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史之五四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

五四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
　　（一）西方新史学理论的宣传和介绍
　　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史学，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民国以来，政制的更新，思想文化的发展，使历史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无论主张社会政治变革，思想文化更新，还是主张保守旧制、维持传统，都不能不注重历史研究以为其主张寻求依据。自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倡导 史界革命 之时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新史学转变。至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界在本世纪初史学革新的基础上，借助西方新史学理论，继续批判旧史学，全力进行新史学的建设，形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高潮。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西方新史学理论的传入则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直接推进了中国史学由旧到新的转变。在这中间，西方新史学潮流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尤为重要。
　　１。 新史学潮流 及其理论的影响新史学潮流是本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兴起的一股潮流，它代表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　　１９世纪以来，西方传统史学虽在考证方法和编纂体例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各种政治事件的记述，忽视其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联系，不能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因而陷入了困境。新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借助自然科学和新兴社会科学成果应运而生的。作为传统史学的革新者，它在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及其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因其重视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而被称为 综合史观 派，也因其偏重文化，被称为 文化史观 派。这一新史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朗普勒希特（Ｋａｒｌ　　Ｌａｍｐｒｅｃｈｔ）和美国的鲁滨逊（Ｊ。Ｈ。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西方新史学潮流，使西方史学获得了生机。这对于苦苦探索中的中国史学界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因此，新史学潮流及其理论就成为中国学者在国内介绍和宣传的中心。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前后，随着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新史学理论也较系统地被介绍到国内。
　　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曾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的蒋梦麟（１８８６- １９６４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新史学的情况。文中指出，在美国历史教学中所讲授的内容有三个宗旨。第一， 教授历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 ，以培养学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为准。第二， 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第三， 表扬伟人、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明家当并重.所讲授的内容大都与现时国民生活有密切关系.他继而主张要 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活用吾国历史之资料 ，以革新中国之旧史学。他还提出要向美国史学界那样， 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①
　　①　　 《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教育杂志》第 10 卷第 1期。
　　蔡元培（１８６８- １９４０年）是较早接触德国新史学的学者。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达六七年之久（１９０７- １９１３年）。这期间他不仅选听了德国新史学代表朗普勒希特的文明史课，而且还曾入朗氏创设的 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 从事比较文明史的研究，并为朗普勒希特的研究提供中国文明史方面的材料。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夏，他为在法国华工办的学校编写讲义，谈到历史时写道： 历史者，记载已往社会之现象，以垂示将来者也。 还提出要编写不同于中国传统史书的 新历史.这 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条流，而又综论其统系。是谓文明史 ②。此文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
　　九月被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集》出版。从蔡元培对新历史的认识，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接受了朗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观。
　　继蒋梦麟、蔡元培之后，经归国留学生的积极努力，西方新史学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在中国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
　　鲁滨逊的《新史学》被用作大学西洋史学史教材，后经何炳松翻译成中文出版。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对新史学理论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史学的目的。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的目的 在于帮助我们来明白我们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把历史看作一门与人们生活相关的一种学问。认为 历史就是我们个人记忆的推广。我们要研究历史，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因为唯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 ①。鲁滨逊的弟子巴恩斯更进一步论及了新史学的目的。他说： 新史学家言史之目的，为与现今人类以过去之完全而可靠之写真，使吾人于文化之如何发生与何以发生，得有极真实之了解也。 使我们能 分别何者为文化中之真正重要分子，而有裨于进化者，与何者但为原始时代之残余，而足碍文化之演进者，掇萃去滓 ，从而为 改良现在和规划将来 服务②。
　　第二，关于新史学研究的范围。新史学家主张历史研究当记述人类活动的全部。鲁滨逊认为： 就广义说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 ③大到民族的兴亡，小到个人的性情动作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新史学从三个方面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其一， 对于叙述人类活动与兴趣之变化加以扩广。 认为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工艺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政治、法律、宗教诸制度，皆为人类活动中于人生有重要影响，都是新史学所要加以研究的；其二， 对于人类事业起源之智识追求提早， 从时间上加以扩广；其三，从空间上扩大其范围， 愈是近代历史，愈趋于世界史。 ④第三，关于综合史观及其方法。陈训慈在介绍综合史观时指出，综合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繁复无常， 故必受多方面之影响，而断非任何单纯原因所能解决者.以往各派史观，如哲学史观、科学史观、社会史观和经济史观等，都有其偏至的一面，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的发展。因而，综合史观主张 综合各方之长 ，对历史进行综合的考察。在方法上，新史学主张利用多种学科来研究历史。鲁滨逊把与历史相关的学科统称为 历史的新同盟 ，如人类学、古物学、社会的同动物的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等等。他认为如果利用这些学科的知识去研究人类的各方面， 能够改正一般历史家所下的断语，解除许多历史学家的误会， 能够 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所不能解释的历史上的现象。 ①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新史学理论的介绍比以往的更为系统，影响也更为广泛。他们都把介绍西方的新史学理论与建设中国新史学联系起来。
　　事实上，新史学理论既是批判旧史学的武器，又是建设中国新史学的重要参照标准。
　　②　　 《历史》，《蔡元培全集》第 2卷。
　　①　　 何炳松：《新史学导言》，《史地丛刊》第 2卷第 1期。
　　②　　 巴恩斯：《史之过去与将来》，陈训慈译，《史地学报》第 1卷第 2期。
　　③　　 鲁滨逊：《新史学》。
　　④　　 巴恩斯：《史之过去与将来》。
　　２。唯物史观在史学界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主要有两个渠道。其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随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传入，经李大钊、胡汉民等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其二，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在引进西方新史学理论的过程中，通过新史学家对其观点的评论而间接影响史学界的。在西方新史学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单纯主张从经济学角度去分析解释人类的社会历史。他们表示不赞同单从经济入手研究历史，但肯定了经济学可以 供给历史家向来没有明白的一种科学的解释 ②。肯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史观 指出了历史之途径，自始至今有一贯之线索，而破除静止的史观，又与进步观念以历史上之证据，而破除历史循环之说 ①，较已往旧史观相比是一进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是针对思想界出现的从 解析的观察 方法向 综合的观察 方法转变的新倾向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是应注重社会发展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全面地综合地考察社会的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它所研究的历史，不再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而是 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由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组成的，人类的历史 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唯物史观还解释了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及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原因，它认为 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 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②。唯物史观对史学，对新史学的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
　　①　　 鲁滨逊：《新史学》。
　　②　　 同上书。
　　①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1 号。
　　②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
　　③　　 载《史地丛刊》，第 1卷第 1期。
　　李荫清在《史地丛刊》发表《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③一文，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运用，与科学的历史学的建立联系起来。他指出，唯物史观的问世为说明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唯物史观 以社会组织的变迁由于经济构造的变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决定。物质的经济结构一变，其他以他为基础的种种精神的构造都随之而变.而以往历史研究探讨的是单独的事实 ，注重 零碎的考究. 至于那社会生活究竟有什么规则的发展，社会生活与天然界的现象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些紧要且根本的问题，都没有彻底的讨论。 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出现，使许多不能用一定法则说明的学问，如历史学、社会学等， 得着他这唯物史观，也就能用一定的法则说明了.李荫清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说明了历史上的 精神的要素 与唯物史观的 物质的要素 的关系。他指出，在唯物史观看来，政治、法律 均是社会表面的建造物，是随着他的基础构造——物质条件——而变化的 ，伦理、宗教，虽是非物质的、范围世道人心的东西，但它们也是适应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 随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它们 左右社会的势力虽大，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 ；学术、文艺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充分的效力，他能决定经济行程进动的速度形态之快慢大小，而不能决定经济行程的方向.作为 人的意识 ，它们是随经济行程的变化而变化。 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唯物史观认为，英雄伟人在历史发展中是起作用的，但不是决定的作用。因为英雄伟人 不外是他当时社会的代表 ，他所做的事也是代表他所属的社会团体，英雄伟人之所以 能成功于一个时代，他的学说能唤起一世人的景从，必定是他的事业或学说适合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需要.所以不能把 个人的观念 与 团体的事实 分割开。通过上述说明，从而反驳了种种用 精神的要素 非难唯物史观的观点。
　　李荫清进而认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对于历史学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历史研究运用唯物史观这个 经济中心论的原则 ，对 历史上纷如乱丝的现象，就若网在纲，有领可絜了。历史上从前不能说明的，至此也可以说明；从前没有普遍的原则的，至此也有了普遍的原则。于是科学的历史遂于此成立.唯物史观在史学界传播的同时，还被运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解释了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认为 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孔子的学说 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 ①。按照唯物史观原则观察历史，他认识到 新的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 ，②是不可阻挡的。 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 ③从而，李大钊树立了一种发展的历史观，为其宣传新文化，改革旧制度提供了历史的思想基础。
　　胡汉民在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章，宣传唯物史观，并运用其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史。他认为思想的发展与时代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哲学 独盛于古代 ，是因为晚周战国时代 社会经济组织的根本变动，牵连到社会一切关系，是空前绝后的时代，思想家受了这个影响，所以学术上有空前绝后的建设.秦汉以后哲学的发展不能与这一时期相媲美，是因为 社会物质的变化平平无奇.他指出，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只认经济事情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关系.他认为从来学者研究思想史的变迁，说明其原因，都从个人才性不同，所受思想学术不同，所处时势不同三方面进行考察。
　　这其中时势的不同最重要，因为个人的才性和学术思想本身都不能说明一个时代的思想。而 时势 的造成， 求其最初原因，总在物质的关系 ①。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
　　②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③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文集》（下）。
　　邝摩汉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的原理， 为解释中国历史的尺度 ，把中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 自黄帝至周末止。
　　为发明工具，人类历史大开创时期 ；第二时期 自秦汉至清季五埠开商止。
　　为无大发明，治乱相循，人类历史无进化时期 ；第三时期 自开港至现在止。为机械输入，产业革命，人类历史又趋于开创时期 ②。
　　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运用，虽显得有些粗糙，但对中国新史学发展却起了积极的作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五四时期史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无论在思想上、理论上，还是在史著体裁、治史方法上，都不乏创新之见，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由于旧的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使得传统史学在历史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从本世纪初，传统史学的革新就成为其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西方新史学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在五四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于新史学强调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从而适应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变革对传统研究的需要，因此不仅当时的社会名流多倡史学，而且还涌现出了一批热心于新史学建设的年轻学者，他们一道成为五四时期史学研究中的生力军。这一时期还成立了史地学会等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出版了以史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如《史地丛刊》、《史地学报》等等。
　　五四时期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批判旧史学基础上的新史学的建设上。
　　１。对传统史学的更新和发展五四时期的史学是循着史学革新方向发展的。新史学的建设者们，借助西方史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对传统史学从史学自身的建设方面进行了重新探讨和认识。
　　第一，对历史学功能的认识。自古以来，史学就是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的工具，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其内容也是以统治阶级为中心。旧史学的功能体现在 垂训 和 资治 方面。无论 劝善惩恶 、 记功书过，彰善瘅恶 的 垂训 ，还是 观古所以知今 的 资治 作用，都是要用古代来规范现在，用古人来束缚今人。旧的史学功能体现的是一个倒退的历史观。 五四 时期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抨击。他们认为：史学既不是 贵族阶级、知识阶级的装饰品 ， 也不是我们的借鉴.因为古与今不同， 不能以古事为今事之榜样 ①。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是因为现代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 今日之种种社会现状，吾人所殚思虑以应付之者，皆由以前之千百项事递相演嬗而来。 ②明古代过去之事即可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现在、我们自身和我们同胞，明白人类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希望。 ①史学不再是帝王统治者们的专利品，而是与普通百姓有关系的、认识现在和预测未来的工具。
　　①　　 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建设》第 1卷第 3、4 期。
　　②　　 邝摩汉：《唯物的中国史观》，《今日》第 2卷第 1期。
　　第二，对历史研究内容的认识。旧的治史目的，导致了治史范围的狭窄。
　　旧历史所记的都是 帝王之更迁，国势之兴衰，战争之胜负 等与统治阶级有关的内容。在旧史家看来， 历史之唯一基础即为政治事实 ， 凡非与国家生活有直接关系，或其间关系为不易发见者，均为无研究价值 ②。新史学的建设者们批判了这种旧的观念，主张历史应记载人群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应局限于政治一种。他们认为 人类之行为，无一方面无注意之价值 ， 与人类之存在与发展有莫大势力之活动，如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工程学，自然科学与政治、法律、宗教诸制度者，尤当以相当之注意 ③。他们指出：新史学的范围应包括 一切人类事业与活动之全体.应综合人类活动之各个方面， 尽力建设一完全而又合理之过去全景，且又侧重各时代特著精神 ④。他们还针对旧历史多以统治阶级为中心的状况，提出新历史要以 平民生活为中心. 前此养成之贵族观念、阶级思想之历史，自宜扫而空之 ⑤。
　　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最重要的是看出全部社会的活动变化。 ⑥第三，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发展。这一时期历史研究方法，无论在整理史料，还是解释历史的方法上都有了较以往甚为突出的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治史方法进行总结和整理，使其适应新的需要。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一整套鉴别、整理史料的方法，考据方法即为其中之一重要方法。历史考据方法中，蕴含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很受新史家的推重。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把传统的考证方法主要是史料的整理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论述了搜集史料、鉴别史料，以及史料的 正误 与 辨伪 等方法。王国维则对考证方法进行了发展。他利用新发现的实物材料和文献记载的材料相互印证，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形成了著名的 二重证据法.他的 二重证据法 是用实物材料，如甲骨、金文，及在敦煌发现的汉晋木简等古代文物， 补正纸上之材料 ， 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①。把纯文献记载的考证方法与实物材料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是积极引进和介绍西方新的史学方法来丰富自己的方法。引进的主要是新兴的解释历史的方法。如在进化观念指导下的 历史的方法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从经济入手阐述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综合史观指导下的运用多学科、从多方面研究历史的多学科方法等等。
　　①　　 陶孟和：《新历史》，《新青年》第 8卷第 1号。
　　②　　 衡如：《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1 号。
　　①　　 陶孟和：《新历史》。
　　②　　 衡如：《新历史》，《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11 号。
　　③　　 衡如：《新历史》。
　　④　　 衡如：《新历史》。
　　⑤　　 梁绳筠：《历史谈》，《史地丛刊》第 1卷第 2期。
　　⑥　　 梁启超：《历史统计法》，《史地学报》第 2卷第 2期。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 11 册。
　　第四，对史著体裁及表述的更新。我国史著繁多，体裁丰富，有依时间顺序的编年体，按人物事迹的纪传体，以及记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而新史学的建设者们认为，传统的史著体裁及表述方式不足以完整、系统地反映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如编年体，以事系月，以月系年，年经事纬， 固是一目了然 ，可如果要 叙述社会的进化，阐明事物的因果 ，就显得 不甚完全 ①。而且，纪传、谱系表，又都是给私人作的，在旧史的范围内，难免不成为帝王大臣们私人的历史。他们还认为，旧史内容的表述，有注重文学描写，不重客观的弊病。旧史家为了追求文辞优美动人的效果， 所记的都是些耸人听闻的琐碎事，或撼动天地的大动乱.至于记述的 与事实相符合与否，反不甚注意 ②。新史家认为，新的历史著作既要记述内容丰富的历史，又要阐发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 不能牺牲事实专注意文笔 ，应 注意事实，照着事实源源本本用普通言语发表出来，对于事实没有损益、没有夸张、没有贬损 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史著，如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都在吸收旧史著体例优点的基础上，注意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容的记述，力求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避免 条例史实，缺乏见解 的弊病。
　　对传统史学的革新，促进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史学界展开的关于中国古史的讨论，把五四时期新史学的发展推向了高潮。
　　２。关于中国古史的讨论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开始的古史讨论，是五四时期新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展开，实际上是史学界对应用新的历史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的一次评估和检验。
　　在旧的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下，传统儒家经典与圣贤被奉为独尊。人们束发受经，只能有信仰，不能有怀疑和思考。中国上古历史，尽管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但历代的学者对它笃信不疑。这种旧观念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还严重地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因而，更新旧的历史观念，大胆地对旧的古史进行质疑，便成为中国史学发展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在更新旧的历史观念方面有较大影响的，当推胡适、顾颉刚等人。
　　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初，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书中，他抛开那 半神话半政史 的远古时代，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不顾孔子几千年来的圣人地位，把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来研究，并运用新的进化的眼光，对中国古代哲学家进行了系统的、纵向的考察，原原本本还他们一个本来的面目。他的古史观是：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
　　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 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①胡适以其积极的怀疑精神和追根溯源的历史态度，为史学研究辟了一条新径。
　　①　　 梁绳筠：《历史谈》。
　　②　　 陶孟和：《新历史》。
　　③　　 陶孟和：《新历史》。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则表现了新的历史观念的建立，以及对旧史观的批判和质疑。顾颉刚（１８９３- １９８０年）江苏苏州人。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参加了整理国故工作。在工作中，与胡适、钱玄同等来往频繁，相互交流对古史研究的看法。胡适的思想方法和钱玄同的疑古精神，对他的古史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中受到了直接的启示，把考证古代小说的方法运用到研究古史系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他从以 疑古玄同 自称的钱玄同那深彻猛烈的疑古精神中，汲取了疑古辨伪的勇气和信心。
　　中国学术有疑古辨伪的传统。顾颉刚在整理国故工作中，接触和整理了一些前人疑辨的成果。这一切都成为他新的疑古辨伪基础。他说：我的学术工作，是从郑樵、姚际恒、崔述三人开始的。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 传' 、' 记' 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 传' 、' 记' 不可信，连' 经' 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 正是由于这些前人的影响，他的 胆子越来越大，敢于打倒' 经' 和' 传说' 中的一切偶象 ①，也坚定了他认为旧的古史系统不可信的思想。
　　民国十二年五月，顾颉刚把他写给钱玄同讨论古史的一封信，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发表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９期上。文中，顾颉刚提出了他的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他解释说：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 无为而治' 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 家齐而后国治' 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②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是对旧的古史系统的质疑，极大地动摇了有着整齐序列的诸如 盘古开天 、 三皇五帝 等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古史的大讨论。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书杂志》第１０期就刊出了钱玄同的答文。他对顾颉刚的古史观表示赞同，认为： 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他希望继续运用疑古辨伪的方法，对古史 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 ①。该杂志第１１期发表了刘掞藜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两文对顾颉刚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顾颉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所举的证据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满意的.如 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 ；西周时在禹以前还没有黄帝、尧、舜；禹和夏无关系；禹是 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尧典》等出于《论语》之后等。他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总之，他们不同意推翻旧的古史系统，认为 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而尧舜以后的史料比较近于事实， 顾先生要推翻全部古史，当然要寻出几个充分的证据，方可叫人信服，断不能这样附会周纳.随后，刘掞藜在《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他对顾颉刚古史观的看法与他参加讨论的意图。他认为顾颉刚的观点和文章是一种 翻案的议论 ， 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 ，所以他 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 ②。
　　①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一册。
　　①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国哲学》第 2辑。
　　②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
　　①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
　　顾颉刚针对刘、胡二人的文章及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并进一步论述了自己对古史研究的观点。他认为研究古史要更新旧的观念。提出要推翻旧的古史系统，推翻非信史，需要打破四个旧观念。一是 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二是 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三是 古史人化的观念 ，四是 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否则无法从古史中 分出信史与非信史 ①。钱玄同也发表了《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此文是因为看了刘、胡二人的批评文章后，联想到研究国学要知道的三件事。其一， 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 ，吸收前人辨伪的成果。其二， 要敢于' 疑古'，对于前人考订未及和不敢怀疑的书和物，在研究时应 常持怀疑的态度.其三， 治古史不可存' 考信于《六艺》' 之见.要摆脱 二千年来' 考信于《六艺》' 的传统见解 ②。
　　从古史讨论的情况看，双方在古史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对加深中国古史的研究不无益处。但讨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却是应采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研究古史、如何认识没有史料证明的古史系统等问题，这反映出新旧历史观念在古史研究中的对立和分歧。
　　民国十二年年底，由于顾颉刚刊出 初到北京 ， 又要到河南，在两个月内无暇讨论古史 的《启事》，这次古史讨论才暂告结束。这场讨论，顾颉刚运用进化史观和 历史演进的方法 ，对旧的古史系统发起了进攻，提倡了没有证据只可存疑，不可盲从盲信的研究态度，解放了人们的学术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讨论虽告一段落，但关于古史的研究仍十分活跃。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顾颉刚把这次辩论古史的论文和信函编辑成册，取名《古史辨》出版。在这次讨论中逐渐形成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 古史辨派 成为古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这都表明，新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已被史界所接受，同时也标志了中国新史学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②　　 刘■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古史辨》第一册。
　　①　　 顾颉刚：《答刘胡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
　　②　　 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古史辨》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