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经济史之民国末期社会的经济的崩溃

民国末期社会的经济的崩溃
　　（一）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
　　１。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接收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在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国土，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抗战时期被日军侵占的沦陷区，是中国工业重心、经济重心，在战前，日本对这些地区就进行了投资。日本占领后，曾对沦陷区的经济进行疯狂破坏和掠夺。同时，为实现 以战养战 的方针，把沦陷区作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 后方 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苦心的经营。据统计，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时为８。９亿美元，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时达１６。２亿美元（其中东北为１３。２４亿美元，关内为３。０５亿美元），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年）时总额达６１。６３亿美元（其中东北为５２。７９亿美元，关内为８。８４亿美元）①。到抗战末期，日伪在沦陷区已形成了巨大的产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的日伪资产进行接收。
　　国民政府经济接收情况如下：（一）对金融的接收。这主要由财政部、四行二局等分别负责接收日伪金融机构。在日伪金融机构比较集中的南京、上海地区，由中央银行接收朝鲜银行、伪中央储备银行、伪华兴银行，伪省市地方银行也由中央银行接收；中国银行接收正金银行、德华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接收台湾银行；交通银行接收住友银行、上海银行株式会社、汉口银行株式会社上海支店；中央信托局接收三菱银行、帝国银行及其附属企业机关、伪中央信托局、伪中央保险公司、伪中央储蓄会等；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伪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伪中日实业、伪中国实业等银行。这样，国民政府接收了日伪全部金融机构，据统计，包括上海在内的苏浙皖区共接收黄金５１１７９６。４０２两、白银８５７１０１５。４９８两，美元９２０３４。７３美元、日币３８２５５５８５。５６日元、法币２５１３９３７７５２。０８元、有价证券２３５０９６８６２７元等，各项金银、货币、证券计合法币１７２９５５８７２８２３。９４元②。在台湾，财政部派员会同台湾省长官公署接收改组了台湾银行，三和银行由台湾银行接收，劝业银行被接收改组为台湾土地银行，台湾储蓄银行被接收改组为台湾银行储蓄部，台湾商工银行、华南银行、彰氏银行被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
　　①　　 吴承明：《帝国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155-161、165 页。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 战后中国 （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 160-161页。
　　（二）对工矿企业的接收。这主要由经济部负责。在日本投降前夕，经济部即成立了收复区工矿事业调整委员会，负责具体筹划经济部对日伪工矿企业的接收工作。日本投降后，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即派员分赴七个接收大区，分别建立特派员办公处，负责接收各地工矿企业。到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七月，经济部在苏浙皖区共接收的工矿企业及公司企业总数已达２４１１个单位，估计价值２０亿美元①，其中资源委员会接收的日伪企业有２９２家，资产估价总额为法币１１５６７。７亿元，相当于１９３７年币值３２６５８８万元，合美金约１０亿元，而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的６０年内，中国本国资产经营的工矿企业资本总额共１３。７６亿元，仅是资委会一年间接收企业资产总额的４２。１％②。
　　（三）对交通运输业的接收。这主要由交通部负责。交通部将全国划分为京沪、武汉、平津、广东、东北、台湾６区，分别派员接收日伪交通运输业。铁路方面，通过接收，交通部管辖铁路包括东北、关内、台湾、海南在内共计３００３０公里。公路方面，关内共接管国道公路共计３８６０８公里，接收日伪车辆５９５５辆；东北地区共接收国道２０４６９公里，此外还有省道、县乡道路；台湾地区共接收公路１７０００公里。水运方面，据交通部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三月统计，在大陆关内各地接收船舶总计２７５１艘，２５１２８８吨，但其中１０００吨以上者只有２０艘。另外在台湾共接收船舶３５０艘。
　　（四）对土地和农牧场的接收。主要有东北日寇数百万亩 开拓地 ，营口盘山农场３０３亩，华北日寇垄断公司土地５０余万亩，日寇军粮城稻田４３万亩，日寇华北农事试验场２７万亩，台湾日寇所圈占的 官有地 若干万亩等等。
　　通过经济接收，国民政府控制了许多日伪产业，使国家垄断资本进一步膨胀。
　　在接收过程中，出现诸多弊端。如在接收中，军队、政府、中央、地方等同时插手，各地接收机构林立，接收机关纵横交叉，各部门、各机构在接收过程中互相争抢、互不相让，接收秩序十分混乱，造成了接收工作的严重困难，甚至还出现为争夺日伪财产而发生互相开火的流血事件。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在接收中乘机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私分财物大发接收财。如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从接收物资中和部下官员擅自瓜分了价值４０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芜湖警察局长贺宗章，勾结下属，私自将敌伪粮库中的１０万余斤粮食用大船运走。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将一批价值５０亿元的日伪物资运往上海、台湾出售，仅收回３０亿元，其余则尽入私囊。收复区人民讥称那些在接收中发了财的大员为 三洋开泰 （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五子登科 （抢房子、车子、金子、料子、婊子）。接收大员在接收中，还任意将收复区的人民财产指为敌产，然后加以没收，严重损害了收复区人民的利益，如在武汉地区，被没收的民有企业有：上海大戏院、光明电影院、黄金大戏院、金龙云记面粉厂、达昌机器染厂、汉口义兴铁工厂、太平洋肥皂厂、震昌机器铁工厂、汉阳电气公司、福盛机器碾米厂等等。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日伪物资价值６２００亿元，但实际所接收的则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许多物资被各级接收人员鲸吞。国民政府在经济接收中的种种弊端，给收复区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收复区到处流行着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的民谣，反映了收复区人民的失望和不满。当时中国战区统帅的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 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争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 ①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746页。
　　②　　 郑友揆等：《旧中国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第 156，157 页。
　　２。国家垄断的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抗战胜利后，通过对日伪资产的接收，国民政府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发展。
　　①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日本投降后，通过对日伪金融机构及其金银财富的接收，国家资本的 四行二局 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日伪金融较为集中的苏浙皖区， 四行二局 共接收黄金５０万余两，白银８５。７万余两，美金９２０３４。７３美元，日币３８２５。５６万元，法币２５１３９３。７万元，有价证券２３５０９６。８６万元，共计价值１７３０亿左右②。到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底，国统区３４８９家银行中，官营银行２４４６家。同年１２月底， 四行二局 的总分支机构共达８５２处，其存款总额达５４８８１亿元，占全部本国银行存款总额的９１。７％，而民营资本银行的存款只占８。３％③。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政府又宣布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由财政部和 四行 拨给资本，总库设在南京，下设省分金库，在部分县、市设有分支机构，该金库以发展合作事业 为名，办理各种存放款，储蓄、汇兑、信托、仓储、运销等业务。这样，国家垄断金融资本发展到 四行二局一库 ，国家垄断金融已发展到了顶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 四行二局一库 滥发货币和各种债券，支撑内战，又利用他们的资本扩大对工商业的投资，控制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 四行二局 直接控制的厂矿企业数量有很大增加。
　　中国银行在抗战前对２３个工厂企业拥有投资或股份，抗战期间又对４０家厂矿企业进行投资，抗战后又对２２个厂矿企业投资，拥有投资或股份的厂矿企业总数达８５个。交通银行在抗战前仅对４个厂矿有投资，抗战时扩大到２９个，抗战胜利后再扩大到５２个厂矿企业。中国农民银行在抗战胜利前对１４个厂矿企业有投资，抗战胜利后总数达２２个。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抗战胜利后对公司企业的投资总数达１６个①。
　　②国家工业垄断资本的发展抗战胜利后，通过对日伪厂矿企业等的接收，国家工业垄断资本得到了发展，在重工业中，国家资本进一步加强了垄断，在轻工业中，建立起了一批国家垄断资本集团。
　　战后，国营重工业仍由资源委员会管理。资委会由于奉命接办日伪遗留的重工业厂矿，实力大为膨胀。资委会接收的日伪企业共２９２家，资产估价总值达法币１１５６７。７亿元。至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底，资委会所属单位共９６家，所属厂矿共２９１个，员工共２２３７７５人。民国三十六年，资委会所属企业主要产品产量为：发电量２０亿度，煤５１６２。２万吨，钨砂６４０２吨，纯锑１７８０吨，纯锡１４７０吨，铜及铜制品１６４３吨，生铁５７３２吨，钢铁１８５０７吨，钢铁制品３２６３８吨，水泥２４３４７７吨，砂糖４１５９８吨，汽油８７７。３万加仑，煤油４０１。３万加仑，柴油３１７０吨。资委会所属企业产品总值共达５２４４２亿元。
　　这年资委会所属企业主要产品在全国已占有重要地位，石油制品占全国产量的１００％，占全国供应量的２０％，钨、锑仍占１００％，发电量占５４。９％，钢铁产量占５１。８％，煤产量占２８。９％。此外，其机械、电工、化工等业的产品也占有重要地位①。因此，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在重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92页。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 战后中国 （四），第 160-161页。
　　③　　 《中国近代金融史》，第 291-292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958-969页。
　　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一批日伪纺织、缫丝、制糖、造纸等轻工企业，国家垄断资本在轻工业中也得到发展。民国三十五年初，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负责对日伪在上海、青岛、天津、东北的纺织企业进行接收。据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统计，中纺公司共有工厂５５个，其中纺织厂４０个（上海为２０个，青岛为８个，天津为７个，东北为５个），共有纱锭１７７余万枚，占全国纱绽数的３７。６％，布机共有３２３２２台，占全国布机数的６０％②，中纺公司成为国家资本垄断纺织业的最主要资本集团。中纺公司隶属于经济部，首任董事长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但实权操纵于宋子文之手。中纺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在青岛、天津、东北设有分公司。
　　由于中纺公司凭借其特权在产品销售和出口方面实行垄断经营，获利甚丰，民国三十六年获纯益竟达５９３２亿元。除中纺公司外，还有其它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国家资本企业，如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公司、中国植物油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到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大陆解放前夕，国家资本在工业产量中，电力占６７％，煤占３３％，石油占１００％，钢铁占９０％，有色金属占１００％，水泥占４５％，纱绽占４０％，织布机占６０％，糖占９０％，银行中资本占５９％，交通中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均占１００％，轮船吨位占４５％①，中国经济几乎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控制。
　　３。官僚资本的膨胀 官僚资本 一词最早见于瞿秋白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一月发表在《前锋》杂志上的《论中国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瞿秋白在该文中将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一些大官僚经营的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统称为官僚资本，认为这些企业是由处于统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所把持。抗日战争时期， 官僚资本 一词开始盛行起来，当时用来泛指国民政府中一些大官僚利用职权搜刮民财、垄断工商业的事情。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把掌握在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手中的国家垄断资本称之为官僚资本。此后，在许多著述中，都沿用了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将国民党控制的国家垄断资本称之为官僚资本，这虽然对于揭示国民党大官僚利用职权操纵国家资本、垄断社会经济的现象的一定意义，但把国家垄断资本称之为官僚资本，将二者等同起来，却是不确切的。就官僚资本来说，主要是指官僚自己拥有的资本，是私人资本的一部分，但它又非普通的私人资本，拥有这些资本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操纵控制，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借此发展自己的私人资本，大饱私囊。
　　①　　 郑友揆等：《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史实与评价》，第 185-186页表32，第 188页。
　　②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59页表 36 、表37. ①　　 许涤新：《关于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第 811页。
　　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官僚资本几经沉浮。到抗日战争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膨胀起来，其中以孔祥熙家族、宋子文家族经营的企业最具有代表性。
　　孔祥熙（１８８０- １９６７年），山西太谷人。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顾问，民国十三年到广东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历任工商部长、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行政院长等要职。由他和他的家人名义投资经营的企业很多，涉及到金融、工业、商业诸方面。在金融方面，主要有裕华银行，该行设于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总行设在天津，最初资本２００万元，抗战时期迁至重庆，增资到１０００万元，战后迁到上海，增资到１亿元。这个银行是孔家私人企业的核心，董事长为孔祥熙，其他负责人均是孔祥熙的家人或心腹。在工业方面，孔家曾投资过一些企业，如中国兴业公司、中国火柴公司、中国毛纺织厂和西北毛纺织等等。孔家投资的重点在商业方面，主要有祥记公司、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商号、升和商号、广茂兴商行、晋丰源商行、扬子公司、长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嘉陵公司等等。
　　其中祥记公司、扬子公司规模较大。祥记公司原开设于山西榆次，以经销美孚煤油和蜡烛、肥皂等发展起来，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大都设有商号。扬子公司全名为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民国三十五年，公司董事长由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担任并兼总经理。扬子公司主要进行对外贸易，特别是推销美国工业制品，该公司依仗政治权势，大肆进行囤积倒卖活动，如民国三十六年，该公司收买了英商在上海的利喴汽车公司，通过这个公司的关系向国内倒卖进口汽车，不到一年，孔令侃分红达１１２。５万美元①。民国三十七年十月，该公司违反《财政紧急处分令》，在上海囤积倒卖棉花、棉纱、棉布、粮食、钢管等物品，遭人举报，扬子公司仓库遭到查封，酿成名震一时的 扬子案 ，但由于孔令侃得到宋美龄的帮助，此案也不了了之。由于孔祥熙在国民党政府中长期掌握财政、金融等经济大权，其家人亲信把持着国家重要经济部门，他们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其所得私财难以统计。
　　宋子文（１８９４- １９７１年），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曾任职于汉冶萍公司。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年）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后曾任广东革命政府商务厅长、财政厅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宋子文所控制的官僚资本也涉及到金融、工业、商业等方面。在金融方面，主要有中国建设银行公司。该公司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年），资本１０００万元，由宋子文发起，宋子文、宋子良兄弟各占１８５股，共投资３。７万元，后宋子文担任了该公司董事长。抗战时期，该公司投资于工矿企业，所得利润甚丰。此外，宋家对广东银行、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都有投资，并控制着广东银行。
　　在工业方面，宋家在中国毛纺织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四川丝业公司、振华造纸厂、民生实业公司、甘肃林木业公司、华丰和记织布厂、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企业中有投资。在商业方面，民国二十五年中国棉业公司成立，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华南米业公司成立，前者是当时经营棉花、纱布交易的主要公司，后者则垄断着华中、华南大米的运输和销售，宋子文均是这两个公司的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宋家又成立了孚中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等。
　　①　　 宋子昂：《扬子公司的一鳞半爪》，《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 8月版，第 226页。
　　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独占①战后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为利用中国的力量来削弱日本的扩张势力，曾给予了国民政府许多援助。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希望美国进一步加强对其政治、经济、军事的援助，以便增强其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力量。美国出于战后反苏反       共的需要，也积极扶持国民政府，增强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间，美国给予国民政府较大的经济、军事援助就有１６笔，共计４０。５亿美元①。
　　国民政府在获取美国的援助中，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约，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救济援助中国人民之协定》、《中美国际关税及贸易一般协定》、《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中美双边协定》、《中美农业协定》等，其中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最为重要。《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其主要内容为：（一）缔约双方的一方应准许对方人民进入本方领土，准许其在全境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准许其从事非专为本方人民所留之各种职业；（二）缔约双方彼此间的贸易与通商活动，应保证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三）缔约双方中，一方对于对方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一方运往对方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和限制；（四）缔约双方中，一方船舶可在对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在遇到任何危难时，可开入对方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等等。从条约的文字来看，条约在纸面上充满着平等、互惠的原则，中国也首次获得了最惠国的待遇。但是实际上，条约的受益者主要是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是战后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两国经济地位悬殊，中国根本无能力到美国去开办实业，也不可能把大量商品销往美国，而美国则有能力到中国通商、通航等。因此，真正能够享受这一条约所规定的各种优惠的只是美国，条约表面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具有片面性。
　　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美国在中国取得了许多新的特权，便利了美国对中国的独占。国民党政府通过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以及这些条约、协定，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美国。在这时期，中国还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为原始缔约国之一，中国经济正式纳入了以美国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②美国对中国市场的独占抗战前，在华外国资本势力中，以英国和日本的势力最大。经过抗日战争，到战后，在华英、日经济势力受到很大削弱。美国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损失不大，而且在战争中生产发展很快，在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 1065 页。
　　美国利用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定中所取得的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民国三十五年，美向华输出的商品价值总额为３。２亿美元，占中国商品进口总值的５７。２％，这年，中国进口贸易总额为５。６亿美元，出口总值近１。５亿美元，外贸入超高达近４。１２亿美元①。由于进口货物大增，使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减少较大，国民党政府遂于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
　　发布紧急措施令，取消了 自由进口 政策，采取 限额进口 制度。此后，进口额有所减少，民国三十六年进口额为４。５１亿美元，民国三十七年进口额为２。１１亿美元。尽管这样，美国商品在进口额中的比重仍较高，民国三十六年为５０。２％，三十七年为４８。４％①。可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商品几乎独占了中国市场。除正常贸易外，美国货物还通过走私等渠道大量涌入中国，在抗战胜利后的三年中，约计美货走私进口总值达２。５亿美元。
　　由于美货像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中国各地遍布美国商品，上海永安、新新、先施等大百货公司，美货占其全部货物总数的８０％，天津各大公司的美货也占其全部货物总数的５０％以上。美货除军火外，从机器工具、车辆、汽油、金属、水泥、棉花等生产资料，到布匹、呢绒、服装、鞋帽、卷烟、火柴、罐头、面料、小麦、牙膏、药品、牙刷、香水、口红、手纸等生活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美国所占比重也很大，民国三十五年，输往美国货物的价值占出口总值的３８。７％，民国三十六年占２３。３％，民国三十七年占２０。１％。此外还有不少输往香港的货物也转输到了美国。在中国出口物中，以农副产品、矿产品等工业原料以及半制成品为主。
　　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投资增加也较快，民国二十五年，美国对华投资为３。４亿美元，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８％左右，到民国三十七年，美对华投资额为１３。９亿美元，占各国对华投资额的４５％。此外，还有各种贷款、 美援等共计约４７。０９亿美元②。
　　美国对中国市场的独占，使中国民族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如美国的罐头倾销使中国罐头厂家受到很大打击，上海原有罐头厂１８０余家，到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只剩下５０多家。民国三十五年初上海有制药厂２００多家，在美药的打击下，到年底倒闭歇业的达１２０多家。
　　（二）南京政府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１。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与金融崩溃①财政危机的空前严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南京政府在美国支持下，于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七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由于进行全面内战，造成军费开支激增，财政赤字严重。民国三十五年南京政府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５９。９％，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占５４。８％，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一至七月占６８。５％。民国三十五年岁入为２８７６９。８８亿元，支出却高达７５７４７。９亿元，财政赤字为４６９７８。０２亿元，民国三十六年岁入为１４０６４３。８３亿元，支出为４３３９３８。９５亿元，赤字为２９３２９５。１２亿元，赤字为岁入的２。０８倍，民国三十七年一至七月，岁入为２２０９０５４。７５亿元，支出为６５５４７１０。８７亿元，赤字为４３４５６５６。１２亿元，赤字为岁入的１。９６倍①。
　　①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 228页表 71 ，第 229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45 、78页。
　　南京政府为挽救财政危机，除大举内外债，增加苛捐杂税外，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八月，法币发行额累计为５５６９亿元，到次年五月，增加为１７９６０亿元，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增加发行额１２３９１亿元。全面内战爆发后，货币发行额更为狂增，几达天文数字。民国三十五年六月，法币发行量达２１１２５亿元，次年六月发行量达９９３５１亿元，比一年前增加３。７倍。民国三十七年六月，法币发行量达１９６５２０３亿元，又比一年前增加１８。８倍，到这年八月二十一日实行币制改革后，法币发行量共达６６３６９４４亿元，比抗战胜利时增加了约１１９０。８倍①。货币发行的猛增，不但未减轻财政危机，反而加重了这一危机，造成了金融的崩溃。
　　为扭转财政危机，南京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南京政府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要求本年度各部门财政开支要严格控制，要努力开辟新税源，并出售日伪资产和剩余物资，一般国营生产单位也可以用发行股票方式公开出卖等等。但这一措施效果不大。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由民国总统蒋介石名义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实行 币制改革 ，发行金圆券的同时，对财政也进行整理，规定各种税收低于战前标准者，均应参照战前标准调整，同时提高奢侈品税率，国营公用及交通事业之收费凡低于战前标准者，一律参照战前标准调整，裁汰冗员，重申加速日伪产业及剩余物资的出售，等等。但这一措施仍无效果。
　　②金融的崩溃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造成货币猛烈贬值，法币与美元的比价持续下跌。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南京政府将外汇汇率１美元比２０元法币改为１美元比２０２０元法币，八月宣布１美元合３３５０元法币，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又改为１美元合１。２万元法币。而在黑市上，比价则更高。而物价的上涨远远高于货币发行速度，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法币发行量为抗战前期的２６４２倍，而同期物价上涨了５７１３倍，为前者的２倍。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法币发行为抗战前的２３５３７３倍，同期物价上涨８３７９６倍，为前者的３。５倍。民国三十七年八月，法币发行为抗战前的４７万倍，同期物价上涨为４９２万倍，为前者的１０倍多①。
　　南京政府为挽回法币的信誉，维持法币的币制，曾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开始抛售黄金、美元，然而到次年二月，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发生了抢购黄金的风潮，人们争相抛出法币，抢购黄金、外币，黄金对法币比价猛烈上涨，二月一日１两黄金合法币４０。８万元，二月十日则涨至９６万元，法币贬值已达极低地步，实际上已经崩溃。在此情形下，政府不得不于二月十七日起取缔黄金买卖、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这虽然抑制住了黄金风潮，但却无法抑制住法币的贬值。
　　①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 102、51页。
　　①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5-76页。
　　①　　 《中国近代金融史》，第 298页。
　　为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和陷于绝境的金融，南京政府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法令，这些法令的主要内容为：（一）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限期收兑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金圆券采用十足准备制，其中４０％以黄金、白银和外汇作准备，金圆券每元法定含纯金为０。２２２１７克，合美元２角５分，但不能兑现。
　　金圆券发行总额以２０亿元为限，１元折合法币３００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３０万元，从即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前兑换。（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黄金、白银１市两兑换金圆券分别为２００元和３元，１元银元兑换金圆券２元，１美元兑换金圆券４元，逾期不兑者，一经查出，即予没收。（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于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五）
　　稳定物价，实施限价政策，规定各地物价、工资一律冻结于八月十九日水平。
　　（六）禁止罢工、怠工等。为实施这些法令，南京政府在上海、天津、广州、西南、西北等地委派 经济管制督导员 ，监督实行。
　　上述法令公布之初，由于政府强行收兑，收兑到了一大批金银外币，到该年十月底，全国共收兑黄金１６５万两，白银９００余万两，银元２３００万元，美钞、港币各约数千万元，合计共值２亿美元①。但是，金圆券发行后，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比价仍突破了官价的限制，并不断上涨，广大人民对于强行收兑金银外币政策日益不满，富商大贾则顽强抵制，全国普遍出现了抢购物资风潮，人们尽快把金圆券用掉，以免遭受损失，金圆券不断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被迫于该年十一月十三日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准许人民持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并把金圆券与金银、外币的兑换率一律提高５倍。在同一天公布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中规定，凡以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指定之银行定期满一年者，可以存款同额之金圆券向银行兑取黄金、银币，同时取消原定金圆券发行２０亿元的限制。这两个法令等于宣布这次 币制改革的破产。此后，在社会上掀起一股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的热潮，金圆券在兑换中不断贬值。同时，金圆券的发行有如决堤之水，一泻千里。十一月，金圆券发行为３３。９４亿元，十二月达８３。２０亿元，到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发行量高达１３０万亿元，为原定发行额２０亿元的６。５万倍①。伴随金圆券发行的无限膨胀，物价迅速飞涨，如果以民国三十七年九月金圆券购买力指数为１，十二月份则跌为０。０６０３，次年二月更跌至０。００００００２，只相当于上年九月的五百万分之一②。金圆券已形同废纸。
　　由于金圆券的崩溃，中华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七月，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银元及银圆券发行办法，决定恢复银元本位，并发行银圆券与银元同样流通行使，进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次 币制改革.但银圆券发行后，仍然信誉扫地，不断贬值，到大陆解放时止，银圆券发行共１亿元，但实际流通的只有２０００万元。
　　法币、金圆券、银圆券的破产，表明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金融已彻底崩溃。
　　①　　 《中国近代金融史》，第 299页。
　　①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 100页。
　　②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 215页。
　　２。民营工商业的绝境抗战时期，民营工商业因受到原料、资金、运输、市场等的限制，大多处于困难状态。抗战胜利后，由于民营工商业遭到美国剩余产品涌入中国的巨大冲击、国家垄断资本的排斥、苛捐杂税的增多以及通货膨胀、经济恶化的影响，生产经营十分困难，出现了大规模的关闭、停业现象，民营工商业逐渐陷入绝境。
　　在上海，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中，在３４１９家民营工商业中，倒闭的就有２５９７家，占７５％①。民国三十七年，上海各面粉厂开工率不到年生产能力的３７。５％，到民国三十八年一至五月，开工率更低到平均不过１０％左右。著名的申新纺织系统、福新面粉系统处境已十分艰难。上海申新６个厂，民国三十八年一至六月的棉纱产量，月平均比去年下降１１。１％，与抗战前的民国二十五年相比，则减少了４１。２％；上海福新各厂，民国三十七年开工率为３１。６％，三十八年一至五月下降为９。８％，平均日产量比上年下降６９％，与抗战前的民国二十五年产量相比，则减少８７。６％②。在重庆，自抗战胜利后至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在３６８家工厂中，歇业的达３４９家，约占９５％③。重庆面粉工业联合会共有会员工厂２３家，至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已停工或将停工者为９家，减产者为７家。在昆明，民国三十六年，４５家商办工业企业，倒闭的达２６家。在青岛，民国三十七年，在１４００多家工厂中，只有１／４是半开工④。自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至三十六年，上海、重庆、汉口、广州、天津等２０多个城市，工厂商店倒闭者２７００多家。由于生产经营艰窘，一些资本家纷纷向香港等地转移资金、迁移工厂。香港民国三十六年开设登记的工厂共３６５家，其中约有２０％是内地资金所设，民国三十七年一至四月，香港开设登记的和正在申请登记的工厂有１４４家，其中约６０％属内地资金开设。
　　由于大批工厂倒闭歇业，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在抗战胜利后的头３年中，民营工业产值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据统计，在基础工业类，民营产值民国三十四年占８０％，三十五年占７６。２％，三十六年占５６。１％；在民生工业类，民营产值民国三十四年占９３。９％，三十五年占７２。９％，三十六年占６１。９％。以民营工业的主要行业棉纺织业而言，民国三十四年，民营企业棉纱、棉布产量均占棉纱、棉布总产量的１００％，民国三十五年棉纱占７２。４％、棉布占７５％，三十六年棉纱占６４。２％、棉布占６６。４％①。
　　在民营工业陷入绝境的同时，国营工业、省营工业也因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的不断失败和经济恶化的影响，生产急剧滑坡。就全国工业来说，到民国三十八年，全国轻工业生产量大约比战前减少３０％，重工业产量减少７０％，煤减少５０％，生铁和钢分别减少８０％。国统区工业生产的急剧下降，进一步将国统区经济推向崩溃。
　　３。农村经济的破产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中国沦陷区农村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在战争中，大后方的农民为争取抗战胜利，忍受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很快发动了全面内战，把中国人民重新拖入新的战火之争，使遍体鳞伤的农村再遭劫难，农村经济陷于破产境地。
　　①　　 《当前民族工业的危机与出路》，《解放日报》1946年 10 月 20 日。
　　②　　 许维雍等：《荣家企业发展史》，第 256、257 页。
　　③　　1947 年《中国经济年鉴》，第 9页。
　　④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3、200 页。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 768-769页。
　　抗战胜利后，农民负担仍然十分沉重。抗战时期，农民为支持抗战所付巨大，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减少农民的不满，曾宣布收复区免除民国三十四年度的田赋，大后方免除民国三十五年度的田赋。然而，在免征田赋期间，一些地方政府就向农民 劝售 军粮，名为劝售，实为硬性摊派。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筹集内战军费、军粮，加强了对农村的搜刮。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国民党政府恢复田赋征实、征借。除田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四川农村的苛捐杂税有１００多种，浙江沿海渔民所受苛捐杂税也有数十种之多。至于军队过境就地征发、抢劫骚扰更是层出不穷。民国三十六年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军事不断失利，国统区面积越来越小，负担赋税的人口在减少，国统区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沉重的负担，使农民难以维持生活，农民已无法进行简单再生产。
　　国民党军队的无休止的抓丁抓夫，使农村劳动力空前减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进行大规模内战，大肆征抓壮丁，国民党征兵数量年有递增。
　　民国三十五年征兵总额定为５０万人，三十六年则为１５０万人，三十七年则为１５０万人。同时还大量强征民夫，充当差役。国统区繁重的兵役、差役，使农村劳动力遭到严重摧残，许多青壮年为躲避政府的抓丁抓夫，不得不四处逃亡，这使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由于战争的破坏以及国民党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搜刮等，农村耕地荒芜严重。民国三十五年河南荒地占耕地总数的３０％，湖南占４０％，广东占４０％，３省共有荒地５８００万亩。民国三十六年，江苏省的抛荒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３／５，安徽、湖南各占１／３，河南占１／４，广东占１／３①。
　　农民所受各种剥削也空前严重。在地租剥削方面，民国三十五年度，湖南全省农地面积为３４４８２０１６市亩，其中佃耕地占４１％，全省农户有３９７６４５８户，其中佃农占４４。３％，半自耕农占２９。４％。这年湖南全省平均水田租额最高占收获量的５９％，最低占４９％，征谷租者，平均占７０。５％，分租占２５。７％，钱租２。３％。广西省平均分租占收获量的５０％，谷租占４２％，钱租为８％①。在高利贷剥削方面，广东龙门农村，民国三十五年春借贷１００斤谷，连本带利须还３００斤谷以上。江南地区高利贷剥削也不轻，吴江县农民夏天借面粉１袋，秋天还米１石，一袋米粉市价为１。８万元，而一石米市价则为５- ６万元。沉重的剥削，使农民苦不堪言。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自然灾害也连续不断。民国三十五年七至九月，湖北水灾蔓延１８个县，被淹土地１３５万亩，灾民５４万人。民国三十六年春，湖北又遭旱灾，受灾地区达３１个县，受灾土地４２５。８万亩，灾民３９７万多人。
　　民国三十七年，又发生全国性大水灾，水灾遍及豫、鄂、湘、赣、皖、苏、闽、粤、桂、滇等省。其中湖南全省普遍受灾，洞庭湖周围１１个县，被淹土地２８０万亩，湖北３０余县受灾，８３０万亩土地被淹，灾民３７０余万人，福建早稻损失达５成以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民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在战争和人为的破坏以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得不到恢复，日益衰败。到民国三十八年，农村经济更加残破，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的民国二十五年下降了２４。５５％，棉花下降了４７。６％，花生下降６０％，整个农业生产量减少１／４②。广大农村一片凋零凄惨景象，田园荒芜，村落残破，生产极度衰败，农民朝不保夕，农村经济已陷于破产状态。
　　①　　 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3页。
　　①　　 孔经纬：《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 4期第 288、289 页。
　　在工农业生产衰退，社会经济处于严重崩溃的状况下，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直至恶化。
　　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速度，人们的实际收入大大下降。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有抗战前一年的２６。４７％，民国三十六年四月更降为２０。３４％，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再降至１７。１４％①。上海荣家福新二厂、八厂，如以战后民国二十五年的实际工资为１００，到民国三十六年只有７４。９％，三十七年更只有６９％②。公教人员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如成都小学教师民国三十五年月工资为１００万元，月工作时间为２５０小时，平均每小时只有４０００元，而当时寄一封信就要５０００元，喝一碗茶也要８０００元至１２０００元。由于城市中不少企业关闭，大批工人失业，民国三十五年，上海失业工人３０万，重庆失业工人６万，成都失业工人１０万，昆明失业工人５万。农村农民生活也极为悲惨，许多地方的农民以食野菜为生，饿死者时有发生。
　　在物价飞涨、经济崩溃、百业萧条、人民生活恶化的情形下，广大人民群众已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并起来反抗。民国三十六年，以上海为开端，全国４０多个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全国４００多个县的５０多万农民发动了起义斗争。城市中工人、学生不断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到处都有要和平、要自由、反内战、反饥饿的强烈呼声，国民党的统治已从根本上动摇。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的胜利
　　１。解放区的土地改革①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已达２４０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１／３，解放区人口１。４亿，约占全国人口的１／３。在解放区中，新解放区占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抗战胜利后初期，中共仍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特别是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开展了普遍的减租减息运动，以保护农民利益，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削弱封建势力的基础。同时，在新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汉奸、恶霸的控诉清算运动。
　　随着反奸清算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调动了解放区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他们进一步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已有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了土地。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为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对土地政策进行了改变。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把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改革政策。 指示 明确指出： 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 耕者有其田'.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 ① 指示 规定：要集中注意力向汉奸、豪绅、恶霸作斗争，使其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对富农应着重减轻地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对富农不能打击过重，等等。由于当时全面内战还未爆发，中共为了争取和平，在 五四指示 中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口号，对中小地主、富农仍给以较多利益，因此，这个指示还有不够完备之处。
　　②　　 中国人民大学政经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第 195页。
　　①　　 《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三联书店 1963 年 2月版，第 293页。
　　②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35页。
　　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随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投入革命斗争，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必须制订一个比较完整的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政策，使土地改革运动走向深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十月十日公布施行。其主要内容为：（一）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一切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
　　（二）废除土改前的一切债务。（三）实行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四）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中国土地法大纲》总结了中共长期土地革命的经验，既肯定了 五四指示 的正确方针，又纠正了它的不彻底性，是一个彻底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的新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指导下，各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②土地改革的进行解放区的土改，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民国三十五年五月至三十六年二月，为土改的展开阶段。在此阶段，各解放区执行了中共中央的 五四指示 ，解放区约有２／３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晋冀鲁豫解放区，至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已有２０００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东北解放区，有５００万农民获得了土地。
　　苏皖解放区，至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已有２４００万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土改。山东解放区，至民国三十五年底，已有９００万农民获得了土地。陕甘宁、晋绥等解放区的广大贫雇农也分得了土地。
　　第二阶段，民国三十六年二月至九月，为土改复查阶段。经过几个月的土改后，由于解放区还有１／３的地区未实行土改，在已经进行土改的地方，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方给地主的照顾太多，有的地方个别干部多占土地或占好地，有的地方中农土地受到侵犯，等等。为此，为巩固土改的成果，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起，各解放区普遍进行土改复查运动。通过复查运动，纠正了土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打击了地主阶级势力，解决了一些农民的生产工具问题。这些，为进一步进行土改，铺平了道路。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78、382 页。
　　第三阶段，民国三十六年九月至三十八年九月，为土改的进一步深入阶段。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施行后，各解放区在大纲的指导下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土改高潮。至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止，在全国已获解放的２１５０８万农业人口、５９０７万公顷耕地面积（内蒙古未计入）中，已有１２４６３万人口、３９１９万公顷土地完成了土改，分别占５７。９％和６６。３％，在已完成土改的耕地中，有没收分配的耕地２４６９万公顷①。
　　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行，基本上废除了解放区的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高涨，他们努力生产，积极参军参战，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２。解放区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①民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收复了许多地区，解放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拥有了一些城市。为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经济，中共中央比较重视发展工商业的问题。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要求要把发展城市工商业等作为党的重要任务②。中共中央在 五四指示 中，指出：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保护，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同样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 ③《中国土地法大纲》中也规定要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失掉了许多城市，但从民国三十六年（１９４７年）下半年后，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进攻，并开始陆续收复了一些城市。这年十二月份，中共中央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民国三十八年（１９４９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其中规定要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在此之前，这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指出： 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他还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民营工商业的政策。
　　①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173 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79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28 、1431页。
　　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政府保护、发展民营工商业的政策下，解放区的民营工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京市工业企业开业户数，民国三十八年比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年）增长了６０％。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石家庄解放时，全市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工厂有７００多家，私营商店１５００多家，一年以后，分别增加为１７００多家和２１００多家。天津市解放两个月，即有９０％以上的私营工厂开工，到民国三十八年底，天津和私营工厂、作坊达１１６００余家，比刚解放时的８９４３家，增加了２９％。青岛市原有私营工厂１０４８家，到民国三十八年冬，有１０４２家恢复了生产。上海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解放，到十一月，上海工厂已基本全部开工。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永利硫酸铔厂，刚解放时，工厂陷于停顿，后在人民政府提供贷款的扶持下，不但恢复了生产，而且还增加了产量。
　　总之，广大解放区工商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保护、扶持下，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②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大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和大官僚资本都发展到了最高峰，它们对国民经济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进行排挤打击，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进行剥削压迫，它们的存在束缚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把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大官僚资本，将其变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之一的重要内容。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大官僚的资本统统作为官僚资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八日毛泽东曾指示说： 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 ①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①根据上述政策，在新解放的地区，人民政府对于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大官僚的资本进行没收接管，没收接管后的官僚资本企业变成了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到民国三十八年底，人民政府共没收官僚资本企业２８５８家，拥有职工１２９万人，其中生产工人约７５万人。没收的大型工矿企业有：鞍山、本溪、重庆等钢铁公司１９个；抚顺、阜新、大同等煤矿，玉门油矿、中国油轮公司等石油企业，共１２０个；金属加工和化学加工厂６１２个；造纸厂４８个；纺织企业２４个。对交通运输业，没收铁路２００００多公里，机车４０００多台，客车约４０００多辆，货车约４７０００辆，各种船舶２０多万吨，铁路和船舶修造厂约３０个。商业方面，没收的垄断性的贸易公司几十家②。
　　通过对官僚资本的没收，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此外，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消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了中国历届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接管了被帝国主义长期控制的海关，没收或以其他方式接管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事业，其中英、美两国在华企业共１０００多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要就是在没收接管上述几种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据统计，民国三十八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业占全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８０。７％，国营工业已拥有了全国电力产量的５８％，原煤产量的６８％，生铁产量的３２％，钢产量的９７％，机器及机器零件生产的４８％，水泥产量的６８％，棉纱产量的４９％①。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以及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强大地位，为实现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323-1324、1457页。
　　②　　 李家植等编：《中国现代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页。
　　３。解放区财政金融的统一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和通货膨胀等的影响，解放区的财政收入减少，财政开支增加，财政遇到了严重困难。为克服这一困难，解放区一方面继续开展生产运动以发展生产，广泛开展反浪费、厉行节约、献金献粮活动。另一方面增加税收，在农业税方面，如华中解放区决定民国三十五年秋季公粮按全年征粮总数增加３０- ４０％，东北解放区规定每户每人平均收粮２００公斤以上者，征收２％至２５％的累进税。此外，工商税收也在增加，如东北解放区工商税收民国三十六年为东北币２３１亿元，民国三十七年为４６０３亿元，民国三十八年为７５４５８亿元②，尽管有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因素，但税收上涨的幅度是较大的。以后随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财政经济有所好转，对税收也进行了调整，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如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东北区将农业税总负担率调整为不超过收入的２０％。
　　在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同时，解放区加强了财政集中统一的工作。如民国三十五年九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财经会议决定成立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全区财政经济工作。晋察冀解放区设立了财经委员会，华中解放区设立了华中财经委员会，东北解放区设立了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等等，各解放区财政逐渐走向统一。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又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民国三十七年十月，该办事处正式改组为华北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华北、华东、西北各解放区的财政金融等工作，并在华东、西北分设财经分会。这样，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进一步走向统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解放区的扩大，新解放区也纷纷成立银行，如东北解放区有东北银行、大连银行等银行，冀热辽解放区有热河省银行（后改名为长城银行），内蒙古地区有内蒙古人民银行，中原解放区有中州农民银行，广东潮汕、东江解放区有南方人民银行，等等。再加上以前的银行，解放区银行众多，货币发行种类也多，造成了币制林立状态。为改变这种状态，解放区逐步实现币制和银行的统一。
　　①　　 《国民经济统计报告资料选编》，统计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8页。
　　②　　 《中国近代税制概述》，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2页。
　　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西北财经办事处将晋绥区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以西北币为本位币。民国三十七年五月，晋察冀边区银行与冀南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晋察冀边币与冀南币通过１Ｏ∶１的比价相互流通使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华北、北海、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币，作为华北、山东、西北等解放区的本位币，统一流通。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标志着解放区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已开始形成。民国三十八年，除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暂时保留外，其他各解放区的银行都先后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１９５１年，东北、内蒙、新疆也统一使用人民币。
　　解放区在统一金融的同时，对各解放区残留的各种流通券、法币、金圆券、银圆券等进行了肃清。对外币也进行了清理，禁止外币流通，并采取合理价格收兑外币。对金银也禁止买卖。对私营银行规定只能经营存放款、贴现、汇兑、代理收付、保管等业务。这些，对于整顿金融市场，确定人民币在全国的地位，产生了积极作用。
　　４。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的胜利及其意义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中，这种经济虽然在当时还很微弱渺小，但却是中国先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的一种经济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它在整个战时国民经济中还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对于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并取得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以后，随着解放区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断壮大，并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胜利进军，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中国进入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多种成分并存，并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的新的经济时期。新中国建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胜利，结束了以外国帝国主义经济、本国封建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为主导的旧经济，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其次，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胜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存在，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在中国近代化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胜利，将帝国主义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经济收归人民的国家所有，将其变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又没收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由于生产资料由人民掌握，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和发展，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再次，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各种经济成分中的领导、支配地位，使中国展现了一条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奔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结　　语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给我们以如下启示：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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