工学院等校，课外活动的参加者，全校千人中只有几十人），有的则仅有短时间早操。至于中小学校，因绝大部分体育教师未受过专业训练，实际是会什么就教什么，许多学校的体育课都以 自由活动 或自由打篮球来搪塞。当然，也有少数学校体育开展较好，形成较２０年代相对高涨的形势。抗战爆发后，不少学校解散或迁往内地，受体育经费、场地、师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开展正常的学校体育运动已难保证。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总溃败的前夕，学校体育呈普遍没落景象。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３０年代前半期，体育的专业教育发展比较迅速，众多的体育系、科、学校纷纷设立，其中办学校较正规且历史较长的是南京和北平的两所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南京高师体育科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改为东南大学体育科，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改为中央大学体育系，抗战期间迁至重庆，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增设两年制体育科，此后科、系并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所开课程，基本上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运动场地、设备在各校中也是较好的，但教学中有学科重于术科的倾向。民国五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年（１９１６- １９５０年）该系、科共毕业学生３８０多人。北京高师体育科（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民国六年至卅七年（１９１７- １９４８年）共毕业学生５００多人。可以看出，当时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数量不少，但招生人数并不多，毕业人数也就更少。抗战前体育毕业生最多的年份，也只有１５４人。
　　五四运动的影响方面。五四运动是一次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五四运动首先促进了中国人民收回体育主权。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制定规则用中文、器材用国货，表现了由反帝带来的爱国、独立意识。其次，因为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扩大影响，体育也愈来愈走向科学和民主化。由于提倡民主和男女平等，女子体育得到了发展；隶属于军国民主义的简单枯燥的兵式体操不受欢迎了，代之以更适合青少年生长发育强身壮体的活泼有趣的球类、田径等项目的推广。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列主义的传入，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科学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体育论文。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年轻的毛泽东以 二十八画生 为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辩证和唯物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体育的目的、意义、科学价值和作用以及锻炼方法、注意事项等，是较早的一篇重要的体育科学论文。恽代英同年发表在《青年进步》杂志上的《学校体育之研究》，针对当时学校体育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正确论述了体育的主要目的，并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可行的改革建议，是另一篇重要的科学的体育论文。
　　体育团体方面。近代中国的体育组织，出现在２０世纪初。当时，留日归国学生纷纷在江、浙、粤等地创立体育会，倡行军国民主义，这些组织多成为革命志士暗中联络和聚集革命力量的机关。这时广州和香港也出现了一些旨在提倡与组织运动竞赛的体育团体。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随着竞赛性运动的盛行，各种体育团体相继涌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精武体育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精武体育会是一个组织庞大的群众性体育团体，其前身是上海精武体操学校。该会以研究武术、提倡近代体育为宗旨，除推广中国传统武术（如名扬四海的精武拳等）外，还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等１０余种近代体育项目。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秋成立女子部。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后，又向华南及南洋一带发展，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华侨聚居地相继设立分会。至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共成立总分会４２个，会员约４０万人。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其首任（１９２４、８- １９３３、９）名誉会长是王正廷、张伯苓，名誉主任干事沈翮良。该会先后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设办事机构。它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会务是：进行国际间有关体育问题的通讯交往；引进及审编各种业余运动规则；主办分区足球赛和轮值在中国举行的远东运动会；选拔出席远东运动会、奥运会及戴维斯杯网球赛的选手；审订每年全国田径及游泳运动最高记录；出版《体育季刊》杂志；协助各地组织进行活动并解答有关各地关于运动裁判及疑难问题。可见，该会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体育界的权威机构。该会成立后，除办理上述事务外，还参与筹办了中华民国第四、五、六、七届全国运动会，代表中国陆续参加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等单项运动的国际协会。
　　体育管理体制方面。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当局没有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官方对学校的管理，主要通过教育部和一些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发布有关指令和决议来实现。如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教育部指令各公立学校开展课外活动，并于春秋两季召开运动会；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会议通过决议， 推广新武术 ，并把其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 体操课程 等等，都是其表现。由于缺乏管理体育的机构和制度， 指令决议 的贯彻实施都大打折扣，全国范围内体育运动的开展也处于自发阶段。
　　有鉴于此，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以后，受其它国家的影响和国内许多体育界人士的推动，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管理体制。这年十二月，大学院（当时负责管理全国学校和教育）召集部分体育专家于南京成立 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 ，作为当时的全国体育的中央管理机构。进入３０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行政机构。民国廿一年（１９３２年）在教育部下设体育委员会（后改称 国民体育委员会 ），专门负责设计指导、督促全国体育工作，各级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民国廿二年和廿五年（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
　　教育部还先后设置 体育督学 和 体育组 两个系统，前者负责督促、检查各地对体育法规的执行，后者主管学校体育、军训和童子军训练。除上述行政机构外，在国民党党内、军内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内，均有相应的体育管理机构。
　　体育运动竞赛活动方面。中华民国时期，规模较大的体育运动竞赛活动有地区性运动会、全国性运动会、派人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
　　地区性运动会包括华北运动会和华中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项目，第一届只有男子田径；从第二届起（１９１４年），增加了男子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和网球；从第十一届起（１９２４年）又增加了男子体操（器械）表演；第十四届（１９２９年）起陆继有了女子田径、篮球、排球和垒球；从第十五届（１９３１年）起，有了男子摔跤、武术表演项目；从第十七届（１９３３年）起，有了冰球和滑冰两项。比赛成绩也较好，突出的有：在第十八届（１９３４年）华北运动会上，白春育创造了１２磅铅球全国记录，成绩是１４。２９２米，焦玉莲创造了女子１００米全国纪录，成绩是１３″２，这两项记录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第十五届（１９３１年）华北运动会上，哈尔滨队创造的女子５０米×４接力全国纪录（成绩２８″６），也保持了１８年未被打破。华北运动会共举办了１８届，历史较长，运动项目也较齐全，比较正规，积极地促进了华北和全国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华中运动会是在 华中体育联合会 筹组下召开的。参加单位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４省。从民国十二年至廿五年（１９２３- １９３６年），共举办了６届，会址分别在武昌、长沙、南昌、安庆。运动项目的发展情况如下：第一届仅有男子田径、篮球、排球，从第二届（１９２４年）起，增加了男子游泳、足球、网球项目；从第三届（１９２５年）起，又增加了棒球；第四届（１９３０年）起，开始有女子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第五届（１９３５年）增加了女子游泳和垒球。此外，每届均有武术和体操表演。历届运动成绩以湖南较好，但总起来看，华中运动会成绩不如华北运动会。
　　全国运动会，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后来被民国认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起，到民国卅七年（１９４８年），共举办了７届。
　　第一届全运会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十月在南京劝业场召开，规定以华北、华南、上海、吴宁（苏州、南京）、武汉５个区为参加单位，参赛运动员１４０人，竞赛项目有田径、网球、足球和篮球。比赛结果，上海区获高等组田径、网球两项冠军，获总分第一；华北区获中等组总分第一；圣约翰书院获学校组总分第一；华南区获足球冠军。
　　第二届全运会以全国东、西、南、北４部为参加单位，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五月在北京天坛召开。竞赛项目比上届增加了队球（排球）、棒球两顶。
　　比赛结果，北部获田径、篮球、队球、棒球冠军和网球双打冠军；南部获网球单打冠军；东部获足球冠军。计算总分，北部名列第一。
　　第三届全运会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及武汉体育界人士筹办的，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五月在武昌跑马场召开，以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５区和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参赛运动员３６０人。比赛结果，华东足球、棒球及网球双打获胜；华北田径、篮球及网球单打获胜；华中游泳获胜；华南排球获胜；华北获总名次第一。这届运动会明显的特点是：外国人操纵运动会的局面有所改变；女子开始参加表演（球类、武术、器械体操）；田径赛之丈量由以前的英尺制、码制，一律改为米制。
　　第四届全运会由全国体协具体筹办，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四月在杭州梅东高桥举行，参赛运动员１６３０人，较以前大幅度增长。这次运动会首次改以省、市、特区及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首次增设了女子组；采用锦标制，男子竞赛设田径、全能、（五项、十项两种）、游泳、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８种锦标，女子设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四种锦标。比赛结果，以上海、广东、香港为优。
　　第五届全运会由国民党政府 全运会筹委会 筹办。民国廿二年（１９３３年）十月在南京中央体育场召开，参赛运动员１６３０人。这次运动会增设了男子 国术 （武术）锦标，且将田径锦标分为田赛与径赛两种锦标。比赛结果，上海名列前茅。田径项目创造了一些好成绩，如刘长春创造了男子１００米跑全国纪录１０″７和２００米跑全国纪录２２″１，赫春德创造了跳远全国纪录６。９１２米等。
　　第六届全运会民国廿四年（１９３５年）十月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参加运动员增加到２３４８人。竞赛项目与上届相同，增设了举重、竞走、马球、小足球、摔跤、自行车等表演赛项目。结果仍以上海成绩最优。
　　第七届全运会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时期的最后一次。民国卅七年（１９４８年）五月也是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参加单位共５０余个，运动员２７００人。竞赛项目中增设了男子举重、拳击和男女乒乓球单打、摔跤，还增加了男子器械体操（包括单、双杠）、跳水、水球、棒球、射箭、拳术等表演，以及女子射箭、拳术及举重表演项目。比赛结果，香港队获男、女总分第一。
　　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时期全运会虽然在项目、参赛人数等方面有所发展，但运动技术水平和成绩的提高却相当缓慢，许多项目的成绩更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派人参加了从民国二年至廿三年（１９１３- １９３４年）的第一至十届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是远东国家的区域性国际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赛、径赛、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８项，第九、十两届增加了全能项。各项均设锦标，并在此基础上设总锦标。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作为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运动会和体育组织，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为国奥所承认。此后，比赛规则、项目、记分方法、丈量制度均受奥运会影响而渐趋规范化、标准化。 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坚持拉满洲国入远东运动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第十届后的远东运动会因无法继续举办而宣告解散。中国参加历届远东运动会的成绩，以第二届为最优，名次在菲律宾、日本之上，获得总锦标。足球队实力也一直保持不败，除第一届获亚军，第九届与日本平分锦标外，余８届均获冠军。历届田径、游泳比赛中，中国运动员也夺取了一些单项冠军。
　　自从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中国体育界人士、远东运动会的赞助者王正廷以个人身份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中国开始与奥运会发生关系。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宋如海出席参观开幕式。民国廿一年（１９３２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国民党政府原不打算派代表出席，但因日本声称要派两名中国选手代表满洲国参加这次奥运会，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促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募资派遣田径选手刘长春和教练员宋君复前往参加比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中国派遣１４０人的代表团出席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其中，男运动员６９人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游泳、举重、自行车的比赛，并有武术运动员前往表演。比赛结果，除符保卢的撑竿跳高以３。８０米的成绩取得决赛权外，其余各项均在初赛中被淘汰。 中华赴欧体育考察团 也随同运动员前往。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中国还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参赛选手有足球２０人、篮球１０人、田径３人、自行车和游泳各１人，无女选手，还有３０人的随行者，比赛结果，各项均在预赛中被淘汰。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参加比赛的三次奥运会都没有实现０的突破，这一重任只好交给后来者了。这一现象，不能不说反映了当时中国体育的整体水平。
　　（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
　　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后，通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和保卫根据地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体育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
　　（１）红色根据地及红军中的体育。中国共产党首批创立的红色苏维埃根据地，有广东海陆丰、井岗山、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广西左右江、陕甘和海南岛琼崖等１０多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赣南闽西，即中央苏区。这里的体育活动最为活跃，无论工厂、机关、学校、连队，都普遍了 列宁俱乐部 （也称 列宁室 ），由它在工会和青年团领导下负责筹办、组织各单位的文化体育活动。据统计，中央苏区曾有列宁俱乐部１９１７个，参加文化体育活动的固定会员达９。３万余人，形成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风气。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带头参加体育锻炼，毛泽东坚持冷水浴、做早操、跑步、爬山、打篮球、踢足球。他还和徐特立等领导修建了瑞金沙洲坝的大运动场。
　　朱德、邓发、张爱萍、杨勇等经常打篮球、排球；任弼时当时是苏区中央局篮球队的中锋；邓小平、聂荣臻经常跑步；红军女子大学校长康克清曾带领学生在双清桥下游泳。
　　中央苏区的学校、机关体育也相当活跃。中央苏区有３０００余所列宁小学，学生１０余万人。列宁小学和儿童中广泛开展了徒手操、表情歌舞、游戏、舞蹈、秋千、拍皮球、叠罗汉等多种体育活动。苏区的少先队设有中央总队部，由周恩来兼党代表，总队部下设有专门的 体育训练委员会 ，少先队员在站岗、放哨、当交通员等协助保卫活动中，经常手持一根棍子进行操练。
　　每逢大的节日就进行各种体育比赛。如民国廿二年（１９３３年）先后在瑞金、宁都举行了以步伐操练、散兵群、瞄准、投弹等为内容的 闽赣两省少先队军事体育比赛大会 和以篮球、足球及各种田径项目为内容的 闽赣两省少先队运动会.中央苏区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也经常广泛开展体育活动。苏维埃大学经常开展的体育项目有足球、篮球、乒乓球、单杠、双杠、赛跑、竞走等，还举行过有关体育活动的讨论会。在机关干部中盛行球类运动，不少机关都组织了球队，经常互相比赛。篮球以少共中央篮球队实力最强，曾在民国廿二年（１９３３年） 五卅 全中央苏区的运动大会上，打败了所有对手，取得大会篮球赛冠军。
　　中央苏区每逢 五一 、 八一 、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以及 三一八 、 五卅 、 九一八 等纪念日，几乎都要举行各种运动会。竞赛活动往往结合军事体育、政治教育和文娱表演进行。在举行各种田径、球类项目比赛时，常常有障碍跑、投弹、刺杀、马刀、抬担架、爬云梯等比赛；也进行游戏、跳舞、高跷、霸王鞭、表情歌舞等表演和比赛；儿童的比赛中有竹箭射击、打野外等项目。民国廿二年（１９３３年） 五卅 纪念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 ，计有３００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少共中央队获篮球、排球冠军，红军学校队获足球冠军。运动会后还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大会，这是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体育组织。
　　其它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不同规模的体育运动。如方志敏领导创建的赣东北苏区，在民国廿年（１９３１年）曾在列宁公园附近修建游泳池，平整大操场，并以此为场所经常开展田径、球类、游泳、军事体育以及秋千、举石担、爬山、武术等民间体育活动。每逢春、秋两季还召开 赤色运动会.各地苏区的３０万红军，是苏区的开拓者、建设者和保卫者，也是苏区体育的骨干和先行者，体育运动是红军进行战备训练、增强战士体质、活跃部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军事体育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井岗山时期，红军领导人经常带领部队，结合练兵进行爬山、行军、打野外、做游戏等活动，部队常被分做两支，在山下集合，一声令下后就比赛爬山夺红旗，优胜者往往发给３发子弹、两片烟叶或１双草鞋。红一方面军和其它红军，结合练兵开展了射击、刺杀、劈刀（ 马刀花 ）、爬山、跳障碍、爬云梯、木马、投手榴弹、过独木桥等军事体育项目。还普遍采用每天出３次操、上两次理论课的 三操两讲堂 制，上述军事体育项目，就是出操的主要内容。
　　此外，跑步、爬绳、跳高、跳远、撑竿跳高、投标枪等项目也紧密结合战斗需要开展。另外，在连队俱乐部领导下，也开展各种球类、单双杠、打秋千、舞蹈、游泳、棋类等文化体育活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 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娱乐部工作，作下列各种游艺：①捉迷藏；②玩足球；③音乐；④武术；⑤花鼓调；⑥旧剧等。 节日和纪念日，红军中各种军事技术比赛和体育比赛相当活跃。建军节几乎都有体育比赛，中央苏区红军多次举行过 八一运动会.万里长征途中，红军仍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进行体育活动。有的部队一到新营地，常勘察江河、池塘，进行游泳。到达遵义后，红一方面军战士和当地中学进行过篮球比赛。民国廿五年（１９３６年），朱德随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炉霍县，曾和战士们一起在驻地修建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活动，并在 五一 节召开了运动会。长征结束后，在甘肃庆阳举行了全军运动大会。民国廿五年（１９３６年）红一军团举行了 五一 运动大会，红十五军团也召开了运动大会，并邀请国民党东北军关麟征部参加比赛，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次运动会的运动项目有武装赛跑、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红军中的体育活动体现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一优良传统后来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中的体育，因受战争状态和恶劣生存环境的限制，充分体现了群众性、艰苦性和军事性的特性，也相应地缺乏系统和规范化。
　　（２）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体育活动，以陕甘宁边区最活跃。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进驻保安县（今志丹县）后，红军部队、工厂和机关中就开展过跳高、跳远、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铁饼和篮球、乒乓球、网球等各项体育运动。民国廿六年（１９３７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就以延安为中心逐渐开展起来。
　　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入延安，延安体坛出现了新的喜人局面。民国廿六年（１９３７年）秋，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延安工作科下设青年俱乐部，开始筹办延安全市性的体育比赛，并组织群众在延安北门外的大砭沟修建青年运动场。民国廿八至卅一年（１９３９- １９４２年），延安的体育运动形成高潮。为加强对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领导，民国廿九年（１９４０年）五月四日成立了根据地著名的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由李富春任名誉会长。它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组织和推动各基层单位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军民体质，提高生产、工作和学习效率，为抗日战争服务。体育会成立后，有了一定的经费，在经济、技术指导、器材设备等方面对各单位提供一定帮助；并曾在延安提倡每天 １０分钟运动 ；组织过示范表演和体育照片展览；利用假日、节日组织全市性运动会和各种比赛。民国卅年（１９４１年） 五一 节举行了全市工人的球类竞赛；同年 五四 又举行了延安各界运动大会。民国卅一年（１９４２年），在体育会的安排下，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各派出２０多个篮球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对抗赛。这年一月二十五日，延安还成立了一个体育学术机构—— 延安新体育学会 ，朱德当选为名誉会长。会上决议要对体育、卫生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倡议在延安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即随即召开的延安 九一 扩大运动会。
　　这是抗战期间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民国卅一年（１９４２年）六月开始筹备，不少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进行了选拔赛，组成各单位、各系统的体育代表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这次运动会很重视，不少领导人直接参加领导工作，朱德任运动会会长，贺龙、柳湜任副会长，李富春、肖劲光任正副总裁判，裁判委员会委员有徐向前、王震、徐特立、吴玉章等，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叶剑英，委员有胡耀邦等，具体工作由延安体育会负责和主持。九月一日大会在延安大砭沟青年运动场开幕。朱德致开幕词，吴玉章致贺词。参加运动会的有延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的代表，以及边区各专署、县、市的运动员共１３００多人。八路军１２０师和山西新军的代表还专门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赶往延安参加。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以及武装爬山、武装爬障碍、射击、投手榴弹等。此外，还有网球、足球、棒球、马术、赛马、跳水、武装渡河、举重、双杠、单杠、木马、垫上运动、团体操、舞蹈、武术等表演项目。比赛分男子、女子、少年３组进行。
　　比赛期间，延安《解放日报》连续登出 九一 扩大运动会特刊，刊登朱德、贺龙等领导人的题词和专文，大加宣传。
　　为培训边区的体育干部，民国卅年（１９４１年）春，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体部领导下，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办了一个体育训练班。同年九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体育训练班就扩大为延安大学体育系。该系有专职工作人员１名，既管行政又搞教学，其余教员兼职进行义务教学。教学采取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方法。教师们编写了各种教材，开设了篮球、排球、田径、垫上运动、游泳、滑　　冰、体操、舞蹈、解剖学、生理学、体育理论等课程。３０多名学员，冬天和雨天在窑洞上课，晴天在山沟或山坡上课，延河滩就是田径场，延河是游泳和滑冰的场所，篮、排球网自己织，破麻袋装上麦秸、羊毛就是体操垫子；器材简陋、伙食差，但大家学习、锻炼的热情很高，有人１００米跑出了１２″，跳远跳出５。９米。民国卅一年（１９４２年）夏天，这批学生结业，大多分配到部队和边远的学校担任体育指导和教学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体育，较之中央苏区有了较大发展。如群众性体育运动形成了初步规模和系统化，运动项目也不再以军事为中心，并增加了垫上运动等运动项目；较早就有了负责组织体育运动的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和研究体育运动的学术机构延安新体育学会，体现着向正规化和系统化的迈进；开始有了培养体育人才的培训班和延安大学体育系，有了长久科学化的打算等等。但这时的体育运动受时代和地域条件的限制，仍然没有走出以群众性体育运动力主的旧模式，体育运动正规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任务仍很艰巨。
　　（３）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体育。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和留在南方各省的红色游击队，在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后，继承红军的传统，重视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抗战最初几年，八路军总部转战在晋东南山区，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朱德、罗瑞卿、左权常和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排球和足球，朱德在排球场上相当活跃，对带动体育运动起了良好的榜样作用。当时机关和连队都有篮球队，仅八路军司令部就有３个队，经常和政治部进行友谊比赛。八路军总部还多次举行小型运动会，进行球类、田径和军事体育等项目的比赛。其它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也开展了各种体育活动。冀中军区在民国卅年（１９４１年） 五一 和 五四 就举行过运动会；战士们曾化装穿过封锁线，到敌占区天津去买回篮球和关于比赛规则等方面的体育书籍；并派出一个篮球队，穿过封锁线，到晋察冀军区去参加庆祝 七一 的篮球比赛。
　　在八路军各部队中，１２０师的体育活动一直享有盛名。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很重视体育。从民国廿九年（１９４０年）起，师部配备专职体育干部。
　　同年七月，在师部教育科下设体育股，要求纵队、旅、团各级司令部设体育参谋，管理组织系统比较健全。民国卅年（１９４１年） 八一 运动后，贺龙师长还亲自召开全师体育工作会议，布置检查体育工作。民国卅一年（１９４２年）在师部和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创办了 体育训练队 ，培养了一批体育干部。当时，１２０师较广泛地开展了球类、田径、体操、举石担、举石锁等活动。此外，军事体育项目也开展得很普遍，投弹、射击、刺杀、超越障碍和器械体操被称为 练兵五大技术 ，不但进行广泛训练，而且还被列为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篮球在１２０师特别盛行，每个营都建有１个篮球队。其中在民国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初，由师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和师直属队干部、战士组成的１２０师战斗篮球队（简称 战斗队 ），是抗日根据地实力最强的篮球劲旅。该队曾两次战胜陕甘宁边区的冠军队——东干队，因此誉满全国各抗日根据地。 战斗队最初有队员３０多人，他们在频繁的战斗中坚持训练和提高，不但打篮球，还广泛开展排球、游泳、田径、骑马和各种军事体育项目，实际上成了部队开展各项体育活动的骨干。
　　战斗在华中各地的新四军也积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新四军领导人重视和喜爱体育活动。在黄桥决战中，敌军的枪炮声已近在耳边，陈毅将军仍然从容镇定地执子走棋，其对围棋的热爱一时传为佳话，对新四军内的体育活动的开展起了良好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民国廿八年（１９３９年），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苏北江都大桥地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下，仍利用休整时间开辟运动场地，自制运动器材，开展刺杀、投弹、跑步、跳远、跳高、单杠、木马和篮球等活动。民国廿九年（１９４０年）春，该纵队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民国卅一年（１９４２年）元旦，新四军军部、师部、７旅旅部、８旅旅部等篮球队同前来慰问的八路军１１５师慰问团篮球队在军部驻地举行了新年篮球友谊赛。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４６- １９４９年），各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在战争状态中，仍然利用间隙，结合练兵开展了各种体育运动。特别是在民国卅五年（１９４６年）上半年开展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练兵运动中，军事体育和普通体育的作用得到了大发挥，使这次练兵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军的作战能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为以后获得全国胜利提供了良好的素质基础。
　　人民军队中的体育活动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军事体育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过比较起来，八路军新四军较之红军，其普通体育项目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可以看出，军事体育和普通体育项目相结合进行，是提高军队体育水平的一个良好方法。军队体育的社会化趋势，应该说是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