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员高薪难以养廉

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堪称数一数二。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两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此外，“公用钱”（招待费）、“职田”等补贴也相当可观。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是为了养廉。“养廉”是北宋皇帝及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极为明确的理念。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对百官的俸禄不断增设，这不仅是财政上的考量，更是对官员个人品德和人格修养的高度重视。 在宋代，“官吏”一词与“吏”有显著区别。“吏”主要指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而“官”则直接负责处理政务，其俸禄是由朝廷除授并籍在仕版后分配的。这种划分不仅反映了宋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差异，也体现了官员之间的分工与职责界限。 北宋的高俸制并非单纯追求物质上的富足，而是旨在通过养廉来维护国家政治秩序、稳定社会风气。“养廉”不仅是官员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更是对百姓利益的一种关怀；同时，“高俸制”也体现了统治者对民众生活质量的考量。 然而，北宋的高俸制度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防贪惩贪措施不足。在宋代，惩贪的力度和方式较为严格，尤其是处理贪官赃吏时更为严厉。“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这一原则深刻影响着官员的行为举止。“治赃吏”是北宋统治者的一大目标，但手段过于严苛，导致部分贪官赃吏滋生腐朽。这种“重法治之”的举措，使得北宋在治理贪污腐败问题上陷入了认识的误区，未能真正养出官吏们的廉性。 据《宋史·向经传》记载，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后，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该法旨在增设官吏的俸禄以养廉，“既得禄，则赃不受罪，计赃钱不满一斗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这表明北宋对官员俸禄的调控机制虽然加强了，但并未全面覆盖所有贪官赃吏。 实际上，“禄厚”终究会有尽头。“禄厚终有止境”，贪污腐败的结果往往伴随着经济的恶化、社会秩序的混乱乃至国家的灭亡。北宋的高俸制虽有增加官员俸禄的目的，但其防贪惩贪措施不足，使得这种制度无法长久有效地发挥其养廉的作用，反而可能陷入对俸禄“厚”与“薄”的误区，导致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