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史之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
　　（一）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分裂后，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遭受挫折的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的出路、革命的前途等问题进行新的探讨。同时，为国民党服务的文人亦在为该党的建设寻求社会依据。双方都注意到了对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于认识中国出路及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的重要。另一方面，自唯物史观传入国内，渐为很多学者所接受，并运用此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史。至３０年代初年，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论战。
　　１。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缘起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最初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与国民革命失败以及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联系的。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估计上出现分歧。斯大林认为，中国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托洛茨基则认为，在中国，封建关系已无足轻重，资本主义关系已 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 ，中国革命的任务对外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对内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的争论，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生了直接影响。
　　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革命形势、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指出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中共六大会议的这些判断，遭到受托洛茨基影响的人的怀疑和反对。他们认为，蒋介石建立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应该以 国民会议 为口号，进行合法斗争，等资产阶级发展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指出：南京政府的成立表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同时由于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使这个阶级的力量有所增强；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成了残余势力的残余。这实际上就社会性质问题提出了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同的看法。
　　在共产党人内部发生争论的同时，国民党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引起了其同情者的注意。民国十七年九月，陶希圣在他主编的《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一文，从对社会史的考察推演出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分析、论证国民党立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随后又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进一步阐述。此后，随着中共对此问题讨论的公开化，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十一月，王学文、李一氓等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次年５月该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潘东周的《中国的经济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一组文章，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民族资本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方面，论证中共 六大 路线的正确性，批判托派的理论。针对 新思潮派 的观点，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
　　七月，严灵峰在《动力》杂志上发表《 中国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等文章，反驳潘东周、王学文等人的观点。至此，分别以《新生命》、《新思潮》、《动力》为其阵地，形成了三个派别，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等问题的论战全面展开了。数年之间，加上其他一些自称不属任何一派参加论战的人，共发表文章１４０余篇，出版书籍３０余种，在民国思想史上形成了又一次论争高潮。
　　２。新思潮派的 半封建 社会观新思潮派关注的重点有两个：其一，中国当时的社会是否是资本主义；其二，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及民族资本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潘东周肯定了中国社会仍存在封建关系，认为中国经济中 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推翻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 ；这种封建关系是通过农村经济体现出来的：第一，它表现在 特别残酷的地主阶级对农民之高度的佃租关系上 ；第二，它表现于商业资本及高利贷之极残酷的剥削上；第三，它表现于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民团之一切苛捐杂税上。继而他指出：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这些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实际就占领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他批评了那种认为 城市经济既然支配农村经济 ，那么，城市经济是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性质也应是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说： 说封建关系在中国经济中占着优势，绝不是说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他承认城市中已受财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且承认农村已开始资本主义的分化，但他认为也必须承认农村经济比城市落后，无论如何在中国全国的国民经济中，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极强度的优势。
　　王学文认为： 中国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一个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他指出，在沿海大都市等少数地方，的确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但从发展程度看， 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谓中国的民族工业，还只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初期时代的轻工业 ； 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在广大的中国经济区域中，就是在广大的中国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区域中，只不过发展初期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关于第二个问题，新思潮派反对过度重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进步作用和帝国主义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势力的观点。首先，他们承认帝国主义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农业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还停顿于自然经济与封建的生产关系上，城市手工业停顿于手工生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确实打破了中国经济的停滞状态。帝国主义带来的新式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在中国确实得到了发展， 这自然要给与中国封建关系、行会制度，尤其是自然经济，以一个重要的打击，推动中国经济组织 向前跨进了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联系的一面。他们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结合，在农村为了掠夺原材料，支持和帮助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上述两种作用，后者比前者更为突出。
　　他们进一步指出： 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实在是中国经济的压迫者，经济发展的束缚者 ；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封建势力为其利益的代理人，向中国大量输入廉价的商品； 利用低额的关税和投卖政策独占中国的商品贩卖市场 ；利用其巨额资本， 独占中国的富源，垄断中国的市场，操纵中国的金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与以重大的压迫 ①。
　　从以上的分析中，新思潮派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在这种经济状态之下是得不到发展的。中国社会要发展，只有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重束缚。中国整个经济的前途，只有依靠无产阶级。 唯独中国无产阶级能领导革命，能打倒封建的势力和帝国主义，转变社会的经济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来解放旧社会经济关系下被压迫的一切劳苦群众。 ②
　　３。严灵峰、任曙的 资本主义 社会观新思潮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及观点发表后，受到了严灵峰、任曙等人的反对。首先他们不赞成把中国社会说成是封建势力占优势的社会，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严灵峰撰文指出： 中国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 他认为： 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本来就是质量问题，就是说那一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支配的地位，即有左右全社会再生产的可能。 他举例说，假使城市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停顿和恐慌，马上便会影响到农村，因为农村经济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城市资本主义部门供给诸如棉纱、缝衣针、布匹、火柴、煤油等生活资料的依赖是非常强烈的。
　　因而，他认为， 城市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全国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命脉 ①。
　　任曙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根据对外贸易统计数字资料，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 他认为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时，不应当把 国货的资本主义 同 洋货的资本主义 分别开来。他指出：只顾 在整个敌对的阶级中分彼此，找矛盾，忘记了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比，观察其力量 这便是 过去大家所以未能解答中国经济性质的重要关系之一，也就是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子.任曙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明显的是受了苏共内部反对派拉狄克的影响。拉狄克把商业资本当作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无所谓封建势力，只有商业资本家，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其次，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上，严灵峰、任曙也持和新思潮派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破坏封建势力，而不是维持它。严灵峰指出： 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使中国愈趋于殖民化，即使帝国主义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愈占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我们绝不能因中国之更沦为殖民地，而否认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与势力的发展.他认为帝国主义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破坏纯粹民族工业只是相对的，但它的势力在中国发展 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例如，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开办的工厂、矿山、建筑铁路等等，难道 不是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吗？不是在中国 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吗？ ①总的来看，严灵峰和任曙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虽彼此也有争论，但他们都以 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 的判断为前提，主张中国 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②。
　　①　　 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新思潮》第 5期，署名王昂。
　　②　　 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同上。
　　①　　 严灵峰：《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动力》第 1卷第 1期。
　　①　　 严灵峰：《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
　　严灵峰和任曙的观点，受到了刘梦云、刘苏华等人的反驳。刘梦云针对任曙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经济作用是商品输入的观点，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 不单表现于商品的输出与原料的输入，（还）表现于它的财政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表现于为财政资本所控制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而尤其工具以及商业机关的统治；表现于势力范围的夺取；表现于利用并经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来剥削与奴役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 他认为任曙只看见商品关系，而看不见剥削关系 ，看不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 ③。
　　刘苏华认为：任曙、严灵峰等人把目前中国说成是 资本主义社会 ，是因为他们是机械论者，而他们把 华洋资本 一视同仁的论调，从根本上说 是要取消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①。
　　４。陶希圣的 半殖民地 社会观陶希圣没有直接介入新思潮派和 动力派 的争论，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并非与这二派争论的问题无关。
　　陶希圣认为 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 ， 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 ， 不认识中国社会结构，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 ， 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显然，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观察是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而进行的。他指出，观察中国社会应有三个观点：第一是历史的观点，因为现实的社会 是动的，是几千年历史运动所造成的 ；第二是社会的观点，因为中国社会的构造及政治组织，虽由大人物造成，但 大人物是社会的创造物 ；第三是唯物的观点，因为 中国历史不是心的发展或观念的发展 ，而是 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的.同时，他也指出研究中国社会还应注意如下一些问题：其一，避免因袭欧洲学者解剖欧洲社会所得的结论，而漫加演绎 ，须知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特点；其二，避免把中国当作西欧小国看待，须知 中国是个庞大的发达不平均的社会 ；其三，避免混淆滥用名词，须知同一名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含的具体内容并不一定相同；其四，避免 排斥不合于成见的社会成因 ，须知排斥某些不合成见的社会成因，便容易错认中国问题之所在②。
　　陶希圣认为， 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常以欧洲中世封建制度来和中国社会比拟，所得的结论是中国现在连封建势力都没有。共产主义者常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解剖所得的论断来应用于中国社会，所得的结论是中国已有尖锐化的阶级对立 ，他们都是 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他特别强调：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社会型出现于历史 ， 要不放过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①。
　　②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国现代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下册）。
　　③　　 刘梦云：《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四册。
　　①　　 刘苏华：《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
　　②　　 陶希圣：《如何观察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
　　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同上。
　　因此，他不赞成为中国社会作一成不变的结论。他研究此问题最初是从几个 实际的社会现象 开始的，这几个现象是：第一， 宗法制度已不存在，宗法势力还存在着.他认为宗法制度的基础为 世禄 ，而宗法制度的特质是 父系、父权、父治.所谓 世禄 即世代享有禄位之意。他引《五礼通考》 古者有井田，有世禄 语，证 世禄 与井田并存，井田废、封建亡，世禄即废。世禄废，则宗法制失其基础，故 宗法制度随封建制度消灭.但宗法制度虽灭，宗法制的特质犹存。中国亲属制度 纯以男系为本位 ，是为 父系.中国的继承法 纯依宗法以定继承人 ，即采取嫡长子继承制，是为 父权 ；中国家庭 一切由父主持 ，是为 父治.他认为正是 在这种父系、父权、父治的特质和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的精神之下，中国民族保存着几千年来变迁很少的家族制。
　　这种家族制到今日还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单位 ，因此，中国社会是不存在宗法制度的宗法社会。
　　第二， 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此观点。其一，中国的封建制度仅存于周代。春秋时期，商业资本主义 已渐发达 ，促成七国争霸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封建制度就此崩坏。其二，中国的 圣经贤传 是产生于封建制度崩坏时期的封建思想的结晶，它在后来得以长期保存，是依赖于它本身 以外的势力 ，这势力乃是中央集权时代帝王与士大夫集团的势力。其三，在封建制度崩坏和中央集权制度代起及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依附于帝王、农民起义首领、军官士子（后二者为潜在的帝王）的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的势力表现于政治则为官僚政治，表现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则为隶属关系，表现于思想则为等级思想。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下的 封建势力.这种势力长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也是中国农民痛苦的根源。
　　第三，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社会构造的改变。他认为这种改变首先导致了士大夫的崩溃，商人地位升高，部分 富裕的士大夫（官僚） 兼成为地主与资本家。其次，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 非正常发展 ，即 在法律上 中国资本分属于外国资本家、买办、官僚和中国资本家。 在经济上 ，中国资本莫不附庸并屈服于外国资本之下.他认为，在这个过程里， 因有士大夫阶级的介在，资本阶级颇具有士大夫阶级性，更容易和战斗团体结缘.又因为资本阶级的发展，不是 内部自发的形式 ，而是 外部的轧轹 ，所以虽在资本阶级形成，却 看不见封建思想的破坏和民主革命的成功.第四，中国社会存在阶级。他认为，在城市，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 已有' 见端'. 在农村，虽然对大地主所占耕地的比例估计有所不同，但地主和佃户分别成为不同阶级的状况是不能否认的。
　　综上所述，陶希圣认为：中国社会 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受这个势力的桎梏，所以不能自发的发展。自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侵入以后，上层社会除兼地主与资本家的残余士大夫阶级而外，新生了以帝国主义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阶级。在都市，资本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有' 见端'.在乡村，全国耕地大半属于地主而为佃田，农民土地问题形势极为严重 ①。
　　这便是他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和概括。后来，他把这种社会性质概括为半殖民地 性质②。
　　值得注意的是，陶希圣自认是运用 唯物 的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他的结论大体与中共党人的结论近似。所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是：他承认阶级的存在，却不赞成阶级斗争；承认应以民众，即农工商及 革命的知识分子 为基础，却否认中国无产阶级已有独立革命的可能。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的一阶级论 ③。
　　（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判断社会性质离不开对历史的探讨，因此，在社会性质的研究和论战之中，很多人是把二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论述的。但由于后者在逻辑上是前者的引申，且其涉及的问题更为广泛，故社会史的论战也可以说是社会性质论战的深入。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读书杂志》刊出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一辑，发表了该杂志主编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一文，提出了 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的根据 ， 中国的封建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崩溃？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 什么原因使中国不能自动的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 等中国社会史问题，并综述了其时学术界的不同观点。由此开始了以《读书杂志》为阵地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这次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托派的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
　　论战前后出版了一些著作，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李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等。此外，《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共出版了四辑，并且，还有苏联及日本学者发表的文章。
　　１。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及各派间的争论这次社会史论战大体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问题，三是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没有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社会？
　　所谓 亚细亚生产方式 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概念。他说：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当时人们在讨论中普遍关注的是，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代表哪种社会发展形态？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认为这种生产方式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郭沫若又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指出： 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或东洋的社会，实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 ； 作为社会发展之一阶段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以前的阶级的命名。 ①李季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他认为东西社会大不相同；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氏族社会的继承者； 自夏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 ②胡秋原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专制主义，以为自秦至清末这一时期，是专制主义社会，也就是亚细亚社会。除此几种意见之外，还有人认为它是指东方的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它包含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整个东方社会等等。
　　总之，说法多种多样，始终没有统一。
　　①　　 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
　　②　　 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绪言》。
　　③　　 陶希圣：《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
　　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社会问题。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甲骨文字、青铜器铭文、古文献，判定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是奴隶制时代。这个意见遭到李季、王礼锡、胡秋原等的一致反对，他们共同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奴隶制度。如李季认为：原始社会后，可以经由奴隶制到达封建社会，也可以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封建社会，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欧洲的奴隶社会衔接着氏族社会，而东方中国却没有奴隶制，氏族社会之后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它只是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间的一个过渡，等等。继郭沫若的 西周奴隶社会 说之后，吕振羽又提出了殷代是奴隶制社会的看法。邓云特（邓拓）等人也都认为中国存在有奴隶制社会，只是在对奴隶制存在的具体时间上看法不同。
　　关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亦即春秋战国以后的社会性质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陶希圣先后提出过两个说法：其一，他在论战开始提出周代为封建时期，从战国到清末是商业资本主义阶段。嗣后，当他撰写《中国社会史》一书时对以上提法作了大的修正。
　　他提出：商周时代为氏族社会末期，称原始封建社会；战国、秦汉为奴隶社会时代；汉末至唐初，是封建制度发生、完成发达的时期；此后，封建制开始瓦解，由宋至清末为城市手工业及商业资本主义；清末以来为半殖民地社会。他之所以区划如此具体，是因为他坚持认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阶段应做具体分析。李季认为中国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 ，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始终。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春秋战国以后的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 特殊的社会形态.胡秋原即持这一看法，他在《亚细亚生产方法与专制主义》一书中指出：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一个专制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制度有三个根本标志：官僚、常备军和货币租税形式。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则都认为中国社会在奴隶社会以后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他们只是在封建社会起止的时间上有不同看法。郭沫若认为春秋以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吕振羽和翦伯赞则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
　　综观整个社会史的论战，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方基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郭沫若认为他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指出 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适用于中国古史的研究。而陶希圣、李季、胡秋原等人，也都使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的概念、词句，但他们极力强调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性、特殊性，这是造成论战双方意见分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①　　 郭沫若：《社会发展阶段的新认识》，《文物》第 1卷第 2期。
　　②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转引自何干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论争》，《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四册。
　　２。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早在２０年代初期，唯物史观就在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３０年代，经过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普遍运用，并涌现出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力军，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为其中突出的代表。
　　郭沫若（１８９２- １９７８年）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２０年代初回国。
　　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国共分裂后避居日本，开始了他的史学研究。在此之前他曾大量阅读过马克思主义学说。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他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一书，后又接触到河上肇《唯物史观研究》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 因果律 有了较深的了解。他的史学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始的。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七月，郭沫若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指出 周易的时代是由牧畜转化到农业的时代 ；《易经》是原始共产社会变成奴隶制时的社会的产物。八月，写成了研究《诗经》、《书经》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古代社会，认为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制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十月他又写成《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述了中国社会历史从古到今的发展，认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制，西周时代是奴隶制，春秋以后是封建制，最近百年是资本制；证明中国历史也遵循一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发展。民国十七年八月底，郭沫若开始接触甲骨、金文。他继承了前人在甲骨、金文研究的成果，并以新兴科学的观点研究，要 从这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和《周金中的社会史观》。这两篇文章突破了历来研究甲骨金文学者仅仅注意文字结构的考释和汇集的局限，通过甲骨金文的研究， 看定一个社会的真相，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 ， 让这些青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 ①。从而对判断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提供了有力的说明。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郭沫若将上述五篇论文合辑成书，取名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该书的出版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吕振羽（１９００- １９８０年）湖南武冈人，民国十五年毕业于湖南商科工业学校，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起相继在民国大学、中国大学任教。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吕振羽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陆续写出《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论文和专著。其中《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他后来所作《中国社会史纲》的头两册。在这些论著中，他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所揭示的远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出土的古代器物为主要史料，从神话传说中剔出史前期社会史的材料，把中国历史研究扩向东周以前的神话传说时代，填补了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空白。他还引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和世界历史，论证了奴隶制社会是大多数国家历史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
　　并且对殷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了反复具体的分析，详细地论证了殷代是奴隶制社会，提出了 西周封建说 的观点。此外，吕振羽在思想史方面，突破旧式学术史的传统，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近代以前的各种思想流派的演绎更替，按照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 各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加以论究 ，钩玄索隐，举纲提要，整理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体系。从而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做出了贡献。
　　①　　 郭沫若：《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翦伯赞（１８９８- １９６８年）湖南桃源人，早年毕业于武昌商业专科学校，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一年，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年）后开始研究历史。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翦伯赞写出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关于 亚细亚生产方法 问题》等一系列论文，用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历史等作了深入探讨。为阐明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除以上三人外，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有侯外庐、何干之、邓拓、华岗等人。他们的著作、文章如《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候外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论中国封建社会 长期停滞 的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邓拓）等，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史研究的有影响的成果。在中国，这些史家和他们的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