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科技史之中央研究院的建立和发展

中央研究院的建立和发展
　　（一）中央研究院的建立
　　辛亥革命后， 向西方学习 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潮。
　　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怀着振兴中华的理想去西方寻求真理，寻求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与上个世纪不同的是，人们认识到单靠零星的近代科学知识和少数的译本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亲身去西方接受近代教育，才能全面地、有效地汲取西方科学文化。
　　民国初年，就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同时，一些早年留学并学有所成的中国学者，为了开创在国内开展近代科学研究的条件，正在积极地组织科研团体，筹建研究机构。１９１２年，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开拓者章鸿钊就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中呼吁 专设地质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几经努力，终于在１９１３年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科研机构——地质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在当时仅是一所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１９１６年，待学员结业便停办，所有学员连同教员转到地质调查所工作。这个地质调查所初期属工商部管辖，后改属工矿部，１９３０年隶属实业部。这样，地质调查所由于得到上述政府部门的支持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它为后来建立的各种科研机构开创了先例。
　　１９１４年，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等一批留美学生，鉴于欧美各国的学者往往结成组织以便交流学术、发展科学的经验，决定发起并组织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８年，中国科学社办事机构由美国移归国内，并在年底由科学社发起了一个五万元基金募集运动。蔡元培（１８６８- １９４０年）写了《为科学社征募基金启》以示支持，他写道： 当此科学万能时代，而吾国仅仅有此科学社，吾国之耻也；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蔡元培已经认识到发展中国近代科学单靠出国留学是不够的，靠个别研究所也是不够的，民间研究社团尚存在如何维持的问题。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他说： 吾闻欧美政府若社会之有力者，恒不吝投巨万资金以供研究科学各机关之需要。他期待着 吾意吾国政府若社会之有力者，必然奋然倍蓯于社员所希望之数，以湔雪吾国人漠视科学之耻也。 １９２４年冬，冯玉祥发动 北京政变 ，电请孙中山北上。在北京孙中山提出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也曾拟议筹设中央学术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以作革命建设的基础。他命汪精卫、杨杏佛、黄昌谷起草计划，可惜１９２５年３月他病逝于北京，此议遂被搁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石曾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７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７４次会议上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同年５月９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９０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推定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为筹备委员。其时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已是享有很高声望和影响的人物，且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他对发展科学研究是高度重视的，他公开倡导 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 （蔡元培：《四中全会提案》）的主张。他热切地呼唤在中国发展科学， 欧化优点既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而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 （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大学院成立。大学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蔡元培根据组织条例骋请了谌湛溪、曾昭抡等３０余名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同年１１月２０日，蔡元培在大学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 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确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长由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决定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及观象台。中央研究院的秘书长由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杨杏佛兼任。杨杏佛提议：各筹备会及委员会的常委最好由院长指定，以利筹备工作的开展。于是由蔡元培院长指定王小徐、宋梧生、周仁为理化实业研究所常务委员；徐渊摩为地质研究所常务委员；竺可桢、高鲁为观象台常务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周鲠生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常务委员。
　　１９２８年４月１０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使之成为独立机关。１９２８年４月２３日，南京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同年５月启用印信，筹备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１９２８年６月９日，蔡元培在上海东亚酒楼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徐渊摩、丁西林、陶孟和、竺可桢、李四光、杨端六、王季同、杨杏佛、高鲁、周览、宋梧生、周仁十三人。中央研究院从此宣告正式成立，这一天定为院庆日。
　　（二）中央研究院的机构及学术成就＞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９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该法规定 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研究院的任务是：一，实行科学研究；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
　　研究院的组织形式是在院长领导下设立行政、研究、评议三部分，而以 研究为其中坚.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设在南京成贤街５７号原法制局旧址，自１１月起正式办公。同时又在上海亚培路２０５号设立办事处。院长蔡元培常年在上海办事处办公，统筹全院工作。他从创办中央研究院到１９４０年３月逝世，前后共任院长职务１３年。
　　研究院 自一开始就制定了院务会议制。研究院的一切方针大计，均需经院务会议充分讨论后决定，再交由院长核准施行。按规定院务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参加者除院长、总干事外，尚有文书主任、会计主任、出版品国际交换部主任、各研究所所长、秘书及组主任。院务会议的职权是审订院的预算及决算，审议院的各项章程及规则，决定与国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事项，通过院的工作计划，审查各研究所所务会议的决议案，审议其他由院长交议的事项。
　　从中央研究院的筹建到院务会议制的确立都渗透着蔡元培院长的心血，渗透着他的民主思想。事实上他在任职的十多年里能做到知人善任、选贤择能、发扬民主。他去世后，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在中央日报上著文说 蔡先生对于中国科学事业最大的贡献，当然是在中央研究院的创立. 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的主要办法，是挑选纯正有为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并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延骋科学人材，推进研究工作。他自身则因德望素孚，人心悦服，天然成为全院的中心。……对于学术研究，蔡先生更能充分尊重各学者的意见，便其自行发扬，以寻求真理。因此种种，所以中央研究院虽经费并不甚多，却能于短时期内，得到若干引起世界注目的成绩。 （翁文灏：《追念蔡孑民先生》，《中央日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这个评价应是中肯的。
　　中央研究院的行政部门是总办事处，设总干事一人，干事３- ５人，下设文书处、会计处，机构极精炼。总干事由院长聘任。第一任总干事聘请杨杏佛担任。杨杏佛（１８９３- １９３３年）名铨，江西玉山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１９１２年赴美国留学，曾与任鸿隽、胡明复等留学生组织中国科学社，编辑出版《科学》杂志。１９２４年任孙中山秘书并随其北上。
　　杨杏佛之后至１９４９年为止，继任总干事一职的著名科学家是：丁西林（代理）、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叶企荪、李书华、萨本栋、钱临照１０人。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７日，公布了《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条例》。这样，评议会就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议会是依照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１１条设立的，其职权如下：（１）决定中央研究院之学术方针。（２）促进国内学术之合作与互助。（３）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选举院长候补人３名，是请国民政府遴任。（４）
　　受国民政府之委托，从事学术之研究。（５）受考试院之委托，审查关于考试及任用人员之著作或发明事项。
　　第一届评议会产生于１９３５年，第二届评议会产生于１９４０年，显然是因抗日战争延误了。按规定每届评议员不超过８８人。
　　各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的主体部分。从１９２７年秋开始筹备到１９３０年初，计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共九个研究所和一个博物馆。
　　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成立于１９２８年７月。它们原是大学院的理化实业研究所下的物理组、化学组和工程组。物理所长由丁西林担任，聘请丁西林、杨肇燫、胡刚复、严济慈为研究员，吴有训、王守竞为特约研究员。另聘近代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海森堡（Ｗ。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为名誉研究员。化学研究所聘请王琎任所长，由王琎、赵燏黄、沈慈辉、曾义任研究员。工程研究所聘任周仁为所长，周仁、王季同、周行健为研究员。这三个所共同以上海霞飞路８９９号为所址。
　　地质所成立于１９２８年１月。所长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研究员有李四光、翁文灏、叶良辅、徐渊摩等人，所址在霞飞路１３４６号。
　　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成立于１９２８年２月，它们原是观象台筹备委员会的天文组和气象组。天文研究所所长始为高鲁，继任者为余青松。研究员聘任余青松、陈遵妫、高子平担任。特约研究员聘任张云、赵进义、蒋丙然、张钰哲担任。所址初设南京鼓楼，后改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气象研究所所长为竺可桢，研究员有竺可桢、胡焕庸。所址设在南京北极阁。
　　１９２８年４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中山大学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２９年６月该所迁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内，所长由傅斯年担任。其下设三个研究组：第一组为历史组，主任陈寅恪；第二组为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第三组为考古组，主任李济。研究员有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陈垣、刘半农、徐中舒、罗常培、史禄国（白俄学者）等。
　　心理所筹设于１９２７年，成立于１９２９年４月。所长为唐钺（兼研究员），陆志韦为特约研究员。所址设在北平新开路３５号。
　　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于１９２８年３月。所长初为杨瑞六，后为蔡元培担任。
　　下设经济组，主任杨杏佛，研究员杨端六、吴定良，特约研究员刘大钧、王琎、何廉、蒋廷■等；法制组主任王云五，特约研究员周鲠生、王世杰、胡长青等；社会组主任陈翰笙，研究员王济昌，特约研究员陶孟和；民族组主任蔡元培，研究员有德国学者但泽、凌纯声。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址设在上海开森路１０３号。
　　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建立于１９３０年，由钱天鹤任馆长，李四光、李济、秉志等任顾问。馆址设在南京成贤街４６号。
　　据统计到１９３１年３月止，中央研究院共有研究员、技师、编辑员５９人，兼任研究员５人，名誉研究员２人，特约研究员、外国通讯员、计划委员、顾问６３人，助理员、调查员、技术员、练习员１４１人，合计２７０人。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中央研究部门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这样一支科研队伍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曾起过开拓性的重要作用。
　　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此后的２０多年里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２９年，历史语言所在安阳小屯村发掘殷墟，发现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古代信史向上推移千百年，成为中国和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近代       考古学科学的成熟。
　　地质所在３０年代初期曾在庐山等地找到我国第四纪冰川遗迹。
　　物理所进行了电学、磁学、光学的研究，后来还开创了核物理、金属学、结晶学以及短波的研究。
　　化学所着重于分子光谱、性激素、中药成份的化学分析，化学玻璃的性质及平阳矾矿的利用等研究。
　　数学所的研究主要在近代数学理论方面，开展了数论、代数、微分几何、拓扑学、级数论、数理统计六个部分的研究。
　　天文研究所筹建了紫金山天文台，编制了国民历及南京授时的发布，着重开展了天体方位和形态的观测，如变星、彗星、黑子及日食的观测等。
　　气象研究所观测并研究了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竺可桢关于中国雨量和台风的研究工作引起了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
　　动物所作了动物分类学研究，后来着重于鱼类生物学、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动物学和实验动物学的研究，对山东海洋的物理及化学性质和浮游生物也作了调查研究。
　　植物所开展了植物分类学、藻类学、真菌学、森林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形态学、植物病理学及细胞遗传学的研究。
　　（三）抗战时期的中央研究院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在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进逼下，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已不可能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将人员和重要设备内迁。１９３８年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以及生物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迁至重庆。天文、化学和工业研究所迁至云南昆明，同在昆明的还有北平研究院的物理及化学部门。地质所、物理所、心理所经湖南迁至阳朔等地。迁所的过程充满风险，损失也是很大的。以天文所的迁移工作为例，１９３７年 八一三 上海事变后，中央研究院即命各所将图书及仪器装箱。代理总干事傅斯年还指示一定要把古代天文仪器运往后方，至少也要运至安全地点。但是天文所无力顾及，他们决定：小件仪器全部搬走；笨重仪器拆卸装箱；天文典籍和整套杂志全部装箱运走。８月２３日，南京遭轰炸，死工友３人，伤职员１人。当天离开南京，先到南岳中央研究院工作站，住了４个月，经桂林绕道越南前往昆明。在昆明因遭日寇多次空袭，职工家属多人死伤。这样的经历，对于抗战初期的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并不少见。
　　１９４２年秋至１９４６年春，李约瑟博士（Ｄｒ。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来中国考察，目的在于援助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及工程人员。他惊奇地发现 来自东部大城市的中国科学家对于中国西部的原始情况及其被迫而在技术上因陋就简，其惊异程度不亚于我们。在嘉定有人在可以遥见西       藏山峰的一座宗寺里讨论原子核物理；在广西山洞中有大规模发电厂，若干工程师正声嘶力竭地向外面来的工程家讲解；在大理土著部落中有人帮助一位浮游生物学家推船下水而入五华塔下的洱海.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终能开展一项相当有力的近代科学运动，并产生大量能干的科学人员。继而随封建帝国主义日本侵略的发展，他们的大学及政府的实验室全遭摧毁，科学图书馆或被焚烧，或撤退到西部，从１９４１年起他们全部被封锁. 他们的工厂制造一切种类的仪器，如喉头录音器和呼吸计，以供其他研究机关之用。 他谈到北平研究院的物理及化学部门： 物理部门，已经几乎全部改作战争物品的生产，建有一个最堪注视的工厂，磨透镜以供显微镜、望远镜等等的用途 ， 并且曾做好它所需的一切仪器，如球面计等等 ， 除掉这个，这里发展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制造水晶、压电晶体，用以稳定无线电的周波。这些在经常生产中，可以随时供应其他联合国家。 中国科学家们在战时工作的成就和已达到的学术水平，可以从李约瑟博士下面的叙述中窥见一斑： 在第一年我们传递了３０篇论文，而在第二年及第三年我们传递了１０８篇 ， 除一部分悬而未决外，有百分之七十三被接受，百分之十二寄还作者修改，那就是说有百分之八十六被接受。在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且处于最严重的战时情况下，科学工作所遭遇的异乎寻常的困难，这些数字应当看作是中国科学水准的相当高的证据。 （李约瑟：《战时中国之科学》）
　　中央研究院曾于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４８年先后通过了设置杨铨（杏佛）奖金、丁文江奖金和蔡元培奖金的决议。
　　杨铨（杏佛）奖金定额４千元，专为奖励中国籍、年龄在４０岁以下有成就的学者。第一届奖金为李方桂所得；丁文江奖金定额４千元，第一届受奖者为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蔡元培奖金分别授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的优等学生。名额限５０名。
　　１９４０年曾设有李承俊奖金，专授予研究工程学有成就者，每年授奖一次。后来还有蚁光炎奖金。这两种奖至１９４７年因故停止了。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及各所逐渐东还。次年１０月召开了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会议认为为了加强学术研究，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必须建立院士制度。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是一种终身的名誉职，它由选举产生。按《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 它的选举应先经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著有成绩的专门学会研究机关，或院士或评议员五人以上之提名，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审查为候选人，并公告之。 继后的第四次年会就提出了１５０名候选人。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０日召开了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会议选举了中国历史上首批计８１位院士，名单如下：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候学、工程学等）
　　姜立夫　　 许宝騄　　 陈省身　　 华罗庚　　 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　　 叶企孙赵忠尧　　 严济慈　　 饶毓泰吴宪　　 吴学周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　　 李四光　　 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
　　谢家荣　　 竺可桢　　 周仁
　　侯德榜　　 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学、农学等）
　　王家楫　　 伍献文　　 贝时璋　　 秉志
　　陈桢
　　童第周胡先骕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李宗恩袁眙瑾张孝骞　　 陈克恢吴定良　　 汪敬熙　　 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
　　蔡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
　　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胡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征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
　　赵元任　　 李济
　　梁思永　　 郭沫若　　 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肖公权　　 马寅初陈达　　 陶孟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开始走向成熟，也标志着近代科学已经扎根在中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